浩然(1932年-2008年2月20日)，中國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長篇小說《豔陽天》、《金光大道》、《蒼生》、《樂土》等。原名梁金廣，祖籍河北寶坻，1932年生於開灤趙各莊礦區，在薊縣王吉素村長大。中共黨員。1946年參加革命工作，當過8年村、區、縣基層幹部。 1954-1964年先後在《河北日報》、《友好報》(俄文)和紅旗雜誌社任新聞記者、編輯。先後任中國文化傳播發展促進會會長，中國作協理事，全委會名譽委員，中國大眾文學學會副會長，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市作協主席，三河市文聯主席及《北京文學》、《大平原》和《蒼生文學》雜誌主編。他於1949年開始練習寫作，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1956年，浩然以歌頌新人新事、充滿濃鬱泥土氣息的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步入文壇，引起文學界的關注。其後幾年中，又相繼出版了《蘋果要熟了》等三部短篇小說集。1964年底，浩然調北京市文聯工作，成為專業作家。他勤奮創作，作品連連。到1966年“文革”前夕，他共出版了10部短篇小說集、4部兒童文學集、1部散文集，並推出了他的代表作、120餘萬字的三卷本長篇小說《豔陽天》。
《豔陽天》一問世即引起強烈反響，讓浩然家喻戶曉。他收到中國各地熱心讀者的來信一萬餘封。後來，同名電影的上映更使這部作品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蕭長春、彎彎繞、馬小辮……小說中塑造了許多位個性突出、活靈活現的典型人物形象。1999年，麵向全球華人世界的香港<亞洲周刊>評選“20世紀中文小說 100強”，1949年至1976年的中國大陸小說，隻有浩然的《豔陽天》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榜上有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浩然還出版了長篇小說《金光大道》。經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度沉寂，浩然重返文壇，又相繼創作發表了中篇小說《彎彎的月亮河》、《趙百萬的人生片斷》和長篇小說<鄉俗三部曲>、《晚霞在燃燒》等一大批頗受稱道的作品。八十年代中期，他以一部反映新時期農村改革的長篇小說《蒼生》再一次令文壇矚目，被海內外媒體譽為“又一次崛起”。浩然一生創作了一千多萬字的文學作品，新華書店的統計資料顯示，僅在中國境內，浩然的作品就有50多種，發行一千多萬冊。他說：“寫農民、給農民寫是我自覺自願挑起的擔子，我要把這付擔子挑到走不動、爬不動、再也拿不起筆時為止。”他把對農民的深沉感情，都寫進了作品裏。
1997年5月，在北京市作家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浩然當選為北京作協主席，2003年9月後任北京作協名譽主席。浩然關心北京市的文學藝術事業，為發現、扶植、培養文藝人才，殫精竭慮。晚年，浩然舍棄京城的安逸與舒適，紮根基層，定居京東三河縣(現為河北省三河市)，致力於培養農村文學青年和鄉土文學作者，他把這一工程叫“文藝綠化工程”。他籌建三河縣文聯並出任主席，創辦並主編了旨在“讓蒼生寫，給蒼生看，抒蒼生情，立蒼生傳”的文學季刊<蒼生文學>。在浩然的努力下，短短六七年間，三河縣便形成了一個有聲有色的作者群，還出版了三河本地作者的文學叢書< 三河泥土文學叢書>。對於浩然不惜犧牲自己的創作時間而全力培育文學青年的行為，有人不理解，表示惋惜，浩然卻說：“我自己是從農村成長起來的，是業餘作者出身，因此我了解文學小苗最急需有人伸出熱情的手加以扶植。”他濃烈的“文學綠化情結”和甘當人梯的行動，受到京郊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的高度讚揚。
2002年11月11日，浩然因腦血栓再次複發住院，從此一直處於深度腦昏迷狀態。2008年2月20日，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浩然遺體告別式定於2月28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別室舉行，其骨灰與2006年去世的老伴一同安葬在河北三河市靈泉靈塔公墓。
人們在談論文革文化的時候，就不能繞開一個人，那就是浩然。在文革時期，浩然這個16歲入黨，32歲寫出長篇小說《豔陽天》、隻上過三年小學的農民子弟，創造了中國文壇的“奇跡，亙古未出現過的奇跡”(浩然語)。
十年“文革”中的浩然，大致上經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於對共產黨、毛澤東的感情，擁護“文革”，並“出於自己創作的衝動和激情”(浩然語)，先後寫出了長篇小說《金光大道》、《豔陽天》和一些短篇小說。第二階段為後四年(1973-1976)，由於《豔陽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青睞，浩然本人也在天橋劇場、釣魚台、大寨、人民大會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見並擬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豔陽天》被改編為同名電影(長春電影製片廠1973年出品，導演林農，主演張連文、郭振清、張明子、馬精武)。
1974年，浩然被江青“親自委派”到西沙群島前線體驗生活，回京後寫出了<西沙兒女>(詩體小說)。後又奉江青之命視察大寨並寫成《大地的翅膀》(報告文學)。浩然還參加了中共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四屆全國人大。1976年9月，成為文學界唯一參加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常以“文學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義參加外事接待、見諸報端，還曾出訪日本。
肖複興第一次與浩然見麵是20年前的事。“當時我和他應邀到天津給青年作家改稿，我們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層樓上，晚上沒有事我們就一塊聊天，那段時間我們過得很開心。”肖複興說，當年聽浩然的名字如雷貫耳，沒想他如此謙和、平易近人。肖複興和浩然相處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誠，“我們在聊天時不自覺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間發生的那些事。關於創作，關於自己對時事的想法，我能感覺到他當時的內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掙紮的。一方麵他在對過去所做的事進行反思，一方麵他要麵對未來，如何振作起來東山再起，介入新時期的文學事業。”肖複興說。肖複興還說：“他是個農民，他的一切錯誤或貢獻都是農民式的。”肖複興認為，盡管浩然的創作受當時政治觀念很大的影響，但他的創作始終心懷農民，關心民生疾苦。雷達得知浩然去世後頗為感慨。“他也是我關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對他的創作寫過專門的論文。”
在雷達看來，浩然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豔陽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學史研究價值和認識價值，“雖然帶有為當時政治服務和階級鬥爭色彩，但由於作者對中國農民的熟悉、人民意識，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還是有血肉的，頗為人稱道。縱觀他的創作，可見他是個有良知、有人民意識的作家。”雷達說。與此同時，鑒於浩然作品帶有的為當時政治服務傾向，雷達認為浩然是“十七年文學”最後一個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內的所有作品，給浩然的創作貼上了鮮明的標簽，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這對於一個真正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來說，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些，他是真誠的，也是不無固執的。”雷達說，“文革”後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創作了像《蒼生》等在內的一些頗有影響的作品。
梁曉聲與浩然沒有什麽交情，“我們也僅僅見過兩麵”，不過浩然的作品早為梁曉聲所熟悉。“早些年，作為知青我還在北大荒插隊時，就讀過浩然的不少作品。最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鵲登枝>。那時，為了掌握寫作技巧，我們一幫文學青年，還曾就浩然的一部兒童小說進行過研討，結果獲益頗豐。”據梁曉聲介紹，他與浩然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次飯局上見過一麵，“當時我和他挨著坐，隻在吃飯間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但透過話語，我能感覺到他是一個厚道的人，樸實而誠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梁曉聲看來，浩然在“文革”期間創作的包括《西沙兒女》在內的作品，的確與政治靠得很近，“但在那個時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時代所裹挾，這一點我能理解他。”
鐵凝認為：“浩然是中國五六十年代很有代表性的作家，我們這一代作家都對《豔陽天》印象深刻，他幾乎整整影響了我們一代人。”當記者問她如何評價浩然的文學價值?在鐵凝看來，浩然的作品雖然出現在特定的曆史時期，但是他的文學語言清新質樸，筆下的形象，比如滾刀肉，彎彎繞，鮮活，有生命力。“我相信，他對鄉土的眷戀是真摯的，深厚的。”
身為父親在外人眼裏，作為著名作家的兒子，是多麽風光的事。浩然長子梁紅野卻不這麽認為：“在我眼裏他永遠是父親，而不是什麽戴著光環的作家。”梁紅野說，他從小就看父親的作品，尤其喜歡《豔陽天》，少年時代曾經反複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讓我從中懂得了許多做人的道理。”身為作家，浩然並沒有要求子女將來和他一樣從事創作，“父親很開明，尊重我們的選擇。他常對我們說，不要老想著要大福大貴，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對子女最大的期望。”梁紅野說，父親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教會他當好長子，“小時候我很凶，總是和弟弟妹妹們鬧別扭。有一天，父親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作為大哥，你有責任和愛心照顧好你的弟弟妹妹，他們是你的親人。當時我不明白他說的話，後來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們兄妹至今都相處得很和睦。”
談到浩然，聽到最多的感慨是，“他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從對浩然或褒或貶的評述中，能感覺到，浩然已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曆史時期文化標誌的代名詞。解璽璋在博客裏寫了一篇懷念浩然的文章，有三百多條留言，其中很多人表示懷念從收音機裏聽《豔陽天》的歲月，還有不少人說，讀著《豔陽天》開始了萌動的青春期，批評的留言不足三十條。
浩然的遺願是最終沒有寫出“文革回憶錄”，他曾說過寫作動機，要“說清楚”自己“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解璽璋說：“可以看得出，那些批評他的大多不是從作品出發，而是指責曆史漩渦裏的他，可是，我相信，如果批評者真的讀了那些作品，而不隻是道聽途說，應該就不會輕易地把一個簡單的標簽，比如‘他的文學價值遠遠小於他的時代意義’貼在一段無比複雜的曆史身上。”
在浩然的追悼會上，一些從河北三河趕來的農民泣不成聲，大多說“他是一個好人。他真的是一個大好人”。最後解璽璋說，“試想哪個作家會把自己的時間騰出來給業餘作者呢，但浩然做到了，而且心甘情願，晚年他躺在病床上還幫他們改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