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之前，兩千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中，中華民族從來沒有被外族（當時的外族，現在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長期統治過；而宋朝之後，不到八百年的時間，中國被外族統治了四百多年。這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的？
為什麽要叫“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叫其他別的什麽運動？
為什麽運動的主力是十幾歲的學生，而不是文化界的飽學之士？
為什麽要破四舊，可以不破嗎？
為什麽不由政府組織專人專責破四舊立四新，而放任群眾去破除？
為什麽要打倒權威，可以不批鬥專家而讓他們自己反省嗎？
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義
——談談我對文化大革命的一點看法
渡癡禪師
一、引言
二、什麽是文化以及文化對社會群體的意義
三、文化為什麽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四、從“經典”到“山寨”——文革失敗了嗎？
五、未來的路在哪裏？
一、引言
這篇帖子所討論的內容，是絕大多數主流網站所不能接受的，而我又覺得這個話題很重要，是我們現在很多問題的起點與根源，而且很有可能這也將是今後一段時間社會演化的主要線索，所以我期望用直言不諱的方式闡述，以期和各位網友真誠探討。
前段時間在網上看了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在讚歎電影主角Andy所展現的意誌與信念的同時，對於Brooks老頭在假釋之後，無法適應監獄之外的自由生活，從而最終選擇自殺，感觸很深。Brooks習慣了監獄（他也隻能習慣），習慣了在別人的控製下生活，習慣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得到別人的批準；而在自由世界裏，沒有了獄警的指令，沒有了起坐行臥的各種規章製度，他反而無所適從了。原因在於，他在接受監獄控製的同時，也逐漸放棄了自我控製的權力，自我控製的能力也逐漸消失。最可怕的是，這一切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靈魂裏。所以，當“鎖鏈”成為一個人的習慣，那麽自由便與這個人絕緣。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習慣的奴隸，無論你身在何處，你都在你的習慣之中。習慣的力量很強大，要改變習慣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艱辛。這一點我相信大多數網友或多或少有一些“改變習慣”的經驗，如果沒有外力的強迫，依靠個人的努力去改變自己的習慣，說實話，並不容易。那怕是要改變睡懶覺這樣小小的習慣，如果沒有人監督，也是不容易成功的。當然，如果有人能隨心所欲地駕馭自己的習慣，那也就無所謂習慣了，用佛家的話說就是圓融無礙，不執不有，這樣的人已經不是普通的人了。
對於個人來說，習慣很難改變；對於一個社會群體來說，文化很難改變。下麵就來說說什麽是文化以及文化對社會群體的意義。
二、什麽是文化以及文化對社會群體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文化”也許是被濫用得最厲害的一個詞。似乎什麽詞語的後麵都可以加上“文化”兩個字，然後就好像變成了某種有格調的事務。什麽“飲食文化”、“校園文化”、“廁所文化”、“企業文化”、“網絡文化”、“手機文化”等等，隻要你願意，無論什麽東西，你都可以在後麵加上“文化”。有了這兩個字，你就可以在上麵作文章了。近年來所謂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此起彼伏，絡繹不絕。一時間，大字不識幾個的官員、商人們似乎突然就“文化”了起來。針對這種現象，老僧也來生造一個詞語——“文化”文化，用來形容這種“文化”帽子到處飛的現象。
那麽到底什麽才是文化呢？
《高級漢語詞典》對文化的解釋有三條：【1、考古學上指同一曆史時期的遺跡、遺物的綜合體。同樣的工具、用具、製造技術等是同一種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2、人類所創造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如“中國文化”。3、運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識，如“文化水平”】。這三條解釋，顯然都無法囊括我上文提到的那些文化相關詞匯，如“廁所文化”，用上麵的哪一條來解釋都不合適。我認為詞匯專家們過於注重文化的表麵現象，而沒有從本質上來定義這個詞匯。
文化的本質到底是什麽？對於這個問題，我有過長時間的思考。從試圖了解文革的時候開始，我就經常琢磨這個詞語。在這裏，我嚐試著對“文化”做一個簡單定義：文化就是指“一個社會群體的思維方式以及行為習慣”。其實思維也是一種行為。所以，文化可以更簡單的定義為“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依據這個定義，“仰韶文化”指的就是遠古時代，居住在仰韶的那個部落群體所具有的社會生活習慣。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遺跡其實是仰韶文化的文化符號，對於今人來說，這些符號起的作用，是將仰韶人的社會生活習慣信息傳遞給我們。因此，文化符號是文化信息的載體，除了物質的信息載體之外，也有非物質的信息載體，比如傳說、節日、慶典等。正因如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才有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說。那麽，根據這個定義，如何解釋“文化水平”這一詞呢？也就是如何將《高級漢語詞典》中的第三種解釋囊括進來？根據老僧的定義，“文化水平”就是掌握“社會群體行為習慣”的程度，文字是信息的載體，掌握與應用文字、知識的能力，其實是對文化符號的解碼能力。所以，如果說一個人“有文化”，那麽往往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這個人的行為習慣符合某個群體的整體特征，這通常用“文化素質”一類的詞來形容；另外一種解釋就是這個人具有解碼文化符號的能力，能夠理解某種文化的信息。
我們身上往往攜帶著某個群體的特征，但在脫離那個群體之前，自己不一定就清楚。在離開四川之後，我才知道自己身上原來還有“猴精”的一麵，時不時會冒出些 “小聰明”的行為來，最開始的時候對這個標簽耿耿於懷，但現在我明白了，這其實是在成長過程中，文化環境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記。當然，與“打左燈向右轉” 的惡劣後果比起來，老僧這點“小聰明”其實不值一提。依照我對文化的定義——文化是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那麽在巴山蜀水中成長起來的群族，為什麽就會形成 “四川人”的行為特征呢？群體的行為習慣往往與自然環境、曆史傳統密切相關。自然環境對人類的生產活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山”的人自然會形成“吃山”的行為習慣；“吃水”的人群也自然會形成“吃水”的文化傳統；“吃山”的人拜山神，“吃水”的人祭龍王,各有各的傳統。
四川作為一個標準的內陸盆地，中心地帶以丘陵平原為主，都江堰水利工程與成都平原相結合，造就了的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而盆地邊緣“難於上青天”的高山蜀道在阻擋了外界侵擾的同時，也阻擋了蜀人胸懷九州的企圖與視野。“小聰明”之所以稱之為“小”，主要就在於沒有大局觀、整體觀，拘於一時一地的“聰明”，所以謂之小聰明。大聰明得有大視野，然而，盆地之人，哪裏有“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機會。所以，川人的小聰明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由鼠目寸光的“小聰明”來指導，低著頭摸石頭過河，那就危險了。
從曆史傳統的角度來看，巴蜀文化深受道教影響，自從張道陵在青城山創立了五鬥米教之後，四川一直是天師道的傳教的重要區域。道家講求順應自然，無可無不可，這就造成了蜀人不執著於原則（實際上是不講原則），善於機變的性格特征；道家對生死的豁達態度，也在四川人身上有深刻的體現。去年汶川大地震，很多人都對四川人在那種悲愴的情況下，仍然能展現出豁達與幽默感到不可思議，但如果用道家思想來審視這些現象，其實這些就很好理解。搜索了一下網絡，發現從四川成長起來的古今曆史名人，如李白、蘇東坡，現代的陳毅，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豁達，另外還有一位也不得不提，那就是鄧小平，如果沒有某種程度的超脫，要三落之後再三起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另外的名人如巴金、郭沫若，他們身上展現出來的機變性格也是相當明顯的。所以，豁達、機變、油滑、小聰明大概是我們四川人擁有的群體特征吧，而總設計師能集這些特點於一身，殊為不易。
要研究某一地區的文化特征，需要搜集大量的信息，然後才能準確分析，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更沒有必要去這樣做。這裏隻是拋磚引玉，簡單的說明一下我對“文化”的理解。所以難免有不周全之處，敬候大家指教。
簡單的談了一下對文化的理解，接下來再談談文化對於一個社會群體，具有怎樣的意義。
上文中將文化定義為“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在這個定義中有兩個限定詞很關鍵，一是“社會”，二是“群體”。“群體”表明文化描述的是宏觀對象，而不是某一個具體成員的行為特征；而“社會”表明“群體”是以結社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群體成員彼此之間具有廣泛的聯係。所謂習慣，乃是因“習”而“慣”，也就是說習慣其實是長時間社會實踐（“習”）的產物，也可以說是社會群體曆史活動的產物。那麽，文化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到底起什麽作用呢？
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隻要它具有某種程度的整體性，就必然包含有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大到國家，小到一個家庭，莫不如此。政治結構確定群體內部成員的組織架構；經濟模式反應群體如何向環境索取資源，然後向群體成員分配所獲取的資源；而文化傳統則是群體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的關鍵。簡單的說，文化就是一個社會的遺傳基因。
這裏就不再詳談政治、經濟等要素，重點談談文化。
我們的後代在行為習慣上之所以與我們有相似性，那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代代相傳的文化環境之中，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他們不可避免的要接受文化賦予他們的曆史信息。我們之所以與我們的後代有代溝，則是因為文化基因的變異，而有些變異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於是溝通就產生了困難。
文化是社會群體的遺傳基因，如果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核輻射對生物DNA的影響），那麽為了適應變化了的環境，文化的變異也是必然的。額外提一下，文化的環境除了自然環境之外，更重要的環境就是政治結構與經濟模式，當政治結構和經濟模式發生變化，文化的環境也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三、文化為什麽需要革命，如何才能革命？
文化為什麽需要革命？或者說是什麽原因導致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群體行為習慣？一般來說，是環境。環境的改變，必然導致行為習慣的改變，這是生物適應性在社會生活中的體現。
前文提到，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都包含有“經濟、政治、文化”三大要素。這三大要素中，“經濟”是社會群體獲取資源並分配資源的模式；政治決定著群體的組織構架，也就是規範群體成員之間的相對位置關係；而文化是群體的行為習慣，是群體代代相承的遺傳“基因”。這三大要素相互影響，彼此作用，最終會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平衡態，這時候整個群體就會保持穩定與協調。對於人類的價值取向來說，我們當然都期望社會穩定和諧，如同人總是期待健康長壽一樣。
那麽，環境一般是如何改變的呢？這裏不談自然環境，隻討論社會環境。人類通過勞動，從自然環境中獲取資源，隨著勞動經驗的積累，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逐步加深，獲取資源的手段越來越豐富，利用資源的效率越來越高，於是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都在改進，於是勞動方式也隨之改變，因而勞動的組織模式也相應改變；隨著勞動組織模式的改變，勞動產品的分配方式也隨之改變，從而生產關係改變。而生產關係的改變，必然導致社會群體政治結構的變化，也就是說群體成員的社會地位出現變化，而這種變化必然導致群體行為習慣的變化，於是社會文化發生改變。也就是說，文化革命，是經濟、政治革命之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個人意誌無法阻擋。
下麵我從兩個方麵來討論文化為什麽需要革命：從曆史的角度看，傳統的禮教文化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新中國之前的百年恥辱是千年前程朱理學結出的苦果；從社會未來的發展趨勢看，社會主義的平民文化是人類的必然選擇，這種趨勢已經在某些領域得到了初步展現。
在宋朝之前，兩千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中，中華民族從來沒有被外族（當時的外族，現在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長期統治過；而宋朝之後，不到八百年的時間，中國被外族統治了四百多年。這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明朝延續了276年，從辛亥革命成功到現在，共98年，總共加起來也不過374 年的曆史。也就是說，宋朝之後783年的曆史中，中國大多數時間其實是少數民族在統治。從“澶淵之盟”開始，一場卑躬屈膝、委屈【求和】的曆史大幕也就拉開了，此後幾百年的時間，除了明朝部分時間以及後來的極左時代，中華民族再也沒有堅硬、挺拔的站立過，“求和”是宋朝之後中華曆史的主旋律。
在千年盛世的奧運會開幕式上，張藝謀大師在季羨林國寶的建議下，抬出了孔子，用京劇的花腔朗誦《論語》，讓我以為是在封禪台下聽嶽不群演講，最後張大師讓演員們氣勢磅礴的打出了一個“和”字。真是好創意，將宋朝之後的傳統文化展示得淋漓盡致。和，相應也，從口，禾聲。“口”裏有“禾”，也就“美”了。這還真是形象，隻要喂一把苗，就可以讓“我們”這些順民和和氣氣、老老實實的過下去。“和”真是一個好東西，“和美，和睦，和諧”；“和平，和氣，和悅，和煦”；還有“溫和、祥和、平和”；當然，還有“和親、議和”。“和”確實是個好東西，但一變成“求和”就不好了，其實很多東西都這樣，越是覺得它好，越是覺得它給你舒服，就會越是習慣於它，然後就越想擁有它，於是你就受製於它，最後就變成了它的奴才。
最近看了不少與文化相關的資料，其中也包括今年很火的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炮灰團”團長的一句台詞讓我印象深刻：“中國人愛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為了避免他的部下習慣“安逸”，龍團長不停的“折騰”他的隊伍，故意找事，挑釁鬼子，讓日本人炮擊他自己的陣地，讓他的戰士時刻生活在恐懼憂患之中。如同魯迅在呐喊自敘裏麵所講的一樣，將鐵屋子裏麵即將在昏迷中悶死的人喚醒，讓他們在痛苦中掙紮，好歹會有一點希望。魯迅鐵屋子裏麵的“呐喊”，與炮灰團長陣地上的“折騰”，想要表達的意思應該是同一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愛安逸”隻是觸到了中國文化的表皮，深入骨髓的其實是順民文化。滅掉自己心中的“人欲”，歸順“天理”，然後“天”就會讓你舒舒服服、安安逸逸的過日子。 “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能在宋朝得到空前發展，是有政治基礎的。趙匡胤陳橋兵變，然後黃袍加身，搞了一係列小動作，始終覺得有些忐忑，深怕部下有樣學樣，於是接著玩了一套“杯酒釋兵權”的把戲，讓開國將軍交出兵權，國家則給他們豐厚賞賜，允許他們買田買地先富起來；後來又實施禁軍頭領年輕化的政策，選用資曆淺、個人威望不高的人擔任禁軍將領，這些措施基本上滅掉了他的部下黃袍加身的“人欲”。不幸的是他還有一個弟弟趙光義，於是也就有了“燭影斧聲”這段公案。當然，通過“黃袍加身”或“燭影斧聲”上台的人，對別人的“人欲”總是盯得比較緊的，生怕別人和他們一樣急不可耐的壞了“天理”的規矩，於是“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就應運興旺了。終宋一朝，其政治製度的設計都是用文官箝製武將，放縱文官腐敗，又用數量龐大的禁軍對朝廷的高級文官們形成製約。趙匡胤首創了向部下“購買兵權”的行為，而他的子孫則發明了用“歲幣”購買“和平”的創舉。沒有仔細去查資料，也不知道宋朝用“歲幣”到底贏得了多少年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整個宋朝，修文偃武，以理學教化天下，去百姓之人欲，存皇權之天理，將中華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閹割得一幹二淨。縱觀這段曆史，皇權需要的是順民，於是就產生了造就“順民”的“文化”——程朱理學。
順民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安分，守規矩，一旦認可了自己的奴仆地位，剩下的就隻有服從。對於皇帝老爺來說，這樣的老百姓太可愛了，於是時不時地扔出一些 “節婦”、“貞女”、“孝子”、“忠勇”的牌坊，強化順民們的奴仆意識；“父母官”們則代天巡狩，“教化”地方；宗族的族長們則為一族之長，謹守家法族規；他們以“祠堂”、“牌位”、“祖墳”等文化符號作為宗法製度的物質象征，以“宗族家法”為執行手段，將道德規範法律化，用家族的暴力維護封建道德；用皇權的法律維護地方秩序。而超越法律和道德的就是高高在上的“禮”，或者說“天理”，具體而明晰的“天理”就是“綱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要臣死，父要子亡”都是可以不講原因不講條件的，因為這是“天理”。綱的本義是指提網的總繩，將“綱”用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實質就是造就仆從關係、依附關係，臣依附於君，子依附於父，“主”支配“仆”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仆人自己不得擅自決定自己的一切，因為仆人的一切都屬於主人而不屬於自己，這就是封建綱常理論中人際關係的“天理”，而不甘心於仆從地位想自己做主則為“人欲”。存“天理” 而去“人欲”，就是要仆人們“守規矩”，老老實實的將自己的一切供奉給君父處置，由他們生殺予奪，無怨無悔。那麽對於個人、對於仆從，儒家禮學設定了怎樣的發展道路呢？那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的“格物致知”其實就一個字——“熬”，在仆從位置上慢慢曆練，耐心等待，“熬”得久了，也就明白了仆從們的“天理”，然後就端正自己的態度，收起心猿意馬的“人欲”，“誠意正心”的等待“十年媳婦熬成婆”，成為更高一級的奴仆，從而修齊治平。仆從們的終極位置是治國平天下的肱骨之臣，但再“肱骨”，君還是君，臣還是臣，再進一步就亂綱常了。所以，“三綱五常”實際上是 “順民培訓綱要”，而天子、父母官、族長、家長則是“順民培訓生產線”。另外，“三從四德”的母親對於“順民生產”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個民族的解放首先是婦女的解放，對母親的解放，當然這是題外話，就不多說了。順民的培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苦熬，才可以從身到心的塑造出一個合格的恭敬守禮的“正人君子”，所以後來李贄主張“童心”，提倡“真心”，徹底顛覆“苦熬”的“格物致知”，完全擾亂了順民培訓流程，以至於衛道士們不得不利用皇權鎮壓學術，李贄大概是中國古代唯一因為堅持學術真理而死的人吧。
“順民文化”扼殺了民族的創造精神，扼殺了個體成員的自主精神。順民不是不怕死，而是不敢為自己做主，也不知道怎樣為自己做主，一旦沒有了 “君父”的指示，就隻能如失去頭羊的羊群一般，一盤散沙般聚在一起亂哄哄的苦中作樂。在引言中我提到了電影《肖申克的救贖》，其中Brooks老頭被假釋後，因為失去了獄警們的指示，失去了監獄的鎖鏈，他也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所以，由“監獄文化”培訓出來的“順民”，是沒有辦法擁抱心靈的自由的。因此，Brooks有勇氣自殺，卻沒有勇氣按自己的意願生活。當“順從”成為一種習慣，“獨立自主”就會與之絕緣。沒有獨立精神，那麽也就隻能依附，可以依附的對象為“綱”，然後讓“綱”為自己做主。禮教文化以“三綱五常”為綱，以培訓“守禮”“守規矩”的順民為目的，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穩定，也扼殺順民們的自主意識。當沒有外患時，禮教是社會內部最好的“維穩”工具；而一旦麵臨外患，禮教就成了漢奸奴仆的生產線。漢奸是什麽？不過是“以洋人為綱”的“順民”罷了。在舊中國，禮教如同一張大網，將所有的人都籠罩其間，順之則生，逆之則亡，最終塑造出一個所謂“禮儀之邦”。宋朝“禮儀之邦”之後的783年，華夏民族體會得最多的東西是什麽？是【求和】，是【苟安】。念古思今，有一種悲憤又要迸發出來了，還是打住吧。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不再是世界的唯一，天朝大國的夢被喚醒，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幾百上千的洋人就可以在擁有四億國民的土地上橫衝直撞，八個國家的流氓拚湊出來臨時隊伍就可以將老佛爺趕得東奔西逃，這不就是屠夫進羊圈時的情景嗎？羔羊們咩咩的四處躲閃，看著同類被宰殺，躲在後麵企盼老天讓自己苟活。幸好中國足夠大，幸好還有一些“愚蠻之輩”沒有被禮教“開化”，幸好還有一些不懂禮儀不守規矩的下裏巴人存在，不然一個四億人口的國家被幾千人徹底征服，那我們這些後人羞也要羞死。即使死了，我們又該怎樣麵對那些“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先人？開放的世界裏，那種以製造順民為目的的文化，不徹底革命行嗎？
上麵從曆史的角度談論了一下中國傳統的禮教文化必須“破”。
下麵我就試著從社會發展的趨勢上，談談為什麽社會主義文化必然會“立”。要談社會主義文化的必然性，須先談談社會主義的必然性。
以前曾經寫過一篇帖子，討論社會發展的趨勢，我在這裏簡單的重複一下。
我認為，全球一體化與社會平民化將是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這個發展方向是工業文明的必然結果。為什麽這麽說呢？工業化導致了交通工具的變革，從蒸汽機輪船到現在的空客A380飛機，交通工具越來越發達便捷，也越來越便宜，人們出行的時間成本與經濟成本都大為降低，因此交通工具的革命將地球縮小了，“地球村” 的說法就是對這個結果的最形象描述；工業化另外一個成果是通訊技術的高速發展，從飛鴿傳書到電報電話，再到現在的3G手機，人們相互之間的信息溝通能力越來越強，而信息的溝通是人與人之間強化聯係的必要手段。在交通技術與信息技術的聯合作用下，世界資源配置的全球化也就成了必然，所以全球一體化必將是人類發展的趨勢，盡管這個過程會有反複、有抗爭，但大的方向無法改變。
至於社會生活的平民化，我想多談幾句。工業化有兩個特點，越是大規模生產，製造成本越低；分工越細，效率越高。在這兩個特點的推動下，所有的工業產品設計都必須麵對最大多數的人群，或者說，所有的產品從設計開始，都是要以大規模生產為目標的。用更簡單明了的一句話來總結：工業化的動力和結果都在於產品的“平民化”。工業化本身是資本追逐利潤的結果，資本追逐利潤的本來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平民化，而是為了維持和鞏固資本精英的地位。工業產品的“平民化”，表麵上看隻是資本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而采取的一種“媚俗”行為，但內涵並不是這麽簡單。所謂“媚俗”，就是要將“俗人”的意誌擺在第一位，要投“俗人”之所好，想“俗人”之所想，以“俗人”的意願為中心，大規模“媚俗”的結果就是社會凸顯“平民”的意誌。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平民意識興起，成為社會主流。在平民意識的推動下，“平民化”也就成了社會發展的方向。在平民意識的推動下，平民們並不滿足於僅作工業產品的“上帝”——顧客，他們會得寸進尺，想得到更多（可以參考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平民意識從工業產品擴展到了社會的方方麵麵，政治、經濟全方位的平民化，這才是平民們所需要的。因此，全方位的平民化，也就成了社會發展的一個方向。
平民化最核心的東西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傾向於平民，也就是傾向於人民大眾；而要保證這一點，其前提條件是平民在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中必須有發言權，必須能做主；這也就是說“平民民主”是社會平民化的必然要求。
怎樣才能實現平民民主？實現平民民主的最重要目的是為了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取得發言權。如果民主不能對社會資源的分配產生作用，那麽這樣的民主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所以私有製下的民主隻是一句空話。要想實現真正的民主，大部分社會資源就必須屬於社會全體（也就是所謂的公有製），這樣民主才有作用對象。所以說，生產資料公有製是平民民主的前提。要保證生產資料公有製能夠始終存在，則需要有相應的政治措施加以配合，所以社會主義的政治體製是公有製的前提。
說了一大通，其實不過是一句老話——社會主義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什麽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製，加上人民民主的體製就是社會主義製度。而要實施人民民主，前提就是人民必須具有自己作主的意識，否則，人民民主是實施不起來的。
前麵說了，傳統禮教是培養順民的文化，而順民最大的特點是安分、守規矩。規矩守得久了，規矩就成了習慣（對於群體是文化）。習慣“規矩”的人就像習慣身上的枷鎖一樣，他們會忘掉枷鎖之外的自由空間。讓一群習慣“君為臣綱”的人突然起來自己給自己作主，沒有了“綱”他們會無所適從。所以，人民民主首先得培養人民的平等自主意識。有了主人翁精神，他們才會有當家作主的意願，才會正確使用手中的民主權力。要培養人民的自主意識，需要一種平等自主的文化環境。於是，在文化領域內破舊立新也就成了必然的選擇。
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可以更簡單的說明文化革命的必要性，那就是政治、經濟領域都完成了革命改造，而作為傳承社會群體習慣的文化，又怎能保持不變呢？1954通過了第一部憲法，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十年之後才開始進行文化領域的改造。我認為這也是毛澤東的一個思考過程，他並不是一開始就認為文化革命“是完全必要的”，而是經過長久的思索才得出的結論。
那麽如何才能在文化領域內進行革命？
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封建禮教文化，是以培養順民為目的的文化。而要實施社會主義民主，需要的是平等自主的平民意識。文化傳統與社會對文化的需求是矛盾的。要解決這個矛盾隻有兩條路，要麽複辟政治、經濟製度，要麽變革社會文化傳統。當然，有人也許會問，可不可能既不複辟政治經濟製度，也不改變文化傳統，這樣兩全其美豈不更好？不可能。為什麽？因為文化是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也包括政治、經濟領域內的行為，如果不變革文化，在文化的強大慣性下，政治、經濟的複辟是遲早的事。中國為什麽會出現300年曆史周期律？原因就在於每一次改朝換代，其實都隻是在政治、經濟領域內折騰，換方丈不換廟宇，甚至連和尚都不換。每一次都不會影響到“大成至聖文宣王”的地位，孔儒們一直牢牢掌握著“教化天下”的權力。所以說，兩千多年來，從來就不曾在文化領域內發生過真正徹底的革命。五四運動雖然意義深遠，但範圍局限在知識分子之中，而知識分子也深受文化傳統影響，不可能具有徹底性。另外，當時的政治、經濟全都掌握在“綱常”們的手裏，五四運動也不可能真正成功。但五四運動可以算成是文革之前的一個預演。
一直以來，對於文革的起因有很多種說法。潑汙水的人認為文革是為了政治鬥爭，是為了打倒某個政治對手而采取的卑劣方法。事實上，以毛澤東當時的職務以及威望，有誰能動搖他的地位？又有誰是他不可輕易擊倒的對手？如同傳言中所說：他隻用一根小指頭就可以打到某人。既然是開一個會、講幾句話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為什麽要發動一場全民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整整持續了十年？可能有人會說，這是因為他虛偽，不願意自己出麵不願意承擔整人的責任。大謬不然。對於一個敢為秦始皇翻案、公然提出“反右陽謀”論的人，縱觀他的一生，何曾害怕過別人的批評詆毀？某些人為了妖魔化他，一方麵把他塑造成一個橫行無忌的霸王，另一方麵又將他描述成縮手縮腳的小媳婦，兩種截然矛盾的形象居然被他們糅合在一個人身上，這種顧頭不顧尾的做法真讓人好笑。另外一種說法，就是文革主要是為了“反修防修”。這個說話有一定道理，但並不準確，因為這隻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且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我認為不在政治，而在文化。因此，有幾個問題必須搞清楚。
1、為什麽要叫“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叫其他別的什麽運動？
2、為什麽運動的主力是十幾歲的學生，而不是文化界的飽學之士？
3、為什麽要破四舊，可以不破嗎？
4、為什麽不由政府組織專人專責破四舊立四新，而放任群眾去破除？
5、為什麽要打倒權威，可以不批鬥專家而讓他們自己反省嗎？
這些問題在我的腦袋裏或長或短的盤桓過，下麵是我自己的答案，不一定對，隻能算一家之言。
1、對於為什麽要叫“文化大革命”，我曾經疑惑很久。
為什麽要在革命前冠以“文化”兩個字？為什麽不叫革新而叫革命？如果隻是一場政治運動（事實上現在絕大多數人都將文化大革命當成一場政治運動），那何必要在前麵加上“文化”兩個字？以毛澤東在哲學、社會學、政治上的睿智，我相信這兩個字不是隨心所欲加上去的。
經過前麵的分析，我現在明白了，這確實就是一場文化領域的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除舊立新，造就嶄新的文化，使之與社會主義製度相適應。人類第一次擺脫了剝削製度，而此前的所有人類文化，都是在剝削製度下產生和發展的。所以，文化領域內的變革也應是顛覆性的，隻能稱為革命，革新兩個字無法說明這場顛覆性的變革。
2、最開始我感到很奇怪，認為既然是文化領域內的事情，為什麽不讓文化人來幹這件事？不讓成年人來做這件事？而要讓十幾二十歲的青年來推動這場意義重大的運動？現在想來，除了那些受舊文化影響較小的孩子，還有誰能完成這個任務？
魯迅筆下的少年閏土多麽機靈活躍，而幾十年之後的老年閏土則木訥呆板的開始叫魯迅“老爺”。文化是人成長的環境，所有的人都潛移默化的受其影響。文化人更是在傳統文化中浸淫很深，他們是沒有能力在文化領域內做到破舊立新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由舊文化熏陶出來的，讓一個人自我鞭撻很難。而當時十幾歲的學生則不一樣，他們雖然也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但他們是受舊文化汙染最少的。憑著年輕人的熱情，他們有勇氣衝破文化的樊籬，達到破除舊文化的目的。所以毛澤東接連八次接見紅衛兵，對於一個喜歡哲學思考、討厭迎來送往的領袖來說，這是不同尋常的。
3、最開始，老僧對於文革破壞了一些文物是頗為心疼的。為什麽一定要砸爛呢？難道不能送博物館保存起來嗎？現在想來，有些東西確實沒有必要全部都保留。如果將當時所有的神龕牌位都放博物館去，那全國不知道需要建多少座博物館。絕大多數四舊物品其實都沒有文物價值，然而它們的存在對人們的精神桎梏作用卻相當大。當神龕、牌位這一類東西被砸時，那時候的老人們以及家長們，他們可是覺得孩子們在褻瀆祖宗、冒犯神靈，一邊呼天搶地，一邊悲痛欲絕。這是為什麽？因為這正是砸在了他們的精神枷鎖上，這枷鎖已經成為他們的一部分，任何冒犯這些精神符號的行為，都是對他們本身的侵犯，所以他們悲痛傷感。祖宗牌位實際上是封建宗法製度的圖騰，一旦接受了他，也就接受了它所代表的規則，並且往往會成為圖騰的維護者。舊中國時代過來的人，大都是舊文化圖騰的護法使者，盡管那些牌牌並沒有手腳，但它們有強大的精神控製力。正是這種控製力，奴役中華民族的精神幾千年，讓中華民族變成了乖乖待宰的羔羊。不破，行嗎？
4、放手發動群眾去破四舊，目的並不是為了砸爛那些文化標簽，而是為了通過這個過程，破除人們心中的鎖鏈。隻有自己，才可以解開自己的心結。封建禮教的枷鎖，長久的存在於人們的心中，很多都已經成了神聖的禁忌。要破除禁忌，非得自己親自去“冒犯”自己心中的禁忌，然後才可以破除。政府當然也可以組織專人去除四舊立四新，但這樣很難達到幫助人們破除精神枷鎖的目的。
5、以前，對於文革中批判所謂的“反動權威”不以為然，覺得這完全沒必要，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可能都是無辜的。但現在明白了，對於某個人來說，也許是無辜的，但對於一個群體來說，他們就是一個標牌，如同四舊裏麵的神龕一樣，成了廣大群眾心中的禁忌，而這種禁忌的存在，就是一種枷鎖。所以，凡是與舊文化沾邊的“權威”，一旦“權”了“威”了，一旦成了某種文化的圖騰，那麽為了要破除群眾心裏的禁忌，也就隻能委屈一下他們了。盡管他們本身並不一定有錯。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但答案都離不開“文化符號”以及其象征的“文化意義”，“文化意義”所代表的“精神枷鎖”。一旦想到宋朝以來中華民族的種種災難，我就覺得為了破除順民文化，我們所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熟悉的網友可能經常會看到我反儒家，其實我反的隻是“孔儒”，也就是孔子——周敦頤——二程 ——朱熹這一條線下來的儒學。
四、從“經典”到“山寨”——文革失敗了嗎？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延續十年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無論正確與否，它都是曆史的存在。誰也無法否認這一點。這一場運動，不是哪一個人的，它屬於曆史，它也屬於世界，它是世界上第一場大規模的文化革命運動。無論是肯定它或者是否定它，它都是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發生在中國。這些都是基本的事實。至於成功與否？這要看它發起的目的以及留給曆史的結果。達到目的，則成功；沒有達到目的，則失敗。那麽，文革成功了嗎？好象沒人肯定這點。文革似乎是失敗了。但真是這樣嗎？
我先不回答成功或者失敗這個問題。我先留兩個問題在這裏。第一：中國還是“禮儀之邦”嗎？第二：現實生活中，誰是你的偶像？你臣服於誰？
不知道具體從什麽時候開始，中國流行一個詞語叫“山寨”，在很多經典的東西前麵加上“山寨”兩個字，往往就意味著惡搞或者仿造。最初好像是指深圳仿造的那些名牌手機。現在“山寨”已經堂而皇之的成了一種文化，去年甚至有人籌劃“山寨版春晚”。那麽“山寨”的本質是什麽？我認為是大眾對“經典”的睥睨。我這裏說的“經典”是指正統的、權威的、主流的事物。陳凱歌幾年前曾經拍了一部自認為很有內涵的電影《無極》，按照他的想法觀眾應該對他的電影頂禮膜拜，影評人會充分發掘他電影裏麵的象征意義，然後成為一部劃時代的作品。可誰知惡評如潮，最可恨的是還遭到胡戈惡搞，編輯成了《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而饅頭血案反而激起網絡下載狂潮。最後搞得我們的陳大師不得不為了顏麵，裝腔作勢的要控告胡戈。但惡搞鋪天蓋地，大師們要告又怎麽告得過來？而今，山寨文化又興起，到處都是“山寨版”。什麽山寨白宮、山寨筆記本、山寨法拉利、山寨白宮、山寨蘋果....。凡是有經典的地方，往往就有山寨。山寨文化本質上屬於大眾文化，山寨文化的興起，實際上就是平民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體現。要真講“山寨”，文革中的山寨可能更多，比如什麽“山寨詩人”、“山寨導演”等等。
回到上麵的兩個問題。對於那兩個問題，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中國不再是禮儀之邦，骨子裏麵再也沒有了以前那種“溫良恭儉讓”，失去的不僅僅是“禮儀”，還有“禮儀”背後的精神鎖鏈。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大多數人都已經失去了偶像，沒有誰可以讓我們臣服。精神上的平等，才可以彼此尊重，誰也無法淩駕在別人頭上。盡管有時候我們可能表現得恭謙，但這種恭謙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實際上，我想要問的是：誰還把自己當成別人的仆從？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人，但至少我沒有遇到過。本來，毛澤東是最後一尊偶像，但在某些人的幫助下，他被打得粉碎。正是這最後一尊偶像的倒掉，成就了他畢生所追求的社會平民的思想大解放。他一生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解放了960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第二件事是解放了9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的思想枷鎖。
文革之後，文化精英們丟棄了清高，什麽坑蒙拐騙的事情都敢做；普通老百姓舍棄了卑謙，對哪一個精英大師都敢惡搞、作弄；於是大家都處於同一水平線上。毛澤東作為最後一尊偶像被打碎，平民文化從而得以建立。
文革失敗了嗎？沒有。從打破禮教思想束縛，建立平等意識、自主精神，奠定平民文化的基礎上來看，這些目標都達到了。上文中將禮教文化比喻成監獄，文化大革命其實就是中華民族在精神領域內的一次集體越獄行動。
中國人民站了起來，中國人民甩掉了精神枷鎖，中國人民得到了從內到外真正的解放，這就是毛澤東一生所做的事情。其實他隻做了一件事情——解放中國人民。先解放身體，然後解放思想。文革失敗了嗎？文革成功了。
五、未來的路在哪裏？
鍾擺已經拉起，平衡點已經被他老人家重新設定。沒有公平，就沒有安寧；沒有人民民主，就沒有社會和諧。失去鎖鏈的百姓，不再是順民；今天的社會不和諧，歸根結底來源於四個字“造反有理”。想要撲殺這幾個字已經來不及，因為它已經融入到刁民們的文化裏。想要重新塑造一種新的仆從文化，時間也已經不允許。再說，誰還敢象他老人家那樣大規模的發動群眾來創立一種新文化？如果不發動群眾，新文化又如何普及？於丹們是徒勞的，即使她的書能賣幾百萬冊，可震撼力哪能與親手砸碎“孔夫子”雕像相比。所以祭孔拜孔、大辦孔子學院等等，都已經來不及，不等他們重新起來，可能就已經倒下。
未來的路到底在哪裏？
四個字——人民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