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西安事變新探》，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月初，中共中央意外得知兩廣發生事變的消息，當即轉告王以哲：“據報粵桂軍揭抗日反蔣旗幟，組抗日革命軍，陳濟棠總司令，李宗仁副司令，桂軍夏威部未遭湘軍抵抗，七日進占衡陽，粵軍張達部將與夏會合，繼續北進。”“此間擬派代表南下聯絡。”《周恩來致王以哲電》，1936年6月9日。王以哲也明確主張中共方麵應當派人前去西南活動。
這種情況頗使中共中央感到振奮。中共中央除迅速選派聯絡人員交王以哲送出，分別派往兩廣和河北宋哲元等處進行聯絡外，立即開始籌劃和部署西北發動的實施步驟。毫無疑問，對於西北國防政府計劃的發動來說，西南的反蔣發動是對西北發動的最有力的支持。一旦西南、西北乃至華北同時舉起“抗日反蔣”的義旗，南京政府必將難以招架甚至分崩離析。因此，中共中央專門通電二、四兩個方麵軍的領導人稱：中國革命已經開始進入“抗日討逆的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西南的發動就是這一新階段開始的標誌，它“可以得到最廣大的最複雜的各種抗日反蔣的力量的擁護，從共產黨起一直到帝國主義，可以發展到最廣泛的抗日討逆的統一戰線的創立”。“我們的策略是在使這次發動持久擴大，充實而轉變為全中國人民武裝抗日的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而共產黨在目前階段最重要的任務，“首先是加速西北的發動來響應與配合這一發動”。
在6月12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導人更進一步提到了以西北發動響應西南事變的問題，有人明確主張：推動張學良加快發展，加強對兩廣的工作，同時還要加強加速西北抗日反蔣運動的發展，事情很清楚，“西南若惡化，對西北發動有困難”，因此“戰略方針要適當的考慮”。毛澤東也認為：西南事變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大推動力，已經成為目前中心的一環，對西北發動有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西北發動可提早時間”，當然要選擇適當的時機，並以勝利為前提。
據此，中共中央決定提前西北發動的時間，並將前此與張學良商定和進一步向張學良提交的計劃書內容，於6月16日詳細上報共產國際請求批準。電稱：
我們與東北軍間的統一戰線上層方麵，業已堅定了張學良抗日反蔣的決心。……西北國防政府的局麵，目前因兩廣的發動，華北宋哲元與四川劉湘等的醞釀，西北發動有加快的必要。……寧夏、青海方麵是打通我們與蘇聯地理關係的重要關鍵，目前還沒有有利的情況，然而以紅軍與東北軍兩個西北主力起而舉事，西北局麵已能控製，西北國防政府已有他堅定的基礎了。……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的局麵，西北的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大體以紅軍一方麵軍經於甘北，二、四方麵軍經於甘南，以東北軍一部入蘭州，解決朱紹良，並控製蘭州到哈密要道。因黃河的障礙，在結冰以前紅軍沒有辦法出至黃河以西或以北，因此隻能使用東北軍。西北國防政府應以蘭州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推張學良，我們則任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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