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進入新世紀以來，當代中國社會思潮激蕩，觀念紛呈。各家各派思想理論浮出水麵，競相發言，你來我往，煞是熱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思潮已不滿足於自身存在的權利，而要爭取成為“主流”或“正統”，竭力擴大自身的影響。不同思潮之間有時也會出現隔空對罵、兩軍對壘甚至短兵相接的態勢。
在各種思潮的交鋒過程中， 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似乎成了“眾矢之的”，對其輕視怠慢者有之，冷嘲熱諷者有之，口誅筆伐者亦有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能埋頭做“鴕鳥”，對當代中國的思想論爭不聞不問，對其他思潮的挑戰不理不睬。這些思潮究竟是如何挑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而後者又應該做出怎樣的回應？本文試圖作一分析。"
三大思潮挑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在中國當下的各種社會思潮中，影響力較大的有自由主義、儒家保守主義和教條化馬克思主義，這三大思潮都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正當性構成了直接挑戰。
自由主義思潮奉西方主流厘定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為所謂普世價值，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看作是現代性的標誌，並以此為標準，主張中國在觀念與製度層麵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全麵接軌。
自由主義思潮把自己看作是來自西方的“正統”，是西方文明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精華，而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西方的“末流”，或者是一種邊緣化的“小眾”理論。在自由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經過蘇俄的改造，所形成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更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怪胎”。因此，中國引進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個“曆史的誤會”，導致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走了很多彎路，甚至發生了很多災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殘酷的革命和階級鬥爭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專製思想的結合，這一結合構成了中國60多年的“一黨製”專製獨裁政體的意識形態基礎。
自由主義思潮在一定限度內承認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但認為這些成就不是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而是在放棄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模式並部分肅清了中國封建專製傳統的遺毒後，在學習了西方的先進文明後才取得的。當然，在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這一進程還沒有完成，改革還不“徹底”，還沒有“過大關”。所謂徹底的改革，就是要用自由主義取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進而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對中國進行全方位改造，使中國變成歐美那樣的“正常國家”，“融入世界文明主流”。
儒家保守主義主張回歸儒家“ 道統”，宣揚儒家綱常名教的永恒價值。它不僅認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革”錯了，而且認為辛亥革命也“革”錯了。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儒家保守主義同樣持嚴厲的批判態度。它接過了港台新儒家的那一套話語，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不符合中國國情，是來自歐洲和蘇俄的“歪理邪說”，被移植到中國來完全是“鳩占鵲巢”。由此導致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讓中國傳統文化“花果飄零”，造成了1949年後中國傳統文化在大陸的斷層。幾十年來中國文化的衰敗和道德淪喪，馬克思主義是罪魁禍首。
當然，儒家保守主義也不是鐵板一塊。其中的溫和派也承認，馬克思主義到中國也有一定的曆史必然性，是不得已而為之，符合當時中國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馬克思主義到中國後也經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番“中國化”改造，但溫和的儒家保守主義堅持認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文化元素在其中不過是粉飾和點綴，而非實質。他們強調，馬克思主義是“馬上打天下”的理論，而非“馬下治天下”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建國有功，但共產黨既然已經得了天下，就應該順應時勢，“卸掉馬甲”，“認祖歸宗”，把儒家思想作為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他們宣稱，中國作為一個有著5000多年不間斷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竟然要以一個洋人命名的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是自我貶低、自我作踐的表現，難以讓國人心服口服。
與自由主義和儒家保守主義不同，教條化馬克思主義思潮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自居，經常從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本本出發，以一種“唯我獨馬”的心態，居高臨下地批判中國的現實。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的“左翼”認為，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搞錯了，搞的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鄧小平以來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混合體，實質上是修正主義。這種修正主義“掛羊頭，賣狗肉”，已把中國引向了資本主義的危險道路。在他們看來，黨和國家的很多權力已掌握在“走資派”手裏。為此，必須樹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並在此基礎上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一場徹底的“革命”，實現中國的撥亂反正和人民群眾的當家作主。
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的“右翼”表現出了較為明顯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認為基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可能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搞早了，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有急於求成的傾向，因而他們建立的社會主義與馬恩設想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目前應當鼓勵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待條件成熟時再發動革命。
自由主義思潮
應當承認，自由主義思潮在當代中國的存在有其現實基礎和社會曆史條件。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市場經濟和利用資本，導致了職業和階層的迅速分化，中產階級群體初具規模，各種利益集團開始形成，資本力量不斷壯大。新生的中產階級和資本家在賺得“第一桶金”並使自己的財富增長後，必然要求確保自己的“經濟權利”，並在此基礎上擴大其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而自由主義則是使這些權利合法化、正當化的天然意識形態工具。隨著資本力量的壯大，出現了依附資本而存在的傳媒集團和知識分子群體，他們是自由主義的得力傳播者。與市場經濟相伴隨的消費社會的來臨，使建立在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自由主義被包裝成“常識”，大肆推廣。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體係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及其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必然對開放的中國產生全方位滲透，各大跨國公司、西方的大學、基金會、大眾傳媒、文化工業是傳播自由主義的重要載體，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國外推手時隱時現。
無論自由主義思潮在當代中國有多麽大的聲勢，一旦它離開自身存在的社會前提並跨越其界限，企圖成為普世意識形態，其狹隘、膚淺和獨斷就暴露無遺了。
在當代中國社會，作為自由主義的支撐力量的中產階級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畢竟占人口的少數，他們與一般大眾在觀念、利益和生活感受上存在著很多差異。因此，當代中國社會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整天把自由、民主、人權等“大詞”掛在嘴邊的，經常是那些吃穿不愁、有房有車甚至家財萬貫的企業家、媒體人、律師、大學教授、企業白領以及與資本力量暗通款曲的體製內權貴。透過他們的花哨言辭，人們不難發現，他們所宣揚的自由常常是放任的自由、我行我素的自由，他們所推動的民主常常是有錢人的民主，他們所倡導的權利常常是資本家和“精英”的權利，而且把這些東西包裝成為“普世價值”，頗有強加於人的味道。對於廣大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和權利，如失地農民的權利、下崗工人的權利、底層打工者的權利，中國的很多自由主義者則往往表現得有些冷漠。
自由主義把西方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相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原子個人主義和建立在理性算計基礎上的契約主義，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有某種崇拜甚至迷信，以為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體製是永恒合理的。至於國家、民族、曆史、文化和傳統，在自由主義看來都是次要的。抽象的人道主義和天真的世界主義，是自由主義看待人和世界的典型方式。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把西方文明的基本邏輯，如自由、民主、鬥爭、科學、共同體等，都推向了極致。馬克思主義是對自由主義的揚棄，把自由主義的很多有益因素都吸納進去了。自由主義所宣揚的自由民主體製並不意味著“曆史的終結”，而隻是處在西方文明的“半途”。而在自由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才意味著“文明的完成”。從文明理想的層麵而言，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境界上不可同日而語。
在中國問題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根本分歧在於，前者認為中國要在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利用資本主義，同時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進行限製和改造，而不能被它們的邏輯牽著鼻子走。在此意義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隻是手段、工具或構成性因素，服務於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完善，服務於“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的實現。中國對西方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體係，既要能夠做到“入乎其內”，也要能夠“出乎其外”。而後者則奉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為圭臬，把它們看成是要實現的目標或理想，寄希望於用它們來救中國，或起碼使其成為中國當下和未來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因此自由主義希望“畢其功於一役”，實行所謂“徹底改革”，全麵引進西方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觀念與製度，把中國引向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對於西方資本主義體係，自由主義隻想“入乎其內”，甚至與其融為一體，而從沒有想過“出乎其外”。而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看來，這完全是一種異想天開、食洋不化，嚴重低估了中國問題的係統性、複雜性和長期性。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 西方色彩濃厚。其代表人物表現出了明顯的“西化”傾向。他們在批評中國時顯得“氣壯如牛”，在麵對中國的曆史和文化傳統時顯得很傲慢，一副道義在我、真理在握的架勢，但在西方洋人麵前馬上變得“膽小如鼠”、唯唯諾諾。他們經常拿中國的缺點和西方的優點比，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喪失了起碼的理性務實態度。
在對待西方的態度問題上，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分歧，在於“化西”與“西化”的分歧、“走自己的路”與“跟在西方後麵走”的分歧。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中國的主體性，而把中國變成了西方的客體或對象，以西方的價值為價值，以西方的標準為標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建的道路、理論和製度缺乏信心，對中國人的自主性和創造力缺乏信心，試圖推動中國的全麵西化。這實質上等於把主動權拱手讓人，想跳到人家的車子上去。西方國家的精英分子心裏很清楚，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運作模式，成本高昂，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和財富。中國完全變成歐美那樣的國家，對歐美才是一種真正的威脅，對地球也是一場災難，因而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他們希望中國永遠做資本主義的外圍或“邊緣地帶”，永遠仰視西方、羨慕西方，但又不能成為西方。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想照抄照搬西方、全盤西化中國，不過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浪漫主義想象而已。
儒家保守主義
當代中國存在的儒家保守主義，是晚清中西文明全麵碰撞之後，中國人的文化焦慮心態的延續以及對這種心態的某種應對方式。麵對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文化被衝得七零八落；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好像也是一條紅線；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對傳統文化造成了更大的衝擊，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日益模糊。有鑒於此，儒家保守主義試圖“挽狂瀾於既倒”。
儒家保守主義對抗西方的武器是四書五經、三綱五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它不反對在器物層麵和科學技術層麵引進西方的東西，但對不同於儒家的西方觀念和製度持拒斥態度。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主張，得到了很多儒家保守主義的支持。
儒家保守主義並不滿足於自己作為眾多思潮中的一種在當代中國的存在，它希望自己能成為主流甚至“正統”。在儒家保守主義者的心目中，孔子，而不是馬克思或毛澤東，應該成為當代中國的思想理論旗幟。
但是，儒家保守主義忽視了一個事實，當代中國已處於由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體係所主宰的“世界”之中，而非處於“天朝上國”所主宰的“天下”。單靠儒家思想，是無法應對如狼似虎的西方文明的挑戰的。隨著文明攻守之勢的消長和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文化、信仰和價值觀的變化有其必然性。近代以來，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早就分崩離析了。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一個鄉土中國和宗法社會解體的時代，在一個西方文明仍對中國保持高壓態勢的時代，儒家仍想成為主流，豈非泥古不化？
儒家保守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人多次“批孔”運動不依不饒，而沒有看到，這種批判是出於革命和推動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需要，也是為了消解以中華傳統文化正統繼承者自居的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的合法性。
更為重要的是， 中國共產黨秉持一種“負陰而抱陽”的思維，盡量避免“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又積極利用傳統文化。事實上，與儒家保守主義相比，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和利用顯得更為全麵和豐富。中國共產黨人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是“古為今用”，強調要吸收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不僅包括儒家，而且包括法家、道家、墨家、兵家等，這就使傳統文化中很多被儒家忽視的因素在當代得到了“激活”。
儒家保守主義對來自西方的理論保持高度警惕，而且把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一鍋煮”，認為它們應該對中國日益嚴重的西化傾向負責。但把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混為一談，也是不恰當的。馬克思主義是既立足於西方又超越西方的思想理論體係。馬克思主義承認資本主義的文明作用，但認為這種文明仍然是一種“野蠻”，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主義的人類文明還有待實現，這為馬克思主義與非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因素相結合，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對那些受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既要學習西方又要反抗西方的非西方世界，也是一種極大的鼓舞。
因此，儒家保守主義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說成是西方或蘇俄的東西，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馬恩創立的西歐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創立的蘇俄馬克思主義在立場、觀點、方法上有相同之處，但也有很多差異。在中國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完善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路線，創立統一戰線學說，形成了極具原創性的中國革命理論。在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利用資本主義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獨創。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中國人創造的、在中國的大地上孕育出來的理論。
在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儒家保守主義的根本分歧在於，後者希望儒家思想回歸主導或正統地位，而前者認為，儒家思想隻能成為當代中國指導思想中的一個構成性因素，儒家思想必須與馬克思主義相適應、相融合。而且除了儒家思想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切優秀成果都值得吸收和借鑒。
教條化馬克思主義
教條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有一段曆史。早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之初，就有知識分子把西歐馬克思主義和蘇俄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抽象原則生搬硬套到中國社會上來。1927年後，中國共產黨的某些領導人根據西歐和蘇俄的經驗，堅持工人階級主導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鬥爭策略。20世紀30年代，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頂峰，以王明為代表的留蘇派，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標榜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而諷刺毛澤東代表的路線是“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新中國建立後，黨內也有人一直懷疑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東方大國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持消極態度。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社會主義建設一遇到點挫折，就有人企圖退回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去。
在當代中國，教條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分歧在於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態度。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把中國目前發展市場經濟和利用資本主義看作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看到當代中國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限製、改造和引導，沒有看到我們所搞的市場經濟是區別於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嚴重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國有經濟、公有製經濟存在的意義，有誇大其辭、無限上綱之嫌。它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采取一概拒斥的態度，主張搞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天真幼稚的想法，沒有看到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落後的東方大國，需要借鑒和利用資本主義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發展和壯大自己，也沒有看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市場經濟和利用資本主義，也許是一種“妥協”，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種妥協是絕對必要的。對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既要發展和利用，又要限製、改造和引導，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如果說左翼的教條化馬克思主義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問題上犯了急躁冒進的錯誤，是一種“過頭”，那麽右翼的教條化馬克思主義則犯了放任自流的錯誤，是一種“不及”。右翼等待“將來的革命”，希望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後產生真正的無產階級，主張放手，這意味著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和已在中國實行了60多年的社會主義製度，把已經到手的成果拱手讓人，一味縱容市場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做大，而對其災難性後果缺乏起碼的警惕和防範。這實際上是一種消極無為的“極右”觀點，很容易和自由主義的右翼同流合汙。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教條化馬克思主義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上也有分歧。教條化馬克思主義把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西歐封建社會的理論範式套用到中國，用“封建專製”四字就把中國傳統一網打盡，嚴重忽視了中國文化傳統的豐富性，特別是其中存在的“精華”，一味批判和否定，實際上與自由主義一樣，犯了自我貶低的簡單化的錯誤。
教條化馬克思主義者的看家本領，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和詞句非常熟悉。引經據典、上綱上線，高高在上，用幾條語錄裁判活生生的現實生活，是其一大特長。忽視馬克思主義的具體性和曆史性，忽視外在條件和環境的變化，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整天重複一些抽象原則，是其一貫做法。這種馬克思主義，很容易蛻化成本本主義或“書齋中的馬克思主義”。
通過上述辨析不難發現，自由主義、儒家保守主義與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盡管有各自的問題意識和價值關懷，但它們在理論上存在很大的偏頗，對中國很多重大問題缺乏深刻的洞見。它們對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缺乏一種全麵、辯證的態度，對很多現實問題的認識停留在人雲亦雲、照搬書本或一廂情願的狀態。如果讓這些思潮成為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絕非中國之福，而是中國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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