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中國警察不佩槍震動世界 60年後恢複配槍引深思

來源: 淡黃柳於 2014-04-24 16:14:22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6197 bytes)

1954年，上海公安民警不再佩槍巡邏。在老公安錢柏椿的回憶裏，“這是震動世界的大事”。

　　佩槍執勤一直從解放初期延續至1954年。“我告訴你，咱們中國1954年開始，警察沒有佩槍，這在世界上是一件震動的大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上海，警察沒有槍。”

　　談到警察不再佩槍的原因，錢柏椿說，實現放下佩槍確實有個過程，上海解放初期比較亂，因此警方仍佩槍執勤。不過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曾在福州路開大會，他當時就講：“過去，警察是警察人民，那是舊社會。現在，你們是人民警察!”

　　2014年4月20日，時隔60年後，上海巡邏民警再次佩槍上街巡邏執勤。對此，錢柏椿表示認同：“香港警察一直帶槍，美國也是，警察都是佩槍的。如果警察佩槍，不僅威懾力大幅提高，與犯罪分子的武力對抗等級也同樣提升。”

　從1954年開始不再佩槍

　　1845年11月29日，清政府上海道台宮慕久在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的威逼下，用告示形式公布《上海租地章程》，規定將洋涇浜(今延安東路)以北，李家莊(今北京東路)以南之地，租與英人使用，自此有了英租界，以後又有了法租界，再後英租界發展為公共租界。

　　租界成立後，萬國商團、英國艦隊水兵與巡捕組成武裝力量。錢柏椿說，法租界內的警察力量是公董局，英租界是巡捕房，當時警察配有槍支。且租界裏不同人物使用不同槍支，或不同口徑的同牌槍支。“當時的管理者作此安排也是出於槍支管控的需要——一旦發生槍擊案，現場的彈殼便能直接反映出槍支使用者的身份。” 上海工部局警察局這一對槍支的管理方式在解放後被沿用。

　　上海解放後，所有國民黨警察局及原租界槍支全部由人民公安機關接收，錢柏椿也因此有機會接觸各類槍支。1951年8月1日，錢柏椿高中畢業，進入上海軍事管製委員會沒收反革命財產工作組工作，1953年又轉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財務處財產科槍械股。負責上海市公安局武器接收、處理，公安局內部槍支的管理、供給和槍械修理。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為中央直轄市。全市劃分為20個市區和10個郊區。錢柏椿告訴記者，當時市區有交通警察和便衣警察(刑事偵查破案)，均帶槍執勤。原屬英租界的區縣公安分局多用美國柯爾特手槍，口徑0.380英寸，折合公製約9mm，“老警察習慣叫它‘三八零馬牌’，因為槍身上有一匹前蹄躍起的馬而得名。”原屬法租界(比如盧灣、常熟、徐匯等區)的公安分局，民警用赫斯脫·勃朗寧M1903型較多，口徑為9mm。而在上海的郊縣，當時沒有交通警察，民警使用點四五柯爾特手槍，威力要大一點，口徑11.43mm。其他還有一些雜的槍，西班牙的友寧、狄蒙也有使用。除了原租界，還有一些槍械是從前“國民政府”軍警部門收繳的，都很陳舊，但總體性能還不錯。

　　錢柏椿說，當時每個公安分局門口都有一個槍械室，有鐵窗的，交通警察上崗的時候要去登記拿槍，且都有子彈。“還有一套規定，拉幾下(槍栓)，確實槍膛裏沒有子彈了，彈夾上去。前麵還有一個箱子，放點黃沙，萬一子彈走火了，問題也不大。”工作完畢，等到下崗，民警再把槍支還回去。

　　佩槍可大幅提高威懾力

　　2014年4月20日，時隔60年後，上海巡邏民警再次佩槍上街巡邏執勤。對此，錢柏椿表示認同：“香港警察一直帶槍，美國也是，警察都是佩槍的。”

　　談到佩槍，錢柏椿就談起了烈士盛玲發。盛鈴發生前是上海市公安局刑偵處二隊副隊長，雖然工作有別於此次佩槍的巡警，但是錢柏椿還是忍不住感慨，“如果他當時有槍，結果或許會有所不同”。

　　1989年7月28日，盛鈴發率偵查員前往南國酒家調查一起特大詐騙案，緝捕在逃案犯。在南國酒家二樓檢查可疑對象證件時，犯罪嫌疑人王強突然從包中抽出一把尖刀向一名偵查員刺去。盛鈴發見狀一個箭步衝上去推開了偵查員，赤手空拳與王犯展開搏鬥，胸部被刺一刀。犯罪嫌疑人瘋狂揮舞手中利刃，並向樓下逃竄。血流如注的盛鈴發不顧個人傷痛，用手捂住傷口，和戰友一起奮力追到樓下，將犯罪嫌疑人緊緊圍困。犯罪嫌疑人見無路可逃，畏罪自殺。盛鈴發因肺、肝動脈被刺破，流血過多，當場壯烈犧牲。

　　錢柏椿說，如果警察佩槍，不僅威懾力大幅提高，與犯罪分子的武力對抗等級也同樣提升。

涉槍無小事管理須跟上

　　“外國人過去在租界的時候，對警察用槍要求非常高，對身體也有要求，過胖的是不能當警察的。工部局對槍支的管理，每一把槍都有編號，現場找到一枚彈頭，就知道是哪裏出事了。所以說，管理必須跟上。”這是錢柏椿最關心的問題。

　　以前在公安局行政處，擦槍走火事件都是他來處理。楊浦發現一條瘋狗，有一個民警帶槍去打狗，結果打了十幾發子彈。“為什麽呢?其實擊發沒有十幾發，他喜歡打一發拉一下槍栓，但我們的槍是自動的。他拉一下打一槍，然後再拉一下，這樣一顆子彈就跳出去了。”還有當時寶山縣公安局訓練打靶，有個管理的人姓顧，喜歡看人家打靶，但又害怕槍走火。有一次在打靶時請了縣總隊的教官來，後來槍卡殼了，教官把槍朝後進行處理，結果“啪”地子彈出來了，就打到了那個人的大腿上。還有鬆江縣公安局，選擇在墳山上打靶，後來子彈彈殼打在墓碑上彈了回來，擦傷了打靶人的喉嚨。

　　過去，還發生過一件讓錢柏椿驚心動魄的大事。有一次徐匯公安分局交通警打電話打到他這裏來，說馬路上有個小孩拿了一把槍在玩。“我叫民警把槍號報給我，他報了4個號碼給我，是柯爾特槍。我們當時訂了一批槍，來的時候上麵就刻了號碼SMP(shanghaimunicipalpolice上海市工部警察局的簡稱)，從No.1開始編號，我用筆記本記錄。分局很快把號碼報給我，我馬上就查出來了，把我嚇得要死，是我倉庫裏的槍。我跟當時的處長報告，然後開車去徐匯處理。”等錢柏椿拿到槍，他發現交通警把數字6跟8搞錯了，因為槍支過幾年就要拋光，數字有點模糊。

　　錢柏椿又回去查，發現槍是寶山縣公安分局的。隨後，他開車去了寶山，找到管槍的人，問某某號的槍在哪裏。“他們說在長興島。我說你把長興島的所長找過來，才知道他把槍借給了農業局的領導，農業局的領導把槍帶回了家，最後被小孩拿出去玩了。”錢柏椿說，這個故事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當時在槍支管理上有很多不規範的地方。

　　“佩槍是必要的，現在的問題關鍵是訓練和嚴格管理。我們很多同誌，在靶場打的時候很好，但到了現場就不知道怎麽打了，所以說除了技術訓練，也需要心理訓練，沒有訓練好以前不要佩槍。在管理上，則要強調紀律，佩槍以後身份就不一樣了，拿了槍要讓人放心的，不能借給別人或給小孩子玩，這些都要注意。”錢柏椿說，涉槍就和外事一樣——無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