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強盛的時候，什麽民都沒有關係。英國到如今都還是賤民、草民、小民、平民、臣民等等，人家也沒有說什麽。
子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中國老是輸，於是中國的有識之士就開始思考了。
為什麽中國老是輸？
有一幫能說會道的人說，都是皇帝不好，如果沒有了皇帝，中國就能夠強盛起來。
於是，就開始談論西方的民主憲章的問題。
“公民”是指在一個國家內取得法律地位的人，它是伴隨近代民主憲政的誕生而出現的。
這一幫能說會道的人，後來作了一民調，完全模仿西方的。結果得到了一個他們不想得到的結果：民眾90％以上擁護慈禧太後。也就是說，如果那個時候投票選舉，投100次，沒有1次是有懸念的。
1902年2月，梁啟超在他主編的《新民叢報》創刊號發表《新民說》係列文章，他說：“泰西政治之美”，觀其省、市、鄉村、一黨會、一公司、一學校，“乃至觀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儼然治一國也”，其關鍵在有“自治”精神。 他提出，中國改革維新，必自新民始，“新名雲者，非新這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 要求中國之“新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皆有一種獨立精神”和“國民獨具之特質”。其內容包括國民的權利、義務、自由、平等紀律及公德，私德等等公民意識。同年4月8號康有為在《新民叢報》第5號上發表《公民自治篇》，提倡建立公民自治製度和地方自治，同時，梁啟超在該刊物上也發表《論自由》，多次提到“公民”，不久，他又發表《論自治》強調自治是自強的基礎、民主憲政的基礎。可見，康、梁是我國較早提出“公民”概念和將“公民”與“自治”二詞連用的人。但此後梁啟超及中國社會仍將“國民”、“公民”、“人民”諸詞通用。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流血犧牲前仆後繼為爭取民主、自由、平等諸權利而英勇奮鬥。
但是，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政體來臨之後，全國民眾，包括政治家，大官貴人，茫然不知所措了。
20世紀初年，梁啟超深知民主共和政體是建立在地方自治基礎之上的，而地方民主自治又是以新的國民（即公民）意識為基礎的。因此，他在《新民說》裏係統論述了培養新的國民（公民）意識的重要性及其原則：
首先要求公民具有“國家思想”，“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人人必須明確：“吾一身之上有團體、有國家，首先應該愛國”；對外而應該知道自己有祖國，如我“中國人無國家思想”，必為虎作倀，成為賣國賊。
第二，明確自身的權利和義務。人民當家作主，首先應明確“天賦人權”的重要，人生來就應享受政治權利，有了這種權利思想，才有主人翁意識。梁啟超說國民應有很強的權利思想，“權利思想之強弱”，與人之品格有關，應有之權利不應放棄必須爭得，“故有權利思想者，必以爭立法權為第一要義”。爭得自身的權利，不僅是對於我自己應盡之義務，而且是“對於一公群應盡之義務”。
第三，明確有權利必有義務。“人人有應得之權利，即人人而有應盡之義務”。在專製政體下，統治者不僅無限剝奪國民權利，並且強加給人民以無量之義務，因而也有不少人逃避義務。這都是不良傾向。而在民主社會裏，有應享之權利，亦有應盡之義務。
第四，明確“自由”的內容及原則。梁啟超歸納出自由的原則為“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文明自由者，自由於法律之下”。“故真自由者必能服從於法律之下”。為了求得真正的自由，必自除心中的奴隸始。不要作古人的、世俗的、境遇的、情欲的奴隸，用自己的道德心和良知良能處理個人與團體的關係，也就無往而不自由了。一個公民要能正確地行使“自由”權也是不容易的，如“選舉”的自由，選誰不選誰需要獨立自主的判斷力，需要有不為金錢賄選、武力迫選、親戚朋友拉選等等所左右，實行選舉中的真正自由權。
第五，關於服從。按照公民要求，從法律意義上說人人享有平等、自由權利。但作為國家或團體一分子而言不能沒有服從。他提出服從諸原則：“不可服從強權，而不可不服從公理”，“不可不服從公定之法律”；“不可服從少數之專製，而不可不服從多數之議決”。多數人亦應尊重少數人之意見。
以上是“公民意識”的主要內容，因此說《新民說》的主旨在建立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及品格。這說明，早在100年前，中國人民即開始滋生追求建立“公民意識”的完整設想。但由於中國社會長期受封建專製的壓迫，人民毫無民主自治傳統，廣大鄉村受家族宗派的束縛，使公民意識無法生長，更受經濟落後和生活困難的影響，人民求衣食溫飽不可得，更何論政治自治。
曆史發展到今天，2013年，我們還麻木不仁到連淪陷首都的事情，都能夠拿出來調侃；我們還糊塗到孩子除了自私以外，是否還有別的責任和義務都不知道的程度。還有什麽可說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