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盡，良弓藏”，在中華帝國幾千年的曆史上，周而複始地上演著這出鬧劇。整個曆史陷入一個怪圈，無論你如何掙紮，終究不能走出循環，就如齊天大聖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般。
由於每朝每代都發生了此類事情，因此從邏輯上、直覺上來說這都不應該是某個皇帝個人素質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經濟學的發展使人們可用經濟理性的分析方法來分析一些曆史現象，功臣與皇帝間的關係用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盡管這不會是唯一的解釋。
在資訊經濟學的委托—代理理論中，由於信息不對稱，代理人有多種類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屬於什麽類型，但委托人不知道。為了顯示自己的類型，代理人選擇某種信號，委托人根據觀測到的信號來判斷代理人的類型，同代理人簽署合同。這就是所謂的信號傳遞模型。此外還有信號甄別模型，同信號傳遞模型一致，隻不過變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係列合同供代理人選擇，代理人根據自己的類型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合同。無論哪種方法，都在於使代理人有積極性使自己的類型暴露出來。
借用經濟理論，我們可將皇帝與功臣間的關係看作一種委托代理關係。皇帝作為帝國的所有者，控製著帝國的管理權，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國家，必須委托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在這樣一個委托代理關係下，皇帝給功臣們高官厚祿，對他們的要求是勤奮工作，為皇帝效命。不過皇帝最主要、最關心的還是要求功臣們不得造反。功臣們是否勤奮工作，屬於激勵理論，此處暫不討論，我們集中焦點於造不造反的問題。
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確保江山萬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功臣們造不造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帝們絞盡腦汁來解決的問題。解決功臣們造不造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識別到底誰會造反，但這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格局：大臣們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卻不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國家要麽有外患，要麽有內憂。外患是有形的，而內憂則無法察覺（原文是奸邪無狀）。一個奸邪無狀的自白道出了皇帝們的無奈：他必須有什麽方法可以鑒別出誰是奸臣，誰是忠臣。根據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功臣們必須發出一個信號或皇帝必須用一個信號來確定一個分離條件，來使忠臣、奸臣可以分離而不混同。在經濟學裏，由於每個類別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還可以根據一個信號製定出分離條件，使該信號能讓不同類型的人根據成本—收益比較自動現出原形。但對造反之類的事來說，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於任何成本都相形見拙。隻要有些風險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難保有人不起歹心。麵對近乎有無限收益的皇帝寶座來說，不可能根據成本—收益情況確定出一個分離條件，皇帝們隻能簡單地根據某個信號直接判斷。
那有什麽信號能讓皇帝識別出奸臣呢？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強懲罰威脅力度，諸如滅九族、淩遲等處罰手段，這樣有風險規避行為的人會選擇不造反。不過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風險愛好者在有機會時總是會去嚐試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開國功臣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是風險愛好者，若不然誰會去“提著腦袋幹革命”呢？所以，事後懲罰的威脅對以冒險為業的功臣們來說不會有太大的震懾意義。那麽以親戚關係來識別呢？從呂後到李世民，從多爾袞到雍正，親戚的血緣、親情約束對爭奪帝位來說隻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從不會將其放在心上。那能否根據對皇帝是否恭順這個信號來識別奸臣呢？毫無疑問，真正要造反的人對皇帝也照樣會畢恭畢敬，這個信號沒有任何意義。那能否逆向思維，認為敢和皇帝爭辯的就是忠臣，不敢爭的就是奸臣呢？可惜，曆史上的權臣是敢和皇帝爭辯的，不敢爭的依然是忠奸難辨。凡此種種，我們用盡心機也無法為皇帝們找到可從功臣中實施忠奸分離的合理信號，當然更不可能找到分離條件。
每個開國皇帝都麵臨著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為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確保江山永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在不能辨別忠奸時，皇帝們選擇了實際上也隻能是這樣一個分離信號：有能力造反的和沒有能力造反的。對於皇帝來說，隻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殺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無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麵臨同樣的困境，麵臨著同樣唯一的選擇，最後都作出了同樣的選擇，讓我們後人見識了一幕幕鬧劇。
不要問你想做什麽，而要問你能做什麽，功臣們天然有罪，誰讓他們有能力造反呢。學者們說中國是外儒內法，至少在對待功臣上這話是對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賊一樣的人性本惡的哲學思想。
皇帝必然選擇有能力造反和無能力造反這個信號進行清洗，功臣們僅作出不造反的承諾是不夠的。為了使自己的承諾可信，功臣們應該交出兵權，在這種行動的承諾下，功臣們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這樣皇帝們可安枕無憂，大家也綢相安無事，曆史上“杯酒釋兵權”就是這一方案的經典案例。應該承認，這一方案是極好的，讓很大一部分功臣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但對一個掌握過權力的人來說，這種政治生命的自殺卻不是一件容易選擇的事情。而且，對那些有極高威望的開國功臣來說，隻是交出兵權仍然不可能讓上頭放心。比如韓信，漢朝建國之初他就被廢為淮陰侯，兵權盡無，呆在長安無所事事。即使這樣，韓信最後也被滅三族。又如李世民，由於唐朝實行府兵製，李世民平定天下後回到長安其實也沒有什麽兵權，他在長安的實力不如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可沒有因為這樣放鬆對李世民的警惕。
為何功臣交出了兵權還要被清洗呢？其實用經濟學理論很容易解釋這個現象。功臣們的資產除了官位、兵權這些有形資產外，還有不可與其肉體分離的威望、才幹、人際關係和勢力集團這些無形資產。功臣們交出了兵權，但這些無形資產卻無法一起上交。可口可樂的總裁宣稱，即使可口可樂的所有工廠被毀，可口可樂憑借其無形資產也能迅速東山再起。同樣，韓信、李世民等的無形資產足夠讓上頭睡不安枕了。比如韓信，雖然賦閑在家，類似軟禁，但他到劉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噲家作客時，樊噲還是畢恭畢敬，說“大王乃肯臨臣”。樊噲在劉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呂後的妹夫，劉邦的老相識，對韓信如此態度，足見韓信在劉邦集團中的威望了。在曆史上，交出兵權應該說抬高了造反的門檻，使皇帝們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號進行甄別時隻能分離出一小部分威望極高如韓信、李世民之類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沒有兵權後倒真的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劉邦，他殺的就是韓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經獨當一麵的功臣，還囚禁過獨自鎮守過後方的蕭何，而周勃等戰將就逃過了清洗，因為劉邦很明白沒有獨當過一麵是很難形成自己的勢力集團。對於韓信、李世民這類級別的開國功臣來說，沒有任何信號可以讓上頭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無形資產，當然這就意味著消滅自己的肉體。如果韓信自殺的話，相信劉邦不會滅他的三族，相反會到韓信的墓前掉下幾滴眼淚，說不定還會給韓信的兒子封官，並招為駙馬。
李世民就很聰明，沒有任何幻想，果斷地發動了軍事政變，殺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親，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為中國曆史上開國功臣奪取天下的唯一例證（要嚴格按儒家的標準，被稱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絕對是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人，儒家的雙重標準由此可見一斑）。不過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為他是皇族的緣故，遇到的反抗較小，異姓的開國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機會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敗了。
隻要是家天下，屠殺功臣是一個走不出的死結。隻有在現代民主製度下，一方麵通過各種製度限製私人勢力的發展，一方麵通過領導人的選舉，使將軍們可以合法競選最高領導人，才能走出這死結。在選舉製度下，通過參選這個信號，有野心和沒野心的將軍們倒是可以分離出來了。
文化深度的深思，反省，更新和進步，甚至革命，確實是中華民族崛起的竅門。
這也是為什麽中國高速發展的原因。
壟斷積累了太多的勢能，到達極限的時候，就轉化為動能了！
這就是專製社會崩潰的根本原因。
也是中國興衰周期的根本解讀。
嶽飛和秦檜的故事，中國人都知道。然而若問在嶽飛和秦檜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麽，又沒有幾個人能說得清楚，連研究曆史的專家也莫衷一是。
中國人研究曆史的思路是宿命的：曆史隻好如此，甚至也隻能如此。借用黑格爾的那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樣的研究總是把我們帶進曆史宿命論的陷阱之中，研究的目的不是分析曆史、總結曆史，而是替曆史辯護，把曆史的已然解釋成曆史的必然。這種現象近一段時間有所改正，但研究的主流仍然是把曆史解釋成必然。
說到中國人的深刻的奴性，曆史宿命論是它的民族心理基礎。一種理論如果把失敗理解成不可避免的，就意味著他將會迎來另一次失敗。反複地失敗，反複地替自己的失敗辯解，奴性的而且是宿命的思想意識就會在民族心理中站穩腳跟。
盡管傳統得曆史觀把兩宋定位為曆史的正統，在實際上，宋時的中國是南北分裂的，跟東晉南北朝時的中國政治狀況最為接近。南邊是中原本土居民自己建立的朝廷，北邊是外來入侵者建立的殖民朝廷。政治對立的形勢是：北強南弱。
兩宋的君臣和人民始終感到來自北方的軍事壓迫。故有的國土被侵占了，而且被侵占得越來越多；暫時的和平是用屈辱的納貢甚至稱臣換來的，這與自己的正統的統治地位更不相稱。從人力、物力和技術能力上來看，這種情況不應該發生；南朝在所有可以考察的國家資源方麵都遠遠地強過對手，他隻弱在一個方麵——他的軍隊不會打仗。
一百萬的常備軍在近代以前的世界曆史上是一個奇跡，除“大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有力量供養這麽龐大的軍隊，而且這支軍隊的物質供應不錯，他所獲得的技術上的支持更是前無古人。但是，他就是不能打仗，幾乎每戰必敗。
宋不能戰
宋軍之不能戰，在中國的曆史上創造了另一個世界紀錄。他被人家殲滅或打散的軍隊加起來，在人數上超過好幾百萬，這個數量也超過了當時北方任何一個少數民族的人口總數。宋之不會就此滅亡，實因為他的自我補充能力太過強大。宋的總人口超過一億。
宋軍之所以不能打仗，這是由他的立國精神所決定的。他的軍隊是一支向內防禦的軍隊，主要的任務是防止別人造反或篡權。為了從根本上杜絕謀反和篡權事件的發生，他的軍隊不設統帥，戰爭來臨的時候當然也就無將可派，通常的做法是任命一個文職大臣去臨時代行將職。水滸傳裏頭朝廷要剿滅梁山，幾千人的軍隊由武將帶領，出動更大的軍隊則由高球和童貫領軍。高球和童貫不懂軍事，更要命的是他們完全不了解自己所統率的軍隊，也不了解自己所麵對的對手，那結果就是：軍隊雖多，戰則必敗。
文臣和武將的區別不是絕對的。文臣領軍的時間久了，也會從失敗中學習，他們會逐漸地了解軍事，了解軍隊，了解對手。但宋的傳統是：及時換帥，絕不容許任何人在軍隊中紮下根基。文臣範仲淹曾經主持過對西夏的戰爭，麵對那個小小的地方割據勢力，範仲淹也是每戰必敗，奇怪的是他不必為自己的失敗承擔任何責任，他還能照樣升官。當範仲淹在紙上寫下慷慨激昂的愛國詩句的時候，他可曾想到過那些無辜戰死的數萬將士的生命嗎？我們不知道，我們隻知道範仲淹升官了，接替他的是另一個文臣。大宋朝挨打的局麵不但沒有改觀，至此又多出一個新的對手。
宋的苟且偷安的立國精神和儒的因循守舊精神完美地結合起來，使宋朝被動挨打的局麵完全不可能發生改變。儒生的恥辱感是非常奇特的，綱常秩序才是他們要極力維護的東西，隻要綱常秩序不變，不管國家遭受多大的對外失敗，他們既沒有危機感，也不覺得有什麽恥辱。更奇怪的是，他們不但不感到恥辱，甚至能反以為榮。王安石變法，舊黨進行反對。舊黨中有一個名叫韓琦的人，官至宰相，他也曾經主持過對西夏的戰爭，當然也是一個喪權辱國的主兒，死在他手裏的大宋官兵有好幾萬之多。按說這樣一個人應該為自己的失敗感到屈辱，應該想到怎樣富國強兵，一雪恥辱，可韓琦不這麽想。宋神宗趙瑣問韓琦關於對遼關係的國策，韓琦提出七條意見：
1、不要跟高麗國來往，那樣會使遼國人不高興，因為高麗國處在遼國的屁股後邊。
2、我們用武力奪取河湟地區是錯誤的。
3、不要在邊境上栽樹。因為樹林有阻擋遼國騎兵的潛在的軍事價值，也會使遼國人不高興。
4、不要訓練人民。
5、不要在邊境上修築城郭，
6、不要製造武器裝備，
7、撤銷邊境上新任命的將領。
那麽如何應對遼國的強大的軍事壓力呢？——辦法在儒家的經典著作裏：皇帝廣施仁政，選賢任能，天下都會自然親附，何況一個小小的遼國呢！
儒家的經典在儒生眼裏就是無往而不勝的超級武器，比如今天的核武器。一個國家手裏有了核武器，普通的武備就可以撤銷。反正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但如果這個秘密武器並不起作用呢？——王安石認為這個秘密武器可能靠不住，因此必須變法圖強。然而，占士人中絕大多數的儒生並不這麽認為，對他們來說，讀了一輩子的儒家經典決不會是騙人的。儒生的力量非常強大，王安石的變法最後失敗了，守舊的力量取得了勝利。
不能戰，也拒絕變。宋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遼金交替
一個遼國已經使宋朝感到無法應付，在鼠目寸光的大宋君臣看來，遼國就是最恐怖的人間魔獸，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比遼國更恐怖的野蠻對手。因此，當愛國英雄馬植從敵人後方帶來可以利用女真來對付遼國的時候，宋朝的君臣很快就接受了馬植的建議。
這是女真民族第一次登上中國曆史的舞台，當時的女真還是遼國的臣屬。遼國對女真的統治非常殘暴，激起了許多女真人的不滿。這是有原因的，遼國主要不是貪圖女真人繳納的那點賦稅，而是害怕女真人繁衍興盛起來，所以他們對女真的統治措施就是運用包括殺戮在內的一切辦法來限製女真人口的增長。女真人非常好戰，桀驁不馴，一旦失去控製，對遼國的威脅會超過來自宋國的威脅。當時的中國北方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女真兵不滿一萬，滿一萬即天下無敵。”馬植向宋國朝廷獻上聯金抗遼的策略的時候，女真戰士的人數恰好達到一萬人，在首領完顏阿骨達的帶領下，他們起兵造反。
看起來，形勢對大宋朝最為有利。這是敵對國家的一場內亂，正可以被自己所充分利用。造反的女真人自稱金，宋金聯合，開始對遼國進行夾擊。遼國最精銳的國防軍在金軍的打擊下迅速崩潰，大遼國岌岌可危，麵臨著滅國的危機。兩麵作戰是非常不利的，遼國向宋國派出使節，希望能跟宋國交好，甚至願意向宋國稱臣納貢，隻要宋國不參與對遼國的進攻。我們可以猜想，如果遼金對抗中勝利的一方是遼，宋國絕不敢公開背叛宋遼之間的盟約，但現在金國勝利了，宋朝君臣一致認為這是一個徹底解決邊境問題的大好時機，他們拒絕了遼國的要求，派出軍隊向遼國進攻。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幾十萬大宋軍隊在二流的遼國軍隊麵前，仍然是不堪一擊。
遼國打敗了宋國，集中自己的力量去對付金國。如果說遼國總是能夠以較少的軍隊打敗宋軍，在遼金對抗中則正好相反，不管遼國能動員出多少國防軍來，他們就是無法打敗金軍。在最大的一次決戰中大遼國出動了七十萬軍隊，結果在金軍的打擊下霎時崩潰。
有多少軍隊才算強大，或者換句話說，才能保證安全？曆史上的統治者們總是忘了：毀滅秦帝國的項羽隻有八千子弟兵，打敗匈奴的霍去病手下不過戰士數萬，天才的統帥李世民總是以較少的軍隊打敗較多的軍隊。他們都知道在戰場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軍隊的人數，而是軍隊的戰鬥力。在中國曆史上，當一個皇朝擁有的軍隊數量接近或達到一百萬的時候，就是他們將要滅亡的時候，前秦如此，宋朝如此，後來的明朝還是如此。
大宋朝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再次派出二十多萬國防軍在大太監童貫的率領下向遼國進攻。遼國派遣使臣來傳話說：真毀滅了遼國，你們宋國就要跟更野蠻的金國做鄰居了，不如留著遼國來做大宋的屏障吧。宋軍不聽，繼續揮師北上。遼軍應戰，二十萬宋朝國防軍再次覆沒。
宋、遼、金三國，看起來一個比一個大，一上戰場就正好顛倒過來：一個比一個弱。遼國雖然再次打敗宋軍，還是不知道如何應付金軍。金軍的進攻何等淩厲，不到一年，大遼國在金國的打擊下徹底滅亡。到這時宋國和金國就真的要作鄰居了。
宋金對抗與北宋的滅亡
北宋的君臣們知道這個新的野蠻鄰居對自己意味著什麽嗎？——他們不知道，他們根本就拒絕往壞的方麵來想。過去的老對手遼國滅亡了，盡管是在別人的打擊之下，他們也在慶賀自己的勝利。單純從戰略上講，他們也有慶賀的理由，畢竟，自己是攻遼聯盟中的一員，是站在勝利者的一方。
唯一的清醒者是愛國英雄馬植。馬植如果知道自己的國家如此腐敗衰弱，他會後悔當初的聯金抗遼計劃。他本是一個宋人，從小生長在寒冷的北方少數民族地區；他愛自己的故國，但他更清楚這些野蠻民族的習性。馬植向宋朝的統治者提出警告：金人一定會進攻宋朝，以宋軍現在的作戰能力絕對阻擋不住金人的進攻，所以必須立即進行防禦準備。可是，宋朝君臣過去不同意王安石的危機感，現在也不認可馬植的危機感。指導他們的國防意識的是前宰相韓琦的七條意見。為了表示對大金國的真心誠意的信任和友好，他們不允許邊境上的國防軍做任何戰爭準備，直到金軍向他們打過來。
宋金之間的和平隻維持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金國就開始進攻宋國。戰事進行得非常順利，如果說遼國的軍隊麵對金軍的進攻還能進行一些抵抗，宋國的軍隊則完全不進行抵抗，他們一看見金國的軍隊就一哄而散。有些軍隊駐守在城裏，按說他們不能野戰也能據守，但別人都逃跑了，憑什麽讓我來據守呢？——他們才不會做傻瓜，他們舉城投降。
唯一救宋國於暫時不亡的是金軍的人數實在太少，他們無法控製如此廣大的領土。在搶劫和勒索了大量的財物之後，金軍暫時撤退。大宋朝依然不能進行任何認真的戰爭準備。大宋君臣的思考邏輯是如此奇特：進行防禦準備會激怒金人，因而是危險的；與其激怒金人不如不進行任何準備，反過來向金人顯示自己的和平誠意，以期感動金人允許自己來稱臣納貢。可他們忘了，金人是野蠻的，野蠻人無法理解宋國君臣的思考邏輯。相隔六個月之後，金人略作準備，再次向宋國發動進攻。
宋朝軍隊不能進行抵抗，金軍輕易地直搗核心，包圍了宋國的京城開封。此時，開封附近陸續聚集了幾十萬宋國的野戰部隊，但他們隻是遠遠地觀望著，對於自己的首都被圍困一籌莫展。金軍誌在必得，恰在這時，一個流氓騙子郭京登場了。郭京向宋朝廷獻計，說自己會六甲法術，可以撒豆成兵、剪紙成陣。在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的前提下，宋朝皇帝接受了郭京的建議，於是撤下守城的官兵，讓郭京登城做法。郭京並不是宋朝的叛徒，也不是金國的奸細，但他的六甲法術不能起什麽作用，他隻好逃走。金軍乘機攻占開封。
大約七百年過後，大清朝的奕山親王曾經裝滿了兩大船糞便和狗血去破英國人的現代化戰船，結果是換來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北宋比大清要不幸得多，他的國家從此滅亡。
金人占領開封，大肆殺戮和搶掠。趙氏皇族及其所有的家眷宮人全部被俘虜。還是那個原因，女真人的人口數量太少，他們一時不知道任何統治如此龐大的土地和人民，在盡情地劫掠一番之後，他們立宋朝的大臣張邦昌為傀儡皇帝，自己帶著趙氏皇族和大量宮女美婦撤回北方。
金人顯然不善於計劃，有一個叫趙構的皇子漏網了，如果能把所有的皇子都俘虜幹淨，宋國可能永遠也無法再恢複。大宋國不但沒有任何像樣的戰爭計劃，連對皇族的保護計劃都一點沒有。趙構幸運地逃脫了金人的魔掌。他逃回到宋國的南方，在一幫宋國舊臣的擁戴下登上皇位，建立南宋。
宋軍能戰
相隔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金人再次南侵。
趙構向南一口氣逃過長江，金兵在後麵追趕。南宋的江防司令官向金人投降，這使金兵輕易地跨過長江，趙構再進一步逃到海上。我們實難相信，一個人口一億以上的龐大國家，在一個總人口不過幾十萬的小部族麵前，竟至於失敗到如此地步。當然，這時候的金國的總兵力也增長到十幾萬，因為有許多被征服的民族加入到金的軍隊裏來，其中就包括漢人的軍隊。但南宋也有自己的優勢。長江和淮河就是那麽容易渡過的？各州各縣在平時都修築了高大厚實的城牆，南方的城市也絕不至於缺少糧食，可就是沒有人願意據以固守。大家一門心思，要麽想著怎樣逃跑，要麽想著趁早投降，就是沒有人想到可以作戰。可以設想，如果金國的君主稍微文明一些，懂得運用懷柔政策，懂得籠絡儒生，讓儒生們給自己的征服披上天命的外衣，就像後來他們的後輩滿洲人做的那樣，則女真人征服全中國的時間可以推前七百年。儒生，這群中國曆史上天然的奴才，是很願意向一切強有力的征服者屈從的。儒生一屈從，全中國人就會跟著屈從，征服中國的秘密就在這裏。金國的征服者還不夠成熟，他們隻知道搶奪和殺戮，其結果就是激起漢族人的來自民間的自發的反抗。
在從民間走出來的抗敵救亡軍隊當中，最出色的一支就是嶽飛的軍隊。
對比一下中國曆史和印度曆史的不同，我們發現：印度教文化對印度社會的侵蝕是徹底的，而在中國，儒教文化始終是一種官場文化，它的影響主要局限在社會的上層，對民間的侵蝕是間接的、有限的。到宋朝的時候，官場文化主要是儒、佛、道的雜糅，並且以儒為主。儒、道、佛三教，真是一個比一個更柔，一個比一個更弱。其中儒和佛的最致命的缺點是：願意跟最殘暴的魔鬼合作，充當他們的奴仆和辯護者。而在民間，除了上述三教之外，還始終流行著俠義的傳統，或者說是一種英雄傳統。這種傳統的文化來源有兩個，一個是來自於正統的俠義精神，其根源是來自墨子；另一個是民族曆史的民間沉積。儒的精神價值不管被吹捧到多神聖，作為一種活生生的人格形象，則除了孔夫子之外，誰也無法活在人民的心裏。叔孫通、董仲舒、顏回、孟子、韓愈、二程，老百姓一個也不認識他們，他們的心靈純潔也好，卑汙也好，他們的形象不能感動人，他們對民間精神的影響力就幾乎等於零。相比之下，項羽、伍子胥、關羽、秦瓊等活生生的英雄形象對民間精神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儒教聖賢的影響力，這使得中國民間始終保持著一股尚武的英雄氣概。和平時期，狹義和尚武的民間精神被統治階層的犬儒精神壓製著，一到政局變亂或是異族入侵的危亡時期，民間精神就被激發出來並承擔起救亡圖存的曆史使命。事實上，在中國曆史的每一個緊要關頭，都是這種民間的狹義和尚武精神擔當著民族的命運，儒教的弟子在這種時候躲了、藏了，他們要等到劉邦、趙匡胤、朱元璋、李自成、忽必烈或是多爾袞征服了天下之後，才慢慢地走出來為統治者提供服務。當然，服務的第一項內容就是替成功地征服者披上天命和道德的外衣。
從民間走出來的軍隊能夠作戰，這是義軍和政府軍的根本區別。趙構皇帝不得不啟用這些從民間崛起的義軍將領，並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征召、組織和領導軍隊，這才使南宋有了一支能夠作戰的軍隊。過去的那種由儒生領軍的軍隊管理模式，至此也基本上結束。南宋自己的軍隊也慢慢地托付給將軍，而不是文官儒生。
嶽飛、韓世忠、張俊等中興諸將逐漸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訓練出一支支能作戰的軍隊，成功地遏製了金國對南宋的入侵，宋金兩國轉入戰略對峙。對南宋來說，失去了北宋的大量土地，許多人於心不甘，要求北伐是必然的。對金國來說，乘著自己國勢正在上升的大好勢頭，一舉消滅南宋統一天下，也是一種難以克製的衝動。問題是：如何正確地估計自己和對手的真正實力。在這個問題上，金國和宋國一樣，都是分成兩派。在金國，主戰派一直占據優勢；在南宋，嶽飛大概是唯一始終如一的主戰派。
嶽飛主戰
要主戰，你得先有主戰的本錢。嶽飛主戰的本錢就是自己的嶽家軍。
大宋國的軍隊到嶽家軍誕生的時候其戰鬥力整整跨升了兩個等級：由不敢戰，到敢戰，再到敢勝。宋國的軍隊隻要敢戰，哪怕野戰能力不如金軍，大宋也絕不會亡國。宋國的軍隊有上百萬之眾，以這些軍隊來據守，足以抵擋住幾十萬金軍的進攻。更何況，南宋的地盤上到處都是高大堅固的城池，還加上幾十條縱橫交錯的河流。北宋的滅亡是因為北宋的軍隊根本不敢戰，也不敢守，他們隻會一觸即潰，然後望風而逃。以嶽家軍韓家軍為代表的南宋軍隊與北宋相比發生了質的改變，他們不但敢戰，而且還變的敢勝。這一切，僅僅發生在十幾年的世間之內。
對於南宋的小皇帝趙構來說，南宋的軍隊敢戰能勝，這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壞事。南宋急需要一支能戰鬥的軍隊，否則就隻好等著亡國。如今這樣的軍隊出現了，卻不是掌握在朝廷的手裏。這些軍隊打著嶽家軍、韓家軍的旗號，實際上是一些半私人性質的軍隊，這嚴重違背了宋的立國傳統。一開始，趙構不得不依賴這些軍隊和將領，但他對這些將領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南宋建立之初，地方將領不聽詔命，叛亂、割據、投敵的事屢屢發生，更加重了趙構對將領們的不信任感。所以，一等南宋政權初步穩定下來，趙構首先想到的不是乘勝北伐，而是對內整頓，收回國家對於軍隊的直接控製權力。
向自己的老輩祖先學習，趙枸做得比較溫柔。一開始，趙枸解除了嶽飛的軍權，明升暗降，嶽飛被提升為中央樞秘使，加太子少保。這個地位足夠榮耀，如果嶽飛能理解趙枸的良苦用心，他可以從此放下軍務，安享餘生了。嶽飛此時隻有三十多歲，那又怎麽樣？你越是碌碌無為皇帝越喜歡你，大不了你完全解甲歸田，也有一輩子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如果嶽飛能多長幾個心眼，他也可以韜光養晦，暫時隱藏自己的野心，哪怕這種野心完全是無私的，他可以慢慢等待自己的機會。機會有的是。縱使趙構一心想要偏安一隅，人家大金國還在那裏虎視眈眈呢！隻要宋金兩國一開戰，嶽飛就有機會重掌軍權，再創輝煌，甚至，一鼓作氣直搗黃龍也說不上。可是，嶽飛不理解自己的真實處境，他把過去趙構皇帝對自己的依賴看成是對自己的信賴。他以為，趙構之所以要向金人屈辱求和是因為看不到自己的實力，他一心一意想要說服趙構相信：北伐是可能的，消滅金國也是可能的。你老不必害怕，有我呢！——有我嶽飛在，有嶽家軍在，隻要你老信任我，我們完全可以徹底打敗金國，收複失地。
趙枸當然不喜歡金國。問題是：趙枸更忌憚自己的將軍。按照大宋朝一貫的立國方針，趙枸應該把國家的軍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地手裏，可現在這些軍隊實際上是半失控的。嶽飛韓世忠都已經被提拔到中央任職，可他們的軍隊依然是嶽家軍、韓家軍，這些軍隊離開了自己的統帥就不再能夠打仗，對於這個難題，趙枸無法解決。趙枸隻能折中。在北伐和偏安之間，趙構選擇更穩妥的偏安；在放權和收權之間，趙枸選擇有放有收。對韓世忠，他放大於收；對嶽飛，他收大於放。嶽飛念念不忘北伐，在趙枸看來，就是想要重掌軍權，就必定會威脅到自己的統治。明朝的文徴明後來寫詩說：趙枸原來那麽信任嶽飛，後來怎麽會無端地殺死嶽飛呢？——其實，嶽飛和文征明都被趙枸給欺騙過去了。趙枸從來就沒有信任過嶽飛。趙枸實際上不信任任何人，這一點從秦檜死後趙枸的如釋重負就能看得出來。對自己的文職宰相都忌憚到如此地步，這樣的人又怎麽會信任一個領兵在外的將軍？——趙枸不過是曾經依賴過嶽飛罷了。依賴不等於信任。依賴中包含著屈辱，在趙枸看來，這種屈辱也許並不比金國所給的屈辱更容易忍受。
嶽飛一心想要北伐，從不知道隱藏自己的觀點。嶽飛的忠義之言，傳到趙枸的耳朵裏，聽到的隻是威脅。要下定殺死嶽飛的決心，想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說下定這個決心也需要一個過程的話，那麽，趙構的殺心是從嶽飛還在與金兵進行決戰的時候就起了的。多麽可怕，嶽飛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那條錯誤。
家天下的兩難困境
有一個奇怪的曆史現象是：漢人建立的中央王朝總是版圖越來越小，除去生猛的大漢朝之外，這似乎是一個規律性的東西。少數民族建立的統治王朝，一到他們開始漢化，版圖也開始逐步變小。也許，這就是所謂“家天下”的曆史宿命。家裏裝不下那麽多的領土和人民。為了家的穩定，他們隻好放棄越來越多的領土和人民。
滿清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例外。滿清不是家天下，而是族天下。族比家的潛在容量更大，所以，滿清的領土就越來越大。
在家天下的漢族政權內部，最高的統治者皇帝實際上找不到一個可以信賴的同盟。他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來向內提防，而不是向外開拓。漢族皇帝總是把自己的權力分給外戚和太監，從漢到明，活躍在漢族政權的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一個是外戚，一個是太監。蓋莫例外。
滿清則不同。拒絕漢化的滿清統治者獲得了一個例外的好處：旗人是皇帝的天然的同盟。旗人的數量有幾十萬之多，其中不乏英才俊傑，這些人可以比較放心地為皇上所用。終清一朝，外戚和太監無緣走上政治舞台，是因為沒有這種必要。
漢族政權內部不是沒有人才，相反，漢族政權內部的人才多到濫觴的地步。建立大漢朝的不過是沛縣的幾個流氓，建立大明朝的不過是朱元璋和他的幾個同鄉。但是，一旦漢族人的政權建立起來，在家天下的框架之內，人才反成了對皇權的潛在威脅。皇帝所能信任的人，除了外戚和太監之外，就隻剩下專會磕頭作揖的儒生。許多皇帝，比如漢武帝和明太祖，對儒生的憎惡是發自心底裏的，但他們仍然願意選用儒生，因為儒生的奴性使他們感到了安全。宋朝的神宗皇帝決心要變法圖強，他對韓琦司馬光之流的不信任是明擺著的，但是，他不信任韓琦司馬光的學問見識，卻信任他們的順從和忠心。一句話：隻要“家天下”還在，儒生的飯碗就是金子做的。一個政權倒下了，隻要新建立的政權仍然是“家天下”，這金子做的飯碗還是屬於儒生。
南宋的軍隊強於北宋，因為南宋的軍隊在將軍而不是在儒生的手裏。趙構本來擁有複國的機會，如果趙構知道怎樣統禦自己的將軍，他具有最好的北伐條件。大金國軍隊強悍，但是數量不足；他們剛剛進行了最野蠻的征服，被滅亡的遼國和北宋土地上的人民並沒有親附。此時如果南宋的軍隊能戰，敢戰，敢勝，為什麽不能立即北伐呢？
趙構選擇苟且偏安，把北伐的重任留給自己的後人。他的後人，再次陷入家天下的怪圈，隻敢信任自己的老丈人，那結果就是：重蹈覆轍。
嶽飛一定要死嗎？
趙構一定要殺死嶽飛，這是毫無疑問的。嶽飛與趙構之間的矛盾，根本無法調和。
漢失天下，匡扶漢室的是曹操，結果是曹氏代漢興魏。司馬氏代魏興晉，楊堅代周興隋，趙匡胤代周興宋。在家天下的背景下，強臣和弱君不能共存。不是臣殺君。就是君殺臣。周勃和霍光沒有強大到可以殺君的地步，然而弱君一旦強大起來，過去的強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屠戮。
強臣不但為弱君所難容，就是強勢的君主，也很少能夠容忍強臣的存在。劉邦殺韓信，李世民疑李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這一樁樁，一件件，都在說明一個道理：過於強勢的文成武將是對家天下的最大威脅。
誰都明白這個道理，獨獨嶽飛不明白。嶽飛的聰明智慧，在中國曆史上所有的武將當中，可列第一。做為武將，嶽飛的文化素養為大多數文臣所不及。嶽飛的詩歌不算是十分傑出，然而也是第一流的。最難能可貴的是嶽飛的詩歌中流露出一中十分純潔的情感，這足以表明嶽飛有一種異常純潔的天性，因為天性是裝不出來的。詩如其人，字如其人。嶽飛的書法登上了中國書法藝術的最高峰，足以與最傑出的書法家相媲美。後來的文狀元、大詩人文天祥見了嶽飛的書法作品，驚歎說：嶽飛的字當世誰能及之，既後世亦誰能及之。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聰明絕頂的人，在生活上卻表現出一等的遲鈍和笨拙。他不知道保護自己，也不知道交結大臣。他快言快語，不但得罪了皇上，也得罪了同僚，以至於當自己被逮捕下獄之後，朝廷上沒有一個為自己說話的人。那麽，嶽飛在人格上有什麽缺陷嗎？——不，恰恰相反，嶽飛是我們在中國曆史上所能找到的人格最完美的奇男子。在戰場上，他勇猛無畏，足智多謀。在生活上，他不娶妾，不召妓，而且滴酒不沾。一個將軍不娶妾不召妓這在南宋是不可思議的，這會在同僚們中間引起種種不必要的誤解。可是，嶽飛堅持自己的原則，他的高尚的心靈使他看不到拒絕同流合汙的危險，他的多才多藝使他有更好的形式來排解自己的餘閑。一個人在戰場上百戰百勝，在道德上接近完美，在藝術上出類拔萃，這個人，不但是皇帝不能容他，同僚們也無法容他。
嶽飛隻有三十多歲，為什麽不能再給嶽飛一次機會？——給嶽飛一次機會，就是給曆史一次機會，也是給南宋一次機會。可是，在南宋小朝廷趙構看來，不能再給嶽飛任何機會了。嶽飛太完美，如果任由嶽飛繼續建立更大的功勳，嶽飛的威望將崇高到無以複加，同僚們對嶽飛的嫉妒就會改變成敬仰，嶽飛的種種不近人情也會被重新解釋成天生貴格；到那個時候，嶽飛的地位就將無人能夠撼動，司馬氏篡魏和趙匡胤篡周的局麵就會出現。退一萬步說：就算是嶽飛由於品德高尚，絕不會威脅到趙構的統治，可趙構偏偏又不能生育。趙構如果什麽時候駕鶴西去，萬裏江山還不是落在嶽飛的手裏？
趙構的心腸足夠陰狠。當初他是何等依仗嶽飛，他們君臣之間的書信來往叫今天的人看了都會深受感動，事實上嶽飛之所以滴酒不沾，就是因為趙構在給嶽飛的書信中提到了喝酒誤事。嶽飛萬萬想不到一貫視自己為腹心和膀臂的趙構皇帝，會忽然拉下臉來要結果自己的性命。到嶽飛最後明白過來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遲了。據說，在審判嶽飛的廷堂上，嶽飛一言不發。他知道，說什麽都沒有用。
幾百年之後，另一個挽救了大明朝的英雄宰相於謙也被皇帝抓去殺頭。審判於謙的時候，於謙跟嶽飛學習，也是一言不發。同案的朋友問於謙：你幹嗎不為自己辯解？——於謙回答說：這根本不是司法問題，我辯解給誰聽？
有人說：於謙是嶽飛再世。我不知道嶽飛和於謙究竟欠了中國人什麽，但我知道，當嶽飛和於謙被捉去殺頭的時候，沒有人替嶽飛和於謙說話。大家都知道嶽飛和於謙是冤枉的，但他們就是打定主意不吭聲。他們都是儒學的信徒，仁義的君子；異族打來的時候，他們跑了；英雄被殺死的時候，他們躲了。你如果問他們憑什麽來做官，他們告訴你說：他們熟讀了聖賢之書，學會了仁義道德。可是，他們就是不吭聲。
中國人在開會的時候不吱聲，開完會後說三道四，成了華人自己都不喜歡的特色。當我們看到苦幹實幹，撤職查辦，溜須拍馬，晉升提拔的時候，就可以知道趙構、嶽飛和秦檜的故事，是中國幾千年曆史輪回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