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2年1月1日孫中山推翻帝製建立中華民國到今天約100年，中國為選擇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道路付出了巨大曆史代價，耽誤了中國的現代化。就像一個姑娘選對象，在二個男子麵前不知道誰更適合作她的丈夫，選來選去，最後耽誤了青春。
從1840年到1912年，是西方的槍炮打敗中國的刀棒並對中國實行掠奪和奴役的屈辱的時代，也是中國人民逐漸從落後腐朽的封建帝國中覺醒並最終推翻千年封建的時代。1840年英國對中國打響的第一槍震撼國人: 軍事落後就要挨打！中國必須現代化！
不幸的是，在孫中山推翻了封建之後在軍閥割據的時代，中國麵臨二條主要道路的選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是從日本，美國和英國帶進來，社會主義主要是從俄國帶進來。這二條道路中國都沒有走過，不知道哪條更好。所以，一部份國人相信資本主義，一部份國人相信社會主義，於是中國分裂為二大陣營，並開始了長達近三十年的領導權的爭奪。其中從1924年到1927年為打倒軍閥統一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從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戰出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從1927到1937年和1945年下半年到1949年底約15年是國共戰爭。對於這段曆史時期的國共之爭，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道路選擇，今天在我看來都無可指責，因為二條道路都沒有走過，你不能隻根據理論去判斷誰是誰非。隻能說這是曆史的不幸，曆史仿佛要故意為難中華民族，讓二條道路出現在關鍵路口，讓中國為道路的選擇自相殘殺耽誤了行程。1949年共產黨勝利了，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在1950年代的頭7，8年，國家發展很快，工農業和科技與教育都獲得了突發猛進的發展，大有很快趕上和超過英國之勢，這其間還包括1950到1953年的艱苦的抗美援朝戰爭。這種發展速度讓英美恐慌，這說明社會主義是可以讓生產力獲得高速發展的。1958年到1960年上半年中國急於求成搞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其實，這隻是在社會主義開始不久進行的嚐試中難免的波折，雖然是一次比較大的教訓，但今人不可誇大其錯誤，今人也不能要求共產黨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搞社會主義就不走彎路，那隻有聖人能辦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嚐試失敗不能否定社會主義。共產黨在隨後的幾年很快糾正了錯誤，並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往前推進了一大步。尤其在科技和國防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在1964年搞出了原子彈，使中國進入到現代軍事強國的行列，這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達到的第一個現代化高峰。是在毛澤東時代和共產黨領導下實現。1963年1月29日，周恩來在上海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簡稱“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這是抓住了1840年以來中國問題的關鍵。
不幸的是，中國正要在這個高度進行科技，文化，教育，工農業和國防現代化的更高的騰飛的時候，1966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實質是回到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二條道路之爭。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形勢使毛澤東產生了誤判，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是以千百萬共產黨員的犧牲換來的（據統計，從1921到1949年有姓名的共產黨員烈士名單是130多萬，實際數目遠大於這些），絕不容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清除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並在文化上徹底反封建和反資產階級與修正主義，使中國保持在社會主義的航道上，是對理想的社會主義的曆史性捍衛。文革的發動是毛澤東對曆史的誤判，文革對中國工農業和科技與文化教育及國防造成了極大破壞，又一次耽誤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是文革為什麽錯了的關鍵所在。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在四屆人大重提四個現代化，這表明毛澤東和周恩來這一代共產黨領導人要重新回到中國發展的正確軌道。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通過改革開放重新將中國引向了現代化的道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不讓中國人陷入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泥潭中，是明智的。經過鄧江胡三代領導人的領導，中國在科技，經濟，教育和國防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這個新的發展過程中，由於與資本主義緊密的經濟關係，中國又一次麵臨道路的選擇，是全麵資本主義化還是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首先，不管選擇什麽道路，中國不能再以大的社會動蕩為代價。不管是搞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也不管是搞民主自由，都不能再讓中國以社會大動蕩為曆史代價，誰這樣做，就是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對中華民族複興的犯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主要關係到財產分配的合理與否，但現代化是關係到中國生死存亡問題。耽誤了現代化，中國就可能重新回到1840年落後挨打的局麵。
由於過去百年為二條道路耽誤的時間太多，中國的現代化仍然跟不上時代，尤其在科技發展和國防現代化離美國還有相當差距，這一段差距使中國的國家安全仍然處在危險的邊緣。中國一定要全力實現現代化，並在科技和國防要趕上和超過美國，那才是中華民族的複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