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 陸續有報道, 幾位參加過”文革”的個人向當年的受害者公開道歉.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文革所造成政治上的損失：230萬幹部被牽連
文革所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國民收入損失5,000億
文革所造成文化上的損失：造就2億多文盲
(摘自《學習時報》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題：《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由來》）
曾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陳雲在評價毛澤東時稱: “慘絕人寰的“文革”悲劇，他是主要責任者，應予全麵否定。”（摘自：《渤海學刊》1993年第3期）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jiaokeshuzhiwai5/
“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２４）“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麵所分析的毛澤東同誌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曆史原因。主要的是：
…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誌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這樣，黨就很難抵製毛澤東等同誌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展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
…種種曆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製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製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製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
媒體中也有議論, 這樣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 浩劫, 要由當年參與的個人來道歉嗎?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徐達內指出,正當國內主要媒體以紀念習仲勳百年誕辰,對現任最高領袖習近平之父的緬懷與頌揚進入高潮的時候，”沉屙難愈，任重道遠。同為“紅二代”，陳毅之子陳小魯有他的選擇，那就是開著自己藍色的大眾POLO車回到北京八中，向曾經被自己在文革中帶頭批鬥的老師道歉。今天出版的中國青年報以整版“冰點特稿”的方式，紀錄了這場迄今最著名“造反”學生領袖的懺悔，並獲各門戶首頁重點推介。”(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929?full=y)
陳毅之子回母校組織文革道歉會 向老師鞠躬
2013年10月15日06:40 中國青年報
本報記者 林衍 高四維
陳小魯已經67歲了，他想尋求一種能夠讓自己問心無愧的生活。所以，在這個國慶長假的最後一個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將一封寫好的“道歉”講稿裝進皮包，然後開著自己藍色的大眾POLO車向北京八中出發。幾天前，他專門上網看了一晚上“五四憲法”，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他說，自己當年違反的是第89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
他要為之道歉的往事發生在47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學爆發了對校領導和部分老師的批鬥。在這場浩劫中，北京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自殺身亡，教師高家旺自殺身亡，黨支部副書記韓玖芳被打致殘。
在那段瘋狂的歲月裏，陳小魯的名字廣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學生領袖、革委會主任，而他的另一個身份則是——陳毅元帥的兒子。
“像曹操講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話不說，就太晚了”
白色長桌的一邊坐著8名曾經的中學教師，頭發白了；另一邊坐著15名曾經的學生，頭發大多也已經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學對麵一間茶社的會議室裏，空間局促，暗淡的燈光照在老人們的臉上。
“在座的，張顯傳老師80歲了，大部分老師也都70多歲了。連我們這些學生年齡最小的也有60歲了，已經過了耳順，而你們都是古來稀了。像曹操講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話不說，就太晚了。”穿著藍格布襯衫的陳小魯第一個發言。他的頭發已經全白，皺紋也深陷在臉上。
此前他曾經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實際上已經有點遲了，為什麽這麽晚才公開道歉，因為你過去不願意麵對這個曆史。”那時候他的語氣還顯得很平靜。
但在這一天的道歉會現場，他的情緒則有點激動。陳小魯放下手中備好的講稿，大聲地致開場詞：“‘文革’之後，老師對我們的冒犯寬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當年傷害過你們的校友，向你們真摯地道歉！”
這已經不是陳小魯第一次向老師表達歉意。過去在校慶活動時，他曾經專門走到幾位當年遭受批鬥的校領導麵前親口致歉：“老師對不起了，當年讓你受苦了。”但他漸漸覺得，相比於私下致意，自己還欠老師一個“公開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學計三猛專門給擔任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會長的陳小魯打來電話。他說自己前幾天回學校看望老師，當年的生物老師趙榮尊告訴他，“當年教過你們的老師，每年都有去世的，一個個地都凋零了。”
老師的話讓計三猛和陳小魯感到，“再不道歉就來不及了”，組織一場聚會的想法也由此產生。後來陳小魯曾把他們商議此事的郵件轉發給記者，那時他就有送一封信給老師的想法，有感謝，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長，情真意切就行”。
陳小魯沒有想到，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會在不久後引起關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為陳小魯的“道歉信”出現在“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用作內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這樣寫道：“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正在安排一次與老校領導和老師的聚會，我希望能代表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的老三屆校友向他們鄭重道歉，不知道校友們是否授權我做這樣一個道歉？”
後來，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體發現，並被擬上了“陳毅之子陳小魯就文革中批鬥學校領導發道歉信”的題目，隨後在網絡中廣為流傳。
“很多記者給我打電話，家裏人也說，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陳小魯事後回憶。
“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這封所謂的“公開道歉信”其實隻是陳小魯回給同學會秘書長黃堅的一封私人郵件。
“我收到了黃堅發給我的一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領導被當做黑幫批鬥和勞改時的情景。”陳小魯記得，黃堅在郵件的最後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們今天——一個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從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師們說一聲：對不起您了，我們真誠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那一天，陳小魯和上百萬人齊聲高喊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走向廣場。
陳小魯看著已經泛黃的照片，記憶越來越接近1966年。
一張照片裏，幾百名學生聚集在教學樓中間的大院裏，兩名戴眼鏡的女教師正低著頭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鬥。一旁的男教師舉著一塊小黑板，上麵用粉筆寫著“黑幫分子”四個字。身後的平房上，則掛著寫有“永遠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字樣的條幅。
陳小魯依稀認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師正是黨支部書記華錦。
那一年陳小魯剛滿20歲，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點中學，學生中大約有三分之一都是幹部子弟，因此也被稱作“政治起家”的學校。
回憶當年，陳小魯笑稱自己“左得很”，整天學的都是“階級鬥爭”、“反修防修”這些東西。“文革”爆發前一年，幹部子弟中流傳說，毛主席講，學校已經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了。
“當時就想，誰統治啊？肯定不是學生啊，那隻能是校領導吧！”那一年，陳小魯在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寫的是“讓階級鬥爭的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發，學校停課。6月9日，一張大字報貼在八中裏，揭發說學校的一個工友因生活艱難而賣血。“這在當時是很煽情的，我們覺得校領導太沒有階級感情了。”陳小魯記得，當時全校群情激憤，學生們把校領導揪到水泥台上批鬥，底下站滿了人，有的初中生還戴著紅領巾。
校領導靠邊站後，陳小魯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學生裏的領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師大會上代表學生講話：“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後來，各個學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則成立“校文革”並選舉了革委會主任。在八中，陳小魯得了1100多票，隻差20票就滿票通過。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麵對的日子”
“文革”爆發時，黃堅也在念高中。當時流行一句話是“好人鬥壞人，活該；壞人鬥壞人，狗咬狗；壞人鬥好人，經受鍛煉；好人鬥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 黃堅親眼看到校領導被學生掄著皮帶追打，有人還振振有詞： “這是考驗我們革命不革命的時候”。這種恐懼延續至今，在中國青年報記者的一次電話采訪中，他曾在回憶往事時一度哽咽得說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為迎接90周年校慶有了籌建校史館的打算，黃堅一下子收到了許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後來發給陳小魯那組。但當時黃堅清楚，“這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選上”，便拿相機把它翻拍下來。
陳小魯很快回複黃堅，郵件裏寫道：“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第二天，8月19日，黃堅將這封回信放到了同學會的博客上。
“我確實沒想到，他看到這個東西後會有這麽明確的表態。”黃堅說，此前也曾接觸過私下裏向老師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師道歉”。但陳小魯的反應仍然讓他感到“很不簡單”，“因為陳小魯本人並沒有打過人，他也公開反對打人”。
他們的老師趙榮尊曾經提起，當年，幾個初中學生把她堵在教室裏，要給她戴高帽、剃陰陽頭。湊巧路過的陳小魯攔下了這些少年，“你們可以批，但不許揪鬥，不許剃頭”。後來，趙榮尊挨了一個多小時的批，陳小魯也陪在她身邊站了一個多小時。
“經過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嚴，有他的權利，是受憲法保護的，但當時我不知道這些。”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陳小魯坦率地說道，“我那時候隻是有個樸素的認識，黨的傳統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裏有一條，不能虐待俘虜！”
但北京八中的局勢還是一天天變壞下去。那時候，社會學家鄭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選革委會主任的時候，他還投了陳小魯一票。 “我敢說，打人的事情，當時在校的所有學生，沒有人不曾目睹過。”鄭也夫親眼看到，一個常年患病、平時不來學校的“右派”老師，因領工資來校時，被在全校打人“名氣最大”的一個高二年級的紅衛兵截住，兩人麵對麵時，“就像羊麵對狼一樣，老師眼裏的那種恐懼，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最後這位老師遭到一頓暴打。
死亡很快發生了。一天，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上吊自殺。此前，一名學生曾經在校園裏遇到過她。“我受不了了。”華錦對他說。陳小魯至今都記得，自己趕到學校南側的那個教室裏時，華錦全身浮腫，一動不動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麵對的日子。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鬥過校領導，後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製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文革’，那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
47年後，陳小魯在回複給黃堅的信中這樣寫道。
“八中有1000多個學生，是每個人都造反了嗎？是每個人都去積極批鬥老師了嗎？沒有啊！”
“當時老三屆同學會內部反應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覺得小魯有點矯情，還有人提出，要站出來道歉的應該是當年打過人的學生，而不應該是他。”計三猛回憶起此事被公開後的情形。
8月24日，學者張鳴發表了一篇題為《對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懺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寫道：“不止‘紅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麵，他們或深或淺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麵，也程度不同地參與過傷害別人……但是，不知怎麽一來，所有人突然之間都變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個民族，幾億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隻有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這樣一來，一場持續十年、卷入幾億人的災難，除了幾個死掉和在監獄裏的人之外，在現實生活中，就沒有了加害者。”
采訪中，陳小魯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我是沒有打人，但我還是造反了，這一條我就錯了。你可以推脫，說那是大環境的錯，不是我的錯。這也對。但是這件事情就發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個學生，是每個人都造反了嗎？是每個人都去積極批鬥老師了嗎？沒有啊。我也可以選擇不挑頭，但我還是參與了，而且是帶頭的呀！”
“他就講，正式道歉這個事情很重要，要盡快做。對那些身體不好走不動的老師，他想登門拜訪，一個個去看。”黃堅記得，在這件事成為輿論焦點後的第三天，陳小魯就和他們相約前往海澱區的陽台山老年公寓，那是當年的教育處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魯要來看我吧。”在電話裏，李阿玲似乎已經知道他們的來意。那一天，86歲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門口等待自己的學生們。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們。”滿頭銀發的李阿玲給陳小魯拉來一把椅子，讓他坐在自己的對麵。
“老師對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寬容。”黃堅說，相比於“文革”時受過的苦，李阿玲似乎更願意回憶那些人性中的溫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門口被一幫學生們圍住，結果一個老師遠遠趕過來喊，“你這個黑幫分子，還不趕快給我滾蛋！”接著，這個老師還騎著自行車在後麵追她，“後來我才知道，其實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趕快到前麵去攔7路汽車，讓我趕緊跑”。
知道學生們要來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長溫寒江也很高興。他89歲了，但交談起來仍然興致勃勃。隻有在偶爾提起那段舊時光時，他臉上的神采才整個兒黯淡下來，“音樂堂那次批判會之後，我被打了3個小時，很痛苦……”
這是一段很多人不願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會在中山公園的音樂堂裏舉行，參與者是來自“四、六、八中”的學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線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書記張文鬆、局長李晨以及幾個西城區重點中學的校領導。
作為這場批判會的組織者，陳小魯起初的想法很單純，“那時候要‘找題目’，總要找個事情搞一搞運動”，他原以為，“開批判會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號”。
意外很快發生了。黃堅當時坐在音樂廳的最後一排，“突然一群學生就衝上了主席台，掄起皮帶就抽，看得我們膽戰心驚！”
“沒辦法了，擋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陳小魯舉起紅衛兵的旗子，朝著那些衝上台的學生喊口號，“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
“連製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嚴的口號。”提起那段往事，陳小魯唏噓不已。也正是在經曆這一幕之後，他的思想開始由“造反”轉向“保守”。
“那次批判會是我組織的，影響很壞，因此我想向您當麵道歉。”陳小魯接過老校長的話茬，說出了那句埋在心裏很久的“對不起”。
“這不能怪你們，當時你們還是文明的。”溫寒江擺了擺手，平靜地說，“‘文革’中的錯誤不能簡單歸咎於哪個人，更不能由你們這些學生負責。”
黃堅舉起相機，拍下了師生和解的這一幕。照片裏的溫寒江的確已經老了，他的腰背開始彎曲，連眉毛都掉得很厲害。坐在他身邊的5個學生也不再年輕，他們中的三個人有了嚴重的謝頂，另外兩個人則已滿頭白發。像很多這個年紀的老年人一樣，他們開始耳背，有時會聽不清對方的講話。
幾天後，黃堅把當時的情形整理成文發在了老三屆同學會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剛被診斷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幾十粒藥，但他還是把大部分時間放在了張羅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們就都太老了。”他說。
“我們不說，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老師，對不起後人和曆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會之前，陳小魯接到一個《紐約時報》女記者打來的電話。
“陳先生，我曾經采訪過你的父親，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電話那頭的聲音已經不再年輕。
幾天後，這名70多歲的老記者如願見到了陳毅的兒子、也已經年近70的陳小魯。
“那時我很幼稚。”她告訴陳小魯，自己是澳大利亞人，當時是一名左派大學生，1967年她慕名來到中國，並在陳毅兼任外交部長期間，得到過他的親自接見。在中國的時候，她也穿軍大衣、戴紅袖章，打著紅旗到處參觀。
這種曆史戲劇性同樣存在於陳小魯身上。一個曾與他在“文革”期間有過通信往來的學者認為，“陳小魯的這種政治態度和立場代表了一批人，特別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響應毛澤東號召起來‘造反’，又最早對發動‘文革’表示懷疑直至否定的人們。”
1971年“9.13林彪墜機”事件是陳小魯思想轉變過程中的又一個節點。“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為什麽還要造反？他幹嘛呀？吃飽了撐的？”陳小魯有了一個解不開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興起，作為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團政治部主任，陳小魯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鄧”。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給嶽父粟裕寫了一封信申請調動。“道不同不相與謀”，他在信裏寫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錯，但那時候不是了，搞這一套我自己心裏頭接受不了。”陳小魯說，從那時開始他已經“不想再說違心的話了”。某種意義上，這種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後的人生軌跡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與體製告別，下海經商，自稱“無上級個人”。及至今天，這種民間身份則間接幫助他可以選擇公開向曆史低頭致歉。
“已經47年了，將近半個世紀，經曆了風風雨雨，開始一步步反思，當時覺得‘文革’是政治錯誤，後來發現它的根本問題在於違憲。”10月7日，坐在茶社會議室的紅色沙發上聊起這些時，陳小魯顯得憂心忡忡。他開始主動談論當下，反複提及“反日遊行裏那些砸車打同胞的年輕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經消除了？類似的東西會不會再發生？很難說。”
“就像帕金森病一樣。”陳小魯拿起擺在麵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個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說是失誤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問題，不正視，怎麽解決？”
陳小魯看重反思，卻反感輿論“將道歉者崇高化”，“每個人都是在書寫自己的曆史，這隻是我的個人選擇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認為是這樣。真正的反思不見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經曆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
在眾多接受采訪的當事人裏，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秘書長郝新平對那段狂熱的歲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為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門城樓上獲得了毛澤東的接見。而就在那次接見的13天之前，這個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學生打死，成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個遇難的校領導。那一天，郝新平親眼看見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車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發捐款為卞仲耘立了一尊銅像。“也有同學私下裏向還在世的校領導道過歉，但打人者都背著很重的包袱，到現在也沒有人敢於站出來為此公開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魯的事後很受觸動，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給社會曆史一個交代。”郝新平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自己曾經發短信詢問陳小魯關於公開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陳的回複：“遺忘是人類的天性，九零後有幾人了解這段曆史？我們不說，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老師，對不起後人和曆史。”
“我挺希望他們能了解那段曆史，哪怕知道我們八中曾有過這麽一段黑暗的時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歲年紀的人一樣，當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談論著身體近況、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霧霾天氣。隻是在一些特別的時候，他們的對話裏才會透露出這場聚會的不同之處。比如，當他們分成兩排落座時，忽然有一個老人問起另一個老人：“咦，我是不是教過你？”
47年後，老師不再像是老師，學生也不再像是學生。他們的年齡之和已經超過1500歲，而相互之間的年齡界限卻不再那麽分明，白發、老年斑以及日漸鬆動的牙齒同時在他們的身上顯示著歲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這場聚會上，他們又部分恢複了往日的神采。年輕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們出現在一張張的照片裏，在會議室內的投影屏幕上反複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著，有的老人被旁邊的擋住了視線，就用手拄住桌，探著頭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來。黑白和彩色照片裏都是一些值得追憶的好時光。許多人找到了他們第一天走進校園時的樣子，另一些人則回想起這個曾經的男中頭一回迎來女生時的熱鬧。
循環播放的照片裏並沒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這是播放者黃堅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殘酷的回憶還是會在不經意間就冒出頭來。老團委書記張慶豐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時被學生叫到音樂教室接受審查，他被要求“從窗戶裏爬進去爬出來再爬進去”，回家後這個大男人哭了兩個小時。當年的物理老師張連元剛一張嘴，就忍不住哽咽起來。“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問題挨鬥，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學的人民教師，於1968年墜樓身亡並被學校視為“畏罪自殺”。
在將近3個小時的道歉會上，僅有這兩次，老師們流露出了內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時間裏，他們並不願自己的學生執著於道歉這件事。
“沒有必要站出來道歉，你們也是受害者，當年是階級鬥爭為綱，誰能不擁護？”年紀最大的老師張顯傳第一個發言。坐在他旁邊的老黨總支書記盧進則說，“老師對待學生，就像父母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學生犯再大的錯誤，我們也能理解。”
“沒有必要追究你們的責任。”張連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淚。他抬起頭，像是叮囑般地說道：“但是要總結這一段曆史，把法治建設提到重點，今後不再出現類似的問題。各位，我們希望你們能在這方麵進一步作出應有的成績。”
麵對老師的諒解，陳小魯和其他幾個校友沒有再多說什麽。在聚會結束的時候，計三猛忽然大聲說了一句：“感謝老師的教育！感謝老師的寬容！”
所有到場的老學生，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向坐在對麵的老師們深鞠一躬。
道歉會結束後，陳小魯領著中國青年報記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東西已經改變了。曾經的胡同平房已經變成金融街的高樓大廈，水泥地操場也被一座奧運會級別的現代化體育館所取代。但陳小魯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回當年的記憶。
1966年8月的一天，學生領袖陳小魯和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一起，走出校門，穿過胡同，前往中山公園音樂堂。為了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陳小魯組織了這場“四、六、八中”全部參加的批判會。他並沒有想到，幾個小時後，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會被一群突然衝上台來的中學生打得頭破血流。
講起這段往事時，陳小魯朝校園裏看了一眼。國慶長假還沒有結束，除了幾個保安之外，學校裏空空蕩蕩的。
“現在的孩子們可能對‘文革’沒有什麽概念了。我挺希望他們能了解那段曆史，哪怕知道我們八中曾有過這麽一段黑暗的時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這段曆史，不要鬥爭老師，不要鬥爭任何人。”陳小魯歎了口氣，從刻著“北京八中”四個大字的校門前走過。
(原標題：為心道歉)
（編輯：SN017）
親切的師生會麵，真誠的反思道歉（之二）
——陳小魯同部分老三屆校友代表與八中老教師聚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b9ea270101iyt3.html
2013年10月7日上午，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的十幾名校友代表與當年教過他們的部分老教師歡聚一堂。到會的老師有：張顯傳、張慶豐（原名：張慶鳳）、張連元、申士昌、龔正行、盧進、趙榮尊、杜家良；到會的校友老三屆各年級都有代表，他們是：陳小魯、計三猛、崔勇、黃堅（高三1）、王立德、陳可、穆燕城、吳新潮、王新民、王剛、劉長有、黃堅（初三6）、李果、趙如蘭、康玲。當年風華正茂的老師現在已近八旬高齡，而那時朝氣蓬勃的學子如今也都六十出頭，真是“歲月滄桑半世紀，師生情深有靈犀”。
陳小魯會長首先發言，感謝在座的老師給了我們一個道歉的機會。他說:“今天我代表老三屆同學會七百多名校友要說的話，可以概括為六個字：感謝、道歉、祝福。”
他說：“老師們在我們思想啟蒙的年輕歲月，為我們領航；在我們知識積累的中學時代，為我們指路；而對文革之中我們的冒犯寬容大度，為我們樹立了榜樣！為此，我代表老三屆同學會的校友感謝你們!”
他說：“八中是個好學校，但是也難逃過文革浩劫，校領導、一些老師和學生被批判鬥爭，華錦書記自殺，韓玖芳副書記被打殘，……。對此，我代表老三屆同學會中當年傷害過你們的校友，向你們真誠道歉！”
陳小魯接著檢討了文革初期自己帶頭造反，批判校領導，組織批判北京市教育係統領導大會的錯誤。他認為文革的根本問題是違憲，而消弭文革戾氣，樹立憲法權威刻不容緩！（注：具體發言見本文“附件”）
最後他祝福老師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
隨後，師生共同觀看了黃堅秘書長收集的八中老照片，大家辨認著照片上的老師，回憶起當年學校的生活，歡聲笑語，如沐春風。
看完老照片，同學會理事計三猛發言說：“我在八中是第一個貼的大字報，跟同學金伯宏署名，響應最高指示，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緊接著大字報貼滿了全校。對此我表示歉意。”
他說，“我前不久采訪了彭珮雲大姐和王漢斌副委員長，仔細了解了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經過，了解到北京市委領導包括教育界領導當時被打成所謂資產階級獨立王國被非法迫害的情況，其殘酷無情令人發指！那個時候幾乎每一天，市委市政府的樓上都有人跳樓自殺。在天安門連續接見紅衛兵不斷推動所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情況下，全北京市陷入紅色恐怖。北京有所中學的老書記對我說，他們學校的學生們高呼最高指示，把圖書館的書籍全部堆在院子裏焚燒，還強迫全體老師圍在火堆邊，然後把他們向火中推！該校在文革期間有18名教師被迫害致死！還有當時流行給被迫害人剃陰陽頭，無知的學生不知道，那是古代給死刑犯的標誌發型。許多知識分子和幹部自殺，與被剃了陰陽頭的人身侮辱直接有關。彭珮雲大姐說，文革期間她被非法關押6年之久，被北大紅衛兵剃成陰陽頭的那一天她也曾想過輕生。
無數事實證明：文革哪裏是什麽大民主？哪裏是整什麽走資派？我在開封看到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遇難場所。沒有任何司法辯護，也沒有任何起碼的治療，任由疼痛而死。合法當選的國家主席尚且如此！所以，彭真主持製定82年憲法就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提前到總綱之後，還特別加上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他說，小魯代表大家向老師們道歉，就是要還一個公道給老師們，還一個真實的文革給後人。
隨後，計三猛起身向老師們深深鞠躬，表示歉意。
接著，在場的老師們爭相發言，有的老師未曾發言就已哽咽得熱淚奪眶而出。
張顯傳老師說：我也說三點。第一說反思，我認為你們大可不必這樣隆重的道歉，那時候階級鬥爭為綱，誰能夠不聽啊?大家哪敢不擁護？當然，道歉的精神是好的，反思也是應該的。第二我要肯定同學們。小魯的高三3班同學我就肯定，有次我去食堂吃飯，突然來個人打我一巴掌，說你個壞蛋，正好高三3班的蘇寧同學來了，他就阻止了。很多同學是做了不少好事的。第三有個建議，八中同學們可以從同學的角度，說說文革。把這段曆史寫下來很重要。包括小魯的西糾，我認為西糾當時不錯，沒有必要回避，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把是非弄清楚，別弄的全部都是錯的，當然有錯的，但也不完全是錯的，沒必要把不是自己的東西攬到身上。
張慶豐（原名：張慶鳳）老師說：同學們都很誠實，我非常感動。那時提倡階級鬥爭，讓孩子們的弦崩得緊緊的。雖說是重在表現，但是還是講出身的。我當團委書記，批準了十名所謂出身有問題的學生入團，文革就批我階級路線錯誤。
你們老三屆在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方麵總的來說是好的，你們這些同學理想、誌氣、抱負都有。那時候做團的工作有片麵性，把階級鬥爭和教育搞的過分了，我們把正麵的，反麵的，正確的，錯誤的，都灌輸給你們。文革極左高潮一來，不但你們分不清，我們這些老師、黨員幹部也迷失了，不知所措了。所以對同學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做的一些事，我也有責任。
有一次夜裏十二點把我弄到音樂教室裏批鬥，讓我爬窗戶進去，又讓我爬窗戶出去，反複爬來爬去。當時我回去，哭了兩個鍾頭，我當時想，為什麽鬥我？一是不理解，二就是理解，也沒辦法。
你們經過正麵的教育，又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驗，犯過一些錯誤，又經曆了改革，既有八中，又有整個社會的教育，因此你們成長了，成熟了，我非常感動。大家都六七十了，年事已高，多保重，身體搞好，另外力所能及地為我們黨的事業國家的未來再做一點貢獻。
申士昌老師說：一位山西親戚告訴了我小魯寫博客的事情。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從我做起，實事求是地反思，在這一點上，我受感動，這一點上，你們是我的老師，我應該向你們學習。盡管我在八中沒有呆特別久，但一直把八中作為我成長的起點，我很驕傲，而看到現在的同學，更以八中的同學們茁壯成長而驕傲。
張連元老師說：現在沒必要追究你們的責任，但是要總結這一段曆史，把這個法治建設作為重點，今後不再出現類似的問題。各位，我希望你們能在這方麵進一步做出應有的成績。
盧進老師說：第一點，八中優秀的曆史是很長久的,抗美援朝時就很突出了。第二個，剛才小魯代表同學對文革當中自己行為的表態道歉，總體呢，學生犯再大的錯誤，有缺點，老師都能夠理解，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所以剛才幾個老師說的，我也同意。對咱們老三屆同學會這麽多年的辛勤工作，很難得。看到照片，非常興奮，希望咱們八中同學會更好地發展下去
趙榮尊老師說：文化大革命是全中國人民的災難，在這樣災難的年代，仍有真善美在發光。我在此向小魯對我當時的保護表示感謝，我說的一點兒都不過分，這是全八中老師給你的評價。
杜老師說：第一，年紀越大越值得反思，隻有反思才能夠進步。第二，對小魯有一個事印象最深刻，西糾發表通令，對北京市的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這個會，這麽一塊兒談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們對過去很容易忘掉，能夠反思自己，對過去對未來都有好處。今天我們能來的，有些人已經來不了了，有些人就根本不可能來，生命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隻有一次，珍惜吧！
龔正行校長說：這個活動最大的意義在於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意義在於今後不再出現這樣的悲劇，尤其是由當年的紅衛兵小將來總結更有意義，文化大革命考驗一個人性。有兩個人在文革中對八中很有貢獻，一是張法生（八中的工友），二是陳小魯，由於他們的作用，使八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損失小了很多，圖書館書沒燒，玻璃沒碎，我們老師對陳小魯的印象都很好，由於他的特殊地位，為八中減少了很多損失。我在講八中文革的時候就提這兩人。他還詳細地介紹了八中在文革之後不斷改革取得的突出成績。
最後，計三猛說：引用小魯的話說，感謝老師的教育，感謝老師的寬容。全體同學起立，向老師們鞠躬。
會後老師和校友們一起用餐，邊吃邊聊，回憶過去，暢談現在，展望未來，餐廳洋溢著溫馨和歡樂，快到三點了，師生們才互道珍重依依惜別。
師生聚會結束了，老師們的寬容大度再次感動了我們。他們褒獎我們，原諒我們的冒犯，鼓勵我們的反思。這次聚會不僅是道歉，更是師生對文革的回憶和反思，有的校友說如果那時重視對學生的憲法教育，法治教育，人道主義教育，那麽文革中我們的許多錯誤就可能避免，校領導和老師的的許多悲劇就不會發生。我們反思過去，就是要維護憲法的權威，實現今天的和諧，明天的更好！
附件：陳小魯會長的發言稿
尊敬的老師們，校友們，大家好！
老師們、校友們，大家聚少散多，難得有坐在一起的機會，今天我們好好聊聊。在座的老師都是古稀之年，在座的校友也過了耳順之時，真是“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話不說，恐怕就遲了。
今天我代表老三屆同學會七百名校友要說的話，可以概括為六個字：感謝、道歉、祝福。
八中是個好學校，因為有好的校領導，好的老師，好的學生。我們走上社會，搏擊人生，靠的是八中打下的思想和知識的基礎。老師們在我們思想啟蒙的年輕歲月，為我們領航，在我們知識積累的中學時代，為我們指路，對文革之中我們的冒犯寬容大度，為我們樹立了榜樣！為此，我代表老三屆同學會校友感謝你們！
八中是個好學校，但是也難逃文革浩劫，校領導、一些老師和學生被批判鬥爭，華錦書記自殺，韓玖芳副書記被打殘……。對此，我代表老三屆同學會中當年傷害過你們的校友，向你們真誠道歉！
今年8月18日我收到一組文革中校領導勞改的照片，附文提出一個嚴肅尖銳的問題：“中國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們今天——一個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從我做起，勇敢的向老師們說一聲：對不起您了，我們真誠的道歉！”照片和提問引起我思索和共鳴，並寫了回應博文。沒想到國內外許多媒體就此做了報道，還有許多記者要求采訪。我道歉是個人行為，說大一點也就是八中的事，社會反響這麽大，其實是人們對文革觀點分歧，拿我的博文說事。
文革的根本問題是違憲。黨內鬥爭、幹群矛盾、師生分歧是社會常態，製定憲法就是為了協調矛盾，彌合分歧，整合社會。文革置憲法於不顧，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對持不同觀點的幹部群眾，上綱上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結果內戰十年，經濟滑坡，人民貧困，群眾對立，社會分裂，而權力高度集中的官僚體製卻依然如故，結果是什麽問題都沒解決。特別是文革釋放出的暴戾恣睢之氣延續至今，流弊政府，禍害社會。前年國內抗議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遊行，出了不少拿同胞撒氣的事，證明消弭文革戾氣，樹立憲法權威刻不容緩！
我也是從違憲的角度檢討自己：1966年6月初開始，我領頭批鬥校領導；8月中旬我帶頭組織了對北京市教育係統領導的批鬥大會；我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對校內的武鬥製止不力，結果學校出現比較嚴重的踐踏人權尊嚴，侵犯人身自由，損害人身安全的現象，違反了當時實行的1954年憲法第八十九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順便說說，我還做了一件與八中無關的錯事，就是挑頭勒令民主黨派解散，這也有違1954年憲法序言關於“我國人民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鬥爭中已經結成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闡述。對上述錯誤我承擔責任，真誠道歉。
不久前我們看望了溫寒江校長和李阿玲主任，他們都說：“文革的錯誤不能簡單歸咎於哪個人，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做錯事不能怪你們。”他們說的對，我們當時是中學生，沒有資格大包大攬文革的錯誤，何況當時憲法早已被束之高閣。但是對自己當時的行為總要認真反省，總要分清是非。而溫校長、李主任的大度寬容，不計前嫌的態度，讓我們感到更應該反省和道歉！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對自己錯誤的態度無非有幾種，否認、遺忘、回避、推脫和反省。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毛主席把批評與自我批評列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周總理也曾說：“如果我寫書，就寫我一生的錯誤，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讓活著的人都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可見有錯誤要反省，整錯人要道歉，是國之傳統，黨之作風。遵循聖人之教誨，主席之指示，總理之榜樣，反思和道歉，淨化靈魂，求心之所安而已。至於網上的評論，用意大利作家但丁的話回答就行了：“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就算被別人當靶子，也有拋磚引玉，啟迪思索的功效。
最後，我代表老三屆同學會祝福老師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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