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劉大娘
牛頓上大學時，他的數學老師巴羅教授曾告誡牛頓：“許多看起來很正確很簡明的理論，實際都是錯誤的，它們都缺乏嚴謹地論證。”這句話使牛頓養成了嚴謹的治學風格，終結碩果。
我們普通人之所以不偉大，不能成為科學家，就是因為我們普通人看問題習慣靠直覺，看到什麽就是什麽，不往深層考慮，不能嚴謹地推理論證。古人看到太陽東升西落，憑直覺就以為太陽是圍繞地球轉的，而實際上恰恰相反，地球是圍繞太陽轉的。憑直覺去看問題，錯誤不小。
農業實行單幹後，糧棉豐收了，中國人能吃飽穿暖了，於是中國乃至世界就有許多人憑直覺說，是單幹讓中國人吃飽穿暖的，中國人吃飽穿暖是XXX的功勞;毛澤東隻會搞政治，搞鬥爭，不會搞經濟。
這些話，乍一聽起來非常正確，可是經過嚴謹論證了嗎?如果經過嚴謹論證之後，會不會恰恰相反呢?
單幹能提高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和責任心，這話我舉雙手讚成。但是，僅僅提高積極性和責任心，農業就能豐收，中國人就能吃飽穿暖了嗎?
從三皇五帝開始，一直到民國，中國一直都是單幹，農民的積極性和責任心都一直在極點，為什麽一直都吃不飽穿不暖，為什麽“豐衣足食”一直都是中國人的夢想?
毛澤東時代確實貧窮，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經曆過毛澤東時代的貧窮，也聽過年紀大的人說過毛澤東時代的貧窮。但是，要知道的是，並不單單是毛澤東時代貧窮，毛澤東時代以前一直到三皇五帝時代，大多數的中國人一直都是吃不飽穿不暖的。
解放前，我祖父是中農，一家四五口人種三四十畝地，畝產幾十斤，成百斤，粗細糧食加一起一年不過產兩三千斤，去掉種子和喂牲口的，就僅僅夠糊口的，還得和野菜搭配。我祖母在世時常常說，那個時候隻有過年才舍得吃全細糧的飯。在穿上，那時我祖父連鞋都舍不得穿，夏天赤腳，冬天穿草鞋，哪有布做鞋呀。那時，有巴掌大的一塊破布，都要收好保藏起來，以補衣服用，或攢多了，做一件百衲衣。那個時候，哪個農民要是有一件袍子，就好比現在有一輛大奔一樣讓人羨慕。而我的祖父，就連一件袍子都沒有，到七十年代才做一件袍子。中農尚且如此，大量的貧農雇農就更不用說了。大量的窮人一年要有大半年挨餓，許多窮人冬天連草鞋都沒有。我們這裏的老人們說，那時我們這裏有個給地主放牛的孩子，有名有姓的，冬天沒有鞋穿，就把腳伸到熱牛糞裏去焐。毛澤東時代，盡管最低時一人一年隻有幾尺布票，盡管我們這裏的人冬天仍然習慣穿草鞋，但是單布鞋還是人人都有的，棉布鞋也幾乎都有，已經進步不小了，是幾千年來沒有的事情。
為什麽幾千年來一直延續的單幹不能讓中國人吃飽穿暖?為什麽XXX一搞單幹中國人就能吃飽穿暖了?如果說是單幹的功勞，可是為什麽以前幾千年的單幹始終都不能讓中國人吃飽穿暖呢?誰能嚴謹地回答這個問題?
當單幹的中國農民，搞人海戰術，一家老少齊上陣，牛耕人割，不分白天黑夜在地裏摸爬滾打，鋤禾日當午的時候，發達國家的農民操縱機械，一天隻幹幾小時，好似閑庭信步，輕輕鬆鬆就種好收好了，單產還比我們高幾倍。農民出身的毛澤東最知道這個情況，所以他說：“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而不在於單幹。一下子就抓到了實質。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幾千年的單幹實踐證明，靠單幹是不行的，要使農業發展起來，得靠機械化。
而機械化僅僅是使農業豐收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必要條件的代表。要使農業豐收，除了機械化外，還得靠水利，靠良種，靠農藥，靠肥料，靠科學管理。這些是使農業豐收的硬件。積極性和責任心是軟件。
如果硬件不好，沒有機械，沒有良種，沒有化肥，沒有農藥，沒有科學技術，沒有水利，非旱即澇，到處是鹽堿地，坑坑窪窪，就算積極性再高，責任心再強，吃住都在田地裏，都不能豐收，照樣畝產幾十斤，甚至顆粒無收。如果硬件好，就算一天隻幹2小時，玩8小時，照樣豐收。主次要能分清楚。現在的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和責任心都已經很低了，比集體時還要低得多，幾乎沒有鋤禾日當午的了，很多地都象草原;還有不少農民，隻在種和收到地裏去，平時根本就不到地裏去，但是產量照樣很高。為什麽?就是因為現在的硬件好了。
而要發展硬件，需要強大的重工業作為基礎。沒有強大的重工業，造不出來足夠的鋼鐵、煤炭、石油、水泥等，就造不出來機械、工廠;造不出來機械、工廠，就造不出來農業機械、化肥、農藥等，也就談不上農業的發展。
所以，毛澤東特別注重發展重工業，這是工業的基礎，也是農業的基礎，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所以，雖然那時毛澤東注重的是重工業，其實是遠遠地瞄著農業的，也是瞄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等重工業發展起來了，機械、石油、化肥、農藥等都充足了，後麵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了，躺著都可以讓農業豐收，讓國民經濟發展，與單幹不單幹無關。怎麽能說是XXX的功勞呢?
既然是毛澤東使中國人吃飽穿暖的，那麽他那個時代為什麽貧窮呢?很簡單，從窮到富有一個過程，這好比栽樹和摘果子。從栽樹一直到結果這段時間，是沒有果子吃的，當然貧窮。隻見勞動，不見回報。結果之後，就富裕了。前任領導帶領大家栽樹，後任領導把果樹分了單幹，有果子吃了，就說功勞是他的。
拿培育良種來說，袁隆平1973年就培育出雜交水稻，可是當年就能解決吃飯問題嗎?不能。因為良種的推廣有一個過程。簡單地說，比方第一年獲得20斤良種，這20斤良種能用於填肚皮嗎?不能，要當種子。第二年用這20斤種了一畝地，收獲800斤。同樣，這800斤也不能用於填肚皮。第三年，用800斤種了40畝地，收獲32000斤，這些也不能用於填肚皮，要繼續推廣。第四年，種植1600畝，收獲1280000斤，這些仍然不能用於填肚皮，仍然要繼續推廣。直到該種的地都種上之後，才能吃。這期間，隻見勞動，隻見豐收，而不能有糧食吃。如果這期間把部分種子吃了，雖然暫時快活一點，但是要使發展速度降低很多。
再拿發展工業來說，這個和培育良種的道理一樣。發展重工業期間，隻見工業不斷發展，鋼鐵、機械等產量連年提高，就是沒有農業機械使用，因為全部的鋼鐵和機械都要當“種子”用，而不能當最終消費品使用。比方說，第一年生產100噸鋼鐵，這100噸鋼鐵是用於造拖拉機還是用於造采礦機械和煉鋼設備?如果造拖拉機，那麽采礦機械和煉鋼設備就不能造，第二年鋼鐵產量仍然是100噸。如果造采礦機械和煉鋼設備，那麽采礦機械和煉鋼設備的數量就增加了，第二年鋼鐵的產量就可能達到500噸。這500噸鋼鐵能用於造拖拉機嗎?仍然不能，仍然要繼續造采礦機械和煉鋼設備。如此反複，鋼鐵產量就會迅速提高，然後才能用於造汽車、拖拉機、織布機等最終消費品。這期間，仍然是隻見勞動，隻見經濟增長而不見生活水平改善。
而要發展重工業，有一個難題，並不是說發展就能發展的，因為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存在矛盾。要發展工業，就需要大量的工人，需要大量的農民去當工人，這就要求農村的糧食有剩餘，足夠養活大量工人的。糧食有剩餘，是社會分工的一個必要條件。而當時是，農業的產量很低，農村糧食剩餘很少，甚至沒有剩餘，不夠養活大量工人的，所以不能發展工業。而不能發展工業，農業就發展不起來，糧食就沒有剩餘。這就出現惡性死循環了。
怎樣打破這個惡性死循環呢?
靠市場經濟是不行的。因為市場經濟裏，政府無權插手經濟，隻能讓經濟自由發展，任由這個惡性死循環一直循環下去，發展十分緩慢。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經濟一直都沒怎麽發展，始終都是牛耕人割。印度就是這樣的，建國和中國差不多一起，也是一樣一窮二白，因為始終都是市場經濟，自由單幹，在死循環裏循環，所以至今還吃不飽，穿不暖。
要打破這個惡性死循環，要迅速發展農業，發展國民經濟，就得靠公有製和計劃經濟。
計劃經濟可以用行政手段調撥部分農民當工人，還可以從農村調撥有限的糧食到工業上去，並限製口糧，大家都少吃一口，這樣能養活更多的工人，可以最大限度地發展工業。
同時，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裏不存在市場規律，不需要遵守市場規律，也不需要利潤，可以不斷循環地隻發展重工業，使重工業迅速發展。比方說，生產出來鋼鐵就造采礦設備，然後生產出來更多的鋼鐵，然後生產出來更多的采礦設備，然後再生產出來更多的鋼鐵，這樣鋼鐵的產量就能最快地提高。而市場經濟裏不是這樣的，市場經濟要遵守市場規律，要圖利潤，哪個利潤高就生產哪個。比方說，生產出來10噸鋼鐵，富人要花100萬買轎車，造轎車比造采礦設備的利潤高，生產商就要造轎車，這樣采礦設備就少，鋼鐵的產量就很難提高。所以發展經濟緩慢。印度就是這樣的。1950年，印度的鋼鐵產量是200萬噸，中國的鋼鐵產量是61萬噸。1980年中國鋼產量3712萬噸，印度943萬噸，落後於中國2769萬噸，中國增長60倍，印度增長3.7倍。原因就是中國實行了20來年的計劃經濟，打破了市場規律，打破了惡性死循環。
在修水利上，公有製也有優勢。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水利工程很少，為什麽?一是政府沒錢，二是釘子戶太多。挖一條河，要經過很多私人的土地，在“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私有製社會，私人是很難同意的。要麽賠錢，要麽強征。賠錢就需要政府有錢，強征要惹眾怒。隋煬帝修大運河，鎮壓了許多釘子戶，怨聲載道。而且修水利的民工也需要工資，也需要政府有錢。所以，建國後，如果仍然是私有製，那麽就不可能建設那麽多水利工程，那麽到今天，農業也不怎麽能豐收。
如果沒有毛澤東以及他的堅決鬥爭，就沒有那20來年的計劃經濟，就沒有重工業和水利的迅速發展，農業也就沒有今天的豐收，就是單幹也枉然，會和幾千年中的單幹一樣，和印度一樣，中國人照樣吃不飽穿不暖。同時輕工業也沒有今天的成就，中國經濟就沒有今天，中國人會仍然和印度一樣貧窮。如果不遇同誌的阻力，那20來年的計劃經濟能順利進行，成果會更好。如果公有製和計劃經濟能一直持續到今天，中國會更富裕，可以說，中國農村幾乎都會和南街村、華西村一樣。
老子說，上善若水，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意思是說，最好的善，就象水一樣，向下滋潤萬物而不爭名利，最好的德就是讓人看不出來有德，最差的德就是讓人看出來很有德。鄭國有一條河，沒有橋，百姓過河不方便，宰相子產就用他的車架幫助百姓過河，所以鄭國百姓都誇子產有德。而孟子卻批評說，子產為什麽不建橋呢?當然，建了橋後，子產就沒有幫助百姓渡河的機會了，百姓就看不到他的德了，而這正是上德。這就是下德和上德的區別。
毛澤東讓中國人吃飽穿暖，讓中國的經濟有今天的成就，卻很少有人知道是他的功勞，反而有許多人把他那時的貧窮歸罪於他，怨恨他不會搞經濟，這正是他的上善和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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