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演講稿可能會成為總理李的大會基線，至少是個底稿。因為闡述的一些問題都是李和厲最近常談的問題。尤其涉及到新一輪改革中那些問題值得關注、當下宏觀經濟的形勢問題、未來改革麵臨的選擇、以及改革的難點。
有時間讀讀無妨。
一、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在中國，多年以來形成了投資衝動怪圈。什麽叫投資衝動怪圈？它是這樣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經濟發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改善，使就業問題得到緩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資、擴大信貸的強烈需要，但此後的結果是：經濟雖然上去了，通貨膨脹隨之而來，致使物價上漲太快。於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緊縮政策，通過緊縮財政和信貸，經濟增速放慢，而這又引致地方出現問題，地方財政收入、就業受到影響，就再一次呼籲增加投資。如此循環反複，結果給經濟帶來了一種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現象，這就是投資衝動的怪圈。
現在中國經濟的情況跟這個怪圈都有關係。比如產能過剩，現在全國產能過剩情況相當嚴重，產能過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資源浪費。所以，中國當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這告訴我們：GDP總量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優化。即便經濟增速低一點，但是整個經濟狀態是好的。
結構比總量更重要。舉一個例子，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GDP世界第一，遠超出英國，但是經濟結構不行。在1840年時，英國工業革命從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業化進展到了一定程度，英國GDP結構符合當時技術進步潮流。英國當時的情況是：鋼鐵產量上去了，技術設備製造發展了，棉布全是用機器紡織的，其出口的一部分是機器製造的棉布，另一部分是蒸汽機機器設備，交通工具是輪船和火車。反觀中國， GDP總量的產品主要是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中國的棉布是手工紡織的棉布，中國的出口是茶葉、瓷器、絲綢、桐油等，從結構上說，中國比英國差很遠。
今天，雖然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的結構還不如日本。現在日本跟中國相比，它的高新技術產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國要大得多。所以，當前我們的改革著重是結構問題。
另一個重要的結構是人力資源結構。1840年，中國人口總量比英國多得多，但人口結構跟英國不一樣。當時，英國普及了小學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學，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學校，每年培養出大量的工程師、技術專家和科學院的知識分子，還包括近代的經濟管理人才、金融人才，這是英國當時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源結構。而中國雖然人口多，但是結構不行。如農民絕大多數是文盲，婦女也絕大多數是文盲。中國少數讀書人，讀的是四書五經，目的是為了考科舉，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學技術、經濟管理和金融。
同樣，我們跟日本相比，人力資源總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資源結構上，日本大學畢業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較中國大，日本的工人隊伍中，熟練技工人數比重也比中國大。這都表明了結構問題的重要性。
當前，我們怎麽提高經濟質量呢？一是優化結構。優化結構是沒有止境的，因為技術在發展，客觀形勢在變化。另外，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反映對低碳經濟的要求越來越大，這是全世界的趨勢。比如說，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環保概念要求廢水、廢氣、廢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環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卻不同。二氧化碳並沒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須要減排，因為它會影響世界的氣候，大氣變暖可能給人類帶來很大的災害。所以，我們一定要把環保提高到新的階段，不僅要沒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時，人民生活水平要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提高，這也是表明經濟增長的質量。
二是技術創新，要不斷地技術創新。當前，中國雖然講技術創新重要，但企業反映的實際情況是，我們的實體經濟距離世界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關鍵是看製造業，中國的製造業能真正自主創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賴外國的技術。這就表明，自主創新少，經濟增長質量不夠。在企業界流行一句話，“不自主創新，等死；自主創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創新帶來了債務等負擔。
這就表明，當前中國的主要問題就是結構調整。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我們的經濟增長才能質量提高，我們的結構才能夠隨之優化。
二、宏觀調控：不能替代改革
經濟如同一個人的健康情況。一個人如果要身體健康，應該是內在機製的完善，必要時打針吃藥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這畢竟是處於輔助地位，主要是靠身體內部機製的完善。經濟亦是如此，經濟能夠順利地發展、解決結構問題，主要靠機製的完善。
宏觀經濟調控好比是外來的力量，也重要，但它處於輔助的地位。近幾年來，中國經濟情況中出現了一種現象——宏觀調控在實際中比它應該起的作用還要大。這就造成了“宏觀調控依賴症”，什麽事情都要宏觀經濟調控。經濟發生通貨膨脹，宏觀調控；經濟增長率下降，宏觀調控。
而且，宏觀調控的依賴性容易產生誤導：既然宏觀調控這麽靈，還要改革幹什麽？實際上，這耽誤了改革。
改革是解決機製問題，宏觀調控作為外來的一種力量，是對經濟的幹預。所以，絕對不要因為宏觀調控有點成效就頻繁利用，而結果對經濟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資怪圈中擺脫不開。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來健全內在機製，那麽越拖到後來，代價會越大，成本會越高，而且難度越大。所以，在宏觀調控問題上，一定要以改革為主，不能依賴宏觀調控。宏觀經濟調控應該重在微調，重在預調，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采用，一般情況要避免采用。
現在，經濟學界中有兩種觀點爭論。一種觀點是，從去年開始，我們經濟增長率在滑坡，所以國外“唱衰”中國經濟的人說，中國經濟將會從此一蹶不振。
這個觀點不對。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今年中國維持7%-8%的增長率是沒有問題的。7%的增速，也絕不是一個低速度，而是一個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過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長，現在是不可能的。為什麽不可能？因為付出的代價多大，10%的增長率，環境承受得了嗎？結構調整得了嗎？在原有的基礎上加碼，結果產能過剩的現象會不斷地出現。
另一種觀點是當前要加大投資促使經濟增長，防止滑坡。加大投資想過經濟增長質量嗎？如果再增加幾萬億投資，中國經濟的後遺症將越來越大，使得中國經濟長期不能擺脫這個陰影。
投資是要增加，但今後應著重在三個方麵：一是技術創新的投資增大；二是民營經濟投資力度加大；三是基礎設施環境工程的投資要加大。這些是為中國經濟增長準備後勁的。
投資固然重要，但應該考慮到中國的大局，當前絕不能夠又來一個幾萬億投資，這樣下去，對中國經濟長遠是沒有好處的。再一次組織增大投資，實際上會使中國經濟卷入到一個貽患無窮的地步。
寧可速度慢一點。最近一段時間能保持在7%-8%的增長就行，不要追求過高的增長率，重在結構調整。
中國的宏觀調控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不能夠照搬國外的增長模式。中國是一個雙重轉型的國家。第一種轉型叫發展轉型，為發展經濟學所研究的，一個經濟體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現代化社會的轉型；中國還有第二個轉型是體製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製轉到市場經濟體製。對中國來說，這兩個轉型是重疊一起的，全世界沒有先例。
在中國的雙重轉型中，中國經濟有自身的特點。比如說，現在有觀點認為貨幣流通量要控製，不能太大。這是貨幣學派的一個觀點，是根據國外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而提出來的，但對中國來說，不適應。
在雙重轉型下，原先中國農民被排除在市場經濟以外，跟貨幣經濟接觸很少，但是現在廣大農民都卷入到市場中間。農民吃的糧食，不是自己種的。自己種的賣了，他喜歡吃什麽就吃什麽，要到市場上買，很多要通過貨幣進行的，但是過去是沒有的。所以，農民卷入到市場經濟中來，貨幣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還有，中國的貨幣流通渠道不是通暢的。流通環節太多，加上農民的加入，中國的貨幣流通速度是相對慢的。跟西方國家流通渠道很暢通不一樣，西方的農民卷入市場是100年前就完成的。這對中國的情況來說，貨幣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經濟學家所計算出的貨幣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標準，對中國來說，中國有這樣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樣。因此，中國的貨幣流通量應該有新的考慮，要根據中國的國情來考慮。
幾個月前鬧“錢荒”，原因是什麽？因為從統計數據看，M1、M2都是很大的，表示貨幣流通量多。但卻借不到錢，到處在缺錢，鬧“錢荒”，這必須根據中國具體情況解釋。因為中國融資難的問題沒有解決，盡管貨幣流通大，實際生活中的貨幣要求、需求比這個還要大。
因為融資難，在已有貨幣不夠的情況下，每個企業都另有打算。在企業當中流行的一句話叫做“現金為王”，每個企業都要保留一部分現金在手上，現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儲備中去了，準備不時之需。造成了一方麵M1、M2數量很大，另一方麵感覺經濟生活中現金是不足的。這就是中國的情況，若不根據中國的情況來判斷、製定政策，就一定會出亂。這個問題表明我們的宏觀調控需要跟市場化結合在一起。
宏觀調控絕不是萬能的，更不是能夠替代改革的。有人經常說，核心在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之間的關係，就有了種種說法，有的說法是“小政府、大市場”，這個說法有道理，但是不準確。“小政府”意味著政府工作人員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用大小來衡量，不是一個範圍的問題。
還有一個說法是“強政府、強市場”，中國將來是“雙強”體製。這個說法也不準。“強市場”就是市場發揮作用，“強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處處管到，這也不一定對。比如家用電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來了。管得越多，產能過剩越過。
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場”。政府不在於大小，因為它不是一個人員多少的問題，也不是管轄範圍多大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做政府應該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市場還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場，這就是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兩者都要講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該做的事情，市場做市場可以做的事情，這樣就行了。
三、土地確權：學習林權改革
土地確權是當前改革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全國大概有50個縣正在試點，實際上數量可能還要更多，中國準備在幾年之內陸續推廣。
為什麽土地確權這麽重要？必須從中國經濟的非均衡談起。非均衡分兩類：第一類是市場不完善條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國家的非均衡屬於這一類；中國的非均衡屬於第二類非均衡，即市場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場主體的非均衡。
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市場主體。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沒生產主體，產權是不明確的。所以中國的改革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產權改革，讓產權明確，讓產權界定，讓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中國的改革不能從放開價格著手，因為價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終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後的價格一定根據市場規律而製定的。中國搞股份製改革，就是讓國有企業首先成為產權明確的市場主體，最好的辦法是股份製。
中國的計劃經濟兩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國有企業體製，第二個支柱是城鄉二元體製，或者叫城鄉二元結構，兩者支撐了計劃經濟。前30年的改革著重在國有企業體製改革，把大多數的國有企業，變成了股份製企業，變成了上市公司，這個任務進行得比較順利。但是城鄉二元體製改革一直沒動，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中國產權改革繼續進行，農村也要進行產權改革。農村的集體所有製是空的，是虛的，集體所有製講起來挺好，實際上包括鄉鎮企業在計劃體製下，沒有多少鄉鎮企業是真正屬於集體的，而是由幹部掌握、操作，跟廣大農民沒關係，直到“文革”以後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
中國仍然存在第二類非均衡障礙，因為國有企業體製改了，農村體製還沒改。怎麽改？一定要談到中國集體林權製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總結福建、江西的集體林權製度試點的經驗，進行全國推廣。這一次林權製度改革的意義非常重大。
盡管集體林權製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據試點的經驗，有三個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長到70年不變。林權製度改革定了70年不變，農民一算，70年後我孫子都長大了，於是放心了，爺爺種樹讓孫子來砍，全國農村的積極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這是一個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區經濟就活了；三、林權承包落實到戶，一竿子插到底。林權證發到每個農戶手上，承包跟產權一塊走，集體林權製度改革把農民的積極性全調動起來了，現在造林成風，大量勞動力開展林下經濟，種蘑菇、木耳，還有林下養雞，都富了。林權可以抵押，錢又活了，落實到戶，積極性來了。
所以，土地確權要把林權改革的經驗落實到農田的承包中。農田承包主要有三權三證，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宅基地上蓋的房子的產權。全國政協在農村調查時農民說，城裏的土地是國有的，他們祖傳的房子有房產證，新購買的商品房有房產證，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下，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產證，在宅基地上自己蓋的住房，哪怕蓋得再高、再好，也沒產權證。
於是，在農村流傳著“兩個老鼠”的故事。第一個“老鼠”是農民外出務工，有了穩定的職業，把老婆、孩子帶走了。房子沒有房產證不能出租，於是就讓親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況下，一把鎖把門鎖上了，老婆孩子帶走了，這就變成老鼠窩。第二個“老鼠”是農民兩手空空進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裏的房子貴，買不起，租又很難租到合適的。就很多農民在城裏頭，租了居民樓的地下室住，變成像老鼠一樣在城裏生活。我看到過一份材料說，一個不大的地下室有個門洞出入，用紙箱板隔成16間，住了16戶，網上的說法是叫這一類為“鼠族”。
去年十八大以後的11月下旬，我帶著全國政協調查組在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三個市做調查，那裏的土地確權工作幾年前就開始了，已告一段落了。到那裏看，農民興高采烈，還有放炮仗的，情景和當年的土改一樣，因為產權已經落實到戶了。跟農民開座談會，農民說最大的好處是財產有保障了，土地確權了，有證了。誰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誰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沒跟我商量，可以告他，產權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轉就加快了。我們問，為什麽土地流轉加快了？他說，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還有的說土地出租了，也不用怕了，因為有證了。
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城鄉收入差別明顯的縮小了。在嘉興市做調查，市委調查報告說，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確權後，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經變為1.9：1。
從3.1：1變成了1.9：1，為什麽呢？我們開座談會時，農民說“首先，土地確權以後，農戶更放心了。擴大了養殖業，擴大了種植業，因為他有積極性了。家庭農場就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今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家庭農場，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國要建立家庭農場，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轉加快了，農民心裏也放心了，於是進城打工，土地就轉包給別人，出租給別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進城去打工了。”宅基地歸他了，在嘉興市平湖市，是一個縣級市，農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蓋了4層樓高的新房，比原來大，比原來好。我們問農民，你住得下那麽大嗎？他說我哪住得下4層樓房，家裏沒那麽多人。我說那你怎麽搞？第一層出租給人家外地來的商人或者本鄉的商人，從事商業，開店、開作坊、開飯館，有房租收了。還剩三層，有一層準備出租，但是房租不一樣。如果對方願意租二層，那房租高一點，願意租四層，我自己剩下兩層住，所以有了房租收入。因為財產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這個情況應該說是很值得慶幸的，因為多年以來農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沒有財產性收入。
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土地確權要重新丈量土地，發現土地多出了20%。找農民開會座談後大體得出了這樣的理由：第一個理由，當初開始承包製的時候，土地質量有好有壞，好地一畝算一畝，壞地兩畝折合一畝，現在經過30年的承包，每個農民把自己家的地整得又好又能夠豐產，所以壞地也變好地了。第二個理由，在當初承包的時候，土地是一小塊一小塊的，因為用牛耕作，所以有田埂，田埂不算麵積，田埂兩邊被遮住太陽的地方不算麵積。現在農民用拖拉機了，土地麵積擴大了，田埂取消了，田埂也算麵積，也沒有田埂兩邊被太陽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第三個理由，當初承包時候要交農業稅，於是農民為了少交農業稅，所以都少報。今天土地重新丈量了，剛剛量完就實報了，沒有人願意少報。因為也沒有農業稅，少報自己吃虧，土地出租，錢少了；土地入股，自己的股就少了。而且也不敢多報，剛丈完，大家都知道。所以這樣一來，土地麵積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國都開展了土地確權，可能中國土地會多出20%左右，甚至還要多。我們在甘肅、內蒙古考察，他們說這裏當年承包的時候，壞地三畝頂一畝，他們差別大，這就是土地確權。
土地確權證明了，家庭農場在這個基礎上起來了，每一個家庭農場就是一個小微企業，重在經營。農民的積極性是不可低估的，會把家庭農場搞好，將來是種田不用愁。浙江的經驗看得很清楚，三種人是將來中國農業的主要生產力：第一，家庭農場主，他們受過培訓。第二，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一組織就不一樣了。重慶的長壽區、江津區產柑橘，就有柑橘合作社。它的柑橘跟人家不一樣的，是反季節柑橘。人無我有，你不種我種；人有我優，你種我也種，我質量比你好；人優，我反季節。第三，民營企業帶技術下鄉，帶資本下鄉。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進。還有跟農民談判，在廣東湛江市徐聞縣，徐聞縣的土地很貧瘠，沒有大河，靠水庫、台風，所以有時候產量很低。跟農民談判，你這一畝地產多少糧食，值多少錢？幾百塊錢。現在你別種了，把田租給我種。我每畝地一年付幾百塊錢給你。農民想不要我種，我還一年有幾百塊錢。他說你願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樣付給你，你不願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這裏，根據你的技術水平，根據你的出勤天數，每個月發工資給你，你給我當合同工。農民說這個好啊，於是土地就連成片了。民營企業從國外引進的新品種種出來，有的種火龍果，有的種荔枝，有的種菠蘿。我們到徐聞城外，上萬畝的地，一望無際掛一個大牌子，連地名都改了，叫“菠蘿的海”。所以中國的情況，農田不愁沒人種，土地確權後，會有這種情況的。
四、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這是中國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在北京幾次會議上一再說，改革的重點應當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為重點。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點理由：一、農民必須有產權，有產權才有積極性，才有財產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傭方必須有對等地位的談判。今天中國初次分配不行，因為出來打工的農民是單個的，城裏的人也是單個的。而雇傭他們的是大企業，農民出來打工，城裏人出來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們的大企業是強勢，談判地位是不均等的。而工資水平製定由強者說了算，這就是初次分配的問題。這種問題西方國家也有，但它有工會組織。工會組織替弱者說話，這樣力量就強了。在中國，工會管嗎？有看到過工會替農民工討工資嗎？沒有。所以這個要改，如果這個不改，始終是強者和弱者處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農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製品或者是牛羊肉。他們也是弱勢，采購商是強勢，由他來定價格。在西方國家有農會，或者叫農民協會，以及力量強的聯社，中國也需要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者聯社組織，這樣才行。
四、教育製度要改革。
中國的人均教育經費城鄉是不平等的。農民人均教育經費和義務教育，校舍比城裏差，師資比城裏的弱，設備也不如城裏，農民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習質量差。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不正確的現象，就是職業世襲製。農民工的孩子還是農民工，他的孫子將來也可能還是農民工。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收入初次分配就有問題。教育體製要改革，要加大農村的教育經費。好學校辦在城裏，農村的孩子到城裏來，學校免費讓他住，這樣就可以解決。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在於社會保障體製，城鄉一體化，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問題，城鄉社會保障體製，城鄉一律平等，這個很重要。
中央文件說“適當的時候推出遺產稅”，從長遠來說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實行遺產稅的第一條，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財產登記製度，這需要準備相當長的時間。中國跟西方國家不一樣，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已經200年了，它那些大家族已經傳了很久，它的董事長、總經理，很多都是年紀大的，甚至有70-80歲的。中國不一樣，中國老人沒什麽錢，計劃經濟下生活了一輩子。中國的管理者40多歲，50歲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會收多少稅，如果他知道這個消息後，他轉移了怎麽辦？因為很多地方是不收遺產稅的。香港原來收，後來就取消了。稅率多少？門檻多少？都必須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這當中不要造成兩個惡果：一個是資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資了，就揮霍、浪費。這樣都不利於經濟。中國需要培育中產階級，要把分配結構搞成橄欖形的，兩頭小、中間大。中產階級不是根據收入水平定的，根據多年經驗，中產階級三個條件：第一當然是有穩定的職業，穩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識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這樣的話，中國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國人口中就會越來越多。
五、城鎮化：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
城鎮化就是要改變城鄉二元體製，這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問題在農民的市民化，農民市民化實際上就是讓農民和他的家屬都融入城鎮社會.中國的國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國要做到農民和他的家屬融入城鎮社會，現在的城市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的城鎮化率現在有兩個數字：第一個數字是國家統計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實際上這個數字不準，因為這個算法是將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內，而很多農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計算在城鎮居民中，但是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
我們現在這種城鄉二元體製是形成於1958年戶口製度改革。當時戶口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兩種，農民在不知不覺中就成為不能離開農村的人。改革開放之後，盡管城鄉二元體製放鬆了，但是沒有改變。現在出問題了，上海的問題表現得比較明顯，因為上海從農民工進城以後，它的骨幹工人全是農民工，原來二十多歲的農民工，現在都已經四十多歲了，成為上海各工廠的技術骨幹，但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他們的孩子不能夠在公立學校上學，醫療保障等等也跟城裏人不一樣。
上海遇到的問題是，浙江各個市縣工業也發展起來了，急需骨幹工人，就到上海挖。上海農民工到浙江來，給城市戶口，這就吸引了骨幹工人向浙江轉移，上海開始緊張。因為這批人一走，上海靠骨幹工人的農民工支撐的製造業優勢喪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農民市民化，采取了積分製，千方百計將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骨幹工人遲早還是要流走，農民融入城鎮社會是一個大問題。
另有一個問題值得考慮，中國的城市能容納多少人？如果51%是常住人口，但是實際上城鎮化率隻有百分之三十多。假定中國將來城鎮化率達到80%左右，20年以後或者是30年以後，中國的人口可能達14億多。80%意味著有12億人住在城裏。現在，按照常住人口來計算，51%的城鎮化率，城鎮居住人口是6億多，還要增加五六億人進城。
這些人進城之後城裏會成為什麽樣？有那麽多的土地蓋房子嗎？有那麽多供人們使用的城市設施嗎？城市容納不下的話，那麽生活質量就會大幅的下降。
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我之前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中國國情的城鎮化等於“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三部分所組成。老城區就是現在的城區，重在改造。城裏造成汙染的企業要往外遷，城裏棚戶區拆遷，貧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遷，這樣的話讓老城區改造成為適合人居住的居住區、商業區、服務區，這就是老城區的任務。
新城區在遠郊，或者是一些鎮的周圍，主要是工業園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物流園區，它是城市發展自己支柱產業的地方，是新興產業的落腳地。新城區最大的特點是工業進園區，好處一是節約能源，各種設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汙染源集中，便於治理；三是企業相聚在一起，交流機會多，商業機會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強服務。
但是“老城區+新城區”，容納仍然有限，所以中國的特色就是“新社區”。新社區的出發點就是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很多地方已經搞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將居民的村子給遷移一下，蓋上樓房，節約地出來。這樣一來，就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將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起點，把它建設成為新社區。
新社區有五個方麵需要做工作：第一，園林化；第二，要走循環經濟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潔生產、汙染清理等等；第三，公共服務到位；第四，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第五，建立社區的管委會，以代替現在的村委會。
新社區是城鎮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免人過多地湧入老城區、新城區，現在全國正在推廣，叫“就地城鎮化”。這對中國來說，對世界的城鎮化曆史是偉大的創造。
城鎮化過程中，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讓孩子能夠融入城鎮社會，和城鎮的孩子們一樣進公立學校，或者是進比較好的學校，這是農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其次是養老。所有這些，都需要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解決。
城鎮化過程中，也有兩個問題需要研究。第一個問題，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城市建設經費從哪兒來？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現在遇到兩大困難，一是土地財政路已經走到盡頭了，再也沒有地可賣了；第二，要進行城鎮化，地方債務問題不能再無止境地增加。無止境地增加隻會造成將來更大的泡沫，城市也會破產的，美國汽車製造中心底特律現在已經財政破產了。
中國經濟學界討論的結果發現，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模式可供中國參考。
澳大利亞、新西蘭是城鎮化比較晚的發達國家，因為美國、西歐的發展都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初具城鎮化的規模，但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城鎮的發展主要是在二次大戰之後。
他們的方式是以城市為主體，發行公共建設投資基金券。公共建設投資基金券以具體項目為主，比如說城鎮發展需要自來水廠，需要增設一個發電廠，我要建立地下交通幹線、修地鐵，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全部公開，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銀行存款高、比國庫券高，購買之後不僅僅有利息，將來如果好的話還可以分紅，這就有吸引力。年年有新增的項目，有新發的公共投資基金券，資金就不斷地進來。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連廉租房都是采用這樣的形式。這樣的建設方式，可供中國參考。
另外，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的城鎮化一定要將新社區放在裏麵。社會主義新農村已經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了，已經是改成社區了，前麵就不要加農村，這就是城鎮。老百姓遷到這裏去，他不會感到跟城市有隔閡。
我們在湖北調查，就發現農民即使遷到老城區、新城區，他還是融入不到社會，特別是一些老人都不願意去，因為周圍人不熟悉。“就近城鎮化”，新社區就是城鎮的一部分，戶口市民化，周圍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覺到生活有樂趣了。
中國的城鎮化，實際上是造城運動，就是將原來是農村的改成新農村，然後改成新社區，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鎮，造城鎮，這就是解決中國城鎮化的主要路徑。
城鎮化還有一個難題，就是怎樣讓城鎮居民有房子可住？居民有房子可住，現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現在城市土地招標隻能抬高地價，不斷地出現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將來的價錢就一定高。應當采用政府采購的方式來建房，就是在同等技術標準、質量的情況下，誰報價最低就采購誰的。一塊地先有人大、政協代表參加定出最合理的價格，在上麵要建設什麽樣標準的房子先公布，誰報價最低。每一個企業就會考慮怎樣降低成本，而不能夠像現在這樣，土地價格越炒越高，這樣的話城市住房可以解決。
而且，房地產政策應當是不限購，隻限轉賣。所有這些，都應該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予以解決。此外，給窮人住的房子，不應該建得很遠，應該就近建。樓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眾，城市住房問題才能解決。新社區發展起來之後，新社區就是城鎮，這樣的話新城鎮將來也會發展起來。
六、國資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國有企業在最近二十年之內，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的確有很大的進展，但是改革並未到盡頭。國有資產改革應該有兩個層次的改革：一個層次是國有資產配置機製的改革，或者是配置體製的改革。國資委下麵不要去管具體的企業，國資委下麵成立若幹個行業性或者是綜合性的投資基金公司，任務就是管國有資產的配置。我們平時談效率，隻談到生產效率。生產效率是說根據投入產出之比，投入為既定，產出越多越好，這樣效率就高，產出為既定的話，投入越少越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後，出現了另外一種效率，這就是資源配置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假定投入不變，不同的方式來配置資源，然後進行對比，看誰配置效率最高。資產不斷地重組、調整，是為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在經濟學裏引起了兩個變化。第一個變化，過去長期認為在企業中搞人事組織工作的、搞宣傳工作的、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列為非生產人員，你們不在生產第一線的，你們對生產效率沒有貢獻的，這些都是非生產人員。資源配置效率出來之後，看法就不一樣了，做人事組織工作的，從事的是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就是提高了效率。做宣傳工作的，是調動每一個投入者的積極性，提高了效率。行政管理人員是將物資資源和人力資源更好地組合在一起，產生更多的效率。所以從事這些工作的人，今後如果再有人說你們怎樣，你可以說那些觀點是舊的，是六十年前的觀點，現在是講資源配置效率，都是從事資源配置的。
國有資本最大的問題是配置不當，該發展的新興產業進行大量的國有資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場可以解決的、民營企業可以解決的，不要在這些領域搞了，退出來，專門從事國有資產的最優配置。
至於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應當成為自主經營的國有企業，控股問題由法人治理結構定了之後，它控股多少，相應的董事參加。在這個過程中，應該盡量避免一家獨大，這樣董事會就不是一個聲音、一個麵孔，就會有爭論，而爭論有利於效率提高。
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企業，中國的麵貌就會改變。國有企業都是獨立自主的企業，由法人治理結構來管理，這樣中國的改革就會有進一步發展的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看到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應當是競爭對手，同時也是合作夥伴。沒有民營企業，光靠國有企業，你不可能一枝獨秀，國進民退、國退民進，這些都不是我們的政策目標，我們的政策目標是雙贏，雙贏對國企、民營都一樣，這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應該看到這樣一點，在國際市場上，將來國內市場也一樣，不分哪一個產品是中國國企的產品、是中國民營企業的產品，都是中國產品、都是中國製造、都是中國品牌。這樣的話，國企、民企最後達到共贏的格局。
七、民企轉型：首在產權意識
民營企業當前需要轉型。第一，要有產權意識。產權意識對民營企業非常重要，要知道保護自己的產權，要知道民營企業靠產權清晰為主，如果你的產權糊裏糊塗的，甚至你當初成立的時候，以各種當時的慣例、當時的情況建成的企業，結果產權始終是不清的，這就對未來造成隱患。產權清楚，你才能保護自己的產權。民營企業在轉型中，首先就是要產權清晰，產權要界定清楚。民營企業規模大的，同樣應該健全法人治理結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總經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製在企業成立之初起過作用，因為家長往往是一個能人，家長具有凝聚力，但是這個時間不會太長，一旦企業走向正規之後，就應該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其中最大的問題也涉及到接班人的問題。趨勢上講，親屬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選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夠保證企業按照法律法規來經營、來發展。
民營企業要重視自主創新，要重視產業升級。比如說產品設計，原材料的選擇自主權，節能減排，節約原材料，營銷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變化，還有管理的創新。任何企業都不要忘記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問題。
在這個方麵中國的民營企業轉型要做到兩點，第一，除了注意生產之外，還要注意營銷，要注意產後的服務。隻有生產、營銷、產前產後服務做得更好，企業才有錢賺。第二是要抱團。在危機之後我們常說抱團過冬，這是對的，大家要抱團互助，資金的融通方麵可以有辦法內部協調。
但是現在出現了兩個例子，這就是抱團走出去。一個例子是在西歐，中國企業家抱團出去，單個一家企業到冰島去，人家不要，結果失敗了。現在抱團了，好幾十家企業一塊去，準備投資，同意就全部留下，不要其中一家，就統統都走。第二個例子，中國汽車行業正在談判，準備進入美國的底特律市場。底特律破產，財政負擔很重，但是它有很好的廠房設備，還有一支很強的工程師隊伍、設計師隊伍。中國的汽車行業準備接管，把他們的設備、廠房全部買下來，把這裏開發成中國汽車研發中心，那些工程師、設計師能夠起作用的，可以恢複工作就地就業。
中國民營企業抱團出去，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屬於民營企業的轉型。要破除傳統的小業主意識，小業主意識有害於中國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
八、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銀行2007年報告中提出來的。報告說，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國家，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進時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
世界銀行這個觀點對嗎？這是似是而非的觀點，並沒有充分的證據來說明這個問題。實際上別相信它。真正的陷阱是在任何收入階段都會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很多國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頂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多少國家，長期都在最貧窮國家之列。
過了中等收入陷阱，難道從此就一帆風順了嗎？不可能。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希臘了，希臘當初越過12000美元時，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間的界限，人均GDP達到12000美元時，世界銀行打電報過去祝賀，後來到了2萬多美元時，希臘經濟停滯、下降了，高收入一樣也會有陷阱。再如日本，到4萬美元人均GDP時就長期停滯不前，停留在4萬美元左右。
世界銀行提出的這幾個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存在著發展的製度陷阱。這些國家當初在前期發展的時候就應該解決的問題沒有解決，如土地問題沒有解決。當時拉丁美洲國家都是大地產製度，當初應該給解決而因害怕沒有解決，現在越到後來越難動，這就充分證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時間越長就越難改，現在改就不行了。
第二是社會危機陷阱。土地問題沒有解決，貧富差別就難以解決。拉美國家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提出過辦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為大地主對無論哪一種方案都不同意，結果社會處於絕望的狀態，就出現了極左派，他們提出將大地主的土地全部沒收，這樣一來就受到政府的鎮壓，但是他們還是提這樣的口號，結果社會就亂了，地下組織、毛派、極左派等等什麽派都有，沒有精力來發展經濟，社會危機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個是技術陷阱。這些國家也知道技術不突破、不創新，沒有辦法使經濟進一步發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國家派到美國學習的，後來自己考取美國、英國大學的專家也不回來了。而且他們對於資本市場認識也不足，本來這些國家資本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而且老百姓的觀念是舊的，仍然將房地產看作是第一財產，全部精力都投這個去了，技術創新誰都不感興趣，也沒有人搞了，這樣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後進入高收入階段，也要防止出現停滯狀態。中國現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確權、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城鎮化，還有國有企業改革、民營企業轉型，都表明了中國完全可以避免陷入這種陷阱，包括今後進入高收入階段，也可以避免。
《華盛頓郵報》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長的通訊報道，用了一個很吸引人的標題，叫《美國究竟應該害怕中國什麽？》文章說，害怕的不是中國GDP的增長，認為中國GDP的增長不足擔心。文章從中關村談起，中關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個咖啡店在北京大學南麵不遠。這個咖啡店有幾十張桌子，每天都擠滿了人，每張桌子都有三五個人在那兒喝咖啡，這些人是名牌大學的博士生、博士後、年輕教員，還有就是科研單位的一些年輕研究人員，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他們在那裏喝咖啡，談的是創意、創新、創業、專利這些東西。這讓記者想起來三十年前比爾·蓋茨跟喬布斯都是大學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國這些力量不可阻擋。文章登出不久，德國《鏡報》記者也發來文章，說在中國有這種咖啡店的不隻是北京中關村，上海、西安都有，廣東也有，隻是沒有被我們發現而已。這些代表了中國的希望，中國的希望在加以突破，我們需要一個創新時代。創新的動力在廣大年輕人中間。
《華盛頓郵報》給我們的啟示，是說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改革都要逐步將民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民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進入創新的高潮、創業的高潮，這就是中國真正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