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讓一些人突然意識到：“我違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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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違法了？
餘華

今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的第18條規定：“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

這讓一些人突然意識到：“我違法了。”

新法律實施的第一天就遭遇很大的爭議，官方媒體眾口一詞地發出讚揚之聲，似乎這個困擾今日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終於有了解決方案。然而網上民間的質疑聲音四起。

有人抱怨他們務工的公司節假日還要加班，根本不讓他們回家看望父母；更多的人表示手頭拮據，一次回家的車旅費用需要幾百元上千元，隻能等到長假期才能回家。還有尖銳的聲音指出，官方媒體幾十年來都在春節的時候讚揚那些堅守工作崗位不回家的勞動模範，現在新法律施行後，這些勞動模範是否應該被抓捕？當然這隻是玩笑，因為新法律裏的“應當”不具有懲罰的含義。

我想起十多年前看到的一個真實故事，一個生活在貧困地區的農民省吃儉用，供兒子上完大學。兒子工作後就換了電話，父親再也找不到兒子。他擔心兒子，每周步行二十多公裏到鎮上撥打那個廢棄的電話號碼。他根本沒有想過自己已被兒子拋棄。父親越來越擔心兒子，最終求助於媒體。但當他找到兒子時，兒子很生氣，覺得父親這樣做讓他丟臉，傷心的父親獨自回到貧困的家中。

這些年來，子女嫌棄和虐待父母的報道充斥了我們的電視、報紙和網絡，不少人痛心疾首地哀歎中國社會道德淪喪，認為這是三十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負麵作用，就是中國社會變得唯利是圖，以前有句話“有錢能使鬼推磨”，現在是“有錢能使磨推鬼”了。

另一方麵，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開田地去城市務工，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也大量流動起來，這讓“父母在，不遠遊”的傳統觀念消失了。

我感到驚訝的是，人們在批評子女嫌棄和虐待父母的社會現象時，好像沒有人去批評政府，可能這樣的批評被即時刪除了。

我小時候文革時期，偷偷讀過一本禁書《二十四孝圖》，裏麵有一個故事讓我至今沒忘。晉朝有一個名叫吳猛的孝子，家裏貧窮，沒有蚊帳，蚊子叮咬讓父親睡不著覺，吳猛就光著身子坐在父親床前，任憑蚊子叮咬不去驅趕，為了不讓蚊子離開自己去叮咬父親。

中國曆代封建王朝強調忠於君國孝於父母，當我小時候《二十四孝圖》成為禁書的時候，忠孝兩字裏隻剩下忠了，就是忠於共產黨。共產黨現在大力提倡孝的時候，完全抹去了自己曾經扼殺孝的曆史，而且將中國社會的道德淪喪指控為那些個體行為造成的，然後出台一個可笑的法律條款來維係一個道德問題，以此撇開自己六十三年來執政的責任。

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選舉中，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在事先確定的情況下當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這位新任首席大法官履職時稱讚他的前任王勝俊“政治立場堅定”。他的意思是：共產黨總是保留控製中國法律的權力。周強也借機表明了自己對黨的忠誠高於法治原則。

雖然這個不常回家看望老人也算違法的條款十分搞笑，但仍然有普通民眾意識到“我違法了”。可是另一方麵，我們的首席大法官聲稱政治立場堅定而不是法律至高無上時，絲毫沒有覺得“我違法了”。

餘華是中國作家，著有《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和《十個詞匯中的中國》等。他是《紐約時報》特邀專欄作者。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寫，由Allan H. Barr譯成英文，中文譯文經餘華本人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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