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下）zt

劉少奇倒台，毛澤東回到第一線 

根據《憲法》第40條，國家主席將根據人大和人大常委會決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秘書長、任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委員，…… 

第41條，國家主席對外代表中國，接受外國使節；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同外國締結條約。 

第42條，國家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林 彪的接班人是個空架子，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沒有一點實權，決策權在毛，執行權在周。而劉少奇的國家主席卻是大權獨攬，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實際上是第一把 手。毛澤東退居二線沒多久，似乎就後悔了。他原來以為國家主席無關緊要，但一旦讓權，卻發現國家主席還是有相當大的權力。他明顯感到大權旁落，被架空了。 

1964年，毛澤東一再號召各級領導幹部下去蹲點，沒有誰響應，隻當耳旁風。而劉少奇讓中央組織部安排，不下去蹲點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第一把手。馬上全國聞風而動，僅北京司局級以上的幹部就下去了1000多人。 

接著蘇聯的赫魯曉夫下台，中國有沒有赫魯曉夫呢？ 

11月 底，毛澤東在會上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 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參見蕭冬連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一版，1100頁） 

12月15日，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曾誌（陶鑄夫人）回憶：會議結束，江青請我和陶鑄在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我們在休息室見到毛主席。毛主席問陶鑄：“你們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然退居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麽！”毛澤東命令走的人全回來，繼續開會。（參見李靜主編《實話實說豐澤園》，中國青年出版社會實踐000年6月第一版，290頁） 

與會者說，毛澤東發火，是因為劉少奇講話時毛澤東插話，才講幾句，就被劉少奇打斷。（參見蕭冬連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一版1102頁）其實，劉少奇並沒有和毛澤東在會上爭論。據在場的鄧力群說，會上隻是毛、劉各說各的。劉少奇雖然是“一線”，毛澤東是“二線”，但劉少奇在毛澤東麵前，還不至於、也不敢那麽“猖狂”。隻是毛澤東感覺劉少奇騎在他頭上拉屎了。 

12月28日，毛澤東來到會場，舉著《黨章》和《憲法》，大聲說：“我 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果算，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這裏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 章》，我有黨員權利。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鄧小平）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劉少奇）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接著，毛澤東的話就說得狠了：“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254頁）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講話，說到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要 想使國家安全，鑒於斯達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來，不那麽好，一進城就不那麽集中了，結果很分 散，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再主持日常工作，別的同誌處在第一線，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 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麽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讚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誌處理得不那麽好。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 問題，就做了改變。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製度已經改變了，但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我也有責任，為什麽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 局常委裏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引起警覺，還是‘23條’的那個時候。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解決，中央的第一線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是去年9、10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什麽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50-1451頁） 

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內形成了兩個司令部。1970年12月18日，美國記者斯諾問：“你什麽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說：“那就早了。”1965年1月（剛開過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劉少奇連任國家主席），製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23條，“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毛澤東決定更換接班人。（參見蘭州軍區政治部印《時事學習參考材料〈斯諾訪華的七篇文章〉》，16頁1971年7月第一版，6頁）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6月，毛澤東同胡誌明談話中說：“我們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18頁） 

很快劉少奇被打倒，毛澤東回到第一線。 

1968年10月，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劉少奇被開除出黨，1969年冤死於河南開封。 

國家主席一直空缺。 

一個國家設立國家元首，是施政的需要，也是國際慣例。在中國，國家主席主要是用於外交。國際交往講究對等，人家元首來了，你用黨的主席或者總理去接待，顯然不合適，好像瞧不起人家似的。好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外國的交往也不多，偶爾有個國事，就由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代理。 

不當國家主席，毛澤東為什麽要講六遍 

1970年3月，毛澤東考慮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65頁）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全麵展開。新《憲法》的製定表明我們的國家想跳出“文革”的圈子。幾年的革命，把經濟“革”得一塌糊塗，這一次再不能拖了，要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文革”轉向經濟建設。 

但國家主席怎麽辦？從毛澤東的本意，好不容易把劉少奇打倒了，不能再樹一個“敵人”。但不設又說不過去，設了誰當呢？他是不能再當了，66歲身心疲憊辭去國家主席，不能77歲時再當。但既然設了國家主席，就會有人伸手，真是矛盾啊。 

毛澤東對林彪說：“國家主席還是不設為好。一個主席會累垮，兩個主席會打架，我勸你也不要當。”（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07頁）林彪從來沒有說過要當國家主席。但從毛澤東的話中，他主觀認為林彪想當國家主席。 

3月8日，在武漢的毛澤東在看過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後，對汪東興說：“《憲法》中不要設國家主席這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毛 澤東派汪東興回北京傳達他的意見。同時提出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決定立即著手籌備。由周恩 來、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工作小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事宜；由康生、張春橋、吳法憲、紀登奎組成工作小組，負責修改《憲法》；由 周恩來、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報告，集中講當前政策和計劃問題。（《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53頁）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和修改《憲法》中的一些原則性問題，給毛澤東寫了《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毛澤東在批示中再次明確：“不設國家主席。”（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0頁） 

4月28日，周恩來在毛澤東再次表示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後，同前來的林彪談話（談的什麽不知道）。4月下旬毛澤東從武漢趕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重申他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毛澤東引用《三國誌·魏書》中“武帝紀第一”的典故，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毛澤東說：“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毛澤東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去當。”（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1頁）在這裏，毛澤東又一次主觀認為林彪想當國家主席。 

7月17日至22日，周恩來主持會議，宣布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由毛澤東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委員57人。（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0頁）中央軍委辦事組向林彪匯報有關《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一節時，針對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是否由林來當的問題，林彪明確表示：“我不當國家主席，這不合適。”林彪說：“毛 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是很合理的。中國是個大國，如果沒有象征性的國家元首來代表就不太合適了，毛主席應是國家主席的惟一候選人。當然主席年齡大了，不適於 出訪外國，我們可以設幾位副主席代表主席出訪。我身體不行不宜當副主席。我無法出席公眾活動或去國外訪問。總之，毛主席應當國家主席。”（《吳法憲回憶錄》手稿，轉引自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age121） 

7月18日， 周恩來在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東北組、西南組會上發言，提出修改《憲法》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突出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黨是我 們國家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國武裝部隊的統帥，林副主席是副統帥；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0頁） 

討論中仍有人主張設國家主席。 

毛澤東得知，再一次提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6頁） 

《憲法》修改草案已經發給與會成員，最重要的一處修改是不設國家主席，而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為國家元首，總理為政府首腦。這條修改意見是毛澤東提出來的，經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同意。當時的計劃是到8月20日，將基本完成四屆人大有關文件的起草和其它各項準備工作；8月21日至28日，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9月15日至24日，召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69頁） 

九屆二中全會倒是如期召開，但會期拖長，而四屆人大則遙遙無期了。 

是“不設”，還是“不當” 

這個國家主席真是“罪魁禍首”，從1970年3月至8月，讓百忙中的毛澤東連講六遍，還扔不進曆史的垃圾堆，還翻來覆去提上議事日程。在那個時代，老人家的話不是一句頂一萬句嗎？講一句足矣，講了六句（六萬句），怎麽就等於零了呢？ 

林彪處理中央傳閱件的原則是毛澤東畫圈我畫圈，幾乎沒有自己的意見。於運深回憶：在“文化大革命”中，看不到林彪對中央處理重大問題時的表態與主席有任何抵觸之處。林彪很謹慎，小小的事情都要請示，從不做主。見到毛澤東，都要先敬禮，尊敬極了。（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林彪一直是“步步緊跟”的呀，那為什麽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要與毛澤東“唱反調”？ 

8月22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談到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時，五名常委，除毛澤東外，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毛澤東在會上仍堅持不當國家主席，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6-387頁） 

8月25日，毛澤東又說，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6頁） 

難怪“藕斷絲連”，原來毛澤東並沒有“一刀兩斷”啊。 

毛澤東“不當”是堅決的，“不設”卻遠沒有“不當”來得堅決。如果毛澤東堅決“不當”，也堅決“不設”，中央政治局五個常委中的四個常委，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決不會同意設國家主席，更不會試圖以全黨、全國人民的意誌來說服毛澤東。正因為毛澤東並沒有關上“不設”的大門，所以除毛澤東外的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該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 

周恩來說：“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時，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別人代行。”（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6-387頁）一向善於揣摸毛澤東心理的周恩來以為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是怕煩瑣的國事活動，但是他想錯了！ 

康生說明了一下中央黨政機關和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反映上來的討論結果。康生說：“廣大群眾都熱切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中時也這麽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那就不要。最後到底怎麽樣，請毛主席定。”（參見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1974頁） 

康生負責《憲法》的修改，他專門研究了世界各國的《憲法》。 

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附和。（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7頁） 

因為毛澤東提議不設國家主席，這樣就要修改《憲法》，改變國家體製。8月23日晚，在研究播放林彪講話錄音時，周恩來對張春橋說：“《憲法》修改草案有關國家主席的章節，要準備一下，備用。”張春橋說：“現成的，已經準備好了，請總理放心。” 

周恩來要陳伯達準備一個設“國家主席”的條文。8月23日晚，陳伯達組織人編寫有關“國家主席”的憲法條文。也就是這天晚天，陳伯達還編了有關天才的“語錄”。（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8頁） 

聽完林彪講話的錄音，葉群對汪東興、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說：“昨晚總理交代張春橋準備《憲法》草案中設國家主席的章節，這對我們有很大啟發，我們要向總理學習。”（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陳 伯達回憶：討論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時，我說過讚成設，希望毛主席當主席。這是當時多數人的願望，毛主席後來否定了這個意見。有一回，周總理來電話說，他還未 見到毛主席，不過，有些人主張還要設國家主席，你可否準備一個條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見，備而不用。我把第一個《憲法》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照抄了一 下，沒有拿給別人看過。在毛主席那裏開會時，談到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我表示讚成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毛主席說明了他不願擔任國家主席的道理，我就沒有再提 建議了。因為毛主席還是不讚成當國家主席，我回來就把那個條文抄件扯掉了。周總理給我打電話的事，我也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會上批我批得那樣厲害，一說， 事情就會牽連到周總理。（引自《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 著，378頁） 

其 實，周恩來多次向毛澤東反映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周恩來也很希望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林彪擔任副主席，以體現黨和國家的一元化領導。毛主席實在不願意，由 林彪擔任也未嚐不可，這絲毫不影響毛主席的最高地位，也可以反映林彪作為接班人和副統帥的身分主持《憲法》修改工作的康生也同意。 

此後，在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憲法》草案有兩個版本，一個“設”，一個“不設”。毛澤東幾次與周恩來單獨談話，此後周恩來不再提議設國家主席了。 

應該說，一直到廬山會議前，是否設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主張設的意見占大多數，包括周恩來、康生在內都主張設國家主席，當時議論讓董必武當。毛澤東認為國家還是要有個頭，而他自己隻能當黨的主席。國家主席這個頭由政治局常委中產生，這一想法在1969年8月和11月的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過。（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12頁）陳伯達回憶：毛主席說過，中國農民多，要設國家主席，可以讓陳永貴當。（引自《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8頁）毛澤東甚至對國家副主席的人選有過考慮。 

細想起來，“不當”和“不設”是兩個概念，而以後的研究者似乎把“不當”和“不設”混淆，好像毛澤東說“不當”，就是“不設”。但實際上，“不當”，是自己不當，“不設”是不讓別人當。無論如何，“不當”和“不設”不應該是一回事吧？ 

毛澤東說讓林彪當國家主席 

建國以後，毛澤東可以不當國家主席，甚至可以不當黨中央主席，卻從來沒有說過不當軍委主席。推舉“九大”的主席團主席時，當著全體代表的麵，毛澤東反複推薦林彪當。林彪毫無準備，但他反應很快，馬上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澤東又說：“林彪同誌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急了，怎麽能毛澤東當副主席，他當主席，這不是“犯上作亂”嗎？林彪站起來，向全體代表大聲呼籲“選毛主席為主席團主席”，並帶頭舉手高呼“毛主席萬歲”，這才全票通過了由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林彪當大會副主席。（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4頁） 

不 要小瞧大會主席團主席，一般黨的大會主席團主席就是黨的主席，而毛澤東公開讓林彪當大會主席，是試探，是圈套，還是開玩笑，不得而知，但毛澤東從來沒有拿 軍委主席開玩笑。他一直兼著中央軍委主席，他要求軍隊的重大問題必須要向他報告，甚至營連排的軍隊調動也要經過他批準。 

1970年3月8日，汪東興從杭州回到北京，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國家主席”的意見。講了好幾個問題，戰備，四屆人大等。葉群和黃、吳、李聽了汪東興傳達毛主席關於“國家主席”的意見。大意是：要開四屆人大，選舉國家領導人，重要的一項工作是修改《憲法》，政治局要立即著手做準備工作，《憲法》草案有70多條，主席建議《憲法》修改草案搞個短的，30多條。毛澤東說：“第一我不會再當國家主席；第二國家機關究竟設不設國家主席要考慮，我建議不設。如果大家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由誰當好？我是不再當國家主席了，現在看來，這個國家主席也隻有林彪同誌來當。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周恩來在會上對葉群說：“葉群同誌，你要聽清，我就不向林副主席報告了，由你向林副主席報告。”（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汪東興非常興奮，對葉群說：“你趕快回蘇州，把毛主席讓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的這個消息親自告訴林副主席。”餘興未盡，汪東興特意把黃永勝、葉群和吳法憲約到中南海他的家中，繼續暢談。（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吳新潮回憶：我媽（陳綏圻）接的電話，正好我在家，叫我也一起去了。到了中南海汪東興家，我看見除了葉群和黃吳李邱，林立果也去了。汪東興很高興請大家吃飯，把家裏的好東西都拿出來了，還請大家吃紅薯。汪東興說了很多，他說：“讓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主席這個安排好。”不知誰說，不知道林副主席肯不肯當。毛主席讓林彪當國家主席的話，汪東興還在三座門（軍委辦公廳住地）還說過一次。那麽多人在場，汪東興想賴也賴不掉。九一三事件後我被抓了起來，要求見管專案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毛遠新說“不見了，寫出來吧”。我寫了揭發汪東興的材料，毛遠新說不能交給專案組，密封後送周恩來。周恩來看得很細，問毛遠新：“怎麽少了一頁？”毛遠新緊張了，第二天周恩來打電話，說“吳新潮編頁碼編錯了”。以後毛遠新說，周恩來親自交給毛主席。毛主席叫毛遠新站在一邊，叫來汪東興，說兩隻小老鼠（陳伯達、汪東興），凡是想改換門庭的人，滾他媽的蛋！汪東興嚇得跪在毛主席麵前求饒。汪東興在毛身邊，與江青的關係很僵，他倒不一定想“背叛”毛澤東，而是看林彪成了接班人，他找靠山。（采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年1月3日） 

黃永勝不太放心，問汪東興：“主席是這麽說的嗎？”汪東興肯定地說：“主席的的確確是這麽說的！”汪東興還是一模一樣的幾句話，葉群高興死了。 

3月9日，滿載著“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的葉群興衝衝趕回蘇州，順利拿到林彪的“令箭”，她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讚成設國家主席”，要他們製造設國家主席的輿論。其實，從毛澤東的話中，還是可以聽出毛澤東並不想“設”，隻是“大家堅持”，他才“無可奈何”地說，要“設”，就由林彪當。但他最後又補了一句：“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而葉群卻沒有琢磨這最後一句的意思，隻是聽進去了讓林彪當國家主席一句。 

這一切緣於汪東興的“誤導”。是有人誤導了汪東興，還是汪東興故意誤導黃吳葉李邱？ 

3月17日至20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會上多數人讚同毛澤東關於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也有人仍然希望毛澤東 重新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專門委托葉群將有關戰備、《憲法》起草、國民經濟以及四屆人大的安排等向正在蘇州養病的林彪通報。（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林彪明確表示：“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也不當國家副主席。”（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汪東興回憶：林彪讓秘書給主席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主席則讓秘書回電話，問候“林彪同誌好”！（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1頁） 

這是什麽意思？毛澤東回避了林彪的建議，但也沒有反對。 

4月11日，林彪讓秘書於運深打電話給正在長沙的毛澤東，提了三條建議。 

1、關於這次人大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建議仍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比較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2、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 

3、林彪同誌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1頁） 

林彪的這個電話記錄同時傳給中央政治局。 

陳 伯達回憶：葉群到過我那裏一次，她說的話我現在已記不清了。大意是，江青說過，毛主席還在，林彪如當國家主席，也不好。我當時聽了以後說，沒有林彪要當國 家主席這個問題吧？我倒了以後，有人以為我是擁護林彪當國家主席的，其實，我從來沒有提過林彪當國家主席。（引自《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3頁） 

4月12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林彪關於設“國家主席”的 三條意見。會上相當一部分政治局委員附合林彪的意見。會後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中，提議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還提到政治局同意林彪關於新《憲法》中增設國家 主席一節，並建議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毛澤東旁批：此議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2頁） 

於運深回憶：確實江青在周恩來4月12日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說過。當時討論林彪關於要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的意見，大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沒有提出異議。江青在會上表示：“毛主席還在，林彪如當國家主席，也不好。”江青提出將討論結果報告毛澤東。高必成（毛辦秘書）打電話給林辦，說他已向主席轉報，主席聽後笑了，說“設國家主席，誰來當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當了。你不當，我不當，那就讓董老來當吧！再找兩個年輕人當副主席，紀登奎和汪東興”。 

於運深一字不差地記了下來，報告葉群。 

如此機密，又如此錦上添花的事情，葉群一向願意自己報告林彪，於運深本來不應該知道，無奈林彪正在生葉群的氣。事情是江青引起的，江青屁大一點事都要找葉群，讓軍隊辦，像她照相的器材啦，要海軍的軍裝啦……。有些事情葉群不敢自己做主，就請示林彪。剛開始林彪對待江青畢恭畢敬，畢竟她是第一夫人嘛。後來林彪煩了，就不批。這一不批，就得罪了江青。葉群夾在中間，很不好做人，就說了兩句。林彪一生氣，說“我就管打仗，不管別的事”！林彪的氣是衝著江青的，但他隻能衝著葉群發，說一聽女人的聲音就頭痛，宣布一星期不見葉群。“毛辦”來電話時，林彪規定不見葉群的期限還沒到，葉群隻能讓於運深把毛澤東秘書高必成的電話報告林彪。林彪聽了以後，相當重視，讓於運深把電話記錄抄兩份存文件。毛澤東辦公室那邊也肯定有這份毛澤東口授的電話記錄。（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4月16日，李作鵬在海軍常委會上說，林副主席向毛主席寫了建議，毛主席現在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所以我們準備了一個設“國家主席”的稿子。（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1頁）8月5日，邱會作說，設不設國家主席，中央討論有兩種意見，總後黨委的報告，還是按《憲法》草案的意見報。（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5頁） 

4月25日，毛澤東坐專列從上海到蘇州去看望林彪。說要在蘇州下火車，汪東興張羅，在林彪住處騰出了房間。但到了蘇州，毛澤東又不下火車了，就在專列上，召林彪去談話。（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1-222頁） 毛澤東行事從來不會無緣無故。他的一舉一動，都有著深刻的含義。毛澤東專程到蘇州就有點奇怪，他一向不串門，對黨內同誌甚至送客都很少送出門外，為什麽帶 著上海一大群頭頭腦腦來看望林彪？是來表示張春橋是他的心腹？還是來撮合林彪和張春橋的關係？不管怎麽說，這裏似乎總有些什麽不對，應該是林彪去看望毛澤 東才合乎邏輯呀。 

毛、林會見的氣氛很好，有說有笑。那時東方紅衛星剛上天，國防科委用專機送了一盤東方紅的錄音帶給林彪，林彪給毛澤東送去，毛澤東很高興，說很好。（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2頁）官偉勳（林辦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問林彪怎樣才能防止出修正主義時，林彪回答，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參見官偉勳著《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213頁）上廬山前，毛澤東還在說軍隊的好話，說都是從小跟他幹革命的“紅小鬼”。我就是信任革命了幾十年的紅軍幹部，我就是信任軍委辦事組這幾個跟我出生入死幾十年的紅小鬼。葉群馬上轉告黃吳李邱，有毛澤東支持，他們與江青、張春橋鬥爭的決心更大了。（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上廬山的最初幾天，葉群的情緒相當好，還沒有上山她已經從汪東興那裏摸來的底數。汪東興肯定地對葉群說，毛主席沒有反對設“國家主席”。這些話葉群和“林辦”的幾個秘書都講過，好消息葉群向來願意“泄密”。 

看來汪東興沒有“造謠”。這才好解釋他為什麽在華北組會議上代表8341部隊全體官兵熱烈擁護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否則借給他三個膽子也不敢。 

本來嘛，設“國家主席”是國家體製的一個具體問題，建議、醞釀、討論，都無可非議。就算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黨的一個副主席想當國家主席，就是“反黨”“反革命”嗎？黨史專家王年一說過，在黨的會議上，在中央全會上，一個黨的副主席，為什麽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一個意見對也罷，錯也罷，為什麽不由全會做出討論，做出判斷？（引自王年一《對林彪集團的再認識》，載《重審林彪罪案》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10頁） 

誰提出設國家主席，誰就是想當國家主席，這是什麽邏輯？ 

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嗎 

毛澤東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 

林彪擁護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同時又明確表示不當國家副主席。那麽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林彪是不是想當國家主席呢？林彪從來沒有說過想當國家主席，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惟一的證據是葉群說過一句話，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1971年10月21日，吳法憲在監獄裏親筆交代：1970年7月，葉群當麵說過這句話。眾所周知，吳法憲的交代多有不實，他自己也承認。1980年審判“兩案”時，吳法憲曾圈圈點點改正了不少。更何況吳法憲是聽葉群說，沒有聽到林彪親口講過自己要當國家主席的話。（參見高德明《吳法憲在秦城監獄內外》，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九期） 

雖然吳法憲在法庭上說，葉群多次當麵講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但吳法憲自由以後，說葉群根本沒說過這句話。（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據知情人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其實是汪東興說的。 

1970年8月19日，毛澤東乘專列到達九江市，吳法憲和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剛下飛機的汪東興和他們寒暄了一兩句，就急急地進入正題，說討論《憲法》時，要提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裏擺？（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後來吳法憲成了囚犯，當然不敢把仍在高位的汪東興供出來，就推到葉群頭上。反正葉群死了，死人又不會說話。如果葉群說過，為什麽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都不知道，隻有吳法憲一個人知道？如此“有份量”的一句話葉群不會隻對吳法憲一個人說。 

李文普回憶：我沒有聽葉群說過“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這樣的話。我們倒是從林彪那裏聽過他連副主席也不願當，還有讓毛主席當主席，他不當國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記得是叫秘書於運深寫的。我們認為他不願當副主席，從他的身體狀況、不願接見外賓和他對當“接班人”的態度來看是有可能的。（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2期） 

林彪當上接班人，關光烈（林彪秘書、河南洛陽某陸軍師政委）曾問過李文普，首長願意不願意？李文普說，你還不知道？他沒有那麽大的官癮，林彪幾次說不想幹。從1964年列席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那時起，林彪就借口有病不參加，“文革”前，他幾乎不參加黨和國家的活動。（采訪林彪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年9月9日） 

王力回憶：“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不參加黨和國家的活動。我從1964年列席劉少奇主持的常委會那時起，從未見過林彪出席會議。（參見王力著《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934頁） 

到了“文化大革命”， 林彪當了接班人，他的態度仍是毛主席不到會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會議他不主持，他經常引用毛主席語錄來講話，他自己冒出來的話也總是掛著毛主席。林彪 雖是接班人，地位跟劉少奇不一樣，劉少奇做第二把手時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時毛主席退居二線。林彪不是這樣，因為毛主席回到了一線，所以林彪什麽事都 往後退。（參見王力著《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711頁） 

林彪在“文革”中，雖然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實際上他是“甩手掌櫃”。“文革”中他除了“緊跟”、“照辦”，在重大問題上沒有自己的“創造”。 

紀登奎發現中央無論討論什麽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方麵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可是中央討論工業，討論農業，討論財貿，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都沒有林彪的意見……，在中央文件上批示林彪也總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見”之類的幾個字。紀登奎以為他在考慮什麽重大的軍事戰略問題。可是，後來紀登奎到軍隊任職，還是沒有副統帥的指示。1971年夏，周恩來帶黃永勝、張春橋和紀登奎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紀登奎匯報軍隊冗員太多，一個單位七八個副司令、副政委。林總，您是打過仗的人，軍隊現在這個樣子，真有了戰爭，還能打仗嗎？林彪說，就是啊，那怎麽辦呢？就這麽一句，沒有下文了。（參見《南方周末》，2003年11月6日紀登奎兒子紀坡民的回憶） 

張雲生回憶：我在林彪身邊工作了四年多，因為要“講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見他一麵。然而我親眼見到的林彪，在“文革”中要不是遇事不表態，要不講些“絕”話，要不就是對他份內之責“大撒手”。林彪受毛澤東之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實際上，他參加主持的記錄屈指可數，特別是“文革”開始以後，他把軍委的日常工作委托給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葉帥“靠邊站”後，軍內上層一時群龍無首，虧得有個以楊成武、吳法憲為正副組長的軍委辦事組照應日常軍務，林彪則對他們的活動很少過問。軍委辦事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組，再到“九大”後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調離“林辦”，我沒見到林彪接見軍委辦事組的全體成員，沒有聽到他對軍委辦事組的全麵工作給予一次像樣的指示。從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灣的會客廳隻召見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四員大將一次，談的是怕蘇聯趁我國慶對我實施突然襲擊的事，而且隻有20多分鍾。黃永勝擔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和總參謀長前後，林彪隻見過他兩次。吳法憲可算林彪的親信，但自從軍委辦事組改組後，林彪在住地從未單獨接見過他。……林彪與李作鵬並無私交，隻是在1966年9月海軍內部出現紛爭，林彪偏向“高舉”、“突擊”、“有幹勁”的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因而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過一次李作鵬夫婦。從那以後，林彪與李作鵬再也沒有單獨接觸。邱會作在“文革”期間從未得到單獨麵見林彪的機會。 

林 彪當國防部長這麽多年，每年八一招待會他都不出席，更極少參加外事活動。張雲生在林辦四年多，林彪隻接見過兩次外賓，一次是越南總理範文同和國防部長武元 甲，他們非要見中國傳奇式的國防部長林彪。經毛澤東批準，並在外交部安排下，越南客人的願望得到滿足。張雲生看過他們的談話記錄。林彪所談的中心內容是一 個“熬”字，他對越南客人說了一句話：麵對強大的美國，“熬”就是勝利。另一次是1968年10月接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林彪推說身體不好。外賓提出一起照個相也行，林彪隻好出麵。人家一上來就擁抱，然後照相，再通過翻譯，勉強講了四五分鍾。林彪回到家就說，和洋人打交道，實在受不了。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訪華，毛澤東指定林彪陪同，林彪推說出“汗”。毛澤東執意要林彪出麵，葉群跪著哭求，林彪才勉強去了。賓主剛客套完，林彪就退到外麵大廳的角落裏，一直到會見結束。（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329-330頁） 

林彪不願意見外賓，一個重要原因身體不好，他身體瘦弱，臉色蒼白。為什麽那時舉國上下都在喊祝……身體健康，就因為林彪身體不健康嘛。（李文普回憶）林彪吃飯簡單，吃肉吃菜感覺不舒服就拉稀，以後就不吃。他幾乎整天枯坐在黑屋子裏，不說話，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麽。他的工作就是每天聽30分鍾的“講文件”，秘書要坐在離他四五米的地方，怕翻紙翻起“風”來。他甚至不願意陪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可是你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不陪又不行，有時到了難以支撐的程度。有一次林彪陪毛澤東走下金水橋，與紅衛兵見麵，累得幾乎走不回來。（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2） 

這樣的身體怎麽可能勝任繁重的外事活動？林彪的“武器”是稱病不出。大事小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從來不主動表態。用他自己的話就是“大事不麻煩，小事不幹擾。葉群在《工作手冊》總結“三不主義”：1不幹擾人之決心（不負責），2不批評（不建言），3不報壞消息（不得罪）。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 

林彪說，要不垮，辦法有三條，第一條就是緊跟毛主席。（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27頁）他反對“副統帥”，“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一類的提法，像“副統帥”、“三忠於的光輝榜樣”，他都要秘書一律劃掉。林彪幾次說，不能出版《林彪語錄》，出版的要一律沒收。（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34-236頁） 

關鋒回憶：1967年6月16日夜，在人民大會堂看樣板戲，毛、林在前排，我坐在他們後麵，報幕員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後，祝……身體健康。毛主席轉過頭對林彪說：“你聽，說你呢。”林彪微微一笑。當晚，林彪給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近一個多月來，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都有‘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這 兩個口號並提的情況。我認為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個口號完全正確的，非常必要的。為了在黨內外、國內外突出毛主席的偉大作用，樹立毛主席絕對威信，但不宜提 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隻有突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觀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它 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與毛主席並提。盼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們今後幫助注意掌握這一點，並希望將我這封信轉發到縣團級，由他們傳達到所 有的基層組織和革命群眾組織。”（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373頁） 

中央文革小組專門討論了林彪的這封信，有爭論。關鋒說：“我管宣傳，我的意見是恭敬不如從命。”此後，中央報刊基本上沒有這個提法了。（采訪江青秘書閻長貴筆記，2005年12月1日） 

1967年11月25日，林彪電話交代，通報稿中第二頁第三段（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好學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並寫入“九大”報告和決議中，進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全文刪去，或者改寫得輕淡一些為好。 

毛澤東批刪去不好，也不必改寫。（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446頁） 

林彪怎樣當上黨中央惟一的副主席 

林彪的“官”是毛澤東封的。 

1956年，林彪在“八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8年2月，毛澤東到上海看望林彪，坐了將近一小時。秘書全都退到外麵，葉群有時在場。（采訪林彪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年9月9日）5月，八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提議，林彪補選為中央副主席，進入常委。5月26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大幅標題報導“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同誌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就是沒有1959年的廬山會議，林彪在元帥中的排位事實上已經越過彭德懷，僅次於朱德。常委排名已是毛劉周朱陳林鄧了。 

這時，彭德懷還沒有從廬山上“栽”下來。 

一年後，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關光烈回憶：雖然“官帽”扣在頭上，卻沒有具體分工，所以林彪還是候鳥一樣冬天飛到廣州，春天飛到上海、蘇州，夏天飛到北戴河。這時林彪身體好一些了，出來多一些。但中央政治局開常委會，他還是不去。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反軍隊教條主義”，林彪親筆給毛澤東寫信，說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參加。信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澤東簽字後退回。以前羅榮桓活著時林彪就請他向毛澤東說過他不想幹，毛澤東批示，還讓他幹。 

1959年 廬山會議開到一半，毛澤東命令林彪上山，秘書關光烈跟著去了。周恩來找林彪談話，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由林彪擔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全軍的事都要 管。關光烈回憶：林彪叫我給總理打電話，說他的身體擔當不了國防部長。林彪在樓上住，我在樓下住，我要去打電話，被樓上的葉群攔住，不讓我打。葉群對林彪 說，主席這麽信任你，說了也沒用，幹脆別說，我來幫你。後來林彪沒再談這個事。（采訪林彪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年9月9日） 

1959年9月17日，林彪被任命為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 

1960年春，林彪叫關光烈給軍委辦公廳的蕭向榮主任打個電話，讓葉群當辦公室主任。林辦秘書都知道，林辦的大權握在葉群手裏。（采訪林彪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年9月9日） 

張雲生回憶：葉群身為林彪夫人兼辦公室主任，對林彪的影響不可小看。林彪晚年疾病纏身，又長期脫離實際，脫離人群。但葉群正處中年，不僅把林彪當作“靠山”和招牌，還“幫助”林彪“發明”了一套“緊跟”術：毛主席畫圈我畫圈。上天安門，交代警衛人員必須讓毛主席走在前麵。林彪批文件，不能寫“送”，隻能寫“呈”。提醒林彪在公開場合帶《毛主席語錄》等。我不止一次聽葉群說，秘書給首長“講文件”，千萬不能從“右”耳朵往裏吹風，以免首長犯“右”的錯誤。特別是首長在中央傳閱件上畫的那個“圈”，千萬要幫助“把住關”。葉群規定的“原則”，不論多麽重大的事項，林彪都不能先表態。即使同意，那個“圈”也隻能等她“把關”後才能畫。這樣，林彪的“畫圈”權實際上掌握在葉群手裏。葉群自恃高明，甚至認為沒有她，就沒有林彪的今天。我初到林辦時，就聽葉群吹噓過，林彪能過“二月提綱”那一關，全是她的“功勞”。1966年2月，彭真等人搞的“二月提綱”傳到“林辦”，劉、周、鄧等畫了圈，康生沒畫，葉群“火眼金睛”看出這裏麵有是非，也沒讓林彪畫，說先等主席表態。果然毛澤東徹底否定，彭真因此背上罪名，不久被打倒。葉群說，首長本來想畫圈的，如果不是她把關，林彪早就犯“錯誤”了。葉群的小聰明得到了林彪的賞識，這是他後來放手讓葉群“把關”的一個因素。（參見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424-425頁） 

毛 澤東南巡時，說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黃吳李邱）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 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得那麽大的權。我的秘書隻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毛 澤東還說，你們是不是夫人專政啊？林彪要給我打電話、寫信，說是被他身邊的人阻止了，要報告了，他們就搞不成了嘛！（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 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2頁） 

王淑媛（林辦工作人員）回憶：林彪對葉群說，你就當辦公室主任，女人掌權要壞事。可是林彪當上接班人後，中央的會議很多，他有時請假請不準，毛澤東就讓葉群列席。到後來葉群經常背著林彪出去開會，有時林彪發現了，就大發脾氣。（采訪林辦工作人員王淑媛筆記，1998年2月13日） 

八屆十一中全會過半，林彪勉強出席 

1966年8月1日，宣告“文革”全麵發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林彪還是像往常一樣沒有出席。5月18日，按照毛澤東的安排，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有個講話，引起毛澤東的疑心和不安。毛澤東寫給江青一封信，並專門指派周恩來轉告林彪。所以7月24日通知八屆十一中全會時，躲在大連療養的林彪請了病假。毛澤東決定林彪取代劉少奇，讓汪東興幾次打電話催林彪馬上回北京，並讓周恩來安排專機。林彪一再告誡自己，不要輕易騎上去。林彪知道，“騎”上去就下不來了，推辭再三，還正式寫了請假的書麵報告。（參見官偉勳著《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215頁） 

林彪把有毛澤東批示的報告撕毀扔進痰盂，以示他的堅決，葉群則小心地把碎片從痰盂裏撈出來粘好。（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從葉群後來的“表演”看，葉群或許希望林彪當接班人，“夫貴妻榮”，她也可以跟著雞犬升天。 

1967年1月，毛澤東在與外賓談話時說：“1966年5月的中央擴大會議，多數人不同意我的這個意見，有時隻有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隻好把我的看法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參見《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031頁） 

8月1日，在毛澤東主持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張大字報。8月2、3日下午的大會，很多人對撤工作組思想不通。8月4日，出現異常情況，原定會議議程是召開大會，與會者到會後改開小組會。下午卻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說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明顯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還說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 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當劉少奇說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 萬軍隊，不怕什麽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各組傳達、討論他的講話，全會議程為之改變。（逄先知、金衝及主編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7-1428頁） 

8月5日，本來是全會閉幕的日子。（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180頁）這一天不但沒有閉幕，還發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毛澤東對《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批注：“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該堅決抵製，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製”。這個批注，作為全會文件印發。《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轉載《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時，加上“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 

第二件，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發出文件：1966年6月20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簡報（第9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 

第三件，毛澤東突然在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說中央有些領導同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聯係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毛澤東的大字報沒有點名，但明顯是對著劉少奇的。 

但是，8月4日至6日，全會的小組會上並沒有出現重要的發言——沒有有分量的自我批評、批評、評論，沒有對毛澤東8月4日講話的熱烈擁護。（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52-55頁） 

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都表示不理解，認為不能亂。 

甚至有人質疑，為什麽給紅衛兵寫信？ 

毛澤東得不到多數的支持，所以一定要搬林彪這個“援兵”。 

八屆十一中全會開了一個星期了，毛澤東還是堅決要林彪“出山”。 

官偉勳回憶：毛主席讓林彪當接班人，林彪說他有病，身體不行，不能出席會議。毛主席說重要會議你來，一般會議讓葉群代表你來參加就行了。（參見官偉勳著《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218頁） 

周恩來親自打電話勸林彪，江青也給葉群打電話，叫葉群和兒子林立果一起回北京。林辦保密員李根清還接到葉劍英勸林彪回北京的電話，這個電話是林彪親自接的。 

8月4日，還在開會，毛澤東就讓秘書給林彪打電話，爭取林彪的支持。晚上林彪讓秘書回電話，表示擁護毛主席的意見，但是他身體不好，不能出席會議。8月5日，毛澤東把他的大字報內容通過電話告訴了林彪。8月6日上午，毛澤東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一定要林彪來。（參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紀錄）毛澤東決心很大，讓八屆十一中全會休會，什麽時候林彪到北京，什麽時候再繼續開會。 

直到這時，林彪才答應下午到北京。 

林彪說：“不讓林立果回北京，叫葉群回去就行了。”這時大連已經發生武鬥，外麵很亂。林彪臨走，對林立果說：“你在這裏好好複習功課，過一段大學開學，好好上課。”林彪對女兒林豆豆說：“你先不要回北京，好好呆著，我過幾天就回來。”（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實際上林彪已經身不由己，一去不回頭。 

林彪為什麽剛開始不願意來？他在5月18日發表關於防止政變的講話，7月8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就說對林彪關於政變的提法表示不安。這封信是毛澤東寫給江青的，林彪不知道也就罷了，毛澤東卻偏偏讓周恩來送給林彪看。如此這般，再叫林彪“出山”，替他說話，林彪能來嗎？可是為什麽又來了呢？除了毛澤東答應把林彪5月18日的講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這不就證明林彪的這個講話沒有什麽錯誤嗎？再則，林彪隻想當個秘密的接班人，所以他要求選舉結果不公布，他在現場，就可以監督選舉結果不公布。 

吳新潮回憶：我父親接到命令，派專機立即接林彪到北京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采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年1月3日） 

金秋（吳法憲的女兒）回憶：1966年8月7日，林彪坐專機從大連到北京，周總理、汪東興和我父親到機場接。專機沒有開到停機坪，而是停在跑道盡頭，周總理和汪東興上機艙與林彪談話。吳法憲本來想討個好，見林彪臉色陰沉，嚇得連話也沒敢講，趕快溜掉了。（參見張寧著《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328頁） 

吳新潮回憶：我父親沒被允許上專機。他們從專機上下來，周恩來陪著林彪先走了。汪東興陪著葉群，我父親也在這輛車上。路上汪東興對葉群說：“主席已經同意李訥（毛澤東女兒）到解放軍報社了。”葉群說：“主席對我們這麽信任，我們一定幹好。”（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林彪一到北京，立刻被接到人民大會堂，這時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開始一個星期了。汪東興安排林彪住進有空調的浙江廳，毛澤東親自登門看望。林彪還是說“身體有病，不願當接班人”。（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1999年第2期）毛澤東罵林彪“想當明世宗（明嘉靖皇帝，虔誠道教，不問政事），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60-261頁） 

為什麽毛澤東再三再四要請出林彪呢？1967年5月，毛澤東與外賓談話時說，（發動“文化大革命”）當時有很多人思想仍然不通，我隻好將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才得到半數多一點的同意。從會議的時間上也可以說明問題，鄧小平宣布：“毛澤東決定正式會議開5天。”實際上會議又延長了7天。（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7頁） 

吳 新潮回憶：父親接林彪回來，就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有蕭華、楊成武等。周恩來主持，他從兜裏掏出一張紙，這是毛主席的大字報。父親說，雖然是一張紙，字字千 鈞，當時他一聽，嚇了一大跳，哪個能擔當得起？毛主席和周總理兩個人討論，劉少奇不行，要拿掉，誰來？周總理提出，讓林彪來。（參見《吳法憲回憶錄》） 

林彪到北京的時間，是1966年8月6日下午。毛澤東寫第一張大字報已經一天了，還沒有公布。有了林彪的支持，8月7日，毛澤東把他的大字報印發全會，並小範圍地初步商定了重新排序的中央領導名單。（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9頁） 

林彪回北京的第二天，8月8日晚，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講話，表示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8月12日，在全會閉幕會上，林彪說，最近心情很沉重，中央給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2期）8月13日， 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又說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但是要力求減少錯誤，依靠主席，依靠 常委同誌，全體同誌，文化革命小組的同誌，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磨盤，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兩個方針，兩個司令部，不能以想當然代 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對台戲，要一元化，緊跟主席。主席處理問題，有全盤考慮，高瞻遠矚，還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們是不了解的。我們對主席的指示要堅 決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群眾的智慧。就是依靠領袖和依靠群眾。要相信主 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請示主席，一 切 照主席指示辦事。大事不幹擾，小事不麻煩。我們就是這樣去做，有時也免不了要犯錯誤，跟不上主席思想。怎麽辦？辦法是朝令夕改，不堅持錯誤，隨時修正錯 誤。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們同他比較差別很大，錯了趕快改。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隻好服 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誌。（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1988年10月，85頁） 

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出麵向全會提議，全會一致通過，由“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作為惟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澤東批的重新排名的文件上，雖然沒有罷免黨中央副主席，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副主席的烏紗帽卻被悄悄拿掉了。（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9頁） 

林彪在全會上宣布，改選結果不見報（大概想給自己留條退路）。（參見圖們、孔弟《共和國最大冤案》，法律出版社1993年8月，19頁）但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就泄了“密”。林彪站在毛澤東身邊，發表經過毛澤東審閱的重要講話，這已經“不打自招”，說明黨中央在人事上有重要變動。會後新華社報導了重排的座次，劉少奇降至第八位，林彪“跳”到第二位，中國第二號人物就這樣滿世界皆知了。 

1968年9月24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談到“九大”，毛澤東說，接班人當然是林彪。（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191頁）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決議，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通過了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起草，周恩來主持討論、毛澤東多次修改的新《黨章》草案，其中明確寫進了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康生在會上說，這是百年大計，是關係到我黨、我國今後命運，關係到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誌很謙虛，他要求把《黨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刪 去，我們的意見，這一段必須保留。林彪同誌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會上公認的，是當之無愧的。（參見葉永烈著《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453頁） 

1969年4月14日，林彪在“九大”會上有一次插話，同誌們，我沒有準備講話，但是我要插兩句話，聽了總理剛才的講話，事先我不知道他講話的內容，他對毛主席的這種評價是非常正確的，是非常合乎實際的，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間現在這樣的地位，……毛 主席是我們最偉大的領袖。至於我個人覺得很慚愧，在我年輕的時候，很早在井岡山同毛主席會合，那時年紀輕，並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 切領導人中間，比較起來，前前後後我比來比去，我那時候就認為應該擁護毛主席，歸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僅僅隻有這麽一點覺悟，並不是像總理說的那麽高 瞻遠矚，全麵地看問題，沒有達那個水平，說老實話，我幾十年來確實擁護毛主席的，我整個思想水平可以說很低很低的，不像總理說的那麽高，後來在工作中略為 有些成績，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不僅我們黨沒有今天的勝利，就是我自己也沒有今天，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這個人。 我的能夠存在為黨貢獻自己一點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個時候的 重大問題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們跟著幹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決定因素，那種偉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偉大的作用，我個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這裏僅僅向同誌們作這麽一點簡單的聲明。 

1970年4月18日， 康生對新黨章作了說明。新黨章中有這樣一段話，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 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康生說，新黨章明確規定這一條，這是關係到我們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一件大事，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運的一件大事， 這是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永遠不變顏色，徹底地遵照毛主席的思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永遠沿著毛澤東思想的航道勝利前進的根本保證。（參見宋 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 

“接班人”的會，林彪沒去，葉群去的。“接班人”的那個文件，李春生（林辦秘書）送給林彪看。林彪想也沒想，就用紅油筆把“接班人”那 一段勾掉了。這個由康生起草的傳閱件，已經被毛澤東畫了圈，林彪隻能在上麵畫圈，不能塗改。葉群罵李春生為什麽不奪過林彪的筆？為什麽讓他在傳閱件上畫？ 可是誰敢去奪林彪的筆？如果毛澤東沒有畫圈，還可以從中央辦公廳再找一份，現在怎麽辦？葉群大罵李春生，李春生嚇壞了，跪在地上擦。油墨都滲進紙漿裏了， 哪裏擦得掉？急得李春生直掉眼淚。要不是幾個老秘書幫著說好話，李春生早就被砸了“飯碗”。（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九大”毛澤東確定林彪是他的接班人，並破天荒地塞進《黨章》。但毛澤東並沒有把“寶”全押在林彪身上，他同時又下了幾步棋。 

吳法憲回憶：毛澤東提名周恩來任黨的副主席，隻是後來被周恩來本人堅決反掉了。為了有意打破（林彪）一方麵軍的一統天下，毛澤東安排四方麵軍的兩位大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陳錫聯進入中央政治局，並親自指定四方麵軍的李德生為軍委辦事組成員。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上寫過劉鄧路線的話，毛澤東批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為鄧小平的複出埋下了“伏筆”。周恩來曾對王稼祥說，將來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帥，或者是鄧總書記。“八大”選 舉的領導機構，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而這時林彪隻是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對鄧小平評價很高，說人家要打倒嘛，就打倒一下吧！打倒一年，頂多兩 年。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和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毛澤東始終不同意將鄧小平開除出黨，這是他掌握的一匹“黑馬”。（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23頁） 

1967年8月，毛澤東對“筆杆子”王力說，鄧小平“文”可與少奇、恩來相比，“武”可與林、彭相比，一個人指揮兩個野戰軍的隻有鄧小平。林彪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小平出來。（參見王力著《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1030頁）這時毛澤東對林彪已經有了很大的意見，吳法憲回憶：“九大”後，周恩來察覺到毛澤東對林彪日益不滿，托人勸說林彪不要老呆在家裏，出來做點工作，到下麵走走，搞點調查研究。林彪婉拒，謝絕總理的好意，說我的身體確實不行，連出去轉車都不敢了。（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80頁） 

《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指出，毛澤東尖銳地提出林彪問題，表明他不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認為林彪已成為反對他的另一個司令部的頭頭。1972年7月，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舒曼，說我們開了那個廬山會議，1970年8月23日一天，24日一天，25日半天。第三天下午，我就說不行了，不能幹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細菌”就不活動了。 

這時，毛澤東已經決定把林彪從接班人的位置上趕下來了。 

第七章 廬山會議後 

第六號簡報成了反革命簡報 

廬山上的事情果然還沒有完。 

九屆二中全會的“調子”越來越高，直到被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文件稱為“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變”。 

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指示，宣布中央決定，將李雪峰、鄭維山兩員“大將”調離原職，繼續進行檢查學習，接受群眾教育，待有成效後，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1月26日，鄭維山、李雪峰作了檢查。 

4月，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 

8月，毛澤東南巡時對“諸侯”說，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麽看法？比如華北組第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意見提出來，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做。（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7頁） 

1973年7月10日，中央專案組提出報告，華北組第六號簡報被戴上“反革命簡報”的帽子，華北組召集人李雪峰在劫難逃了。 

從 廬山上下來，李雪峰的秘書黃道霞連夜整理了一個材料，講明李雪峰為什麽在廬山會議上對第六號簡報比較積極。黃道霞認為李雪峰有個錯覺，認為陳伯達、汪東興 說的反對毛主席是天才，不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是康生，他並不知道他們反的是張春橋。李雪峰還奇怪，康生主持起草《憲法》，怎麽陳伯達與康生打翻了？當時 黃道霞也是這個看法。 

打倒康生，李雪峰當然積極，他與康生有點恩怨。“文革”開始康生找李雪峰的茬，李雪峰到北京新市委任職，與康生在工作組的問題上發生爭論，康生在北京大學講話要奉陪到底。1966年8月， 康生和陳伯達寫了報告給毛澤東，講了很多，說應當撤了李雪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職。毛澤東把這個報告給李雪峰看，過了兩天果然把李雪峰撤了。毛澤東對李雪 峰說，他們要撤，我認為不要撤，你不要管事，名義上管一管，實際讓吳德他們管。這樣，李雪峰對康生有意見。黃道霞講這個背景，是為了說明李雪峰對康生不 滿，也說明陳伯達會前並沒有與李雪峰打招呼。不用多說，自然就否定了他們是反黨集團的說法。 

黃 道霞重點講，第六號簡報都是正常手續，沒計劃沒準備，上邊沒弄清就批了。中央全會，各個組都要出簡報，但毛澤東懷疑，你華北組已經出過一份簡報了，六個大 組，一個大組出一份簡報，再排到華北組出第二號簡報最快也應該是第七號簡報，為什麽第六號？明明是搶先，明明是陰謀。各個大組還沒輪一遍，你華北組又搶先 出了第二份簡報，而且一二三期簡報印出來了，四五號簡報編了號還沒印發，你六號簡報就出了籠，不僅印出來，還發下去，這不是陰謀是什麽？ 

李雪峰因此被打倒。他據理力爭，簡報由中央辦公廳負責，是汪東興的事情，他們排第幾號就是第幾號。更何況我們沒有著急，而是中央辦公廳催。 

這中間或許是有陰謀，但是誰的陰謀？要說說清楚。黃道霞說，簡報由中央辦公廳機要局管，這還牽扯印刷，因為在江西地界，人不能很多，怕失密。撿字隻有一個工人，印刷兩三個人。所以四、五號簡報送了編了，但排字沒排出來，所以就沒發。而第六號簡報為什麽“加塞”？ 毛澤東的懷疑不能說沒有道理。有人假設了一個情況，李雪峰打電話讓第六號簡報快發快印。確實是有人給排字工人下命令，要快印第六號簡報。誰有這麽大的權 力？誰能打這個電話？黃道霞證明，李雪峰絕沒有打這個電話。當時在廬山上李雪峰和黃道霞住在一棟別墅，李雪峰住在裏間，黃道霞住在外間，李雪峰的裏間沒有 電話，電話在黃道霞的外間，發簡報的當晚李雪峰吃了安眠藥睡了，黃道霞也睡了，誰都沒打電話，是誰打的這個電話？實際上很好查，一問排字工人就知道了。 （采訪黃道霞筆記，2000年8月28日） 

簡報印刷之類的會務工作是中央辦公廳的事情。但從目前看，汪東興推得幹幹淨淨。 

汪 東興在檢討中說，我懷疑陳伯達事先看過修改過的華北組簡報，他利用簡報擴大到各組煽動欺騙人。我建議中央派人追查陳伯達，事先是否看過修改過這期簡報，這 期簡報發出最早最快，而且簡報內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陰謀。毛澤東對汪東興說，第六號簡報要抓緊核實，你懷疑陳伯達看過改過，應找會議主持同 誌，還有王良恩同誌和記錄印發的人，為什麽不經你看過，發出最早最快？由總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實為好。 

汪東興說，關於第六號簡報，1970年8月24日晚，25日晨，王良恩兩次打電話給負責簡報的幹部，詢問簡報印的如何，要求快印快發。會議有明確規定，會上發言整理成簡報，要送本人看。廬山會議主席指示將這個簡報查一下，我給王良恩談過，他不查，說這個問題說不清。（參見鄔吉成、王凡著《紅色警衛》，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301-304頁） 

中 央全會或工作會議，按慣例都要出簡報，刊登會議動態和各組討論情況，送毛、林及政治局委員，同時分發各省、市、自治區與會者。每期簡報有個總的編號，報頭 同時說明是哪個組的第幾號簡報。凡是簡報上的重要發言紀錄，特別是政治局委員的發言，都要經本人過目，修改審定，據王良恩子女說，在九屆二中全會前，總理 主持的預備會議上，規定各組討論後，隻要有組長、副組長簽字，大會秘書處就可以出簡報。 

於運深回憶：毛澤東認為，中央辦公廳裏有壞人。（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中央辦公廳誰是壞人呢？汪東興極力推托自己的責任，是他的極力辯駁，還是毛澤東刻意保他？總之，汪東興成了理所當然的漏網之“魚”。 

汪東興、張耀祠（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的檢討過了關，王良恩的檢討卻沒有過關。王良恩是從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上調到中央辦公廳的，年輕有為、原則性極強，但他“侍候”上邊的經驗還不多。其實王良恩說不太清楚的問題並不多，也不是那麽嚴重，而且沒有他參與陰謀的證據。（參見丁凱文《王良恩是林彪死黨嗎？》，載《重審林彪罪案》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858-864頁） 

事後，王良恩檢討：我負責會議的簡報。當時我參加東北組會議，23點到秘書組，我看了簡報。當時就聽到有些組氣氛較緊張，特別是中南組，葉群還發了言，引了語錄。我處理時應該謹慎，尤其有汪東興、陳伯達的發言，沒有送審，為反革命第六號簡報的印發開了綠燈。 

也可能是逼的太緊吧，王良恩在家中自殺，升級為“林彪死黨”，1979年底平反。 

李雪峰秘書黃道霞談簡報“出籠” 

第六號簡報是李雪峰秘書黃道霞寫的，不是李雪峰寫的，也不是李雪峰交代寫的。不錯，黃道霞是李雪峰的秘書，李雪峰的秘書中隻有黃道霞上了廬山。上廬山的人數限製比較嚴，規定元帥隻帶一個秘書，所以一個大區也隻準帶一個秘書。黃道霞50年代在工業交通部研究室，實際上是辦公廳的秘書。李雪峰那時兼著工業交通部的部長，黃道霞經常跟著李雪峰出差，到了60年代，就正式做了李雪峰的秘書。但這次在廬山上黃道霞不是以李雪峰秘書的身分，而是作為中辦簡報組工作人員在華北簡報組工作。華北組負責簡報的有三個人，中央派了兩個人，一個是黃永勝的秘書王振，一個是吳德的秘書，加上黃道霞。當時吳德的秘書另有任務，林彪讓他寫“活學活用”的經驗材料。寫簡報的事情就是王振和黃道霞，王振是部隊來的，寫簡報是新手，他就推給黃道霞，華北組第一個簡報也是黃道霞寫的。 

說 到這兒，簡報到底誰負責就很清楚了，不是李雪峰的華北組，而是中央辦公廳。具體負責人是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王良恩的直接上級是汪東興。由中辦負責召集簡報 組交代任務，提出要求。簡報寫好後，由中辦主任汪東興和中辦副主任王良恩最後簽字，才能付印。廬山會議前王良恩到周恩來那裏和汪東興一起研究過出會議簡報 的事情，因會期不長，王良恩提議出綜合簡報，但周恩來和汪東興都主張分組出。在反映華北組討論情況的第六號簡報印發登記上，有組長李雪峰、副組長解學恭、 吳德的簽字，也有王良恩履行的手續。但是沒有汪東興的簽字。 

黃道霞講了寫這個簡報的過程。按照慣例，分組開會後各組都要搞出簡報。為了及時反映會議動態，汪東興講要快發簡報。8月24日午飯後黃道霞就開始寫，晚上還接著寫，寫了大半個鍾頭，寫完了。這麽趕，主要是黃道霞還想聽一聽20點 的討論會。當晚的會議李雪峰沒有參加，他到政治局開會去了。開會前黃道霞把寫好的簡報交給他，李雪峰說先放那裏，等我開完會回來再看。那天晚上政治局的會 議臨時決定不開了，李雪峰回到華北組，會議還在進行，黃道霞把簡報給他。李雪峰問陳伯達的簡報稿送來沒有。下午發言後，陳伯達要發簡報，說快發快發，黃道 霞編好了他的發言稿，陳伯達說還要再看一看，就拿走了。到下午會快開完了，陳伯達還沒有送回來，說還沒有改好。這樣，李雪峰又把簡報稿放下沒看，坐在那裏 聽大家發言。會議一直開到23點多，黃道霞19點多寫好的簡報稿在李雪峰那裏壓了四個多小時還沒有簽發。 

這說明李雪峰沒有陰謀，也不是趕時間趕快簽發。 

華北組的會議結束，李雪峰、鄭維山、汪東興、謝學恭、吳德等都沒走，大家都是一肚子問號。李雪峰問汪東興，今天這事毛主席知道嗎？汪東興說知道，看樣子汪東興是不想答複，他起身就走。吳德、謝學恭都在場，黃道霞也在場。 

陳毅連連問汪東興：“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錯誤了？”汪東興說：“沒你的事，老實呆著！”汪東興的聲音很大，雖然散了會，但是好多人都聽到了。 

鄭維山也忐忑不安，拉住汪東興：“汪主任，事情有變啊？”汪東興說：“你這個鄭維山，再也不要糊裏胡塗了，同誌你要知道，問題嚴重呢！我們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發覺得早，又一次出來捍衛主席，問題可就嚴重了。” 

“那麽主席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不讓點名。” 

海軍大將蕭勁光看汪東興走，又追問一句：“汪主任，這是怎麽一回事？”汪東興半開玩笑半不耐煩地說了一句：“你老糊塗，‘筆杆子’壓‘槍杆子’，厲害著哪！” 

說完，汪東興就走了。 

汪東興走後，蕭勁光也走了，李雪峰、解學恭、吳德等幾人就去吃夜餐，黃道霞也去了。吃完夜餐，黃道霞還惦記著簡報，就問李雪峰簽了沒有。李雪峰又問：“陳伯達的簡報呢？”黃道霞說：“催了，秘書說還沒有弄好。”李雪峰說：“這個簡報我還沒看，學恭你年輕，眼睛好，你看一看。” 

華北組副組長解學恭就看了，提了兩條。陳伯達的稿子另發，這一句勾掉，他還沒送來，就不提了，免得提了留個伏筆。他的稿子來了，他發他的就行了。 

還 有一個是陳毅在華北組有兩次發言，簡報上說了兩句。因為大家都聽到汪東興說陳毅的話，解學恭就說簡報上別提陳毅了，把這兩句勾掉。李雪峰同意，黃道霞就勾 掉了。簡報內容就是陳伯達和汪東興的講話實錄，本來簡報還要讓李雪峰再看看，李雪峰說沒帶老花鏡，反正是如實記錄會上的發言，你們就簽字吧。謝學恭改了幾 個字，先簽了，李雪峰也簽了，叫吳德也簽。吳德對李雪峰說：“我就不簽了，我沒有參加會，具體情況也不了解，你們簽字就行了。”李雪峰說：“簡報是本著有文必錄的原則整理的，簽字付印是照例工作，最好三個人都簽字，你就簽一個吧。”這樣，吳德也在簡報上簽了個“吳”字。 

華北組六個副組長，還有三個副組長沒有簽。黃道霞給陳永貴打電話時已經零點，陳永貴睡了，鄭維山也睡了，黃道霞就沒有再找吳濤，他把簡報親自送到簡報組，算完成任務了。 

簡報送到中央辦公廳，連夜印好發了。這就是九屆二中全會的第六號簡報，也就是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後來被毛澤東定為反革命簡報的出籠經過。 

這麽一說基本把第六號簡報說清楚了，李雪峰對於簡報積極是積極，但第六號簡報並不是搶先，起碼拖了四五個鍾頭。黃道霞說他倒是有搶先的情緒，因為根據簡報要及時的要求，是想快點發，但實際上並沒有搶先。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上表揚了黃道霞，說“這個秘書實事求是，有黨性，他講的和我們分析得差不多”。因為是當時發生的事情，當事人都在場，誰也不可能編造，一問就一清二楚了。（采訪黃道霞筆記，2000年8月28日） 

毛澤東不相信李雪峰的檢討 

李 雪峰在會上的檢討稿也是黃道霞寫的，在政治局會議上李雪峰對周恩來說，他心裏很亂，寫不出來，叫黃道霞幫我寫。周恩來同意，說你有什麽想法你說，讓黃道霞 幫你整理。李雪峰檢討犯了錯誤，讓陳伯達在華北亂說亂跑，成了太上皇，上了陳伯達的當，陳伯達要發言，就讓他發言。除了反黨集團，除了預謀，李雪峰什麽都 承認了。所有的與會者包括周恩來、江青都相信了，都認為李雪峰說清楚了。到了“十大”，包括周恩來，甚至包括張春橋、姚文元都認為李雪峰沒什麽大事，不應該劃為“大將”。隻有毛澤東一人不相信。南巡時毛澤東說，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 

當 時專案組副組長紀登奎曾對周恩來說，李雪峰的問題是不是和毛主席說一說。周恩來說，你代表我們去說。毛澤東說，不能原諒，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意思是 李雪峰沒說實話。黃道霞講完第六號簡報原由的第二天，紀登奎找黃道霞談話，他相信黃道霞講的，說簡報江青都看了，送給毛主席，毛主席不信。毛澤東還是想打 倒李雪峰，還想劃成“集團”。這時，毛澤東也有點懷疑汪東興了，說你怎麽還在華北組？是不是在山下時他們就同你商量了？汪東興堅決否認。 

第二次紀登奎代表江青又找黃道霞，說江青覺得你講得很好，但還要再深入一些揭發，有什麽遺漏？紀登奎問：“李雪峰為什麽讓你回石家莊取材料。”黃道霞說：“時間太長李雪峰記不住了，擔心成他捏造的，所以要找當時的紀錄。叫我回石家莊去找有關的文件和檔案，但還沒有來得及翻找，就叫尾隨的人將這些材料全部沒收，並抄了李雪峰的家。” 

紀登奎認為恐怕沒這麽簡單，是準備翻案的吧？紀登奎讓黃道霞把會上發言的那些人，排個次序，都有誰發言，講了些什麽。這一次談話沒談完，紀登奎的秘書說毛主席叫他，紀登奎就走了。第二天紀登奎又來找黃道霞第三次談話，這一次紀登奎的口氣變了，說：“毛主席認為沒那麽簡單。”毛 主席最大的不相信還是認為第六號簡報有問題。後來開批判會，周恩來加了黃道霞的名字，叫他大會發言，進一步揭發。黃道霞很為難，他已經把所知道的全在會上 說了，再沒有別的可說，隻好大而化之，說了些階級鬥爭理論，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之類的空話套話，聯係陳伯達在華北的活動，應付過去。 

這時候，陳伯達已經被拋出來了，明確說他是反革命。從廬山上下來，已經有揪林彪的苗頭了，李雪峰和黃道霞都明白，又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周恩來作結論，開了一個小會，十幾個有關人員參加，周恩來首先問黃道霞是哪一個？雖然見過多次，但印象不深。黃道霞站起來，周恩來問：“你有什麽意見？”黃道霞說：“對結論沒意見，同意，”還補了一句，“我也有錯誤。”周恩來沒聽清，黃道霞又說了一遍：“我也有錯誤。”周 恩來點點頭。這時已經決定讓劉子厚接李雪峰的班，李雪峰三個秘書，留在北京，那時黃道霞編製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還穿著軍裝，他提出脫軍裝回河北。周恩來 批，軍裝先不要脫。周恩來保黃道霞過了關。黃道霞以為脫了軍裝，事情就算完了，現在不讓脫，也算完也不算完。因為開始也不放過陳先瑞（北京軍區政委）、蕭 文玖（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他們，第二、三把手有數的幾個，不可能不知道。黃道霞把簡報說清楚了，解脫了北京軍區的一大幫人。在周恩來眼裏，黃道霞有黨性， 是立了功的。 

陳伯達的問題株連到李雪峰和鄭維山。剛開始批判時李雪峰認為，這是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什麽意見，可以自由發言。直到後來，李雪峰也不服氣，明明簡報是綜合大家的發言，怎麽就成了他的問題了？但問題越搞越大，李雪峰也不由不緊張起來。（采訪黃道霞筆記，2000年8月28日） 

周恩來叫吳德等人去幫助李雪峰。吳德認為李雪峰和陳伯達沒有特殊關係，李雪峰雖然到北京市工作還不到70天，但吳德知道他與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有對立情緒。但這個時候，誰也保不了李雪峰了，毛澤東讓李雪峰自己在會上檢討，李雪峰就把自己大罵了一頓，說我兩麵三刀狼心狗肺……全是四六句，讓整簡報的人都沒辦法整。 

1971年1月24日，李雪峰被撤掉了職務，開除了黨籍，關到安徽的農場去了。（采訪李雪峰子女筆記，2005年1月22日） 

鄭維山也被免了職，關了起來。 

陳伯達為什麽插手華北地區 

其實上邊給了李雪峰好多機會，李雪峰沒有意識到。因為本來沒有陰謀嘛，他不知道說什麽，也不知道怎麽說能說明白。如果在廬山上向毛澤東揭發陳伯達，或者毛澤東路過石家莊和毛澤東說了，恐怕都會好得多。 

廬山上毛澤東說李雪峰你這個組長怎麽當的，路過石家莊時毛澤東已經懷疑陳伯達在第六號簡報中起了什麽作用。直到後來擴大會議各地寫的揭發陳伯達和李雪峰關係的報告，李雪峰都有機會把自己“說清楚”，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錯過了。最後到華北會議上說，已經晚了，再說就有變成集團的危險，隻能不說。（采訪黃道霞筆記，2000年8月28日） 

1970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中共陸軍38軍 委員會的《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上批，陳伯達千方百計地突出自己，不擇手段地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此件請你們討論一下， 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托他解決北京軍區及華北 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10月，493頁） 

毛澤東最懷疑的就是陳伯達為什麽和北京軍區勾結到了一起。 

其實，李雪峰那時隻要揭發陳伯達，就可能平安，但他實在不知道揭發什麽。（采訪黃道霞筆記，2000年8月28日） 

1967年毛澤東提出奪權，各省市的領導班子都推倒重來，建立領導幹部、軍隊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全國除台灣外29個省市自治區，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進行了分工，張春橋、姚文元參與華東問題，康生參與內蒙、山西問題。陳伯達回憶：我負責天津、河北。後來山西和內蒙古沒有解決好，形勢不穩定，中央改讓我參與。 

這就是陳伯達過問河北問題的起因。 

陳伯達回憶：天津1958年取消直轄市，改為河北轄市，我建議恢複直轄市，中央同意了。1967年12月， 中央開會研究，要我和李雪峰、鄭維山（北京軍區代司令員）到河北的幾個地方去了解處理當地的一些問題，為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做準備。我們先到了唐山，然 後到保定、石家莊，到邯鄲時，中央來電話要我回北京處理戚本禹的問題。從河北回北京後，我向中央匯報。考慮到天津已經恢複為直轄市，而河北各地區中，石家 莊的形勢最穩定，生產情況也很好，石家莊是1967年全國惟一完成國家生產計劃的中等以上的工業城市，我建議河北省的省會可以遷移到石家莊。毛主席同意我的建議，他說石家莊不僅是軍事重地，還是交通樞紐，位置很重要，省會遷到石家莊好。 

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 

1970年7月，陳伯達第二次華北之行，主要解決華北地區生產方麵的一些問題，這次行前，陳伯達有一封請示信，經毛主席批準，明天就準備到下麵去，計劃先到天津，後到石家莊……。陳伯達回憶：1970年我出去，是在會上請示毛主席批準的。出去前，又請示了周恩來總理。原來計劃，先到天津，再到石家莊，這路線是同周總理商定的。後來發展到了其它地方（山西、內蒙古），沒有預先請示，是犯了罪的。（引自《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一版，95頁） 

一路上，李雪峰、劉子厚等一直陪同陳伯達，邊視察邊商談生產方麵的事。天津市領導解學恭和劉政（66軍軍長）陪陳伯達到了石家莊。 

在太原，陳伯達參觀了太原鋼鐵廠、太原重型機器廠等，與一些幹部座談生產存在的問題。謝振華（時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69軍軍長兼省軍區司令員）負責接待。 

離 開太原，陳伯達、解學恭、劉政、謝振華一行乘火車到大同，李雪峰乘飛機從石家莊趕來，一起視察大同煤礦，並下礦井了解工人的生產情況。陳伯達一直走在前 麵，井下很窄，爬著走了一段，陳伯達坐下來休息，對李雪峰說，雪峰啊，把你拖垮了，對不起了。李雪峰連連說，不要緊，我沒事。 

離 開大同，他們乘火車到包頭。此行主要是調查解決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的工業協作，特別是鋼鐵生產協作問題。陳伯達到達包頭後，把國務院副總理餘秋裏從 北京叫來，一起視察了包頭鋼鐵廠和白雲鄂博鐵礦。在北京軍區領導的建議和安排下，陳伯達、李雪峰、餘秋裏等觀看了當地駐軍的小規模軍事技術表演，陳伯達並 對部隊講了話。很簡短，主要是講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戰備工作，防備蘇聯入侵。餘秋裏說，我是半個軍人，如果需要，隨時可以上戰場。正因為餘秋裏有這麽 一段，所以在從廬山回北京的飛機上，他不敢與陳伯達打招呼。朱德坐在前麵，陳伯達坐在後排，挨著餘秋裏。飛機上挺無聊，陳伯達過去又與餘秋裏說得來，就主 動對餘秋裏說，你在會上說劉少奇把住房讓給了我，這件事你不大清 楚……餘秋裏板著麵孔打斷，你不要說了，就是那麽回事，你不要再說了。 

那種時候，誰都怕自己被牽進去。 

7月21日， 陳伯達結束華北之行，從包頭乘飛機回北京。兩天後，他給中央寫了一封匯報信，談到天津、石家莊、太原、包頭鋼鐵廠的生產情況，建議從天津至保定或天津至石 家莊，修建一條鐵路，以減輕東北入關的客流、貨物經常要繞道北京，給北京鐵路造成的壓力等。（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29-340頁） 

毛澤東南巡在杭州談話時說，北京軍區隊伍多，有幾個軍，還有炮兵、工程兵，裝甲兵也多。他們整這個軍、那個軍。陳伯達在華北幾十天，周遊華北，到處遊說。（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0頁）毛澤東在杭州的另一次談話中說，他們先整了24軍，又整了21軍、69軍，最後整了38軍，有的采取了組織調整的辦法。21軍調到陝西時，胡煒（21軍政委、軍長，後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陝西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書記）就講這下可好了，脫離了他們的指揮。都高興離開北京軍區。對66軍就說不服，他們的前軍長就頂住了，就是不讓他們鑽到天津革委會裏去。北京衛戍區他們就插不進去，因為有謝富治、吳德、吳忠，不聽他們那一套。（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6頁） 

華北之行完全是工作，李雪峰沒有發現陳伯達搞什麽陰謀。那為什麽同行的軍人這麽多？因為重新奪權後，各省市的第一把手多是軍人，當然軍人多了。但他們不是代表軍人，而是代表地方。如此這般，李雪峰怎麽能揭發出來？ 

陳伯達反黨集團隻剩下一個人 

李雪峰的檢討為什麽過不了關？想了很久，李雪峰秘書黃道霞總算想明白了，毛澤東要求李雪峰講清楚和陳伯達的關係，陳伯達為什麽“抓”軍隊？當時要在李雪峰的檢討上多寫幾句就好了，但黃道霞給李雪峰設計的檢討完全沒寫這個。 

當時捅破這個很容易。可是黃道霞自己不能說，他一說，就成了揭發。而李雪峰可以說，當然後來說就晚了。那時隻有一個機會，知道江青、康生打38軍的主意，趕快起來揭發陳伯達。可是清清白白的李雪峰哪裏想到這麽多，錯過了這個機會，到38軍的報告被毛澤東批了李雪峰才意識到這個形勢，早就晚了“三秋”了。 

黃 道霞回到河北為劉子厚寫檢討時，才徹底恍然大悟，你檢討要符合毛澤東的意思，為什麽跟著陳伯達跑？講明白了這一點，就能順利過關。所以黃道霞替劉子厚寫檢 討時，就寫李雪峰緊跟陳伯達，劉子厚緊跟李雪峰，還寫了陳伯達說分工河北就相信了，陳伯達在河北指手劃腳，劉子厚認為是為河北好，相信是為解決河北的派 性，一碗水端平，解決河北的武鬥問題。 

黃道霞號準了毛澤東的“脈搏”。 

果然毛澤東對劉子厚的檢討是滿意的，認為劉子厚的檢討很好，說了一點心裏話。毛澤東批了“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一段。而對於李雪峰的檢討，毛澤東抓住一點，李雪峰沒說陳伯達這個，沒說心裏話。（采訪黃道霞筆記，2000年8月28日） 

3月30日，毛澤東在劉子厚的檢討上批示：“上了陳伯達的賊船，年深日久，雖有廬山以來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3月19日才講出幾句真話，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會議上的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裏去了。”（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77頁）3月31日，周恩來將毛澤東對劉子厚的批示作為急件派專人送軍委辦事組，並批告傳閱。（《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48頁） 

毛澤東南巡時說，我是哪裏有石頭抓起來就打，在廬山陳伯達搞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塊石頭，濟南軍區三破三立的報告也是一塊石頭，38軍的報告是一塊大石頭。以後又有劉子厚的檢討。（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3頁） 

劉子厚的檢討過關了，被任命為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采訪黃道霞筆記，2000年8月28日） 

而李雪峰卻沒有這樣幸運，九一三事件後他先被軟禁在家中，10月底被押到安徽六安。 

1976年李雪峰被懷疑胃癌，1979年1月，經中央同意回北京治病。李雪峰提出申訴，要求重新審查。1981年4月，麵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調查人員，李雪峰情緒激昂，一連說了8天， 為什麽說我奪了華北局的權？為什麽第六號簡報的責任要加在我的頭上？出簡報是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具體掌握，我李雪峰有什麽權力搶先發布？簡報寫的是小組 會上的發言，我自始至終沒有發言，為什麽把我劃入陳伯達反黨集團？為什麽把我劃到林彪反黨集團？為什麽開除我的黨籍？為什麽剝奪我的工作權利？……（采訪李雪峰子女筆記，2005年1月22日） 

在華北會議上，北京軍區政委陳先瑞雖然沒有免職，但作為鄭維山的同夥，也受到麵對麵的批判，多年他一直在思考38軍的報告和毛澤東“太上皇”的批示。陳先瑞認為陳伯達在北京軍區的影響很小，毛主席對他的活動為什麽估計如此之高，作出如此嚴厲的批評？顯然包含著對軍隊、特別是對北京軍區領導幹部的不信任。（參見《陳先瑞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456頁） 

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列舉的種種“罪行”以及揭發批判多有不實。李雪峰、鄭維山工作上有缺點、錯誤，但與陳伯達是一般的工作關係，說他們參與陳伯達的反黨活動是沒有根據的。話又說回來，陳伯達又何嚐進行過反黨活動？ 

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恢複李雪峰同誌黨籍的決定》。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決議（中發[1973]34號 文件）：根據調查證明，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印發的華北組簡報（主要內容是擁護林彪的講話），是按照當時會議的規定，由記錄人員根據華北組同誌的發言，如 實整理的。簡報寫出後，經華北組負責人李雪峰、吳德和解學恭同誌共同簽閱，大會秘書組印發的。因此，不能說華北組的簡報就是林彪、陳伯達指使李雪峰炮製 的。因此決定，撤銷1973年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央專案組《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中，把李雪峰定為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永遠開除黨籍的決定。恢複李雪峰同誌黨籍。 

1983年4月，李雪峰被選為六屆政協常委，1985年9月被選為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1年離休。 

在當時的中共中央文件被定為陳伯達反黨集團文武二將的李雪峰、鄭維山，“文革”後先後平反，陳伯達反黨集團隻剩下陳伯達一個人。 

九一三之夜，在押的陳伯達被半夜轉移到監獄。 

這時，陳伯達反黨集團變成了林陳反黨集團。1972年1月和7月經毛澤東批準下發的“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將林陳反黨集團改成林彪反黨集團，陳伯達被降為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 

陳 伯達回憶：從廬山回到北京，連著幾個晚上，為排遣苦悶，我到郊外散步。隨後就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國慶節將到，怕遇見外國人。從此我被軟禁在家裏。過了 幾天，幫我管理文件的秘書王保春和王文耀都被關起來了，五年後釋放。我的司機俞子雲也被關了三年。上小學的兒子與保姆也被關到北京衛戍區，關了三年。 

陳 曉農（陳伯達兒子）回憶：父親被軟禁在家中近一年，無人過問，沒有任何人向他調查廬山會議的情況。九一三事件後關進秦城，也沒有人專門問他與林彪的關係， 或讓他揭發林彪。過了很久，郭玉峰等專案負責人才籠統地審問了一次，讓他將各方麵的情況說了一遍。（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96-399頁） 

九一三事件後，陳伯達被定為林陳集團的主犯。 

可是，1980年審判時陳伯達卻成了江青集團的主犯。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反麵人物的名字，卻沒有點陳伯達。 

1989年9月20日，85歲的陳伯達去世。 

汪東興的五次檢討 

汪東興在廬山上“跳”得那麽高，他是怎樣順利過關的呢？ 

檢 討都是檢討，但檢討的層次和規模大不一樣。陳伯達是在中型會議也就是所謂各大組長各省負責人的會上作了檢討，重點是批陳伯達，同時也批吳法憲。在陳伯達檢 討的這個中型會議上，汪東興沒有檢討，汪東興檢討的範圍很小，就在六七個人的華北組正副組長會上作了檢討。張春橋也在會上做了檢討，因為事先打過招呼，也 叫張春橋草草檢討幾句。傳達他們的檢討也是有區別的，陳伯達和吳法憲的檢討被各組組長傳達到每一位與會者，而張春橋的檢討沒傳達，所以很多與會者並不知道 張春橋也有個檢討。 

汪東興回憶：毛主席和我談話後，我認識到自己犯錯誤了，就考慮寫檢查報告，周總理也提出這個問題，說你爭取第一個檢查吧。8月27日， 我寫好第一份書麵檢查，檢討了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做法。我沒有聽毛主席的話，我幹擾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也違反了政治局會議的意見，這是無組織無 紀律的行動。我的內心極感沉痛，要接受這次教訓。毛主席看過我的書麵檢討後，說這個檢討書可以發到全會上。經周恩來批閱，在全會印發。我按照毛主席的要 求，在華北組討論會上做了一次口頭檢查，內容和書麵檢討差不多。（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7-48頁） 

從廬山下來，毛澤東問汪東興：“你在想什麽？”汪東興說：“我在想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問題。”毛澤東高興地說：“這好嘛。”汪東興說：“在山上開會，忙於會務，沒有時間想自己的問題。現在有空閑時間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澤東說：“這樣好，想到什麽就說什麽，你的心是好心。” 

汪東興就此過關。 

雖然毛澤東保了汪東興，但汪東興仍感到不安，他深知老人家翻雲覆雨，他不能等到被打倒，要爭取主動。第一次檢查了他認為還不深刻，認識也是初步的，覺得自己當時對許多現象的本質問題都還沒有認識清楚。1970年9月15日，汪東興給毛澤東寫了第二次檢討。 

在這次檢討中，汪東興大批陳伯達。說“我 這次犯了嚴重錯誤，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兩次檢查和一次書麵檢討外，最近經主席的多次談話，對我進行嚴格的批評和親切的教育。每次談話對我啟發很 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難受，總覺得對不起主席，對不起黨中央，對不起受誤會的同誌，我真是辜負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幹擾了主席的戰略部署，這是有罪的， 我應牢記這次教訓，努力改正錯誤。我完全擁護主席《我的一點意見》的英明指示。在這個指示以前，我沒有識破陳伯達。他的手段特別陰險、惡毒，利用九屆二中 全會搞突然襲擊，造謠和詭辯，欺騙不少同誌。他打著論天才的旗號，其實要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奪毛主席的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次把陳伯達揪出來，使 黨更加團結，更加純潔，更加鞏固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我在九屆二中全會中前三天被陳伯達利用欺騙，在華北組他突然的又是有計劃的發言，利用我的無能，而我心情非常激動，又不加分析，更不顧自己的身分，就起來發言，結果當了陳伯達壞人的炮手。……由 於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存在著個人主義，驕傲自滿思想，有主觀片麵性，遇事易激動，缺乏冷靜的考慮分析問題，再加上文化理論水平低，路線鬥爭覺悟不高， 警惕壞人破壞中央團結不夠，平常學用毛澤東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陳伯達這樣的陰謀家、野心家，我不僅沒有識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毛澤東看過後表示滿意，批示“此件請汪東興同誌麵交林、周、康及其它有關同誌一閱，進行教育，詳由東興麵談。”在第一頁信紙的左右空白處，毛澤東批：“陳案另是一個問題，應弄清楚。” 

9月16日晚，毛澤東讓他的護士長吳旭君通知汪東興去談話。毛澤東說：“你寫的信我看過了，信中對問題的認識很好，接受教訓。我看有些同誌還不通，上了當，現在不通，慢慢總要通嘛！有些同誌自己不懂馬列主義，自己都沒有看過馬列主義這一方麵的書，發言時又要引用。我看還是要進行教育，還是要250多人（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指定讀點馬列主義的書，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書內選些章節出來。此事請總理、康老辦。我還可以提選一些。不讀馬列主義怎麽行呢？不行的。結果就被陳伯達擺弄了。”毛澤東說：“軍委辦事組內有幾位同誌也上當了。發言時一個口徑，用一樣的語錄，連林彪也受他們的騙。……我勸林彪應好好地想一想，表一個態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後表態也可以。要他們不要再上陳伯達的當了，有錯誤就改正。” 

毛澤東一邊抽煙喝茶，一邊緩慢與汪東興談話：“你說他們在各組一起動作、煽動，他們幾個，還有黃永勝報名要發言，都用了語錄，但他們的簡報未發，一說不行了，記錄就收回，這當中好像是有點名堂，你清不清楚？”汪東興說我不清楚。毛澤東問，你跟我出來了，他們在北京是否在陳伯達處商量過？汪東興還說不清楚。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誰知陳伯達住在何處，有何活動？誰能知道？我在簡報上看到，皮定均同誌在發言中說，懷疑他們都在24日下午發言，是統一部署的。（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9-66頁） 

9月22日，周恩來看到毛澤東9月21日 對汪東興書麵檢討的批件後，同康生到林彪那裏，將毛澤東的批件送給他看，提議黃吳李邱在一起閱讀該件，在他們想通了後，應給主席、林副主席寫一個書麵檢 討，揭露事實真相，與陳伯達完全決裂。周恩來指出，這樣做，對黨對己都極有利，林彪同意由周恩來、康生約黃永勝等談話。（《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5-396頁） 

9月29日，周恩來、康生到毛澤東處談話。毛澤東說，汪東興的檢討是汪東興自己要寫的，別人沒想通，不忙寫檢討；這些人的錯誤與陳案性質不同。（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62頁） 

吳法憲看了汪東興的書麵檢討和毛澤東的批示，寫出第一次書麵檢討。 

吳法憲寫給毛澤東的檢討信 

康生向林彪匯報，這次會議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陳毅跳出來。林彪說，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從紅一軍團到四野跟我幾十年，沒有發現他造過謠。並私下對吳法憲說，你沒有錯，不要檢討。（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00頁） 

葉群借口有病，不見任何人，卻幾次打電話給吳法憲，你為了捍衛主席思想，主觀動機是好的，不要檢討。後來看不檢討過不了關，又說：“你犯錯誤不要緊，隻要不牽扯首長和黃總長，大鍋裏有飯，小鍋裏好辦。林總在主席那裏說話了，你的職務不會動。”黃永勝對吳法憲說：“林總講你沒有說假話，你就要頂住，不能承認說了假話。不然，林總的話就站不住了。”李作鵬和邱會作也多次幫助吳法憲，檢討中不要涉及葉群和我們，不能過線。叫他檢討時照稿子念，不能多說一句，說漏嘴就麻煩了。 

吳法憲回憶：周總理勸我爭取主動盡快寫檢討，為林彪講話承擔責任。周總理說：“現在要保副帥，這是由副帥講話引起的。法憲，你出來做個檢討，承擔責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帥頭上了。”周總理並給我出主意，在檢討中要重點寫自己對林彪講話“理解錯了”。全會轉入批陳伯達，西南組把矛頭對準吳法憲。周恩來親自坐鎮，凡是涉及到吳法憲的地方，都以“主席指示要重點批陳”為由擋回去。甚至稍後毛澤東為批陳伯達而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原先有一段涉及到吳法憲的內容，也經周的進言後給刪掉了。 

葉群給毛澤東的檢討信 

張 雲生回憶：葉群從廬山上打電話回毛家灣找薑思毅後，一連七八天廬山沒有消息。過去葉群差不多每天都要打一兩次長途，要這問那，而這回，葉群像變了啞巴，廬 山其它工作人員也像斷了線的風箏。秘書郭連凱不住地在辦公室念叨，怎麽搞的？一個多星期了，廬山那邊怎麽一次電話也不來？出什麽事了嗎？我雖然不像老郭那 樣焦急，但也覺得情況有些反常，莫非真的出了什麽事？我們正疑惑，廬山來電話了，李春生說首長讓查典故，別的電話上不好講。於運深來電話，說這是件好事， 具體情況你別在電話上問，我也不好說，等回去後再講吧。9月 初一天夜裏，林立果打開保密機，挑明了：我告訴你，廬山這裏出事了！主任煽風點火，惹了一場大亂子。陳伯達帶頭跳出來，被主席抓住，已經挨批了。黃吳李邱 汪都在會上做了檢討。他媽的，都是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車，我打心裏高興，但他媽的這個代價太大，連首長的聲望也受到了損失。……不管怎樣，主任今後再也神氣不起來了。……還 暴躁個屁，林立果幸災樂禍，她現在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在首長麵前，她總是哭鼻子。這怪誰？都怪她自己！首長事先不知道嗎？首長不知道，但也不能說首 長沒有一點責任。由於主任惹了亂子，首長還在會上做了幾句自我批評。最後主席保了首長。現在是集中批陳伯達，但陳伯達的後台是主任。林立果讓我把這些話轉 給姐姐林豆豆。 

葉群終於從廬山上來了電話，二中全會的主要精神是號召加強學習，讓黨的高級幹部多懂點馬列，主席還叫我多學點哲學。為了抓緊學習，葉群讓毛家灣收縮。隻留一兩個幫助看馬列書的就夠了，其餘幫助工作的人一律打發回原單位去。在外麵找人的人，也一律撤回來，免得分散精力。 

沒幾天，林彪辦公室樹倒猢猻散。（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615-619頁） 

10月13日，葉群給毛澤東寫了檢討信：我這次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是路線性的（10月15日，毛批：此件已閱。在“是路線性”下劃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葉群寫道，黃永勝、吳法憲1970年8月中旬給林彪和她打電話，反映中央修改《憲法》小組會上關於“天才”問題的爭論情況，在北戴河時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麵的電話，他們當時是出於熱愛主席向林彪同誌反映（毛澤東在“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麵的電話”下麵劃杠：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 

葉群寫道，主席講過，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麵性和表麵性。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毛澤東在後一句下劃杠：這是馬克思的話，我不過是複述一遍而已）。 

葉 群寫道，主席講過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掩蓋矛盾是不符合辯證法的。由於自己沒有提到政治原則和組織原則來認識這個問題，總以浮淺之見勸 林彪同誌不生氣，和稀泥，力求息事寧人，結果幫了倒忙（毛澤東在引文和結果幫了倒忙一句下劃杠：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九大”勝利，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誌中占了上風了。請同誌們研究一下，是不是這樣的呢）。 

葉群寫道，據最近揭發材料，陳伯達可能是個叛徒、內奸、裏通外國分子；他1970年8月23日未打招呼就來見林彪，現在看來他這次闖來是別有用心的，是想乘機搞陰謀的；陳伯達的老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堅決拒絕參加嚴慰冰專案組的工作，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澤東劃杠：不上當是不會轉過來的，所以上當是好事。陳伯達是一個十分可疑的人）。 

葉群寫道，由於自己路線覺悟政治水平低，對陳伯達的反動本質認識不足，警惕不夠，因而過去對他的鬥爭是不夠有力的（毛澤東在後一句劃杠：鬥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麽會去同他鬥爭）。 

葉群寫道，今後我一定要努力活學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學著作），並按主席教導認真讀幾本馬、恩、列、斯著作（毛澤東在後一句劃杠：這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共產黨人不讀一點馬、列，怎麽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擔負高級職務的人）。 

最後毛澤東批：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誌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143-146） 

可以看出，毛澤東讓葉群檢討是引蛇出洞。 

林彪為什麽讓江青照相 

1970年的廬山會議又步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後塵。 

毛澤東最怕的就是身邊的“赫魯曉夫”。第一次廬山會議，一摸底，彭德懷的講話得到大多數將帥的支持，認為是“軍人俱樂部”，決定了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命運。第二次廬山會議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又是一個“軍事俱樂部”，決定了彭德懷的繼任也是國防部長的林彪的命運。兩次廬山會議有著極其相似的背景，都是先開“神仙會”，都是國防部長“跳出來”，都是整個中央委員會一邊倒，都是毛澤東突然“反潮流”。整個形勢急轉直下，不要說中央委員們感到突然，就是兩位國防部長本人也感到突然。 

從廬山上下來，毛澤東一直在等待林彪檢討。 

毛澤東就是喜歡別人檢討。 

1970年的晚秋，毛家灣以前那種鬧市般的場麵不見了，被“收縮”後的荒涼氣氛籠罩著。葉群雖然還“活躍”，但也“變”了。50多天沒在毛家灣露麵的葉群像換了一個人，逢人便笑，比過去多了一點點人情味，也比過去“謙虛”了 許多，不再發脾氣。葉群對沒上山的秘書說，首長去開會，我隻是做個助手。這個助手可不容易當啊！這次上廬山，首長原來準備做一次長篇大論的講話，我就勸他 少發議論，而應請主席多講一點。有的人在會上亂放炮，結果就出問題了。我一直比較謹慎，結果就比較主動。主席在這次會上號召加強學習，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多 讀一點馬列原著，學一點哲學。我以前就積極幫助首長學習，證明這樣做就對了。不學習，多危險啊。 

瞧！葉群說謊話也不臉紅，她以為秘書們還不知道。 

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一直稱病不出。張雲生回憶：本來就沉默寡言的林彪更是沉默，很少會客，也不願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談什麽，除了聽於運深“講”中央的傳閱件外，幾乎不聽其它文件。有時看場電影，但隻讓李文普從中外的故事片中選些近戰的鏡頭。平時不是出去轉車，就是獨自一人在室內踱步。（參見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619-622頁） 

10月1日，4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林彪代表毛澤東、中共中央在慶祝大會上講話。葉群檢討了一個多月，一直灰頭土臉。毛澤東批準她上天安門亮了個相，這才算勉強出來。國慶節後那幾天，葉群的情緒又見“高漲”，原因是她在天安門城樓上見了毛主席，回來後得意地說，主席對我很關心，還鼓勵我多看點馬列…… 

但此後，葉群不再天天往釣魚台跑，也很少出去活動。 

在得到毛澤東南巡講話後，葉群又開始“討好”江青。 

楊銀祿回憶：9月8日， 葉群從北戴河給江青打電話，格外熱情，林彪同誌問候江青同誌，請江青同誌保重。林彪同誌今天給江青同誌送去幾個大西瓜，請江青同誌嚐嚐。江青看了電話紀 錄，也立即叫秘書回電話，請林副主席放心，我現在身體還好，感謝林副主席的關心，也請林副主席保重身體。（參見楊銀祿《江青與林彪》，載《百年潮》1999年第4期） 

西瓜由林彪司機楊振剛的妻子王蘭多帶回北京。 

楊銀祿回憶：9月12日下午，江青特意帶上林彪、葉群送的四個大西瓜，到頤和園遊玩。她十分得意地對那裏的幹部、職工說，你們看，這幾個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給我的，我再送給同誌們，這是林副主席對我們的關心，讓我們大家一起感謝林副主席。（楊銀祿《江青與林彪》，載《百年潮》1999年第4期） 

當晚，在周恩來要去北戴河看望的電話前，留守毛家灣的秘書於運深電話請示，別人送的幾隻王八怎麽辦？葉群特意關照送給江青。當然沒有送成，葉群出逃了，毛家灣當晚就被圍起來了。（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毛澤東的“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 

廬山會議後，到九一三事件前，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林彪沒有動靜。隻是在1970年國慶節在天安門上露了個臉，念別人寫好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的講話》。這個講話和九屆二中全會公報一樣，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套話，看不出別的。快結束時，林彪說，我們要用各條戰線上的新勝利，迎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參見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報》）兩報一刊國慶社論也提到：在國內外大好形勢下，毛主席親自主持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總結了黨的“九大”以來取得的成績，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各項任務，提出了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參見1970年10月1日《人民日報》） 

九屆二中全會開成那個樣子，怎麽有心思開四屆人大？ 

果然四屆人大的召開，拖到了1975年1月。 

而毛澤東從廬山上下來後，采取了一係列戰略部署，超乎尋常的活躍。 

1970年9月9日，毛澤東從廬山下來，專列先到了長沙，毛澤東在專列上與華國鋒談話。9月15日專列到武昌，毛澤東與劉豐等人談話。專列在路過河北時，毛澤東專門與李雪峰談話。之後，毛澤東回到北京，把他的批示和汪東興的檢討傳達給政治局。吳法憲9月29日寫出第一份檢討。直到10月12日看到葉群的檢討後，毛澤東才在吳、葉的檢討上批了很多很重的話。 

10月毛澤東還在貴州省關於“三支兩軍”問題的報告上批示，提出要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麵的教育。 

11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級幹部學習問題的通知》，傳達了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關於黨的高級幹部要擠出時間讀一些馬列主義著作的指示。 

11月16日， 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並印發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要求各單位要由主要負責同誌親自傳達陳伯達反黨的問題。 陳伯達曆史複雜，是一個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審查他的問題。各單位在傳達時，要號召了解他的情況和問題的同誌，進行檢舉和揭發，並將揭發材料妥送中央。 

12月16日，毛澤東對三十八軍黨委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批示。 

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 

12月19日，毛澤東對周恩來關於開好華北會議的請示報告批示，建議黃永勝、李作鵬應同李德生、紀登奎二同誌參加會議。（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70-74頁） 

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6日，按照毛澤東指示，在北京召開以揭露陳伯達罪行為主要內容的華北會議，除毛澤東、林彪外，政治局成員都參加了，周恩來代表中央參加。到會的有北京軍區、華北各省軍區、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及華北地區有關單位負責人共449人。從1971年1月9日起，出席中央軍委座談會的143人也參加了華北會議。（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408頁） 

毛澤東批示“軍隊要謹慎”後，林彪批示：現在更要特別注意謙虛謹慎。1971年1月8日，毛澤東對濟南軍區政治部1月5日給中央軍委和總政的《關於學習貫徹毛主席“軍隊要謹慎”指 示的情況報告》上批示。林、周、康三同誌：此件很好，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講清了問題。請你們看一下，是否可以轉發全軍。如同意，請總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 上宣讀、討論、通過，並加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軍委總政治部的幾句指示，即可發出。除軍隊外，中央機關和地方黨、政機關也要發出。我軍和地方多年沒有 從這一方麵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一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認真落實。 

1月9日，中央軍委召開143人參加的“批陳整風”座談會。 

1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總政發出《關於貫徹毛主席1月8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1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軍區，李德生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謝富治任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李德生任第二書記，紀登奎任第三書記。任命前，毛澤東曾找李德生談話。 

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 

2月19日，毛澤東在關於開展“批陳整風”運動的指示中說，請告各地同誌，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會議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雪峰）、鄭（維山）主持時期那樣。 

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擴大傳達反黨分子陳伯達問題的通知》。軍委辦事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寫了表態性的報告，毛澤東批示：你們幾個同誌，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麽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 

2月23日，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轉發他的關於“批陳整風”的指示：請告各地同誌，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主持時期那樣。（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10月，513頁） 

3月15日，毛澤東對《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文批示：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麽是唯物論，什麽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 

3月，邱會作、李作鵬交出書麵檢討。3月21日，黃永勝交出書麵檢討，3月24日，毛澤東在黃永勝的書麵檢討上批示：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誌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得都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19頁）毛澤東在這三份檢討上，隻在黃永勝檢討的第二頁說到陳伯達叛變和特務時，有一個注語，請各同誌注意。毛澤東並通過江青轉告，由周、康、江先商量一下，給黃永勝等人創造一次機會，讓他們在一定範圍內作檢討，不要再失去機會了。下午周恩來與康生、江青商定再召開一次中央“批陳整風”會議，進一步批陳，並聯係自我教育。回報毛澤東後，毛澤東提出，此事應向林彪匯報。3月25日周恩來約軍委辦事組成員開會，商量按毛澤東意見修改黃永勝等三人的檢討。 

3月30日，毛澤東對劉子厚在河北省“批陳整風”會議上的檢查批示。 

4月18日，毛澤東看了汪東興的第三次書麵檢討，對汪東興說，你的幾份檢討有階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廬山會議後，大家到現在還跟不上氣候，看來你跟上了。（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70-84頁） 

7月1日，兩報一刊社論《紀念中國共產黨五十周年》，很長，係統回顧中國共產黨50周年來的曆程，在談及“文革”和與劉少奇的鬥爭時，拿出了《五一六通知》中的話，號召全黨要警惕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說壞人總是偽裝自己，搞陰謀，耍兩麵派。他們既然要幹壞事，就不能不暴露。 

7月31日，《人民日報》報導：為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50周年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4周 年，《人民畫報》第七、八期合刊和《解放軍畫報》合刊出版。兩本畫報都以單頁篇幅刊登了毛澤東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學習毛主席著作的 照片，這張照片把林副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生動形象地展現在人們的麵前，給了人們巨大的激勵和鼓舞。（《第七、八期〈人民畫報〉合刊 和〈解放軍畫報〉合刊八月一日出版》，《人民日報》1971年7月31日，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10月，535-536頁） 

拿毛澤東自己的話說，“甩石頭”（批發了一些文件）；“摻沙子”（派紀登奎、張才千參加軍委辦事組）；“挖牆角”（改組北京軍區）。（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4頁） 

毛澤東和林彪的最後一麵 

在華北會議的基礎上，中央召開了“批陳整風”匯報會。 

“批陳”即“批林”，這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當然心知肚明。 

黃永勝說，“事情”是 吳法憲挑起來的，不檢討不行。周恩來也幾次要吳法憲檢討，並說林彪檢討幾句就行了。吳法憲把話傳給林彪，林彪說，吳法憲有什麽錯？反正我不檢討。周恩來對 吳法憲說，你檢討，是替副帥擔責任。吳法憲明白，不僅僅是替副帥，也是替周恩來擔責任，九一三事件前，周恩來、汪東興和黃吳李邱密不可分，周恩來很大一部 分工作是靠黃永勝的軍委辦事組支撐的。吳法憲也明白，夾在幾個人中間，非常困難。張春橋和康生對吳法憲講，周恩來怎麽不好。林彪對吳法憲說，胖子，他們讓 你當炮筒子，搞周恩來。國家沒有我可以，沒有周恩來不行。（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在吳法憲心中，毛、林都是“祖宗”。 他從小參加紅軍，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毛澤東的熱愛，黨就是主席，主席就是黨，心目中早就把黨和毛澤東合為一體了，他不可能反對毛澤東。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 息，吳法憲當場暈倒在地，他一直認為會原諒他。就是在他去世前，經曆了那麽多的關押，他仍然對毛澤東有著濃厚的感情。吳法憲是比較聰明的人，大智若愚。“文革”中 空軍處於風口浪尖，機動性強，汪東興愛用空軍，毛澤東的吃喝、新疆的哈密瓜，南方的楊梅，以及來往文件，幾乎每天都有事。我父親專門有一個秘書應付汪東 興，完全身不由己。他非常後悔對中央的情況太不熟悉，犯了這麽大的錯誤。他給葉群打電話，要向林彪匯報。林彪說，不要了。吳法憲不僅感到了林彪的冷落，也 感到了黃、李、邱的冷落。（采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年1月3日） 

毛澤東在周恩來就會議安排的請示報告上批示“同意”。在結尾，周恩來說，我們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開時回到北京，林副主席聽了很高興，要我們代向政治局同誌問好。 

3月26日，周恩來派人將黃、李、邱三人的檢討送北戴河林彪處，並說準備赴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事情。（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46頁） 

3月30、31日，周恩來帶著李德生和黃吳李邱去北戴河見林彪，此行的目的，匯報毛澤東對批陳的多次批示和談話，“批陳整風”幾次會議的情況，以及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安排等。根據談話記錄，林彪口頭上表示，完全擁護毛澤東自廬山會議以來的一係列指示和工作部署，關於今後的工作方針和措施，都完全擁護和支持，並認為完全正確，效果顯著。對黃、李、邱三人的檢討很高興，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書麵檢討。還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把“批陳”引向深入。說他沒想到陳伯達問題那樣嚴重，這次把陳伯達揪出來，是很大的勝利。（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47頁） 

張耀祠回憶：周恩來在路上對李德生說，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目的是給他一個台階下。（參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97頁）李德生仔細觀察林彪的麵孔，他那蒼白的臉上，毫無表情，看不出他心裏究竟怎麽想的，最後，林彪對黃吳李邱說，錯了要好好檢討。一句也不講自己有什麽錯誤，有什麽責任，他還講他身體不好，明顯不願出席“批陳整風”匯報會。談話冷場，周總理起身告辭。回到北京，周恩來立即帶我們向毛主席匯報。對林彪的態度，毛澤東非常不滿意，當麵指著黃吳李邱說，你們已經到了懸崖邊了，是跳下去，還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409頁） 

根據記錄，林彪多少作了一點自我批評，承認自己也有“錯誤”，是個“炮筒子”，“講話有氣，順口而出，放了炮”，被陳伯達“利用了”。 

4月15日至29日，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與會者有中央、地方和部隊的負責人99人。 

4月19日，林彪從北戴河回到北京。 

4月20日，周恩來致信林彪，送去有關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材料及毛澤東的批示，希望林副主席能夠出席會議，講幾句話。但林彪仍無出席會議之意。（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52頁） 

4月24日，周恩來將“批陳整風”匯報會議情況報告送呈毛澤東、林彪。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不過大家又說，不要因此要求，幹擾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紀念在天安門上觀看焰火。（毛澤東批示，我這幾天不出門。）（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30頁） 

4月29日，周恩來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全體大會上作總結講話，按毛澤東定下的調子，點了五大將的名，指出軍委辦事組五位同誌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上去了。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同反共分子陳伯達的問題性質根本不同。希望他們認真改正錯誤，實踐自己的申明。同時周恩來檢討他在這個問題上督促、幫助不夠。（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54頁） 

“批陳整風”匯報會終於“平安”結束。 

但是，吳法憲忐忑不安。林彪叫他來談話，當麵對他說：我與毛主席剛談完，毛主席說空軍的曹裏懷怎麽樣，我說曹裏懷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吳法憲是劉亞樓的“徒弟”， 是拚命幹工作的。看來主席對你有誤解，你應該找主席當麵溝通，再把與張春橋爭吵的事情講清楚。我已經聯係好了，你回去就與高必成（毛澤東秘書）聯係。吳法 憲回到家馬上打電話，高必成說主席休息了。以後吳法憲連續打了三四次電話，高必成都說主席休息了，吳法憲明白，毛澤東不想見他。他對林彪說，林彪說我也沒 辦法了。 

五 一前後，毛澤東召見了黃吳李邱。毛澤東對吳法憲解釋說，我為什麽不見你，不是不想見，是想一起見。還說我是保你的，你與陳伯達不一樣。吳法憲的眼淚一下就 下來了，連說感謝主席。從廬山上下來，吳法憲的日子越來越難過。而另外三個，黃、李、邱若無其事，好像廬山上發生的事情與他們無關，黃永勝和李作鵬對吳法 憲有意見，亂說話，有意無意地與吳法憲保持距離。南巡講話吳法憲保外就醫後才從媒體上知道。 

黃 永勝認為自己沒有什麽錯，他半截上了廬山，也沒有發言。周恩來讓邱會作去做黃永勝的工作，不是發言沒發言的問題，主要檢討宗派主義，讓主席高興點。黃永勝 承認宗派主義是有，從維護毛澤東的角度，才寫了檢討。吳法憲認為自己應該主動地好好檢討，檢討過了，吳法憲那兩個月工作的幹勁非常大。但吳法憲還是不放 心，把毛澤東對自己檢討的批示和對李作鵬檢討的批示比較，說為什麽我是可以了。李作鵬的檢討是很好。李作鵬說，“很好”也不很好，“可以”也不可以。還是李作鵬看得明白，因為毛澤東讓黃吳李邱檢討不是目的，而是要逼林彪檢討。毛澤東希望吳法憲“起義”，吳法憲哪裏知道，在他眼中，毛和林都是他的恩人，他怎麽能拉林彪下水？等了十天，吳法憲再作檢討，可是，他揭發不出林彪什麽東西。（采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年1月3日） 

這 時候，林彪已經很清楚了。從廬山上下來，林彪隻接見黃吳李邱一次。黃吳李邱都感覺出不了，毛澤東搞了一係列的動作，林彪有很多苦水，表麵上卻無動於衷，愛 怎麽樣就怎麽樣，我不幹擾。他明確對黃吳李邱說：根據我的看法，你們沒錯。你們檢討我不怪你們，也不會生氣。但我不會檢討。 

5月1日的焰火晚會，毛澤東到了，林彪還沒到，平時都是林彪先到的呀。周恩來打電話，林辦秘書說，首長身體不好，上午的活動已經參加了，晚上就不參加了。周恩來再三勸說，“文革”中上天安門是“政治亮相”，林彪不出現，馬上國內外就會“地震”。直到晚會開始，林彪才非常不情願地來了，坐在毛澤東身邊。（參見杜修賢《林彪對毛澤東的“不辭而別”》，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62-72頁） 

毛澤東與西哈努克有說有笑，沒有理林彪。林彪悶坐了十多分鍾，悄悄離席而去。這是中國第一號人物和第二號人物的最後一麵，雖然坐到了一起，但連個招呼都沒打。（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22頁） 

6月15日，心情陰沉的林彪坐專列又去了北戴河，深居簡出。 

7月10日，毛澤東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68頁） 

7月11日，毛澤東將吳法憲、葉群重寫的檢討批轉周恩來，一改對黃永勝等人檢討的溫和態度，說我已看過，可以了。並要求連同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檢討一並向政治局報告，作適當處理。（參見毛澤東對吳法憲、葉群第二次書麵檢討的批示，1971年4月11日） 

周恩來傳話說不要多心，說“很好”和“可以了”是一樣的。 

張雲生回憶：1966年9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剛結束，在人民大會堂，我親眼看見毛澤東把兩本線裝的《郭嘉傳》、《範曄傳》推薦給林彪，林彪看後口述了感謝主席和簡短的讀後感。我後來查史籍，才明白郭嘉與範曄都是古代重臣，權位與林彪相似，一個英年早逝，一個因參與謀反被殺頭。（參見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445-446頁） 

毛澤東為什麽要讓林彪看《郭嘉傳》？ 

直到南巡，毛澤東才把他的思考端出來。一路上，毛澤東反複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談黨內十次路線鬥爭，著重講第十次（九屆二中全會）。1959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毛澤東說，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點責任。……對林彪還是要保。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我同林彪同誌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他們心裏有鬼，雖然在北京開了工作會議，幾個大將作了檢討，但吞吞吐吐。林彪不開口，這些人是不會開口的……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陳伯達後麵還有人……（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0-181頁） 

毛澤東南巡回到北京，九一三事件突然爆發。 

第二部 五七一工程 

廬山會議後，1971年3月，林立果組織人馬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紀要》。這隻是個草稿，還不能算一個計劃。剛拿到這個“戰利品”時，還看不懂，直到把“小艦隊”的口供和李偉信的口供相對照，才看懂了。（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44頁）這個手寫的“五七一”草稿為日後的審判提供了重要證據。 

第八章 是誰向林立果泄了密 

9月12日，專列突然回到北京 

1971年9月12日13點10分，毛澤東的專列秘密停靠在北京豐台車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非常吃驚，怎麽不聲不響就回來了？路上怎麽沒有停？原來計劃不是這樣的呀。 

11個小時後，林彪專機突然從北戴河強行起飛。 

毛澤東南巡與九一三事件有什麽必然的聯係嗎？為什麽林立果的“三個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謀殺毛澤東，中策南飛廣州，下策北飛蘇聯）每一個都沒有展開，就被毛澤東粉碎？如果沒有千裏眼順風耳，毛澤東憑什麽料敵如神？ 

從杭州動身起，毛澤東已經整整三天沒有休息好。他的工作時間一般是從下午到深夜，上午是他的“後半夜”。汪東興回憶：這次南巡，到9月12日回來，共計29天，除個別人談話不算外，同各地負責人談話13次，包括在路途的時間，平均每兩天多談一次。幾次談話都是上午，完全打破了主席的生活規律。（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5頁） 

高振普（周恩來的衛士長）回憶：9月12日17點， 總理起床，一直等候的楊德中（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跟著總理進了衛生間，報告主席回來了。總理問，怎麽這麽快就到了豐台？楊德中說，除了加 水，一路上基本沒停。總理又問，專列什麽時候進的北京？楊德中說還不清楚。（高振普《周總理在接到張耀祠報告之後》，載《中華兒女》2000年第4期） 

九一三事件後，林豆豆（林彪女兒）和未婚夫張清林被關在玉泉山寫揭發材料。專案組曾追問他們，林立果為什麽要跑？林豆豆說，聽說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長。周恩來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他不知道。（采訪張清林筆記，1998年2月20日） 

周恩來真的不知道嗎？他雖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澤東南巡的全部講話內容。9月4日，汪東興曾將他和華國鋒追記、經毛澤東審閱並改過的南巡談話稿（8月16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漢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負責人的談話）專送周恩來。主要內容講述黨內路線鬥爭的曆史，揭露黃吳葉李邱以及背後的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分裂黨、急於奪權的陰謀。9月11日，周恩來和回到北京的華國鋒談話，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80頁）難道身經百戰的他沒有意識到“大戰”將要來臨嗎？如果他意識到了，為什麽對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驚呢？因為毛澤東離開上海，不一定馬上回北京，路上還可能停留幾個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濟南，比如天津。 

專列歸心似“箭”，披星戴月向北京疾駛，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 

9月11日18點50分，南京站停車15分鍾，駛過長江大橋，繼續北上。 

21點45分到蚌埠，停車5分； 

9月12日零點10分到徐州，停車10分； 

2點45分到兗州，沒有停車； 

5點到濟南，停車50分……（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6頁） 

本來毛澤東到北京還應該晚一點。張耀祠回憶：主席準備召見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高秘書提前打電話通知了濟南方麵。專列12日淩晨4點到達濟南火車站，車一停，陳長江（八三四一部隊一中隊中隊長）就下去迎接，隻來了一位張副司令員。楊得誌正在曲阜開會，要五六個小時以後才能趕回來。張副司令員打電話叫來了政委袁升平，汪東興對他們說，主席還沒有起床，天又早，不驚動主席了，列車馬上就開。 

此時毛澤東並沒有睡覺，他再也沒有在上海等許世友的那種耐心了，說副司令就不見了，不久在北京開會時再見，請他們回去吧。這時往北京打電話安排下一站活動的張耀祠等人也已上了車，毛澤東交代立即發車。（采訪中央警衛局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年2月18日） 

袁升平（濟南軍區政委）回憶：專列離開濟南時，我立即回宿舍給周恩來打了個電話，報告了主席離開濟南的時間。（采訪濟南軍區政委袁升平筆記，1988年9月11日） 

專列跨過黃河，直奔天津。7點40分到德州，停車20分；11點15分到天津西站。在這個站，僅停15分鍾，加煤、加水、檢修機車，然後直接“殺”回北京。但是從天津發車後，毛澤東似乎不再著急，傳話在豐台火車站停車。（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6頁） 

張 耀祠回憶：到天津站時毛主席叫我打電話給中辦值班室，要他們通知李德生（北京軍區司令員）、紀登奎（北京軍區第三政委）、吳德（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忠 （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到豐台車站等候。我感到很突然，心想快到北京了，毛主席怎麽不回到中南海安頓下來再找他們開會呢？（采訪中央警衛局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年2月18日） 

吳 忠正在家裏吃飯，接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電話，有重要任務。吳忠馬上趕到吳德家，吳德說，具體情況車上再談。原來要他們馬上到豐台車站，毛主席要和他 們談話。毛澤東從外地回來，一般都是夜間，而且很少停靠豐台車站。吳忠一怔，隱隱感到這次談話非同尋常，他小心地問，主席怎麽突然在白天回京，還停靠在豐 台車站，我們事先沒有接到通知呀？是不是有什麽重大情況發生？豐台車站的安全保衛工作怎麽辦？還有，主席要聽衛戍區的工作匯報，要不要通知楊政委一起去？ 吳德說具體情況我也不清楚，中辦值班室打的電話，說是汪東興同誌要我們馬上到豐台去，而且隻通知你和我兩人去，談什麽，哪些人參加，都沒有說。既然沒有通 知衛戍區布設警戒，肯定是中央另有安排。等到了豐台，見到主席， 一切都清楚了。汽車駛入豐台車站，站台上空無一人，過一會兒，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和紀登奎也到了。13點10 分，專列進站，汪東興下車帶他們四人上車。 

這是吳忠第一次與毛澤東麵對麵談話。 

毛 澤東端坐在車廂中央的沙發上，手中夾一支香煙，見到他們，站起來與大家握手。吳忠感覺主席精神很好，見到他們很高興，話也比較多。吳忠回憶：所以最初我還 以為主席是一般的召見，不會有重要的事情談，緊張的心情一下鬆弛下來。毛澤東先問李德生出訪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的情況，李德生談到阿爾巴尼亞對尼克鬆訪 華的態度，毛澤東說他們是左派，我是右派。眾人哈哈大笑。但毛澤東顯然不想聽李德生再講，問你們打過魚嗎？你講的是目，我要講的是綱，綱舉目張。整個談話 過程持續近兩個小時，基本是毛澤東一人講。（參見曲愛國《百戰將星吳忠少將》，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368-370頁）毛澤東首先了解北京的情況，同時吹了吹風，點出黑手不止陳伯達一個，黑手背後還有黑手。 

汪東興回憶：15點36分，專列從豐台車站開出，16點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車後坐汽車回到了中南海。（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6頁） 

可是陳長江回憶：專列一直停在豐台站。送走李德生他們，時間已經很晚了，我們才上車吃午飯。我們以為吃了這頓飯就該走了，誰知過了17點，還沒有回家的命令，我們就又在專列上吃晚飯。飯後一切都準備好了，仍然不出發。直到19點多，已經是9月12日 的晚上了，才接到向北京站開進的命令。毛主席乘坐的這趟專列進入北京站時，像以往一樣，沒有任何首長前來迎接，隻有警衛局來的大車小車。在這裏，我們是人 熟車熟道路熟，很快便有條不紊地換車上路，順利地回到了中南海住地。北京已是秋風習習，氣爽宜人的初秋天氣了。我們外出一個多月，大家都很辛苦，一路上生 怕遇上意外，提心吊膽，隨時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情況，投入戰鬥，流血犧牲……如今，終於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中南海，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一種很少感覺到的愉快，頓然注入了全身。（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66-173頁） 

吳連登（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回憶：我們是9月12日天黑回到中南海的。（董保存《毛澤東家庭管理員吳連登訪談錄》，載《解放軍文藝》1993年第12期） 

毛主席身體健康時，每年都要外出巡視。國慶節前出巡已經成了規律，一般在9月底返程。（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9頁）可今年怎麽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更何況豐台已經是北京範圍了，火車行駛不足20分鍾的路程就可到達北京火車站，毛澤東以往外出，從來沒有在豐台站停過，為什麽要在豐台逗留這麽長時間呢？警衛人員都很納悶，專列停在家門口，為什麽要等到天黑才回家，到底有什麽意義？ 

毛澤東命令李德生調一個師到南口待命 

對軍事指揮員來說，戰爭中的時間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 

豐台車站是專列一路停靠最長的車站。一路上一直快馬加鞭，而到了豐台的家門口，毛澤東卻突然止住了腳步，這是他深思熟慮的一步棋。 

廬山會議後，林彪似乎沒有什麽動靜，而他的兒子林立果格外活躍。在廣州、上海等地進行了大量的軍事活動。1971年2月12日，林彪和葉群、林立果到了蘇州。（《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40頁） 

不 久，林立果同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密談。林立果評價廬山會議：這是一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雙方陣容都亮了相，陳（伯達）是鬥爭中的英雄，吳（法憲）是狗 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長。這些老總（注：黃吳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一個通盤，指揮軍事戰役 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說明這一點，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的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參見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 社1996年8月第一版，424頁） 

1971年3月，秘密製訂了《五七一工程計劃》。4月，在上海空四軍成立了教導隊。北戴河修建了直升機場，還運來了水陸兩用坦克。林立果讓心腹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秘密學習駕駛直升機，自己則練習水陸兩用坦克的駕駛。7月下旬，林立果等人到廣東的深圳、沙頭角一帶考察地形。他對劉沛豐（空軍司令部一處處長）、於新野（空軍司令部秘書處副處長）、利瓦伊信（上海空四軍秘書處副處長）等人說，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首長到香港指揮。（邵一海《“艦隊”進入第一線》，載《追求》雜誌1986年第1期） 

如此這般，難道不是在準備軍事政變嗎？ 

看起來林立果氣勢洶洶，其實是“紙老虎”。吳新潮回憶：我見過林立果所謂的水陸兩用坦克，其實是50年代工程兵的一輛舊吉普車，破破爛爛，好多管子用膠帶纏著。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我和警衛下水推著走。說來說去就是個大玩具，九一三事件後居然拍成照片，成了政變的工具。那時我被抓了起來，叫我寫交代材料，我沒上到某種“高度”，逼我重寫，我沒辦法，隻好開始編，說這個水陸兩用坦克準備開到南韓去。專案組高興了。（采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年1月3日） 

毛澤東的一舉一動，都有強烈的目的性。南巡一路，毛澤東講了一路，拿他自己的話說，我正在進行“火力偵察”。離開近一個月了，北京城的情況怎麽樣？是不是凶險莫測？不能保證沒有人駕機轟炸中南海，夜間返回保險係數就大多了。所以警覺性極高的毛澤東沒有馬上進城，他決定先在豐台車站召見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暗裏察探動向，直到確定京城確實沒有異常，才返回中南海。 

15點多，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結束，毛澤東單獨交給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一項任務，調38軍一個師到南口待命。（參見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幹回憶》，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9頁）這裏要特別說明，軍隊調動權集中在軍委主席毛澤東那裏，軍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調動一個排也要經毛澤東批準。 

李德生立即趕回北京軍區。 

李德生任職北京軍區的時間不長，他的總政主任的職務也沒有撤銷。說起來，李德生調進北京的時間也不長。“九大”後李德生被安排在國務院業務組、兼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967年夏，安徽省部分地區武鬥，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電話報告林彪（軍委副主席），我們12軍 在蕪湖支左，被造反派圍攻幾天了，他們隨便打罵我們的幹部和戰士，搶我們的槍支。部隊遵照軍委指示，做到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這樣下去非常危險，部隊的 情緒也怕控製不住了。許世友建議把在蕪湖支左的部隊暫時撤出來，請林副主席指示。半小時後林彪交代，主席同意許司令員的建議。但在毛澤東指示前，李德生 （時任十二軍軍長）就平息了動亂。拿毛澤東的話說，李德生有兩個絕招，一是造輿論，二是抓帶頭鬧事的壞頭頭。毛澤東非常滿意，林彪也對李德生印象深刻。1970年新總政成立，林彪提名李德生當總政主任，毛澤東馬上同意。5月19日，林彪在毛家灣接見李德生和新總政班子，說“調你來當總政主任，是我向主席建議的，我就是要叫丘八管秀才”！（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387-392頁） 

就這樣，李德生進了軍委辦事組。 

9月12日下午，李德生和陳先瑞等北京軍區領導研究調動部隊進駐南口。南口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位於北京城西北，再往北就是八達嶺和張家口。“紮”住南口，對即將發生的九一三事件來說，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軍事部署，既可防蘇聯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裏的動亂，事後看，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雖然包括李德生在內的高級將領們此時還是“不識廬山真麵目”，但他們很快部署完畢。（參見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幹回憶》，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9頁） 

實際上，毛澤東命令調一個師到南口的命令沒有執行。北京衛戍區作戰處副處長張輝燦回憶：1971年9月13日上午，我負責製定作戰計劃。北京衛戍區手下有十個師，每個師的位置張輝燦都非常清楚，南口沒有部隊。 

為什麽沒有執行毛澤東的這個命令？ 

不是抗拒，而是來不及。從河北保定調一個師到南口，不是三兩分鍾的事情。9月12日夜裏，這個作戰計劃由北京軍區作戰部製定。但是到9月13日淩晨，軍隊的指揮權已經悄悄握在北京衛戍區手裏，軍隊的調動完全繞開了總參和各大軍區。這樣，毛澤東讓南口調一個師就擱淺了。 

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已經顧不上南口調一個師的命令了。那天晚上，周恩來讓他到空軍指揮所去。 

果然當天晚上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陳先瑞回憶：9月13日淩晨1點30分，我被電話鈴驚醒，李德生說，老陳，請你立即到人民大會堂來，周總理召開緊急會議。從他那不同尋常的語氣中，我預感到發生了大事情。2點多，我趕到人民大會堂。這時隻有周總理、李德生、紀登奎在場。周總理神情嚴峻地對我說，林彪跑了，現在情況不明，北京軍區立即進入一等戰備。李德生說，你立即回軍區，把作戰、機要、通信和北空指揮所都嚴格控製起來，沒有總理的命令，任何人無權調動軍隊。……那幾天，軍區領導人都住在辦公室，堅守崗位，按照分工抓好自己分管的戰備工作，做到了萬無一失，沒有出任何問題。（參見《陳先瑞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461-462頁》） 

中南海和釣魚台也都進入了一等戰備。在釣魚台負責警衛工作的鄔吉成（中央警衛局副局長）說，9月12日22點 左右，部隊已經熄燈，我也睡了，汪東興來電話，中南海已經進入一等戰備，你負責布置釣魚台的戰備工作。戰備到什麽程度？汪東興說，一等，把部隊拉出來，布 崗，設置路障，挖工事。我一頭霧水，怎麽回事，演習，還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我馬上增派崗哨，門口布上機槍，挖好了工事，設置釘板之類的路障，阻 斷了各樓之間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後來汪東興再找我，找不到了，埋怨緊急戰備怎麽到處亂跑？我說你不是叫我布置戰備嗎？緊急戰備狀態持續了一個多星期， 才自然平靜下來，而戰備結束則在一兩個月之後。（采訪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筆記，2004年5月9日） 

為什麽除了中南海，釣魚台也進入了緊急戰備？難道得知林立果一夥要攻打釣魚台嗎？要不為什麽中央警衛團專門成立機炮大隊，一處設在釣魚台，一處設在故宮。本來想把機槍和高炮架在西華門邊的屏風樓上，但安裝時發現根本弄不上去，隻好算了。 

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馳一句歇斯底裏的話，實在不行，我駕直升機去撞天安門。（參見邵一海《“聯合艦隊”的覆沒》，載《林彪事件真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73頁）李偉信供詞：9月11日22點， 得知毛澤東已經離滬北上。他們開會的房門打開著，我到門口一看，室內氣氛異樣，剛才那種囂張氣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馳、劉沛豐、於新野幾個 人目光呆滯，低頭不語。林立果流著淚說，全完了，沒完成首長（林彪）交給的重托，首長把生命交給了我，我拿什麽去見首長？沉默了一陣，周宇馳抓起一個酒瓶 子，狠命摔在地上，說難過也沒用。還有一個辦法，到國慶節那天，首長托病不去，老子他媽的駕直升機去撞天安門……（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89-290頁）我不得好死，他也別想好活！過一會兒周宇馳又說，還得去一個人偽裝，幫我撒傳單，你們誰能跟我一塊去？開始沒人敢說話，在周宇馳催促下，於新野表示他去，接著我和劉沛豐也表示願意去，林立果說，我不允許這樣做。大家也覺得這種想法不現實，於新野自言自語，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林立果突然回到北戴河 

那是一個奇怪的夜晚，那個奇怪的夜晚是從9月12日下午開始的。 

1971年9月12日19點40分，西郊機場響起巨大的轟鳴聲，256號三叉戟秘密從北京飛往山海關機場。因為是臨時，機組人員18點過了才接到訓練飛行的通知。專機任務改為訓練飛行，飛機尾號256在空中聯絡時改為252號。似乎一切都那麽神秘，但實際上對專機來說十分正常，因為專機目標大，需要保密，常借著訓練作為掩護。（采訪二五六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2000年7月14日） 

那時三叉戟還是“新客人”，噪聲特別大，再保密，一起飛整個機場都能聽到。 

20點15分，李海彬（西郊機場調度室主任，專門到山海關機場負責專機）打電話給薑作壽（8341部隊二大隊大隊長），說有個大飛機從北京來，是哪位首長？怎麽也沒有見你們來人接？薑作壽沒有接到命令，天都黑了，還有誰來？李海彬急了，你們到底接不接？飛機15分鍾後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薑作壽說了算，他說我了解一下。林彪警衛秘書李文普在電話裏說得很幹脆，我沒有聽說誰要來。那我們去不去車接？沒有告訴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確實，這是警衛的一個原則。（采訪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大隊長薑作壽筆記，1997年10月20日） 

三叉戟馬上就要到了，林彪別墅似乎還一無所知。 

葉群大張旗鼓地操辦女兒林豆豆的訂婚儀式，正在96樓走廊放映香港電影《甜甜蜜蜜》。“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舞台隻有孤零零的八個樣板戲，所有的“愛情”片全被打入冷宮，更別說看香港愛情片了，“林辦”秘書、警衛員、服務員都被叫來了。（采訪張清林筆記，1998年2月20日） 

林豆豆回憶：20點左右，電影放到一半，我正在秘書辦公室。秘書宋德金接到海軍山海關機場的電話，有一架身份不明的飛機即將降落在山海關機場，問“林辦”是不是知道。宋德金說不知道，李文普也說不知道，“林辦”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誰要來，但我想，很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來了。可是奇怪，葉群為什麽沒有派汽車去接？（采訪林豆豆筆記，1998年3月26日） 

薑作壽放下電話才三四分鍾，李文普的電話就追來了，急急地說，老虎（林立果）回來了。原來葉群忘了派車，她從內部直線電話告訴李文普，老虎聽說豆豆今天訂婚，很高興，坐飛機趕回來祝賀。（采訪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大隊長薑作壽筆記，1997年10月20日） 

劉 吉純（八三四一部隊警衛科副科長）回憶：吃過晚飯，葉群給工作人員散喜糖，我和李春生（林辦秘書）等正在平台上乘涼，邊聊邊吃糖，忽然聽見天上大飛機的聲 音，轟轟吼著，從西南向東北飛來。已經降低了高度，顯然是要在山海關機場降落。我們正在議論哪位首長又來北戴河了，葉群來電話，說老虎從北京回來祝賀豆豆 訂婚，要我趕快派車去接。我很生氣，飛機都落地了才告訴。 

我要了林彪常坐的那輛“吉姆”。 

司機小寧著急地說：“50公裏路，沒有40分鍾，怎麽也開不到啊。” 

薑作壽說：“快動身吧，既然已經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果然沒接上。 

因為一路上沒有路燈，我叫司機小寧開慢點，20點35分，過秦皇島市不遠，我們發現對麵有車過來，快靠近時開著大燈，目中像是無人。我叫小寧把車停在馬路中間，對麵的車也停下來。我剛下車，林立果和劉沛豐一人提一隻小皮箱也下了車。 

原來林立果“借”了機場的吉普車。劉吉純表示歉意，林立果說：“不怨你們，事情急。”說著，劉沛豐從吉普車上搬下兩隻手提箱。晚上看不清，劉吉純以為是祝賀豆豆結婚的禮品，也沒有在意。林立果和劉沛豐上了“吉姆”，揚長而去。劉吉純和司機小寧上了林立果丟下的吉普車，一路追也沒追上。（采訪八三四一部隊警衛科副科長劉吉純筆記，1996年10月21日） 

林立果為什麽突然回到北戴河？ 

因為南巡的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出其不意地打亂了林立果的瘋狂部署。林立果9月8日回到北京，就開始商量在杭州、上海暗殺毛澤東。那個時候，毛澤東威望達到頂峰，要暗殺，又不能讓“殺手”了解底細，這是無法解脫的矛盾。事到臨頭，誰也不敢幹，到9月11日還沒有商定出一個辦法。 

毛澤東對林立果的行蹤了如指掌嗎？ 

李德生回憶：我們在審理林彪叛逃的經過時，查清的事實是這樣的。林立果探聽到毛主席確實於9月12日 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後，在西郊機場秘密據點，對著他們的同夥連聲叫喊，這下完了！這下完了！他手忙腳亂打電話告訴北戴河的葉群，情況變了，要改變計劃， 兩個小時後他飛往北戴河；同時要求周宇馳他們實施《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第二套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行動計劃和人員名單。（參見《李德生回憶 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416頁） 

誰把毛澤東到北京的機密透給林立果 

有一個事實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毛澤東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得到通知的就是周恩來和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別人不可能知道，那麽北戴河的葉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麽知道的呢？誰透露的？是“內線”？還是……圈套？ 

這大概是解開九一三事件之謎的一把鑰匙。 

北京西郊的空軍學院東北角有兩幢兩層小樓，編號13和14，原是院領導的住宅，所以稱將軍樓。1971年4月底，這裏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據點”。 

王蘭義回憶：在我接手前，頭一年林立果已經在空軍學院建立了“據點”。負責林立果“據點”生活的劉保文（注：原來是教員，“文革”中任空軍學院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革委會副主任）要調到上海，交給張甲三（空軍學院幹部）。張甲三也要調到民航，就向我交了班，我才知道林立果在我們這裏有個住處。林立果的身份我知道，1970年8月，空軍3000多名處以上幹部在空軍學院開“三代會”，開了一個多月。專門放過林立果在空軍二級部長會上的“講用報告”錄音。領導說，林立果很支持學院的工作，是支持我們這一派（注：空軍分成兩派，我們是保黨委的，還有一派是造黨委反的）的後台，也是學院領導的後台。 

這個接待小組是1971年4月 底成立的，由劉保文找的人。成員有郝廷棣（打字室主任、後任衛生處協理員）、蔡德寧（女、後勤處協理員）、牛戰景（政治部電影放映員、戰士）三個組員，我 是組長。劉保文交代，他們來了，吃飯，用什麽東西，負責提供。另外，負責打掃衛生。主要是生活保障，他們的事不能過問，也不能向外說，決不能讓外人知道。“文革”搞了好幾年了，包括中央領導今天這個倒，明天那個倒，誰對誰不對摸不清。那時我認為，就像毛主席的聯絡員毛遠新一樣，林立果是林彪派到空軍的聯絡員。現在“靠”上林立果，覺得保險。當然，為這樣的大人物服務，千萬不能出錯，出錯就不得了，腦袋就該掉了。我參加工作以來，一直是先進，立功受獎，不管幹什麽，都幹得最好，也一直很謹慎。沒想到還是跟錯了。（采訪王蘭義筆記，2005年12月13日） 

王蘭義高中畢業後參軍，以後在八航校學習，畢業後留校任飛機維護的教員。空軍學院1958年批準成立後，王蘭義就調來了。因為全軍要進行導彈教育，他就到了新兵器教研室。“文革”中空軍學院撤銷，包括王蘭義在內的一批人調往上海空四軍。命令都下了，但王蘭義正在出差，回來後人家都走了，就暫時留了下來。1971年5月，空軍在空軍學院成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王蘭義到行政處，任副處長。 

王 蘭義回憶：接班後幾天，於新野和劉保文陪著林立果來了。我隻聽過林立果的錄音，這是第一次見麵。林立果個子中等，感覺他像個大孩子，長得不太像林彪，隻有 眉毛很像。林立果沒講幾句話，挺客氣。於新野話多，說住在你這，是對你們的信任。劉保文帶頭表態，一定要把接待工作搞好。為副統帥的兒子服務嘛，神聖光 榮。這之後我又接待過四五次，林立果很少說話，最多隻是笑一下。 

8月底，這夥人又來了，這次與過去不一樣，過去從來不在這住，這次不僅白天來，夜裏也住在裏邊，分外緊張忙碌，車輛也來往頻繁。來的人也比過去多，而且有幾個沒見過的女兵。9月12日是星期天，本來由我帶學員隊到八達嶺遊覽，頭一個星期天我帶一半學員去過，幾百人，十多輛大轎車。這次還是由我帶另一半的學員去。還沒上車，處長要替我去，我回家已經8點多了。因為這一天空軍學院停水停電。上午10點左右，將軍樓打電話要開水和冷水。我讓戰士牛占景騎著三輪車跑了兩趟，送去一大保溫桶涼水和五六瓶開水，放在門口。11點多，陳倫和（空軍司辦外事處秘書）打電話，說趕快準備11個人的午飯，三位首長的送到這裏，另外有八個人到食堂吃，要爭取12點吃上飯。這哪裏來得及？領導規定他們吃飯在空勤灶，他們出來吃飯的時候很少，一般都是送進去。雖然小樓裏也備有米麵和菜，但他們從來沒做過。13點多午飯好了，我先打電話通知將軍樓，三個人的飯送到樓門口，交給等候在門口的女兵，然後帶其餘的人去空勤灶吃飯。等了一會兒，樓裏出來五個男軍人，程洪珍、陳倫和等，幾個女兵沒去食堂，林立果和周宇馳、於新野也沒有出來。陳倫和說，他們吃完給帶點回來。14點多，他們吃完返回將軍樓，我也回家吃飯。剛吃完，陳倫和又來電話，要派個車。過去從來沒要過車，我派好車，騎車到將軍樓，我看見派來的車停在大馬路上，就敲門告訴他們車來了。 

然後我推自行車回家，剛走幾步，將軍樓車庫開出一輛“伏爾加”追上來。原來將軍樓沒有車庫，張甲三在樓後給修了個車庫，不用出樓就可以上車。我趕快閃開，清楚地看見裏麵坐著三個人。司機是周宇馳，副座是於新野，坐在後麵的是林立果，一個個神情緊張。周宇馳回頭看了我一眼，皮笑肉不笑地叫了一聲，啊老王！便加速跑了（去另一個“秘密據點”西郊機場工字房）。（采訪王蘭義筆記，2005年12月13日） 

這時是15點10分左右。毛澤東還在豐台車站，林立果已經得到消息。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機場策劃“第二套方案”。16點30分左右，胡萍（空軍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接到周宇馳安排南飛機群的電話，18點剛過，二五六號三叉戟機組接到飛往北戴河的命令。（采訪二五六號三叉戟第二副駕駛康廷梓筆記，2000年7月14日） 

是誰把毛澤東的行蹤泄露給了林立果？ 

毛 澤東一向行蹤不定。他在戰爭環境中生活了幾十年，但除了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沒有上過戰場，沒有使用過槍支，也從來沒有受過槍傷。但他仍然有幾次驚險。延安 時警衛員擦槍走火，子彈鑽進他的座椅。而此時他正在炕上睡覺，驚醒後生氣打擾了他的好夢。在河北城南莊，因特務告密，毛澤東住的小院被敵機投下的炸彈擊 中，但此時毛澤東已經躲進防空洞，而且炮彈被反戰的工人放進了沙子也沒有爆炸。（采訪軍委辦公廳作戰室主任唐永健筆記，1991年5月11日）這當然是他福大命大造化大了，但很多時候的化險為夷，和他做事謹慎分不開。建國後，他仍然隨時保持著異常的警覺，說走就走，沒有事先計劃，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也無法預測他的行止。就是“木”已成舟，知情者的圈子也非常小。把毛澤東的行蹤透露給林立果，如果不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他怎麽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九一三事件後馬上就是一條大罪狀，泄露毛澤東的絕密行動，尤其威脅到毛澤東的安全，怎麽可能輕饒告密者？怎麽可能讓他逍遙法外？ 

看來，這個電話非常蹊蹺！ 

到底誰是告密者？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葉群說”，毛澤東回到北京，是汪東興告訴葉群的。（采訪林豆豆筆記，1996年10月11日）另一種是“民間說”，汪東興報告給周恩來，周恩來告訴了葉群。總之，北戴河的葉群先知道，馬上打電話通知林立果。雖然死無對證，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簡單。查總機的話單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電話是長途，總機需要登記話單，看看那段時間誰給葉群去過電話，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嗎？九一三事件後，軍委一號台的話單倉庫翻了個底朝天，一張一張翻檢過好幾遍，並記錄了從9月6日至12日北京與北戴河之間的所有通話和通話時間，要找出“罪魁禍首”簡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來，為什麽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幫”一直想拔掉這顆“眼中釘”。把毛澤東的絕密行動告訴葉群，和林彪穿一條褲子，這是打倒他最有說服力的理由啊！如果是汪東興，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眾所周知，汪東興雖然是毛澤東的心腹，但廬山會議他跳得那麽高，雖說幾次檢討“輕鬆過關”，卻留下一筆抹不掉的賬。如果他不接受“教訓”，又“賊”膽包天把毛澤東的秘密告訴葉群，吃裏爬外，難道不該“千刀萬剮”嗎？ 

可是奇怪！不論是周恩來，還是汪東興，都平安無事。為什麽不追究泄密這件事？似乎有些說不過去。難道是打草驚“蛇”？故意讓北戴河半夜“雞”（機）叫？ 

在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裏，毛澤東是否意識到危險正在步步緊逼呢？他為什麽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嗎？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召開的成都地區座談會成員時說，林彪他們搞反革命活動，誰個曉得？我就不知道嘛。這話他說過多次。是這樣嗎？九一三事件撲朔迷離，如果毛澤東對林立果的行蹤不了如指掌，為什麽突然回到北京？ 

汪 東興說，毛主席對林彪究竟何時察覺？察覺多深？後來也沒向我們講過。但李德生和汪東興在回憶錄中都提到，毛澤東有察覺。但他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 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作聲，他沉著地待機而動。當時我也發現有些現象不正常。（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3頁） 

毛澤東回到北京和林立果離開北京決不是巧合，他一定知道周恩來、汪東興、李德生他們不知道的更多的“機密情報”，甚至有可能了解整個“陰謀”。 

第九章 毛澤東南巡 

九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 

除了陳伯達，大家都安全下了廬山，但廬山上的硝煙飄到了北京。 

看來，毛澤東真的要與林彪分道揚鑣了。 

1971年8月5日，葉群回北京檢查乳腺癌，找了不少人談話。（參見宋德金《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載《百年潮》2000年第9期） 

8月6日晚，邱會作帶夫人胡敏來到毛家灣，談到深夜。周恩來特意打電話問候，聽說葉群正在接待客人，馬上追問是哪些客人。 

陪江青在青島活動的吳法憲，接到夫人陳綏圻的電話，說葉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來看看葉群。當晚23點15分，吳法憲從青島打來電話，8月7日上午匆匆回京，15點帶夫人到毛家灣，與葉群密談。（參見高德明《吳法憲在秦城監獄內外》，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9期） 

在中央專案組的逼供信下，吳法憲不得不屈“打”成招，說這一天葉群對他們說了“政變”。中央專案組如獲至寶，開始緊逼另一位當事人邱會作，邱會作堅決不承認“政變”。但中央專案組還是把“政變”的罪名按在黃吳李邱頭上。直到1980年審判“兩案”，吳法憲糾正，說葉群沒有說過“政變”。 

8月8日下午，黃永勝與葉群密談近三個小時。23點政治局會議後，吳法憲、邱會作又來到毛家灣，以後邱會作夫人胡敏也來了。葉群請胡敏帶301醫院的人到毛家灣看電影，表示感謝。電影看完，別人都走了，胡敏到會客廳看葉群正與他們談話，也留了下來。談至8月9日淩晨3點。 

密 談了這麽長的時間，都談了些什麽？吳法憲回憶：交換了情況，分析了形勢，重點議論怎麽過四屆人大這一關？葉群擔心地說，這次比華北會議大得多，不是那麽容 易過關，事情無法預料，那麽多的代表，你們不端林總，別人要端，要追問下去怎麽辦？辦法總會有，天無絕人之路，豁出來了（意思是要硬幹）。不是隻保林總的 問題，林總和你們分不開，都要保，你們靠林總，林總也靠你們，就這麽幾個“老戰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損失。葉群讓吳法憲除整好空軍外，特別要抓好廣州軍區空軍和武漢空軍的工作（難怪毛澤東南巡的重點是武漢和廣州呢）。葉群還說，林總的身體和毛主席比較起來，差得遠，怎麽也“拖”不過毛主席。這話葉群在1970年廬山會議前就講過一次。（參見《吳法憲回憶錄》） 

邱會作回憶：葉群說，要端就端，把林總端出來就下台了，現在大家把問題好好想一想，看怎麽過關。林總是關心大家的，隻要林總沒有事，鍋裏有飯，就不愁碗裏空。胡敏（邱會作夫人）回憶：葉群說我們的“關”過得去過不去還是個問題，怎麽辦？這要看主席保林的情況。從現在看，主席保林有個限度，許多跡象表明，可能要把林總往外端。這次開會要早點做與咱們觀點一致的人的工作，經過一場鬥爭，再向主席“請願”整他們，如果主席不答應，就向主席“示威”，求得解決。葉群說，看來咱們是過不去了，主席要把林總往外拿了。把林總往外拿，咱們就都保不住了，得想個辦法。吳法憲說，隻有鬥爭。邱會作說，鬥爭還得有鬥爭藝術，要取得勝利，還得給下麵做工作。葉群問串連工作做得怎麽樣了，……（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8月9日下午，葉群乘專機回北戴河，黃吳李到機場送行。林立果也親自到山海關機場，這讓葉群“受寵若驚”。 

8月10日，葉群從北戴河給吳法憲打電話，叫他“不要放炮”。這時，葉群還不知道毛澤東幾天後要南巡，她似乎想再看看動靜。 

陳長江回憶：主席對接班人林彪越來越不滿。到1971年8月， 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頂點。謝靜宜的丈夫蘇某在空軍機要局，通過謝靜宜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在作武裝奪權的準備。主席決定南巡，行前主席 說，我就不相信，這些司令員會跟著林彪走。難道解放軍都會造反？還是那句老話，如果解放軍不聽指揮，我再上井岡山打遊擊去。（參見（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 《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834頁） 

毛澤東過去除了說過帶林彪上井岡山外，還說過帶葉群上井岡山。 

但這時不再提帶林彪或葉群了。 

李德生回憶：經過“批陳整風”，毛主席從大量揭發材料看出，林彪一夥進行的一係列活動十分可疑，他決定去南方視察，進一步了解情況，並為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做準備。（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412頁） 

汪東興回憶：廬山會議揪出了陳伯達，全黨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先後召開了華北會議和“批陳整風”匯 報會，但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問題。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想推動這個問題得到深入的解決，在黨內進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夥的陰謀活動，以加強黨內的團結。 毛主席在杭州說，陳伯達在華北幾十天，周遊華北，到處遊說。我這次就是學他的辦法，也是到處遊說。我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我能不能到處遊說？陳伯達搞的 是反革命遊說，我搞的不同。（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9頁） 

8月12日下午，毛澤東南巡前兩天，周恩來從廣州飛回北京，立即到毛澤東那裏麵談，請示四屆人大的召開時間，毛澤東提出國慶節後召開四屆人大的設想。8月9日周恩來陪緬甸政府總理奈溫前往廣州參觀訪問，臨行前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安排中央日常工作，並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同誌以保密電話告訴我，或者告（王）海容轉告。（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73-474頁） 

毛澤東南巡時說，99人的會議（注：“批陳整風”匯報會）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麽行呢？（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94頁） 

1972年5月，周恩來在一次會上說，毛澤東為什麽要南巡？去年“批陳整風”匯報會，中央文件發給軍事係統60多份，可是軍委辦事組黃永勝他們扣住了，隻發了7份，傳達範圍非常狹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發現了，說要繼續跟各地打招呼，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毛澤東南巡時說：1970年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見中共中央辦公廳《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談話匯編》，1974年1月）。 

1971年8月16日， 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張春橋、紀登奎、黃永勝前往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分別匯報了宣傳、常務、生產、軍事等情況。匯報結束周恩來說，毛主席提議，黨 中央決定國慶前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在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之後周恩來請示國慶節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補選幾名中央委員等事宜。 毛澤東批，都同意，還要補選常委。（《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75頁、480頁）這說明毛澤東已經下決心調整人事了。 

“九大”前召開的八屆十二全會，不就把劉少奇拋出來了嗎？九屆三中全會是不是要把林彪拋出來呢？無論如何，“北戴河”受到很大震動。林彪心裏怎麽想，不知道。周恩來這次來匯報，林彪有個講話。9月1日，中央辦公廳將林彪講話整理成文，送周恩來審閱。周恩來致信正在杭州的毛澤東，並附上定稿。 9月5日，毛澤東圈閱同意。9月9日，周恩來將審閱後的林彪講話正式定稿作為特急件，急送王良恩，印發政治局。要不是九一三事件，林彪這一講話將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59頁）林彪這一講話的內容是什麽，目前還不知道。如果有批判價值，似乎不可能石沉大海。 

南巡前毛澤東正重病纏身。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到南昌住了兩天。回到北京，到1971年8月14日南巡前，他哪裏都沒去，因為他在廬山上遊泳受了風寒。1970年10月 下旬，毛澤東的病情越來越重，轉成肺炎，因為他的保健醫生不在，周恩來派了三名專家級的醫生來。一聽診斷，毛澤東火了，說他們是林彪派來的，是按照林彪的 指揮治病。連發了兩天脾氣，連病也不再看了。對高齡病人來說，病情變化非常快，汪東興不得不召回正在千裏外巡回醫療的保健醫生。保健醫生雖然也認為是肺 炎，但他深知毛澤東的脾氣，說仍是老毛病，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作，隻要打打針就好了。毛澤東非常高興，用雙拳錘擊前胸，林彪大約希望我的肺髒爛掉。於是， 恢複治療。（參見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509頁） 

病中的毛澤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一場新的“風暴”正在醞釀。 

毛澤東南巡第一站選在武漢 

8月14日13點，78歲 高齡的毛澤東坐專列南下。除了警衛和服務人員，官員中隻帶了汪東興一個人，工作人員也比往常少。陳長江回憶：主席一向不擺架子，不講排場，外出從不要任何 人送行，包括中央領導人在內。這次也不例外，仍是老規矩，他一上車，專列就啟動了。我們的專列駛出北京火車站，沿京廣路南下。第一個停車點是石家莊火車 站，檢修加水，15分鍾後又走。第二個停車點鄭州，也是例行公務，停車15分鍾。就在周恩來赴北戴河向林彪匯報的同一天，8月16日下午到達南巡第一站武漢。換乘汽車，沿武漢大街，過蛇山、龜山和長江大橋，住進東湖賓館梅嶺一號樓。（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顧不上天氣炎熱，甚至連口氣也沒喘，就與來迎接他的劉豐（武漢軍區政委）談話，隻有汪東興在座。當晚毛澤東召集當地黨政軍負責人開會。8月17日開了兩次會，8月25日、27日又開了兩次會。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找了一些人談話，將劉建勳（河南省委負責人）等人召到武漢談話，劉豐也來了。談話剛開始，毛澤東就問劉豐有關湖北、河南的情況。劉豐說，湖北、河南的情況不錯，人心比較穩定。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感到實際情況不完全是這樣，籠統這樣說也可以。在你們這裏，有些地方還在動，有些地方沒有動，有些地方的意見是不少的。接著毛澤東談到“三要三不要”，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毛澤東說，中國也怪，中國的黨沒有分裂，50年沒有分裂過。蘇聯的黨分裂過，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中國沒有，有人要分裂我們的黨是困難的。接著毛澤東回顧了黨的曆史和黨內路線鬥爭史。 

在長沙毛澤東也說過，我看還可能分裂10次、20次、30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汪東興回憶：他在毛主席身邊那麽長的時間，毛主席談往事，講黨的曆史和他自己的經曆，這還是第一次。 

毛 澤東把話題轉到九屆二中全會，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麽不敢公開呢？可能是心裏有鬼。毛澤東談到廬山會議時那種嚴厲的表情，劉豐從來沒看到過， 心裏撲撲亂跳。毛澤東點名批評了黃吳李邱，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還說廬山這件事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陳伯達後 麵還有人，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接著談到九屆二中全會上犯了錯誤 的人，毛澤東說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性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性的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曆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 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改了沒有？沒有 改！ 毛澤東說，勝利以後，朝鮮戰爭時，我管了一下軍隊，以後就沒有管了。朝鮮戰爭後，軍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懷同誌管。我征求總理的意見，我說還是他管好，他在長 征中是靠著我們這邊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勝仗，不叫人家管這個事行嗎？管點事有什麽要緊呀！以後就是林彪管了，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毛澤東說，什麽“大樹特樹”， 名曰樹我，不知樹誰，說穿了是樹他自己。什麽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彪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 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麵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要動軍隊幹壞事，聽你的？最後，毛澤東說，今天就這樣吧，你們幾位明天、後天討論一下。 

8月25日，毛澤東將已從湖南調國務院的華國鋒從北京召來，話說得更重更透明了。 

8月27日14點30分，毛澤東離開武漢南下，劉豐等三四人隨行。他們就坐在專列會客室兩側的沙發上。上車前劉豐先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見麵就問怎麽樣？ 

九 屆二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從廬山回北京路過武漢，也曾同劉豐談過一次。據汪東興說，當時劉豐的態度不明朗。所以這回劉豐忙檢討，說這幾天想得比較多，廬山 上我也犯了錯誤，起了哄，幹擾了主席。毛澤東說，你沉重什麽？你們就是太急了，你們是屬於上當受騙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毛澤東再次向劉豐講起黨 內的路線鬥爭，點名陳伯達是反黨集團的人。我們黨50年，10次 分裂，都沒有分裂了。劉豐說，有主席領導，有主席思想，解放軍也是分裂不了的，請主席放心。談到軍隊，毛澤東說，我犯了個錯誤，勝利以後，軍隊的事情我管 得不多。劉豐說，主席還是管的。毛澤東說，我要管軍隊了，我光能締造就不能指揮了嗎？他把話題轉到九屆二中全會上，說又是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人犯錯誤，他 們想搞我的山頭。四方麵軍的同誌從張國燾事件後，比較謹慎一點了。 

接著毛澤東談到了九屆二中全會後采取的措施，“拋石頭”、“挖牆腳”、“摻沙子”。說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了三個，一點氣都不透。又講到“三要三不要”， 說黨的方針是允許改正錯誤的。如某些同誌，我們還是信任的。我同林彪談過，你說歐洲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這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 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麽“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 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我講的話，有時一句頂一句，有時連半句也頂不了，頂個屁！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 算講了一句，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他們的話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他們才是天才，陳伯達是天才。毛主席對劉豐說，對路線問題，原則 總是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 

汪東興回憶：毛主席的這些話，在沿途談話中反複說過，但一次比一次說得更明朗。 

毛澤東問劉豐看過新印刷的《國際歌》歌詞沒有，劉豐說沒有看到。毛澤東說，要學習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25周 年那篇文章，要學唱《國際歌》。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的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邊講的是，奴隸們 起來為真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創造曆史的問題。要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能實現。要團結起來，不能搞宗派主義，不要搞山頭主義。（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88-105頁） 

陳 長江回憶：談話結束，服務員進來倒茶，毛主席請她唱《國際歌》。她唱起來，坐在沙發上的毛主席跟著輕聲唱起來，並隨歌聲旋律用手在茶幾上打出明顯的節奏。 劉豐等人也一起唱。唱完《國際歌》，接著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一段講一段，毛澤東說，歌裏頭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條要記清，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 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調一致嘛！不一致還行呀？要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切行動聽指揮，你們還聽不聽指揮啊？到了長沙，劉豐與我們分 手。這一次為什麽把劉豐帶到長沙？毛主席沒有講，很長時間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謎，至今也沒有確實的答案。（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汪東興認為，毛澤東這時帶頭唱這兩支歌，是非同尋常的。毛澤東在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時，非常注意觀察對方的態度。被毛澤東叫來談話的高級幹部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1984年5月，汪東興對訪問者說，毛主席南巡時主要講林彪的問題。……每 次談話我都參加了，每次都談廬山會議，說這是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顯然，毛澤東對廬山會議上的問題作了十分嚴重的估計，對華北組第六號簡報作了十分嚴重的 評價，而且認為事情還沒有完結。他這次到外地，沒有告訴林彪，這是與過去的做法不一樣的。在外地的談話內容，不僅沒有在中央會議上談過，沒有同林彪談過， 而且要求絕對保密。 

劉豐得天獨厚，先後聽毛澤東長談三次。毛澤東為什麽把南巡的第一站選在武漢，為什麽又格外“厚愛”劉豐？湖北是林彪的家鄉，劉豐曾是武漢空軍司令員。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見曾思玉、劉豐講話紀錄稿，毛澤東有兩次批示和批改，並轉發。（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第十二冊1998年1月第一版，414-415頁）因此毛澤東對劉豐印象極深，劉豐是不是“死黨”呢？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個星期，毛澤東“閉門”不出。是在等嗎？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給北戴河？毛澤東叮囑劉豐談話內容先不要傳達，尤其對北京要絕對保密。如果是一般人不敢違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黨”，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報告的。毛澤東南巡到武漢時，曾思玉因腎結石手術正在大連療養。9月1日，劉豐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並一再強調要絕對保密。但最後劉豐還是告訴了李作鵬。（參見李榮欣等《名將曾思玉》，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519-520頁） 

劉豐遵守“紀律”，沒有往“北京”報告。 

為什麽廣州軍區傳達到軍以上幹部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也談話三次。 

8月27日21點，毛澤東抵達長沙，住進長沙市蓉園一號樓。這次來長沙，沒有像以往那樣到處走，而是一住下，就召集卜占亞（湖南省負責人）和隨同到長沙的華國鋒談話。8月28日21點，毛澤東將劉興元、丁盛和韋國清（廣西自治區負責人）召到長沙談話。毛澤東對丁盛、劉興元不很熟，談話開始前，分別問了他們的簡曆。丁盛說參加過“七大”， 打過錦州，還講了參軍的時間和在紅四軍工作的情況。毛澤東笑著說，你可不要擺老資格，不要搞宗派主義呀！毛澤東又指著劉興元說，你也要注意。隨後還問了一 些有關部隊的情況。旁聽的汪東興認為這是毛澤東為了不讓他們太拘束，他卻不知道毛澤東另有用意。毛澤東強調，我很久沒有抓軍隊的工作了，現在要抓軍隊工 作。進城以後，管軍隊工作開始是聶榮臻。以後是彭德懷，他是打了勝仗的人嘛。以後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麽多，實際上是賀龍、羅瑞卿管的多。以後是楊成武， 再以後是黃永勝當總長，又是軍委辦事組的組長。辦事組裏有一些人，在廬山會議上搞出這麽些事來。我看黃永勝這個人政治上不怎麽強。毛澤東不僅點了黃吳葉李 邱，還點了林彪。最後毛澤東說，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秘 書和辦公室主任。你們這幾位夫人怎麽樣？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免得誤事。今天就講到這裏。（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14-121頁） 

陳 長江回憶：主席與丁盛等人談了兩個多小時。談話要結束了，我上前把門打開，一股清涼的風迎麵撲來（會客室安了空調）。他們幾位都站起來，主席與他們一一握 手，說國鋒同誌這就穿起軍裝，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把軍區的事管起來。又轉向丁盛和劉興元，你們有事要找他商量。丁盛和劉興元一起說，堅決按主席指示 辦，請主席放心。華國鋒也說，請主席放心，我一定把（廣州）那裏的工作抓起來。丁盛和劉興元走了，隻見他們情緒很好，很有信心的樣子。華國鋒和汪東興送走 他們又折回室內，大約過了十幾分鍾，華國鋒才離去。（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恐怕連華國鋒本人也忘了他曾兼任過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吧？ 

其實，這隻是毛澤東一個伏筆罷了。 

談話後汪東興組織了座談，8月29日， 將座談會的情況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邊聽邊插話。匯報到劉興元、丁盛、韋國清檢討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所犯的錯誤時，毛澤東說，現在看來，是馬列主義沒有學 好。你對丁盛、劉興元了解不了解？汪東興說，不了解，隻是在開會時有點來往，平常沒有聯係。通電話也是因為有事要辦，沒有深談過。這一次他們談得深一點， 擺了擺思想問題。（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4頁） 

8月30日上午，毛澤東在離開長沙去南昌前，又找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問，你們座談兩天了吧？怎麽樣？每個人都匯報了一番。 

毛澤東說，……一 說英明領導，我就不寒而栗。我並不是什麽英明領導，我不過是在下麵的報告上批幾個字，寫上幾句話，下麵供給材料給我的腦子進行加工。你們都說過英明領導 吧？當然，沒有領導不行。沒有一個英明領導，那你那個廣東省怎麽能管得起來呢？廣州軍區三個省有一億多人口，你們管得起來嗎（毛澤東為什麽老強調廣州）？ 不過你們心中要有個數，不要光在報紙上登（我的這些話）。我到處走一走，和你們吹一吹，人數不要太多了。廬山會議上講了要讀書，我希望你們今後多讀點書。 毛澤東指著劉興元問，你會寫文章嗎？不會。又指著丁盛，你呢？文盲，主席的書還可以看得懂，外國的書看不懂。毛澤東說，那怎麽樣辦啊？請先生幫。你們都是 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 ，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一點國際知識。有的人太忙了，隻是看了一份《參考消息》，太少。你們沒有時間，可以拿來叫秘書、秘書科長們看，他們看了以後，給你們的耳朵裏吹一吹風。 

針對林彪一夥的問題，毛澤東說，現在不要做結論，結論要由中央做。99人 會議你們都到了，總理也做了總結講話，發了五位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位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做了總結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 完，還沒有解決。談到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說，我看他（林彪）呀，那些人幫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氣。你們經常和我通一通氣，也可以嘛。給你們通氣 了沒有（都回答沒有）？我這一次也是給你們通個氣吧！要把腦子裏的東西向人家講出來，把正確的、錯誤的都講出來，就舒服了嘛。像汪東興沾了個邊，他在1300人的會上做了幾次檢查，他也沒有倒嘛。你把心裏的話說出來了，倒不了。當然也有少數人幸災樂禍。……毛澤東望著劉興元說，我看你這個人比較爽快，說話不那麽吞吞吐吐。劉興元說，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澤東說，我這個人也急，要改。（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8-136頁） 

陳 長江回憶：毛主席在長沙住了四天，不斷找人開會，談話，交代任務，甚為忙碌。我負責迎送客人，不知道會議內容。大概第二天，汪東興把我們隨行幹部隊召集起 來傳達，主席當著許多人的麵，毫不留情地質問丁盛和劉興元，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那麽密切，來往那麽多，黃永勝倒了，你們得了？！毛主席還說，我就不相信我們 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麵還有師、團，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這話毛澤東一路上反複說）？！傳達時 汪東興沒有說指的是誰，我們也不好細問，但知道毛主席所言肯定是有所指的。 

我 們真有些擔心啊，不知道在哪裏，誰人身上又出了什麽大問題了。毛主席這幾次談話著重講了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在廬山會議上的 表現。汪東興讓我們認真討論，領會精神實質，還特別強調要結合實際工作，做好警衛，要隨時有打仗的準備。我們警衛幹部研究了幾次，總的印象是情況嚴峻，我 們要提高警惕，加強責任心。無論是值班員，還是哨兵，都要做好應急準備，不論發生什麽事情，都要能拉得出，頂得住，確保毛主席的安全。（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一直到9月初，仍平安無事。 

第十章 敲山震“虎” 

“諸侯”們個個金口緊閉 

不知道是不是毛澤東的“預防針”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劉興元在內，“諸侯”們個個金口緊閉。葉群急了，要求吳法憲及時報告毛澤東的行蹤和言行。77歲高齡的毛澤東“周遊列國”，雖然不坐飛機，但“各方諸侯”要派飛機接送，要得到這方麵的“情報”，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得天獨厚。8月底到9月初，吳法憲連續給北戴河打電話，報告毛澤東在武漢、長沙、南昌的行程。可惜吳法憲隻知道毛澤東到了哪，專機接了誰，卻“探”不到一星半點的談話內容。而“北戴河”最關心的就是談了什麽？葉群、林立果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他們明明知道毛澤東談話的內容與林彪有關，就是打聽不到。 

8月26日，毛澤東離開武漢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會議，於新野記錄。成績很大；要看到不足和與形勢不適應的東西；由明鬥轉為暗鬥；相持、相對，和平友好，醞釀新的“戰爭”；不要麻痹，要有思想準備；由對外鬥爭轉為鞏固陣地；“戰爭”的突然性很強，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也一樣；思想、組織、行動上加強“戰備”。（參見於新野1971年8月26日“聯合艦隊”會議記錄） 

此記錄清楚地表明他們還不了解毛澤東南巡的內容。 

僅憑這一點，林立果“吹”他在毛澤東身邊有“特務”，純粹是瞎說。 

試想劉豐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劉興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很可能會提前。但是“可惜”，從8月16日到9月6日，毛澤東的談話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鎖”，“大棒”始終沒有揮動起來，北戴河的“蛇”不動，“虎”也不動。這怎麽行呢？總得讓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讓北戴河知道！廣州軍區是四野南下的最後根據地，林彪曾任四野司令員，在四野的部隊中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那麽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鎖”林彪。毛澤東讓汪東興通知丁盛和劉興元，向廣州軍區軍以上幹部傳達他南巡談話的主要內容。 

9月5日，丁盛、劉興元從長沙回到廣州，按毛澤東的指示傳達。（參見於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幹曆史問題的考察》，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178頁）此舉一箭三雕，既給林彪透了個信，又可以發現“死黨”，同時也給廣州軍區的領導幹部打了“預防針”，別跟著林彪跑。 

如果沒有“聖旨”， 再借給丁盛、興元幾個膽子，他們也不敢開大會傳達。想當年楊勇（北京軍區司令員）就是因為傳達了高層會議的內容，結果被抓，一關四年多。丁盛等人雖是林彪 的老部下，但在毛澤東和林彪之間，他們當然要選擇緊跟毛澤東，而不會緊跟林彪。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給各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通報，第一個打電話給廣州 軍區司令員丁盛。丁盛很快回話，請西華廳值班秘書紀東報告總理，他已經遵照周總理的指示辦了。他忠於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聽周總理的，周總理怎麽說，他怎 麽辦。（采訪丁盛女兒筆記，2005年10月18日） 

毛澤東說，林彪的問題是全黨的問題，像你這樣的幹部，比你更高的也有陷得深的。林彪搞了好久，我說了一次（指1971年8、9月毛澤東南巡講話），廣州軍區開了兩千人師以上的幹部會，林彪就不敢去了，隻好往北（蘇聯）走。（參見張耀祠著《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120頁） 

毛澤東對丁盛、劉興元等人說，你們都說過英明領導吧？當然，沒有領導不行。沒有一個英明領導，那你那個廣東省怎麽能管得起來呢？廣州軍區三個省有一億多人口，你們管得起來嗎？不過你們心裏要有個數，不要在報紙上登（我的這些話）。……不 要公開講這次廬山會議，因為中央還沒有作結論，你們隻是說九次路線鬥爭就可以了。這是說現在的路線鬥爭還有些問題，不要像我跟你們說的這一套。但是，我們 軍隊應該進行教育，所有的高級幹部都應該弄清楚我和你們吹的這些。軍長、政委這麽多，怕來不及。（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 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34-139頁） 

九一三事件兩個月後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說，南巡我講了一路，一路都講，無非是講了一點材料，陷得比較深的是廣州，他們現在搞得比較好，其次是武漢。（參見於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幹曆史問題的考察》，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183頁） 

9月5日，丁盛、劉興元從長沙回到廣州，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廣州軍區軍以上幹部大會，（參見1982年2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顧同舟資敵案公訴詞）由劉興元“吹風”，傳達毛澤東講話的主要內容，這在毛澤東南巡的省份裏絕無僅有。毛主席說，林彪就不敢去（廣州）了。（參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120頁） 

別說天高皇帝遠的廣州，就是北京，也隻有很小的一個圈子知道最高層的分歧，甚至上了廬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員，都“受騙上了當”。廣州軍區的傳達會議開了一個下午，還沒開完，晚上接著傳達。規定三條紀律，不準記錄，不許傳達，不準向北京報告。毛澤東南巡講話矛頭直指林彪，而且傳達到廣州軍區師一級了，卻不準往北京傳，不準“林副主席”本人知道。 

是想完全封鎖南巡講話嗎？是真不想讓林彪知道嗎？不！毛澤東想讓林彪知道，他太想讓林彪知道了。因為林彪不知道，就不動。不動，就抓不住他的“辮子”。毛澤東南巡一路說了林彪那麽多的“壞話”，每一個字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驚“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決不會乖乖地把頭伸到案板上挨宰。 

這是一種戰術呢？還是一種策略？反正欲擒故縱，毛澤東就不相信，廣州軍區那麽多軍以上幹部中就沒有人“狗膽包天”？倒是要看看，誰是林彪的親信？三令五申不準向北京傳話，傳話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夥。 

9月6日，“北戴河”終於得知 

果然，顧同舟（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鑽進了毛澤東的“圈套”。會議不準記錄，他偷偷往香煙殼上記了幾筆，回家顧不上吃晚飯，先給周宇馳打了個電話。因為晚上還要接著傳達，約定傳達完後再通電話。23點35分，於新野來電話，聽顧同舟講了一個多小時。要點是十次路線鬥爭；三項基本原則；三條方針；強調幹部多讀一點書，並且加強路線鬥爭的教育；不要老婆當秘書，不要搞吹捧，對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強軍隊的軍事訓練；軍隊要防止驕傲；…… 

周宇馳原定9月6日到廣西桂林，臨時改變計劃。9月6日一大早，周宇馳打電話向林立果報告，15點駕直升機和於新野帶著15頁的電話記錄，飛到北戴河。（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22-123頁） 

9月6日晚上，周宇馳給顧同舟打電話，昨晚於新野的記錄我們都看過了，林（立果）副部長也看過了，我們非常感謝你，你在關鍵時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計）。林（立果）副部長讓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來。也是，顧同舟不是當麵“聆聽”，而是聽的傳達。林立果聽的是傳達的傳達，難免走樣，還是要爭取最“原始”。顧同舟向王璞借來傳達記錄本，親自動手，連夜整理出長達50頁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張亞青坐專機送到北京。（參見1982年2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顧同舟資敵案公訴詞）並附上一封信，說傳達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會議者丁盛和傳達者劉興元都沒有提到林彪。在那種時候，毛林不可分，怎麽就分了呢？顧同舟想到，主席指示很多，決不止傳達的這些。 

確實，毛澤東講話中有些內容涉及到林彪，被劉興元“貪汙”了。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裏得知，葉群9月6日晚上也從另一渠道得到了情報。 

9月6日，李作鵬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訪問武漢。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到車站迎接，終於“金口”大開。李作鵬馬上歸結為三條，一是廬山會議的事情還沒有完，二是“綱”上得比廬山會議時更高，廬山會議講的是路線問題，而在南巡的多次講話中，毛澤東提到1970年 的廬山會議是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上升到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三是矛頭似乎指向了林彪。因為有一句話，不同意自己老婆當辦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辦公室主 任。（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14-117頁） 

李作鵬非常震驚。第一個反應不是沒事了嘛，怎麽又全“兜”出來了？而且“綱”上得更高了。毛澤東南巡前，對黃吳葉李邱的檢討都有批示，除了吳法憲，幾個“大將”都 過了關。毛澤東對邱會作說，你這個檢討是你自己寫的嗎？邱會作說是。毛澤東說，我死了以後，你就當國家主席吧。從口氣中聽不出諷刺，倒像有一種讚賞。毛澤 東在北京還對黃吳李邱說，你們的檢討到我這就為止了。幾個人都非常高興，專門到京西賓館吃了一頓飯慶祝。這之後，除了吳法憲和葉群的日子還難過外，黃永 勝、李作鵬、邱會作都一身輕鬆，以為他們的檢討真過了關。 

可是，毛澤東南巡為什麽又說得這麽重？李作鵬非常緊張。 

當天上午，李作鵬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返回北京。下午最後一次座談結束，黃吳李邱都沒走，離告別晚宴還有一個小時，李作鵬把黃永勝拉到角落說“悄悄話”。 

黃永勝說，印象較深的有兩條，一是說廬山會議沒有結束，二是李作鵬說自己現在好比走鋼絲，搞不好就要掉下來。黃永勝等人心中沒底，擔心九屆三中全會再把他們的問題端出來，十分驚慌。 

吳法憲湊過去：“你們嘀嘀咕咕什麽呢？” 

李作鵬卻不想說。 

這半年來，吳法憲因在廬山上“衝鋒在前”，日子越來越難過，甚至想到了跳樓自殺。他心急火燎，當然想知道毛澤東南巡講了些什麽。這麽重要的情況，你給我們一起講講嘛。但廬山會議後，他們對吳法憲都不太“放心”，怕他再“放炮”。說你知道了也沒什麽好處，反而增加負擔，吳法憲不得不走開。邱會作也很想知道，在去朝鮮大使館參加晚宴時，他擠進李作鵬的車，“咬”了一路的耳朵。 

這樣，“四大將”中隻有吳法憲一個人蒙在鼓裏。吳法憲一肚子氣，回去就給葉群打電話告狀，說李作鵬已經得到南巡的內容，卻不向他透露。葉群安慰他，你不要誤會，也不要再打聽了，沒有什麽了不得的事情。但實際上，葉群比吳法憲緊張一百倍。 

本來9月12日邱會作和吳法憲約好在京西賓館談毛澤東南巡的講話，但兩個人都有事，沒見上麵。這樣，吳法憲到被關進監獄也不知道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采訪邱會作大兒子邱路光筆記，2006年1月5日） 

晚宴結束黃永勝回到西山，打電話報告給葉群。因為林立果與葉群正在密談從顧同舟那裏得到的“情報”，所以葉群不接。黃永勝急了，27分鍾連要三次，最後說有重要事情，這才接通了葉群，通話時間長達58分鍾。21點至23點，葉群、林立果、周宇馳密談。之後，葉群與林彪密談一個多小時。 

1971年到1973年 秋以前，黃永勝多次對專案組說，那些交代都是事實，沒有一點虛假，可以為準。專案組問，李作鵬給你講的內容，你是不是都告訴了葉群？黃永勝說，我基本上都 如實告訴了她，我沒有多大保留。但黃永勝又說，有一些話我可能沒有對她講，如老婆不當辦公室主任這話。你向葉群報告，造成了什麽後果？後果當然是不好的， 很嚴重的。你負什麽責任？我給葉群通情報，促成他們下決心殺害毛主席。（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13-114頁） 

1971年9月17日，顧同舟被隔離審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軍事法院判決他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罪行隻有一條“資敵罪”。把毛澤東南巡的內容泄露給了“北戴河”，促使他們提早下決心謀殺毛澤東，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刑事判決書[1982]刑字第1號》，載《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230頁） 

李作鵬沒事，他向黃永勝匯報，“理直氣壯”。黃永勝是總長，是上級，李作鵬是副總長，當然應該通個氣，他要求黃永勝不要告訴“北戴河”。（蕭思科《超級審判——圖門將軍參與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案親曆記》下冊，濟南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648頁）但黃永勝回到西山，就“捅”給了葉群。所以黃永勝的罪名有一條和顧同舟一樣。 

誰能想到，傳話也傳出“罪”來了。 

9月6日，“北戴河”分別接到顧同舟和黃永勝的“情報”。 

就這樣，“蛇”動了，“虎”也動了。 

而此時毛澤東正在杭州，幾天來他吃不好飯，睡不好覺，情緒越來越糟糕。尤其是9月6日這一天，他好像已經預感到了不祥之兆。接下來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驚心動魄。一生中有著豐富軍事、政治鬥爭經驗的毛澤東，對付林立果這個毛孩子和葉群這個婦道人家，簡直是老鷹捉小雞。 

許世友和韓先楚“失蹤”了 

毛澤東在湖南長沙時，就叫汪東興提前通知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到南昌來。8月31日17點，汪東興向許世友、韓先楚傳達毛澤東在湖北、湖南的談話內容。21點，毛澤東到達南昌，說既然車停好了，許世友也剛來不久，那就幹脆在火車上談吧。22點多，毛澤東與程世清、許世友、韓先楚等開始第一次談話。 

毛 澤東開門見山講黨的曆史，十次路線鬥爭都是要分裂黨，但沒有分裂成。毛澤東對許世友說，長征路上，張國燾搞分裂，成立偽中央，你是清楚的。許世友趕快聲 明，偽中央沒有我，有陳昌浩等人。毛澤東擺擺手，表示並沒有把許世友劃到張國燾一夥中去。接著毛澤東談了陳獨秀搞分裂，又說到去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說， 許世友同誌啊，你與上海、浙江的關係有些緊張，有些問題呀？許世友馬上說，我與上海（張春橋）關係比較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春橋一直保我，一直為我說話，並且有我的大字報時，他還派人去覆蓋。毛澤東說，覆蓋不對。不應該覆蓋嘛，讓人家去看嘛，有什麽關係呢？許世友又補充說，我與王洪文的關係也比較好。 

當然，連坐在一邊的汪東興都聽出來了，許世友說的並不是心裏話，他恨死了張春橋。但在那種時候，他不這樣說又怎樣說呢？毛澤東說，你這個許世友呀，應該高抬貴手，刀下留人。汪東興注意到，許世友聽到“刀下留人”，非常緊張。許世友連忙說，哎喲，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的關係請中央派人來調查。浙江問題給毛澤東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於解決浙江問題的會議（1月4日周恩來與許世友商定先解決浙江問題），包括許世友在內的南京軍區、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浙江省軍區等10位 領導幹部參加（名單由許世友擬定，並由周恩來報毛澤東批準）。毛澤東要雙方多做自我批評，不要批評對方。如今兩年多過去了，浙江的武鬥仍沒有停止。毛澤東 問許世友，據說舟山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你這個司令員有沒有責任呀？那樣搞武鬥，南萍有責任，但全都是南萍的責任嗎？ 

毛 澤東轉身與韓先楚又說了幾句，韓先楚的情緒比較輕鬆。毛澤東說締造人民解放軍、領導我們軍隊的人，能締造、能領導，就不能指揮嗎？他們把締造和指揮分開， 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嗎？這是不對的。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我們黨內還有很多同誌是領導兵暴的、領導軍隊 的，朱德、周恩來、賀龍、劉伯承、葉挺，這麽多人發動的南昌起義，他們就不能指揮了嗎？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也是締造者、指揮者。但是，他指揮軍隊 搞分裂，拿軍隊作為本錢來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澤東對許世友說，你們和張國燾是一個部隊的，你們要接受這個教訓。 

毛澤東屢屢提到張國燾，又提到“締造”“指揮”，實在讓許世友心中不安。他轉移了話題，說主席呀，有“516”分子怎麽辦呢？毛澤東說，怎麽又談到“516”啦？許世友說，“516”在南京相當厲害。文鳳來是“516”分 子，這個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澤東問，毒害我的事，你們查清楚了沒有呀？許世友沒有回答。這件事，你們要查清楚，不忙做結論。接著毛澤東問許世友， 你們南京軍區不是有一個有名的王林鮑（王必成，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林維先，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鮑先誌，南京軍區副政委）嗎？還有別的人，他們都是 造反派嗎？許世友說，他們都是造杜平（南京軍區政委）的反。毛澤東問，他們為什麽不造你的反？許世友說，不，他們不造我的反。毛澤東說，你這個地方缺少一 個“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準備另找一個政委幫幫你的忙。談話進行了一個半小時，零點了，毛澤東要汪東興組織許世友他們先座談一下。 

許世友穿白汗衫和綠軍褲，腳上穿一雙用麻繩布條編織的涼鞋，鞋麵還綴著一個紅穗子。望著許世友的裝束，毛澤東突然問，現在還打獵不打了？許世友毫不猶豫地說打！毛澤東哈哈大笑。 

許世友和韓先楚都是“打獵迷”，兩位好朋友難得碰到一起（許世友最佩服韓先楚，說老韓的膽子比雞蛋大）。9月1日下午開完座談會，他們就高高興興打獵去了。第二天早上，許世友又扛著獵槍到機場附近的草灘打野兔子。 

年事已高的毛澤東本來就帶著病，加上連日的奔波和談話，加重了感冒，下午體溫38度多，晚上臥床休息。9月2日上午8點，毛澤東起了床，說“我們要走了，怎麽辦？”汪東興說：“您看呢？”毛澤東說：“還是見他們一下吧。” 

汪東興馬上通知許世友、韓先楚等，可是怎麽也找不到他們了。汪東興急得夠嗆，心想這下糟糕了。半個小時後，才摸到他們的行蹤。好在跑得不遠，馬上派人把他們叫了回來。 

這一次談話時間不長，隻有40分鍾。毛澤東說：“今天我要走了，汪東興向你們傳達了我在路上的談話，你們也談了談。昨天座談得怎麽樣？有什麽新的意見沒有？” 

韓先楚沒有“包袱”，搶先說：“我在座談會上說，要聽毛主席的，九屆二中全會我們大家都起了哄，我們犯了錯誤，我們做自我批評，請主席放心。” 

許世友請示：“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們解決這個問題（與南萍的矛盾）？” 

毛澤東說：“不談這個問題，到浙江不談這個問題啦！” 

許世友問：“那我回去嗎？” 

毛澤東說：“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42-150頁） 

南昌，似乎是毛澤東南巡的一個轉折點 

8月31日21點，專列離開長沙，調頭東南，朝江西省會南昌開進。毛澤東在南昌的住處是市郊山坡的一棟別墅式建築，距市區約有十餘裏。1962年毛澤東南巡時在這裏住過。程世清（江西省負責人）向汪東興報告周宇馳帶來一輛水陸兩用汽車，讓南昌仿照，第二次來又用飛機拉走了。據總政保衛部偵察和汪東興證實，確有此事，但汪東興說，不過程世清說了些什麽，我不清楚，我讓他直接向毛主席報告。9月1日、2日，程世清兩次單獨向毛澤東匯報。 

據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澤東報告的主要內容是： 

（1）8月24日零點，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打電話要我去匯報華東組的討論情況，並帶我到葉群那裏。我把葉群談的問題報告毛主席。我還說，“四大將”一定是有什麽把柄被葉群抓住，先把“四大將”的問題弄清楚，葉群的問題就搞清了； 

（2）7月周宇馳曾兩次到南昌，並運來一輛水陸兩用汽車，要江西仿製。7月底再來時很神秘、鬼祟，把改裝的水陸汽車很快用飛機運走，我懷疑他們要逃跑； 

（3）林豆豆幾次來江西，對我說，你見到主席也說說，葉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開會，瞞著首長（林彪），林立果也不知道在下邊幹些什麽，林豆豆還要我少與林家接觸。從林豆豆的言談中，可以看出她與家人有矛盾； 

（4）在延安黨校時就有傳說，葉群是特務。也有人懷疑，林彪的病是葉群搞的。林彪這麽多年脫離實際，形而上學的東西很多，比如在部隊搞“四好”、“五好”，鬧的矛盾很多，相互不團結，事故很多，副作用大。 

這個匯報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張耀祠回憶：聽完後，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條線，遠眺窗外，沒有講一句話。以後毛澤東讓程世清寫一個調查報告，並說這些問題非常重要，將來隻準報告總理，別人不能講。（參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104-105頁） 

從“九大”把林彪樹為接班人以後，毛澤東就對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是不是與蘇聯說中國“軍閥官僚體製”有關？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局中軍人多，毛澤東又不放心了。毛澤東南巡到杭州時說，過去我就講過，一個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主要傾向，誰知“三支兩軍”掩蓋著一個廬山會議的主要的傾向。（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4頁）九屆二中全會攤了牌，那一夥“槍杆子”難免“狗急跳牆”。毛澤東認為這在我們黨的曆史上，特別是在新中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情況。因而毛澤東一路上處處提防，警覺性極高。 

陳 長江回憶：九一三事件前，一向開朗的毛主席有一段時間不知為何陷入了苦悶和抑鬱之中，顯得很是沉重。不知他是發現了什麽不好的征候，還是預感到什麽不祥的 事件，他經常神情沮喪，憂心忡忡，心緒不寧，很少能看到他的笑容，也難以聽到他那充滿自信和富有表現力的風趣而詼諧的話語。連著幾天，他進食很少，更為突 出的是他無論如何也睡不著覺。有一天，天將破曉，毛主席睡不著，出來散步，我像往常一樣，急忙跟在他身後隨著他往前走。到了門口，毛主席看到了門衛哨兵， 問我，長江，你們哨兵帶槍和子彈沒有？我不由一驚，以往毛主席可不是這個樣子啊！我們知道，毛主席一向不喜歡警衛布置上那種荷槍實彈，戒備森嚴，擺架子， 抖威風的做法。為使警衛形式緩和，警衛分隊不僅人數盡可能要少， 哨 兵大都身著便裝，不帶明槍，當然短槍是有的了。毛主席麵前的這個便衣哨兵，兩手空空，就像一個無所事事的閑人，熟悉情況的毛主席一眼望去，便知道他是一位 地地道道的警衛戰士。毛主席對在他附近執行任務的許多警衛戰士，一見麵就能直呼出名字，甚至誰上哪一班哨，他的老家在哪裏，家裏有些什麽人，日子過得怎麽 樣……也 能說出來。可是對於執行警衛任務的哨兵帶不帶子彈，在我的印象中他很少在意，更沒有問過，因為他對自己的安全可以說從來沒有過什麽擔心，他對警衛戰士的忠 誠和能力，也是完全相信的。在人心向背與武器裝備之間，他更相信前者的威力，卻不大計較後者的作用。我這人說話很簡單，但今天對毛主席關心的這個問題倒多 說了幾句。我說不僅帶了手槍，還帶了衝鋒槍和機關槍呢，每個人都是長短槍，子彈也帶了很多，敵人來個一兩百，能對付得了！毛主席聽了，滿意地點了點頭，有 壞人，要提高警惕……他沒再往下說，沿著院裏的林蔭小道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著。 

陳 長江回憶：南巡前，汪東興和張耀祠向我布置了毛主席外出的警衛任務，要我們迅速做好準備。他們特別強調，去年的廬山會議，問題並沒有解決，現在情況更趨複 雜。有些地方還在真槍實彈地武鬥，鐵路沿線的治安也不好，隨行分隊要有隨時投入戰鬥的充分準備。並交代了這次可能遇到的各種情況，以及對這些情況的處置原 則和方法，還有注意事項等等。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視，我都隨同前往。警衛分隊剛開始十幾人，幾十人，最多時一百幾十號人。主要是在住處值班，接送內外賓客。 另一項工作，也是老任務了，外出隨行。警衛人員都是根據上級的指示和外出的時間、路線和到達的地點等有關情況，製定出實施方案和計劃。它包括警衛部隊的人 員組成，帶多少人，需要準備的物資和裝備，部隊按什麽樣的順序， 編成怎樣的隊形，以及中途停留、駐地布置的兵力組織…… 張耀祠對我說，這次不是新任務，你們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這一次確有許多新情況，可能遇到許多麻煩、困難和危險，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點也不能大意…… 

就 在此間的一天，毛主席在遊泳池院裏散步，我習慣地跟在他的身後，和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緒深沉地說，軍隊鬧的厲害，有的不聽指揮，要進行改組。我很不理 解，在毛主席麵前，我一向有什麽說什麽，也沒有什麽顧慮，我說，主席，人民解放軍的幹部戰士，沒有一個不聽你指揮。毛主席說，你不了解情況，不知道啊！他 沒有進一步講。我呢，不好細問。想來汪、張兩位主任所以把這次外出講得那麽嚴重，自然和這種情況有關。因此，我們準備外出的動員、組織工作，十分仔細認 真。我也把毛主席最近一個時期以來談話的一些內容告訴大家。還傳達了毛主席批評葉群。對我們、對戰士來說，這些話似懂非懂，但因為是毛主席講的，領導傳達 的，因而我們堅信他是正確的。黨內領導層存在矛盾和鬥爭，通常情況 下我們是不知道的，現在毛主席講出來了，傳達下來了，這足以說明情況的嚴重性、緊迫性。我們部隊一向以熱愛黨中央、熱愛毛主席教育部隊，因而一動員，就鼓起了大家不惜以鮮血和生命做好警衛工作、保衛毛主席安全的決心。 

過去隨毛主席外出，他總嫌人多，每次都有極嚴格的限製，但1967年去武漢，特別提出多去一些人。根據這一意圖，我從中隊挑選了120餘人，大多數是有經驗的幹部，我帶40多 人上主車。在武器的配備方麵也有意識加強，做到了槍要夠，子彈要足，同時給部隊配發了手榴彈、小鐵鍬和十字鎬等野戰作業方麵的器械，做了隨時可以投入戰鬥 的準備。對應付可能遇到的不測也製定了預案，多了幾手準備。三個專列，前車，主車和尾車，保證主車的兩節車廂，進退自如。（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 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專列的行蹤十分機密，但也不是沒有遇到危險。 

王愛梅（專列列車員）回憶：1961年 中央在廣州開會，專列停在白雲機場專用線，不知哪個環節泄密。那天我們正搞車廂衛生，突然車廂外麵響起機槍聲，炮聲，火光衝天，我們都驚呆了。正不知所 措，專列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開動了。我們趕快各自跑回車廂，拉下總閘，關閉車內所有的燈光，鎖好車門，拉好窗簾。我來回檢查車廂，發現沒來得及撤掉的電 話線扯斷後一頭掛在車窗外，趕緊拉回車廂。從漆黑的車廂往外看，天空硝煙滾滾，火光一片，專列飛快地駛出槍林彈雨，轉入另一條僻靜的專用線。第二天，專列 開回白雲機場專用線，做出專列要撤出廣州的架式，隨即開來一串汽車，汽車上下來很多年輕人，每人提著一個大皮箱和一個手風琴箱，原來是八三四一部隊的戰 士，箱裏裝的是武器。毛主席的灰色“吉姆”車也來了，裝上了車，列車又轉入另一條安全的專用線停留。事後才知，白雲機場上空有敵機偵察這一帶地形，我方用機槍和高射炮猛烈射擊。（李靜主編《實話實說豐澤園》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181頁） 

陳 長江回憶：要時刻準備投入戰鬥，我們對所屬人員進行了編組部署，區分各自的任務，指定各部位的指揮員，規定聯絡方式和信號，使前後左右有機地協調配合，相 互策應支持，形成一個完整的戰鬥整體。以前我們隨毛主席外出，主要是值勤站崗，很少或沒有搞過軍事訓練，這一次卻不同，不但加強了這方麵的內容，而且還在 駐地的一些重要部位，構築了簡單的工事，對付突發變故的準備也比較具體。這在我隨毛主席多次外出中應該說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 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一 路上，毛澤東反複說，進城那時，我管打仗，也管軍隊。朝鮮戰爭人家打勝了，我就沒有管了，要人家去管。軍隊開始是聶榮臻管的，以後是彭德懷管，後頭是林彪 管，但他身體不好，也管不了那麽多，羅瑞卿、楊成武也不聽他的，我幫忙也不夠。現在的幾位大將（黃吳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們單獨談得不多，集 體談得也不多。黃永勝現在思想狀況怎樣，也不清楚。過去我沒有管，現在我要管軍隊的事，我不相信軍隊要造反。（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 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5-156頁） 

第十一章 神出鬼沒 

在杭州，是什麽情況引起毛澤東警覺呢 

汪東興回憶：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極其危險。毛主席對林彪陰謀究竟何時察覺，察覺多深，他並沒有把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3頁） 

9月3日零點，專列從南昌到達杭州，停在筧橋附近鐵路的專運在線。列車剛停穩，住處還沒有安排，毛澤東就在車上找浙江省負責人談話。9月4日、5日，汪東興奉命向南萍等人傳達毛澤東前幾次的談話內容。這時毛澤東的談話已經不再繞圈子，我們黨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0-157頁） 

毛 澤東住在杭州西湖邊上的劉莊一號樓。劉莊的院子很大，陳勵耘（空五軍政委）也住在這裏。陳長江回憶：我還是老習慣，布置完警戒，便由近及遠地查看周圍地 形。這地方，我不是第一次來，地形、布置等沒有多少明顯的變化。但接觸到的工作人員如服務員、廚師等，熟麵孔少了，新人多了。這些新人，無論男女，個個年 輕精幹，顯得訓練有素，一問才知道是為這次任務特別挑選來的。後來我又發現我們外圍警衛也有了變化。過去我們來浙江，警衛都是由當地公安機關具體部署和實 施。這一次，省公安機關的那些老熟人也不見了。汪東興說，外圍警衛係統和公安係統由陳勵耘負責，掌握著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指揮毛主席在杭州住地的警衛工 作。盡管出麵接待的還有好幾位，但真正說話算數的，是陳勵耘一個人 。（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汪東興回憶：毛主席得到新的情報，一些多次接待過毛主席的劉莊工作人員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況，陳勵耘布置他們向他匯報毛主席的活動情況。還有人指責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這都是過去沒有過的事情。白宗善（空五軍軍長）暗中派人傳話，有人並不歡迎毛主席到杭州來，並暗自裝備飛機，要毛主席多加小心。（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4頁） 

50年代末，中央辦公廳為完整保留毛澤東的談話檔案，開始安排錄音。1959年在湖南，就是工作人員反映，毛澤東了解到有人“竊聽”，最後“抓”出了楊尚昆。（楊尚昆著《楊尚昆日記》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1-2頁、26-27頁） 

當 時毛主席沒有對身邊的人講起過，事後也沒有對誰講過。不過能夠感覺到，南巡到南昌，毛主席的行動急了，更加草木皆兵。但真正緊張是在杭州，毛澤東離開南昌 到杭州後，就神出鬼沒了。汪東興說，主席曆來是說走就走，從不讓人送行，他一進車廂，列車就啟動了。但突然改變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規。毛澤東改變了南巡 以來的做法，不再像武漢、長沙、南昌那樣，長時間的反複地從容地和當地負責人談話，而是長話短說，行動非常警覺。 

在杭州期間，毛主席已經察覺和了解到林彪一夥進行陰謀活動的部分新的情況。（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7頁）陳長江回憶：就在這幾天，汪東興找我們幾個幹部開會，說前幾天給你們講“三要三不要”， 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黨，有人不聽指揮，現在情況比較複雜，你們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壞。我很想知道是誰在分裂黨，是誰不聽指揮，又是誰在搞破 壞，好心中有數，以有利於防範。但長期以來做警衛工作養成的習慣，深知此時此刻不宜提出任何問題，重要的是做好應變準備。不過，顯而易見的是我們這次來杭 州，確與往日有很大的不同。杭州是毛主席常來的地方，毛主席每在杭州小住，對浙江省委、省公安廳的同誌不僅很尊重，很愛護，也很有好感。如今，那些他熟悉 的幹部都靠邊站了，整個杭州的警備大權，都是陳勵耘管著，而毛主席對這個陳勵耘不知為什麽，又很厭惡。（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汪東興也說，毛主席對陳勵耘表現出明顯的反感。 

陳勵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黨，曆任抗大九分校指導員，新四軍一師山炮營政委，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軍某師副政委、政委。能說會道，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有才華的師政委。1964年升任軍政委，與資曆相同的幹部比，他的提升是比較快的。（采訪陳勵耘筆記，1998年2月20日） 

毛 澤東到達杭州，陳勵耘等前去迎接，一走進車廂，陳勵耘就感覺到毛澤東的冷淡。當工作人員介紹他時，毛澤東說，廬山會議你們有什麽錯？聽說吳法憲找你們談 了，他搞的那一套，說不是有八個人嗎？毛澤東看著陳勵耘，又問道，其中有你一個，還有上海的王什麽（注：王維國）。陳勵耘一聽緊張起來，慌忙解釋，在廬 山，吳法憲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時，陰一句，陽一句，這個人說話不算數的。毛澤東聽後說，是啊，說話不準確！陳勵耘說，上山前不知道他們這些事。毛主席說， 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軍有，海軍有沒有？他們是不是內部有通知呀？陳勵耘望著毛澤東發怔，沒有回答。（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 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0-152頁）毛澤東突然離開杭州，沒有通知陳勵耘，他卻來了。到了車站後，他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裏有鬼，當時神情很不自然。（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7-188頁） 

可是，陳勵耘卻是另一種說法。 

毛主席和他們談了“摻沙子”、“挖牆腳”等， 其中一句話引起陳勵耘的注意。毛澤東說，林副主席要保。這就是說，林副主席犯了錯誤，不犯錯誤，何必保？但是，陳勵耘還不敢想兩個主席之間有矛盾，也沒有 想到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有錯誤。談話之後，毛澤東說，我打算在你們這裏休息幾天，你們歡迎不歡迎？陳勵耘說，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請主席下去休 息。毛澤東說，你們歡迎，我就去吧。毛澤東在杭州住了一個星期，走時陳勵耘去送，還有秘書王明鑫和警衛幹事孫世臣。陳勵耘回憶：我在車廂門口送主席。主席 上車時，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親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車後，汪東興、張耀祠還站在車廂門下站台上。汪招呼我過去，問，老陳，還有什麽事嗎？我們要走 了。我上去同他們握手，祝他們一路平安。他們上車，我看車子平安開 走了，鬆了一口氣。總而言之，沒有一點不正常。有人竟說我企圖帶槍接近毛主席，當時緊張得麵孔發白，手發抖，幸虧汪東興發現，把我的手抓住。又說我布置警衛處的人，在紅房子頂上安了機關槍。真不知是哪個的胡思亂想。（參見許寅《未被起訴的人——訪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載《“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413-415頁） 

毛澤東突然決定轉移專列 

從9月4日至9日，毛澤東又“閉門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這回有了動靜。 

9月6日，“那一夥人”得到了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開始瘋狂的策劃。9月8日上午，於新野從北京飛到上海。在機場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偉信，於新野匆匆說了幾句，現在形勢很緊張，我到上海先給王維國打了個招呼，下午18點多於新野坐車從上海到了杭州，21點多在醫院見到陳勵耘，追問毛澤東到底在杭州講了一些什麽。 

以 後經過偵察，陳勵耘並沒有泄露毛澤東的談話內容。王維國在法庭上隻承認於新野給他看了毛澤東南巡的講話紀錄，和陳勵耘一樣堅決不承認於新野講了暗殺的事。 現在看，林立果的暗殺這時還沒有開始商量。據汪東興後來了解到的情況，陳勵耘接待於新野的房子裏掛著一張毛主席像，他一看到毛主席像就發愁。（參見汪東興 《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8頁）九一三事件後馬上入獄的陳勵耘承認謀殺，後來翻供，說當時是為了保護軍裏的其它同誌，其實他根本不知道謀殺一事，沒有人對他講，他也沒有想謀殺毛主席。最後他被“免於起訴”。（采訪陳勵耘筆記，1998年2月20日） 

接 獲不同渠道反映的種種可疑情況，盡管隻是一些蛛絲馬跡，但已經讓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澤東感到來者不善。陳長江回憶：這次住在杭州，隨著時間的延續，毛主席的 情緒越來越不安。不知道他發現了什麽，還是怎麽了，他吃不下去飯，睡不著覺。見毛主席這樣，連我們也覺得不安，盡管並不理解這是為什麽。有天上午，毛主席 出來散步，依然是小商、小吳陪著。當時部隊正集合在禮堂門前一棵高大的樹下，由我講形勢和注意事項，講得最多的還是那個最為重要的話題，提高警惕，確保安 全。幹部戰士身著便服，在別的場合見到他們，你決不會以為他們是解放軍；但現在是集體活動，每人坐一個小馬紮，成排成列，聚精會神。盡管天氣很熱，他們仍 然服裝整齊。這時，毛主席來到我們隊前，大家熱烈鼓掌，我說，主 席，我們正在學習，講你說的那個“三要三不要”， 我講得不好，請主席給大家講一講吧。毛主席向大家擺了擺手，表示不講了，說，長江，你指揮大家唱《國際歌》吧。我這個人不擅長文藝，從來沒有指揮過。不知 什麽時候趕來的汪東興對我說，毛主席說了，你又是隊長，不指揮還行！我硬著頭皮指揮，開始還有些緊張，生怕指揮錯了，大家越唱越來勁，四五十人唱歌，比一 百多人的連隊唱得還響，我們一連唱了兩遍。毛主席很高興，說唱得不錯，再唱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完了我說，主席，你還有些什麽指示？毛主席揮了揮 手，你們的歌唱得很響，不僅要會唱，還要照著去做，一切行動聽指揮嘛。（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那麽，毛澤東是不是草木皆兵呢？ 

這次外出，毛澤東的活動範圍較廣，接觸的人也相當的多，其中有不少人還是林彪那一夥的。總之越到後來，毛澤東了解到的可疑情況也就越多，越覺得問題嚴重。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帶著“手令”飛回北京，於新野正和陳勵耘在醫院密談時，毛澤東當機立斷，下令專列從筧橋機場專線上轉移。 

汪東興問，向後（金華）還是向前（上海）？他建議轉移到杭州到寧波的一條支線上，離杭州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毛澤東同意，說那樣就可以少走回頭路了。（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4-185頁） 

陳 長江回憶：工作人員剛吃過夜餐，毛澤東突然叫小商，要他立即通知專列連夜轉移到杭州和上海之間紹興近旁的一個叉道上。當時以為我們的三個專列停在一個叉道 上，有人認識哪個是毛主席的車，停在那裏顯得目標過大，或是發現了什麽可疑的征候。當然，這都是我們的猜測分析，到底為什麽要連夜把專列調走？毛主席一直 沒有對任何人講過。（采訪八三四一部隊中隊長陳長江筆記，2004年4月6日） 

看來，這是個緩兵之計，容易讓“敵人”產生錯覺，毛澤東並沒有離開杭州的意思。 

汪 東興馬上布置，打電話給陳勵耘。秘書說陳政委不在，您有什麽事情跟我講。汪東興說，專列要轉移，這個事對你講，你能辦成嗎？能！你可以試著辦一下，不過還 是要找到陳政委。汪東興心裏打了個問號，這個時候，陳勵耘到哪裏去了？他對張耀祠說，天氣太熱，專列轉到新的地點後，給主車和餐車上麵搭個防曬的棚子。這 些情況，汪東興都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這個辦法好。（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5頁） 

是巧合嗎？此時林立果在北京商量杭州用轟炸機炸專列，汪東興接著要搭個防曬的棚子，是防曬嗎？是怕轟炸吧？怕轟炸機轟炸，把專列偽裝起來！此舉說明毛澤東對“那一夥人”的一舉一動明察秋毫！ 

汪東興認為，這時毛主席還不知道林彪的那個“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夥進行武裝政變的計劃。但是，毛主席憑著他多年高度的警覺性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在思想上、行動上已做了各種防範準備。不過汪東興也說了，毛澤東知道的比他多。試想如果毛澤東連轟炸專列都知道的話，怎麽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斷然下結論說毛澤東不知道。 

毛澤東不動聲色地采取了種種措施，果斷地擺脫“控製”。 

9月9日淩晨，專列轉移到靠近紹興的一條支線上。（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5頁） 

毛澤東突然離開杭州到上海 

9月10日吃過午飯，毛澤東突然對汪東興說，立即把專列調回來，馬上走，不要通知陳勵耘他們。毛澤東似乎知道陳勵耘的“活動”，對他分外警惕。汪東興說，不通知不行。為什麽呀？您不是一般人，來的時候都通知了，走時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還是要靠地方。毛澤東說，那就不讓陳勵耘上車來見，不要他送。汪東興說，那也不行，會打草驚蛇，是不是請南萍、陳勵耘……毛澤東打斷，還有一個，空五軍的軍長白宗善，這個人也請來。為什麽這次沒有請他見麵？毛澤東和白宗善握手時問他，你為什麽不來看我？陳勵耘趕快解釋，他那天值班。 

毛 澤東說，廬山問題不那麽好，但沒有廬山會議，也不會有現在的情況。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不徹底，還沒有總結。光開不到一百人的會議不行，軍隊還可擴大 到軍長、政委參加，地方也要有相當這一級的同誌參加。毛主席進一步談到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和陳伯達的問題。說廬山會議，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國家主席問 題，一個是天才問題。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出三個副詞，當時兵荒馬亂，那時還需要嘛。“九大”後就不同了，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那幾個副詞我圈掉過幾次了，“九大”的《黨章》草案上那三個副詞，我就圈去了。“九大”《黨章》已定了，你們為什麽不翻開看看？最後談到軍隊問題…… 

講 了那麽多，毛澤東卻沒有告訴他們，他馬上要走。汪東興回憶：在毛主席同浙江省及軍區負責人南萍、熊應堂、陳勵耘談話的一個多小時裏，我忙著調專列。當時我 也發現有些現象不正常。杭州我們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轉往上海。由於我們的行動非常快，使得陳勵耘和王維國等人措手不及。（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 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5-188頁） 

陳長江回憶：9月10日 這一天，就像往日一般，大家該做什麽做什麽，沒有任何特別的安排。這天上午，我們與住地的警衛營打了一場籃球友誼賽，天太熱，上場的隊員個個像水洗一樣， 中午又吃的是熱麵條，猶如火上澆油，戰士們剛換上的衣褲馬上濕淋淋的了。午飯後，大家都洗了衣服。中午剛過，毛主席突然說馬上就走，沒說去哪裏。剛洗的衣 服還在往下滴水，怎麽辦？我讓戰士用雨衣把濕衣服包起來，全部帶走。馬上登車，所帶東西包括廚具都裝上了車。我們並不明了真正的敵人是誰，在哪裏，但我們 很快進入狀態，做好了開行的準備。前衛車和後衛車的分隊人員提前行動，因為前衛車要提前幾分鍾開，控製車站進出口和登車地點，留下30多人隨我跟專列一起行動。毛主席乘一輛小轎車，由汪東興陪著，我和張耀祠坐車在前麵開路，警衛戰士乘一輛麵包車緊隨其後。由於毛主席是突然行動，我們又提前控製登車地點，因而從出發到登車都很順利。（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臨 走沒通知任何人，陳勵耘卻來了。據汪東興說，沒讓陳勵耘上專列，隻與他握了握手。陳勵耘問車開後，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實汪東興已經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 為陳勵耘在汪東興的屋子裏，汪東興躲到主席的房裏給王洪文打了一個電話。當然汪東興不能說他已經通知了，他讓陳勵耘打電話給王洪文或王維國，這兩個人都可 以，就說我們的車出發了，還是在那個支線上停住。後來汪東興核實，陳勵耘確實打電話通知了王洪文。（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 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8頁） 

13點40分，專列從紹興返回，14點50分抵達杭州。 

16點毛澤東的專列開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駛。 

18點10分，專列順利開進上海，停在虹橋機場附近的吳家花園專運站。但是，按照汪東興的說法，毛澤東專列是22點以前到的上海，路上走了五個多小時。（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8頁） 

在上海，毛澤東沒有離開專列一步 

此次南巡，情況最為複雜、最令人擔心的是上海這一站。 

張耀祠回憶：1970年 廬山會議性質是什麽，當時會上沒做結論。毛主席沿途打招呼，我們一直很緊張，對接近的人都很警惕。江青也想拉攏我們，我沒有對主席講，對總理和汪東興講 過。以後江青告狀，說八三四一部隊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主席說，（八三四一部隊）怎麽是林彪的人？林彪一個也沒帶走？如果是林彪的人，他為什麽還要成立 大小艦隊？（采訪中央警衛局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年2月18日） 

其 實江青不知道，在毛澤東眼中，警衛人員比他的兒女還要親。毛澤東生活中有兩個大難題，睡覺和大便。衛士按摩幫他解決睡覺，灌腸幫他解決便秘。每當衛士灌 腸，毛澤東總是很難為情，有一次對衛士李家驥說，家驥呀，我這個家和我本人都離不開你們，你們做了我的孩子都難以做到的事，要不然我就成了廢人，無法生活 和工作了。毛澤東曾對張耀祠等人說，你們對我比我的兒女對我都好。我們朝夕相處，你們比我和孩子的感情還要深。（李家驥回憶、楊慶旺整理《我做毛澤東衛士 十三年》，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394-395頁） 

確實是這樣，毛澤東南巡到南昌時，他的女兒李訥正在南昌附近的進賢縣五七幹校，但一直到毛澤東離開南昌，也沒有把會見女兒排上日程。李訥當上《解放軍報》總編組組長，北京市委副書記，毛澤東知道很生氣，一定要她下去勞動鍛煉。李訥和毛遠新被列入“九大”代表名單，毛澤東提筆圈掉，並指定從警衛部隊補選。一中隊副區隊長耿文喜成了“九大”代表。 

陳 長江回憶：中央警衛團幹部隊個個精選，除少數看家外，多數都隨主席南巡了。要是路途短，坐汽車人就多一點，帶路車前有吉普車，後衛還有大隊部。主席外出都 有一套方案，內衛是我們的，道路、山川是當地的。在哪一個省行走，由哪一個省負責，責任都在他頭上。要把橋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上警衛。專列一到上 海，汪東興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全撤到外圍去了，在專列的主車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的幹部隊，以防不測。（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上海安排好了住處，但毛澤東就住在專列上，準備隨時出發。 

陳長江回憶：往常毛主席到上海都要到市裏住幾天，這已經是20多年的習慣了。因此，我們按慣例做了下車的準備。列車停下來了，毛主席卻沒有下車，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黨政軍領導找到火車上來，或開會，或談話，記得到車上的有馬天水、王洪文等，毛主席與他們談了約一個多小時，這幾位就都回去了。我們在車上吃晚飯，並安排過夜。晚上21點 左右，汪東興把我們幾個包括秘書、衛士在內找到一起，拿個小本子，一頁一頁地翻著，有選擇地向我們傳達毛主席與上海領導人的談話內容。要求我們嚴密部署列 車周圍的警戒，重點部位要雙哨，幹部加強值班。根據汪東興的要求，我們一下加了五六個哨，還增設了一個由三人組成的巡邏哨，並讓哨兵佩帶了衝鋒槍。（參見 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 

汪東興回憶：在離專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橋機場的一個油庫，要是油庫著火了，我們的專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別派了兩個哨兵在那裏守衛。（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3頁）汪東興似乎已經了解到“那一夥人”要炸油庫，提前做了防範。 

看起來，毛澤東真正緊張是在9月8日，而這個時間正是林立果從北戴河坐飛機到達北京開始策劃“兩謀”。為什麽林立果9月8日晚飛回北京剛有“動作”，在杭州的毛澤東深夜也跟著“動作”了？ 林立果策劃在杭州轟炸專列和在上海引燃油庫，毛澤東馬上命令專列轉移紹興，並對專列進行防空偽裝，然後突然離開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專列上，準備隨時出 發。同時嚴密看守油庫。看！轟炸專列知道！燒油庫也知道！林立果計劃南飛廣州，立即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另立中央。而毛澤東偏偏讓廣州軍區也召開軍以上幹 部會議，傳達他的南巡講話。包括毛澤東對陳勵耘，對王維國的戒備等，是不是他心裏有一本賬呢？專列突然離開上海，毛澤東提前十幾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夥 的“上策”不攻自破，方寸大亂中拿出“中策”。調三叉戟飛往北戴河，同時北京準備機群，準備9月13日早晨逃往廣州。然而，當晚“中策”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下策”北飛蘇聯，最後機毀人亡。 

為什麽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風報信呢？ 

王洪文傳達，主席說“他們”要動手了 

9月10日中午，專列從杭州出發前，汪東興就打電話通知王洪文，叫他通知許世友來上海，越快越好，“客人”要 同他們談話。專列到達上海，汪東興下車去接，隻接到王洪文，許世友沒到。汪東興把王洪文領進車廂，毛澤東問，東興同誌打電話給你，要你通知許世友到上海 來，怎麽沒有見他來呀？王洪文說，電話我打了，南京說他可能下鄉了，正在設法與他聯係。毛澤東隻與王洪文說了幾句，說等許世友一塊談。 

王洪文馬上下車打電話，“客人”急著要見許世友，要他上午趕到，越快越好。（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2頁） 

此時是9月11日淩晨2點，許世友在揚州，連個準確地址也沒有。秘書急了，求助揚州市委，這才通知到。為了保密，上海沒有派專機，坐火車要七八個小時，再快也隻能下午才趕到。不知道許世友什麽時候回南京，能不能趕上車次。秘書趕快找作戰部派飛機。許世友9月11日9點15分回到南京，劈頭就問，飛機到了沒有？秘書說是值班飛機，許世友馬上批評，毛主席講話（8月31日）你也聽到了，怎麽還要值班飛機？許世友親自打電話問汪東興，確實沒有專機。上午10點，雖然天氣不好，但許世友還是坐值班飛機趕到上海，他交代隨行的秘書帶上小型電話保密機和獵槍。 

汪東興、王維國等到機場迎接。 

許世友一下飛機，汪東興就把他接走了。王維國想上專列，汪東興一擺手，沒讓他上。（參見李文卿著《近看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12頁）許世友問，主席下不下車？回答主席不下車。 

毛 澤東住在專列上，這時好像非常緊急，馬上開始與他們談話，簡要談了一個多小時。汪東興分析，一是毛澤東等得太久，二是毛澤東在南昌已經談過了。所以，汪東 興隻是簡單做了記錄。毛澤東問，許世友，你下鄉啦？去搞什麽呀？調查什麽問題呀？許世友說，我去看大別山附近的軍墾農場（實際上打獵去了）。毛澤東問，去 那麽遠了呀？許世友說，坐吉普車去的。毛澤東批評說，怎麽連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這個司令員隨便離開工作崗位，怎麽行呀？向誰請了假呀？要是萬一發生 問題，你怎麽樣辦呀？連南京軍區都找不著你！將來這樣的情況你要注意，告訴一下家裏嘛。許世友說，真對不起，我想主席還會在杭州住幾天，然後才能到我這 裏。我昨天夜裏12點多才回到南京（其實第二天上午9點 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沒打電話到上海。接著許世友為了打消毛澤東的疑心，匯報說，今年農業可能會大豐收，軍墾農場也不錯，莊稼長勢很好，豐收在望。 毛澤東說，那好嘛，你去看看農業也好嘛。許世友說，軍隊的情緒很好，也比較穩定，亂哄哄的情況也過去了。我帶著那些造反派遊過蘇北。毛澤東問，是不是都是 支持你的那一派？許世友說，我把兩派都帶上了。毛澤東再次強調，不能把領導機關搞亂了，更不能把軍隊搞亂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講了，要“高抬貴手”。許世友說，不會，我正在做他們的工作。毛澤東說，那好。 

王洪文埋怨許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15個 小時了。毛澤東馬上打斷，不要這樣，不要緊嘛。這段時間我們也休息一下，我們還是談正事。對廬山會議你們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決了問題呀？這個問 題怎麽解決呀？是不是能解決了呀？我認為犯點錯誤是不要緊的，有的屬於認識問題，現在有的同誌對有些問題還認識不到，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認識一點就 寫出來，以便改正錯誤。 

許世友說，廬山會議的問題，按毛主席的指示辦。毛澤東說，我有什麽指示呀？許世友說，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點意見》。毛澤東說，那個不是在後頭嗎？是你們犯了錯誤後，我想了五天才寫的。你們是什麽時候講的，是24、25、26日 三天嘛。許世友堅定地說，這個指示我擁護，我就是按您的意見辦的。毛澤東說，不見得吧，我那個意見你學了沒有？我那個意見上說，什麽叫唯心論，什麽叫唯物 論，你講一講，我聽聽！許世友哈哈笑起來。毛澤東說，你不是說執行我的那個指示嗎？我要你們學習，你們又不動，人家要搞那個“論天才”，找了幾條稱天才的語錄，你找到了嗎？ 

王洪文看許世友沒再說什麽，就開始匯報。 

毛澤東再一次點了林彪問題的實質，接著又重複講到黨內曆次路線鬥爭。 

但顯然，毛澤東有些心不在焉。11點多，毛澤東說，我今天不留你們吃飯了。王洪文你請客，陪陪這位老將軍喝幾杯酒，你們都去，我在這裏等候你們。許世友熱情拉汪東興一起去，汪東興謝絕了。 

王維國一直在休息室等著。王洪文把他拉上車，和毛澤東在車廂門口握了一下手。毛澤東對王維國非常冷淡，連話也沒有講。1971年2月毛澤東到蘇州，林彪去看望，王維國也去了。毛澤東說，哦，王維國，清朝有一個學術權威王國維。那時毛澤東對王維國印象還好。 

送走他們，毛澤東立即對汪東興說，他們走了沒有？我們走！ 

汪東興問，不通知他們了吧？ 

不通知，誰也不通知！馬上開車。 

汪東興立即發了前衛車，13點12分，專列悄悄離開上海。（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2-168頁） 

本來許世友想到南京軍區設在上海的延安飯店吃飯，王洪文請客，說錦江飯店準備好了。這時鄭長華（空四軍軍長）趕到了，王洪文問是不是叫王維國和鄭長華，許世友表示同意。這樣王維國也就一起去了。馬天水等人已經在那裏等了好長時間，12點30分飯才上桌，許世友一個勁兒嚷嚷餓。飯桌上非常沉悶，平時七八瓶茅台酒還不夠，今天一瓶也沒有喝完。正吃著，王洪文接到機場保衛人員的電話，說專列走了。許世友說，哎呀怎麽走了？王洪文說，既然走了，我們還是吃飯吧。 

許世友已經沒心思吃了，匆匆結束飯局。 

15點多許世友乘飛機趕回南京，16點15分他趕回中山陵8號的家中。因為在上海談話中毛澤東說他光抓“黑”（煤炭），不抓“紅”（政治），他急於證明自己還是努力抓“紅”的，拿上他學習《國家與革命》的心得體會和一包關於“516”的情況報告，就去了南京火車站。李文卿（許世友的秘書）認為，許世友急著回南京，是想再見毛澤東一麵，似乎還想談什麽。（參見李文卿著《近看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14頁） 

王洪文跟著許世友來到南京。 

專列開得很快，18點35分抵達南京下關車站。 

陳 長江回憶：專車一停，我見許司令員已在車站迎候了，再次問主席下不下車。這時正是吃晚飯的時間，我進了主席房間，見他仍在聚精會神看文件。我說主席，許司 令員在下邊，他說要來看一看你。主席已經一天一夜沒有睡覺了，還在那裏看文件，說上午見過了，也都談了，不見了，請他回去休息吧。（采訪八三四一部隊中隊 長陳長江筆記，2004年4月6日）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說不見，什麽人都不見了，我要休息。許世友把帶來的材料交給我，請我轉交。我們的專列在南京站加煤加水和檢修，僅用了15分鍾，便又啟動了。隻見許世友還站在那裏，向列車揮手告別。（采訪中央警衛局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年2月18日） 

許 世友在上海與毛澤東告別時，說請主席放心，南京軍區全體指揮員聽黨中央的指揮，我們已經做了安排，有了準備。他向蕭永銀（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布 置，從現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鐵路要派軍隊巡邏，特別是沿線的涵洞，更要加強戒備，防止有人破壞（連林立果一夥議論炸橋也得知了）。 

9月12日整整一天，許世友哪裏也沒去，門關得緊緊的，守著電話一動不動。在秘書眼中，好像他預感到有大事要發生。一夜“安靜”，9月13日早晨5點，周恩來打來電話，要求加密。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來說，就這樣吧，廬山上第一個發言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跑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戰備。怕許世友反應不過來，周恩來又補了一句，“老病號”跑了。許世友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預料。韓先楚卻一時沒明白周恩來說的“老病號”是誰，周恩來又說，就是第二個張國燾嘛，韓先楚還不大明白。他哪裏想到林彪會跑啊。 

許世友馬上按軍委命令布置一級戰備，派陸軍看住戰區內所有的飛機和艦艇。艦艇不怕，一個人開不跑，飛機就不行了，一個人可以把飛機開上天，許世友下令把卡車開上跑道。（參見李文卿著《近看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15-218頁） 

第十二章 紅色拉鏈本 

《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如何發現的 

《五七一工程紀要》草稿（沒有發現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後上交的。 

王蘭義回憶：林立果一夥幾次到空軍學院“秘密據點”活動。他們來，有時說，有時不說，時間也不定。有時連續三五天在裏邊，有時十多天，通常是上午8點左右來，晚上22點離開。除了這最後一次，他們從來不在這住，也不放東西。隻有我們幾個負責夥食和打掃衛生的接待小組成員能進到樓裏，但對樓裏的活動無權過問，並且要絕對保密。因為規定隻要他們在，我們不能進屋。晚上人走樓空，才能進去打掃衛生。除最後一次，中間幾次我印象都不深。8月 底，程洪珍打來電話，說要準備一個星期的東西，吃的用的，衛生也別打掃了。雖然每次都是他們走了以後小牛才打掃衛生，但以前打掃衛生時碰見過他們。程洪珍 強調報紙放到門口，有事打電話找你，沒事別來。報紙過去都是送進去，現在要放在門口，那就放在門口吧。這中間，他們隻要過一次飯，再沒找過。這時候剛來好 多學員，而且快到國慶節了，我要組織國慶遊行，非常忙。我交代小牛把東西準備好，別的也沒管，隻有每天的報紙由我送。報紙是公用報紙，他們來了，從公用報 紙抽出《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參考消息》給他們，我下班騎自行車路過小樓，就順手放在台階上。 

9月12日我忙完中午那一頓飯後，並沒有覺得異常。17點 多，將軍樓還剩下一些人，劉沛豐打電話，要馬上準備晚飯，簡單點，要快，不用送來，我們到食堂吃。以前從來沒有這麽說過。來吃飯的有四五個人，還有鄭興和 （空軍司令部軍務部裝備處處長）、王琢（空軍司令部汽車隊隊長）等，非讓我陪他們吃飯。我推脫不過，和他們一起去食堂。飯吃得很快，我發現他們有些緊張， 出門還不放心，左右看，問我有站崗的沒有。我說以前是司令部警衛連站崗，9月12日這天撤了，換成空軍學院的戰士站崗。把他們送回將軍樓，我站在門口，沒進去，劉沛豐說（照相機的）三角架壞了，我說我找人來修一下，他說不用，我就走了。 

從那時起再沒有接到電話。這夥人來去無蹤，過去也常有。9月13日上午，我帶學員到房山東方紅煉油廠參觀一天。下午回來我先到辦公室，看沒什麽事，取了當天的報紙，用石塊壓在門口台階上。9月14日19點30分，我再去送報紙，看見昨天的報紙還在原地。樓裏黑黑的，樓門露出一條縫，不知9月13日那天是不是也這樣虛掩著，是不是人走了？我又去看車庫門，也沒鎖，我輕輕拉開車庫門，裏麵的救護車不見了，外麵卻停著幾輛小汽車，車鑰匙還在車上插著。萬一什麽人闖進來怎麽辦？我圍著將軍樓轉了兩圈，反複權衡，最後認為保守秘密最重要，我把樓門鎖上，然後去辦公室上班。22點從辦公室回家，又到將軍樓轉了一圈，還是無聲無息。9月15日白天，我有事外出，19點30分又去送報紙，還是昨天的場景。這夥人至少兩天沒回來，是否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我考慮再三，還是決定進去看看。 

拉開門，惡臭撲麵而來。 

我心裏緊張，是不是死了人了？我經曆過洛陽解放，那時死人成堆，來不及掩埋，所以我聞過死人味。我趕快打開燈，先找臭味出自哪裏。屋裏亂糟糟，食品架上放著9月12日 中午的飯菜，基本沒動，旁邊還用紅筆寫著紙條，請勿動。正是大熱天，魚長了一兩寸的毛，滿屋臭味就是從這裏散發出來的。靠近門口，有幾張零星的沒有字的白 紙。還堆著一些紙箱，裏麵裝滿水果和糖果，像是準備運走。再往裏走，原來廚房燒過紙，鍋台上一堆紙灰，一邊還散亂放著一些沒有燒盡的空白筆記本。 

我又到前邊的將軍樓，這裏的紙灰更多。好大的一堆灰，不僅夥房間的鍋台上下堆滿了，整個牆都黑了，其它房間也滿地紙灰，紙灰堆裏還扔著三個沒有燒掉的避孕套……像被搶劫過一樣，這都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過去人走樓空，屋裏幹幹淨淨，這回搞什麽名堂？這亂糟糟的一切使我得出結論，這夥人離開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來了。 

我 又第二次回到前邊的將軍樓。一進門是個小廳，中間放著一個茶幾，周圍一圈沙發。第一次進來時我注意過茶幾上有幾個本子，因為隻顧尋找臭味，沒顧上翻看。這 回我拿起來看了看。當然我怕弄上手印，小心翻開，《五七一工程紀要》，目錄一直寫到底，背麵還有。字很正規，用黑墨寫的。我再翻，沒了，白紙，還是白紙， 其實這是活頁，後麵還有正文。我以為沒了，所以我從始至終沒有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正文。正因為我始終沒有看過正文，所以我也沒有在意，認為是軍事戰略工程、技術革新一類。專案組非說我知道，說我是江田島精神。我沒聽懂，什麽江騰蛟精神？還有江騰蛟精神？ 

除了這個紅色拉鏈本，旁邊還有一本《英語》課本，一本《格瓦拉日記》，一個日本進口的空白筆記本。旁邊還放著一個開著口的大包，像是要把這些本子裝走（偽裝得多麽好）。 

我 立即鎖上門，回到辦公室，向副政委王治鬆匯報。他和政治處主任高文勇負責將軍樓。王治鬆說，我正在開會，你馬上回去，叫接待小組去整理房間。我領著接待小 組察看了一遍，剛開始打掃，王治鬆和高文勇來了。我又帶著他們看了一圈。然後我繼續去收拾房間，他們倆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好奇地翻看拉鏈本（因為隻有拉鏈 本寫了一些文字）。我回來，也坐到沙發上，我們商量了一下，應該打個電話。先找於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還是不在。怎麽誰也找不到了？最後找到劉世英 （空軍司辦副主任），他冷冷地說，等他們回來再說吧。 

王治鬆把紅色拉鏈本放回原處，丟了怎麽辦？又和報紙放在一起。 

小汽車上的車鑰匙也拔了下來，放在茶幾上。 

我們離開時，已經是夜裏1點了。 

天快亮時，王治鬆打電話，叫我到將軍樓去，把車鑰匙放回車上，“本子”拿出來。我是做具體工作的，王副政委不知道，劉保文臨走向我交代任務時說，他們不在，小樓裏麵的東西，不準動。聽我這麽一說，王治鬆沒有再堅持，我隻是去把車鑰匙又放回車上，沒拿“本子”。 

9月15日 晚上，我去空軍司令部參加行政負責人的會議。以前開會，會前都是有說有笑，而這次誰都不吭聲，熟人見麵也不打招呼，我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知道，很多人已經 知道九一三事件了。會議規定，派車要經過單位行政領導批準，以前派車我派就可以了。還要求清查人，要嚴格請假外出。我打電話給政委，晚上開常委會傳達。晚 上我到辦公大樓門口，高文勇在等我，對我說：給你說個事，現在馬上叫小牛把本子拿出來放起來。昨天王治鬆叫我拿，我沒拿，現在又叫我拿，我以為他們研究 了，這次我沒有頂。高文勇特別強調，你別去拿，叫小牛去，別開燈，讓他拿來交給你。我打電話讓小牛去拿“本子”，讓他用紙袋裝起來，交給我，我不在交給處長張凡。我和張凡都是一派，沒參加造反，關係比較好。等我開完會回到辦公室，張凡說，小牛交給我一袋東西。我說我知道，你放在文件櫃裏，然後我就回家了。 

9月16日晚上，還是半夜。張凡總值班，給我打電話，北京衛戍區來了一個副司令員，帶一個師長和一部分衛戍區部隊，在我這，總理派他們來的，要看看小樓，怎麽辦？因為小樓由我負責，雖然我是副處長，張凡還是要“請示”我，我一聽總理派來的人，就說去看吧，鑰匙在小牛那裏，叫小牛送去。衛戍區部隊當天沒有走，就住在將軍樓前麵的9號樓，兩座將軍樓由他們負責警衛。 

因為那個紅色拉鏈本已經被拿出來了，所以衛戍區部隊進小樓沒有看到。 

國慶節前我很忙，也沒有人再和我聯係。雖然我沒有看“本子”的內容，但張凡、王治鬆、高文勇他們看了，很緊張。輪到我總值班那天，張凡來電話，說最近我老在想一個事，我看了一下那個“本子”，裏麵寫的“五七一”，是不是“武裝起義”？我馬上說，你瞎說什麽呀。張凡說，王治鬆講，誰讓把“本子”拿出來的？誰拿誰負責。我說，怎麽這麽說？誰讓拿？就是他最早讓拿的，有什麽了不起。十一那天我在南門替戰士站崗。政治處主任高文勇給我打電話，叫我到辦公室來一趟。我找別人代班，去了。我挺生氣，什麽事？高文勇說，我考慮最大的事是那個“本子”，那個“本子”要出事。我覺得沒什麽。高文勇說，我想，如果將來有人查問“本子”，你就說你要拿的。也別說我叫你拿的，也別說小牛進去拿的，也別說張凡保存過。高文勇問，現在本子在哪？我說在張處長那裏保管。高文勇說，你去拿回來，就說你去拿，你保管。他們問，你一口咬定是你拿的，他們也沒辦法。我很不高興，說好吧。但心裏想，怎麽這樣？到時再說。 

我去找張凡，讓他把“本子”給我。張凡也有點緊張，趕快給了我。我原封不動地放在辦公室的文件櫃裏。我又沒有保險櫃，文件櫃沒有鎖，我的辦公室戰士都可以進，不保險。於是，我把“本子”拿到我家，鎖進皮箱裏。 

這個小小的“本子”成了“大包袱”。 

10月5日晚，李德生來傳達中央57號文件，“叛國”？“謀害”？“南逃”？我懵了，哎呀，糟了！第一個感覺是半輩子沒犯錯誤，這回陷進去了。聽完報告，空軍政委王輝球把處以上幹部留下，點了王治鬆、高文勇他們三個人，讓他們主動揭發林立果在空軍學院的活動，沒提到我。會後我馬上向殷古風（空軍學院政委）詳細談了接觸將軍樓以及拿“本子”的過程。我從家裏把本子取來交給他，希望馬上報告中央。 

10月7日半夜，安平（時任空軍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主任）和殷古風叫我到辦公樓。門口備好了車，把我送到空軍大院。空軍“五人小組”找我談話，說總理打電話來，總理看到了那個“本子”， 叫我們找你談一談。相信你，叫你放心，不要有顧慮。交上來是個好事，你馬上寫個材料，怎麽發現的，怎麽保存的。當時王輝球（時任空軍政委）問我什麽職務， 我說我是行政處副處長。王輝球問，什麽行政處？他們自己搞的。我當時很不滿意，怎麽是自己搞的，空軍黨委辦公室宣布的嘛。 

空軍“五人小組”讓我馬上回去寫，夜裏2點我回到辦公室，一直寫到第二天早晨8點。我眼睛近視，字寫得很大，寫了厚厚一摞，沒有底稿。9點交上去。（采訪王蘭義筆記2005年12月13日） 

10月8日19點30分，空軍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主任安平、殷古風寫了一封信給空軍政委王輝球和副司令員曹裏懷，送去關於王蘭義收存和上繳的叛國分子林立果的筆記本、調查報告一份，並附有王蘭義本人的交代和揭發材料。 

10月9日，九一三事件過去26天， 這個本子連同王蘭義寫的材料，經李德生呈報周恩來。李德生回憶：我看了發現，內容是惡毒攻擊毛主席，準備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計劃。但是看不出是什麽時 候，是怎麽寫出來的。我派人提審李偉信，才知道這是《五七一工程計劃》。毛主席看後，認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這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發政治局各同誌閱”。（《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429頁） 

周恩來指示，要好好保護上交拉鏈本的人。 

王蘭義回憶：真是好好“保護”了。第二天，我就被關起來了，一關五年。先在空軍學院辦“學習班”， 又被轉到開封關了一年。其實關進去十多天我就沒什麽可說的了，但專案組不相信我說的，非要說我是反革命，死也要保他們，說手銬腳銬隨時都可以給你戴上。那 三個人（王治鬆、高文勇、牛占景）也被關起來了。很長一段時間專案組也不露麵。我每天隻能看毛主席的《別了，司徒雷登》、《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南京政 府向何處去》。 

1973年4月， 李德生半夜突然把我叫到京西賓館，很客氣，說你們有功，向中央提供了情況，做了件大好事。你們放心，中央認為你們不是他們的人。李德生問我現在正在幹什 麽，我說我正在隔離審查，每天看毛著，看報。李德生說，鄧小平的文件看了沒有？我說沒看。李德生對專案組說，鄧小平都要出來工作了。中央文件還要讓他們 看，叫他們幾個人在一起，湊一湊情況，就完事了。但我們還是照樣關著，一個一個審，一個一個放，我們四個人關的時間最長。王平水（空軍政治部副主任）把我 叫到辦公室，稱我王蘭義同誌。我心裏好激動，當了四年多“敵人”，第一次有人稱“同誌”。 

那時我們每天向戰士匯報，學了沒有，什麽想法，記錄幾句話。半年時間，一直想讓我承認“兩謀”（注：謀殺毛澤東、南逃廣州）。你怎麽能不知道？誰相信你沒看過五七一工程？為什麽不把“本子”交 上去？審查不出來，就逼，人家都完事，解脫了，隻有我通不過。專案組說別再傻了，就你一個人了。放風時碰到王治鬆，也勸我，你編一個就算了。專案組說好幾 個副參謀長、副主任都檢討了。讓我看白雲（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任學耀（空軍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的檢討，說人家都承認上賊船了，你連上賊船都不承認，頑 固到底。我說你無限上綱，我怎麽能承認？我就是幹日常工作，我自己對自己最了解，對得起黨，對得起自己。這樣又關了我一年多，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才放我回北京。結論是前兩年的結論，黨內警告，複員回原籍，派人到原籍給我整理房子。 

我 家屬沒工作，一直有病，孩子也在北京工作，我帶家屬回老家，兩個重病人不是送死嗎？退休人員有文件，我符合就地安置的條件。人家說，涉案人員一律不許留在 北京。我說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麽不能留在北京？北京有這麽多的老百姓。我一直不服氣，越頂越吃虧。關了那麽長的時間，我的身體也不行了，視神經萎縮，雙眼 幾乎失明。從1973年 開始，脊椎炎造成兩條腿癱瘓，走路隻能挪著走。病耽誤了，處於那種情況，也沒法治。我說我沒有工作能力，要求治好病再說。我知道周總理的指示：王蘭義交出 《五七一工程紀要》，說明他不是他們的人，對他不能給處分，不予追究，安排工作。我一直堅持，寫信到空軍，不行，又寫給中央，要求落實總理指示。人家要我 拿文字材料來，我說我沒有見到正式文件，但空軍政委高厚良都說過這個。單位也有不少人支持我，說我們給你派車，你去闖李德生家。以後突然來個通知，重新修 改我的結論：你向中央提供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對全黨認識林彪麵目，提供了有力物證，是有功的。到1989年5月，中央批下來，恢複我團職，級別動了一級，在北京安置。雖然還不算徹底解決，但我不再計較了。（采訪王蘭義筆記，2005年12月13日） 

為什麽這麽重要的文件放在茶幾上 

王蘭義發現的這個紅色拉鏈本，經李偉信、程洪珍、劉世英識別，並同於新野的其它筆跡對照，認為這是於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原稿。用鉛筆編了頁碼，從第1頁到24頁，中間缺第8頁，可能是編頁碼時出了錯。（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10月，650頁注） 

1980年10月13日，李偉信在法庭交代：《五七一工程紀要》寫好後，我沒有見過。但是於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誇耀自己說，林立果把“計劃”及一本我最近摘錄的關於武裝起義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長（林彪）和主任（葉群）那裏。（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01頁） 

這裏有個疑點：一般說，既然是草稿，就應該隻有一份。要是按李偉信的說法，《五七一工程紀要》應該在北戴河，為什麽這個“本子”卻出現在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的茶幾上？是不是還有一個“副本”？可是北戴河的所有文件都沒有被帶走，全留在了北戴河。為什麽沒有發現“副本”呢？這說明，隻有這一個“本子”。那麽，北戴河的“本子”怎麽出現在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呢？而且“赤裸裸”地放在李偉信善後的屋子裏，這如何解釋？來不及燒掉嗎？粗心嗎？於新野帶到直升機上大批的文件，遠沒有這個本子重要的別的筆記本帶走了，為什麽這個本子卻拉下了？非常奇怪！事情還沒有到火燒眉毛嘛，為什麽這麽重要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卻放在桌子上，難道怕別人發現不了嗎？ 

林立果臨去北戴河前，讓李偉信和王永奎（情報部技術處副處長）把東西收拾一下，空軍學院、西郊機場兩個“秘密據點”的各種機器、器材能帶走的帶走，文件、報刊、書信、材料等能帶的也帶，不能帶走的就燒掉。9月12日傍晚，李偉信和王永奎將器材全部裝箱，然後翻箱倒櫃，大大小小的箱子，東一堆西一堆，到處是散亂的紙片，濃煙滾滾。信和港刊等都統統燒掉了，空白的筆記本和幾包避孕套也扔到火裏，燒不著，又趕快丟進下水道。收拾差不多了，22點多，李偉信開著“嘎斯”69到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接他弟弟李偉軍和王維國的兒子王大璋。在車上李偉信說，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為我聲張正義，王大璋非常驚訝。23點，到空軍學院將軍樓，王大璋站在後門外，往房子裏望，全是紙箱，還有幾個手提箱。後門外還有個卡車，上麵裝了大半車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為見過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飯，王大璋認定是林立果的東西。 

李偉信打電話讓王琢（空軍司令部汽車隊隊長）把大卡車轉移到北郊二高專7號樓的“秘密據點”。過了20分鍾，李偉信叫王大璋上樓幫忙。二樓有個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龍蚊帳，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處。他們要他把壁櫃撬開，看看裏麵有什麽，壁櫃裏隻有一個餅幹盒。隔壁房間有很多錄音帶，李偉信正在退磁，說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幹淨。他叫王大璋把那邊地毯上的木頭渣弄到樓下。一直到9月13日 淩晨零點左右，李偉信和李偉軍才從樓上下來。李偉信對李偉軍說，你和王大璋還是到剛才的地方（東交民巷）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電話，你們就直接去機場，接 不到電話，你們自己想辦法回上海。回到東交民巷，電話鈴響了幾次，都是李偉軍接的。但第二天卻不見李偉信的電話，他們就坐火車回到上海。 

在這個“據點”裏，最後離開的是周宇馳、於新野和李偉信。但在於新野和周宇馳來之前，李偉信把到廣州的人都打發走了，他弟弟李偉軍和王大璋也被打發走了，隻有李偉信一個人最後收拾殘局。（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98頁）燒了那麽多東西，而且前麵的小樓比後麵的小樓燒得更多，更徹底，為什麽寫有《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這麽重要的本子卻完整無缺，擺在如此顯著的位置，生怕別人看不到？怎麽可能“漏掉”這麽重要的本子？ 

當然，如此重要的“本子”，總不能從天上掉下來吧？ 

還有一個疑點：這個時候一分一秒都很寶貴，為什麽李偉信還專門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沒讓他幹什麽，倒好像讓王大璋給他作證似的。 

空軍有25人被認為是林立果“小艦隊”的人，關在秦城監獄。這些人中，李偉信、劉世英等人比較合作，特別是李偉信，積極認罪，態度誠懇，和盤托出。他們的供詞成為查清“小艦隊”犯罪事實的第一批有力證據。（鹿音、赤男《秘密審判林彪“小艦隊”內幕》，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11期） 

《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如何出籠的 

林立果來到上海，王維國派李偉信接待，以後李偉信跟林立果到了北京，成了心腹。林立果和周宇馳、於新野在杭州密談，一共開了六次“兩謀”的會，每次李偉信都在門口侍候。1971年3月18日至24日，林立果和周宇馳、於新野在上海巨鹿路空軍招待所密謀“五七一”的具體計劃。李偉信除中間有事離開過幾次，一直守在門口。 

李偉信沒有參加討論，他在門口轉來轉去，倒個水什麽的。因為李偉信與空軍機關很少接觸，王飛（空軍副參謀長兼司辦主任）曾問這是什麽人？周宇馳說，這是李偉信，搞錄相技術的。（采訪王飛筆記1998年4月2日） 

王蘭義回憶：1971年9月12日那天來的人中，李偉信過去沒見過。（采訪王蘭義筆記，2005年12月13日） 

李偉信在法庭上交代：3月18日，林立果和於新野從杭州到上海。當晚，林立果在臥室對我和於新野說，根據目前形勢，要設想一個政變計劃。他要立即把周宇馳從北京叫來商量，同時叫於新野暫不要回北京，主要處理這件事。林立果接著說：剛才已經把我們在杭州研究的情況，給“子爵號”（注：林立果給葉群起的代號，英國一種飛機的名字）說了一下，她說在上海要隱蔽、安全。3月20日， 周宇馳到上海。當晚，林立果和周宇馳密談後，叫於新野也去。第二天，開始他們商量，後來叫我也去了。林立果說，這件事與首長談過，首長叫先搞個計劃。目前 從各地區的實力看，首長講話還有一定作用。從全國範圍看，首長的權力、勢力目前占絕對優勢，是一邊倒的，所以現在是最好的時機。但是，這種優勢有可能逐漸 削減，張春橋、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發展。因為“九大”以後全國局勢基本穩定，在和平時期，文人的力量勢必要發展。從事物的發展規律來說，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轉化，這叫交叉發展規律。B-52（毛澤東）一貫這樣，一會兒用這邊力量，一會兒用那邊力量，這樣可以保持平衡。目前發展趨勢是用張春橋，由張春橋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們研究了林彪的“接班”問題，認為有三種可能，和平過渡，被人搶班，自己提前搶班。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馳說，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時間還會更短。林立果說，五六年還接不上班呢？B-52的身體還能支撐一段時間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變化也很大，很難說“首長”的地位還一定能保得住，當然和平過渡的辦法最好。周宇馳認為，目前情況看，首長被趕下台，被人搶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碼三年以後。林立果認為很難說，B-52威信高，他要誰倒還不是一句話，“首長”隨時都有可能被趕下台。於新野說，這可能不那麽容易，首長是他樹起來的。林立果說，劉少奇還不是他樹起來的？“提前搶班”有兩個辦法，或是把張春橋一夥搞掉，保持“首長”的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或是直接謀害B-52。但B-52威信高，以後政治上不好收拾，盡可能不這樣幹。他們商定，先做兩件事，寫個計劃，讓空四軍組建一個“教導隊”。爭取“和平過渡”，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最後又討論了武裝政變計劃的名稱。林立果說，我看就叫“五七一工程” （武裝起義的諧音）。 

李偉信回憶：林立果談到3月16日 的上海《文匯報》，他認為那上麵的文章有來頭，應該看成信號，是輿論準備。通過這些談話，我得出一個明確印象，林立果認為林彪隨時可能被趕下台，因此竭力 主張加緊策劃叛亂，提前搶班，一是把文人勢力搞掉，以保證林彪的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第二是直接危害毛主席。周宇馳說，如果一定要這樣做，也可以想辦 法，例如，把B-52軟 禁起來談判，也可以在謀害後嫁禍於人，找幾個人替死。那時反正首長掌權，有關事後的處理問題，首長可以出來說話。林立果一夥還密謀，必要時利用可以調動的 部隊，控製上海，然後串連全國力量發表支持聲明，逼中央表態。如有人出兵幹涉，便保衛上海，形成對峙，再談判。最壞的打算上山打遊擊，先往浙江方向。目前 先做兩件工作，第一個是計劃，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讓於新野拉成條文。第二件事是組建一支武裝，林立果說，以培養基層幹部的名義，搞一個100人左右的教導隊，要精幹，多配汽車和好槍，增加機動能力，軍事上多學幾手。確定“教導隊”由“上海小組”來抓。 

1971年4月9日，“教導隊”正式成立。隊員都是精心挑選，除了政治條件，身體要求也很嚴，身高1米7上 下，為了保密，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來的，高幹子弟或與高幹子弟有聯係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一律不要。並規定，正副班長、區隊長和隊幹部，都要 審批。武器裝備也非一般，每人配一長一短（步槍或衝鋒槍和手槍），每班一挺機槍，每個區隊一輛卡車，另外還配了兩輛吉普車和三輛摩托車，供訓練用，準備逐 步裝備一個摩托車隊。不僅進行一般的戰術技術訓練，還要求會駕駛各種車輛，學會登高，打巷戰，並秘密進行了格鬥訓練。（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 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7-200頁） 

《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內容 

負責九一三專案的紀登奎認為《五七一工程紀要》裏麵很多是罵毛主席的，不能印發。毛澤東說，這一件最重要，必須下發。（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44頁）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印發《五七一工程紀要》。《通知》說：這個《紀要》證明，林彪一夥發動這次反革命政變是早有預謀的。現將這個反革命政變綱領的全文及原件影印本編號發給你們，供你們閱讀參考。（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649頁） 

3月22至24日，於新野執筆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分九個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條件；時機；力量；口號和綱領；實施要點；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紀律。 

──可能性，9·2（注：九屆二中全會）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矛盾尖銳，左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1、一切政治危機正在醞釀；2、奪權正在進行；3、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4、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的和平演變式的政變；5、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6、他們故伎重演；7、政權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8、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9、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就會落在別人頭上。 

——我方力量，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在全國，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蓬勃。革命的領導權落到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在中國未來這場政治革命中，我們“艦隊”采取什麽態度？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革命的領導權曆史地落在我們“艦隊”頭上。和國外“五七一”相比，我們的準備和經驗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年蘇維埃也不算小。地理回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兩種可能性：全國奪取政權；割據局麵。 

——必要性、必然性。B-52好 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製人，軍事行動上先發製人。我國社會主義製度正在受到 嚴重威脅，筆杆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的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 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 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的家長製生活。當然，我們不否認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曆史上曾 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曆 史地走向反麵，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曆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 本條件，有利條件：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鉤心鬥角、幾乎白熱化。軍隊受壓，軍心不 （穩），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麵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 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配），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 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國外矛盾激化，中蘇對立。整蘇聯。我們的行 動會得到蘇聯支持。最重要的條件：我們有首長的威望、權力和聯合艦隊的力量。從自然條件講，國土遼闊、回旋力量大，加之空軍機動性強，有利於突襲、串聯、 轉移，甚至於撤退。困難：目前我們力量準備還不足，群眾對B-52的個人迷信很深，由於B-52分而治之，軍隊內部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的力量。B-52身（深）居簡出，行動相當鬼（詭）窄（詐），戒備森嚴，給我們行動帶來一定的困難。 

——時 機。敵我雙方騎虎難下，目前表麵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隻要他們上台，我們就要下台， 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戰略上兩種時機，一種是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吃掉我們 的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有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戰術上兩種時機和手段，B-52在我手中，敵主力艦均在我手心之中。屬於自投羅網式，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先斬局部爪牙，既成事實，逼迫B-52就範。 

——逼宮形式，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五四三（一種武器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 

——基 本力量和可借用的力量。基本力量，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掌握的四、五軍，骨幹力量，九師、十八師、 二十一坦克團、民航、三十四師。借用力量，國內二十軍、三十八軍、黃（永勝）軍委辦事組、國防科委、廣州、成都、武漢、江西、濟南、福州、新疆、西安。社 會力量，農民、紅衛兵、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工人。國外蘇聯（秘密談判），美國（中美談判），借蘇聯力量鉗製國內外其它各種力量，暫時核保護傘。 

——動員群眾口號、綱領，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對外：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揮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 封建專製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因此，各區、 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準串聯。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帥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 

——實施要點，三個階段，第一、準備階段，1、計劃；2、力量，指揮班子江、王、陳。兩套警衛處，公開的李鬆亭。秘密的上海小組負責新華教導隊、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麵訓練）、南京直屬師（十師）的工作，周建平（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負責爭取二十軍（江王陳），擴大艦隊，加速根據地建設（京滬杭蜀穗）。3、物質準備，武器領、自造。通信器材（包括01工程，專門設計的一種收發報機）。4、情報保障，掌握三個環節，搜集、分析、上報。 

第二階段實施階段，奇襲式，一個先聯後斬，上麵串聯好，然後奇襲；一個先斬後聯；一個上下同時進行。一定要把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總的兩條：一是奇襲；二是一旦進行開始，堅持到底。第三階段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奪取全部政權。1、軍事上首先鞏固陣地，盡力堅守上海，占領電台、電信局、交通，把上海與外界的聯係卡斷。力爭南京方麵中立，但做好防禦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運。2、政治上采取進攻，上麵攤牌，掌握輿論工具，開展政治攻勢。3、組織上擴大，迅速擴軍，四方聯係政策和策略，打著B-52的旗號，打擊B-52的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緩和群眾的輿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B-52及 其一小撮獨裁者。我們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數）保護（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獨裁者及其身邊的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各個 擊破。他們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他們這樣做，他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 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統 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從幾十年的曆史看，究竟有哪一個開始被他捧起來的 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 始 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 人的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 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過去對B-52宣傳，有的是出於曆史需要，有的出於顧全民族統一、團結的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之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有的不了解他的內情。對於這些同誌，我們都給予曆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B-52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紀律，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準不準向任何人透露。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責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製裁……（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649-657頁） 

“五七一工程”是誰的“傑作”？ 

林立果一個小毛孩子能想得出來嗎？研究者認為裏麵有些話明顯幼稚，有些話卻老謀深算（有些話和思想是林彪的，比如“絞肉機”）。林立果初出茅廬，不可能沒有人在幕後出謀劃策。或者換句話，是誰慫恿的呢？ 

第十三章 少將江騰蛟 

江騰蛟與林家的關係 

1980年“兩案”庭審調查，江騰蛟什麽時候與林彪認識的。他說是1966年11月初，他見過林彪、葉群六次。果真如此嗎？ 

1957年空軍和防空軍合並時，江騰蛟本來是廣州軍區防空軍政委，調到空四軍當政委，降了半級。劉亞樓（空軍司令員）對江騰蛟說，不要看空四軍隻是一個軍，它的戰略位置很重要，實力比一些軍區空軍還大。這樣江騰蛟高高興興去了空四軍。1958年，上麵交代，林彪開銷大，和葉群兩個人的工資不夠，讓空四軍給林彪開一份工資。因為林彪在紅軍時期當過紅四軍軍長，就稱林彪是空四軍的老軍長，空四軍每年給林彪5000元。（采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瑉筆記，2000年8月18日） 

這樣，江騰蛟就與林家掛上了鉤。 

江騰蛟，湖北紅安縣人，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他11歲時參加紅軍，當譯電員，天天泡在領導圈裏，小小年紀就學會了看風使舵。 

1964年，葉群到江蘇太倉縣洪涇大隊搞“四清”，江騰蛟經常帶著禮物去看望。 

1966年 冬，葉群把兒女送到上海，對江騰蛟說，豆豆、老虎兩個孩子等於首長的兩個眼珠子。現在社會動亂，委托江騰蛟加以照顧、保護。照葉群吩咐，江騰蛟把林豆豆送 到杭州空軍療養院，請陳勵耘照顧。而把老虎留在身邊，指定保衛幹事和管理員分別負責安全和生活。林豆豆剛進空軍報社一年多，林立果那時21歲，北京大學物理係一年級學生，聰明，會總結，愛擺弄電子設備，無師自通。江騰蛟經常帶著他出席各種會議，同各級領導見麵，賣力吹捧林立果政治上成熟早，是優秀的接班人。這樣“保護”了三個多月，1967年2月8日，“江叔叔”安全地把林立果送回北京。 

1967年，江騰蛟被提升為南京軍區空軍政委。 

江騰蛟支持反許世友的一派，在南京大搞反“許”活動，鼓動、支持地方和軍事院校造反派衝擊軍隊，造軍區黨委和軍區領導的反。許世友給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寫信，直言江騰蛟是南京地區反黨亂軍勢力的“黑後台”和“黑手”。 

以後江騰蛟“逃”到了北京，許世友的揭發材料也接二連三“追”到北京。 

1968年3月，南京軍區空軍機關提出要江騰蛟回南京，接受群眾批判。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沒有林彪的命令，不準江騰蛟離開北京。5月，毛澤東與空政文工團的團員劉淑媛跳舞時，要劉淑媛轉告吳法憲，江騰蛟這個人不能重用。據吳法憲交代，毛澤東對他說過五六次。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免去江騰蛟的職務。 

這樣，江騰蛟成了“閑人”。 

葉群傳話，給江騰蛟打氣，她可以拿出“錢”來幫助他還“賬”。7月，林立果也傳話，讓江政委放心，不要怕，照常吃飯睡覺。他們有嘴，我們也有嘴，問題總有一天會解決。9月，林立果讓周宇馳給江騰蛟送去300元，說寧可他們苦一點，也要把他“養”起來。 

1968年以後，江騰蛟給林家先後寫了20多封效忠信：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沒有別的，隻有一條誓言，不管任何時候，需要我幹什麽，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7月2日，江騰蛟寫道：立果同誌，主任和你力主正義，幫我多方講公道話，極力保護，因此心裏很紮（踏）實，這些是能夠支持我生活和鬥爭的惟一力量，沒有這一條就很難設想了。這是我和我們全家永生不能忘的大恩。……我 對首長、對主任是忠實的，對你也是忠實的。過去、現在、將來也永遠是忠實的。立果同誌，苦思數日，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什麽語言，可以表達出我感激首長、主任 和你的心，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中，教導我的，指點我的，保護我的是誰呢？是首長、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嗎？能不天天念嗎？ 

費盡心機表了半天的忠心，卻沒有用。到1969年上半年，江騰蛟還是個“閑人”。1969年底，吳法憲透露給江騰蛟，要派他到西南地區抓航空工業。江騰蛟認為這是變相流放，非常著急，打電話到上海找林立果。林立果馬上飛回北京，1970年初，林立果、王飛和江騰蛟在江騰蛟家商量對策，決定由江騰蛟給吳法憲寫信，提出不能去西南的理由，要吳法憲將信轉給林彪，然後由葉群出麵給江騰蛟說話。葉群對吳法憲說，江騰蛟身體不好，他不能去就別去了，讓他休養治病吧。3月，林立果讓廣州空軍安排，讓江騰蛟全家到廣州“休養”。江騰蛟對顧同舟說，我們都坐在一條船上，掌舵的是林立果，什麽“風浪”都不怕。 

1970年12月27日晚，江騰蛟又大“難”臨頭。他正在武漢空降兵活動，通知他第二天回廣州。剛放下電話，劉沛豐又來電話讓他不要去了，明天“王參謀”從廣州乘民航到武漢，有一封信帶給你，你派人到機場取，照信上說的行動。信是由周宇馳從北京通過保密電話傳到廣州，由“王參謀”記錄下來的。信裏說，南京方麵已向中央寫了報告，要抓江騰蛟的“516”，那份報告還壓在林彪那裏。現在林立果正做工作，但也要做最困難的準備，信中要求江騰蛟很快離開大城市，到空軍桂林醫院“治病”。當天下午，江騰蛟就離開武漢，躲到湖南大托鋪。在那裏給林立果寫了一封表示感謝的信，叫秘書送往北京。新年時江騰蛟躲在桂林，要求別再吹他，說他政治上被打倒，身體也垮了，已經是無所作為的人了。1971年1月中旬，江騰蛟接到家屬電話，林立果讓她轉告，抓他“516”那件事，經過林立果做工作，已經“平”了。1月20日，江騰蛟放心離開桂林，到了廣州。 

這是不是“苦肉計”呢？ 

無論如何，發生在江騰蛟身上的奇怪事情使葉群和林立果把江騰蛟更加當成“自己人”。 

3月18日晚，江騰蛟乘坐安-24專機到上海機場，吳法憲辦公室調的飛機，特地安排夜間飛行。行前，江騰蛟讓醫生為他準備了誇大病情的診斷書，作為他來上海“治病”的借口，必要時可以拿出來作證。一切都像那麽回事，江騰蛟捂著大口罩，兩個白大褂跑上機艙，把他扶下來，用擔架抬到汽車前，塞進汽車。但是車子沒進醫院，而是到了新華路一號，江騰蛟自己下了車。 

3月20日，周宇馳到上海，第二天去看江騰蛟，下午回北京。（采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瑉筆記，1997年9月26日） 

特別法庭從種種跡象看，江騰蛟到上海是有預謀的。而江騰蛟據理力爭，說1971年3月到上海確實是治病，不是去搞陰謀。林立果和他談，讓他到上海找陳勵耘、王維國談談，沒想到搞陰謀。江騰蛟說，在策劃謀害毛主席的過程中，當林立果、周宇馳提出一些建議時，我是不讚成的，有時提出反麵意見…… 

因為這條罪狀一直沒有取得證據，隻好放棄。 

江 騰蛟這個人非常有意思，不知道毛澤東為什麽那麽恨他？雖然江騰蛟的職位已經很高，但到毛澤東那裏，還隔著很多層。據了解，毛澤東還沒有對軍一級的幹部這樣 直接過問過。毛澤東為什麽格外關注江騰蛟？難道一位空軍高級幹部的任命，僅憑一個小姑娘的傳話嗎？後來，吳法憲按葉群的意思，想安排江騰蛟當空軍政治部主 任，但又不敢。因為任命要經過軍委主席毛澤東。隻好任命江騰蛟為政治部黨委書記，這個黨內職務不用上報，可以繞過毛澤東。 

江騰蛟說，林立果還考慮讓我當空軍司令員，我當然認為他是傳達林彪的意圖。 

審判“兩案”時，“四人幫”加上陳伯達是五個人，林彪集團的主犯黃吳李邱，還缺一個，剛開始安排王飛，因為王飛得了精神病，才臨時換上江騰蛟。李偉信說，我所了解林立果布置於新野起草“五七一”，那次會議隻有四個人，裏麵沒有江騰蛟。江騰蛟也說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一直不知道。到1971年9月8日晚上，李偉信才給我解釋“五七一”。可是，為什麽策劃“五七一”時江騰蛟不在場，而他在謀殺上又如此積極？好多點子是他想的。這又如何解釋？王飛感覺，這是關係到身家性命的事情，又非常渺茫。（采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年4月2日）年輕人可以理解，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可你江騰蛟是老紅軍，出那麽多餿點子，都靠不住，容易讓自己被動，為什麽如此輕率？！ 

在九一三事件後被抓獲的“小艦隊”成員中，除了李偉信是個應有盡有的“檔案庫”外，江騰蛟交代的材料也比較多。（鹿音、赤男《秘密審判林彪“小艦隊”內幕》，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11期） 

江騰蛟的辯護律師王舜華在法庭上替江騰蛟辯護，被告人江騰蛟認罪比較早，9月14日 當領導找他談話時，他便主動地交代了自己不少罪行，寫了《謀害毛澤東主席陰謀事件的經過》的書麵材料。我們提請法庭注意，這是江騰蛟在不知道林彪等已經外 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情況下做的交代。當時他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也主動地揭發了林彪、葉群、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等人的罪行。這對於查清案件的情況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希望給他一個贖罪的機會，我們作為他的辯護律師，有責任把他的要求向法庭提出，請法庭在量刑時予以從輕考慮。 

在 法庭，江騰蛟一直沒為自己辯護。最後，審判長問江騰蛟還有什麽意見，他還是表示我沒有什麽辯護的，我的罪行累累，鐵證如山，我隻有老老實實低頭認罪、服 法，願意接受任何我應該得到的懲罰。審判長伍修權宣布：被告人江騰蛟最後簡單地表明了他的意見，等候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評議後宣布判決。（參見最高人民 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191-193頁） 

伍修權曾說，江騰蛟的態度很好。 

另外，江騰蛟在監獄裏吃得特別好，想吃什麽可以吃什麽，牙痛還可以吃豆腐腦。 

無論如何，發生在江騰蛟身上的奇怪事情使葉群和林立果把江騰蛟更加當成“自己人”。 

這是不是“苦肉計”呢？ 

三國四方會議子虛烏有 

所謂“三國四方”（注：1970年4月24日至25日，柬埔寨、老撾、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領導人在廣州舉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通過關於印度支那當前局勢及印支三國人民反對共同敵人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爭的《聯合聲明》。林立果借用了“三國四方”的說法）會議子虛烏有。 

1980年審判“兩案”，認定1971年3月31日在上海召開的秘密會議是《五七一工程紀要》寫出後的組織準備和分工。法庭宣讀了程洪珍當時的日記和1979年8月22日的供詞：會議是成功的，達到預期效果。團結的氣氛比較好，解決了對當前東南形勢的看法、認識。加速我們的準備，組織上明確了三點，每點的頭都有，上海王（維國），杭州陳（勵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騰蛟）進行三點聯係，配合、協同作戰。（參見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計劃材料之二》） 

到底有沒有這個秘密會議呢？ 

王維國說瞎扯！他堅持說根本不是個會。那天我跑上跑下，“會”怎麽出來的呢？ 

王維國，河北元氏縣萬年村人。家境較富裕，本人追求進步，1932年參加組織“反帝大同盟元氏分盟”，1933年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1938年在元氏重新參加革命、入黨，1939年任元氏縣抗日遊擊大隊政委，對敵鬥爭勇敢。 

在監獄裏，王維國態度最“壞”，所以他被加長了刑期。 

周建平（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也認為不是“會”。他是淩晨3點多才被叫去的。那天晚上來電話叫他不要出去，要談一談，根本沒說開會。到零點，看還沒人來找，他就睡了。2點來人接他，司機路不熟，黑燈瞎火還走錯了。到了一看，屋裏煙氣騰騰，陳勵耘嘴裏還含著一塊糖。（采訪南京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筆記，1998年2月16日） 

參加會議的幾個人，包括江騰蛟、陳勵耘也都認為不是會議，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那麽這個“聊一聊”是不是《五七一工程紀要》後的組織準備和分工呢？確實，這是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草稿出籠後幾天召開的，但如果江騰蛟的話屬實，他既沒有參加也沒有看到“五七一工程”。他都不知道，別人更不可能知道。在廬山會議後全麵敗退的情況下，林立果不可能挑明“五七一工程”。更何況“五七一工程”還隻是個提綱，到最後，也沒有形成文字的具體行動方案。 

當時毛澤東威信那麽高，林立果怎麽敢公開說謀害毛澤東呢？ 

3月19日 下午，林立果叫江騰蛟來，沒有講要開會，隻是要他談一談對王維國、陳勵耘和周建平的看法。江騰蛟說，王維國性格單純、直爽，他除了你們，沒有別的後台，這 樣的人最可靠。林立果又問，周建平呢？江騰蛟說，他組織能力比王維國強，但思想有些右傾，在關鍵時刻容易搖擺。陳勵耘與我私人關係不錯，也有能力，但本質 不如王維國好，在政治上與王維國也不一樣，既可以坐你這條船，也可以坐別人的船。林立果說，江政委不愧為老領導，知人至深，看得比較透。不過，我們要多做 陳勵耘的工作。陳勵耘和王維國的關係很緊張，在杭州我做了陳勵耘的工作。你現在到上海來養病，趁這個機會也給他們做做工作，可不可以？江騰蛟說可以嘛。周 建平那裏我打個電話就可以了，關鍵是陳勵耘，最好用你的名義去請 他，這樣他就不好推了。對他的接待規格要高一些，要格外熱情。 

這樣，林立果讓於新野到杭州，代表他去見陳勵耘，叫他到上海來一次。 

3月28日，於新野到了杭州，先對陳勵耘說，江政委在上海，請他去玩。陳勵耘不想去，廬山會議上陳勵耘冒冒失失放了“炮”，沾了一身屎。當然他沒有想到兩個主席之間會有什麽矛盾，隻認為自己犯了錯誤，不想再同這些人打交道了，更不想去上海。於新野又搬出林立果，說林副部長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見了，大家談談。陳勵耘還是不想去，推說有病去不了。 

1971年春，陳勵耘就住進空軍杭州453醫院。他曾派醫生到上海請專家會診，並要10支白蛋白（當時這種藥隻有市委常委一級的才有資格用）。空軍上海四五五醫院政委答應給，但貴重藥品由王維國掌握，王維國說誰叫你答應的？話傳到陳勵耘家屬的耳朵裏，說這不是小問題，是路線問題。陳勵耘和王維國的矛盾就這樣產生了，他才不想到王維國控製的地盤上海去呢。 

3月31日快17點，於新野又來了，說政委該走了吧？他們都在等你。到這份上，陳勵耘再不好再推辭，隻得坐汽車去上海。車開到閩行（上海和浙江的分界線，距上海還有30公裏），王維國夫婦還有一批人帶著三輛車在此隆重迎接。大約21點，前呼後擁到了上海嶽陽路原少年科技站。王維國的態度怎麽變了呢？原來林立果“修理”了他，說現在我把陳勵耘找來，趁我還在上海，給你做做工作。陳勵耘來時你要高姿態，搞得好點，吃的好點。所以王維國不但隆重迎接，還把自己控製的少年科技站讓給陳勵耘住。 

23點 左右，陳勵耘吃完飯上樓，林立果和江騰蛟在樓梯口迎接他。到二樓會客室坐下，江騰蛟先說，老陳，我簡直把你想死了，你怎麽現在才來！陳勵耘說，我生病，來 一次也難。扯了一些閑話，還談到戰備，改裝飛機，沒有人說開會的事。看到陳勵耘情緒不高，不知是誰扯到九屆二中全會，陳勵耘說我壓力很大，日子不好過。林 立果說，現在軍隊的日子都不好過，黃（永勝）總長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陳勵耘說，我無非是講了張春橋幾句，現在跑不掉了！林立果說，現在的鬥爭是爭奪接班 人的鬥爭。陳勵耘說，現在主席還健在，江青、張春橋要想這樣搞也不敢。林立果說，將來百年之後，就是江青、張春橋這些人來接班。江騰蛟一拍大腿，說就是奪 權也輪不到他們，還有林副主席呢！林立果說，奪權有兩種形式，一 是武裝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們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陳勵耘對他們突然冒出來這些話感到吃驚，不敢再往下接，生怕再踩“地雷”。（采訪空五軍政委陳勵耘筆記，1998年2月20日） 

魯瑉（空軍作戰部部長）回憶：在座的人中，除了陳勵耘與王維國有矛盾，江騰蛟和王維國也有矛盾。由於江騰蛟的“熱情”，葉群買藥買什麽都由空四軍掏腰包。後來王維國接任，就卡住了。因為買藥要外匯，空四軍沒有，江騰蛟讓王維國到上海市革委會要，王維國很為難。以前空四軍對江騰蛟的一些補助也卡掉了，江騰蛟很有意見，認為“人走茶涼”。而江騰蛟越過王維國，遙控空四軍的處長，王維國也很不高興。後來江騰蛟抓空四軍的“選美小組”（為林立果選對象），不許王維國過問，王維國更不高興。經過林立果解釋，王維國才勉強解開疙瘩。 

林立果和江、王、陳談話，談到快淩晨1點了，江騰蛟突然說，是不是把周建平找來。 

江騰蛟、陳勵耘、王維國和周建平也有矛盾。 

周建平1969年秋由空四軍軍長調任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上任後抓空四軍、空五軍，王維國還無所謂，陳勵耘比較“霸道”， 不樂意別人插手。最不高興的是江騰蛟，認為周建平來了，自己說話就不靈了。他告訴空四軍、空五軍，部隊不能讓周建平抓到手。他還調來幾個人寫材料，說周建 平是假左派真右派，周建平給許世友拜年了等等。林立果在材料上批了幾句，很有政治很有策略很有水平，我完全同意。江騰蛟拿著“尚方寶劍”到上海揭發周建平。1970年5月，林立果在上海巨鹿路空軍招待所接見“骨幹”，進行“路線交底”。王維國說周建平把林立果看成小孩，是對林立果的態度問題。暗示“骨幹”們：周建平犯了路線錯誤，要同他劃清界限。陳勵耘以空五軍黨委的名義要周建平檢討，有人還說要與周建平鬥爭到底。7月南空“左派”散布周建平是可用不可信的人。江騰蛟也說，周建平到南空後向“右”靠了。好長一段時間周建平一直挨整。他因病到上海住院，王維國還不放過，派人盯著，誰去看周建平都要報告。1970年夏，我回上海休假，林立果讓我買些東西，代他去看周建平。我叫上王維國等一起吃了一頓飯，算化解了矛盾。（采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瑉筆記，2000年8月18日） 

周建平（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回憶：1971年3月26日，我回上海，一是家屬手術，本來以為是盲腸炎，但一打開，發現是子宮囊腫，手術做了8個小時。二是搬家，因為“人走茶涼”，而且現在南京的形勢也穩定一些了，我決定把家搬到南京去。 

我並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3月27日天很黑了，於新野來了，說過去大家對你有不少意見，（林）副部長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來想先來看看你，但是不方便。準備同你談談，談的時候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對你的意見都端出來，事情過去了，就不談了。從於新野的談話中，我認為林立果來上海是解決團結問題的。3月28日晚，王維國拉我去看林立果，江騰蛟也在座。林立果說，有人向中央告狀，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516”分子。當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們思想上要做好準備，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狀況就要大翻個兒，可能出現楊餘傅事件以後那樣的反複，甚至更加困難。江騰蛟說，我打成“516”，你周建平也不好過。 

至於1970年廬山會議的情況，我一無所知。（采訪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筆記，1998年2月16日） 

淩晨3點多，周建平才被接來，因為路遠，司機路又不熟，走錯了。等周建平到時，江、陳、王已經說得差不多了。林立果說他有點事情回去一下，辦完了再來，你們先談談情況吧。周建平介紹了南京軍區空軍貫徹空軍為解決南空問題的學習班情況。那時南空“左派”亂 抓人，吳法憲想辦學習班壓一壓。談完了林立果還沒有回來，周建平又談了南空黨代會的籌備情況。空四軍、空五軍是重頭，這兩個軍的代表團至關重要，如果他們 的觀點不一致，黨代會肯定開不下去。周建平讓陳勵耘、王維國講講他們的意見。陳勵耘講了五點，大意是會議要高舉團結的大旗，要講民主，讓大家把話講完。 《工作報告》要爭取通過，上屆黨委書記仍然要選上，會議不能夭折等。王維國也表示了團結的願望。 

林 立果回來已經快天亮了，劈頭就問，你們在談什麽？江騰蛟說，談南空黨代會。我們談完了，請副部長指示。林立果沒頭沒腦簡單講了三個問題，第一當前的主要工 作是抓好部隊；第二各個地方的情況不同，可以允許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團結。最後林立果說，大家扯到這裏了，周副司令來了，就負責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負責上 海，陳政委就負責杭州吧，你們老政委在這兒，他來拉總協調。你們有什麽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江騰蛟）商量。江騰蛟說我隻能當當參謀，剩下的三個人誰也沒說 話。不要說周建平，就是王維國和陳勵耘，也根本不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麽意思，還以為是講同張春橋的鬥爭。 

足足談了三四個鍾頭吧，全談開了，團結問題解決了，皆大歡喜。 

早晨4點多吃飯，吃到6點多。（采訪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筆記，1998年2月16日） 

在那天晚上，周建平不知道他們前麵都講了些什麽，也始終沒有聽到“三國四方”會議這個詞。直到九一三事件後，他被關進學習班，才從專案組的嘴裏知道。 

至於“三國四方”會議的由來，有人在會後問起林立果，你們開了一個什麽樣的會？林立果想了想，三國四方會議，周建平在南空，王維國在上海，陳勵耘在杭州，加上老政委江騰蛟總負責。（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67-278頁） 

林立果在那天晚上並沒有捅破“窗戶紙”。周建平不知道他們前麵都講了些什麽，也始終沒有聽到“三國四方”會議這個詞。直到九一三事件後，他被關進學習班，才從專案組的嘴裏知道。（采訪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筆記，1998年2月16日） 

誰把林立果捧為超天才 

林立果兩道濃眉，圓臉，比林彪高出10厘米。不愛說話，看起來是一個普通青年，但因為是“副主席”的兒子，就“特殊”極了。因為“文革”，1967年全國都沒有接兵，但擋不住“副主席”的兒子穿上軍裝。3月，吳法憲派專車把沒有辦入伍手續的林立果接到空軍，先由一名保衛幹事陪著到上海的高炮部隊鍛煉。穿上軍裝才四個月，還是個“新兵蛋子”的林立果由吳法憲和周宇馳介紹入黨。1969年，林立果被任命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兼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但是他根本不到辦公室上班。（采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瑉筆記，2000年8月18日） 

林立果還不是黨員，就被任命為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雖然是秘書，卻配了一輛“伏爾加”，由處級幹部周宇馳負責給他開車，一年後他要學開車，空軍司令部汽車隊隊長王琢教他，練習地點在西郊機場的跑道上。1968年3月19日，林立果辦了張駕照，姓名呂果。 

王飛回憶：“林立果入伍後，葉群打電話給我（他們在太倉“四清”時認識），小孩子可塑性強，到你那裏，要幫助教育他，最好專門找一個人。那時都是一幫一，一對紅，我考慮讓周宇馳幫助林立果。” 

至於劉沛豐怎麽也成了林立果的“秘書”？這是周宇馳的安排。 

王飛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采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年4月2日） 

劉沛豐，四川人，大學生，1951年參軍，話很少。文字能力比周宇馳強，辦事認真。他長期在劉亞樓（空軍第一任司令員）身邊當秘書，1965年劉亞樓病重期間，隻有他念文電能簡明扼要地抓住重點，深得劉亞樓的好評。在同事中也很有人緣，外號“錘子”。 

與又白又瘦的劉沛豐相反，周宇馳相對比較壯，性格外向。他比劉沛豐大，河北籍的“三八式”幹部，曾和潘景寅一起報名飛行員，潘景寅選上了，他落了選，留在空軍第一航校任宣傳科長。“伺候”林立果後，他學會了開車，也學會了開直升機，總算過了一把飛機癮。 

周宇馳也能寫，曾寫過小說。是空軍副參謀長姚克佑把他調到空軍黨辦當秘書的，周宇馳別的也沒有什麽，就是說話口大氣粗，沒多久劉亞樓就把他攆到連隊，認為他不適宜在高級機關。1965年劉亞樓去世後他又卷土重來，先在黨辦任秘書，以後又升任副主任。到後來他說話口氣更大，因為他和林立果的關係最好，大家還是高看他一頭。周宇馳在上海講話：“要認識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說太陽從西邊出來，你就說對，太陽就是從西邊出來這種程度。你們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們存錢一樣，零存整取，一本萬利。”（采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瑉筆記，2000年8月18日） 

林立果喜歡擺弄電子設備，無師自通。魯瑉回憶：林立果要下部隊調查。跟吳法憲講了，請示也好，打招呼也好，吳法憲不能不同意，說你下部隊，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采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瑉筆記，2000年8月18日） 

以後這話成了吳法憲的主要罪證。 

吳法憲在法庭上說，1969年10月18日上午，我把林立果、周宇馳、王飛三個人找來，我麵對著王飛、周宇馳說，今後空軍的一切要向林立果匯報，可以由林立果指揮、調動。（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85頁）以後這話成了吳法憲的主要罪證。其實，吳法憲是特指林立果下部隊。但話說的不嚴謹，被周宇馳鑽了空子。空軍常委開辦公會議，中間周宇馳去了，傳達了吳法憲的“兩個一切”，變成了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 

會後列席的魯瑉問怎麽回事？周宇馳說“不管它，就這樣說”。（采訪時任空軍作戰部長魯瑉筆記，2000年8月18日） 

九一三事件後，“兩個一切”的罪名扣到吳法憲頭上。在法庭上，吳法憲自己也承認了。林立果一夥利用“兩個一切”，搞反革命活動。辯護律師周亨元提問：你為什麽提出“兩個一切”？你對林立果的反革命活動究竟知道不知道？這個問題很關鍵，至少一麵是調查，一麵是在為被告辯護。吳法憲說：“我當時相信林彪，我死心塌地跟著林彪。我當空軍司令員是林彪提出來的，所以林彪讓我怎麽幹，我就怎麽幹，為了討好林彪，我提出讓林立果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但是，沒想到以後他們作了傳達，越傳越大。傳達了以後，我也不敢否認，怕得罪林彪，得罪葉群。可他們搞的那些事情，我確實不知道。……我把權全交光了，我承認林彪是真正的空軍司令，我是假的空軍司令。”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91頁） 

1981年1月26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結束後，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對旁聽開庭宣判的人員講話中，提到“兩個一切”，說1969年吳法憲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交給林立果，也不能說準備政變。那時林彪才確定為接班人嘛。因此，法庭沒有采用這類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寫法。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474-475頁） 

那是一個特定的時代，很多事情不可思議。 

空軍開黨委擴大會，吃飯時，沈陽空軍司令員對魯瑉說：“毛遠新（毛澤東侄子）參加遼寧省黨代會，要被選為省委書記處書記，但他剛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才是見習技師，頂多是個副排長，行政23級，填表怎麽填？人家會說空軍怎麽搞的？你給調兩個地空導彈營，我就可以成立導彈獨立師，讓他當師長，我也好交代了。”魯瑉說“我哪有這個權利。你寫個報告，我給吳司令批”。以後這個荒謬建議到底沒通過，吳法憲批了毛遠新當二炮處長。命令還沒下來，空軍就有人通過內部電台祝賀。吳法憲對魯瑉說：“你跟他們說說，不要亂來。” 

以後空軍配副參謀長，吳法憲的意思是安排個技術幹部，讓魯瑉上。本來都通過了，但林立果不知道通過什麽關係也塞進了副參謀長的行列。報到吳法憲那裏，吳法憲不同意，但他又不敢公開反對，說“暫時不議”，壓了下來，誰也不批了。後來林立果又活動當作戰部第二部長，又報了上來。正好在京西賓館開會，吳法憲叫魯瑉來，支走秘書，說“魯瑉你們不要亂搞嘛，叫他當副參謀長，我拿掉了，怎麽又叫他當作戰部第二部長”？吳法憲說：“你跟他們說說，不要亂來，林立果、林豆豆、毛遠新（毛澤東的侄子）、周秉鈞（周恩來的侄子，時任團政委）這些人的工作總理說了，要中央討論，我都不好安排，你們怎麽討論？”魯瑉說：“空軍司令部常委會他有事沒參加，是副部長列席回來傳達的，事先並不知道林立果當作戰部第二部長的事。”吳法憲說：“他們不知道，你打打招呼。”魯瑉想真是複雜，你堂堂一個司令員不敢說，我一個小小部長就敢說了？那時高幹子弟在空軍究竟有多少人，一時難以統計。但有一條很清楚，凡是路子硬的，都願意把子女送到空軍，空軍是個大軍種，有技術，待遇也比較高。魯瑉感歎地說：“劉亞樓在，林立果不敢這麽鬧。”通過這些事，也可以看出吳法憲這個司令太難當了。林立果後來的“兩謀”，吳法憲自己說不知道，也確實沒有查到他知道的證據。 

魯瑉覺得林立果野心越來越大，在他眼裏，那些老的，包括他父親林彪都過時了。葉群讓他叫秘書叔叔，他很少沒叫過，也沒叫過葉群媽，都叫“主任”，背後有時叫“葉老胖”。但他從不當麵頂撞葉群，背後罵“走著瞧”！別人講劉司令，他一口一個“劉亞樓”，對吳法憲更不放在眼裏，一口一個“吳胖子”。魯瑉說：“林立果那個環境，視野開闊，知道得多，這都可能，但真要幹一番，差得遠啦。你當個團長、師長試試？不要說中央那些老的，就空軍這些老人，人家是不是跟你？要真跟你幹，你哪兒行！說來說去是個毛娃娃嘛。”後來魯瑉和空軍的幾個老人也議論過，“周宇馳那幾個人幫的是倒忙。曆史發展是延續的嘛，一代一代走嘛，掌管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事，哪裏可能從七八十歲的老人一下子落到20多歲的毛娃娃手裏，人民也通不過嘛。”（采訪時任空軍作戰部長魯瑉筆記，1997年9月26日） 

1967年七二0事件剛過，7月22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隆重推出署名“空軍司令部紅尖兵”（林立果化名）的長文，通欄大標題《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推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周宇馳和劉沛豐捉刀，葉群請“大牌”陳伯達、關鋒幫助修改。同時還發表評論員文章《推薦一篇好文章》，認為提出新觀點，既要敢“革”，又要敢“保”。 

沒想到毛澤東批評了“抓軍內一小撮”的錯誤提法，“釣魚台”揪“紅尖兵”，葉群嚇壞了。說“這篇文章是集體寫的，與林立果無關”。最後，周宇馳、劉沛豐寫了篇檢討，“釣魚台”才沒有再追究。 

1967年國慶節前，林彪剛從北戴河回來不久，參加完國慶活動，又要到山海關一帶“換換空氣”。林辦秘書張雲生說：“這準是老虎（林立果）的點子。”林立果先帶周宇馳去了山海關，為林彪探路。還想從山海關機場去興城，看那裏適不適合林彪休息，坐汽車比較遠，也不安全，想請吳司令派一架小飛機。吳法憲不敢做主，午休時來電話，葉群還沒有起床。值班的郭秘書說：“這是大事，得請示主任才行。”過幾天，林立果回來，說“這麽點小事，推給主任幹什麽？”當著葉群的麵，林立果和張雲生辯論起來。張雲生說：“你想用飛機，這關係到你的安全，吳司令不敢做主，林辦任何秘書也無權做主。”林立果說：“空軍派不派飛機，和你們林辦秘書有什麽關係？你們有什麽權力亂插手？”張雲生說：“林辦秘書當然管不著空軍派飛機，是吳司令員打電話找我們，而不是我們找他。但既然空軍報告了，這關係到你是否安全的大事，我們隻能報給主任。”林立果說：“你們這是狗咬耗子多管閑事！”張雲生說：“吳司令不報，我們才樂得清閑呢！”“好了好了，”葉群說“我聽明白了，張秘書他們是好意，你是首長的獨生兒子，他們怕你坐飛機不安全，也是出於對你的愛護。張秘書，你回去吧，老虎還是個孩子，希望你們今後對他還要多關心，多愛護。”一向霸道的葉群，這回倒是講了一點公道。沒過幾分鍾，林立果也來到秘書辦公室，說“張秘書，你剛才就是做的不對。”“怎麽不對？”“你不該當著主任麵和我爭來爭去，我也不該說那麽多。” 

又過一天，葉群領著林立果來到秘書辦公室，說：“我們今天正式開個會，談談老虎今後乘坐空軍飛機的事，我請示過首長，首長也同意，老虎是空軍的幹部，能不能坐空軍的飛機，由空軍決定，讓吳法憲負責。我今天正式向你們宣布這個決定，你們秘書今後也不必為這個事為難了，你們看，這樣可以吧？”張雲生說：“老虎乘坐空軍飛機的事，空軍的吳司令員最好不要向林辦報告。”（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336頁） 

以後有了周宇馳傳達的“調動一切，指揮一切”，林立果調動飛機就方便了。 

1969年2月16日，林彪有一封親筆信。 

“周宇馳、劉沛豐同誌：這兩年老虎在你們幫助下能力上已有進步，今後你們可讓老虎多單獨行動，以便鍛煉他的獨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禮，並感謝你們過去對他的幫助。”（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07頁） 

這封信很可疑，林彪晚年很少動筆，長篇講話也隻在紙上寫幾個字，從不成篇，怎麽就一口氣寫了70多字的一封信？還如此熱情，似乎不像林彪的風格，倒很像林立果的口氣。是不是林立果偽造的（林立果專門模仿過林彪的字體）呢？到後期，林立果的翅膀硬了，不甘心再聽周宇馳等人的“指揮”。魯瑉曾對周宇馳說：“有些事你要提醒林立果，不一定這麽幹，不好嘛。”周宇馳說：“我也有我的苦處啊，他對我也不像從前了。從前什麽都征求我的意見，現在他自己就這麽辦了。”（采訪時任空軍作戰部長魯瑉筆記，1997年9月26日）由此看來，他們後期也有些矛盾。但不管怎麽說，林立果獨木不成“林”，他還需要“拐棍”，周宇馳是“軍師”，劉沛豐則是“總管”。相比之下，周宇馳更能獨當一麵。所以1971年9月12日林立果飛到北戴河，帶著劉沛豐，而讓周宇馳在北京“總負責”。 

林立果的所作所為毛澤東知道嗎？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軍“講用”。8月4日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把錄音拿到空軍“三代會”上放，並吹噓放了一顆“政治衛星”，是“第四個裏程碑”，吹噓林立果是“全才、帥才、超群之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第三代接班人”。（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09頁） 

汪東興回憶：毛主席得知後非常不高興，在廬山上就多次批過。南巡時毛澤東專門講了天才問題。大家也都認為陳伯達不對，搞了一個稱天才的語錄。毛主席說，什麽論天才？二中全會做了相當的結論，《我的一點意見》就是專門批“天才論”的。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能靠一個人嗎？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嘛。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說“超天才” （注：指林立果），對20幾歲的人就捧得這樣高，這沒有什麽好處，實際上是害了他。（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3頁） 

第十四章 林彪的手令 

為什麽要祝……永遠健康 

1959年林彪出山後，工作了兩年，又“縮”回去了。 

林彪的病源自平型關戰役後受的槍傷，傷了神經係統。雖然兩次去蘇聯治療，不但沒有治好，反而越治越重。加上打仗時常常幾天不睡覺，用腦過度，成了習慣性失眠。為了睡個好覺，什麽辦法都用上了。（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2期）初成瑞回憶：林彪自己也看藥典配藥，加上砒霜，吃下去“死”了，都要開追悼會了，又活過來。還有一次林彪吃自己配的藥，半夜裏光著一隻腳跑到雪地裏，警衛員拖都拖不住。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期間，沒時間治，幹脆不治了。衡寶戰役對林彪壓力很大，白崇禧60萬軍隊，毛澤東讓他全解決，一仗就結束。林彪多少天沒睡覺，精神過度緊張，長期失眠造成頭痛，越來越厲害，痛起來頭直晃，不得不一邊走路，一邊用毛巾按摩頭部。後來又開始拉肚子，就討厭水果了，也不吃菜，又不活動，憋成了頑固性便秘。 

1950年3月，林彪病情加重，請示中央，決定讓他離開前線，到北京治療。6月搬到頤和園的翠雲軒，裏麵的路不好，是擔架抬上去的。這時林彪瘦得皮包骨，先是消化不好和怕冷，後來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走路也困難了，臥床不起，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偶爾到毛主席那裏開會，隻有十幾米，也走不了，隻能讓警衛員背進去。（采訪林彪司機初成瑞筆記，2000年7月10日） 

抗美援朝，周恩來在一次會上說，如果林彪同誌身體好，不會叫彭德懷去的。林彪本人也不願意去，他認為不應該出國作戰。在政治局會議上，林彪講出了一番“道理”：中國打了二十幾年的仗，老百姓厭煩打仗了。再說，中國的軍力未必比得上美國。 

到了1953年 春，林彪舊病沒好，反而又添新病。開始隻是怕光，三層厚窗簾，白天進屋像進了山洞，手電筒要用布蒙上。後來怕的東西越來越多，怕光、怕水、怕冷、怕出汗。 最怕的是風，內勤走快一點，就說有風，一點點風也不能見，一見風就出汗。怕水，不能住在海邊，常年不洗腳等，甚至一聽到水響就要拉肚子。 

李文普回憶：老秘書關光烈向軍委辦公廳負責人蕭向榮匯報林彪怕水、拉稀，連山水劃都不想看，被葉群認為“泄密”，狠狠批了一頓。（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2期） 

林彪每天最多聽半小時的文件，剩下的時間都是獨自一人坐在暗室裏，一坐好幾個小時，一動不動。從表麵上看，林彪瘦弱，臉色蒼白，醫生診斷林彪的主要髒器都沒有毛病。可是人除了“髒器”，還有“精神”呢？他對日常活動喪失興趣，幾次自殺未遂。三O一醫院專家診斷，林彪的卡路裏嚴重缺乏，隻有正常人的一半。葉群曾對林豆豆說，幸虧你爸爸身體不好。什麽時候身體好了，什麽時候垮台，我們都得倒黴。1969年“九大”前夕，葉群對林立果說，首長懷疑自己得了癌症，他活不了多久了，你以後就得全靠媽媽了。（張雲生《打開曆史迷宮的一把鑰匙——淺談林彪的病及其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載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544-545頁） 

“文革”期間，林彪除了奉毛澤東之命上天安門亮相講話，或偶爾會見外賓外，很多會議他都不參加，由葉群代替。因為身體不好，不願陪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不陪又不行，有時到了難以支撐的程度。李文普回憶：林彪陪毛主席到金水橋下接見紅衛兵，累得幾乎走不回來。 

但是林彪的心髒、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沒有毛病。（《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2期） 

那為什麽一天到晚坐在黑房子裏？這也不是裝的，不是一天兩天，而是成年累月，想裝給誰看呢？ 

林彪自己也講，他“身體不好”，“神經不好”。 

林豆豆回憶：關於林彪的病情，中央保健局有詳細的報告。 

當時給林彪吃的藥都是穩定神經的藥。（采訪林豆豆筆記，1998年3月26日） 

過去，精神疾病不為人們認識，檢查不出器質性病變，怎麽叫有病？直到1980年至1984年，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地對國內12個地區進行抽樣調查，發現在成年人中各種精神障礙發病率高達12.7%，據估計，我國至少有1000萬精神病患者。 

有人把林彪的名字隱去，隻說林彪的症狀，精神病院的醫生著急地說，這麽嚴重的精神病，為什麽不趕快送來？ 

蘇聯專家曾給林彪下過診斷：抑鬱症。（采訪林豆豆筆記，1998年3月26日） 

抑 鬱症的診斷標準，以心境低落為主要特征，且持續兩星期以上。在此期間，至少有下述症狀中的四項，一、對日常活動喪失興趣或無愉快感；二、精力明顯減退，無 原因的持續疲勞感；三、精神運動遲滯或活動明顯減少；四、自我評價過低，或自責，或有內疚感，可達妄想的程度；五、聯想困難，或自覺思考能力顯著下降； 六、反複出現死亡念頭，或有自殺行為；七、失眠，或早醒，或睡眠過多；八、食欲不振，或體重明顯減輕；九、性欲明顯減退。（參見人民衛生出版社《精神病 學》） 

且不說怕這個，怕那個，一個好好的人，能整天坐在黑屋子裏嗎？一個長時間坐在黑屋子裏的人能算得上精神正常嗎？不要說精神病專家，就是普通人恐怕也會得出結論。 

現在看，林彪確實有嚴重的抑鬱症。 

林立果的“三個方案”，林彪知道嗎 

在林彪的罪證材料中，最重要的一條物證就是《五七一工程紀要》。 

在活著的人中，沒有人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李偉信也沒有見過。（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01頁） 

林彪知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 

官方認為林彪知道，惟一的證據是李偉信的交代。 

1980年11月25日，李偉信在法庭作證：《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在林彪授意下，由林立果在上海製定的。其後，“聯合艦隊”實際就是按照這個計劃，進行武裝政變的準備。於新野對我說，“批陳整風”匯報會時，林彪、葉群要搞“五七一”（武裝起義），黃永勝他們也同意。（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01頁） 

在活著的人中，李偉信是九一三事件前惟一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和惟一聽過林立果說林彪知道的人。但是，李偉信也沒有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定稿。 

在法律上，首先孤證不能成為證據，第二李偉信是聽林立果的“傳達”，是間接證人。這就有了疑點，林彪可能說過，也可能沒有說過。 

林立果一向拉大旗作虎皮，如果沒有林彪，他算老幾？ 

林豆豆回憶：9月7日在與林立果的談話中，我問他形勢真的有那麽糟糕嗎？首長的態度怎麽樣？他知道嗎？林立果說，首長還不知道，事情沒考慮成熟前，不能跟他說。（采訪林豆豆筆記，1999年10月11日） 

王飛說，裏麵的話很多像是周宇馳說的。（采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年4月2日）但是，是周宇馳“原創”還是“抄襲”，不得而知。 

王年一（注：著名的“文革”史專家，曾任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正師職教員。江蘇省揚州市人，1932年3月生，1949年4月參軍，1960年大學本科函授畢業。1979年以來開始研究與教學“文化大革命”，最早把“文革”作為一門科學，在國內外有廣泛的影響。）分析，《五七一工程紀要》假如林彪看過，他會不會同意，這是不難推斷出來的。 

從1980年“兩案”的審判看，沒有發現林彪密謀殺害毛澤東的行動，也沒有證據證明林彪知道林立果的“兩謀”。甚至林彪與林立果的“聯合艦隊”有無聯係，有關文件也沒有提出確鑿的證據。 

曾在林彪手下當過參謀處長的中將蘇靜說，林彪這個人，打仗還是很厲害的，一個是巧，一個是細，而且很有創意。包括哪裏有幾挺機槍，哪裏配備多少火力，哪裏埋伏一支預備隊，小心極了，“前怕狼後怕虎”，方方麵麵考慮成熟，才“一錘定音”。這一點確實厲害，你想想，那個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他能把千軍萬馬在這大山川裏擺得井井有條，用起來得心應手，很不容易呀。（采訪中將蘇靜筆記，1996年11月24日）而如今要搞政變了，為什麽不精心策劃，調動軍隊、控製輿論呢？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華國鋒、葉劍英抓“四人幫”，事先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且要調動軍隊。而始終是“光杆司令”的林彪在黑屋子裏就能“政變”嗎？ 

九一三事件的整個過程慌張零亂，哪裏有一絲一毫的大將風度？ 

那麽，九一三事件前，林彪在幹什麽呢？ 

林彪秘書回憶：9月12日 上午林彪曾詢問尼克鬆訪華日程方麵的進展，我們都沒有感覺林彪情緒上有何異常。奇怪？林彪到北戴河後就拒絕過問中央的一切事情，卻一反常態，非常關心中美 關係的進展，指示秘書一有消息就直接報來。如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中美之間所有的口信來往，中央工作會議發的文件， 總理同基辛格會談的簡報，以及總參三部編的國際問題數據等。他還幾次提出要見美國總統尼克鬆。9月12日上午，林彪又說過一次，他要見尼克鬆。（參見張寧《自己寫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226、234頁）更奇怪了，這天半夜就要“倉皇出逃”了，怎麽還有情緒關心“八竿子打不著”的尼克鬆？ 

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的言行鮮為人知，而林立果卻分外活躍。林立果認為“步步緊逼”，“林彪”遲早會成為“劉少奇”，尤其通過秘密渠道得知毛澤東的南巡講話後，隻想拚個“魚”死“網”破。林立果在具體策劃“兩謀”時多次講，這次是首長（林彪）下決心要搞，親自在抓。副統帥下了命令，主動進攻，先把B-52（毛澤東）搞掉。但這一係列的活動以至策劃武裝政變，似乎就是林立果加上葉群沒頭蒼蠅般的到處亂撞。 

後來林立果自己決定不搞了。（采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年4月2日）如果林彪在遙控指揮，林立果敢不請示就擅自不搞嗎？因為葉群“抽鞭子”，才又接著搞。這裏問題來了，葉群怎麽也“擅自”做主了呢？她就不怕林彪大罵嗎？林彪打仗一向獨斷專行，大權獨攬，怎麽在“兩謀”中如此“大撒把”呢？林立果、葉群都在“擅自”，而林彪卻一如既往呆坐在北戴河的黑屋子裏。 

到9月13日， 林彪在北戴河近三個月，除了八一前坐飛機到北京參加建軍節招待會外，一直窩在北戴河，哪裏也沒有去過，沒有和任何人接觸，林彪屋裏沒有電話，他連電話也沒 有打過一個。（注：據李文普回憶，除了毛主席、周總理的電話親自接，一般不接其它人的電話。）據在北戴河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大隊長薑作壽說，我 們沒有發現什麽異常現象，隻是覺得我們保衛的這位副主席從廬山下來後，情緒不那麽好，整日愁眉苦臉，不見一絲笑容。他外出活動原本就很少，這一段就更少 了。張耀祠也說，事先沒感覺林彪搞政變。他那個身體，白天晚上，覺也睡不好，成天蹲在房子裏不出來。（采訪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大隊長薑作壽筆記，1997年10月20日） 

林立果的“三個方案”，上策謀殺毛澤東，中策南飛廣州（香港），下策北飛蘇聯。現在看，上策和中策似乎是林立果的主意，下策似乎是葉群的主意。葉群去過蘇聯，會俄語。那麽，林彪知道嗎？林彪同意去蘇聯嗎？如果同意，為什麽林彪沒給掌握軍隊大權的黃吳李邱布置過，也沒有給任何人布置過，“林辦”工作人員包括時刻在林彪身邊的內勤小陳、小張都沒有聽林彪說過“三個方案”，這似乎有些不合邏輯。 

九一三事件後，林彪秘書、警衛、內勤都否認林彪有任何“政變”的跡象。 

也就是說，林彪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關係還是個謎。 

薑作壽說，九一三事件可以說是突然發生的。張耀祠也認為很突然。突然在哪裏？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主席，計劃還沒出來，主席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緊張了……（采訪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大隊長薑作壽筆記，1997年10月20日）如果林立果動手，能搞成嗎？張耀祠說，林立果虛構，不可能！他隻是意圖（紙上談兵），搞不成。還是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我們給部隊都要講，他根本不可能實現。（采訪中央警衛局局長張耀祠筆記，2003年2月18日） 

“林彪手令”為什麽有橫豎兩個 

於運深回憶：九一三事件前夕，林立果曾以治牙為名，兩次回北京。9月2日中午，林立果飛回北京，9月4日傍晚飛回北戴河。9月8日21點48分，在葉群的支持下，林立果再次從北戴河飛回北京。葉群打電話給毛家灣，說“老虎回北京治牙，要嚴格保密”。 

在西郊機場落地後，林立果在周宇馳的陪同下，回了一趟毛家灣。 

我1964年調到“林辦”，到1971年已經是老秘書了。這時四個秘書調走了三個，幾個秘書的事全壓在我身上，我非常忙，廬山出事根本沒看出來。林立果21點30分就到了毛家灣，掛電話到北戴河向葉群報了平安，並對我說第二天去301醫院看牙。聽他說牙痛，我還關心地詢問了幾句。第二天林立果確實去看了牙，拍片，驗血，等檢驗報告出來要兩天。 

林立果當晚沒有在毛家灣住，說有電話，就找空軍一號台。他拿了東西就走，我一直在旁邊，跟他去他的房間。在走廊上，林立果從白襯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白紙，上麵用紅油筆寫著“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林彪，9月8日”，沒有章。 

這可能是“林彪手令”的第一次亮相。 

林辦工作人員中，隻有於運深看過“手令”， 關在亞療（注：亞洲療養院，九一三事件後成為關押與九一三有關人員的地方）時，他思想鬥爭了很長時間，說不說。隻有林立果和他兩個人知道，林立果已經死 了，不說，沒有人知道。說了呢？會不會有什麽嚴重的後果，於運深終於說了。說了以後他心裏很痛快，覺得自己沒有向黨保留什麽。但從此他的問題升級，被單獨 關押。林辦工作人員中，單獨關押的隻有李文普和他。（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這個“手令”是寫給誰的？ 

按什麽“命令”辦？ 

為什麽隻有一句如此含糊的話？ 

九一三事件前見過“林彪手令”的人比見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人多，而且現在不少人包括王飛、李偉信等人都還活著。但是1980年審判“兩案”卻沒有注意到“林彪手令”有兩個。這也不奇怪，因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馳，再沒有人同時見過兩個“林彪手令”。出現在法庭上的“林彪手令”被公開在報刊上，是周宇馳拿的那張。有關部門將直升機迫降現場搜集到的部分碎片拚對複原，拍成照片，作為林彪“發動武裝政變”的“鐵證”。這個“林彪手令”的字跡是“豎的”。 （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43頁） 

於運深回憶：他看到的是“豎的”，不是“橫的”。（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魯瑉、王飛等人看到的也是“豎的”。（采訪時任空軍作戰部長魯瑉筆記，2000年8月18日、采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年4月2日） 

1980年“兩案”審判，總政保衛部鑒定這個“豎的”是林彪的筆跡。（采訪總政保衛部處長焦誌華筆記，2003年10月5日） 

但林立果身上還有一張橫寫的“林彪手令”。這個“橫的”手令“兩案”審理的法官們並不知道。實在是這個“橫的”手令“藏”得太深，看到的人很少，但至少胡萍和“林辦”老秘書關光烈看過。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在去北戴河前，來到候機樓，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本“小紅書”，從裏麵拿出一張16開的白紙，遞給胡萍。說這是首長的親筆“手令”，事關重大，要特別注意保密。胡萍記得很清楚，字跡是“橫的”。 

因為在“兩案”審訊中，隻是提到“林彪手令”的內容，卻沒有提到字跡是“橫”是“豎”。在法庭上，雖然出示過“林彪手令”，但胡萍出庭時沒有出示，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會有兩個“手令”。後來胡萍因腦部手術雙目失明，也就無從看見公開發表的那個“豎的”。但關光烈看到了，他從公開的報刊上看見那個“豎的”，非常奇怪，怎麽和自己看到的那個“橫的”不一樣呢？（采訪林辦秘書關光烈筆記，2000年9月9日） 

也難怪，這個“橫的”被林立果帶上二五六號三叉戟。他把這張“橫的”夾在“小紅書”裏，孫一先（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二秘）在墜機現場看到了“小紅書”，裏麵沒有那張神秘的“白紙”。（采訪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二秘孫一先筆記，2000年8月17日）如此說來，這個“橫的”很可能被蘇聯人拿走了，但願它早日“浮”出水麵。 

為什麽“林彪手令”會有“橫的”和“豎的”兩種？“林彪手令”是真實的嗎？換句話說，是林彪寫的嗎？“文革”後林彪幾乎很少動筆，文件圈閱也常常由秘書代筆，怎麽可能連著寫兩張“手令”？就是寫了兩個，也會毀掉一個，似乎不可能讓林立果把兩個都拿走。 

現在我們分析一下，“手令”上寫兩個人的名字，與“手令”有兩個不同版本，對誰有利呢？不言而喻，一份“手令”不夠，因為林立果和周宇馳要分開活動，需要一人拿一個當“聖旨”，於是再“創造”一份。那麽一模一樣不更好嗎？或許是忙，沒想到那麽多的細節？也可能是先寫了一個“橫的”，不太像，再模仿一個“豎的”。模仿也不那麽容易，所以“橫的”“豎的”都沒舍得丟掉，卻沒有想到，由此露出了破綻。 

如果真是“林彪手令”，為什麽掌握軍中大權的黃吳李邱穩坐釣魚台？黃永勝這個總參謀長調動過多少部隊？邱會作這個總後部長準備了多少炮彈？更為可笑的是，為什麽林彪不向掌握軍權的黃吳李邱下令，卻讓“娃娃們”拿著他的“手令”招搖？ 

有人說，這事不像林彪辦的。這個“政變”看不出林彪參與其中的痕跡，隻能是沒有軍事常識，沒有指揮能力的林立果的“傑作”。 

九一三事件發生十天後，周恩來到機場送柬埔寨賓努親王後，在二號樓接見民航幹部。周恩來說，林立果還是個20多 歲的娃娃，大學剛畢業就到作戰部當副部長兼黨辦副主任，捧得那麽高。在上海，還專門給他修了一套很漂亮的房子，誰都不知道這些事，簡直不像樣子。周恩來在 人民大會堂的一次會上憤怒地說，吳法憲，你說說，林立果不過是個娃娃，你們為什麽把他捧得那麽高？甚至把兵權交給他？你們為什麽要這樣做？吳法憲始終不敢 抬頭，不敢正視總理的目光，支支吾吾，沒說出一句完整的話。9月天已經涼了，而他卻汗如雨下，兩手不住地交替擦汗。 

吳法憲從來沒有見過“林彪手令”，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也沒有見過。（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見過“手令”的幾個人中，也沒有人知道傳達的“命令”是什麽？為什麽從不公布其內容？說到底，根本沒有什麽“命令”！ 

“林彪手令”是林彪寫的嗎 

“林彪手令”是林彪政變的惟一物證。 

林辦秘書於運深認為是林彪的字。於運深回憶：我在林辦七年，見過林彪寫字多了。林彪高興時，“哄”他寫個條子很容易。我並沒有把這張紙當成什麽重要的東西，以為林立果和葉群又鬧什麽矛盾了。 

平時林彪寫字用軍委辦公廳服務處發的那種白紙，沒有天地，削好的鉛筆，字的大小一樣。但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體，而這個“手令”太含糊，沒有確定性，“盼”照“什麽”辦？不知道。而且用了個“盼”字，更不像林彪一貫下命令的口氣。林彪一生中從來沒當過副職，下命令從來是死命令，堅決果斷。“盼”有乞求、祈使、商量的意思，這倒像是沒當過主官的林立果的口氣。（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但是，於運深是在走廊裏看的，邊走邊看，不一定會那麽仔細。而且他當時並沒有把張紙當成什麽重要的東西。最重要的是這個“手令”上的字非常像林彪寫的。 

黃永勝還沒有被抓時，看過繳獲後拚湊起來的“林彪手令”。周恩來問，“像不像”？黃永勝說“又像又不像”。周恩來也說“就是又像又不像”。 

林豆豆在被審查時看到的是“林彪手令”的影印件，她認為，“手令”和“親筆信”是像林彪的字體，但更像是模仿的字跡。她說“像”，堅決不說“是”。1972年5月，林豆豆就申明過這一點，並始終拒絕寫旁證材料。（采訪張清林筆記，1998年2月20日） 

林辦一位秘書也說：“據我看像林彪的字，還是‘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