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zt

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引子 

1971年9月13日發生的林彪事件，被史學界稱為中國最大的政治之謎。 

其實九一三事件本身並不複雜，就是跑了兩架飛機。後起飛的直升機，被飛行員陳修文以生命為代價，飛了回來，迫降在北京郊區。先起飛的三叉戟，越過國境後，企圖迫降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正大紅大紫的中國第二號人物怎麽說跑就跑了呢？ 

1972年初，彭德懷在監獄裏得知。他難以置信。林彪一家為什麽要跑呢？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怎麽會謀殺毛主席？怎麽成了可恥的叛徒，一下子從天上掉下來？黨和國家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參見王焰等著《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736頁） 

陳伯達回憶：“十大”公報點了林彪的名，開除了林彪的黨籍，我一點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還以為林彪也關在秦城監獄。到1980年審判時，給我看起訴書，才第一次知道林彪在1971年竟想謀害毛主席，乘飛機逃跑摔死了。這個消息使我很吃驚，這是真的嗎？他為什麽要這樣做呢？倒就倒了嘛，再怎麽也不該這樣做。（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400頁） 

回想那時的中國，林彪是多麽“紅”啊。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確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一躍成為中國第二號人物。1967年2月1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批判“二月逆流”的會上說，葉群同誌，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參見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834頁） 

那個時候，毛、林之間是多麽“如膠似漆”啊。 

1969年4月，“九大”會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被破天荒地寫進黨章。而不過兩年多的時間，“接班人”居然偷偷地逃跑了。 

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明顯感到，老人家加速衰老了。九一三事件後，一連幾個月，他煩燥不安，罵人，摔東西，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甚至不想見任何人，麵孔一直板著，不再像以前主動說話。（參見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77-186頁）到1972年1月中旬，毛澤東突然休克，差點被死神拽走。（參見李靜主編《實話實說豐澤園》，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446頁） 

至於九一三事件，更是迷霧重重。林彪、葉群和林立果是一回事嗎？林立果和葉群是個什麽角色？毛澤東和林彪的分歧從什麽時候開始的？1971年8月，毛澤東為什麽要南巡？林立果的“三個方案”林彪知道嗎？“林彪手令”是林彪寫的嗎？“林彪手令”怎麽會有“橫”“豎”兩張？黃吳李邱這“四位大將”知道“兩謀”嗎？林彪哪兒也不去，為什麽又自己上的飛機？“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是 誰說的？林彪警衛秘書李文普為什麽突然中途下車？又為什麽自己打自己一槍？飛行員潘景寅為什麽不等機組人員到齊就起飛了呢？鄧小平為什麽要說潘景寅是個好 人？三叉戟為什麽要迫降在溫都爾汗？又為什麽機毀人亡？林彪的真正死因是什麽？是否遭到導彈襲擊？是否飛到了蒙蘇邊境？機上是否發生了槍戰？是先起火後墜 毀嗎？右機翼上的大洞是怎麽回事？是否有人安放了定時炸彈？迫降時飛機上還剩多少油？黑匣子在誰手裏？為什麽中國強調飛機迷航，誤入蒙古境內？為什麽沒有 提出派專家到現場調查？為什麽沒有把遺體遺物要回來？…… 

太多太多的為什麽，使30多年後的九一三事件，仍是濃霧緊鎖的“廬山”。 

第一部 誰識廬山真麵目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1970年的夏天，已經亂了四個年頭，毛澤東最初並沒有想耗費這麽長的時間。1967年他巡視大江南北時就多次說過，“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結束，然後開“九大”。不幸，1969年4月，“九大”開過了，“文化大革命”卻仍然停不下來。到1970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還在考慮結束“文化大革命”。國家和人民都需要安定，這從積極籌備四屆人大可以看出來。但曆史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廬山會議不僅沒有結束“文化大革命”，反而成了令國內外震驚的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線。 

第一章 迷霧籠罩 

1970年夏天，廬山突然被封 

夏天的避暑勝地廬山，正是遊客絡繹不絕的季節，橫空卻飛來一道“封山令”！ 

軍隊“接管”了整座廬山，大批全副武裝的戰士日夜在山林裏巡邏。遊客自然被擋在山外，但是廬山上還住著成百上千的老百姓，怎麽辦？無一例外都受到嚴格的“一刀切”。一旦被政治這把“刀”切下來，立即“押送”出山，甚至山上的幾名和尚也被“騙”到山外。 

江西省從南昌、九江選調了大批的技術工人，加緊整修廬山上的大小別墅。還專門培訓了“絕對可靠”的廚師、司機、接待等服務人員。紀律如鐵，不準寫信，不準打電話，更不準透露自己的去向。（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91-192頁） 

1970年8月15日晚，王良恩（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打電話，問正在安徽調研的李德生到廬山開會，是回北京再去，還是直接從安徽走，李德生說直接去。……（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395頁） 

8月20日，通過保密電話，中央辦公廳向各地發出通知。但是隻是說開會，卻沒有說到哪裏開會，急事或急件由中央辦公廳轉。 

250多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全部由專機接送。 

廬山會議開幕前幾天，廬山峰頂架起了雷達天線，北麵的九江機場日夜轟鳴，飛機頻繁起降。按要求，各地的中央委員必須在8月20日上山。專機任務不僅多，而且複雜。因為九江機場不能降落大型客機伊爾-18，必須在安慶換乘小型客機伊爾-14。林彪當時的專機是英製“子爵”號，也要到安慶換小飛機。為執行大機群任務，時念堂（專機師師長）專門到安慶坐鎮，組織換乘。（采訪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筆記，2001年8月11日） 

不要說外人，就是與會者，也身處“迷魂陣”中，不知道自己要飛到哪裏。直到坐小汽車過牯嶺，穿過大隧道，進入“禁區”，這才知道來到了廬山。 

此時南方正是盛夏，而廬山上卻已經是初秋。 

真不愧是避暑勝地，清風飄飄，真舒服呀！（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98頁） 

“文革”前的中央會議多在外地開，杭州、武昌、鄭州、成都、南寧、北戴河等地都開過。這主要是因為毛澤東經常周遊“列國”。而“文革”開始，各地亂起來，事情又多又急，所以中央的會議基本“圈”在北京。到了1970年，全國的局勢基本趨向平穩，所以毛澤東決定在廬山舉行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接下來召開四屆人大。 

九屆二中全會是建國後的第三次廬山會議，此後，中央的會議再也沒有上過廬山。有人戲說廬山不“吉利”，兩任國防部長都從廬山上栽下來了。那為什麽毛澤東要把開會地點選在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廬山？是有心栽“花”，還是無心插“柳”？而當時，他們隻是知道揪出了陳伯達。（采訪中將黃誌勇筆記，2000年2月12日）可誰能想到，林彪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呢？ 

九屆二中全會開始前風和日麗，沒有一點點滿城風雨近重陽的感覺。（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28頁） 

8月20日下午，一身夏裝的周恩來坐專機從杭州飛來，傍晚上山，他是最後一個上山的中央領導人。周恩來似乎沒有什麽警惕性，他住在路旁小賣部附近的一幢普通小樓裏。這裏交通方便，便於與人接觸，也便於打乒乓球、踢足球什麽的。 

別墅的分配是這樣的，政治局委員一人住，中央委員兩人住，候補中央委員三人住。每幢別墅配一名服務員，兩幢別墅配一名廚師。似乎還是“人以群分”的原則，李德生和周恩來、李先念、餘秋裏是鄰居，朱德和陳伯達是鄰居，林彪與軍委辦事組成員的住地比較近，站在王洪文的門口，可以望見張春橋、姚文元進出。（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99頁） 

上山第二天，周恩來就全會議程書麵報告毛澤東和林彪，然後分別前往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處談話。 

宋雙來（候補中央委員）回憶：會前兩次被告之，這次全會的三項議程很簡單，主要是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然後提交四屆人大正式通過後頒布，另外還要討論一下國民經濟計劃和備戰工作。修改《憲法》的綜合簡報（8月10日）和《修改草案》（8月15日）已印發政治局各成員。國民經濟計劃綱要和計劃會議綜合報告，擬先在政治局討論，通過後再提交全會通過。另外還要討論一下國民經濟計劃和備戰工作，由軍委辦事組起草的備戰工作的文件，擬先由林彪審定後，再提交政治局和全會討論。（采訪中將宋雙來筆記，1996年10月23日） 

像 所有的與會者一樣，周恩來感到輕鬆。他滿麵笑容地告訴來訪者，會期不長，有三五天就可以了。不少與會者都是第一次上廬山，遺憾時間太短，偌大的廬山還沒玩 過來，會就散了。會前中央委員們抓緊時間四處飽覽，姚文元陪江青遊了仙人洞，張春橋、姚文元和上海的中央委員在瀑布前合影。葉群邀吳法憲（副總參謀長、空 軍司令員）、李作鵬（副總參謀長、海軍第一政委）、邱會作（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遊仙人洞，並合了影。鄧穎超早有計劃，邀請幾位老大姐，會後去井岡 山轉一轉。（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00-201頁） 

在飛機上，李雪峰得知宋雙來是第一次上廬山，說這次會議不緊張，廬山很美，景點多，文化遺跡也不少，可以多轉轉。會前宋雙來兩次在景點“撞見”李雪峰，可見李雪峰的心情也很輕鬆。（采訪中將宋雙來筆記，1996年10月23日）擔任華北組副組長的吳德回憶，初到廬山，氣氛並不緊張，我沒有料到會有一場巨大的風波。（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參見《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 

確實，絕大多數與會者都沒有想到，這個想象中的“神仙會”拖了半個月，不僅沒有“神仙”一回，還差點把廬山“炸平”了。 

在毛澤東眼中，直升機想把廬山炸平 

時念堂和尚登峨（空軍航行局局長）專程到九江機場和廬山會場附近勘察地形，為直升機選擇山上的著陸點，然後派兩架伊爾-14和四五架“雲雀”直升機前去值班。廬山上很難找到一塊空著的平地，好在直升機落地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半個籃球場的地方就夠了。但他們哪裏想到，直升機的機場選在了“太歲”頭上。（采訪時念堂筆記，2000年4月14日；采訪尚登峨筆記，1999年12月27日） 

陳長江回憶：那時我是警衛毛主席的中央警衛團一中隊的中隊長。九屆二中全會前，1970年8月中旬，主席要乘火車去南方視察，到底去哪裏，領導上並沒有向我們交底。專列沿京廣線南下，經石家莊、鄭州到達武漢，在那裏住了幾天。又乘車南行，到達湖南省會長沙，又住了幾天。8月31日晚上9點到南昌，主席準備在這裏停留一下，再上廬山。主席知道我要上廬山打前站，對我說，長江，我們到了廬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遊泳。在廬山管理局有關人員的引導下，我們檢查了為毛主席安排的住處，布置好警戒，便去察看準備讓主席遊泳的廬山水庫。主席非常喜歡在這裏遊泳，1959年就遊過。這大概是主席在那一段時間裏最好的休息了。（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24頁） 

汪 東興回憶：廬山會議前，我提前到廬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發現陸軍、空軍也在廬山周圍布防。上了廬山一看，更嚇了一跳。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邊，正轟隆隆地炸 石頭，程世清（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西省軍區政委）事先也沒把這件事告訴我。這是在搞什麽？程世清說，在修飛機場。我不解，怎麽能在這裏修飛機場？程世清 說，這塊地方大，直升機降落比較安全。你們在這裏修機場，經過哪裏批準？程世清說，是軍委批準的。什麽時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我馬上到現場去看了一下，飛機場已經快修好了。這個機場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麵，這樣會影響主席休息和辦公。程世清說，那怎麽辦？我當時沒有答複。回到杭州， 我把修機場的事報告了主席。毛主席馬上警惕起來，問誰下的命令呀 ？你打電話問問總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 恩來也不知道修直升機場的事。汪東興說，這可就麻煩了，你也不知道？周恩來馬上查問，黃永勝（總參謀長）知道。說因為有些老同誌要上廬山，坐汽車走盤山路 身體受不了，坐飛機又快又安全，空軍就準備了幾架直升機。周恩來問，你這麽決定，報告中央了嗎（意思是你報告毛主席了嗎）？黃永勝說他報告了林副主席。於 是，周恩來對汪東興說，是林副主席批準的。汪東興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沒再說什麽，點了一下頭。（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 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3-24頁） 

空軍34師師長時念堂回憶：九屆二中全會開會前，胡萍讓尚登峨和我上廬山選直升機場，我帶了一個調度員李和全（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任空軍34師調度室副主任。本來應該是他到山海關機場調度室值班的，但因為他回西安搬家，所以調度室主任李海彬去了。李海彬因此趕上了九一三事件，被無故關進秦城，家破人亡）。直升機降落場一般比籃球場大一點，我們選了好幾個地方，水庫前麵，東麵一個地方，……最 後定在哪裏我不知道。我們準備下山時碰到汪東興，問我們幹什麽，我說看直升機降落地點，汪東興並沒有說什麽，叫我們去吃飯，還叫我留在山上過夜。我說今晚 試飛夜航，我要到九江機場指揮，就下山了。我和汪東興比較熟，劉少奇訪問四國時，我們機組也是代表團成員，與汪東興一起呆了一個多月。以後我想他可能要單 獨問什麽，可是我當時不知道。不過問我，我也答不出什麽，我隻知道選直升機場，別的什麽都不知道。（采訪時念堂筆記，2006年1月4日）奉命選直升機場和修直升場的人，更不知道毛澤東上廬山會住在哪裏，自然談不上“陰謀”。 

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過去上廬山，毛澤東都住在蘆林一號招待所，到山頂湖遊泳方便。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大戰”將 臨的緣故，這回汪東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把毛澤東安排在有高牆圍起的脂紅路別墅。這是一幢便於保衛的獨立西式城堡，從前是美國亞細亞 銀行，半個世紀過去了仍壁壘森嚴。汪東興回憶：廬山會議後期，我主要是抓了對毛主席的安全保衛和會議的收尾。（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 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4頁）忠心耿耿的汪東興沒有想到，他自己的“安全”倒出了問題，幸虧毛澤東說他是好人犯錯誤，才平安無事。 

8月23日 下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小禮堂舉行開幕式。陳長江回憶：主席住的地方到禮堂有一段路，坐車到禮堂側門，進去就是主席台。出席會議的代表都為林彪的講話鼓 掌，隻有主席沒鼓掌，表情悶悶不樂，宣布散會。主席沒有像往常一樣與各位握手，就從側門出來，乘車回到住處。那幾天，主席睡不好覺，吃不好飯，常常出來散 步。他邊走邊對我說，有好幾年不寫文章了，現在不寫不行了，要寫文章反擊。我還聽到主席自言自語，……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出來轉了不過十來分鍾，主席就回去寫文章了，他屋裏的燈一直亮到很晚。（引自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34頁） 

陳長江的這段回憶如果屬實，那麽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就不是江青、張春橋等人告狀後才寫的，而是早就開始動筆了。可是按照通常的說法，8月31日，毛澤東整整考慮了三天，才揮筆寫下《我的一點意見》，（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9-50頁）這是他生命最後十年中寫得最長的一篇文章。 

但不管怎麽說，《我的一點意見》裏麵果然有一句“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式上，毛澤東講到廬山會議的這場鬥爭，再次強調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 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代表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就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 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3頁） 

陳伯達回憶：我確實不能料到，懷仁堂的這次插話（九大後修改憲法，吳法憲因張春橋反對說毛主席是“天才”，和張春橋大吵），在廬山會議上，竟變成了一件特大的大災。因為吳法憲是“空軍司令”，所以設想他能“炸平廬山”，而我卻什麽都沒有，都不會，怎樣能炸平廬山呢？（引自《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一版，117頁） 

毛澤東認為是誰想“炸平廬山”呢？ 

以後毛澤東南巡時對華國鋒談話，除了提到廬山上有人搞突然襲擊，又特意強調“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是有用意的，因為隻有空軍才能炸平。（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99頁） 

毛澤東反複說“炸平廬山”的“典故”，就出自正在修建的廬山小機場。 

幾架小小的直升機，真能把廬山炸平嗎？ 

周恩來“追”到黃永勝那裏，沒再往林彪那裏“追”。就是周恩來“追”到毛家灣，也是葉群接電話。作為林辦主任，葉群在很大的程度上控製著林彪。林彪身體不好，一向由葉群出麵，林彪的意見要由葉群把關，有時她會提出“更好”的意見。下麵向林彪請示必須通過她，她可以推延或謝絕，甚至假傳“聖旨”。 

毛澤東南巡時特意講到他不讚成老婆當秘書、當辦公室主任，對一些負責人向林彪請示時要經過葉群這類事很不高興。（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94、124頁） 

那麽林彪知不知道廬山上修機場？如果林彪知道，為什麽不請示毛澤東呢？ 

林立果（林彪兒子、1969年10月被任命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怎麽也上了廬山呢？雖然林立果在空軍作戰部擔任領導，卻不在作戰部上班，也很少到作戰部去。這次廬山開會，他以軍委辦公廳秘書的特殊身份上了廬山，由“東道主”程世清安排住房。林立果不算與會者，也不算會務組的工作人員，他沒有權利參加會議和各大組的討論，隻能在會外活動。所以他在廬山上有點活動，但不多，也有限。會議後期他跑到林彪別墅，向林辦秘書大發了幾句議論。（采訪林彪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廬山會議後，林立果一夥加緊了軍事活動。但他在廬山會議前把直升機的機場修在毛澤東房子的上頭，是為了“炸平廬山”嗎？似乎沒有證據。從現有資料看，直升機場一點點大，隻要四周沒有什麽障礙物，直升機有半個籃球場就可以落地。也不是什麽秘密工程。這時林彪的地位雖然有些動搖，但矛盾還沒有激化，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廬山會議以後1971年3月的事情。而在廬山修直升機場隻是為了年紀大的中央委員上廬山更舒服些，恐怕不是有意為政變。而毛澤東對林彪的懷疑越來越深，甚至想到飛機轟炸，林彪兵權在握啊。 

陳 長江回憶：廬山會議進行中，汪東興及時向我們傳達會議的主要情況，中心是要我們提高警惕，值班幹部和哨兵都要加強責任心。部隊要加強應變能力的訓練，確保 主席的安全。根據廬山的實際情況、地理環境，我們設想了可能發生的幾種情況，搞了相應的應付突發情況的方案，其中也有對付最嚴重情況的準備，並組織幹部戰 士進行了演練。 

這 時主席仍住在一號樓。那一段時間，差不多每天中午他都到水庫邊新建的那幢房子裏辦公、開會或找人談話。因工作太多，常常到淩晨兩、三點才回住處。廬山這個 地方，晚間不是大雨就是大霧。那霧又密又濃，上看不見星鬥，下看不到腳麵。深夜護送主席回住處，即使把車燈全打開，仍然看不了多遠，這一段路麵很窄，車子 稍微偏一點就可能掉下深穀。我們警衛不僅要防止敵特的陰謀破壞，還要防止包括車禍在內的各種事故。為了確保行車安全，我們想了個土辦法，用煤油燈為汽車引 路。我從管理部門借了一盞普通的防風煤油燈，每逢雨霧夜行車，我就穿一件雨衣，提燈走在汽車前麵。毛主席看到這情景，笑著說，這辦法不錯，提著紅燈引路， 我們這也是“紅燈記”嘛。雖然有“路燈”，司機仍小心翼翼，開得比牛車還慢。這樣慢的速度在山路行車，後顧之憂就顯得突出了，我派出三個人編為一個小組，跟在車後，以防不測。（引自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37-139） 

張耀祠回憶：拿陳伯達開刀的那天晚上，毛主席忽然提出不在美廬過夜，秘密挪到100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幾家普通民房，大會前居民遷出。房間又小又破，毛主席不準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風聲。（采訪少將張耀祠筆記，2003年2月18日） 

毛澤東老“收拾”別人，他也害怕別人“收拾”了他。 

會前林彪猶豫要不要講話 

1970年8月23日15點45分，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人民劇院開幕。 

廬山人民劇院建在牯嶺鎮半山腰，可以坐五六百人，1959年曾在這裏舉行過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現在成了九屆二中全會的會場。這次實際到會的中央委員155人，按姓氏筆劃坐在前麵，候補中央委員100人，坐在後麵。 

會議原計劃15點開幕，委員們早早就到了，一直靜靜地等著。 

15點45分，毛澤東在前，林彪在後，微笑著從休息室出來，走上主席台，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緊隨其後。全會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宣布我們的二中全會現在開會，請林副主席講話（另一種說法，毛澤東問常委，你們有什麽說的，林彪說我要講“一點意見”，所以毛澤東後來把自己的文章定題為《我的一點意見》）。（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6頁） 

林彪到廬山的下午，與陳伯達談了一個多小時，商量如何對“陸定一式的人物”張春橋發動進攻。（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1頁）8月22日晚，陳伯達又到林彪住處，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會上講話。陳伯達認為“九大”以後，無休止的運動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繼續發展，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長期處在這樣的狀況是極不利的，共和國承受不起。好幹部受不起勞累辛苦，“壞”幹 部受不起摧殘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長期的無政府狀態。造成這種局麵，在主席那裏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張春橋。江青不能碰，碰碰張春橋還是可以的。張春橋的問 題不解決，對黨的事業危害實在太大。陳伯達樂觀地認為，在羅瑞卿、楊（成武）、餘（立金）、傅（傅崇碧）、賀龍的問題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意見都一致 （實際上並不一致）。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張春橋的問題，毛主席肯定會支持。 

林彪沒有表態，隻說如果要講，明天開會前向主席報告一下。（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於運深回憶：林彪要在全會上講話，讓我們準備一個稿，搜集北京突出政治有些什麽效果，還強調要發展經濟，沒有提出設國家主席。（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宋德金（林辦秘書）回憶：林彪讓我們準備五個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德日由弱變強的資料。（參見宋德金著《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載《百年潮》2000年第九期） 

8月21日， 葉群在秘書給林彪起草講話提綱時說，首長一直堅持天才的提法，有人否認天才，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反對首長。在討論修改《憲法》時，在天才問題上有爭論，有 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否認天才，否定十一中全會公報，甚至連國家元首的提法也不同意。葉群說，設國家主席還要堅持。談到天才問題，葉群從皮包裏拿出一 把語錄卡片，說如果不講天才，馬列還算不算數？（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8頁） 

吳法憲回憶：本來葉群在山下已經讓秘書為林彪準備好了講話稿，上山後，林彪卻不想講了。（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1頁） 

李文普（林彪警衛秘書）回憶：開會前講不講那番話，林彪表現出猶豫不定的樣子。上車前，我在旁邊，曾聽見林彪問葉群，這話今天講還是不講？葉群說，要講！到最後一刻，林彪才決定拿張春橋開刀。（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1999年第二期）事後林立果打電話給張雲生（林辦秘書），罵葉群瞎指揮。翻“車”了，倒大黴了，全怪她指揮錯誤！（參見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615-619頁） 

為什麽林彪在講話前猶豫？他害怕什麽呢？ 

“九大”時毛澤東也曾讓他口頭講政治報告，到最後一刻他還是照本宣讀。他想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的口頭講話了嗎？想到他的講話會讓自己死無葬身之地嗎？ 

林彪講話毛澤東事先知道 

一年後毛澤東南巡，說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誌的談話紀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10月，555頁） 

林彪講話的內容，毛澤東事先真的不知道嗎？ 

林彪講話全篇除了“吹捧”毛澤東，就是不指名地批判張春橋，毛澤東在會場從頭聽到尾，他為什麽沒有當場反對，還同意全會再聽林彪錄音，並印發全會呢？ 

汪東興回憶：1971年9月11日， 毛澤東在上海接見王洪文（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市委書記）、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說到廬山會議，王洪文說，當時我們心裏就嘀咕，毛澤東說你們嘀 咕什麽呀？人家是副主席講話呀！王洪文說，當時我們華東組，除了林彪的一幫人搶著發言外，我們也發了言，我也講了幾句。事後，聽說林彪講話是中央常委同意 他講的，特別是論“天才”的語錄也以為是中央搞的。毛譯東說，誰說這個論“天才”的語錄是中央搞的呀？當時我們發了語錄沒有？哪一個文件上說發了語錄呀？哪一個文件上寫有這幾條語錄呀？（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7頁）但是毛澤東沒有反駁王洪文關於“林彪講話是中央同意”這句話。 

陳伯達回憶：在廬山會議正式開會之前，林彪個人單獨在一個房間同毛主席談話，周恩來同誌和我與其它人，都在另一個房間等待，時間並不很短。毛主席和林彪單獨談話以後，大會開了。（引自《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一版，118頁） 

從陳伯達披露的材料看，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內容經過毛澤東的同意。開幕前，林彪與毛澤東關在屋子裏單獨談了45分鍾。（參見葉永烈著《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523頁）下廬山後，林彪說他的講話是經過毛主席的，這些話，見到主席也講過。後台講的話，搬到前台去講，講稿上本來沒有，廬山幾天都沒有睡好，他昏昏盹盹講了。（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15頁） 

陳伯達回憶：周總理、我和其它人坐在一個房間，毛主席和林彪在另一個房間，等待時間並不短。會散後，我問林彪，你的講話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說，他的講話毛澤東知道。（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4頁） 

葉群在台下悄悄對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說，101（林彪）講話前請示了主席。（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開幕式的時間過了，汪東興看毛、林還未出來，就到休息室問。周恩來說，主席和副帥還在談話，再等一會兒吧。 

葉群回來說，首長（林彪）開會前與主席談話，她在走廊“放哨”，防止“11樓”（江青）闖進去，也把周恩來和康生都擋住了，沒讓進。（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吳 法憲回憶：在毛主席和林彪的單獨談話中，林彪問毛主席，可不可以講（張春橋）？林彪說，我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張春橋不讚成 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毛主席聽了以後說，這不是張春橋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 在背後搞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名字。（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1頁） 

如果吳法憲的話屬實，就很有“陰謀”了。 

果然林彪在大會講話時，沒有點張春橋的名。 

果然各組討論時，也沒有點張春橋的名。 

雖 然沒有點名，但張春橋已經魂飛魄散，手一直在抖，手上的香煙掉在地上還不知道。開幕式除了五名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政治局委員都坐在台下第一排，張春橋挨著 邱會作。總後的造反派支持張春橋向上海市委奪權，差點把邱會作打死，所以邱會作後來不和張春橋說話。而此時，張春橋掏出一支香煙，老邱，請抽煙！卻忘了邱 會作根本不會吸煙。（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1968年3月楊餘傅事件發生，周恩來連夜給黃永勝打電話，“騙”他到北京開會。等黃永勝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讓他接替剛打倒的楊成武當總參謀長。……林彪沉吟了一會兒，有些嚴肅地站起來，轉身從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邊遞給黃永勝邊慢慢地說：“這件事，禦筆欽定的，改不了了。你看看。”黃永勝接過文件一看，是林彪呈毛澤東關於黃永勝任命的請示報告原件。林彪在報告上原擬的職務是“黃永勝任軍委辦事組代組長、總參黨委第一副書記代第一書記、第一副總參謀長兼代總參謀長。”這些句子被毛主席用鉛筆劃掉了，換成“黃永勝任總參謀長”。……林彪對黃永勝說：“我原想給你一段適應時間，那樣你確實適應不了北京的工作還可以回廣州去。可現在不行了，主席定死了。你是秋收起義的子弟兵，主席信任你，我相信你的能力。” 

會後，葉群交代吳法憲串連一些人在各組會上發言支持林彪講話。中午，吳法憲借口談防空，找王維國（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空4軍第一政委）、陳勵耘（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空5軍政委），告訴他們林彪講話有所指，但在發言中不要點名，隻講擁護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和有人反對天才這兩個問題。至於指的是什麽人，吳法憲在手上寫了“張、江”兩個字。下午吳法憲對李作鵬、邱會作說，要鼓動本單位的熟人對林彪講話表態，設國家主席問題仍要堅持，並說汪東興打電話告訴他要堅持這個意見。吳法憲說，我已經向空軍的人打了招呼。（采訪陳勵耘筆記，1998年12月20日） 

8月24日上午，全會重放林彪講話的錄音。早晨剛7點，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來了，葉群說，我先給你們講講首長的意見。第一，首長的講話是大是大非問題，要宣讀語錄，要在各組表態擁護，堅持天才的觀點；第二，堅持設國家主席，要用眼淚表示自己的無產階級感情；第三，發言中千萬不能點張春橋、康生的名，更不可摸“11樓”（江青）的“屁股”；第四，不要擴大打擊麵，打擊麵寬了，毛主席那裏通不過。最後葉群說，今天下午分組討論，你們都要發言。如果你們不發言，首長的講話就沒有根據了。要堅持天才觀點，堅持設國家主席，集中攻擊“陸定一式的人物”， 但打擊麵要小，不能點名，不能涉及康生和江青。要串連空軍、海軍、總後的中央委員們。吳司令，最好你先發言。吳法憲點頭說好。葉群又對邱會作說，你是不是 也可以早些發言？邱會作說，我一定要發言，但我們是否有先有後，不要那麽整齊，否則簡報上一登，都是軍委辦事組的人，那樣不一定好。葉群邊說邱部長的意見 很好，想得周到，邊看李作鵬。李作鵬說，我的發言好辦，葉主任和我一個組，可以隨時商量。（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看來邱會作和李作鵬就不那麽積極，當然位置也不一樣，在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黃永勝第一，吳法憲第二嘛。 

黃永勝，湖北鹹寧縣人，1910年生，1927年參加秋收起義，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他一直是軍事幹部，很能打仗。1968年3月楊餘傅事件發生，周恩來連夜給黃永勝打電話，“騙”他到北京開會。等黃永勝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讓他接替剛打倒的楊成武當總參謀長。他當即向周總理表示不行：“無論在資曆上還是在能力上，軍內比我強的老同誌有很多。比如楊得誌、陳錫聯……他們，都比我更合適。你幫我和毛主席、林副主席說說，這個總長我當不了，讓他們來幹，讓我回廣州吧！”周恩來說：“你的問題，我說了不算，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決定的事，你是個老同誌，要懂得服從組織。但我相信你能勝任。如果你有意見，可以向林副主席反映。” 

黃永勝被葉群招呼到毛家灣，見到了林彪。黃永勝急切地說：“林總……林副主席，我幹不了總參謀長，你還是讓我回廣州吧！”林彪沉吟了一會兒，有些嚴肅地站起來，轉身從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邊遞給黃永勝邊慢慢地說：“這件事，禦筆欽定的，改不了了。你看看。”黃永勝接過文件一看，是林彪呈毛澤東關於黃永勝任命的請示報告原件。林彪在報告上原擬的職務是“黃永勝任軍委辦事組代組長、總參黨委第一副書記代第一書記、第一副總參謀長兼代總參謀長。”這些句子被毛主席用鉛筆劃掉了，換成“黃永勝任總參謀長”。所以報告附頁的任命上就成了“黃永勝任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稍後，又任總參黨委第一書記。林彪對黃永勝說：“我原想給你一段適應時間，那樣你確實適應不了北京的工作還可以回廣州去。可現在不行了，主席定死了。你是秋收起義的子弟兵，主席信任你，我相信你的能力（參見黃正著《軍人永勝》（下），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0版，612-613頁）。” 

黃永勝最後一仗職務雖然還是軍事幹部，但他擔任的總參謀長在“文化大革命”中，卻是個比“政工”還“政工”的位置，這讓他難以勝任。不過“文化大革命”中的總參謀長，誰幹誰也沒有好下場！ 

吳法憲，中將，江西永豐縣人，1915年生，1930年參加紅軍，一路“政工”上來，說是與“軍事”無緣，但實際上吳法憲非常聰明，打仗有一套，深得林彪的信任。他最後一個職務是由劉亞樓臨終前推薦、林彪提名的空軍司令員，但就是這個位置讓吳法憲趕上了“九一三”，淪為十年囚徒，直到逝世仍沒有平反。吳法憲在監獄中曾想，如果劉亞樓還活著，那現在關進監獄的，應該是他。 

李作鵬，中將，江西吉安縣人，1914年生，1930年參加紅軍，雖然他與吳法憲相反，從來沒有幹過“政工”，他的軍中生涯幾乎全在“作戰”部門和“院校”，但他最後一個職務卻是海軍第一政委。他也是極愛動腦筋的人，不管做什麽事都要做得最好。被關進監獄，他堅決不服，堅持認為自己是無辜的。 

邱會作，中將，江西興國縣人，1914年生，1929年參加紅軍，他一直在總部機關，先幹“後勤”，後與“政工”結緣，最後一個職務又回到了老本行，升到了後勤的最高職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參加紅軍前沒有文化，但他有頭腦，但始終把自己放在“學生”的位置，注重從生活和書本中學習，所以政治水平極高。因“九一三”被抓，是他沒有想到的，在監獄中他決定把自己的一生寫下來。已經出版的吳、李、邱回憶錄都是珍貴的史料，相比之下，邱會作的所見所聞最多。 

“文化大革命”初 期，四位將軍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衝擊。黃永勝在廣州好一些，吳法憲東躲西藏，後來經空軍政文工團劉素媛傳達毛澤東保他的話，才使他安頓下來。邱會作遵照林彪 指示躲到西山，也應該是平安無事的。但卻被軍隊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命令回到總後參加運動。所以邱會作最慘，多次被批鬥，被打斷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兩處 肌肉撕裂，差點丟掉了性命。乘看守疏忽，他在煙盒上寫了一張紙條，向毛澤東、林彪求救，由他的警衛參謀蔣平安冒著生命危險送出來。最後葉群親自拿著林彪和 陳伯達的手令，到總後把他救出來。（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是不是因為這四個人都出身四野，葉群才“團結”他們？ 

很快葉群和吳、李、邱的談話過去了一、兩個小時，到了該去開會的時間了。葉群最後說：我也要發言，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發言要充滿感情，要用我們的眼淚表達對毛主席的熱愛。 

葉群對陳伯達也說了同樣的話。 

對於葉群的單兵“教練”，陳伯達尤其對葉群說“林彪在講話前向毛澤東匯報過講話內容，毛澤東是同意的”這句話半信半疑。當晚他去問林彪，林彪沒有正麵回答，反問他聽誰說的，陳伯達說是葉群，林彪說，這事你知道就行了。（參見王海光著《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第134頁） 

林彪講話都有些什麽內容 

8月22日 下午，毛澤東在住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九屆二中全會的日程和分組、在京值班等事宜。毛澤東建議，除了討論《憲法》和計劃問題外，還要增加一項內 容，談一談當前的形勢。毛澤東說據他所知，大家有興趣的問題是形勢問題。康生強調《憲法》修改了很久，《憲法》起草委員會也開過一次會了，全國人民也正在 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毛澤東說《憲法》修改草案可以發給大家看，但是大家有興趣的還是形勢問題。那時在華沙我們已經開始和美國代表接觸，冰凍幾十年的中 美關係正在醞釀解凍。美國想與中國接觸，屢屢放出空氣，在華沙，中國已經開始和美國代表接觸。過去不共戴天的敵人突然成了握手言和的朋友，這個彎子轉得急 了點，毛澤東的意思是要給高級幹部打個招呼。 

經 毛澤東一再說，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都表示同意，康生也同意了。毛澤東說，我主持會議，由總理講形勢，修改《憲法》的問題由康生講。康生推脫，《憲法》問 題也由總理一道講了吧。毛澤東說，那你們兩個商量好了。（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1-32頁） 

在毛澤東眼中，似乎形勢問題比“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更重要。可是，康生為什麽推脫？“講形勢”是周恩來的任務，周恩來最後也沒有講，而沒有講話任務的林彪8月23日卻講了話。 

林彪手裏有幾張“條子”（提 綱），但他沒有照本宣科，他一向喜歡自由講。一開始林彪就說，昨天晚上，主席召集了常委會，對這次會議做出了指示。這幾個月來，對於這個《憲法》的問題和 （四屆）人代會的問題都是很關心的。這個（四屆）人代會的發起，這個會的召開，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認為是很必要，很合時宜。在這次國內、國外很好的革命形 勢下來開這個會。 

與會者聽了這樣的開場白，幾乎都認為沒有什麽問題。整篇講話，都是林彪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大加“頌揚”。他特別強調，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地發展出新的東西來。 

林 彪說：這個會和（四屆）人代會以及《憲法》，對於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反帝反修的鬥爭，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會是有 影響的。全會這次的三個題目，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間的大事，三件大事。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表現出這樣一種情況的特點，一個是把毛主席的偉大領 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注：原文如此）是《憲法》的靈魂。這個《憲法》把毛 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非常好，非常好！這是30條中間最重要的一條，這條反映出我國革命經驗中間最根本的經驗。 

林 彪接著說，毛主席，是大家所知道的，是我們黨、軍隊、政府、國家的締造者和領導者。毛主席的這種領導可以說是我們勝利的各種因素中間的決定因素。因素總是 多種的，不會是平均的，但是，它必然有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客觀的物質條件當然很好，但是很多國家也有很好的條件，他沒有成功。我們是既有這種客觀物質的基 礎，加上這種主觀的正確的領導，轉化為物質力量。所以，使得我們成為勝利的國家，勝利以後，繼續前進的國家，而不是中途停頓的國家。是繼續革命的國家，是 毫無修正主義的這種氣味，沒有被這種世界修正主義的潮流所同流合汙。中流砥柱，是很不容易的，擋住這一個逆流，是很不容易的。 

毛 主席的這種領導的地位是鬥爭中間形成的，是幾十年的鬥爭中間形成的，是在黨內兩條路線的較量中間來比較出來的。所以，這個領導地位，就成為國內國外除極端 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中國革命，半個世紀的曆史都證明，隻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確的方向，代表曆史發展的要求，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麽陳獨秀 呀，李立三哪，瞿秋白呀，王明呀，劉少奇呀，中間還有個張國燾，還有什麽張聞天，這些，照著他們的領導走下去，就會把革命引向失敗，就會要造成這種革命的 重大損失。我們很信任的，在這種各個重要的曆史關頭，看到毛主席扭轉了這種形勢，使它轉危為安，轉弱為強，轉敗為勝。 

這是大量的、長時間的、重大的事實所鐵一般地證明了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說是我們的工作的前進或後退，是勝利或者是失敗，取決於毛主席對中央的領導地位是鞏固是不鞏固。有的時候是鞏固的，但有些時候是不鞏固的，有些時候是很不鞏固的，而有些時候是被排斥的，是處於一種“下野”狀 態的。並不是今天這種情況，完全不是今天這種情況。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貫徹的時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敗。得到貫徹的時候，就蓬勃地發展。可以說 這已是我們看慣了的事情，其例子是不勝列舉。而這些經驗，我們同誌們必須記住，必須把這種迷迷糊糊的思想，變成自覺的思想。必須，特別是年老的這些同誌， 要把這些思想向下傳播，傳下去。使這些年輕的同誌知道來之不容易，就是勝利絕非偶然，不是那麽簡單的、自然的、必然的就可以成功的。它也可以失敗的。很多 國家，像歐洲這些國家都進行過共產黨的革命，聲勢很大，力量很大，都失敗了嘛，有很好的客觀形勢都失敗了。很好的形勢沒有搞起來，或者搞起來失敗了。 

勝利以後這20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這 個時期以來，繼續和更加證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的看法是這樣子，老實講，不管什麽地方，不管什麽部門，什麽單位，毛主席的威信比較高一點的地方，對於毛 主席的著作比較肯學一點、肯用一點的地方，人的精神麵貌就改變，跟之而來的就是物質的這種麵貌強大的變化。不是小小的變化，而是一種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原 來認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了。這就是毛主席的這種革命的精神和實際的精神，也就是說具體的政策、具體的做法、具體的批示，一旦深入群眾的時候，一旦群 眾領會的時候，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來發生變化。主觀世界的變化引起客觀世界的變化。 

這 一點，各個地方，各個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認識是可能不一樣的。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總是不平衡的，總是有差別的。敵人當然是反對了，不屑說得了，就是 黨內也是不平衡的。我雖然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到基層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小辦法，我就派些人下去問，碰見都是這麽一種情況。不是別的原因，就是用毛澤東思 想教育群眾，同時狠批四舊的思想，走資派的思想，劉少奇的思想，開展階級鬥爭，運用毛主席的這種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存在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鬥私批修的 一種指導。 

你 們大家是不是覺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起作用。另外還有其它的這些具體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學思想，這些都起作用，還有政治思想，多了。 幾十年嘛！各種問題都接觸了，各種問題都有指示。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我們這些人都是參加革命嘛，毛主席幾十年寫的東西，我們現在 都覺得是比我們現在，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創造的。不但說是社會科學方麵可以是創造的，自然科學裏麵你看哪一天不在創造？毛主席的學說就是科學嘛，社會科學 嘛，解放人民的科學嘛，解放無產階級的科學嘛。他處在新的時代嘛，當然有新的發展。怎麽能夠說沒有發展？說是沒有發展，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說事物是不發 展的，思想也是不發展的。這是過去的思想，已經結束的思想，毋用 發 展嘛，隻要舊的就行了嘛。這個在曆史上有很多、很大的思想家常常想做這樣的想法，這樣的看法，想把思想停下來，認為是已經完成。在自然科學方麵，社會科學 方麵都有，不承認這個發展。可是事物總得發展嘛，原來地球就是一團火嘛，然後慢慢地變成又有空氣嘛，水嘛，然後慢慢有低級的生物嘛。然後慢慢有動物嘛，高 級動物嘛，低級的社會嘛，高級的社會嘛。現在我們是處在一種世界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崩潰的時代。同一百年前，百把年前的馬克思時代，我們這個時代是前進 了很多了，比列寧所處的時代也前進很多了，所遇到的重大事變，跟當時他們所遇到的重大的事變，也多得多，大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說是沒有發展呢？毛主席不 是都回答了這些問題嗎？不是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來回答了這些問題嗎？把 馬 列主義的這種普遍真理與現在的國際和國內實際情況相結合，毛主席個人的這種天分、學問、經驗來創造出新的東西來。而毛主席這些著作中間所發揮的地方，所具 體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東西，你們翻開馬列著作中間他不可能有的。他沒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這也是很自然的，他沒有那個客觀嘛，因此，不能對於新的問 題做出預先的答複和解決。所以不能說是沒有發展。這還是形而上學的觀點，事物是不動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變化的，而是隨著條件的不同而 有所不同的。這種觀點不符合馬列主義的起碼的原則的，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誌們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誌值得深思。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在我們 這個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最高的一聲號令，一 股風吹下去，就把整個的事情改變麵貌，改變麵貌，改變麵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值得把腦筋靜下來想一想，是不是這回事情？在這次“文化大革命”， 敢於這樣勇敢地向敵人進攻，來發動革命，狠狠地打擊這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資派和各種階級敵人，大大地發動工農兵廣大群眾，這個是同毛主席這種高瞻遠矚和 革命的這種魄力，一些馬列主義的水平，一些曆史的廣闊的眼界是分不開的。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這個黨、國家、軍隊今天在國內取得這種地位和在國際上這樣的 威望，這個是同毛主席的領導，幾十年來的這種鬥爭是分不開的。這次《憲法》裏麵我很感興趣的，就是這個第一點。就是剛才講的第一點。……（參見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根據錄音整理） 

林彪翻來覆去講了一個半小時，講得很亂，文句多有不順，而且有些不知所雲。汪東興看見毛澤東越聽越坐不住，明顯地表現出不耐煩。（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8頁） 

毛澤東真的不耐煩了嗎？為什麽毛澤東會不耐煩？根據錄音整理的印發稿看，林彪講話都是即興“吹捧”，並沒有說一句設國家主席的事情。這是不是汪東興事後按毛澤東的態度和批林的調子編的呢？從後麵的事情發展看，林彪不提國家主席，實在是太“狡猾”了。這樣就產生了第二個疑點，如果毛澤東真的不耐煩，你汪東興也清清楚楚看到了毛澤東不耐煩，為什麽還敢在華北組“煽風點火”？看來“文化太低”的汪東興把毛澤東的不耐煩理解錯了，偏偏在華北組大肆“煽動”設國家主席，活該他接二連三檢討不止。 

按大會議程，林彪講完後是周恩來講話。 

汪東興回憶：主持會議的毛澤東用很不高興的語氣對周恩來說，你講吧。周恩來一看這種情況，不講了，康生也不講了。（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8頁） 

確實周恩來在開幕式上沒有講話，但是康生講沒講呢？陳伯達回憶：林彪講完後，康生便要我先講，我沒有講，康生就講起來，還引用了林彪當時的一些話。（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4頁）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和《毛澤東傳》都提到康生講了話。（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4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7-392頁） 

有人追問汪東興，汪東興說記不清了。 

記不清就說記不清，為什麽說康生沒有講呢？ 

根據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記錄，林彪講完後，康生發言，表示對林彪講話“完全同意，完全擁護”，還說在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的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那麽（國家）主席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那麽國家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7頁；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3頁） 

原來，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的意見出自康生。 

林彪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掌聲響了好長時間，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沈陽軍區司令員）等主動跑上台與林彪握手。（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6頁） 

分組討論時，林彪的講話得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擁護。據說，200多個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隻有毛澤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少數人沒有發言，其它人都發言了，而且都表示擁護。（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4頁） 

當時，除了張春橋幾個，大多數人沒有聽出弦外之“音”。 

吳德（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副統帥，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當時認為他是代表中央講話的，沒有感覺出有什麽特別的意思。（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28頁） 

誰提出聽林彪講話的錄音 

陳伯達回憶：聽林彪講話錄音，不知道是誰布置的。（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4頁）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吳法憲在會上建議：明天全會播放“林副主席”的講話錄音，各組要學習。可是知情者說，吳法憲並沒有說聽“錄音”，隻是提出要認真學習“林副主席”的講話。許世友、陳錫聯、李德生隨聲附議，坐在周恩來旁邊的江青吊著臉，一聲不吭。一向趾高氣揚的張春橋、姚文元“躲”在後麵，也沒有表態。（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如果吳法憲沒有提出聽“錄音”，那麽是誰提出聽的呢？是汪東興（怎麽又是他）說，再聽一聽林彪講話錄音，因為有人提出，林副主席的講話有些地方沒有聽清，有些地方口音重，希望再聽聽錄音。吳法憲馬上說，對，我支持這個意見。周恩來也立即表示同意。（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根據大家的意見，周恩來征得毛澤東的同意，決定明天用上午半天的時間開大會聽（林彪）“錄音”，下午再分組討論林彪的講話。政治局會議同意這個建議。（《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8頁） 

周恩來提議聽兩遍林彪錄音。（參見《吳法憲回憶錄》） 

8月24日上午，連著播放了兩遍林彪錄音。（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8頁）全體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一個不漏，除毛、林外，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來了，連一向不參加集體活動的江青也來了。所有的人都伸長了耳朵，這回可徹底聽清楚了，可是林彪講話的矛頭究竟指向誰呢？ 

汪 東興回憶：播放錄音時，有人（誰？）提議要將林彪的講話稿印刷成冊，發給每位代表，與會者鼓掌表示同意。周恩來讓我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說，他們都同意印 發，我沒有意見，你就印發吧，還囑咐要由林彪審定後再發。我將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電話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說，你抓緊辦理，先印出清樣，送常委審閱。我讓 王良恩去林彪那裏取講話稿，他沒有拿來，25日又去拿，還是沒有拿來。（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9頁） 

因為林彪講話是即興，很亂，陳伯達給葉群打電話，要她把林彪講話記錄拿來，他負責整理。（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4-375頁） 

8月26日 一大早，周恩來就全會印發林彪開幕式講話一事致信康生：為使林副主席講話不發生任何副作用，請你起來後認真讀兩遍，有需要改動處，請用鉛筆改，於午前退我 親收。此事純屬愛護副帥，忠於黨，忠於領袖，以此共勉，暫勿告人為懇。午前康生將林彪講話稿退給周恩來，說我看了兩遍，隻在第三頁上改了一個標點。如果林 副主席同意發表，我看可以印發給到會同誌們學習。（《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9頁） 

陳伯達編好了“林彪語錄” 

鮮為人知的是，陳伯達在廬山上還編了“林彪語錄”。 

語錄並不是什麽新發明，從孔子那時就有了，古代的《論語》就是語錄體。《毛主席語錄》出版前，馬恩列斯毛的各種專題語錄也出版過，陳伯達還專門當過編輯。 

1965年12月28日， 代總長楊成武給劉誌堅寫信，說毛主席指示陳伯達編寫一本全國通用的毛主席語錄，擬六萬字左右，現隻編寫出一部分，約三萬多字，給我送來一份。陳伯達說，這 本語錄是在總政和各地所編寫的主席語錄基礎上編寫的，要征求總政意見，將來他們討論時還要請總政派人參加。此事我已經向林副主席報告過，林副主席指示，這 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們做什麽，我們就做什麽。現將送我的一份稿轉上，請你即報告有關同誌先研究，待陳伯達征求意見時，即可告伯達同誌或參加研 究。並請將結果告我一下。 

最後不知道為什麽沒有編成，流行的仍是《解放軍報》社的那本《毛主席語錄》。不過，編《語錄》對陳伯達來說不再陌生了。（參見盧弘著《軍報內部消息》自印本，19頁） 

大概是“林彪語錄”比較現成吧，陳伯達很快編了八條林彪講天才的語錄。 

1、毛主席個人天賦很高。他記性很強，理解力很強，無論讀書的理解力，或對事物的理解力，從現象看本質的能力，都很強。他的頭腦是非常清楚的，天資很高（1959年9月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2、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20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3、毛主席所經曆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多得多。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偉大的人物。馬克思活了64歲，恩格斯活了75歲。他們有很高的預見，他們繼承了人類先進的思想，預見到人類社會的發展。可是他們沒有親身領導過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像毛主席那樣，親臨前線指揮那麽多重大的政治戰役，特別是軍事戰役。列寧隻活了54歲， 十月革命勝利後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沒有經曆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複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麵的鬥爭。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 豐富，沒有哪一個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天才（1966年5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4、毛主席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傑出的領袖，是最偉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責任感，最現實的革命精神（1966年8月8日接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時的講話）。 

5、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達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1966年9月18日關於把學習毛澤東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講話）。 

6、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同上）。 

7、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1966年12月16日《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 

8、不能離開中心。中心就是太陽，九大行星圍繞太陽旋轉，一切工作圍繞太陽轉。毛主席就是太陽。毛澤東思想就是太陽（1970年5月19日接見總政治部副部長以上幹部時的講話）。 

如果真像汪東興說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不知道，那很可能是汪東興認為印幾條語錄嘛，還能犯什麽錯誤？所以他就交代會議秘書處印20份。可是“語錄”成了陳伯達的罪狀，你汪東興就一塵不染嗎？按常情，汪東興散會後請示印發林彪講話，不可能“貪汙”印發“語錄”。汪東興屁大一點小事都要匯報，印發“語錄”這樣的大事，怎麽可能不如實匯報呢？而且也沒有“貪汙”的理由嘛。如果汪東興私自印“語錄”，日後一定是一條大罪狀。僅憑這一條，打倒汪東興就有足夠的理由。你和陳伯達穿一條褲子還嫌肥，陳伯達打倒了，你還能跑得掉？更何況在華北組，你汪東興的調門比陳伯達隻高不低，可是卻始終沒有追究汪東興印“語錄”之罪。 

本來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手稿中有一句，“陳伯達摘引林彪同誌的話多至七（八）條，如獲至寶”。中共中央轉發時，刪去了這句話，因為林彪語錄並沒有印發。本來林彪語錄是要和馬克思主義的天才語錄一起印的，被林彪給“槍斃”了。（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第十三冊，1998年1月第一版，114-116頁） 

但是，這份沒有出籠的“林彪語錄”為什麽也到了毛澤東手裏？ 

陳伯達回憶：開幕式散後我應該到毛主席住處，問林彪講話的可疑之處，卻匆匆去問林彪。離開林彪住處，路過軍委辦事組，就進去了。因為林彪講話中有堅持“天才”的 觀點，為了有理論依據，軍委辦事組問是否可以找一些馬恩列斯關於天才的語錄，我答應去找。我答應這事，實在很魯莽，因為上山時我並沒有想就這個問題發表什 麽意見，好像是僅帶了《列寧選集》，不記得還帶有幾本什麽書。當夜回到住處在帶去的幾本書中找來找去。（參見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版，第 118頁） 

太不夠了，陳伯達讓秘書連夜查馬列著作，先從廬山圖書館的藏書中找，廬山上的書也不全，又打電話請北京找。（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4頁） 

王保春（時任陳伯達秘書）、王文耀（時任陳伯達秘書）回憶：廬山會議前，陳伯達沒有準備過任何天才的語錄。他由繆俊勝（八三四一部隊幹部，1969年兼任陳的秘書）陪著上廬山後，在北京的我們才接到繆俊勝從山上打來的電話，要我們與中央政研室的人聯係，幫助找一下有關天才的語錄。隨後我們將政研室工作人員找到的“語錄”通過中辦收發室送上廬山。與此同時，隨陳伯達上山的史敬棠等人也幫助找到幾條。（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418頁） 

這幾條“語錄”讓陳伯達後悔死了，罵自己太荒唐，害人害己，犯了大罪（不過他怎麽也沒想到被判18年徒刑），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陳伯達回憶：因為太匆忙，沒有查到馬克思論天才的語錄，隻能這樣了。根據查到的資料，連夜編成七條“語錄”。找到一條就用電話告訴吳法憲，隨後又另外抄好，（參見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版，第 118頁）第二天在（林彪講話錄音）大會上，我的座位和汪東興靠近，我把已經找到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天才語錄，匯在一起交給汪東興，記得對他說過，可以考慮印一下。（參見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第一版，第 135頁） 

汪東興回憶：8月24日中午散會時，陳伯達在禮堂門口塞給我一份材料，他對我說印5份。我問，你是要發給常委嗎？他說是。我一看要印的材料是幾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稱天才的語錄，我考慮常委看完後，可能要發給政治局委員，就交代會議秘書處印20份。（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39頁） 

汪東興特別強調，這件事，毛主席、周總理都不知道。 

按陳伯達的說法，他是在會上，而不是會後把“語錄”交給的汪東興。 

要是陳伯達的話屬實，那事情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聽林彪錄音時，汪東興同時接辦兩件事，一件是周恩來交辦的要他請示毛澤東印發林彪講話，另一件就是陳伯達要求印5份“語錄”。汪東興隻說毛澤東讓印發林彪講話，而沒有提及“語錄”。 

如果真像汪東興說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不知道，那很可能是汪東興認為印幾條語錄嘛，還能犯什麽錯誤？所以他就交代會議秘書處印20份。可是“語錄”成了陳伯達的罪狀，你汪東興就一塵不染嗎？按常情，汪東興散會後請示印發林彪講話，不可能“貪汙”印發“語錄”。汪東興屁大一點小事都要匯報，印發“語錄”這樣的大事，怎麽可能不如實匯報呢？而且也沒有“貪汙”的理由嘛。如果汪東興私自印“語錄”，日後一定是一條大罪狀。僅憑這一條，打倒汪東興就有足夠的理由。你和陳伯達穿一條褲子還嫌肥，陳伯達打倒了，你還能跑得掉？更何況在華北組，你汪東興的調門比陳伯達隻高不低。可是卻始終沒有追究汪東興印“語錄”之罪。 

“語錄”印出來，還沒有發，當晚就風雲突變。各大組的發言匯總上來，有幾個人已經在發言中引用了“語錄”，汪東興感覺有問題。這時整個廬山迷霧重重，你汪東興怎麽可能有比毛澤東還高的覺悟，認識到“語錄”有問題？汪東興自己說，他馬上打電話報告周恩來，說陳伯達讓我印，我還沒有發，怎麽辦？汪東興把“球”踢給周恩來。一向大事小事都請示的周恩來經受住了“考驗”，這回沒有請示，非常堅決，這個“語錄”不能發，封存吧。汪東興馬上把陳伯達提供的“語錄”原稿和已經印好的20份“語錄”全部封存了。 

“語錄”終於成了焦點。毛澤東問誰讓印刷的？辦公廳有壞人。汪東興馬上認識到問題嚴重，在政治局擴大會上兩次口頭檢討後，又急急地寫了三次書麵檢討，第三次書麵檢討很長。在檢討中汪東興把印“語錄”的責任推得幹幹淨淨，說陳伯達讓我印“語錄”，現在看，是陳伯達的陰謀詭計，可能是要我發言時引用，結果未得逞。（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4頁） 

或許從一開始毛澤東就想“放”汪東興“一馬”，說陳案另辦，與你們好人犯錯誤不同。（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62-63頁）你是辦公廳主任，你不是有意要印陳伯達搞的“語錄”，他是常委，他要你印一些東西是可以的。以後也沒有用上。總理讓封存起來，你就封存了，沒有擴散。這是對的。（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5頁） 

盡管是“連滾帶爬”，汪東興還是過了毛澤東的關。 

按汪東興的說法，“語錄”雖然印好了，但並沒有散發。 

是全部封存了嗎？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一開頭就說，這個材料（語錄）是陳伯達搞的，欺騙了不少同誌。如果按汪東興說的全部封存了，怎麽還可能“欺騙不少同誌”？ 汪東興顯然撒了謊。首先不管別人，毛澤東那裏就有一份。因為毛澤東把《我的一點意見》的原文用鉛筆寫在陳伯達搜集的《恩、列、毛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和 《林副主席指示》印刷稿的空白處，幾乎沒有修改。第一頁空白處寫滿，轉到第二頁，再寫在背麵。周恩來校對後排印清樣，讓毛澤東最後審閱，題目《我的一點意 見》是毛澤東在審閱批語的抄件時加寫的。（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9頁） 

汪東興回憶：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分別在各組帶頭發言，他們在同一時間，引用同樣的語錄，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統一口徑，大肆煽動。（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1-44頁） 

不是都封存了嗎？“他們”怎麽得到的《語錄》？僅僅睡個午覺，就印出來了？ 

陳伯達事發後，周恩來格外忙碌，為配合毛澤東查明來龍去脈，調閱了各大組的發言記錄，發現幾個“宣講員”的發言驚人的一致。於是周恩來和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追查他們到各組“宣講”的由來，結果查到了陳伯達編選、通過汪東興印發的“語錄”。周恩來將吳法憲手中的“語錄”轉給毛澤東，還特意調閱了存檔在北京的“三個副詞”（注：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的檔案原件，供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參閱。 

葉群在檢討中說：“8月24日晚我參加中南組的討論，到會時剛好接到辦事組同誌寄給我的一份論天才的語錄。發言時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幾句。回家後才從辦事組同誌的電話中知道是陳伯達連夜搞的。”（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1998年1月第一版，143-146頁） 

吳法憲交代：8月23日零點以後，陳伯達找我和李作鵬、邱會作談過關於天才方麵的問題。我讓秘書用電話把“語錄”記下來，再印出來。這裏有個疑點，誰印的？是吳法憲印的嗎？可是，他在北京有條件印，上了廬山，他怎麽可能印？那時又不像現在，到處都是計算機，廬山上隻有汪東興有印刷的大權。寫交代材料時陳伯達和吳法憲都已經是犯人，他們怎麽敢揭發仍在高位的汪東興？ 

據知情人說，汪東興並不是他說的印了20份，而是印了25份，因為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是25人。汪東興印好，親自給了吳法憲5份，讓軍委辦事組先睹為快。有人說，老汪呀，你搞得真快呀！汪東興得意地說：我管會務，我有辦公廳嘛，方便得很！（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真不可思議，汪東興為什麽老給吳法憲吃“小灶”，還嫌吳法憲不夠“胖”嗎？ 

陳伯達和汪東興，誰的發言更厲害 

8月24日下午開始分大組討論林彪講話。所有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按六個大區華北、東北、西北、西南、中南、華東編成六個大組，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插到各組參加討論。按說編組不應該有什麽“機關”，但因為發生了“反革命”的第六號簡報，再往前看這個編組就顯得大有名堂了。 

大會編組是按六個大區來編的，（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0頁）由汪東興負責的中央辦公廳安排。毛、林、周等沒有編組，江青“自由”，許世友、張春橋、李德生插在華東組，李先念、葉群、李作鵬插在中南組，邱會作、姚文元插在西北組，吳法憲插在西南組，陳錫聯插在東北組，陳伯達、汪東興、李雪峰插在華北組。 

一向“盯”著胖子吳法憲的汪東興此時換了目標，“盯”上了老夫子陳伯達。陳伯達在華北組情有可原，他在中央分工華北地區。可汪東興就奇怪了，他負責會務，想在哪個組還不是隨便！為什麽他哪個組也不去，卻偏偏熱衷於華北組？難道是吳法憲已經消化了“小灶”，而更重要的人物陳伯達還需要再添一把“柴”嗎？無論如何，因為陳伯達、汪東興的加盟，華北組在六個組中最為激烈，率先爆發了“原子彈”。 

華 北組召集人李雪峰，副組長吳德（北京）、解學恭（天津）、陳永貴（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吳濤（內蒙古），鄭維山（北京軍區）。組員郭玉峰（中央組織 部）、劉子厚（河北）、陳毅（十大元帥之一、時任外交部長）、鄺任農、彭紹輝、蘇靜、錢學森、吳濤、吳忠、黃作珍、楊俊生、尤太忠、劉錫昌、馬福全、呂玉 蘭、王國藩、李順達、聶元梓等。大部分人發言後，陳伯達來了。主持人打斷正在進行的發言，請伯達同誌先講。陳伯達也不客氣，出口成章。毛主席是天才人物， 沒錯，馬恩列斯都承認曆史上有天才人物。陳伯達回憶：我屬於華北組，在會上我發言除了會上記錄外，也預先簡單寫了幾句，內容已不完全記的，但天才問題是說 了的……（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87頁） 

陳 伯達在發言中說，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語重心長的講話。林副主席說，這次《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 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寫上這一條是經過很多鬥爭的，可以說是鬥爭的結果。下麵我想講一下關於天才的 問題。林副主席經常說，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 

陳伯達引用了林彪幾段論天才的語錄後，說這是多年的話了。林副主席這些話已發表了多年。但是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思想天才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些話是一種諷刺。如果大家不忘記的話，我想大家會記得，林副主席這些話寫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上，是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但 是竟有人說這些話是一個諷刺。這樣的人要否定公報，要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吳法憲同誌說過一句很好的話，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 想。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已經覺悟了的中國人民，很快就識破了這種陰謀詭計，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取得了偉大勝利之後，有人竟然懷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這個問題。 

有 人說世界上根本沒有天才，但是他們認為他自己是天才。我們知道，恩格斯多次稱馬克思是偉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寧多次稱讚馬克思是天才。斯達 林也稱馬克思、列寧是天才。我們也稱過斯達林是天才。否認天才，是不是要把馬克思、列寧全盤否定呢？更不用說要把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一筆勾銷。我看這種否認 天才的人無非是曆史的蠢才。要趕快覺醒起來，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 

列 寧說在現代社會中，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出來的）、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 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按照列寧的說法，否認天才，就是否認領袖，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我聽了林副主席的講話，發表這樣一點意 見。還有其它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說。說的不對，請大家批評。（參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 

本來張春橋就不得人心，幹柴烈火，200多中央委員一下就“燒”起來了。 

陳伯達回憶：在毛主席那裏開會時，江青、張春橋都沒到，因為他們先向主席告狀，已獲得勝利，他們可不必出席，而李雪峰和我雖然出席，卻是處在被告的地位。（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84-387頁） 

陳伯達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東興穩坐官位，作為黨內問題解決，連處分也沒給，而自己卻成為敵我矛盾。廬山會議結束後，李雪峰曾當麵向毛澤東提出意見，結果李雪峰也被定為敵我矛盾，被開除黨籍。（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9頁） 

在華北組，汪東興接著陳伯達發言：“我 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的講話。林副主席的講話是很重要的，對這次會議有很大的指導意義。林副主席是我們活學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輝榜樣，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 得高，學得好，用得好。在關鍵時刻，林副主席的態度是正確的。這種態度代表我們的心意，代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動，堅決向林副主席指出 的這個方向前進，並且努力緊跟。剛才伯達同誌的發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 動路線的代理人。我看這種思想是最反動的。我們不允許這種思想在我們黨內泛濫。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和他拚到底。林副主席昨天講話中說， 毛主席的領導地位，是在幾十年鬥爭中形成的，是在黨內兩條路線較 量 中比較出來的。這個領導地位。除極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認的。林副主席還說，毛主席是我們黨、政府、國家、軍隊的締造者。毛主席的領導，是我們取得勝 利的各種因素中的決定因素。我還記得林副主席早就說過，沒有毛主席，也就沒有我們自己。林副主席特別強調，在《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 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這一條是《憲法》的靈魂，是30條中最重要的一條。這一條是我國革命經驗中最根本的經驗。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這些精辟、透徹的闡述。另有一點建議，根據中央辦公廳和8341部 隊討論修改《憲法》時的意見，熱烈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有的說不當國家主席可以減少些事務，如接見外賓等，事實上凡到中國來訪問 的外賓，絕大多數主席都接見了，到中國來的外賓，主席不接見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見，影響是巨大的。建議在《憲法》中恢複國家主席一章，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8341部 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有的人不僅不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可以識破這些壞蛋（陳伯達插話，有的反 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喜歡得跳起來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把劉少奇篡奪去的權奪回來了，這個權如果再被壞蛋奪走，我們是不甘心 的。我們的權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參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 

汪東興回憶：“當 時我的情緒比較激動，本來毛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一職的一係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還是我傳達的。但是，我當時沒有看出林彪、陳伯達等人積極主張設國 家主席的險惡用心。在華北組的討論會上，我一聽陳伯達的發言就激動起來，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憲法》中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忘得一幹二淨了。沒有識 破陳伯達的陰謀，也沒有認真分析考慮修改《憲法》時毛主席講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實質，更不顧自己的身份，以極不慎重的態度，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4-45頁） 

是這樣嗎？你汪東興發完言，從華北組一出來，碰到了王秉璋（國防科委主任），連忙喊：“王主任，抓緊發言喲，我已經發過言了。我們就是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表明我們的態度。”汪東興似乎還不放心“單飛”的吳法憲，立即給他打電話：“我已經發言了，你們快點發言，也叫空軍、海軍、總後及其它軍隊同誌發言。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今天發言表示你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明天發言就算隨大流了。” 

8月25日前，汪東興天天與吳法憲、葉群等人通電話，他似乎特別願意把“小道消息”告訴他們。當毛澤東一再追問第六號簡報，汪東興緊張了，立即打電話給軍委辦事組，暫停電話聯係。（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汪東興到底是個什麽角色 

於運深回憶：8月25日 下午，毛澤東震怒，突然召開會議。林彪走後葉群才知道，立即調車追。車還沒停穩，葉群就急著下車，一屁股坐到地上，腿也擦傷了，廬山會議後半截她一直臥 床。葉群對林彪說，如果會上有什麽情況，除了要保吳、李、邱外，千萬要保汪東興。看來葉群對汪東興是真心實意，她感謝汪東興給她“通風報信”。（采訪林彪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而她卻沒有想一想，汪東興是個什麽人物。 

因為汪東興是毛澤東的心腹，葉群想方設法與他拉關係。汪東興胃大出血，子女當兵，葉群都跑前跑後，汪東興也非常感激，甚至還發幾句牢騷，誰都不管他的死活，隻有葉主任關心。當然他是出自真心還是薑太公釣魚，葉群並沒有分辯，因為葉群需要汪東興的“情報”。葉群的目的很明確，她需要汪東興源源不斷地報告“小道消息”，以便掌握毛澤東的動向，別讓林彪犯“錯誤”。林彪的原則是“緊跟”一號，而一號的很多事情葉群不可能從毛澤東嘴裏往外掏，她隻能“曲線救國”。廬山會議葉群之所以敢點火，就是她從汪東興那裏取來了“真經”。是有些奇怪，廬山上汪東興走得比陳伯達遠多了，而毛澤東對汪東興沒有一句責罵，卻在葉群的檢討上批，愛聽小道消息。可為什麽不查查葉群的“小道消息”從何而來？ 

葉群哪裏知道，她的一舉一動早在毛澤東的視線之中，她還以為自己有多麽聰明。 

楊餘傅事件後，汪東興多次把毛澤東的“小道消息”拱手送給毛家灣。邱會作回憶：汪東興還常到三座門找我們（黃吳李邱），甚至“抓”我們到家中密談。有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汪東興說，如果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批蘇聯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你們不要表態，因為毛主席沒有表態。林立果說蘇聯的“司機”有什麽批的，眾人大笑。汪東興說，張春橋最不是東西，又滑膽子又小，他以為巴結了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實，上海“一月風暴”是主席、總理、伯達他們指揮的。張春橋想在上海搞什麽衛星中心，主席沒有同意。汪東興還說，穩定全國的局勢就靠軍隊了，你們幾位老總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後，不怎麽提中央文革了，這個江青、張春橋，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張春橋能靠邊站，江青也很難有什麽搞頭。（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王張江姚四個人中，王洪文年少幼稚，姚文元純粹是個文人，江青呢，好事找不到她，壞事全有她的份，衝鋒陷陣還可以，真正搞個“陰謀”那可就差遠了。張春橋雖然也是文人，但他非常“陰”。看來隻有他還拿得上台麵，“九大”後毛澤東曾問林彪，總理年紀大了，你考慮過他的接班人沒有？你看小張（春橋）當總理怎麽樣？有人曾聽林立果說，毛主席問林彪，總理年齡大了，你考慮過他的接班人沒有？林彪說沒有。毛主席說，你看小張怎麽樣？林彪什麽也沒有說。（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16頁）毛澤東還對林彪說，張春橋這個人再看他兩年，兩年以後我不幹了，把班交給你，由你主持工作。林彪沒有說話。（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03頁） 

九屆二中全會前，汪東興悄悄從毛澤東辦公室把張春橋當總理的文件拿給陳伯達看。這是翻譯《共產黨宣言》的上海名人陳望道給中央的報告，要求讓張春橋當總理。汪東興把要求張春橋當總理的文件拿給陳伯達看，是故意挑起矛盾呢，還是激將法？ 

陳望道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可非同一般。毛澤東回憶：1919年12月，我第二次到北京，熱切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印象特別深刻，其中之一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本中文版，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以後就沒有動搖過。（斯諾著《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第一版，131頁） 

8月21日 晚，汪東興給吳法憲打電話，邱、李兩個老總都到了（廬山），你要抓緊給他們通氣，要提議設國家主席。這話汪東興已經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軍 區第一政委）說過一遍了，他又對文道宏（江西省負責人）說，你告訴程世清在會上要提設國家主席，明天委員們都到齊了，叫他告訴江西的同誌們，在會上要提議 設國家主席。主席說不當國家主席，是主席的謙虛嘛，那不是真的。不設國家主席，主席怎麽當主席呢？8月22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訴了程世清。（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汪東興為什麽要大肆煽動？聯想廬山上，汪東興比陳伯達活躍多了，卻搶先把責任推到陳伯達身上。汪東興從“網”裏逃出來，而陳伯達卻被打翻在地？汪東興不可能身在曹營心在漢，真心投靠毛家灣。那麽他是故意套近乎，摸毛家灣的底？還是有另外的背景？如果都不是，那麽就是汪東興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意思。 

關於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的態度，汪東興最清楚不過，為什麽連汪東興也受了“騙”呢？為什麽他如此熱烈地希望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呢？ 

毛澤東愛看曆史書，城府深不可測，凡事步步為營，警覺性高，不輕易向人表露內心的情緒，也不肯輕信別人。汪東興掌握著中央警衛團，深得毛澤東的信任。但毛澤東不會把“底”全部兜給汪東興。對毛澤東的種種說法，汪東興也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在毛澤東所有關於國家主席的談話中，隻是講自己不當國家主席，卻沒有反對設國家主席。而讓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是好事嘛，為什麽不舉雙手讚成？可是哪裏想到，這回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反對“設”成了革命者，讚成“設”倒成了反革命。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南巡到長沙後，對我說，你在會上沒有念（陳伯達編的）這個語錄。還說，你發言被人利用，這是事實。在湖北（你）檢討以後，我對你比較放心了。你沒有什麽問題。毛澤東多次這樣說，為我“解脫”。（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5頁） 

據知情人說，九一三事件後有人寫了揭發汪東興的材料，材料密封後由周恩來交給毛澤東。毛澤東叫來汪東興，汪東興嚇得跪在毛澤東麵前，乞求饒恕。 

吳新潮回憶：汪東興對不起黃吳李邱，如果沒有汪東興的誤導，吳法憲就不會被張春橋激怒，也不會再激怒林彪，也就沒有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的講話。我們都認為汪東興是壞蛋，他對毛主席犯了大罪。（采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年1月3日） 

從 廬山上下來，毛澤東在從長沙到武昌的路上，問汪東興在想什麽，汪東興說，我在想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問題。毛澤東高興地說，這好嘛。汪東興說，在山上開會， 忙於會務，沒有時間想自己的問題。現在有空閑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澤東對他的態度比較滿意，說這樣好，想到什麽就說什麽，你的心是好心。 （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9頁） 汪東興參加了華北會議，不敢自作聰明。他問毛澤東，我要不要發言？毛澤東說，你現在是明白人了，為什麽不發言？汪東興還是不放心，說我先寫一個東西給您看 一看，不要又搞錯了。毛澤東說不用寫了，根據我與你幾次談話的情況，我看你的思想已經通了。你講吧，講錯了，回來我們再商量，再批判嘛。說到這裏，毛澤東 哈哈大笑起來。（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74頁）看來，汪東興也被蒙在鼓裏，汪東興跟隨毛澤東多年，但毛澤東的心思，他始終沒有捉摸透。你想，連老奸巨滑的康生都暈頭轉向，掉進“迷魂陣”裏，更何況“晚輩”汪東興呢。 

那麽，是誰在放長線釣大魚？汪東興是“誘餌”嗎？ 

也許毛澤東沒有想到，在他死後不到一個月，一向對江青意見極大的汪東興，在逮捕“四人幫”時起了重大作用。 

邱會作眼中的汪東興 

九 大開幕之前，九大代表都來了不短的日子了，可是會議還沒有召開，總理解釋其原因是汪東興病了。其實，九大的準備工作，主要是總理、黃永勝、張春橋和吳法憲 他們幾個，汪東興作用並不大，汪主要是聯係主席那裏。汪東興病了是不是會議延遲的主要原因，我不太清楚，但他確實病了。葉群帶我們去看過汪，之後葉群還叮 囑我們再去看汪。記得我們去看汪時，他不但很感謝，而且很激動，說著說著又哭又罵，什麽“過河拆橋了”，“卸磨殺驢了”，“不要我了”……， 江青沒去看他，也沒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沒派人去看他，汪東興有這種看法並不奇怪，那個時候一切都敏感得很哪！汪東興在我們麵前敢對主席不敬，我們是很吃驚 的，看來主席和汪東興也有很深的私密關係，這在廬山會議上，得到了切實證明。汪東興在楊餘傅事件以後就和我們走近了，九大以後就完全和我們站在一起了。實 際上，汪東興也是腳踩兩隻船，其他人屢屢翻了船，汪東興確實踩穩了，真是技高一籌。（引自《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616頁） 

早在1968年3月“楊餘傅事件”發生以後，汪東興就和我們走近了，過去他還擺點“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後他就完全和我們站在一起了，我說的站在一起，是指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夥而言的。 

1970年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由周總理主持，其主要內容是聽取汪東興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汪是專程從武漢（主席當時在武漢）趕回來的。汪說：“毛主席考慮要開四屆人大了，請總理和政治局的同誌們研究一下，九大召開一年了，鬥批改正在進行，有些政府機構可以考慮邊整改邊恢複。主席還說，戰備問題也要研究一下。……” 

接著汪東興還是說主席的指示：“召開人大就有一個修改憲法的問題，可以成立一個修改憲法的小組。這裏必然涉及到國家主席的問題，國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見是不要。如果大家認為一定要，我是不當這個國家主席的，那麽誰來當呢，隻有林彪同誌來當。”主席要改變國家體製，而且是和全世界都不同的國家體製，這麽大的事先沒有和林彪、周總理商量，更沒有讓政治局拿出幾個方案，供他決斷。 

我清楚地記得，在汪東興說“不設國家主席”的時候，總理有點愕然，他抬頭看了一下汪；當汪說到“隻有林彪同誌來當”的時候，總理看上去有些欣慰的樣子。我當時的認識是：主席對林彪這個接班人很關心，很周到。其實，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萬八千裏。散會時，汪還真有些餘興未盡的樣子，對著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我說：“走走走，時間還早，到我那裏再坐坐。”我們都欣然同意了。 

在汪東興家裏，大家開始也是扯亂談。後來，吳法憲又請汪去核實剛才在會上講的“要設國家主席，毛不當，要林彪來當” 的話，汪東興很認真地又重複了一遍，聽後大家都很高興。我們要起身走時，汪說：“不要著急，搞點東西來吃。”不一會，工作人員端上兩盤子紅薯，吳胖子和葉群吃了，我沒有吃。我說：“我一看見紅薯胃裏就反酸水，給我們吃碗麵條也好。”汪說：“你嚐嚐就知道了，甜得很。” 

3月8號 的政治局會議以後，立即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小組負責修改憲法，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組成；一個小組負責組織會議的工作，由總 理、黃永勝、張春橋、謝富治、汪東興組成，由總理抓總。因為我當時主管援越、援阿（爾巴尼亞）、援羅（馬尼亞）的具體工作，任務很重，兩個小組的工作我都 沒有參加。 

3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問題，主要是確定參加會議的人員，同時也討論了修改憲法工作小組請示的幾個問題。討論的都是一般性的問題，比如新的憲法要比1954年的憲法大大壓縮，要短。並且要求修改憲法工作小組月底要拿出草稿來。會上沒有討論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更沒有要討論誰當國家主席。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見後，立即表示：我認為國家主席還是要設，並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讓秘書給毛主席那裏打了電話，但主席並沒有正麵表態，隻讓秘書打電話問候林彪。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書記錄後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條意見：“1、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2、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問題都不大。3、林彪同誌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職務。” 

3月8日， 汪東興傳達的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這種同意是擁護毛主席的慣性，大家並沒有深想。現在林彪的意見來了，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唸了， 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設國家主席並由主席來擔任的意見，包括江青在內。我現在都認為，林彪的意見是正確的、中肯的，是維護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對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於提出自己不同意見的，在“國家主席”的 問題上，不是毛、林之間有什麽分歧，而是毛和大家的意見相左，林和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現在想看來，林彪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見，是他知道毛提出讓他當國家 主席未必是真心，就像開九大時主席讓林當大會主席團主席是一個樣的，林考慮問題是深思熟慮的，他不願讓主席牽著鼻子走，更何況林的身體根本當不了國家主 席。 

邱會作眼中的“國家主席” 

主席很快就對林的建議（政治局同意林彪意見的報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是設國家主席這個體製不妥呢，還是讓他當國家主席的建議不妥，主席自己也沒講清楚。 

葉群告訴我們，林提出三條意見後，大概是4月25號， 主席在路過蘇州時，林和葉還到專列上去看了主席，讓主席住下，並給主席騰出了林住的南園賓館的房子，主席說不住了。他們交談得很好，主席還對林說起黃、 吳、李、邱，並大加讚揚說：我就是信任這幾個跟我南征北戰的紅小鬼。那天正好我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葉群讓主席聽了人造衛星上的《東方紅》樂曲錄音， 毛主席很高興。他們之間沒有再提起有關國家主席的事。既然毛不同意林的意見，當麵卻不說。 

可 是，時隔不久，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表示他不當國家主席，主席還講了一個典故，大意是：三國時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想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我勸你 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主席講完以後大家都笑了，我當時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謙虛，二是主席雖然又上了一線，但他還是不想當國家主席，不想當 國家主席的原因是不願管具體事務，願意多考慮重大問題，具體工作由林彪和總理擔起來，一個當國家主席，一個當總理。現在想起來，我的意見真是幼稚可笑。其 實主席講的這個典故，還是說他不當國家主席，並沒有說不設國家主席。我清楚地記得，主席雖然提出不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但後來主席也說過，叫董老 當，叫陳永貴當，叫工農兵當等等。不設怎麽當呢？！總之，在設國家 主席的問題上，主席的態度也是多次反複的。 

5月中旬，軍委辦事組去向林彪匯報工作，當扯到國家主席問題時，林彪說得非常中肯，他說：“國家主席還是要設的，但隻能主席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們這麽大的一個國家，沒有國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順嘛。”我們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當國家主席時，林彪立即說；“這種話你們不能在我這裏說！我不能當這個主席，你們以後也不要再提，還是我們的毛主席來當。我身體不好，出個門都要下好大的決心，如設副主席我也不能當。” 

當時我們幾個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根本沒當成什麽了不起的事，雖然，此期間主席也提出過不設國家主席，他也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但我們並沒有認識到主席的心思，汪東興3月8號 的話給我們印象很深，誰當國家主席也沒感到是什麽了不起的事，毛主席當很正常，毛主席不當也沒少了什麽；毛主席不當，由林彪來當也很正常，也沒覺得林多了 什麽，因此主席怎麽說都認為是他的謙虛。林彪則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讓林彪當，不設國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給林 彪留位子。…… 

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看得最清楚，他隻提了一次建議，以後再也沒有發表意見。關於建議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幾次都是來自下麵，如3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如在全國各地征求意見；如7月中旬的憲法修改小組全體會議。我認為總理和康生也看清了，但他們為了國家體製不要搞得太扭曲，因此在廬山，8月22日 的常委會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還是又一次提出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 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麽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 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隻是附和他們，並沒有發表具體意見。可以看出，後來扣在我們頭上的“設國家主席是反動的政治綱領”，這個“政治綱領”，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林彪四個常委都擁護。 

毛主席在會上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主 席最後的結論，還是不當國家主席，對不設國家主席沒有定論，不過主席不願意要國家主席，誰還敢要。林彪並沒有出來勸幾個常委來維護主席的意見，因此主席早 就不高興了。即便是這樣，在當晚傳達常委會精神的時候，總理仍沒有傳達主席不同意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康生是更能揣摩主席的，但他在開幕式上，又提設國家主 席，並建議毛主席當主席，他竟然還說：“如果毛主席不當，請林彪當國家主席。” 

邱會作回憶：林彪同意設國家主席，全國基層同意設國家主席，幾個常委都同意設國家主席，全黨全國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從國家體製去考慮，建議設國家主席。隻有毛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雖然他說是為改變國家體製，實際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讓林彪當。也許毛主席把“國家主席問題”和接班人問題連在一起去考慮了。毛主席從七大開始就考慮接班人，立了劉少奇，幾年後毛主席就對劉不滿，因高崗問題，劉少奇躲過一劫，“文革”重新算賬，給劉戴了“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死於非命；林彪跟隨毛主席幾十年，九大剛立為接班人，隻一年工夫，主席又不放心，又不滿意。其實，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主席立林為接班人，林彪不想當，打了報告，主席硬是讓他當。林不會覬覦國家主席這個虛職，去搶一張空頭支票幹什麽？！如果國家主席是有實權的職務，毛主席是絕對不會放過的。可是，毛主席在1971年8月南巡時卻說，“有人看我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九一三”以後，主席又說，“設國家主席是他們的政治綱領”，這就是毛主席不實事求是了。 

至於“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這句話本來是汪東興說的，這本是一句很普通的話，但為了“說明”林彪有野心，就去搞吳法憲，結果吳胖子被迫把“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說成是葉群說的了。吳法憲亂說一頓，造成了很大的麻煩，也給林、葉栽了贓。“九一三” 之 後，毛主席就是利用吳的這句假話，發出多個中央文件。廬山會議本來是幾乎全體的中央委員對江青一夥的不滿，由此引發出對文革的不滿。結果毛主席卻說成林彪 有野心，想當國家主席，黃、吳、李、邱和軍隊幹部就是為了林彪的野心，才堅持設國家主席的。其實，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幾乎沒提國家主席。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根本沒有提“國家主席”，毛主席對我們的“政治綱領”都不批判，不是沒有批到點子上嗎！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們軍委辦事組的黃、吳、葉、李、邱幾個人都做了檢討。在我們的檢討中，根本沒有檢討“設國家主席”問題。試想，如果“設國家主席”是我們的“政治綱領”，我們不針對自己的政治綱領來寫檢討，能行嗎？！主席那裏能過關嗎？對於我們的檢討，主席批示“很好”，有了批示，都過了關，主席還接見了我們並風趣地談了話。“九一三”之後，毛主席說我們是“反黨集團”，“稱天才”是我們的“理論綱領”，“設國家主席”是我們的“政治綱領”，都不是實事求是的。 

關 於國家主席問題，過去是以主席的錯誤為正確的標杆，現在國家主席早恢複了，楊尚昆、李先念幾任國家主席都當了，但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們還是誤導人們去 想：毛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提議設，因此林反對毛主席，林錯了，甚至是有野心。為什麽不反過來想，毛為了不讓林當國家主席，竟提出不設，破壞國家原有 的體製，也不讓林當。其實，林並不想要國家主席這個虛職，但林希望維護國家體製。（引自《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675-680頁） 

汪東興寫的一本書，叫做《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主要是講黨的九屆二中全會直到“九一三”這 段時間的事情，可以說汪嘴裏吐出來的東西，在關鍵的問題上都是假話。其實，毛、林交惡造成的悲劇，汪東興是要負重要責任的；在當時惡劣、複雜的政治環境 下，總理、黃永勝、李先念和軍委辦事組的同誌，也包括汪東興在內，這些當時在台上工作的同誌與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那些人的鬥爭，很多是 在原則問題上不可調和的鬥爭，這些鬥爭在思想基礎上，和所謂的“二月逆流”是 一個樣子的，那就是：擁護毛主席，不理解文革，厭惡江青、康生、張春橋等這些中央文革的家夥。而且這些鬥爭和矛盾，很多緣由都和汪東興有直接關係，汪東興 不能實事求是地講清事情的本來麵目，口口聲聲是維護毛主席，實際上是用假話保護他自己（引自《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683-684頁）。 

8月22日晚，政治局召開會議，周恩來傳達毛澤東關於九屆二中全會明天下午舉行開幕式。總理講完後，讓汪東興補充。 

汪東興說：“我首先聲明，我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列席了中央常委會。主席在會上談的問題，我做點補充傳達。主席說：‘九大以後，有的人在後麵搞了一些活動，這些都是見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總理和伯達同誌頭上去了（指5月17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的事）。這些事，在中央全會上應當講清楚，這對黨的團結是有利的。’主席還說：‘最好再講講形勢，套路的話人家不愛聽。’並且對林副主席、周總理說：你們誰來講一講？’總理立即謙讓的推舉：‘請林副主席來講吧。’主席又說：‘可以把問題講的寬一點。’”汪東興平時還是一個挺嚴謹的人，今天的確比較隨意，也許他有意找機會抨擊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補充中說的內容，總理都沒有講到，汪東興竟然敢“補充”出來。當時康生就很生氣，胡子翹得老高。散會後，康生走過汪東興身邊時說：“革命這麽多年，還是個警衛員的水平。”我 看當時汪東興樣子，有些不以為然。後來，陳伯達下台之後，康生在政治局會議上以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指責了汪東興。汪東興這個人過去黃、吳、李都不了解他。 我跟他打交道較多，不過都是些具體事務，對他也不很了解，我認為這個人的主要特點有兩個：一是裝腔作勢；二是肚子裏事不少。至於他的辦事能力，康生說他隻 是個“警衛員的水平”，當然有點挖苦人，汪還是有能力的（引自《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690-691頁）。 

汪東興的表現真正是“汪東興一聲炮響，給全會送來了假毛澤東思想”。 真正起到了轟動效應！！也把大家害得很苦。憑良心說，廬山會議，汪東興、葉群關係最密切，在會上態度最積極，調子最高。吳、李和我及部隊的同誌，如許世 友、韓先楚、楊得誌等調子也高，但與葉群、汪東興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沒搞清問題，上了汪東興的當，把事情搞亂了。主席在處理廬山問題時，把吳、李和我 裝進去，把汪東興拉出來，名義上把矛頭指向陳伯達，實際上指向林彪。結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東興給“漏”掉了，汪東興和葉群的關係也沒有搞清楚，葉群和林彪的關係也沒搞正確。……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為什麽那樣積極，把我們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還是汪自己所為，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是說，沒有“設國家主席”，沒有林彪堅持“天才的觀點”，沒有陳伯達搞得“稱天才的語錄”，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嗎？ 

邱會作回憶：我跟汪東興的關係一直都是工作關係，平時接觸也不多。1968年“楊餘傅事件”以後，汪東興和軍委辦事組的來往越來越密切，九大以後汪東興就主動向軍委辦事組靠攏，經常和我們一起吹牛皮，有關主席和江青的關係，都是從他嘴裏說出來的。吳法憲經常問他的一個問題就是：主席和江青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汪東興和江青關係不好，他每次都說：“完全是兩回事！”其實，主席和江青關係很深，毛澤東從來就沒有真正批評過江青，更沒有想過要打倒江青。留心曆史的人就會發現，毛澤東每次講批判江青的“壞話”，都未必是動真格的，“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後來對鄧小平也如此。 

汪的目的是想讓我們衝在前麵和江青鬥。 

汪還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間隱私的第一手材料來巴結黃、吳、李和我。有一次，汪東興從東北出差回來，還沒有休息，就把黃、吳、李和我請到汪東興家裏來“吹牛”、“侃大山”， 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汪東興說：江青做了婦科手術後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後來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經常氣主席，主席幾次外出都是掉著眼淚離開北京的。 不過主席也有不方便之處，其實就是有短處，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議，主席有些是反對的，有些也隻好默認了。比如，江青要反田漢、周揚、夏衍、陽翰笙四 條漢子，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還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麵前提出要批俄國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東興說：如果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批車 爾尼雪夫斯基，你們不要表態。汪東興說：張春橋最不是東西，他以為巴結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上海“一月風暴”是主席、總理、伯達他們指揮的，張春橋既滑頭膽子又小。張想在上海搞什麽衛星中心，主席沒有同意。汪東興還說，穩定全國的局勢就靠軍隊了，你們幾位老總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後，不怎麽提中央文革了，這個江青、張春橋，就是念念不忘 中央文革……如果張春橋靠邊站了，江青也很難有什麽搞頭。 

汪東興在廬山的表現是怎樣的呢？ 

1、開幕式後他就告訴吳、葉、李和我以及陳伯達，主席說對張春橋“可以講，但不要點名”。這樣，使大家增強了對張春橋、江青一夥鬥爭的決心。 

2、為陳伯達印馬列稱天才的語錄，陳叫他印五份給常委做參考，汪自行印了20份，首先發給了吳、葉、李和我，並沾沾自喜地說：“近水樓台先得月。” 

3、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是全會調門最高的。一、堅決要求設國家主席，“建議在憲法中恢複‘國家主席’一章。這是中央辦公廳機關的願望，是8341部隊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二、在華北組的會上，汪東興很嚴肅地說：“我們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他對問題發覺得早，挺身而出捍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不然問題可就嚴重了，我們再也不能糊裏糊塗的了。” 汪東興的話等於告訴大家，有人在反對毛主席，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不是泛泛地在講有人反對毛主席，而是有所指的，挑動大家起來鬥爭。三、當有人問汪東興，有人反對毛主席當主席，這個情況毛主席知道嗎？汪東興說：“當然知道，不過主席不讓點名。我一說你們就明白了：現在是筆杆子壓槍杆子，壓得很厲害呀!”汪東興說是不點名，實際上已經等於點了名，大家都知道“筆杆子”指什麽，指誰！中央全會就那麽二百多人，汪的講話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難怪毛主席說華北組的簡報是反革命的簡報，把大家都煽動起來了。 

4、汪東興開會前，就給吳法憲打電話，叫吳、李和我發言，還叫吳、李和我鼓動各自所在單位的中委發言，汪還強調說：“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今天發言是旗幟鮮明，明天就是隨大流了。”24日晚上，汪東興還親自給我和李作鵬打了電話，汪幾乎逢熟人便如此鼓動。 

5、搶先出華北組簡報。 

6、“風雲突變”以後，汪東興欺上瞞下，推卸責任，陷害別人，對陳伯達尤甚。 

汪東興的表現真正是“汪東興一聲炮響，給全會送來了假毛澤東思想”。 真正起到了轟動效應！！也把大家害得很苦。憑良心說，廬山會議，汪東興、葉群關係最密切，在會上態度最積極，調子最高。吳、李和我及部隊的同誌，如許世 友、韓先楚、楊得誌等調子也高，但與葉群、汪東興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沒搞清問題，上了汪東興的當，把事情搞亂了。主席在處理廬山問題時，把吳、李和我 裝進去，把汪東興拉出來，名義上把矛頭指向陳伯達，實際上指向林彪。結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東興給“漏”掉了，汪東興和葉群的關係也沒有搞清楚，葉群和林彪的關係也沒搞正確。 

這裏也要指出，六號簡報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簡報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沒有給汪東興戴上，汪東興敢做不敢當，不但推卸責任，還陷害別人。關於六號簡報，毛主席也在幫汪東興賊喊捉賊。 

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為什麽那樣積極，把我們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還是汪自己所為，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是說，沒有“設國家主席”，沒有林彪堅持“天才的觀點”，沒有陳伯達搞得“稱天才的語錄”， 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嗎（《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726-727頁）！？ 

第二章 第六號簡報 

華北組首先“跳”起來了 

宋雙來回憶：開幕式上大家看見毛主席不耐煩地宣布散會，都如同墜入五裏霧中。各種猜測，是誰否認毛主席的地位？是誰不承認毛主席是天才？林彪提出的國家元首是過去的提法，是否國家體製要改變？到底是怎麽一回事？8月24日上午休會，我問李雪峰，他也不清楚，說看看再說。（采訪中將宋雙來筆記，1996年10月23日） 

陳伯達的福建口音極重，本來就很難懂，再加上他並沒有直說，華北組在座的人大都半信半疑。可是在毛澤東身邊深得毛澤東信任的汪東興一說，就大不一樣了。3月下旬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傳達與7月 下旬接到中央征求憲法修改草案的意見通知時，兩次聽到的都是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的建議，都是毛主席在外地讓汪東興回北京向政治局傳達的，所 以汪東興違背常情的發言，加上他的特殊身份，使他的話被認為肯定有來頭。原來的疑惑、猜測統統都沒有了，以為摸到了底。（參見《陳先瑞回憶錄》解放軍出版 社，1999年3月第一版，457頁） 

鄭 維山（北京軍區司令員）回憶：聽了陳伯達的話，尤其是聽汪東興說有人反對毛主席，大家都很氣憤。聽完林彪錄音後，我對陳先瑞（北京軍區第二政委）說，不是 傳達不設國家主席了嗎？怎麽又要設了？這是怎麽回事？要我看，當國家主席，除了毛主席，誰也不行。（采訪中將鄭維山筆記，1997年6月10日） 

林 彪講話得到絕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歡迎，除十幾個人沒有明確表態外，都一致擁護林彪的講話，擁護設國家主席。很多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代表所在的省、市、自 治區聯名寫信給毛澤東、林彪，擁護毛主席當國家主席。董必武、李富春、蔡暢等老一輩革命家也簽了名。（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4頁） 

宋雙來回憶：記得汪東興剛發完言，一位要去“三北”開 戰備會議的老同誌立即要求發言，他說在這個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則問題麵前，我們決不能含糊，我先表個態，對於反對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應 當揪出來示眾，應當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我完全擁護東興同誌的發言，強烈要求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擔任副主席。此後的發言都集中在 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主席，林彪當副主席，（揪）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人。（采訪中將宋雙來筆記，1996年10月23日） 

除召集人李雪峰和副組長吳德、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等極少數人，幾乎所有的華北組成員都被煽動起來。劉錫昌、鄭維山、郭玉峰、聶元梓、劉子厚、馬福全、錢學森、鄺任農、吳濤、吳忠、尤太忠、彭紹輝、陳毅等13人發了言，都說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毛澤東的威信那麽高，居然還有人膽敢反對？誰不旗幟鮮明呢？ 

“火”就這樣燒起來了。 

8月25日上午繼續分組開會，這時華北組的發言都集中到有人反對毛澤東的問題上，軍隊的中央委員們更是激動。曆次會議陳毅都在華東組，被戴上“二月逆流”的帽子，尤其是“九大”會上，把他批得“體無完膚”。這次開會，陳毅向周恩來提出換一個組，於是被安排到華北組。陳毅說以前我“錯”了，這回我非跟上不可。他聽了林彪的講話，以為林彪是代表中共中央。再怎麽說，林彪畢竟打過一些好仗，出生入死，為革命立過功勳。你張春橋這些陰謀家算什麽東西！（參見《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7頁）所以他第一個發言，表示完全同意伯達同誌的發言。沒想到又陷進“二陳合流”（陳伯達、陳毅）。（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7頁） 

華 北組包括錢學森都表示擁護，沒有誰不擁護。錢學森首先建議在《憲法》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的條款。接著汪東興建議《憲法》 要恢複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表示衷心讚成。馬福全說，我們河北省廣大群眾在討論《憲法》時，一致認為隻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領導我們從勝利走向勝 利，隻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強烈要求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我代表河北省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要求《憲法》上寫 上。這段話成了第六號簡報最後一段。 

陳毅說，我到石家莊後，沒有看到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文件。據我所知，毛主席不願當國家主席，如果他改變了初衷，願意當國家主席，我讚成毛主席當國家主席。講到毛主席的天才，我談談自己一貫對毛主席的看法。從1927年 認識毛主席起，我犯過錯誤，反對過毛主席。後來我發現毛主席在革命實踐中經過鍛煉，領導中國革命確實有天才，因此我決心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天才這個解釋， 主要是從實踐中經過鍛煉，鍛煉了人的才能，這樣解釋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毛主席是天才，是經過幾十年鍛煉出來的天才。 現在有人否認毛主席是偉大的天才，這個問題不簡單，我陳毅一聽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 年之後發表這樣的言論，是一種罪惡，不管他是公開的，還是背後講的。說這種話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這種人應該開除黨籍，交群眾批判。他們是什麽 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義憤。我犯過三次大錯誤，是犯錯誤的人，我願站在林副主席這一方麵參加戰鬥。別以為我靠邊站我就不能保衛毛主席，不論在什 麽地方，就是有人在牆旮旯裏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這次我可要堅決與他們（引者注：指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夥）鬥！他們已把我打到陰 溝裏，我還是要努力和他們鬥！（參見《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7頁） 

有人當場批陳毅，你還有資格講話？ 

陳毅說，我怎麽沒有資格講話？我沒有保衛毛主席的資格了？ 

所以陳毅又第二次發言。陳毅的話被概括成一句話收進華北組第二號簡報，說陳毅同誌做了擁護陳伯達意見的發言。（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見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頁） 

華 北組包括錢學森都表示擁護，沒有誰不擁護。錢學森首先建議在《憲法》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的條款。接著汪東興建議《憲法》 要恢複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表示衷心讚成。馬福全說，我們河北省廣大群眾在討論《憲法》時，一致認為隻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領導我們從勝利走向勝 利，隻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強烈要求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我代表河北省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要求《憲法》上寫 上。這段話成了第六號簡報最後一段。 

宋雙來回憶：雖然“鬧”得很凶，但主持會議的李雪峰始終沒有表態。有一位中央委員說，你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不明確表態好不好？李雪峰笑笑，想不清楚啊，怎麽表態？當天晚上和8月25日的討論，李雪峰仍然沒有個人發言。受他的影響，在會議前期，到口的話我也咽到肚子裏，沒發一次言。由此多年來，我怎麽也想不通，雪峰同誌當時那樣的態度，怎麽會與反黨篡權聯係在一起呢？（采訪中將宋雙來筆記，1996年10月23日） 

8月25日 下午，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澤東那裏開會，華北組的會議由副組長吳德繼續主持。河北省四名勞動模範（候補中央委員）先後發言，口徑一致，對《憲法》不設國家 主席提出質疑，認為《憲法》起草委員會有問題，還點了康生的名。幾名工人（中央委員）也要表態，吳德說，這個態度你們怎麽表？假如問題涉及中央的負責人， 按照黨的原則，應該先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廬山啊。吳德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說你為什麽不在會上反駁，吳德說他不了解情況，不好發言。周恩來說，不是很 好講嘛，你們反對《憲法》起草委員會，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林彪，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見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 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頁） 

吳德和陳一夫商量，由陳一夫執筆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反映聶元梓到處串連，“揪”所謂反對毛主席的人，會議有些不正常，請示總理以後的會議怎麽開下去。周恩來將信批轉政治局傳閱。並指示吳德組織批判聶元梓。（參見曲愛國著《百戰將星吳忠少將》，2005年5月第一版，367-368頁） 後來吳德對吳忠講，那一次，我們冒了很大的風險，參加會議的政治局成員都看了我的信，毛、林圈閱，林彪如果不垮台，我們的後果不堪設想，恐怕丟烏紗帽都是 小事。吳忠說，既然敢向中央反映情況，坐牢都不怕，摘了烏紗帽不算什麽。（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見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頁）或許是此舉得到毛澤東的充分信任，所以毛澤東南巡回到北京，在豐台召見的四個人中，有吳德、吳忠。 

8月25日 晚，吳德正在看電影，周恩來派人把他叫去，說他的那封信已經在政治局傳閱了，要他組織代表中的工人同誌開個會，批評聶元梓，解決她的串連問題。會後吳德把 批評聶元梓的會議情況，手寫了一份簡報，交給周恩來。吳德請示會如何再開下去，周恩來讓他照原計劃繼續開，這說明周恩來也不了解內幕。從廬山回到北京不 久，周恩來把吳德找去，叫他把寫給他的信和那份批評聶元梓的簡報處理掉。（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見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0-131頁） 

關於“聶元梓廬山串連”的事情傳得很廣，但聶元梓卻是另一種說法。 

周恩來點名讓聶元梓參加“九大”，因為這時還需要“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發起人，不選上聶元梓，怎麽向毛澤東交代，怎麽向全國人民交代？這讓一直隔離審查的聶元梓心存感激。到九屆二中全會，聶元梓的處境更加困難。看來她的心情與陳毅差不多，生怕犯錯誤。陳毅在華北組會議上“緊跟”， 而聶元梓自己說，不管會上會下我都沒有說話，不知為什麽又把我揪出來批。在九屆二中全會結束的一次大會上，周恩來批評有的人不了解情況，就亂表態，還有咱 們的中央候補中央委員聶元梓同誌也在下邊搞串連等。這是誰向周總理向匯報的呢？我真是有口難辯。（參見《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第一版，319-328頁） 

現在看這件事，是有點小題大做。但在當時，“串連”可不是小事！ 

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 

8月25日一大早，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即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印發。 

毛澤東南巡時說，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麽看法？比如華北組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誌的談話紀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1988年10月，556頁） 

簡報說：華北組24日上、下午討論了林副主席極其重要的講話，伯達同誌、東興同誌出席了下午的小組會，都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大家聽了伯達同誌、東興同誌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 今天，黨內還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 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批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大家認為，不能讓妄圖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主席的陰謀得逞，不能把減少毛主席接待外賓的事務工作作為借口，實際上現在絕大多數外賓，毛主席都接見，幾乎到中國的外賓都是毛主席不見不走。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不是一樣在接見外賓嗎！ 

簡報還提出，大家衷心讚成小組會上有人提出的在《憲法》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和《憲法》要恢複國家主席這一章的建議。（參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 

8月25日 一大早，華北組的第六號簡報發到各組，整個會議的氣氛緊張起來。堅持設國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聲更高更急，幾乎一邊倒。各組都要求揪出反對毛主席的壞人， 攻擊矛頭明顯指向了張春橋。有的大組通過決議，《憲法》草案一定要寫上設國家主席，一定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8頁） 

汪東興回憶：第六號簡報反映陳伯達講話的內容不多，卻把別人發言的內容與我發言的內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義大量刊登出來。這個簡報在印前沒有給我看，印發後顯然產生了極不良的影響。（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5頁） 

陳伯達回憶：我去參加華北組的討論，對林彪講話表示了擁護。小組把我說的，也有別人說的，做成了簡報，對所指的人沒有明言。實際上，我和汪東興的發言是針對張春橋的。這個簡報在發出之前，我沒有看過，更沒有修改過，但我是有責任的。（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36頁） 

陳伯達再三請求毛澤東和中央寬大一些。他幾次打電話求見，毛澤東不是有事，就是已經休息。康生也不接電話。陳伯達無奈，打電話給周恩來，秘書讓他稍等，周恩來接電話了，說本來事情或許還可能緩和，汪東興把那個“語錄”一交出去，就沒有辦法了。周恩來說話的語氣還是往常一樣親切，這讓落難的陳伯達終生難忘。（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24頁） 

9月23日，陳伯達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在廬山會議上所犯的罪過，要求給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但是陳伯達實在搞不清為什麽要把他揪出來，也搞不清廬山會議有什麽不正常。要說不正常，就是汪東興說“揪人”，說的不是時候，可是汪東興又沒事。 

陳伯達回憶：“華北組簡報惹了大禍，我想是其中有類似‘把人揪出來’的 句子。事情是自然發生的，也是偶然的，卻不是預謀。《憲法》草案允許討論，黨章規定黨員可以在黨的會議上發表意見。誰也沒想到，天才問題不能討論，設不設 國家主席的問題也不能討論。會議惟一的出格是有人要揪張春橋，這不是我說的，也不是李雪峰同誌和華北組其它同誌說的，如果我的記憶不錯，好像是汪東興說 的。”（《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一版，118頁） 

汪東興回憶：“吃 午飯時，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問我看到第六號簡報了沒有？我說剛看到，我是在來的路上才看到的。毛主席說，他們（注：江、張、姚）已經來過了，他們說第六 號簡報影響很大。你汪東興了解我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還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傳達過，你怎麽又要我當國家主席呢？我說聽陳伯達發言說，有人聽到毛主席不當國 家主席就歡喜地跳起來，我很氣憤（作者注：這句話是在汪東興發言快結束時陳伯達才說的）。毛主席嚴肅地說，那就讓他們去高興吧。我說在群眾討論修改《憲 法》時，大家都擁護你當國家主席。毛主席嚴厲地說，不當國家主席，就不代表群眾嗎？你強調群眾擁護，難道我不當，群眾就不擁護了？我就不代表群眾了嗎？談 完話，已經14點，毛主席要我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委員15點到牯嶺毛主席辦公處開會。我通知了林、周、陳、康，其它政治局委員由中央辦公廳通知。”（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5-46頁） 

毛澤東震怒後，華北組忙著開會批判“陳陳”（陳伯達、陳毅），陳伯達把責任往陳毅身上推。中央委員蘇靜為陳毅打抱不平，覺得陳伯達這樣做不合適，好漢做事好漢當，幹嘛看風使舵？蘇靜說：“你們傳達要設國家主席，說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等一大套，陳毅站起來支持怎麽就變成他的了？陳毅也是受了你的騙。” 

事態變成了這樣，陳毅這回再不敢說話，聽著蘇靜替他辯護。 

康生知道陳毅的發言，說“二月逆流”和“八月逆流”匯合。 

其實蘇靜不知道廬山會議要打倒陳伯達，也沒有誰事先通氣，隻是餘秋裏和李先念對蘇靜說，現在山上比較複雜，你們不要亂走，一亂串門子就成問題，搞不好就……因為這時蘇靜已經從總參軍務部到國家計委，算國務院 所屬的中央委員，所以才被管國務院工作的餘秋裏和李先念善意提醒。 

在華北組會議上，有的代表發言不同。代表民航的一位中央委員沒批陳伯達，以後單位還專門批他為什麽不批陳伯達？不過還好，沒把他打倒。 

蘇靜說，當時大家都想不通，下廬山後好長時間也搞不懂，但毛主席已經說華北組簡報是“反革命”簡報了，誰也不敢再說什麽。 

周恩來說，整個華北組會議，毛主席雖然沒有來，但洞察一切。（采訪中將蘇靜筆記，1999年11月24日） 

此時，陳毅再沒有“文革”初的勇氣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毅就不滿，大會小會公開批評。陳毅說：又是一次整人的會喲！上一次整了羅長子，這次又整彭真，下次還不知道輪到誰頭上。1966年8月23日在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會上，中央文革逼劉少奇到清華大學向學生交代問題，誰也不說話。陳毅站起來，表示不同意。劉少奇都表態同意去了，陳毅仍說他不讚成這樣做。1966年7、8、9三個月，陳毅在大會小會講話30多次，主旨都是反對動亂。他說，鼓動大亂，這是一著危險的棋喲！（參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86-90頁） 

陳毅的話說得非常狠，以致被造反派揪鬥，下不了台。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時，挽著陳毅的胳膊照了相，並握著陳毅的手說，陳老總，我保你。（《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596頁） 

毛澤東為什麽要保陳毅？毛澤東在南巡時說，1929年10月初召開的中共第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他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陳毅在6月22日紅四軍“七大”當選為前委書記，他根據周恩來（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長、軍事部長）多次的談話，起草了“九月來信”（注：該信全文刊登在《中共中央檔選集》第五冊第473-490頁），肯定了毛澤東的一係列正確主張，明確指示，“毛同誌應仍為前委書記”。12月28日，紅四軍“九大”，糾正了黨內的錯誤思想，最後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扭轉了毛澤東遭排擠的局麵。毛澤東對汪東興說，陳毅敢於改正錯誤，敢把中央的意見原原本本地傳達，陳毅同誌是個襟懷坦白的人，錯誤是有，但是個好同誌。（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89-90頁）難怪“文化大革命”中盛傳批鬥陳毅時，陳毅說打開《毛主席語錄》271頁（注《毛主席語錄》隻有270頁）：陳毅是個好同誌。（采訪江青秘書閻長貴筆記，2005年12月27日） 

毛澤東對陳毅的態度是“一批二保”，（參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21頁）但前提是要看陳毅的態度。在周恩來勸說下，1967年1月24日下午，陳毅不得不違心在人民大會堂群眾大會上做檢查，檢查稿經周恩來親自修改定稿。因為這是第一位副總理被“解放”，周恩來顯得興致勃勃。他拉上陳毅，到人民大會堂的各廳與學生見麵。（《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605頁） 

檢查是檢查了，但陳毅心裏並不服氣。 

陳毅向中央文革小組開炮，說“文化大革命”是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二月逆流”前四天，1967年2月12日，陳毅在機場貴賓室等候外賓，說了一通氣話，……逼著我做檢查，我還不認為我全錯了。前幾天我到外交部開大會，就是要我低頭認罪，我有什麽罪？我要有罪，還當外交部長？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了沒有好下場！（參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94頁） 

接著，陳毅向中央文革小組開炮，說“文化大革命”是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 

2月19日 淩晨，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沒讓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參加。毛澤東大發雷霆，嚴厲批評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對陳毅批 得最厲害。毛澤東說，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 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麽！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 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毛澤東退場後，會議決定要陳毅等人請假檢討。（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129頁） 

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來主持在懷仁堂開了七次政治生活會，康生、江青（注：江青是否參加生活會，現在說法不一。中央文獻出版社的《毛澤東傳》1483頁，提到江青參加了會議；而據時任江青秘書的閻長貴考證：中央文獻出版社的《周恩來傳》960頁，沒提江青；關鋒告訴我，江青沒參加，由他和王力向江青匯報。）等給陳毅扣了很多大帽子。終於結束時，陳毅對兩位秘書說，這幾天開會就像紅衛兵批鬥幹部一樣，隻是挨批，不容許解釋和回答問題，最後定性了。40年前的3月18日，我參加遊行反對北洋軍閥，差點被打死。沒想到參加革命40年後的今天又挨批鬥，3月18日真是個黑暗的日子。（《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611頁） 

陳毅給毛澤東寫信，想向毛澤東解釋，但遭到毛澤東的拒絕。（參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98頁） 

3月18日早晨，中南海附近出現打倒陳毅的大字報。 

3月20日，江青在審查電影《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下令剪去陳毅的鏡頭。（參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02頁） 

江青在“打”陳毅的同時，也在“拉”。閻長貴回憶：4月中旬，江青把她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稿，送給陳毅看，請他批評。江青對我說，陳毅還是要爭取的。陳毅很快把講話稿退回，批了一句，講得很好。（采訪閻長貴筆記，2005年12月24日） 

五一節，所有被戴上“二月逆流”帽子的老同誌都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來到被稱作五一團結會的會場。（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961頁） 

但是，陳毅的厄運並沒有過去。5月12日，外交部要揪鬥陳毅，周恩來緊急召集會議，說“揪”陳毅中央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不能強加給中央，也不能強加給我。陳毅還沒有罷官，還在參加外事活動，不能采取“揪人”的辦法，有錯誤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參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14頁） 

8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專家時說，我讚成打倒陳毅的口號。我對陳毅也沒有辦法，就是要紅衛兵給點壓力，……將來保陳毅也要靠紅衛兵。（參見王力《現場曆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60頁） 

8 月， 批判陳毅的大會小會開了八次。人民大會堂還開了兩次批判陳毅的大會，根據事前協議，不要陳毅當場回答問題，但有的發言者仍然質問，陳毅說，我犯了嚴重的政 治錯誤，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總理，向無產階級革命群眾認罪！（參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180-184頁） 

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九屆二中全會，陳毅都一再成為“靶子”。 

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說，“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誌如果不參加，我看是個缺點。陳毅同誌，你就以那個“右”的一方麵的資格，以這個身分來參加“九大”。（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68頁） 

3月下旬，陳毅才接到中共上海市委給他的參加“九大”的通知。通知很不客氣，說上海市黨員一致推舉你為“右派代表”參加“九大”。（參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65頁） 

“九大”主席台上，左側是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陳毅坐在主席台右側。他照例被編在華東組，這個組有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張春橋在“九大”前就搜集陳毅的材料，從1953年至1966年陳毅在上海、北京做的各種報告、講話以及接待外賓的談話，編成《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印發“九大”的上海代表，還布置分頭準備，從不同角度對陳毅進行大批判。（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72-173頁） 

第一次小組會，陳毅說我是犯了錯誤的，承蒙上海黨選舉我為代表，我一定聽取大家的意見，認真改正自己的錯誤。有人馬上指責他分裂黨，中國共產黨沒有上海黨、北京黨，你說是上海黨選你為代表，是企圖分裂中國共產黨。第二天華東小組會翻出40年前的老賬，1929年陳毅在紅四軍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指責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陳毅說，這個問題中央早做過結論，我同主席之間的隔閡已經消除。代表就起哄吼叫，七嘴八舌圍攻陳毅。（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174-181頁） 

大會雖然選舉陳毅為中央委員，但排除在中央政治局外。雖然中央軍委常委還有陳毅的名，但中央軍委常委本身已經有名無實，楊餘傅事件後被軍委辦事組代替。“九大”以後，陳毅外交部長的職務沒撤，卻被“請病假”，由姬鵬飛代理。1969年陳毅除參加五一登天安門觀看焰火，八一出席建軍招待會，十一登天安門參加國慶，再沒有其它的國事活動，既沒有會議，能看到的文件也比過去減少。 

陳毅說，冤案總會搞清楚，我是有信心的。不過有的冤案實在不該發生。當初，在懷仁堂碰頭會講話，沒有人推舉我作為老幹部的代表，是我自己跳出來為老幹部講話的，結果被打成“二月逆流”。這是我自己引火燒身，我不後悔。可是這次廬山會議上，我講了講對主席的敬佩，認為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有天才這樣一段話，就把我搞成“二陳合流”，真是莫名其妙，冤枉也！（參見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67-268頁） 

1969年10月，根據中央統一安排，陳毅和其它一些領導人被疏散到外地。10月20日， 陳毅和夫人張茜坐火車到石家莊，被安排在市內橋西招待所，隻能看到一般的中央文件、外交通報和新華社編譯的《參考數據》。河北省革委會的領導人對陳毅十分 冷淡，沒有來看望，也不向他介紹情況，還嚴格規定了他的行動。每周三個半天去鐵路工廠勞動，外出必須得到省革命委員會的批準。（參見《陳毅傳》，當代中國 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5頁） 

就這樣“軟禁”了一年。 

1970年7月，陳毅生病，腹部隱痛，伴有腹瀉。10月經周恩來批準，到北京治病。（參見《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6頁） 

1971年五一節，陳毅上天安門城樓參加焰火晚會，見到了毛澤東，這是近兩年中陳毅第一次露麵。6月12日下午，陳毅夫婦到東交民巷看望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外事活動。 

1972年1月，陳毅逝世。毛澤東抱病出席陳毅的追悼會，表達了他的歉意。（參見《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9-627頁） 

有人在河邊卻沒有濕“鞋” 

九屆二中全會分組討論時，有極少數人沒有發言。他們還摸不著頭腦，林彪為什麽要堅持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堅持，就是說有不同意見，看來還是謹慎為妙。劉建勳（河南省負責人）沒發言，他有經驗。1962年北戴河會議一邊倒，大家都同意包產到戶，後來毛澤東一講話，搞了幾十年革命，弄了個單幹，反過來了。1959年廬山會議也差不多是這樣。（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4-236頁） 

李德生回憶：1970年 春夏，幾次討論《憲法》草案，意見總是對立，我覺得事情越來越複雜了。處在這一場鬥爭中，我隻是按照組織原則和政治原則辦事，即使有什麽差錯，也是錯在明 處。在廬山上，我除了參加正式會議，不隨便到處走動；除了發給的文件，不隨便打聽消息；除了按原則辦事，不隨便說話批東西。這樣做也符合我的性格，我從來 不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事情。總政恢複辦公的半年時間內，沒有批判“閻王殿”，沒有大肆宣傳林彪518講 話，討論《憲法》草案時沒有突出反映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這在我們來說，是謹慎地按組織原則、政治原則辦事，惟恐犯錯誤，並沒有意識到觸犯了林彪。後來才想 通，這就是我在軍委辦事組受到冷落的原因。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曆史過程，軍委辦事組開始醞釀名單時沒有我，是毛主席加上的，他們發天才語錄又不給 我。軍委辦事組後來犯錯誤，毛主席指出李德生除外。（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394-395頁） 

上廬山前，吳忠就有幾點疑問。1968年4月，吳忠被任命為北京衛戍區第一副司令員。1970年7月， 吳忠被任命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和楊俊生到職不久，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向毛澤東建議，吳忠、楊俊生（北京衛戍區政委）兼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和副政委， 毛澤東馬上搖頭表示不同意。後來周恩來專門委托吳德向吳忠傳達，主席認為吳、楊不必兼任北京軍區的職務。為什麽不願意把衛戍區置於北京軍區之下，不願意與 北京軍區發生工作上的聯係呢？吳忠注意到，衛戍區千裏野營拉練的經驗總結報告林彪先批，而毛澤東卻另在一份同樣的報告上批了大段指示。為什麽不在同一份報 告上批？以前都是同一份的，肯定有含義，但吳忠一時又想不清楚。要是過去，聽到有人反對毛主席，吳忠肯定會拍案而起，可這一次，所以吳忠在華北組會上沒有 發言。聶元梓拉人聯名給毛主席寫信，叫吳忠站出來說話，簽名。 吳忠不幹，說這種話不能隨便講，講出來要負責任，我不清楚誰反毛主席，所以現在我不能發言，請不要再和我講這個問題。（參見曲愛國著《百戰將星吳忠少將》，2005年5月第一版，366-367頁） 

吳德呢，是另一種情況。1970年 以前他一直被當作叛徒嫌疑被暗中審查，不僅中央的重要決定不告訴他，就是北京市的一些會議也不讓他參加。這次讓他領隊帶北京市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上 廬山，他很激動，卻沒想到廬山會風雲突變。因為整一份很急的材料，吳德沒有參加第一次華北組會議，會後吳忠說，陳伯達和汪東興都講有人反對毛主席。這種事 在那個時候相當敏感，吳德忙問誰反對毛主席？吳忠說他們沒點名，不知道是誰。晚上吳德和李雪峰在會場碰到汪東興，吳德問，誰反對毛主席，是什麽人？汪東興 說：“有人，槍杆子，筆杆子。”吳德還是不明白，又問李雪峰，李雪峰也搖頭說不知道。以後事情明朗化，吳德才聽說反對毛主席的是張春橋。（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見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 127頁） 

廬山上的空氣越來越緊張。 

張佐良（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回憶：“傍晚散步我偶然聽見王洪文大喊大叫，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我還在奇怪，現在也不是“文革”初期紅衛兵的時候了，怎麽還喊這樣的口號？難道有誰反對毛主席嗎？”（采訪張佐良筆記，1999年8月16日） 

看來，大部分中央委員都是霧團重重。 

大 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是第一次上廬山，很新鮮，也很不適應。他參加華北組的討論，不僅討論的問題生疏，而且委員們南腔北調，他聽起來非常吃力。但是林彪在開 幕式上的講話他聽懂了，他認為講得很好，頌揚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領導是我們勝利的各種因素中間的決定因素。林彪就是講得再重，陳永貴也不會覺得有什麽 不好，他對毛澤東崇拜得五體投地。陳永貴在與新黨員談話時都要說：“從現在起，你的一切都由黨來安排了，你要做不到這個準備，就不要入黨。”他還要補充一句：“毛主席就是現在讓我們去死，我也要去死！”聽到有人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陳永貴非常震驚。不僅他和李順達這樣的大老粗，幾乎在座者都跟著一起罵。沒想到罵半天，反對毛澤東為天才的“壞蛋”竟是毛澤東本人。陳永貴簡直暈頭轉向了，陳伯達錯了？林彪不是也說毛澤東是天才嗎？毛澤東怎麽又說林彪和他的意見一致？過了幾天，陳永貴在大會上又親耳聽毛澤東說他不當國家主席，原來是毛澤東本人反對當國家主席。（《老年文摘》2000年2月24日第八版，摘自《重慶晚報》） 

陳勵耘回憶：“直到近一年後，毛主席南巡談話中說了一句‘林副主席要保’，我才清楚了─些。林副主席犯了錯誤？沒犯錯誤何必要保？但是，還不敢想兩個主席之間有矛盾，也沒有想到林彪在九屆二中會全上講話有錯誤。不知道陳雲、方毅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紋絲不動。”陳勵耘在華東組檢討，周恩來、江青都來了。陳勵耘還沒有講完，張春橋就指著他的鼻子：“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說：“你不聽主席的話，就聽陳伯達的！”程世清看不過去，說：“這個會議是黨的會議，黨員有意見，應該在黨的會議講，不讓他在黨的會議上把話講完，以後誰還敢在黨的會議上講話，應該讓人把話講完。”周恩來對江青說：“應該讓陳勵耘同誌把話講完。”陳勵耘說：“總理，我沒有什麽話講了。”討論《我的一點意見》時，陳勵耘根本沒想到是針對林彪的，許世友也不知道。（采訪陳勵耘筆記，1998年12月20日） 

廬山會議結束，絕大多數中央委員沒有認為發生了“政變”，以後才不斷升級。邱會作回憶：“林 總在廬山反對中央文革是未遂政變嗎？這完全是鬼話。那麽林總為什麽失敗了？毛主席支持江青，支持中央文革是林總失敗的根本原因。林總的命運就抓在毛主席手 裏。毛主席支持張春橋，是為了江青嗎？這也不全對。其實，毛主席支持張春橋，這是關係到整個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問題，也關係到文化革命中搞造反的一批幹部。 上海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較好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又是從文化大革命產生出來的代表人物，這就是說，如果張春橋被打倒了，就不是 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文化大革命產生出來的一批人的問題。林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領導者和既得利益者，除了在毛主席決定後，他對打倒賀龍在九大說過幾句 話之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欠下什麽需要還的賬（《邱會作回憶 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715頁）。” 

毛澤東稱陳葉吳李邱是“宣講員” 

張雲生回憶：8月23日， 葉群從廬山來電話，說首長在會上即席講了話，根本沒用你們寫的稿子。講話的中心意思，就是堅持毛主席是天才。他講天才是有針對性的，講話後反映很強烈。他 講了，我也準備講，在明天的小組會上，我也準備開上一炮。我不想講別的，就是講講毛主席的領袖地位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好的領袖行嗎？那肯定 不行！蘇聯沒有一個好領袖，結果變修了。印度的客觀條件很好，但印度共產黨沒有一個好領袖，至今革命也沒成功。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毛主席這樣偉大的領袖，也 不會有今天！所以毛主席是我們的好領袖，毛主席是現代最偉大的天才！誰反對這一條，誰就要倒黴。 

葉群為什麽要講這些，原來她想叫薑思毅幫助她寫個講話稿。葉群說，今晚叫老薑連夜突擊，文字不要長，但要有分量。明早托中辦送信的飛機帶上廬山……我說的這些，你記錄了嗎？葉群與林彪不同，林彪交代什麽，秘書當麵記錄，他從不阻攔。而葉群嚴格規定，她不管說什麽，都不準秘書留下“文字根據”。而這次，她“連珠炮”的話，我想記也跟不上。葉群說，既然沒記，我講的再多也沒用，薑思毅在嗎？我直接和他講講。……（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612-615頁） 

8月24日 晚，中南組的火藥味很濃。李作鵬發言後，葉群發言，林彪同誌在很多會議上都講了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天才。說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難道這 些都要收回嗎？堅決不收回，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鵬說，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 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麽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 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他都反對，這不符合曆史。（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2-44頁） 

中南組組長和三位副組長也都先後發言，雖然很短，但都表示響應和支持李作鵬和葉群的發言。 

吳法憲在西南組說，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說“三個副詞”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就是推翻了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肯定下來的，怎麽能不寫呢？……關於天才的說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達林都有過這樣的論述。毛主席對馬克思和列寧也都有過這樣的論述。林副主席關於毛主席是天才的論述，並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邱會作在西北組說，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林副主席說，毛主席是天才，毛澤東思想是全麵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次他仍然堅持這個觀點。為什麽在“文化大革命”勝利的二中全會上還講這個呢？一定是有人反對這種提法，有人說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2-44頁） 

康生稱讚邱會作講得好，發言水平高。 

周恩來飯後碰見邱會作，說你下午放了一炮，很有力量。（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華東組剛開始還風平浪靜 

華東組召集人是許世友，副組長是楊得誌（濟南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福州軍區司令員）。組員有王洪文、張春橋、杜平、王震、陳雲、袁升平、王效禹、吳大勝、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陳勵耘、韋祖珍、彭衝、王秀珍、南萍、馬天水等。 

陳雲心髒不好，怕山上空氣稀薄，就沒有上山。王洪文不幹，說陳雲不來不行，為等陳雲上山，華東組8月24日下午的會就沒開起來。（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9頁） 

8月25日下午，華東組第一次開會。 

會前上海的中央委員認為，要堅決擁護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聽毛主席的，不設國家主席。至於陳伯達、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我們不了解情況，暫不表態。大家都同意由王洪文代表上海小組講，隻有王維國提出，各人發各人的言。王洪文弄不清王維國在搞什麽鬼，隻好取消了集體發言。 

加上兩遍錄音，中央委員連聽了三遍林彪講話，不知道林彪指什麽人，下一步怎麽辦？陳勵耘和王維國保持沉默，“上海”不知道林彪指的是誰，決定先看看形勢再說，所以第一次討論時王洪文沒有發言。“安徽省”也覺得把握不定，讓一位來自農村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泛泛說了幾句。與會者一致擁護“天才”，還說了很多吹捧的話。大多數人表示，還是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06頁） 

總之，華東組這時還風平浪靜。 

類似情況的還有陳錫聯召集的東北組，周恩來在座。曾紹山、尉鳳英、李素文、王進喜、王淮湘、潘複生、江擁輝、汪家道、張江霖等出席會議。周恩來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肯定林彪的講話對《憲法》、對計劃、對戰備有重要意義。同意“天才”的觀點。周恩來說，盡管毛主席叫我們不要總強調“三個裏程碑”，但客觀上就是這樣。不過周恩來在發言中沒有提設不設國家主席，更沒有暗示揪人。 

西南組的召集人是譚甫仁和吳法憲，聶榮臻、李先念在座。中將黃誌勇說，我們好像挺平靜，發言也是一般性的。從我們的心裏說，我們都希望主席當國家主席，但最後怎麽樣，由主席定。（采訪中將黃誌勇筆記，2000年2月12日） 

許世友說，我給“鱷魚眼”一槍 

8月24日 晚，華東組討論到一半，江青來了，許世友熱情邀請江青坐在前排沙發上。程世清當著江青的麵，提出《憲法》還是應該設國家主席。一些人附和，許世友也說，我 看還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吧。江青心裏有數，馬上說，我覺得不設國家主席，可以減少國家機構的層次。關於這個問題，主席已經作過多次指示，你們也都聽過傳 達。大家還是尊重主席的意見吧！陳勵耘說，不設國家主席，群眾在感情上通不過。江青說，群眾要我們去做工作嘛！程世清對江青有看法，說話不太客氣，說毛主 席也應該聽聽群眾的意見嘛！江青說：“我們要看得遠一些，主席不但高瞻遠矚，而且深謀遠慮……”江青扶了扶眼鏡，四周看了一圈，“要知道，設了一個國家主席的位置，就會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慮到了。至於主席自己，他是堅決不當國家主席的，他說過，不要黃袍加身……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兵變時，部下給他披上黃袍，擁他當皇帝，毛主席不願意別人擁護他當國家主席。” 

聽了江青如此明確的話，大多數人都不吭聲了。這時江青轉過臉對許世友說：“許師傅，你來幫幫我的忙……”許世友說：“別的事我可以幫你的忙，這件事情我思想還是不通。好了好了，今天就討論到這裏。江青同誌，歡迎你什麽時候到南京去……好吧，我們到南京再較量……”（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07頁）江青笑著與許世友握手告別。顯然江青把許世友的態度匯報給了毛澤東。許世友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毛澤東在院子裏與他握手，說：“你看我的手涼不涼？”許世友說：“涼。”毛澤東說：“你們讓我多活幾年多好啊！還讓我當主席呀？我隻能當導演，不能當演員。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選我做國家主席！”許世友果斷地說：“我聽毛主席的！”（李文卿著《近看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200頁） 

關於手涼不涼的話，毛澤東也對李雪峰說過。（采訪李雪峰子女筆記，2005年1月22日） 

8月25日下午，第六號簡報基本上人手一份了。華東組在廬山圖書館旁邊的一幢小樓裏開會。張春橋來了，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他沒有穿“文革”以來一直穿的軍裝，而是穿了一件淺灰色的中山裝。在場的大多數人不知道林彪講話批的就是他，對他還比較客氣。 

許世友發言：“林副主席是我們的光輝榜樣，這一次又給我們樹立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範例。我們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樣和一切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鬥，和一切違背毛澤東思想的言行鬥。那些家夥天天喊造反，你們造誰的反？黨和國家都被你們搞亂了！” 

接著幾個泛泛而談的發言，陳勵耘來了個重磅“炸彈”，他挑明林副主席講話有所指。現在有人反對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親自指定的接班人，反對林副主席就是反對毛主席。陳勵耘大聲地說：“那些反對林副主席的是些什麽狗東西！有些人還反對老幹部，整我們軍隊幹部……，這些人應該站出來，有膽量的就站出來，把問題說說清楚！” 

雖然陳勵耘沒有點名，但許世友聽“懂”了。他非常恨張春橋，曾說“造反派沒有一個好東西”！許世友坐在陳勵耘前麵，回過頭說：“老陳，你講得對！我同意你的意見，你的意見代表了大多數軍隊幹部的意見，叫‘他’到江蘇農村勞改！” 

這時有人說：“不把反對毛主席的人揪出來，決不收兵！”陳勵耘坐在張春橋的左側，他馬上打斷，側過臉衝著張春橋大聲地說：“自己站出來嘛！”（采訪陳勵耘筆記，1998年12月21日）張春橋的臉色非常難看，強作鎮定，把複雜的目光“扔”到地毯上，猛吸香煙，一句話也沒有。（李文卿著《近看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199頁） 

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認為：“林彪的講話說明文化大革命要結束了，要收拾張春橋這幫人了。”（張正隆著《戰將》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331頁） 

王維國發言了。先說“林彪的講話很重要，為全會指明了方向，”然後話題一轉。“毛主席親自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軍隊，堅決打倒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把他們揪出來示眾！”（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3-214頁）這時，穿“海軍服”的浙江省候補中央委員站起來，帶著呼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 

結果華東組“燒”起來了，幾乎人人搶著發言，搶不到話筒的就喊口號：“揪出來示眾！批倒批臭！千刀萬剮！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陰謀家’是埋在中央的定時炸彈，一定要挖出來！”張春橋像霜打的茄子，臉白的像一張紙，坐在那裏低頭抽煙，始終沒有說話。（李文卿著《近看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199頁） 

廬山上揪出張春橋的呼聲越喊越高。 

陳伯達回憶：江青、張春橋見了華北組簡報，開始似乎有點恐慌。因為他們慣於揪人，現在卻有人也想把他們揪出來。在揪人正盛時，我故意對康生說，我過去不知道，有“揪”字和“砸”字，《康熙詞典》上沒有這兩個字。康生於是把《康熙詞典》中的這兩個字“翻”出來，證明我的“無知”。（《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一版，143頁）現在“揪”字卻落到江、康等人頭上了，真是中國人的所謂“一報還一報”，我估計誰提議“揪出來”，他們是會知道的，郭玉峰參加了華北組，他經常往康生、曹軼歐那裏走，康、曹同江、張又經常在一起，或許他們就是從郭玉峰口裏知道的吧？（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5頁） 

王洪文發言：“林副主席講話非常重要，給我們敲了警鍾。不承認天才，就是不承認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但喊到“揪人”了，王洪文似乎嚇了一大跳，“啞巴”了。 

也有人發言幹脆就念第六號簡報，可是所有的人都不點名。郭沫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編入華東組，他戴著助聽器，很困難地聽著。聽到一半，郭沫若也要求發言，說：“我是‘懵懂’派，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今天看了華北組的簡報，又聽了剛才幾位的發言，才知道全會上出了大事……” 

陳勵耘站起來去衛生間，一腦袋問號的馬天水跟上去。陳勵耘說：“誰是野心家陰謀家，就‘揪’誰！”馬天水心裏說，這小子看來知道底細，不肯對我們說。（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3-214頁） 

會間休息，楊得誌問：“老陳你講的‘有人’，到底是誰？”陳勵耘說：“什麽人反對毛主席就指誰！”晚飯後，陳勵耘到韋祖珍的房間串門，韓先楚也來了，問“老陳，你到底在說誰？”陳勵耘還是打啞謎：“你看我說誰？我不是說了嘛，誰反對毛主席我就說誰！”韓先楚走後，韋祖珍說：“老陳，你說得對，張春橋算老幾，他有什麽資格，是他反對毛主席！”（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9-240頁） 

後來許世友告訴韓先楚：“‘鱷魚眼’嘛！”誰是“鱷魚眼”？許世友用手做成眼鏡，“上海那個帶眼鏡的！”許世友在江蘇小組給毛澤東、林彪的信中寫道：“幾個犯錯誤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工作，而應該下基層鍛煉。”（參見李文卿著《近看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201-202頁）8月25日，許世友拿著信對韓先楚說：“那個‘鱷魚眼’的壽數到了，我再給他補一槍！”韓先楚馬上說：“我也要給他補一槍！” 

楊得誌也寫了同樣的信。 

這三封信和南萍、熊應堂等人的信都到了大會會務組，又到了周恩來手裏。周恩來把許世友等人的三封信轉給葉群，並附條子：“到此為止，存你處。”事後葉群對吳法憲、邱會作說：“我撿到三個‘險球’，你們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保住三個司令。九一三事件後從北戴河清理出這三封信，毛澤東大怒，叫汪東興查。（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三個上將連連檢討，韓先楚和楊得誌先解脫了，許世友檢討沒有串連，但信中“犯錯誤的人”是指誰，這讓許世友滿頭大汗。本來許世友指的是張春橋，但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怎麽敢說“大紅人”？經過秘書提醒，許世友說“犯錯誤的人是指陳伯達”，這才算過了關。（參見李文卿著《近看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240-241頁） 

第三章 風雲突變 

江張姚一起向毛澤東告狀 

8月25日早飯時間，王洪文就拿到了第六號簡報。他六神無主，下午華東組開會，怎麽表態？找張春橋吧，而早晨正是張春橋的“深夜”，但不找又火燒眉毛了。想來想去，還是不能自己作主，於是把張春橋叫醒。 

張春橋很快和姚文元去找江青。 

江青帶著他們直奔毛澤東的住處，講了很長時間。（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8頁） 

陳伯達回憶：“在事情發展的過程中，我去見過恩來同誌。記得他說，江青、張春橋是先到我這裏要談話的，還沒有見麵，他們卻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裏去了。”（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5頁） 

關於江青和張姚見毛澤東有兩個版本。江青說：“春橋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華北組簡報。我這裏也收到了，可我還沒看。我們覺得情況嚴重，本來想先找總理。不知道那輛車怎麽搞的，開到主席那兒去了……主席正脫襪子，準備睡覺，他還不知道華北組出了這樣一期簡報。我趕緊報告，現在各組都有劉少奇的陰魂，‘他們’要揪跟你造反的人，你一定要保呀！‘他們’是衝著‘文化大革命’來的呀！”（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8-219） 

另一個版本是汪東興的“演義”。快中午時，吳法憲接到葉群的電話。“吳司令，有一個情況告訴你，‘11樓’（江青）帶著張姚到毛主席那裏去了。”我忙問講了什麽。葉群說“現在還不知道。”吳法憲很快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這個時候找主席，還能有別的事？肯定是為了那個第六號簡報。吳法憲說：“毛主席隻見了張姚，沒讓江青進去。”我問“這消息可靠嗎？”吳法憲說：“完全可靠，汪東興說的。”我不放心，又打電話給汪東興：“聽說‘11樓’帶張姚到主席那裏去了？”“是啊，他們談了什麽？”“還正在談。你不要緊張，沒什麽問題。”汪東興還幸災樂禍地給軍委辦事組打電話，說“張春橋、姚文元跪到毛主席腳下，一人抱著一條大腿放聲大哭，這兩個人的眼淚鼻涕把主席的褲子都弄髒了。”（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邱會作回憶：有一次汪東興從東北出差回來，還沒有休息，就把黃吳李邱叫來聊天。林立果也去了，汪東興和林立果說的最多。汪東興說，江青做了婦科手術後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後來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經常“氣”主席，主席很痛苦，幾次外出都是掉著眼淚離開北京的。黃吳李邱問：“主席和江青究竟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汪東興說：“完全是兩回事。”（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葉群完全相信了汪東興所說的“一組”（毛澤東）沒見“11樓”。15點左右，葉群在電話裏告訴吳法憲，要他們照著華北組第六號簡報的調子，集體通過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參見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70-73頁） 

李德生回憶：8月25日10點左右，秘書神色有些緊張地給我送來第六號簡報。因為他看到裏麵的措詞激烈，不同尋常，說對反對毛主席為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強烈的憤慨”，“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批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 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就急忙送來了。下午華東組沒有討論，晚上我和李先念、餘秋裏等國務院業務組的同誌，在餘秋裏住處修改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所以 當時並不知道他們幾個大組煽風點火的情況。我馬上把簡報從頭到尾仔細地看了兩遍。我從來極少抽煙，這時不知不覺地拿出香煙，狠狠地抽了起來。會上出現的問 題，引起我很多的思考，深深感到情況嚴重，鬥爭複雜，這是我到中央工作以來，第一次遇到這樣嚴峻的局麵。而且許多問題使人迷惑不解，比如，林彪為什麽要一 直堅持設國家主席？（舒雲點評：為什麽不提周恩來和康生，是他們提議設國家主席，而且一直堅持，林彪隻是附合。）陳伯達為什麽如此有恃無恐地帶頭發難？陳 伯達同張春橋過去經常戰鬥在一起，現在為什麽又劍拔弩張，勢不兩 立？ 這場矛盾和鬥爭的根源何在？究竟是什麽性質？當時我想，麵對這樣複雜的鬥爭現實，最要緊的是要保持頭腦清醒，要光明磊落，要按黨的政治原則和組織原則辦 事，不能隨便表態，不要跟著起哄，不要介入非組織活動。不管碰上誰來打與拉，都不動搖。（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399-400頁） 

休會那幾天，王洪文像沒頭的蒼蠅一樣四處探聽消息，他去找政治局候補委員、華北組組長李雪峰，碰了釘子。馬天水去找河北省負責人劉子厚，還找了南萍、陳勵耘等人，也沒撈到什麽“稻草”。江青對王洪文說：“聽說你們華東組開會，有些人很凶呀。”江青的聲音降了八度，“老夫子後麵有‘幾條槍’（注：指黃吳李邱），他們要老夫子搞一份領袖稱天才的‘語錄’。8月24日那天，他們都充當了‘宣講員’。所以，問題不僅僅是華北組，因此主席決定休會。”（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7頁） 

王洪文不懂，汪東興為什麽要那樣發言？江青說：“汪東興也收到了‘語錄’，不過他事先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動。聽了陳伯達的發言，不知怎麽搞的，他的頭腦發熱起來。老汪已經向主席檢討，那份‘語錄’也交了，毛主席保護他。主席已經批評那‘幾條槍’了，任何情況主席總有辦法處理。” 

江青大笑起來：“那‘幾條槍’這麽一鬧，我的頭痛反倒好多了……”看來江青的話都是鸚鵡學舌。 

四麵楚歌的江青一夥，由於毛澤東“拉”了一把，居然“翻了身”。王洪文高興極了，一口氣將半瓶茅台灌進肚子裏。（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9頁） 

沒想到一夜之間，風向根本變了 

8月25日15點前，工作人員匆匆把各大組召集人叫走了。 

許世友臨走時對華東組宣布：“大家等一等，休息一下，等我回來。”許世友一走，張春橋也走了。到底是怎麽回事？誰也捉摸不透。（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5頁） 

會前毛澤東逐一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談話。 

15點，毛澤東主持召開有各大組召集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嚴厲批評陳伯達等人在華北組的發言違背了“九大”方針，提出要按“九大”的精神團結起來，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主席在會上宣布：“剛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認為各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當國家主席就是要我早點死。如果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毛澤東在同康生談話時，生氣地說“他不當中央主席了，這個會讓林彪去開，他下山不參加會了。”（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6頁） 

會議決定分組會立即休會，毛澤東宣布了三條，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立即收回會議第六號簡報，沒有發的不要發了，責令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檢討。（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28頁） 

當晚，周恩來主持各大組召集人會議，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 

許世友回來，一進華東組的會場就大喊：“不開了，不開了，散會！”大家都愣住了，許世友一把扯開軍裝的扣子，敞著懷，在會場門口不停地走來走去。過了幾分鍾，看大家誰也沒動，又揮揮手：“不開會了。剛才我到毛主席那裏去了，這是毛主席的決定，休會！大家回去吧。”（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15頁） 

李雪峰從政治局開會回來，對吳德說“會議立刻停止”。吳德覺得意外，問“為什麽停止”？李雪峰隻是簡單地說這是中央的決定，然後對大家宣布會議結束。散會的路上，吳德又問李雪峰：“出了什麽事情，為什麽會議要停止？”李雪峰解釋：“毛主席主持各組召集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評了天才問題、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並提出中央全會分組會議立刻停止。”（參見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見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1995年12月第一版，131頁） 

曾思玉回來，首先很緊張地問：“我們的簡報出了沒有？”因為李作鵬說：“停一停，咱們中南組的簡報先壓一壓。”所以中南組的簡報沒有出。曾思玉聽說沒出，才如釋重負，說“謝天謝地”。其實中南組攻擊張春橋也很厲害，但為什麽沒有像華北組那樣被批判呢？一是簡報沒出，沒造成影響，槍打出頭鳥嘛。二是葉群是中南組的主要發言人，在廬山上毛澤東還沒有“驚動”林彪。如果中南組批葉群，勢必牽涉林彪。如此這般，中南組就平安無事了。（楊福雲《九屆二中全會中南組》，載《中國人大》） 

邱會作來到西北組會場，看康生和召集人都不在，得知毛澤東把他們召去開會，便沒敢把第六號簡報從皮包裏取出來。（采訪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吳法憲到西南組，看召集人不在，卻沒有引起重視。因為他自以為取到了汪東興傳的“真經”，膽子越發大起來。他拿出華北組第六號簡報宣讀，並按葉群的布置，舉手通過了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不久，西南組召集人回來，傳達了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決定立即收回第六號簡報。形勢急轉直下，吳法憲頓時傻了。1980年，已經押進秦城四年的他在供詞中說：“我聽了以後，情緒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緊張，心涼了半截，後悔莫及，知道犯錯誤了。” 

林彪開會回來，立即把葉群叫進房間。不一會兒，葉群臉色蒼白跑出來，對工作人員說：“首長從主席處開會回來了。主席說，張姚燒一燒可以，但不要燒焦，現在要降溫了，壓縮一下空氣。”（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00頁）“我的書麵發言不要整理了，快把草稿給我！”葉群還叫人把她在會議上的發言記錄撕下來。晚飯時，吳法憲打電話給邱會作：“你發言的簡報發了沒有？情況有變，不要發了。”山下的黃永勝也要吳法憲趕快叫工作人員把他的書麵發言燒掉。（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7頁） 

葉群和李作鵬要收回他們在中南組的發言，兩位原始記錄人將記錄本編上頁碼，注明幾頁到幾頁誰的發言，被誰撕走。同時向康生報告，康生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報告毛澤東。8月26日以後，毛澤東要看中南組的會議記錄。因為李作鵬和葉群的會議記錄被撕走，組織人力整理了兩天，整理好後送周恩來轉毛澤東。（楊福雲《九屆二中全會中南組》，載《中國人大》） 

毛澤東南巡時，說“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麽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又慌了手腳。起先那麽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記錄。既然有理，為什麽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37頁） 

由“三個副詞”引發的鬥爭 

廬山上的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實際上在山下就開始了。 

“文革”奪權開始後，軍隊的日子就不好過了。黃永勝自1968年3月“楊餘傅事件”後，從廣州軍區司令員的位置調來任軍委辦事組組長，江青就開始處處找茬。 

黃永勝對出任總參謀長一職是非常意外的。1968年3月22日晚上，黃永勝正在開會，接到周恩來電話，讓他連夜到北京來開會，並說接他的專機已經出發了。 

1980年審判“兩案”後，蹲了十年監獄的黃永勝病憤交加，被保外就醫安置青島。他兒子問他：“爸爸，你要是不到北京當總長，後來‘九一三’你的事情就不會那麽大，現在的處境也就不會這樣了吧？”黃永勝說：“那個總長是我願意當的？是周總理把我騙到北京去當的這個總長。他打電話來要我連夜上北京，說是討論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人選問題。……結果在人民大會堂，他什麽都不說，就把楊成武帶出來，說‘你的錯誤很嚴重，不能工作了，把你那一攤交給黃永勝。’當時我總不能當著楊成武的麵說我不幹。等把楊成武帶走後，我就說我幹不了，要他們選別人。周恩來要我找林彪。” 

黃永勝馬上去找林彪，說他幹不了總長。林彪說：“本來我是想讓你代總長，幹一段，如果不合適你再回去。但是現在不行了，禦筆批了。” 

林彪拿出毛澤東的批示，果然毛澤東把林彪簽寫的“代”劃掉了。黃永勝說：“看了後我就沒話說了。軍人總要服從命令。我總是跟江青對著幹，也是不想當這個總長，所以人家怕她我不怕。”（參見《軍人永勝》（下）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版648頁） 

“九大”前夕，釣魚台和毛家灣形成兩個對立的營壘，一方的核心人物是江青，一方的核心人物是葉群。“九大”選舉，陳伯達沒投江青的票，葉群也布置一些人不投江青的票，結果江青少了六票，嚷嚷著要追查。（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60頁）而華東組也有人不投葉群的票，葉群大為不滿。一些代表對江青等人未獲全票、以及有人在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名字上打叉表示“極為憤慨”，認為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後，沒有印發這些小組的簡報。5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說，少幾票有什麽關係嘛，斤斤計較一兩票！頭上有幾個叉那又算什麽？（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294頁） 

“九大”後，軍委辦事組和中央文革的矛盾越來越深。邱會作請示林彪，吳法憲也幾次見林彪，說“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難辦”。林彪當然支持黃吳李邱，但他的原則是“毛主席畫圈我畫圈”，他決不和毛澤東作對，所以說了一句“軟頂”。但是，江青和張春橋一夥得寸進尺，欺人太甚。（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稿） 

1970年7月27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討論兩報一刊八一社論《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送審稿，陳伯達與張春橋吵了起來。送審稿有一個新提法，“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1968年負責中央宣傳工作的張、姚在十一社論中已經用了這種新的提法，堅持不改。陳伯達主張改回過去一貫的提法，把“毛主席和”刪掉，這是“文革”以 來的標準提法，新提法將會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議論。康生認為新提法不易譯成外文，周恩來認為陳伯達的意見更值得考慮，但這個事要請示主席。第二天，周恩來將 八一社論送毛澤東審定，同時附信報告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的情況，表示我個人認為以改回為好，究竟應如何，請主席決定。（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1頁） 

7月29日，周恩來利用在上海陪見外賓時當麵請示。毛澤東說：“這類應景文章，既然已經政治局討論修改過，我就不看了。可以改回去，這無關緊要。”他讓汪東興代為劃掉“毛主席和”。汪東興回憶：毛主席叫我代其把文件圈回去，我不敢圈。等到周恩來和黃永勝來後，問起此事，我當著周、黃的麵問。毛主席說：“兩種意見，我都不讚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然後汪東興按毛澤東的意思畫了圈，圈去了“毛主席和”四個字。當晚，周恩來返回北京，7月30日將毛澤東的意見批給康、江、黃、張等。（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22頁） 

一年後南巡，毛澤東說：“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嗎？”（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7頁） 

1970年8月13日下午，毛澤東決定由康生負責召開修改《憲法》的會議，張春橋、吳法憲等人參加。筆杆子握在康生和張春橋的手裏，陳伯達這個“理論家”隻參加了一次，就被支到河北調查研究去了。（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30-342頁） 

陳伯達回憶：《憲法》起草由康生主持，起草班子中的主要角色是張春橋。毛主席回北京時，曾在會議上提出要我參加《憲法》起草。因此，我參加了8月在懷仁堂開的討論《憲法》起草的會。這是我參加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開始討論《序言》，原稿幾乎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而僅談“文化大革命”。 會議對此做了一些改動。原稿幾乎沒有提毛澤東思想，這次會議也添上了。在討論期間，我到衛生間，聽到吳法憲的聲音很大，可以說是聲震屋瓦吧。我回到會議上 時，已歸於平靜。會議散後，我問吳法憲出了什麽事，吳法憲說張春橋否認毛主席是天才，他就和張春橋吵起來了。我當時是同情吳法憲的。（參見《陳伯達最後口 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2-373頁） 

在康生主持下，張春橋執筆，在《憲法》序言部分沒有用“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討論《憲法》草案中的文字修改時，吳法憲和張春橋因“三個副詞”頂起來。吳法憲提出：“一定要把‘三個副詞’加上去。張春橋不同意，說：“‘九大’圈掉‘三個副詞’是毛主席的意見。”張春橋還要刪掉《憲法》國家機構一章中的“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一句，以及在《憲法》上中表述“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句子，因為《憲法》序言中已有類似內容。張春橋還說：“毛主席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個諷刺’。” 

這句話徹底激怒了吳法憲，這不是指桑罵槐，影射林彪嗎？吳法憲氣得拍了桌子：“你把這話再說一遍！說清楚！”吳法憲說張春橋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否認毛主席是天才，太過分了。（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5頁） 

這是最後一次討論憲法的會議，地點在懷仁堂，出席者隻有四個人，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吳法憲。陳伯達“臨陣逃脫”，隻有吳法憲與張春橋“孤軍作戰”。 

康生一看這種劍拔弩張的局麵，馬上和稀泥，說“既然這樣，都寫上，都寫上。”（參見《吳法憲回憶錄》，未出版） 

吳法憲回憶：康生站在張春橋一邊。會後，我到陳伯達處詳細談了爭吵的情況。陳伯達認為我對，張春橋可笑，並通過黃永勝報告給林彪。林彪本來要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被葉群勸住。葉群說：“胖子的意見很對，今天抓住了張春橋，抓得好。”葉群分別向陳伯達、黃永勝、李作鵬等打招呼，要他們在政治上支持我。周恩來私下也對我說：“支持把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寫入《憲法》。”（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86頁） 

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回憶：我父親第一個報告周總理，周恩來說：“從來沒有聽說赫魯曉夫說過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周恩來明確表示支持我父親。有了周恩來的支持，我父親第二個打電話給林彪。林彪在北戴河，我也正巧在北戴河，葉群叫我來看電影。就在我們看電影中，葉群去接我父親的電話。葉群放下電話，就去向林彪匯報，接著又給我爸爸回電話。忙完了葉群對我說：“你父親放炮了，放了一炮。首長（林彪）說你爸爸放炮放得好，要抓住張春橋的狐狸尾巴不放。” 

很明顯，張春橋是衝著林彪去的，吳法憲被張春橋激怒了，報告葉群，葉群報告林彪，林彪也被激怒了。這才有了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采訪吳法憲大兒子吳新潮筆記，2006年1月3日） 

“三個副詞”最早見於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講話，又見於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是林彪的“發明”。1966年12月16日，由林彪署名實際上是張春橋捉刀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這“三個副詞”（參見盧弘著《軍報內部消息》自印本，22頁。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黨章》，毛澤東兩次圈去《黨章》和政治報告中的“三個副詞”。有人說這是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新《黨章》不寫不好吧？毛澤東說，黨的代表大會有權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三個副詞”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九大”政治報告和新《黨章》中都悄悄消失了。所以毛澤東1971年南巡時說：“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九大’的《黨章》已經定了，為什麽不翻開來看看？”（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4頁） 

張春橋知道“三個副詞”寫上也會被圈掉，到廬山會議上才挑明：“不是我們不寫，是毛主席不讓寫。”吳法憲沒有參加“九大”文件的起草，似乎也沒有注意到刪去的“三個副詞”，更不知道不是張春橋，而是毛澤東刪掉的“三個副詞”，隻以為抓住了張春橋的“辮子”。卻沒想到掉進了“陷阱”。 

不僅僅吳法憲“疏忽”了，周恩來也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劃掉了“三個副詞”。廬山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後，林彪才看到毛澤東的批的九大《黨章》。 

其實，真正激怒吳法憲的不僅僅是“三個副詞”。攻擊“三個副詞”就已經含沙射影把矛頭指向林彪了，但張春橋還怕對方不生氣，又進一步說：“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思想的指導方針，提毛澤東思想，不一定就是擁護毛主席，赫魯曉夫也是天才地創造性全麵地發展馬列主義。”吳法憲頓時火冒三丈：“你再說一遍！你說清楚！誰是赫魯曉夫？！” 

張春橋為什麽臨陣退縮 

到九屆二中全會前，毛家灣和釣魚台的關係緊張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吳法憲回憶：林彪囑咐黃永勝和我：“要多加小心，這件事沒有完，到廬山會有大的鬥爭。”葉群說：“不管出現什麽情況，要堅持兩點，一是設國家主席，一是堅持天才的觀點。”（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1頁） 

8月17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憲法》修改草案最後定稿，估計會上要有一番“血雨腥風”。會前，軍委辦事組特地把在外地檢查工作的李作鵬喊回來，以增加力量。葉群缺席，她從北戴河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等人，讓他們準備好。 

出乎意料，江青、姚文元金口緊閉，張春橋在會上也一言不發，甚至不再堅持刪掉“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這些詞句。帶有這些詞句的《憲法》修改草案順利通過。周恩來覺得反常，特意問張春橋有什麽意見，張春橋說：“我有意見，但不能講，一講又要和吳法憲吵起來。”（參見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1972-1974頁；又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87頁） 

以後張春橋授意兩名工作人員寫揭發吳法憲的材料，說僅僅是“文字之爭”，而不是像吳法憲所說的“原則之爭”，張春橋同意把這句話寫到《憲法》中去，吳法憲在這個問題說了假話。林彪、周恩來專門講話，說“吳法憲不會講假話”，才平息了此事。 

葉群並不知道張春橋背靠“大樹”，以為勝利了，林彪則認為張春橋的反常大有文章。 

張春橋為何臨陣退縮？難道得到……點撥，又在引“蛇”出洞？可別小看這位生於1917年的山東巨野人士。1958年，他抱著上海第一把手柯慶施的粗腿，掛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的牌子。1962年，升為上海市委候補書記。1965年，扔掉了“候補”兩個字。“八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張某人，“九大”卻大搖大擺進了政治局，搖身變成中共第七號人物。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毛澤東需要軍隊的支持，問林彪，林彪老說要依靠和他一起打天下的“紅小鬼”。（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九大”過後，各省市的第一把手基本上都是軍人出身。在毛澤東眼中，林彪把持的軍隊權力越來越大。他又開始扶植張春橋，造成政治上與林彪爭鋒的陣勢。 

1958年，毛澤東就認識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10月11日， 毛澤東在關於轉載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給吳冷西（時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的信中，專門為《人民日報》寫了編者按：張春橋同 誌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誌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 但有一些片麵性，就是說，對曆史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讀。（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 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447頁） 

姬應五（時任空四軍第二政委）回憶：七二○事件後，毛澤東飛到上海，對從北京趕過去的張春橋說：“假如‘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們都去賣酒。”這時毛澤東不再說和林彪上井岡山打遊擊了。毛澤東讓張春橋主持，和汪東興、餘立金（時任空軍政委）他們討論，“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下去？會不會成功？張春橋回答：“會成功！因為群眾擁護‘文化大革命’”。（張聶耳《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135頁） 

在毛澤東眼中，張春橋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功臣。上海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批《海瑞罷官》的文章、一月風暴，張春橋都立下了汗馬功勞。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張春橋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 

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組說：“（北京大學）工作組的材料裝在口袋裏，幾次要報告毛主席，到現在還沒有拿出來。”張春橋馬上把劉少奇批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所寫的批語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大怒，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22頁）因此才有了毛澤東的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不但大罵劉少奇，還大罵康生，說“要康生這樣的人有什麽用處！”而告禦狀的張春橋一躍進了中央，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到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康生在毛澤東眼中的地位已經低於張春橋。（參見王力著《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713頁）“二月逆流”中，張春橋又率先向毛澤東告狀，不但告了幾位副總理和老帥，也告了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在毛澤東眼中他又立了“大功”。 

毛澤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注：1976年，毛澤東在住地召見華國鋒等，又一次談起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80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引自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781-1782頁）而中央文革小組是“文化大革命”的代表。1967年2月，毛澤東在反“二月逆流”的政治局會議上，曾堅決地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1971年毛澤東南巡時在武昌與華國鋒談話，說得更明確了：“他們名為反對張春橋，實際上是反我。”（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99頁）這就是為什麽廬山會議上群起攻擊張春橋，毛澤東卻大發雷霆的根本原因。 

但毛澤東是不是真的要讓張春橋當接班人呢？ 

從後來看，毛澤東選擇了王洪文、鄧小平，又選擇了華國鋒，到最後還是把張春橋晾在了一邊。1971年4月1日，林立果曾說：“現在的鬥爭，是爭奪接班人的鬥爭。主席的班，靠誰來接？張春橋他算老幾？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三不會打仗，就是會造點輿論。”（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440頁）林立果都看出來了，毛澤東能看不出來嗎？1958年5月8日，毛澤東給張聞天的信中說：“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對你曾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212頁）這話或許可以對張春橋說。也與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雜誌鼓吹“張春橋思想”有關，怎能在毛澤東思想外再有一個“思想”呢？ 

1980年審判兩案，江青和張春橋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張春橋在法庭上一言不發。保外就醫後，他還是不說話，不寫回憶錄，沉默到死。1967年1月，1968年4月，上海兩次炮打張春橋，九屆二中全會是第三次炮打。1974年4月20日，張春橋給兒子的信中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我思想上已準備全家被殺了。”1976年5月，張春橋在給徐景賢的信中又一次說：“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殺頭了。”（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402-403頁） 

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 

在廬山會議的後幾天，毛澤東分別找政治局委員個別談話，進一步了解情況。知己知彼，這是毛澤東一貫的工作作風。1958年6月5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批“軍隊建設中的教條主義”時，毛澤東有一段批語：“我暫時不宜於講話，先要讓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組召集人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毛澤東《在方強對軍委擴大會議開法的意見上的批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260頁）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毛澤東看“清楚”了，認為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急於奪權”。 

江青曾說：“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主席不當，那麽自然就是林彪當。”可是華北組的陳先瑞說：“不管是華北組會上，還是簡報上，都沒有提出讓林彪當國家主席。”（參見《陳先瑞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458頁）林彪也沒有在開幕會的講話中提到設國家主席的問題。 

毛澤東把第一槍打向了“天才論”。 

曾思玉（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回憶：“在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毛澤東決不讓步。但“九大”才開過一年多，接班人剛剛被寫進《黨章》，又考慮到林彪的“表演”還不那麽充分（他並沒有在講話中提設國家主席），毛澤東決定先從陳伯達開刀。廬山會議第三天，我第一次看見毛主席震怒。我作為中南組第一召集人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主席把桌子拍得山響，非常嚴厲地批陳伯達：‘我們共事30多年，你陰一套，陽一套，當麵一套，背後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議不設國家主席，大家沒有發表不同意見。上了山你就變了卦，搞突然襲擊，你是個地地道道的變色龍！我毛澤東是不當這個國家主席的。要當，你陳伯達當好了，你們去當！’我看見陳伯達的臉漲成了豬肝色，一句話也沒說出來。”（參見李榮欣等著《名將曾思玉》，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518頁） 

陳伯達，1904年7月出生於福建惠安，書生氣十足，祖輩都是教書先生。他參加過五卅運動、北伐，1927年加入共產黨，還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回國後在天津被捕，因病保釋。30年代寫過有關哲學和新啟蒙運動的文章，產生過較大影響。1937年8月，陳伯達經青島到延安，先在陝北公學、後在中央黨校任教員，又調中央宣傳部。馬列學院成立後，仍兼教員，教授中國革命問題。1939年春，陳伯達調到毛澤東身邊，擔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實際上是擔任毛主席的秘書。1943年3月，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7月， 陳伯達發表評《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是陳伯達的一個主要著作，不僅在解放區，就是在國統區也產生了影響，還被譯英文。軍委秘書長李六如說，這一本書頂了幾 個師的力量。陳伯達比較有影響的著作還有《蔣宋孔陳四大家庭》、《竊國大盜袁世凱》等。（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71頁）由此陳伯達獲得中共“理論家”的稱號。 

1951年，陳伯達陪毛澤東訪蘇回來，開始編輯《毛澤東選集》，由他先選擇篇目，再交毛澤東審閱修訂。或按毛澤東的意見修訂，再交毛澤東最後審定。（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113頁） 

因為一直是文人，陳伯達膽子非常小，前怕狼後怕虎，老是害怕得罪了誰。他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以為摸透了毛澤東的心思。江青老是當麵侮辱他，他早就忍無可忍了，看毛澤東對林彪好，他覺得“投靠”毛家灣也不會有什麽危險。以後陳伯達說，我沒有看出林彪和毛主席的關係已經出現裂痕。（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423頁） 

8月31日，毛澤東考慮了整整三天，在陳伯達選的“語錄”上寫下700多字的《我的一點意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2頁）給陳伯達定了性。《我的一點意見》被印成會議文件，附上陳伯達編的“語錄”，發給每個中央委員，各大組馬上轉為批陳伯達。《我的一點意見》印發全會前，毛澤東讓林彪看過修改件。（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9頁） 

陳伯達編的“語錄”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恩格斯稱馬克思為天才，恩格斯稱讚馬克思寫的《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一書為：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第二部分，列寧稱馬克思、恩格斯為天才。 

1、當你讀到這些評論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是在親自聽取這位天才思想家講話一樣。（《卡·馬克思致路·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寧選集》第一卷第769頁） 

2、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於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列寧選集》第二卷第378頁） 

3、馬克思的天才就在於他最先從這裏得出了全世界曆史提示的結論，並且一貫地推行了這個結論。這一結論就是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同上第382頁） 

4、列寧在《預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談到未來世界大戰時所說的一段話後，讚揚恩格斯：這真是多麽天才的預見！（《列寧選集》第三卷第593頁） 

5、在現代社會中，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出來的）、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怎麽辦？》《列寧選集》第一卷第422頁） 

第三部分，毛主席稱馬、恩、列、斯為天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達林之所以能夠做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264頁） 

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寫道：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誌搞的，欺騙了不少同誌，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隻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 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 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誌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30多 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 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麽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麽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惟恐天下不亂，大有 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麽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 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 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 ， 我同林彪同誌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曆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曆史，人的知識（才能也 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隻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 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誌們同我們一道采取這種態度，團結起 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114-115頁） 

鄭維山說，這是毛主席的第二張大字報。（參見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 129頁） 

陳伯達回憶：我對文章中的有些話不大理解。（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7頁） 

陳伯達怎麽可能理解呢？他與張春橋爭論的焦點是世界上有沒有天才，毛澤東可不可以被稱為天才？他沒有想到，毛澤東把“天才”當成靶子，他首先中“彈”。 

通觀全篇，毛澤東沒有提設不設國家主席，更沒有把矛頭指向林彪。甚至還提到“我同林彪同誌交換過意見”，明裏把陳伯達與林彪區分開，但暗裏卻是針對林彪“我講一點意見”而來。毛澤東說：“什麽論“天才”？（九屆）二中全會做了相當的結論，《我的一點意見》就是專門批天才論的。我並不是不要說天才，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能靠一個人嗎？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嘛。”（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600頁） 

毛澤東自己也在談天才，為什麽卻不許別人談天才？ 

第四章 毛、林分歧 

陳伯達的“九大”報告稿被否定了 

中央碰頭會決定召開黨的“九大”和起草政治報告。 

陳伯達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因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張雲生回憶：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從主席處開會回來，叫我和李春生去，說主席召集會議研究決定，準備最近召開“九大”。主席讓他作政治報告，並說這次報告不用事先寫成稿子，叫他口頭講，然後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對外發表，就摘用記錄稿。林彪提出：“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正式作報告，最好請中央文革給寫個稿子。如果必要，可像七千人大會那樣，我另作一個口頭報告，但對外發表，還是以中央正式通過的稿子為準。”（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0頁） 

毛澤東指定張春橋、姚文元起草《黨章》，指定陳伯達和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政治報告，由林彪出麵抓，時間限定一個月，內容由他們自己考慮。（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45頁） 

作為黨內的大理論家，陳伯達不想和“小字輩”的張姚合作。 

王文耀、王保春回憶：1969年1月底的一天夜裏，陳伯達開會回來，和往常不同，一進大門他不到自己的辦公室，而是興衝衝地到我們的辦公室，沒頭沒腦地說：“快給我準備準備！準備材料、紙和筆，中央決定讓我起草‘九大’報告。”問他有誰參加，他不耐煩地說：“還有上海那兩個，主要是我自己寫。”“那他們來問怎麽辦？”“不管他，他們自己願意怎麽寫就怎麽寫好了。”我們看他一提到“那兩個”就情緒激動，也就不再多說別的了。 

2月下旬，林彪把陳伯達和張姚三個人召到毛家灣，商量“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林彪會客，不許工作人員在場，隻許在門口等待。不到一小時，三個人出來。陳伯達說：“你們寫你們的，我寫我的，寫完再把稿子拿到一塊議。”（引自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載《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張雲生回憶：我聽見張姚對陳伯達說：“你就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0-211頁） 

王文耀、王保春回憶：陳伯達向我們講了他要起草的主題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你們幫助我搜集這方麵的資料，要各地方有關在經濟建設、生產方麵搞得好的典型資料。雖然是林彪在“九大”上 報告，但報告內容由陳伯達考慮，林彪沒有多問。陳伯達很快擬好了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列了幾個小標題。陳伯達帶 著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改成總題目下麵十個小題目，然後由我們抄清。陳伯達親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報主席。毛澤東很快圈閱退回。 

但 我們感到最不好辦的是中央決定由三個人起草，而陳伯達甩開張姚自己幹。果然，姚文元打來電話，問陳伯達起草報告怎麽進行。陳伯達不接電話，讓我們答複，告 訴他們覺得應該寫什麽就先寫什麽吧，說他身體有些不舒服。張春橋又來電話問，是否談一談，陳伯達也同樣答複，不是有個提綱嗎？讓他們自己覺得應該寫什麽， 就先寫吧。張姚一連來過幾次電話，再也不來電話了。我們對陳伯達說，你這樣把他們拒之門外，他們不會閑著，會向上報告的。陳伯達說不管他，中央決定主要是 要我來寫，他們就是想要塞進他們那些東西，這次我就是不讓他們參加。陳伯達的態度很堅決，我們也不反對他的想法，但是擔心的是怕這樣硬頂，張姚會找岔子來 破壞，讓陳伯達搞不成功。我們還是希望這個報告能夠寫成，便努力 按陳伯達的思路四處搜集資料。在這之間汪東興送來一批北京六廠二校（注：六廠：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三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北京二七車輛工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二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六廠二校是毛澤東在鬥、批、改中親自抓的“點”，派八三四一部隊和首都工人毛澤東宣傳隊進駐。1969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報導：六廠二校鬥、批、改的先進經驗，在首都開花結果。）的材料，除此之外，我們首先是找北京市要數據。陳伯達對北京市抱有很大希望，認為謝富治會支持他。可是我們打電話向謝富治要生產方麵的材料，謝富治說：“寫‘九大’報告，要北京市的數據，中央文革要可以給，其它人要不能給。”我們碰了釘子，陳伯達還不完全相信，就在這時，在人民大會堂118（北京廳）毛主席那裏開會。散會出來，陳伯達有意和謝富治並肩而走，向謝富治要材料。謝富治說：“伯達同誌，你可別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少我給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給，請你理解我。”陳伯達在回家的車上不說話，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不好。一進門對秘書說：“北京市不給資料不要了，你們可向河北省委要，向李雪峰同誌要些材料，河北省有不少好的典型。”我們從李雪峰那裏要了些，但主要的資料還是從新華社和中辦要來的。在這期間，新聞口由陳姚兩人共管，而實際上姚一人抓住不放。 

陳伯達寫“九大”報 告寫得很苦，長時間地思考、推敲。時間在不斷地向推移，我們心裏非常焦急，生怕中間出了問題。我們向陳伯達建議把已經寫好的第一部分稿子報送主席，寫完第 二部分時再送。陳伯達同意先送第一部分，可是送出的稿子沒有回音。第二部分寫完後，我們實在憋不住了，在陳伯達休息時提出是否將第二批稿子送主席。陳伯達 說：“不用，寫完後一起送一個完整的稿子，主席就會一口氣看完的，這是他的習慣。不能一段一段給主席看。”他 有他的道理。但是規定完稿的時間臨近，稿子進展緩慢，我們很是替他著急。看得出陳伯達同樣著急。但他不讓江青主張的一套插進報告的強烈心情，使他不得不一 字一句地仔細斟酌。當他的稿子隻剩最後一點時，中央開會了。（引自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載《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在“九大”的各項準備工作中，毛澤東最關心的就是政治報告的起草。2月7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開會，說搞出第一稿就有辦法了，無非是全部推翻再搞。還沒有開始搞就想到了推翻？這個會上，初步商定2月20日交稿，3月15日“九大”開幕。3月3日，政治報告仍然沒有消息，毛澤東很生氣，說還是準備兩手，一個是寫出報告可用，一個是不能用。（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45頁） 

3月7日，中央討論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稿，陳伯達才交出四分之三，還差兩個半的問題。主席在會上第一句話就問：“‘九大’政治報告寫得怎麽樣了？”周恩來說：“看來恐怕不行吧！”主席對陳伯達不能按期交出報告稿，可能延誤“九大”的召開表示不滿，說不行就重新搞嘛！請康生主持重搞。就這樣，陳伯達一句話沒說，辛苦了近一個月的報告稿，沒有一個領導人看過，就被否決了。陳伯達非常痛苦，散會時問總理：“我那個稿子隻剩下一點了，怎麽辦？”總理安慰他：“那你就把它寫完吧，作個紀念也好嘛。”當晚總理讓陳伯達先拿出寫完的報告稿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談一下，會上還是被張姚攻擊為鼓吹“唯生產力論”而被否定了。（引自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載《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3月12日，毛澤東提出換人寫，是不是請康、張、姚三位，兩家各搞各。並點明報告的主題：總之，要提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鬥爭，為什麽要搞“文化大革命”。（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45-1547頁） 

毛澤東決定由康、張、姚再寫一個“九大”政治報告，比較比較。林彪、周恩來沒吭聲。康生不想夾在毛、林中間，借口有病，推給了張姚。張姚筆鋒正健，僅用一個多星期就拿出一個“抓革命”的初稿。經毛澤東多次修改、補充，很快“突擊”出來了。 

張姚起草的“九大”報告稿由中辦送來後，陳伯達在房間裏很快看完，就拿著稿子急匆匆來到我們辦公室，很激動地說：“他們這個稿子你們看了沒有？他們這是伯恩斯坦（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右派首領、修正主義主要代表人物。1895年，恩格斯逝世後，伯恩斯坦公開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就是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他們就是搞運動！運動！運動！你們看看是不是這樣的！”（引自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載《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1956年9月召開“八大”，主要文件由陳伯達起草，集體修改。陳伯達回憶：“八大”政 治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則是在會議進行中起草的，所以搞得比較倉促。我在決議草案上寫上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 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的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 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但是我又覺得這樣的提法有些太籠統，應該有一個概括性的提法。當時會議議程很緊，9月27日那天下午就要表決決議，我早晨還在考慮主要矛盾怎麽寫才好，我想起列寧有過一個提法，這個提法啟發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為“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我修改好決議以後，已經來不及送毛主席看。毛主席是夜間辦公，上午休息，原先的稿子他已經看過，這時已不好再去打擾他。這樣，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會 上宣讀了，表決時大家都舉了手，就通過了。那天的會上，坐在毛主席後麵的葉飛後來告訴我，當念到這句話時，毛主席說了一句：“這句話不好。”不過毛主席當時也沒有說應該怎樣才好，可能是來不及想，也就舉了手。（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130-138頁） 

王光美回憶：“八大”閉幕後第三天，國慶節上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對劉少奇說，“八大”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錯誤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劉少奇說，但是決議已經通過了。（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139頁） 

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1958年5月，八屆二次會議上，劉少奇所作的工作報告中說，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正式否定了陳伯達的“矛盾”觀。（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139頁） 

但陳伯達還是念念不忘“生產”。1962年以後，陳伯達完成農業60條和商業40條等，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工業調查之中。他先後到北京、天津的許多科研單位和工廠，後來又去大慶油田和攀枝花等地，找有關人員座談，聽取科研人員的意見，提出以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中國新的工業革命。從1963年開始，陳伯達主持起草《工業問題》的文件，四易其稿，到1965年夏才定稿，送毛澤東看。毛澤東說搞了這麽多年，總算找到了一條發展工業的路子。過了幾天，中央的常委會上被否定。陳伯達回憶：這個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則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轉到經濟問題上來。（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235-246頁） 

不過，這隻是陳伯達的良好願望而已。 

1966年初，陳伯達到三線視察，到過20多家工廠。 

直到1969年，總算有了用武之地。在林彪大力支持下，陳伯達把他所有關於生產的想法，都“堆”到“九大”政治報告稿中。 

張姚的“九大”稿，林彪看也不看 

陳伯達“促生產”的初稿露了麵，和張、姚的初稿都排成清樣，分送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組。而中央文革小組隻討論了張姚的稿子。（參見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載《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中央確定使用張姚的報告稿後，政治局專門開了一次批判陳伯達的會，批判他提出的以發展生產為主要任務的觀點。陳伯達很激動地抨擊後，張春橋反駁，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是修正主義。陳伯達回憶：會上沒有人支持我。最後中央決定仍用他們的稿子。雖然我寫的稿子“流產”了。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毛主席聽了我的話後，到衛生間去，出來後，說考慮在報告上添上陳伯達的意見。（引自《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一版，114頁） 

但我說的話異常激怒了江青、張春橋，他們要找機會對我提出的“伯恩斯坦”這個比喻進行報複，過了兩天，中央專門開了一個會，對我進行了言辭極其激烈的斥責和批評，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倒了以後，他們在報上反過來說我是“伯恩斯坦”。 

毛主席也在會上講話，批判陳伯達總是看重經濟，帝國主義的本性不可改變，陳伯達的本性也不可改變。還說：“陳伯達覺得搞運動的路行不通，就走搞生產的路，不能和他同舟共濟。有人在大船將要沉沒時來了個老鼠搬家。”延安時，張聞天想留住陳伯達，陳伯達猶豫不決，毛澤東也說過這話。（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61-362頁） 

“九大”前夕，江青和康生以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借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突然召開了一次有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會，江青自己宣布，她是會議主席，會議的議題是陳伯達做檢討。陳伯達回憶：我剛說一句話，就被江青打斷了。江青說：“陳伯達不做檢討，不讓他說了。”江青也不讓其它人發言，還提出要摘掉我的帽徽領章，我看這個會是專門為打倒我召開的，沒有什麽可說的了，就喊了一句“大字報上街”。意思是讚成把打倒我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這次會議的情況後來沒有公開。據說，到會人員的記錄也都上交了，大概是打倒我的時機還不成熟。（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10頁） 

張雲生回憶：林彪讓我們比較一下陳和張姚的稿子，哪一個好一些呢？不要迷信那些大秀才，你們可以研究一下，他們寫的東西中有哪些可取之處。過幾天，張姚的第二稿送來了，主席又作了較大的修改。林彪隻讓把修改處講講。3月底，周恩來把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通過的“九大”政 治報告稿批送林彪。林彪一個字也沒看，就在稿子封頁上批，呈主席審批。周恩來著急地說，怎麽又送給主席了？前天在主席那裏開會，主席講他已親自修改過幾 次，他不再看了，請林彪同誌最後定稿。這個事葉群是知道的，為什麽又送給主席了呢？秘書想追回來，已經過了半小時，來不及了。（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 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3-215頁） 

看來林彪是非常討厭張、姚的稿子。 

張雲生回憶：林彪對我們說，我向來很不習慣念別人寫成的稿子，而隻願意順口講，因此我想搞個並行操作，既準備一個正式發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我口頭講話用的“條子”。這個拉“條子”的任務，由你們幫我來搞，我這次作口頭講話，還是用十二中全會上講的那六個題目，中心意思是國富民強。（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462頁） 

於運深回憶：林彪拉“條子”， 自己想，想幾天，今天想一條，明天想一條，沒有成句的話，寫在紙上幾個字，兩個字一行，三個字一行，就是一篇，啪丟在地上。體係形成，叫我整理整理就夠 了。一個鍾頭後林彪叫我，不要編句子，要原話。林彪腦子好使，上台就講。這個習慣是他在戰爭時期養成的，出口就成章。（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印發“九大”政 治報告，張春橋提出讓林彪親筆簽字，說這樣效果會更好些，林彪一口回絕，有意讓他碰一鼻子灰。毛主席已經明確表態，林彪不再說話，但私下多次說，張姚是無 名小卒，不知是那裏冒出來的小記者，他們寫什麽是什麽，我林彪一字不改。到最後一刻，林彪決定不作口頭報告了。（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4頁）但一直到“九大”登台前，林彪一遍也沒有看過張姚的報告稿，念得結結巴巴。被江青抓住，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提出意見。 

陳伯達的稿子怎麽辦？ 

葉 群對林辦秘書說，老夫子的稿子已經不能用了，但他堅持印出來，還托我勸首長看一看。說是首長看，實際上還得靠你們去講。我是同情老夫子的，隻能對他說首長 已經看過他的稿子了，這是為了給他一點安慰。但你們給首長講時，不要講得太細，以防止首長腦子一熱，又對老夫子的東西發生了興趣。（張雲生《毛家灣紀 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12頁） 

王文耀、王保春回憶：“九大”開完，陳伯達收到毛主席退回的文件。陳伯達給毛主席的“九大”報告稿第一部分，原封未動，主席用粗鉛筆寫的字很大，占了整個封麵，“退陳伯達同誌，毛澤東”，後麵寫著日期。我們和陳伯達都愣了，原來主席從未拆開，我們倆一聲不響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陳伯達一人呆坐在屋子裏。（參見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載《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2003年3月） 

不拆開又如何得知其中的內容呢？毛澤東已經從陳伯達交來的提綱中得知，陳伯達要在“九大”政治報告中大肆鼓吹“生產”，所以他根本不拆。就是要“告訴”陳伯達，我看都不看。憤懣之情，可見一斑。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表麵化 

林彪早就把毛澤東琢磨透了嗎？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就說過“憑空胡來”，“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至少在表麵上林彪還在大唱讚歌。（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25頁）到1966年底毛澤東對林彪還是信任的，似乎沒有什麽大的意見。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產生了分歧，林彪支持陳伯達“促生產”，而毛澤東則要“抓革命”，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七八年再來一次。很快毛、林的分歧就越來越多，包括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包括打倒那麽多的老幹部，包括設國家主席，包括稱天才，到九屆二中全會毛、林分歧達到高潮。 

但是林和毛一直沒有發生正麵衝突，倒是與江、張等人的矛盾表麵化了。 

張雲生回憶：毛澤東帶張春橋等人去蘇州前，批評張春橋。林彪在蘇州，你們怎麽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張春橋說，人家保密。 

1969年10月，林彪去蘇州，葉群對工作人員宣布，對外嚴加保密，特別是對上海。葉群怕張春橋知道傳給江青，就添麻煩了。如果江青打電話，就告訴她在南方，不要具體講。葉群自以為聰明，但蘇州距離上海90公裏，很難瞞住“地頭蛇”。林彪從北京經空路到蘇州，同時調專列駛往上海待命。上海鐵路部門向上海市革委會報告，張春橋佯裝不知，但悄悄報告了釣魚台。果然江青來電話叫葉群回北京，葉群說首長老出“汗”，不能離開，江青說那她就來一趟蘇州。葉群急了，能不能想辦法擋住？警衛秘書李文普說沒辦法，江青想要幹什麽，沒人敢擋。葉群決定搬家。林彪的身體剛剛適應，往哪兒搬？哪裏再找這麽合適的地方？葉群說杭州、無錫都可以考慮。明天派人到杭州、無錫看房子。葉群說，我給“11樓”打電話，就說要搬家。如果她不來，就不搬了。 

這類“捉迷藏”，是葉群的拿手戲。江青倒是沒來，但沒幾天，通過中央辦公廳，江青的一包絕密文件來了，請林彪支持。這是兩份長材料，一組材料的標題《致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關於文藝問題的一封信》。把“文革”前17年說得一無是處，而且把“九大”前後的文藝現狀說得一片漆黑。江青要求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的名義轉發全黨。另一組材料是《周揚鼓吹資產階級文藝複興的一些言論》，“九大”後，江青提出要公開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林彪把“文革”與曆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歐洲的文藝複興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比較，認為“文革”的曆史意義遠遠超過這三次。江青從林彪講話中挑出很多毛病，逐句旁批，並在政治局內部傳閱，要求討論後發給全黨。江青還找政治局委員個別談話，說我這個東西就是要批林彪的講話。 

葉群發愁了。從夏天起，“11樓”就要求首長“批字”支持。首長批了請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呈主席批示，後來被主席擋住。事隔數月，又送來批，叫我們怎麽辦呢？葉群抓起電話，我摸摸底再說。過一會兒，葉群說：“我向汪東興和總理都摸了底，汪東興說‘主席上次看了這些東西就很生氣，這次肯定還不會批’。總理說‘林彪同誌無論如何不要再把江青的東西批給中央政治局，不然他不好辦’。現在首長夾在當中了，如何是好呢？……不管怎樣，你把江青的信和那兩個附件都給首長講講，看看他說怎麽辦吧，我是拿不出好主意了。” 

林彪幾次被江青氣得臉色紫青，身上發抖，大罵江青“算什麽東西！甚至想找槍斃了她”。林彪當著秘書的麵說：“我聽見女人的聲音就討厭！”要葉群把江青趕走，並要到毛澤東那裏辭職，被葉群拉住。所以林彪一聽是江青的材料，不願意細聽：“還有什麽嗎？葉群看過嗎？葉群說該怎麽辦？”“主任說請首長拿主意。”林彪站起來，在室內踱步，沉吟了一會兒說：“壓下，不必理睬！”“不理睬怎麽行呢？”葉群走進來，大聲對林彪說，“這個人，你能得罪得起嗎？再說，這也不是她一個人的事。文革小組中，除了老夫子以外，都在支持她。聽說她那封長信，是那個小的（姚）起草的，已經改過八遍。人家當成命根子，你把手一揮給壓下了，他們能不恨死你嗎？”“你說怎麽辦？”“依我看，你還得批幾個字，這個‘球’總理不願接也不行，還是得踢給他。明知要在主席那裏碰釘子，那就讓他去‘碰’好了。”林彪說：“我批什麽呢？”“還是照上次的辦法，不明確表態，上次你批的是請政治局討論後呈主席批示。你這次可在前邊多寫一個‘再’字，再請政治局討論，並呈主席批示。”“好好，就照你說的辦。”（張雲生等《“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577-582頁） 

不僅毛家灣，軍委辦事組也和釣魚台關係緊張。早在1967年1月19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開會，商討軍隊開展“四大”的問題，幾位老帥與江青等發生衝突，葉帥、聶帥退出會場，以示抗議。（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115頁）吳法憲回憶：第二天繼續開會，得知毛主席不同意揪鬥蕭華的態度後，老帥們紛紛向中央文革開炮。那時還在廣州軍區任司令員的黃永勝說：“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誌要多聽毛主席的話。”（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距離“九大”還有兩年多，江青和黃永勝就撕破了臉，甚至到了1980年審判“兩案”時仍然仇恨不減。在法庭上，黃永勝和江青都是“領頭羊”，左右挨著，他們互相瞪圓了眼睛。吳法憲回憶：“楊餘傅事件”後，黃永勝接任總參謀長，兼軍委辦事組組長。軍委辦事組關於軍隊調動的請示報告，要列上毛、林、周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等，傳閱周期長，容易誤事。請示毛主席後，有關軍隊調動的事情就不再報送中央文革了。江青大為不滿，認為黃永勝在搞“獨立王國”，目無中央，對她封鎖消息。1968年5月，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宣稱“老娘就是中央”，停止黃永勝、吳法憲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清理思想。（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65頁） 

邱會作回憶：雙方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江青在會上指著黃永勝的鼻子，大罵“軍委辦事組妄想搞‘軍黨論’。如果軍隊要黨的領導，就請黃總長向主席、林副主席建議，讓我擔任軍委副主席。軍隊的事情由我向主席報告，肯定能得到主席的支持。”黃永勝說：“誰想當，誰向主席建議！”江青大怒，繼而大哭，黃永勝拂袖而去。林彪對黃吳李邱說：“還是那句話，對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他們搞什麽就讓他們搞吧，但軍隊不能亂，軍隊穩定了，地方亂一點，天塌不下來，軍隊亂了，就不得了了。軍隊絕對不能讓他們（江青一夥）進來搗蛋。”（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江青身體不好，聲明一個月內不看文件。結果黃永勝先在一份文件上畫了圈，江青氣壞了：“他有什麽資格越過我先批？這不是奪我的‘權’嗎？黃永勝有政治野心！”大帽子就扣上去了。1968年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江青堅決不同意。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黃吳李邱也分別向毛、林匯報，告江青想抓軍權的狀。毛澤東批評了江青，說不要理她，讓黃永勝照樣當團長，率團出訪。（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201-209頁） 

為了緩和江青和軍委辦事組的矛盾，周恩來帶黃永勝、吳法憲、葉群到釣魚台拜訪江青。等了好一會兒，江青才從樓上姍姍下來，站在樓梯上就指責：“你們戴著紅五星，兩麵紅旗，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紅五星是老娘我給你們爭來的！”在場的康生、姚文元也狐假虎威。來前周恩來已經給黃、吳打過“預防針”，不管江青說什麽，都不能當麵頂撞，要講團結。所以，黃、吳一聲不吭。等江青的火發完，周恩來故意問黃永勝：“什麽時候動身（去阿爾巴利亞）啊？”並宣布從明天起恢複黃、吳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毛澤東要周恩來主持開會，讓江青為此事檢討。會前周恩來又給黃、吳等人打了“預防針”，無論江青講好講壞，你們都不要講話。江青檢討時，周恩來兩隻眼睛緊緊盯住黃、吳，防止他們“走了火”。（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毛澤東和斯諾談“四個偉大”討嫌 

“九大”後，林、江的矛盾越來越激化，毛、林的關係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那時毛澤東認為，在個人崇拜上應該降溫了。他說，“萬歲”翻譯成英語是“長壽”的意思，對年輕人可以喊，對年紀大的人就不要喊了。把我的像到處掛，我已說過多少次了，不要這樣做了。（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1頁）毛澤東讓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掛的語錄牌統統摘下來，當著林彪的麵，毛澤東說：“這些王八蛋的東西沒有了。”（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75頁）毛澤東明顯表現出對林彪的不滿。 

1966年7月25日，毛澤東在新華社通訊稿上批示：“此件看過，可用。”在第五頁上毛澤東將“最高指示”改為“指導方向”，並批到：“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85頁）陶鑄召集首都主要報刊負責人討論後，7月29日向毛澤東報告：“使用‘最高最活’等語言，是完全合乎實際的，是全國全世界革命人民心坎裏的要求”，“不宜突然全部停止使用”。毛澤東同意了這個報告。（參見《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126頁） 

1967年12月29日，毛澤東對兩報一刊（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元旦稿《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勝利》的批語：“姚文元同誌，看了一遍，覺得可用。去掉了幾個浮誇的形容詞，請你們酌定，刪去‘衷心祝願我們的偉大導師、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一句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和後一個‘萬壽無疆’。”（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460頁） 

1968年1月6日，毛澤東刪去成立江西省革委會的新聞稿和社論稿中“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水平最高，威力最大”等句子。（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462頁） 

5月21日，毛澤東對《堅決支持法國工人和學生革命鬥爭的聲明》稿批道：最後一句口號可以去掉，中間有幾句自吹的話也去掉。刪去“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還刪去“是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世界革命的新時代。毛澤東思想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給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以極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幾句。（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498-499頁） 

12月，毛澤東在中央軍委關於同意核試驗中使用飛機給國防科委並空軍的複電稿上批注：請注意以後不要寫這類語句“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並刪去。（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609頁） 

1970年4月3日，毛澤東審閱兩報一刊《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一文時批語：“關於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誌研究一下。”毛澤東刪掉的幾乎全是林彪吹捧他的話。刪掉“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毛澤東同誌……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同誌就是當代的列寧”等吹捧的句子。周恩來批示：將毛澤東的批件先在政治局範圍內傳閱，正在蘇州的林彪沒有表態（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90頁） 

“不要寫這類話，都講了一百次了，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從這些話中，可以明顯看出毛澤東的反感。張春橋都感覺出來了，林彪能感覺不出來嗎？ 

1970年9月，美國記者斯諾和夫人應邀來到北京，周恩來安排斯諾夫婦參觀、訪問老朋友。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與斯諾夫婦合影。《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7頁）斯諾是第一個向外報導毛澤東的外國記者，在延安就與毛澤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文化大革命”中，外國人在中國幾乎絕跡，更不可能邀請誰來中國訪問，而斯諾居然能來到中國，居然還能讓毛澤東接受采訪，不能不說是一個天大的奇跡。 

但毛澤東不急著見他，讓林彪先見。 

林彪就是不見。家人問他為什麽，林彪說：“斯諾是熟人，在延安見過。知道這些外國記者，問這問那，有些問題也不好回答。跟外國人說話要特別注意，不管你說什麽，他們都會給你登報發表。”（參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二期）剛從1970年9月的廬山上“逃”下來的林彪很為難，就一推再推。（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周恩來隻能出麵與斯諾談話，談及中國的針灸麻醉、核試驗等。還提到“‘文化大革命’把我打敗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為睡得少，我健康減弱了，近四年心髒有毛病，年紀已近73了。”（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02頁） 

林彪一直不見斯諾，毛澤東很生氣。斯諾對周恩來說，他準備回去了。周恩來再次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隻得先見斯諾。（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斯諾，回答他提出的有關“文化大革命”、中美關係等問題。（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421頁） 

從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記錄看，毛澤東似乎氣還沒消，話說得非常狠，矛頭直指林彪。斯諾問：“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的口號最響、揮動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說的）在打著紅旗反紅旗？”毛澤東點點頭說：“這些人分三種，第一種人是真的，第二種人是隨大流，‘你們大家要叫萬歲嘛’，第三種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澤東對斯諾說，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導師”這個詞，就是教員。（參見《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經毛澤東審閱），1970年12月18日，參見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10月，498頁）斯諾說：“毛澤東曆來是當教員的，甚至在他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他就是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參見蘭州軍區政治部印《時事學習參考材料〈斯諾訪華的七篇文章〉》16頁1971年7月第一版16頁） 

於運深回憶：1970年12月18日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的文件，我認為很重要，在“講”文件時作為重點。我把討嫌“四個偉大”劃出來了，摘要講給林彪。林彪非常注意聽，還特別把二三十頁的文件留下，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可見林彪非常重視。（采訪林辦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 

第五章 表麵上波瀾不驚 

在廬山會議休會的幾天裏 

8月25日，毛澤東召見了葉劍英，又召見了一些人，吹了一點“風”。 

8月26日，毛澤東宣布休會。各大組都接到了中央辦公廳關於26、27日暫停會議的通知。宣布分頭看文件，修改《憲法》，還安排了白天遊廬山、晚上看電影和看戲。放映《日本海大海戰》、《山本五十六》、《啊海軍》等電影。（參見邵一海《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79頁）周恩來、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批評了他們，要吳法憲檢討。 

李德生回憶：8月26日晚，在毛主席住地一間不大的會議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陳伯達、吳法憲檢討，周總理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林彪還為陳伯達辯護。會議雖然隻是“批陳”，但可以看出毛主席對林彪明顯不滿，說“我是一方麵軍的，可是我身邊沒有一方麵軍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邊沒有湖南人”。毛主席還批評了“一句頂一萬句”，“四個偉大”。當時我就想：“這不是指林彪重用黃吳李邱，搞自己的山頭嗎？”8月28日上午，全會以大組為單位，聽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錄音，放了兩遍，是想讓中央委員們明白事情的原委和鬥爭的性質。 

8月29日上午，周總理通知李德生和李先念第二天下山，回北京擔任中央值班。 

上 廬山前，毛澤東指名紀登奎（國務院副總理）和黃永勝在北京值班，主持國務院和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其他中央委員全部上山，過幾天由李先念和吳法憲換他們。因 為吳法憲在廬山上出了事，毛澤東決定李先念、李德生下山，換紀登奎、黃永勝上山。（參見《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401頁） 

先讓黃永勝留在山下，又讓吳法憲換黃永勝上山，這體現了毛澤東的什麽考慮？是分而治之嗎？ 

毛澤東懷疑幾個“槍杆子”事先有預謀。他在杭州問陳勵耘：“在廬山會議上你們有什麽錯？聽說吳法憲找你們談了。說不是有八個人嘛，其中有你一個，還有上海的王什麽，還有福建的那個叫什麽，是不是就是這幾個人，你們空軍有八個中央委員嘛。”陳勵耘否認，說“上山前不知道”。但毛澤東認為他們知道，上山前有串通。毛澤東說：“軍隊要謹慎，首先不要搞山頭主義。”（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1頁） 

8月31日13點40分，黃永勝剛上山，就被叫到毛澤東的住處。 

邱會作回憶：毛澤東對黃永勝說：“張春橋手無寸鐵，你們搞他幹什麽？”黃永勝說：“張春橋不得人心。”後來毛澤東在會上說：“他們（指張、江、姚）是手無寸鐵的喲，你們有飛機大炮，有原子彈，你們能不能再讓我看張春橋三年，不要急於下結論。”黃永勝說：“群眾意見很大。”毛澤東說：“什麽群眾，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嘛，還有你們幾員大將。”黃吳李邱低頭不語。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來的，‘九大’路線是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你們為什麽不團結起來批判劉少奇？”（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葉群向黃永勝介紹這幾天的情況。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也先後來了，幾個人談了近四個小時。葉群強調山上山下沒有聯係，發言中不要涉及林彪、黃永勝和她，也不要互相涉及。最後葉群說：“這場鬥爭有得有失，大家不要著急。”黃永勝上山後已經停止發言，他的書麵發言也早早燒掉了，卻一樣要檢討，說他們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46頁） 

分析一下江青和葉群這兩位“文革”中不可一世的女人，很有意思。因為林彪的大撒手，葉群作為二號人物的妻子，被毛澤東安排越俎代庖。而一號人物的妻子江青雖然狐假虎威，毛澤東卻不讓她染指，不僅毛澤東辦公室拒江青於門外，就連中南海也不讓江青住了，甚至到後來江青想進中南海也進不來了。江青也深知毛澤東的“厲害”，寧可當“狗”，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8月30日 周恩來連續數次去毛澤東、林彪、康生處談話。（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0頁） 

8月31日，周恩來先後與黃、林、康、江、張、姚等談話。深夜到次日淩晨，到毛澤東處取來《我的一點意見》，給張春橋看，並同張春橋談話。 

9月1日，周恩來、康生去林彪處，將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稿交給林彪看，林彪表示同意。周恩來馬上到毛澤東處對文稿，作個別文字修改，然後決定付印，並將印件送給陳伯達看。（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1頁） 

9月1日晚政治局進行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眉飛色舞走進會場。姚文元說：“毛澤東思想是無價之寶，可以戰勝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戰勝權威人士（暗指林彪），我們要學習毛主席這一重要指示。”張春橋說：“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是偉大的馬列主義的又一光輝文獻。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打倒了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司令部。同樣，毛主席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也一定戰無不勝。我們要以批判‘天才論’為中心，學習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建議姚文元連夜寫個大綱出來。”吳、李、邱除了表示擁護，沒有多說。姚文元說：“不表態本身也是一種表態！”頓時，吳、李、邱的火竄上來了，邱會作說：“表了態，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態度。”周 恩來怕雙方吵起來，連忙岔開話題。會後，張春橋在住處召集華東地區的造反派開慶功會，江青、康生、姚文元、王洪文等參加。姚文元在東北組發言，批天才論， 批了五個小時，其它組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員也跑到東北組去聽。張春橋活躍極了，到各個組去發言，華北組有人請他批判天才論，張春橋說：“隻有兩個人有資格講‘天才論’，一個是唯心主義大師馮友蘭，一個是黨內理論家陳伯達。”江、康、張、姚在各組會上揪住吳、李、邱的“尾巴”不放，讓其交代後台。周恩來立即找吳、李、邱談話：“主席的話，分量相當重，但主席是講陳伯達，和你們有區別，你們不要過慮，不過講話要慎重，別人豎著耳朵聽你們講話，搞不好要影響林副主席。”（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陳伯達被揪出來以後 

廬山會議的形勢越來越嚴峻，毛澤東口頭上表示懷疑和他的“意見”，都暗示陳伯達有曆史問題。1970年10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陳伯達是個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別同誌打過招呼。還說，凡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發言犯了錯誤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評。（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105頁） 

9月1日，毛澤東在有各組召集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凡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發言犯了錯誤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語、檢查。”會上毛澤東點了陳伯達的名，要他作檢查，還要林彪召集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開會，聽取他們檢查。（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9-1580頁） 

全會集中批陳伯達，炮火猛烈，連著開了四五次會。 

毛澤東點了陳伯達的名，要他做檢查。 

陳伯達檢討了8月24日 在華北組會上作了煽動性的發言，不聽毛主席的話，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歪曲了林彪講話，引起大家思想混亂，以及講天才問題等。毛澤東閱後，建議周恩來在政治 局會議討論一下。周恩來批示同意，將修改稿送康生閱後，退陳伯達，並告中辦負責人待陳伯達閱後，以嚴格保密的方式印六份交我。（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0頁） 

8月29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陳伯達、吳法憲等人的檢討。會上，周恩來與康生傳達毛澤東幾天來的一係列講話，著重講了團結問題。（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9-390頁）吳法憲回憶：周恩來曾三次給主持會議的林彪寫條子，希望他在講話中表揚張春橋、姚文元幾句，以利團結。但林彪根本不理，令他碰了一鼻子灰。（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9頁）周恩來在會上說，從全會一開始的分組討論中，陳伯達、吳法憲等作了有代表性的錯誤發言，把修改《憲法》的討論引導到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去，以華北組最為突出。8月25日毛主席召集常委擴大會議之後，才扭轉了這一錯誤偏向。直到今天開會前，一直到停止了分組會，我們這幾天的工作就是要說服一個個犯錯誤的同誌作初步的檢討。在聯係曆史上王明“左”傾 冒險主義錯誤進行自我解剖、批判後，強調毛主席對犯錯誤同誌的態度是一貫的，這就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要給犯錯誤的同誌認識、改正錯誤的時間，對 他們還要看，不能急。全會還有兩項議程，不能耽擱久了。因此，大家要下決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這次會議開好。（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9-390頁） 

9月1日晚，林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並批判了陳伯達。陳伯達的檢討基本是康生授意，周恩來和康生修改的。陳伯達檢討時，周恩來想為陳伯達翻譯，張春橋主動說我來翻譯。陳伯達發完言，張春橋就開始批判。吳法憲檢討後，張春橋說：“以吳法憲為戒，努力學習，努力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身處高位的陳伯達處處不勝“寒”。毛澤東對陳伯達並不滿意，經常批評他拿不住事，就怕得罪人。江青更是放肆，罵陳伯達：“你是什麽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說你是小小老百姓，不是謙虛，是推卸責任。”江青甚至在會上當著眾人的麵要撕掉陳伯達軍裝上的領章和帽徽。（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08-310頁）以前劉少奇閑談中說他那裏缺秘書，陳伯達隨口說，我可以當。江青經常“拎”出這件事，說“陳伯達願意給劉少奇當秘書，不願意給毛主席當秘書了”。 

陳伯達夾在各種政治力量之間，既要貫徹毛澤東的指示，也要聽不滿和指責，還有對立麵的攻擊，以及江青的逼迫甚至假傳聖旨，苦不堪言，他曾動過自殺的念頭。（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253頁） 

9月5日，毛澤東找陳伯達談話，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 

陳伯達回憶：在這次嚴重的會議之後，我請求見毛主席。等了一會兒，毛主席那裏來電話要我去。我很高興地去了。見麵握手之後，他責備我許久不找他談話，說這幾年你官做大了，不來見我了，也不寫文章了。其實我一直想見他，卻總也見不到，這個時候也無法解釋。他批評我參加“軍事俱樂部”。一聽此言，我腦子就大了，這不是影射林副主席嘛！軍事俱樂部是1959年毛澤東講彭德懷的話，怎麽十年後又在廬山上用同樣的話講起“親密戰友”來 了。我是罪孽呀！本想遏製張春橋、江青的胡作非為，怎麽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線了？我說我願意做自我檢討。毛主席說，這樣很好，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 人。我感激毛主席這個寬大的盛意，但一下子說不了很多話。毛主席還問了我幾個人的情況。我感覺毛主席在考慮一些人事安排。離開時毛主席說：“你可以找那幾個和你共過事的人談談。”（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5頁） 

陳伯達雖然恨江青，但因為毛澤東問他女兒李訥在哪裏，他不知道，他隻能去問江青。 

陳伯達回憶：如果不是因為毛主席，誰理她江青呀！到廬山後，這是第一次到江青那裏，她有意嘲笑我：“稀客、稀客。”我們到康生那裏去。我隻好隨她走，一到，看見張春橋、姚文元都早在那裏了。江青二話不說，“劈劈啪啪”罵起來：“你們名義上擁護林副主席，實際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張春橋說：“你為什麽不見毛主席？你借口徐業夫（毛澤東秘書）同誌的電話不好聯係，有什麽不好聯係呢？”姚文元也罵我。總之一個接一個，各有各的罵法。回到我的住處，我又打電話找軍委辦事組的那幾個人，我給他們說：“我見了毛主席，他讓我找些人談談，所以找你們來。” 

陳 伯達說：江青他們那些話，我當時簡單記下幾句，也給他們看了。葉群來電話，要我到林彪那裏做檢討。我在電話上說，我請求下放到下麵去。參加林彪召集這個會 的，除了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外，還有汪東興。林彪和汪東興問了我一些解放初陪同毛主席訪問莫斯科時的事，問我看芭蕾舞劇《紅罌粟》的經過，還問我搬到駐蘇 大使館去住的經過等等。問得很是奇怪，好像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忽然變成了可以證明我有罪的大事。隨後，由周總理、康生幫助我做檢討。康生提的意見特別多， 我都記錄下來。在我做檢討的會上，我非常感謝周恩來同誌替我念康生授意而寫就的稿子。會後，我高興地向總理表示感謝。康生也在那裏，恩來同誌說，你感謝康 生好了。康生很冷淡地說，不要怕醜。 

檢 討會的第二天，我覺得事情完了，回家務農好了。一想，心為之一寬。可能是恩來同誌不放心，叫了大夫、護士來看我。我想出去遊廬山，請他們和做招待工作的同 誌一塊走，遇到風景好的地方，同大家照了幾張相片。然後又繼續遊山玩水，這一天是到廬山後最高興的一天。但是流傳說，陳伯達並不沉痛，還去遊山玩水哩。於 是會又開了。這時我已不能參加任何大會小會，但簡報還看得見。有些關於我的事，是從簡報上看到的。後來我聽說，在一個會上，有人批我在大的問題上沒有同毛 主席配合。恩來同誌解釋說，是在一些大的問題上沒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沒有配合，還舉例說，在反對蔣介石的時候就配合了。在那樣條件下，恩來同 誌還能維護我，使我感到他對事對人的公正。（參見陳曉農編注《陳 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 123-124頁） 

我 在會上向黨表示，接受毛主席的批評，願意重新學習，更新自己。我平常很少做記錄，但就我所在的華北組，我曾努力把同誌們的批評記下來。現在我還多少記得一 些非常中肯的批評。例如，批評我沒有什麽實踐，腦子裏盡是封資修等等。我幼年讀私塾，熟背書經、詩經、左傳、四書，30年 代發表了討論古史的文章，又在大學教授古代哲學，腦子裏的確盡是古的東西。在延安時，毛主席把我從古代拉回現代，鼓勵我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我很感謝他。 但我有時候是積習難改，解放後工作忙，空閑時仍常去琉璃廠買古書、碑帖。平時我還花錢修補過不少古書。作為黨的理論工作者，這樣嗜古的確不好，同誌們的批 評給我觸動很大，人生有限，還是應把精力放在學習研究馬列著作上。（引自《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76-378頁） 

有人發愁，有人高興 

9月2日以後，各組結合學習“意見”， 開始集中批判陳伯達。林彪表示不同意毛主席對張春橋的庇護，也不幹擾。毛澤東叫林彪組織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開會。毛澤東讓汪東 興參加這個會兩個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況，因為他們這些人是不會把情況全部如實匯報的；二是汪東興在華北組也發了言，按毛澤東指示在華北組檢討後就請了 假，也要接受批評教育。 

周總理宣布暫時休會以後，林彪在等待毛澤東表態，也沒有主動要求去見毛澤東，因為不知道談什麽，也不知道錯在哪裏？而毛澤東反而天天找人談話，毛澤東還想了一個方法，叫林彪給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開會，他說“我們犯了錯誤，都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把問題談通了，問題也就解決了”。 

邱會作回憶：林彪是不願意出麵開這個會的，他認為毛主席不夠誠懇，但毛主席發了話，林彪也隻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辦。從8月28日開始，林彪就召集陳伯達等六人，在他的住處開過三次會。每次會9時開始，11時結束，每次會約兩小時。第一次會議開始時，林總說：“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談談，做點思想工作，我們的會要開兩三次，每次會的情況，請汪東興向主席口頭報告，我就不另寫書麵報告了。”林總當麵批評了陳伯達：“你的書生氣太重了，考慮的太多。主席批評我能不能再看張春橋兩年，主席說得對。我們部隊的幹部要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就是這些嘛。”對於讓林彪主持這樣的會，後來林彪說主席在“耍”他，他也隻有應付差事。到會的人都說了話，說的內容都是有關團結的問題。 

當時，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還沒有印發出來，所以大家都沒有批判“天才論”的問題。大家的話都說得很簡單，都是屬於表態的話，實質性的話一句也沒有。這種會是純粹做樣子的。第二天開會的時候，林彪有些調侃地說（我從沒有見到過林彪開玩笑，林說話向來認認真真）：“你們說說，是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你們為什麽在同一時間，講了同樣的話？”三天的會，林彪沒有多講一句話。葉群對我們說林總的態度是“不改變自己的觀點，不幹擾毛主席對問題的處理”。從此林彪基本上都是這個態度。葉群還說：“林總說，吳法憲提出檢討，這是他的權利。如果他要問我（林），我就說檢討是因為有錯誤，你吳法憲沒有錯，你檢討什麽？！”從我們比較知道內情的人來說，林彪在廬山的確沒有單獨進行過任何活動。他的心情總是坦然的。他說過：“一個人搞鬼還是沒有搞鬼，自己說的不算數，要別人說的才算數。我不出門，不說話，不找人談話，就沒有什麽顧慮，也不給別人製造緊張局勢的話柄。”在廬山，吳、李和我等人，除了在公開的場合同林彪見麵說過話之外，基本上都沒有單獨同林總講過話。事後我想了一下，林總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好像是軍事上的“火力襲擊”。林總的“火力襲擊”的目的，不是對準整個中央文革，而是對準他們的幹將——張春橋。這一仗如果成功了，對中央文革以後的文章就好做了。但林總的火力襲擊還沒有完，戰鬥就宣告失敗了（引自《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714頁）。 

邱會作回憶：汪東興在這個會上根本沒有發言（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誰也不說話，有汪東興這個大“間諜”在場，誰敢多講？各自拿著《我的一點意見》在看。靜了一段時間，林彪又說：“嗯，為什麽沒有人發言？”汪東興向毛澤東匯報，這時邱會作發言了。當時我認為華北組的討論就是陳伯達放炮後搞亂的。其它一些人也七嘴八舌講了幾句，會議很快就散了。 

汪東興回憶：毛主席哈哈大笑，問會還開不開？我說林彪打了個招呼，說再開會就通知，不通知就不開了。9月3日，林彪又開了一次會，沒有通知我參加，直到九屆二中全會散會，也沒有通知我參加他們的會議。毛澤東說：“不要你了，說明你不是那個圈子裏的人。”（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1-52頁） 

邱會作回憶：其實，9月3日，汪東興故意躲了，吳法憲打了幾個電話，根本找不到他。（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不管怎麽說，在毛澤東的刻意保護下，汪東興順利過關。 

那幾天江青的情緒特別好，頭也不痛了，讓護士替她在山上撲蝴蝶。江青舉著她的戰利品說：“這叫玉帶鳳蝶，翅膀下邊有兩條玉帶……這叫黑蝴蝶，翅膀紅白相間，昆蟲辭典上說比較稀少……”說著江青想起了什麽，突然“刹車”，“你們別以為這場鬥爭結束了，還早著呢，那幾條“槍杆子”可厲害著哪！”（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25-226頁） 

張玉鳳回憶：廬山上毛澤東與林彪談過幾次話，9月4日談得最長，談怎樣打倒陳伯達。（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2頁） 

關於與毛澤東的談話，林彪隻露過一句，毛主席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396頁）林彪聽不懂，葉群也聽不懂，讓李春生打電話叫張雲生查。學者楊尚奎查出這句古語的意思和出處，意思是“紂王雖然不好，但並不如人們說的那麽壞”。“紂王”指誰？大概毛澤東怕林彪聽不懂，幹脆對林彪說：“下山開一次生活會，問題不帶下山。” 

毛澤東在北京也曾親口對黃吳李邱說：“你們的檢討到我這裏就為止了。”（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是這樣嗎？ 

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中有一句話值得注意：“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誌們同我們一道采取這種態度。” 

林立果說：“這個事情壞在幾個老總身上，也怪“葉老胖”，根本沒有理解首長的意圖。本來首長隻是說拉一下就行了，這次打是打不倒的，結果搞得很被動。丘八鬥不過秀才，看來這個鬥爭還長。”（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48頁） 

楊銀祿（江青秘書）回憶：8月27日下午，葉群求見江青，江青考慮了幾分鍾才決定見，兩人談了半個小時左右。告別時，葉群說：“江青同誌今天見了我，使我很受感動，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江青說：“請你回去代我問候林副主席。”送走葉群，江青立即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教訓她：“在關鍵時刻頭腦要清醒，屁股別坐錯了位置。”（楊銀祿《江青與林彪》，載《百年潮》1999年第4期） 

邱會作回憶：9月5日晚上，葉群提出林彪應該去看望江青。林彪給了葉群“一耳光”。葉群哭著說：“101，我非常對不起你和幾個老總。我們都上了汪東興的當。主席和江青的關係不是不好，而是很好，這次就是很好的證明。他寧願不給你麵子，也要給江青麵子。因此，這次一定要去，去是給主席看的，說明你的誠心。”林彪終於被說服，說了一句：“主席是好心當成驢肝肺。”林彪跟著葉群到了江青處，隻寒暄了幾句，再閉口不言。葉群則連連說“我們上了陳伯達的當”，並向江青和張春橋道歉。江青格外興奮，說“謝謝林副主席，這次，本來老夫子同小張、小姚有矛盾，他們是文人相輕，利用我們。我們是親密戰友，今後我要進一步緊跟林副主席，做林副主席的小學生”。（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看來，江青還是沒有完全明白廬山的迷霧“迷”在哪裏。 

但她對付黃吳李邱是另一副傲慢嘴臉。 

邱會作回憶：9月6日20點，江青打電話給“林辦”，問林副主席累不累，她想去看他。林彪回答：“江青同誌就不要來了，葉群馬上去看你。”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叫黃吳李邱也去看望江青。吳法憲說：“他們可能不願意去。”葉群說：“首長都去了，去做做樣子嘛。”於是，葉群帶上黃吳李邱到江青住處。足足等了半個小時，江青才穿著一件睡衣從樓上踱下來。葉群說：“這次全會，我們上了陳伯達的當，犯了嚴重錯誤，辜負了主席的教導，請江青同誌嚴肅批評。”吳法憲連連說：“我們對不起江青同誌，對不起春橋同誌，向你們道歉。”江青則像女皇一樣邊走邊說：“這次你們不聽我的話，犯了錯誤。我向來是反對陳伯達的，你們又不是不知道。現在舒服了吧！今後聽我的話就是了。咱們畢竟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當年打倒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咱們並肩戰鬥過，對你們的錯誤我不計較，小張也不會計較。主席和我對你們的態度還是和過去一樣的。”從江青別墅一出來，窩著一肚子火的黃吳李邱一起大罵：“戲子！戲子！真他媽窩囊！”（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 

九屆二中全會快結束了，毛澤東特意對張春橋說：“你在廬山請許司令吃一次飯。”毛澤東明知許世友和張春橋是“死對頭”，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張春橋兼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支持上海警備區的軍內造反派造南京軍區的反，許世友非常生氣。1967年夏，毛澤東視察華東地區，要張春橋用直升機把躲在大別山的許世友接到上海，促進他們的團結。這一回在廬山，毛澤東親自做工作，先後找許世友、張春橋談話。張春橋說：“這次會上揪人，許司令倒沒有出麵，他也不知道這件事，隻是開始時他也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他並不了解陳伯達他們的活動，後來主席找他談了話，他馬上把華東組的會停了下來。” 

張春橋在別墅安排了豐盛的宴席，十個菜，包括廬山名菜“三石”（石 雞、石魚和石耳）。鄭重邀請許世友，許世友知道這是毛澤東的意思，二話沒說赴了宴。隻有他們兩個人，許世友喝茅台有名，張春橋也喝得很凶，把張春橋櫃子裏 的茅台全喝光了。全會快結束，各大組分別搞了會餐，華東組的會餐地點設在山坡上的俱樂部裏，許世友特意叫張春橋來，作為回請。喝到一半，陳勵耘舉著茅台酒 過來，說“春橋同誌，對不起，多多冒犯，請允許我敬你一杯”！張春橋略帶微笑，說“我不在乎”，兩人碰杯把酒喝幹了。（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一版，224-225頁） 

九屆二中全會平靜閉幕 

9月4日晚，在毛澤東處，政治局召開各組組長會議。商量九屆二中全會的結束問題，周恩來提出，明天閉會太倉促了，後天（6日）結束為宜。毛澤東提出：“關於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稿，不要花多少時間討論了。”（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92頁） 

9月5日下午，毛澤東與周恩來、康生談如何結束會議等問題。 

9月6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閉幕。 

陳 長江回憶：廬山會議後半段，是我記憶中掌聲最少的會議，人們對掌聲顯得謹慎多了。隻有毛主席講話，周總理宣布開會和閉幕時才有掌聲。到閉幕這一天，主席台 發生了令我驚訝的變化，中央隻放著一個座位，是毛主席的位置。旁邊是主持人周恩來，他宣布對陳伯達隔離審查。其它三個常委林彪、陳伯達、康生的位子去掉 了。（參見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39頁） 

陳伯達的位子去掉了！陳伯達也不見了。很顯然，陳伯達被打倒了！ 

毛澤東穿著中山裝，神采飛揚。林彪穿著軍裝，除了按毛澤東要求主持會議外，再也一聲不響。康生和周恩來分別講話。康生從理論上分析了“天才論”，就毛澤東提出的幹部學習馬列的問題，做了較長的補充發言。周恩來進一步部署“批陳整風”的工作，強調黨內團結問題，還提出要學好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接著草草通過《憲法》修改草案，批準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報告。 

周恩來、康生發言後，毛澤東講了較長時間的話，講了黨的路線教育、高級幹部學習和黨內外團結等問題，講到高級幹部要讀馬列的幾本書，說：“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人家就搬出什麽第三版呀，就照著吹呀，那麽，你讀過沒有？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陳伯達）的當。……” 

主持會議的林彪最後簡單講了幾句：“這個會議整個進程中間都是主席親自指導的。會議中間出現的問題，主席很敏銳地發現了，順利地解決了。這個會，可能成一個是團結的會，還是個分裂的會？經過主席的這種指導，依然變成了一個團結的會、勝利的會。”（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80-1581頁） 

會上宣布對陳伯達的曆史進行審查。毛澤東再次提出對陳伯達還要再看一看，有些問題再研究一下，保留他的中央委員。毛澤東並公開為紅秀才（張春橋）撐腰。 

散會後，服務員從地上拾到“打倒張春橋”等人的條子。（采訪中將邱會作筆記，2000年11月16日）但始終沒有聽說誰是這張條子的作者，或許這件事被壓下去了。 

9月7日，林彪下山。周恩來去看望林彪，兩人緊握雙手，麵麵相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下到九江機場送別林彪，在飛機上合影留念。林彪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照常吃飯，照常睡覺，照常工作，最多是個彭德懷第二。你們有事多向周總理請示報告。”從此以後林彪就很少和我們聯係了（參見《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723頁）。 

吳法憲回憶：林彪情緒還和過去一樣，若無其事的樣子。 

林彪先去北戴河住了幾天，然後轉回北京。 

林彪走後，黃永勝等人也很快離開廬山。 

9月8日，各省、大軍區負責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康、張、江等人走了。 

9月9日下午，毛澤東下山。下山前毛澤東接見為全會服務的全體會務人員。那天下雨，安排在廬山禮堂，後來雨停了，又改在室外。毛澤東走出會場，夾道歡迎的人群擁上來，歡呼萬歲，並要求和毛主席合影。（參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54-55頁） 

毛澤東說：“孔夫子打牌，和為貴。意思是最後還是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 

最後幾天，周恩來安排張、姚起草、改定九屆二中全會公報稿，並安排印刷。出於安全的考慮，等廬山別墅全都人去樓空，9月9日晚，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才公開發表。9月10日，《人民日報》登載：“毛 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會上講了話，到會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根據會議的議程，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全會認為，在當前國內外大好形勢下，召開 四屆人大，是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全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進行必要的籌備工作，以便在適當時候召開四屆人大。”最後一句是“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編選《“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10月，477頁） 

盡管廬山上“電閃雷鳴”，全會的公報卻“風平浪靜”。以至於到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下邊很多人仍然不知道廬山上已經是“兩條路線”了。 

第六章 國家主席 

毛澤東堅決辭去國家主席 

1970年冬至1971年夏開展的“批陳整風”運動，陳伯達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沒有讓他看過任何文件，也沒有對他進行任何提審，他被軟禁在米糧庫胡同的家中。 

廬山上毛澤東並沒有提出國家主席的問題，一年後，才在他的南巡講話中成了反黨綱領，自然陳伯達蒙在鼓裏。1983年初冬，陳伯達對兒子陳曉農說：“我感覺毛主席不想再用我，但我想不通毛主席為什麽要打倒我？我又沒有得罪他。雖然在起草‘九大’報 告時，我主張強調生產，在其它事情上也提過不同看法，但這都是出於好意。在他那裏工作，我還是很小心的。在廬山上說他是天才，那也是好話嘛，緊著說好話也 不行。為什麽非要把我和林彪連在一起？我和他沒有多少接觸，對他不了解。過去毛主席對林彪印象很好，我是因為毛主席信任林彪，才相信林彪的。” 

看來，陳伯達講的倒是真話。 

1984年9月，陳伯達在北京衛戍區住院時，想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人談話，他想讓他們說清楚：“我究竟和林彪有什麽關係，把我搞到這樣地步，對黨有什麽好處？簡直是莫名其妙！”（引自《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396-414頁） 

陳伯達認為自己的垮台，主要是和江青發生衝突。 

陳伯達一生沒有功勞，也有天大的苦勞啊。 

1953年下半年，陳伯達負責起草《憲法》草案的初稿，以後隨毛澤東到杭州，對草案進行修改。回北京後，在眾人修改的基礎上，他繼續對《憲法》草案進行大量修改，為了趕在全國人大召開前完稿，一度用腦過度，導致嚴重失眠。（引自《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117頁） 

1954年9月，在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誕生，毛澤東當選為第一任國家主席，很快他就煩了。國事太繁忙，尤其是遞交國書，還要穿戴整齊，一板一眼地念國書，簡直是繁文縟節！ 

陳伯達回憶：解放初，我陪著毛主席一度在玉泉山休養，就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方針，進行了內容廣泛的漫談。毛主席曾問我“是在前台直接主持國事好呢？還是退到後麵坐而論道好”？（引自《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陳曉農編著，123頁） 

這說明毛澤東當上國家主席不久，就在考慮退位的問題。 

毛澤東多次說，我們是“老夫人”了，唱“紅娘”就是總理他們了。（采訪江青秘書閻長貴筆記，2005年12月21日） 

“八大”前，毛澤東決定摘下國家主席的“帽子”。 

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誌半個，不包括恩來同誌、陳雲同誌跟小平同誌，他們是少壯派），就是‘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隻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麽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打‘退堂鼓’，想不幹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麵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我是準備好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誌們委任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隻要能夠幹的都幹。”（參見蕭冬連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一版，88頁） 

“八大”毛澤東沒有能如願，他再次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黨章》正式設立名譽主席一條。這是毛澤東退居幕後的一個台階，他想先辭去國家主席。當然，毛澤東從來沒有說過辭去中央軍委主席。 

1958年1月，南寧會議後，毛澤東在會上做了結論。會後以這個結論為基礎，增加一些內容，寫成《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在第六十條中，毛澤東提出，今年9月 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幹部中間，然後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征求幹部和群眾的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 意。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於我的身體狀況也較為適宜。如果在辯論中群眾 發生抵觸情緒，不讚成這個建議，可以向他們說明，在將來國家有緊急需要的時候，隻要黨有決定，我還是可以出任這種國家職務的。現在和平時期，以去掉一個主 席職務較為有利。關於這個請求，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許多同誌的同意，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所以這些，請向幹部和群眾解釋清楚，免除誤會。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SPAN style="FONT-FAMILY: 'Simsun', 'serif'; COLOR: #323e32" lang=EN-US>1992年8月第一版，64頁） 

1958年7月31日，毛澤東寫信給宦鄉（時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代辦），6月20日 你給外交部的電報我看了。所傳辭職事是真正的。我決心辭去國家主席一職，中央及省市同誌都認為有利，正向地縣區幹部通知，並展開辯論，以免臨時顯得突然。 國內民主黨派已通知並醞釀一年多了。在華外人，如蘇、新使節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魯等亦已談過。請你通過新華社記者在倫敦的新聞記者中相機陸續放出一點空氣。 要是非正式的，以閑談方式出之。經過“英共”記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們不當作謠言，而當作事實。（毛澤東《關於相機透露毛澤東準備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給宦鄉》，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332頁） 

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任職將滿的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決辭去國家主席。中共中央同意他提出的退居二線多研究重大問題，通過《同意毛澤東同誌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65頁） 

1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東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決定。文章說：“幾 年以來，毛澤東同誌曾經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務，中央全會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麵的考慮以後，決定同意毛澤東同誌這個 提議，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不再提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候選人。中央全會認為，這完全是一個積極的建議。因為毛澤東同誌不擔任國 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 論工作，而並不妨礙他對於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這樣，對於全黨和全國人民都更為有利。毛澤東同誌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 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後，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 如 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各級黨委應當根據這些理由，在黨的適當會 議上，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在工礦企業工人的集會上，在人民公社的集會上，在機關、學校、部隊的集會上，向黨內黨外的幹部和群眾進行充分的解釋，以 便大家了解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誤解。”（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634-635頁） 

1959年4月，毛澤東正式向人大二屆一次會議提出，為了集中精力考慮一些重大問題，請求辭去國家主席職務，劉少奇被選為第二任國家主席，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劉少奇倒台，毛澤東回到第一線 

根據《憲法》第40條，國家主席將根據人大和人大常委會決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秘書長、任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委員，…… 

第41條，國家主席對外代表中國，接受外國使節；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同外國締結條約。 

第42條，國家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林 彪的接班人是個空架子，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沒有一點實權，決策權在毛，執行權在周。而劉少奇的國家主席卻是大權獨攬，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實際上是第一把 手。毛澤東退居二線沒多久，似乎就後悔了。他原來以為國家主席無關緊要，但一旦讓權，卻發現國家主席還是有相當大的權力。他明顯感到大權旁落，被架空了。 

1964年，毛澤東一再號召各級領導幹部下去蹲點，沒有誰響應，隻當耳旁風。而劉少奇讓中央組織部安排，不下去蹲點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第一把手。馬上全國聞風而動，僅北京司局級以上的幹部就下去了1000多人。 

接著蘇聯的赫魯曉夫下台，中國有沒有赫魯曉夫呢？ 

11 月 底，毛澤東在會上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 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參見蕭冬連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一版，1100頁） 

12月15日，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曾誌（陶鑄夫人）回憶：會議結束，江青請我和陶鑄在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我們在休息室見到毛主席。毛主席問陶鑄：“你們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然退居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麽！”毛澤東命令走的人全回來，繼續開會。（參見李靜主編《實話實說豐澤園》，中國青年出版社會實踐000年6月第一版，290頁） 

與會者說，毛澤東發火，是因為劉少奇講話時毛澤東插話，才講幾句，就被劉少奇打斷。（參見蕭冬連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北京第一版1102頁）其實，劉少奇並沒有和毛澤東在會上爭論。據在場的鄧力群說，會上隻是毛、劉各說各的。劉少奇雖然是“一線”，毛澤東是“二線”，但劉少奇在毛澤東麵前，還不至於、也不敢那麽“猖狂”。隻是毛澤東感覺劉少奇騎在他頭上拉屎了。 

12月28日，毛澤東來到會場，舉著《黨章》和《憲法》，大聲說：“我 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果算，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這裏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 章》，我有黨員權利。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鄧小平）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劉少奇）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接著，毛澤東的話就說得狠了：“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254頁）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講話，說到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要 想使國家安全，鑒於斯達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來，不那麽好，一進城就不那麽集中了，結果很分 散，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再主持日常工作，別的同誌處在第一線，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 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麽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讚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誌處理得不那麽好。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 問題，就做了改變。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製度已經改變了，但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我也有責任，為什麽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 局常委裏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引起警覺，還是‘23條’的那個時候。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解決，中央的第一線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是去年9、10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什麽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50-1451頁） 

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內形成了兩個司令部。1970年12月18日，美國記者斯諾問：“你什麽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說：“那就早了。”1965年1月（剛開過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劉少奇連任國家主席），製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23條，“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毛澤東決定更換接班人。（參見蘭州軍區政治部印《時事學習參考材料〈斯諾訪華的七篇文章〉》，16頁1971年7月第一版，6頁）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6月，毛澤東同胡誌明談話中說：“我們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參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418頁）

所有跟帖： 

• 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下）zt -數字證- ♂ (2355691 bytes) () 05/23/2013 postreply 02:01:49

• 功高震主，伴君如伴虎。 -sydneywil- ♂ (0 bytes) () 05/23/2013 postreply 20:41:13

• 來得及時, 正找關於林彪事件的文章, 存起來了. 謝謝!! -GGR- ♀ (0 bytes) () 05/24/2013 postreply 10:17:54

• 看了這個,明白做政客和做流氓差不多,,, -wsnyy- ♀ (0 bytes) () 05/28/2013 postreply 06:0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