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逝的鍾聲和逼近的貧困
2006-01-05
每次回老家，返城之前，總不忘在村口那棵板栗樹的遺址上駐留片刻，想到當時和現在，總有無限的惆悵和哀傷。板栗樹的枝杈上，曾懸著一口鍾，是由工字鋼做成的（後來才知道那是工字鋼），敲出的聲音，十分悅耳，十分響亮；嫋嫋依依，連連綿綿，回蕩在村裏每一個角落。鍾聲什麽時候第一次敲響，沒有人記得了，隻知道是在1958年後的某個時候。1984年，那鍾聲發出時代的“絕響”後，就不再響起。如果我能預測，後來的老家是那個樣子，我是應該如同南街村裏的英雄們那樣，用生命去捍衛那鍾聲的。
在那個被今天認為荒廢的年代，我聽著鍾聲在大隊的小學畢業、又踏著鍾聲到公社的中學，邊學工（校辦工廠）學農，邊接受到非常係統的基礎教育，恢複複高考後不久就順利考取大學；再後來，學有所進，讀到了不低的學位，還入了胡耀邦的所謂“第三梯隊”。“父母在，不遠遊”，我卻遠遊了，是為不孝；有了一點學問，卻沒有學會做官，非要四海為家，是為不忠。
每隔三四年，我總要回去一次。那年，回家聽到的第一件事，是兩個兒時最好的玩伴不幸早逝，各留下兒女一雙。一個命墜於被承包的采石場，一個死於缺錢治病。到家之前，我在村裏雜貨鋪裏，買了兩掛炮竹，到他們各自的墳前鳴放，留下了熱淚，是為紀念。此刻，我坐在電腦前，敲著鍵盤，熱淚又止不住了。我勞動中受過刀傷、斧傷，都沒有流過淚；16歲第一次離家獨自謀生時，也不曾流過淚；我還沒有那麽老，也沒有那麽脆弱，可是想到善良的、美好的、不該早逝的生命，就這麽消失了，我無法不悲傷。這淚，不光是流給兩位不該早早結束的生命，也是流給一個不該那樣草率結束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裏，我兩個夥伴是不會死的。因為有鍾聲保衛著他們，保衛著每一個鮮活的、奮鬥的、平等的生命。鍾聲響起時，這些生命一起奔赴稻田、麥地、荒山、湖邊，鍾聲再響起時，他們又在快樂中、滿足中一起回到各自溫暖的家。鍾聲敲出過小村的歡騰、小村的希望和小村的未來；鍾聲也敲跑過小村的貧困、小村的孤獨和小村的無助。小隊領導、大隊領導、公社領導好像知道每一個社員的所急所憂，送溫暖、送救濟、送醫療，他們代表黨、代表毛主席。農民是被鍾聲組織起來的。
如果鍾聲還在，那麽，那個小我一歲的夥伴，那天就不會迫於承包人的壓力，在天已經抹黑的時候，去點最後的一炮，不響，再去查看時，把自己炸成粉碎。一個家庭炸碎了，炸碎在采石場不公、不平等、不人道的炮聲中；又一個家庭也炸碎了，“公正”的“法律”，要承包人向死者賠償6萬塊。6萬，天哪，一個山村裏的年收入不過萬把塊的小小承包人，要賠6萬塊！為了“捍衛”“法律”的“公正”，承包人遠走他鄉，再也沒有回來過。兩個家庭的孤兒寡母就那麽無助又無奈的“活著”。沒有組領導，沒有村領導，沒有鄉領導來送溫暖、送關懷（小隊、大隊、公社於1984年後分別“改革”為組、村、鄉）。
如果鍾聲還在，比我高大，打架卻總是輸給我的那個夥伴，不會因為沒有錢治病，小病拖大，最後成為絕症。他善良的老父不願白發人送黑發人，在他生命就要終結的時候，投了門前的水塘。三天後他終於追趕父親而去。在兩代人的葬禮後三天，夥伴的大哥的小閨女，也就是我夥伴的侄女，一位17歲的如花似玉、美麗動人的女孩，大概是受涼、驚嚇以及悲傷，突然不治而亡，下葬後也無人知道死因，就都說是“中了邪”。一周之內，祖孫三代，命喪黃泉，就因為沒有那鍾聲的保護。
那是一個不足30戶人家，隻有150來人的小村。我要進到村裏，總要經過那條從前托拖拉機進出的碎石路，84年後它再無人搭理，如今，變成了坑窪不平、犬牙邊的泥濘小路，推自行車在上行走，都要小心翼翼。“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賀知章的感覺以前我是有的，漸漸的，就找不到了。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孩子，看到我這個“客”，隻有癡呆的目光，了無客從何處來的好奇。這在有鍾聲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時，不論什麽客來，小村都要沸騰。那時候，公社有巡回電影隊，到各村放電影，孩子們學在一起，玩在一起，學英雄人物，智鬥敵人，一個個充滿了朝氣、鮮活、聰敏和靈性。現在的孩子們，不出自家門前屋後和自家的“一畝三分”田地，彼此雞犬之聲相聞，卻少有往來。於是，就這樣癡呆了。
80年代初和中，報紙電台說，農民“發”了、“富”了，湧現了大批“萬元戶”。可是，“萬元戶”讓我的鄉親們，失去了集體的依靠；稍晚，超過10%的GDP增長，讓我的鄉親們拋荒了大片的土地。我的坐在北京某機關裏的丈母娘，很高興農民親家，是個“萬元戶”。我說他們沒有那麽富。丈母娘就說我抹黑農村改革，我說我最堅決支持改革，沒有看到我天天改革來又改革去的，農民好了一點，但沒有說的那樣富。
我的妻子是上海生，北京長，北師大畢業的嬌小姐。本來我羞於帶她回老家，為了證明我所言不虛，1987年，我不得不第一次攜妻子回老家。妻子的姥爺曾是全國挨批的大“右派”，父親是某中直機關的“反革命”，對於毛澤東，娘倆是恨從心頭起，平了反的“右派”和“反革命”反倒牢騷不多。我妻子曾隨父母到山東的農村蹲過“牛棚”，聽到過類似於我熱愛的那種鍾聲。這次隨我回老家，看到一個迥異於報紙電台吹捧的農村。於是，我就被丈母娘平了反：不是抹黑改革。
後來，我又攜妻分別於90年、94年、97年和2000年四次回老家。其實我已經沒有親人在那個小村子裏了，最小的弟弟也到城裏賣豆腐腦混日子了。可是鄉親們還在。我們挨家挨戶走訪，當時的老人，幾乎都不在了，我的兄長輩，本是中年，成了現在的“老人”。他們有的衣不遮體，坐在太陽底下曬太陽；有的不能動彈，在破爛不堪，惡臭難聞的“床”上等死(請允許我加這個引號，因為那實在稱不上床)；還有的在田頭地老，像幽靈一樣勞作，或者四處遊蕩，打發孤獨。1987年那一次，我們帶的是嶄新的10元的票子，是準備走村串戶時，給孩子們壓歲的，後來我們帶回去的就是五十元，百元大鈔，也不再是給孩子壓歲的，卻是專門給這些曾在鍾聲的召喚下和我一起勞作的鄉親們過年的。每次準備這些“盤纏”時，妻子都擔心不夠，因為見到實際的情形後，往往水漲船高，那都是她自作主張，事後悄悄告訴我：太可憐，少了拿不出手。其實我們知道，救急不就窮，我們的區區薄數，解決不了他們的生存，無非表達一種同情而已。
我最近一次回老家是2004年11月，看望病重的老母（在縣城和弟弟住），順便抽了半天時間，回小村裏看了看。那裏的貧困還在加劇，曾經那個歡騰的村莊，現在死一般的寂靜。在太陽底下曬太陽的，不再是無助的老人，又增加了許多輟學的兒童。大孩子到了16、17歲，就打工去了，不知去向，有的再也沒有回來，隻有無助的“老人”喃喃念叨著他們的名字。看得出，“老人”精神已經失常。
我在一個小時候叫某某哥的鄉親的家門口坐了半個小時，知道2004年國家一號文件是關於農業的，便問了這個文件帶給村裏多少好處。
“比去年好了一點。”鄉親說。
“糧食提了價，要是好的話，還不節餘幾個子兒？”我問。這個糧食指水稻。
“糧食提了價，有什麽用。以前有水庫，現在，靠天吃飯。”
“水庫呢？”
“水庫早承包給人養魚，天旱，人家不放水。”
“鄉裏幹部不管？”
“你是有知識的人，怎麽這還不懂？承包的是鄉裏的幹部，放一點水，還要錢，比油還貴。現在好了，也沒有水放了。”
“怎麽了？”
“老不修，裂口子了，底子裏一點水，喝得完，怎麽放？這糧，種不了，提價還不是白提。你看，田，就幾塊旱澇保收的了，別的，種了甘蔗，桔柑”
“那不是很好嗎？賣幾個活錢。”
“活錢？哪來的活錢。你沒看到，甘蔗都枯了，死了，桔柑掉滿地都是。那時故意的不要了的。家家都有，城裏堆成山了，一分一斤，都沒有人要，就爛在地裏當肥料了。”
進村時看到滿眼甘蔗什麽的，我還高興。此刻，我啞口無言。心底裏生出一種恨來，那些書齋裏的“改革家們”，該拉出去槍斃！
離開村子時，我又到那棵板栗樹遺址處停留了許久。在那個小小的高地，我懷著沉重的心情，環顧小村的全景，不禁越發留念起那鍾聲。那鍾聲裏的歡樂，漸漸的清晰起來。
父親曾是生產隊長，是隊裏一次又一次真正民主投票產生的（不要以為我在胡說，後來的什麽“海選”，不過是鬧劇，與那個時代的村民選舉，天壤之別），一共做了幾任隊長，我不知道。作為鄉親的帶頭人，他要比別人起得早，準時敲響那鍾。父親是個嚴厲的人，卻仿佛隻有這嚴厲，才擔當得起那敲鍾的使命。
父親沒有表，隻看日頭高低，決定敲鍾的時間。每天他要敲響三次開工、收工的鍾。鍾聲一響，人們聞聲而動，不敢怠慢，收工的鍾聲往往敲的自由，父親覺得活沒有幹完，會晚一點敲鍾，幹得利落，也會早一點敲鍾。男人幹的是水田的活計，女人做的是旱地的工；滿村各處，都是成群結隊，說笑中一起勞動的人們。有時候收工的鍾聲，傳不到被山丘遮掩的地方，父親就會派小孩子去送信，叫大家收工；有時父親去大隊或者公社開會了，會委托別人敲鍾，這時收工的鍾聲往往後推，怕的是，早敲了被我父親知道，說大家偷懶。於是乎，會有一些人餓得“死去活來”，但不聞鍾聲誰也不敢收工。
村裏有個什麽事需要和大家商量，父親也會敲鍾。這時男女老少，集中在打穀場上，熱烈討論，爭這爭那。往往是男人爭，女人們聽著。孩子們則在草垛之間，或其他地方，捉迷藏，玩“打仗”，自得其樂。要分稻穀、分小麥、分綠豆、黃豆或任何收獲了的作物，甚至要分特意宰殺的老牛的肉（那時宰殺任何耕牛，都要公社批準）、分特意捕撈的池塘的魚，也要敲響那鍾。鍾聲歡快、甜美、嫋嫋依依、徐徐晃晃。聽到這鍾聲，大家都樂得很！
我聽到的最激動人心的鍾聲，是在夏天。夏天，暴雨多；夏天氣溫高，午休時間長；夏天，割倒的稻穀在收攏、堆垛子前，都要鋪在稻田裏，晾曬一天兩天；夏天，父親經常到門口觀天象，總能在暴雨要來沒來的時候，敲響那鍾。鍾聲節奏激促、鏗鏘有力，不再是嫋嫋依依，徐徐晃晃。每聞此鍾聲，鄉親們會從午睡的夢裏、從飯桌上、從自留地裏、從菜園子裏、甚至從卿卿我我的纏綿中，等各自當前所在的位置，立刻衝向田間，在我父親的調配下，各就各位，攏稻、捆稻、擔稻、打稻垛子，那個熱鬧、緊張又歡騰的場麵，把中國農民的克己、無私、偉大表現的淋漓盡致。有的時候，隻是一大片黑雲，從天空劃過，撒下幾粒雨點，但是，沒有人抱怨，累出一身臭汗，大家依然會樂融融，談笑凱歌還。
在有鍾聲的那年月，家裏沒有勞動力，也沒有誰會餓死，一切該有的都有。年終決算，無非記錄一個“超支”，“超支”累積多了，最後也就一筆勾消了。但這不是人人有份的，隻有老弱病殘無人照顧的“五保戶”才享有這種特權。
那鍾聲到底是什麽？我想，是團結、是鬥誌、是智慧、是前途和希望，是友愛、是平等、是正義、是公平和自由；是刀槍、是頭顱、是鮮血、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的道德和理想。
可是，1984年，那鍾聲戛然而止了。
在鍾聲遠去的地方，向村民逼近的是孤獨、貧困、無助。這些不祥的東西，曾讓我妻子重新審視自己隨父母下放參加勞動遭遇的所謂苦痛，以及她家庭的不幸，也就是所謂“牛棚”裏的“磨難”，並終於認識到，今天我家鄉的農民受的罪，比她家在“牛棚”裏受的罪要大得多。在她嘴裏，充滿不屑的“老毛”，變成了毛澤東，後來又變成了毛主席。當我說要把這些寫給網友時，她說：“好哇，還是毛主席看得遠。”
是啊，還是毛主席看得遠。
右而左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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