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國官僚資本興衰簡史 2013-02-05 (曾飛）

中國官僚資本興衰簡史
2013-02-05
　　清末鴉片戰爭一聲炮響，打破了中國封建官僚千年的美夢。為了自己的生存，中國的封建官僚開始了號稱“洋務運動”的蛻變。中國的封建官僚搖身一變，變成了中國傳統“官僚權力”與西方新興“商業資本”的*****——官僚資本。於是官僚資本這個怪胎在中國哇哇墜地，逐漸成長為危害中華百姓的惡魔。
　　中國本土的商業資本早於明朝年間就已經誕生。
　　何良俊《四有齋從說》記曰：“餘謂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有他誌，官府亦驅之就農，不加煩擾。故家家豐足，人樂於為農。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為鄉官家人者，以十倍於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二蠶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明時，民人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倍增。民間商業資本漸興。
　　鄭天挺《明清史資料》載曰：“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東引鬆常，中為姑蘇，其民利魚稻之饒，極人工之巧，服飾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誌於富侈者爭趨效之。廬風以北，控三楚之舊，苞舉淮陽，其民皆訾瓠輕沙，多遊手遊食，煮海之賈，操巨萬資以奔走其間，其利甚巨。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機利，舍本逐末，唱翟轉轂，就以遊帝王之所部，而握其奇贏，休隰尤夥，故賈人幾遍天下。良賈近市利數倍，次倍之，最下無能者逐什一之利。”——明時賈人幾遍天下，良賈近市利數倍，民間資本日漸聚集。
　　其時，皇帝開設“皇店”、或由掌權宦官以皇家名義開設“皇店”，成為明中期（15世紀下半葉）以後的一大弊政。有關記述不勝枚舉：於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榷利，怨聲載路，每歲額進八萬，外皆為己有。創寺置莊，動數十萬，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至武宗任劉瑾，漁利無厭。有論者指出：“皇權統治下的中國城市經濟的發展模式，與歐洲中世紀後期城市的發展模式是完全不同，這是因為所有中國城市的首要功能，都是作為皇權體係大網上的一個個凝聚和傳導權力的網結，這給城市經濟規定了兩個最重要的特質：第一，城市經濟的模式必然被置於皇權體製的控禦之下，這不僅表現在官營、禁榷等統治權力對經濟的控製在兩千年中始終極為強大，而且即使是城市民營經濟，在整體上也必須首先以服務於皇權製度作為自己生存發展的前提，宋代著名民謠所說：“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行在”即皇帝住所）賣酒醋”，就生動地形容了政治發跡與經商發跡，兩者都要仰賴於皇權這共同的核心。第二，由於城市經濟首先服務於統治權力，所以從巨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消費品生產和服務業的分工與規模化、統治者所卵翼的寄生人群之激增、奢糜消費風俗的形成等等，所有這些啟動城市經濟繁榮的路徑，都是以統治權力對全社會的超強控製和權力消費的急劇膨脹為前提……”。（《16世紀前後中國的“權力經濟形態”及其主要路徑》）——在封建官僚權力的抑製下，中國的民間資本的發展空間極其有限。
　　隨後的滿清落後民族的入主中原，直接對初生的民間資本造成了致命的打擊。有論者指出：“與滿清思想禁錮相對應的一點，就是明朝末期的商品經濟體係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滿清堅持愚昧的海禁政策，東南沿海的商人階層遭到了沉重的打擊，新的士大夫階層則在滿清南下時期被屠殺幹淨。清朝初期，全國人口隻有兩千多萬，而在明朝末期，中國人口已經在七千萬左右，大規模的屠殺與征服造成了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倒退。新的經濟力量和經濟觀念自然是無從談起了。”（《談滿清對於中華文明的破壞：滿清這樣禍害中國》）滿清的野蠻統治強力抑製了中原民間資本的發展。鴉片戰爭又使西方資本快速入侵中國進行殘酷掠奪，極大地限製了中國民間資本的發展，導致本土原生態資本的衰落。
　　於是，中國封建官僚與西方壟斷資本的雙重重壓，也就成了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既定環境。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還能夠有成長空間的也就隻有巴結外來壟斷資本的中國官僚資本這一怪胎。
　　在清朝末期，權臣李鴻章與左宗棠各自組成了官商結合，也就是李鴻章-盛宣懷與左宗棠-胡雪岩兩組著名的官商結合，正是這種官商結合成為中國官僚資本的典型形式。
　　有論者指出：在李鴻章控製的龐大事業中，盛宣懷參與最多的是籌辦洋務企業和外交事務。1874年，盛宣懷在李鴻章指示下參與買回吳淞鐵路的談判。熟知軍務的盛宣懷很快被李鴻章任命為會辦陝甘後路糧台，又在淮軍後路營務處工作，往來天津上海等地采辦軍需。1896年，52歲的盛宣懷已經牢牢掌控帝國的輪船、電報、礦務和紡織四大洋務企業部門，也正是在這一年，洋務幹將的形象如日中天的盛宣懷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職和專折奏事權；後者意味著他可以直接上書皇帝議論國是……盛宣懷一生掌控的著名企業也隨著清廷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改朝換代的風雲而煙消雲散，聯想到盛氏謠諑紛紛的一生，功過至今未能蓋棺論定，個李鴻章的追隨者，死後毀譽交加的命運，竟也與李氏相同？ （來源：新民周刊 2007年第21期《盛宣懷與李鴻章》）——權臣李鴻章以當官為主，也直接經商操控資本；盛宣懷以經商操控資本為主，也當官成為所謂的“紅頂商人”，官商就以這樣的形式牢牢結合在一起，成為中國特色的壟斷資本——官僚資本。
　　與此相似，左宗棠和胡雪岩以低起點起步，分別在各自的領域風生水起：前者對科舉始終不大用心，不走尋常路，以幕僚為路徑成為耀眼的政治明星，最終封侯拜相；後者也不滿足於舊式商人低買高賣、貨通天下的本分，包辦政府采購、插手國家財政，開權貴資本（案：官僚資本）之先河。在胡雪岩的支持下，左宗棠辦船政、征撚軍、平回亂、收新疆。雖然他們最終敗於李鴻章和盛宣懷，但在這個案例中，高官對於資本的倚重，商戰對於政爭的影響，都前所未見。……左宗棠初到杭州，正為軍中缺糧發愁。在戰爭年代，糧食的重要性已不是金銀所能衡量，精明如胡雪岩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一見這位左巡撫，也不為自己辯護，徑自就呈上了裝滿幾十隻船的大米。這些糧食對湘軍來說，那真是雪中送炭，左宗棠喜笑顏開。左宗棠光複杭州後，這座堪比天堂的名城已然滿目瘡痍，人口隻剩戰前的十分之一。胡雪岩捐助白銀十萬兩，設“錢江義渡”和牛車，在錢塘江與湖澤間迎送旅客。後來左宗棠在上奏朝廷時說：“按察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辦諸務，悉臻妥協。杭州克複後，在籍籌辦善後，極為得力。其急公好義，實心實力，迥非尋常辦理賑撫勞績可比。”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胡雪岩早不隻是一個普通商人，而是掛正三品“按察使”銜的福建候補道。福州船政局選址於福建馬尾，左宗棠授命“凡局務及出入款項，責胡雪岩一手經理。”其他選購原料、聘用外國工匠、招募本國工人的事情，也都是胡雪岩負責。因為有了胡雪岩的協助，左宗棠所部湘軍在浙江才沒有了後顧之憂，而如果沒有胡雪岩的經營頭腦，福州船政局的起步也不會如此順利。（來源：《文史參考》2012年12月17日熊菘策等《左宗棠&胡雪岩 政商關係典範》）——胡雪岩善以各種手段巴結高官左宗棠，高官左宗堂以自己的權力提攜商人胡雪岩；胡雪岩以此種手段成為兼任官吏的“紅頂商人”；權力與資本互相利用，互相支撐，緊密結合在一起，成為中國特色的壟斷資本——官僚資本。
　　《文史參考》2012年第23期紀彭《李鴻章盛宣懷後來居上 兩對政商組合的暗戰》：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幾乎成為晚清對外戰事中唯一的勝利，朝廷也把他的爵位由一等恪靖伯，晉為二等恪靖侯，並成為軍機大臣，可謂“入閣拜相”。此時，左宗棠的聲望達到了頂峰。胡雪岩作為左宗棠的“後勤部長”，也走到了他人生的頂峰，成為富可敵國的紅頂商人。“日中而落，月滿則虧”，正當左胡組合如日中天之時，另一對政商組合李鴻章和盛宣懷已經在暗中策劃，如何把左宗棠和胡雪岩這對搭檔幹掉。……左宗棠把高息作為最好外交手段，他借英國人的錢來遏製俄國人。因此，中法戰事一起，左宗棠欲如法炮製，以高息“綁架”英國銀行，跟他一起投入到戰爭中。高息也給胡雪岩留了回扣空間。銀行發行債券，年息8%，一上市，就被搶購一空。不算回扣，僅利差就是一筆巨大的利益。胡雪岩是獨立商人，以利潤為生命，左宗棠自己領兵打仗尚且要餉，胡為他籌餉，理應獲得與其奉獻及其效益相應的回報。可朝廷的製度安排裏沒有這一項，左宗棠隻好擅自作主，讓胡雪岩高息中吃利差作為回報了。可胡雪岩萬萬沒有想到，吃利差和拿回扣，成為日後對手置他於死地的要害。——在不同官商組合的劇烈爭鬥中，利益的分配不斷洗牌，失敗者的下場相當可悲。
　　李鴻章為了在內鬥中獲勝，積極投靠外國列強，同時賣國牟利。一八九六年，李鴻章率團出訪西方五國，第一站是俄國。五月三日，李鴻章與沙俄財政大臣維特、外交大臣羅拔諾夫開始舉行秘密會談。沙俄為達到卑鄙的目的，不惜采取國家行賄的手段，對李及其隨員大肆行賄。六月三日，簽訂了《中俄密約》，主要內容是：一、當日本侵略中俄任何一方時，對方予以援助；二、在對日行動時，俄軍艦可進出中國港口；三、中國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修建鐵路直達海參崴，由華俄道勝銀行經辦；四、鐵路建成以後，俄國可以借此運送軍用物資。關於這次行賄的情形，據羅曼諾夫《帝俄侵略滿州史》記載：烏赫唐斯基公爵取得維特同意後，與沙俄財政部總務廳長羅曼諾夫、華俄道勝銀行董事羅特斯坦商定，由華俄道勝銀行拔出三百萬盧布，作為行賄專款，名為“李鴻章基金”，此款由沙皇特降密旨予以批準。沙俄的計劃是：鐵路合同批準時付一百萬，路線勘定時付一百萬，鐵路完成時付一百萬。後來烏赫唐斯基公爵來華訪問時，在上海曾交給李一百萬。（來源：《李鴻章賣國得了多少銀子？》）李鴻章還出賣琉球，讓日本侵占；出賣越南，讓法國占領。法國侵略越南，覬覦中國。中國與越南山川相連，唇齒相依，自古以來關係密切。中法之間的陸上戰爭仍在中越邊境和越南境內激烈進行。鎮南關大捷使清軍在中法戰爭中轉敗為勝。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鴻章為談判代表，與法國政府代表、駐華公使巴德諾在天津開始談判中法正式條約。談判的結果大出人意料，使得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中國西南門戶洞開，法國侵略勢力以印度支那為基地，長驅直入雲南、廣西和廣州灣（今湛江市），並使之一度變成法國的勢力範圍。李鴻章如此賣國為他在西方贏得了“世紀偉人”的讚譽，使得他能夠挾洋自重，在內鬥中占據優勢。這幫賣國求榮的官僚資本勢力就這樣不斷幫著風雨飄渺的滿清政權添亂，直至葬送滿清王朝。
　　到了民國年間，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控製了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命脈，他們繼承了清末的官僚資本模式——官商結合，權力與資本結合。“四大家族”發揚了晚清官商組合的傳統，亦官亦商，官商全都包攬，官商已經渾然一體，分不清你我。“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發展到了巔峰，整個中國儼如一個官商大家族的家天下，任他們利用權力與資本刮地皮，濫印鈔票搜刮民財，侵吞美國援華抗日資金，發國難財，罪惡罄竹難書。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掠奪民財主要有三招：
　　一曰官僚經商直接掠奪。
　　抗戰初期設立了中央銀行（蔣介石）、中國銀行（宋子文）、交通銀行（孔祥熙）、農民銀行（陳果夫、陳立夫）四銀行聯合辦事總處，做為國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機構。蔣介石自任總處理事會主席，“總攬一切事務”。四大家族以私人名義設立了不少商業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慶記紗號、強華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國棉業貿易公司、重慶中國國貨公司、西寧興業公司；陳家的華華綢緞公司、棉花運輸公司等等。這類公司既有政治特權，又有極大的金融勢力，具有操縱市場的壟斷地位。官僚經商也就所向無敵。《中國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稱四大家族借抗戰為名聚斂民財，獲得了多達200億美元的財富。“四大家族”40年代利用美援物質和他們的特殊途徑在美搞投機倒把，被美國財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稅幾千萬美圓，告到總統杜魯門處。經調查，情況觸目驚心，“四大家族”在美來曆不明的非法財產具然有20億美圓以上……美國財政部暴跳如雷，把調查報告全部公布在美參眾兩院特別調查聽證委員會上，一片嘩然。最後，美參眾兩院一致決定：永久凍結的“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財產……”。（來源：2008-7-8惜取江南月《四大家族財富被美國政府曝光和沒收的秘聞》）
　　二曰官商勾結進行掠奪。
　　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接受了大批的日本人和汪偽政權留下的企業，統統劃歸為國有國營企業來進行經營的。加上自己努力發展的國有企業，此時的國民政府國有國營企業規模，還是不小的。國民政府決定實行經濟改革，搞起來了以“出售國有企業”為特征的私有化改革運動。1947年2月17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該方案除規定禁止黃金買賣，禁止外匯在國內市場流通外，還特別規定：“凡國營生產事業，除屬於重工業範圍及確有顯著特殊情形必須政府經營者外，應即分別緩急，以發行股票方式公開出賣或售與民營。”此時的經濟改革在沒有製度約束的情況下，猶如脫韁的野馬，形成了官商勾結掠奪民眾的殘酷一景。這個改革因為導致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事實上是造成後來貨幣貶值的深刻原因之一了。這種製度上的黑暗帶來的嚴重問題深刻影響著正在跟共產黨苦戰的國民政府的所有領域。很快地，部分官商勾結的大官僚大買辦迅速致富，短期內在國內形成了可怕的貧富差距，那些失去了國家保護甚至失去了基本生存資源的失地農民和失業工人大量湧向上海、南京、北平這樣的城市，形成了乞丐滿街、小商販滿街、到處有貧民窟的可怕景象。曆史具有驚人的相似：國民政府的這個國有企業改革過程，方法上、思路上都跟當今的國企改革非常相似，也充滿了種種黑幕。（來源：《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原因有三》）
　　三曰濫印鈔票掠奪民財。
　　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權發展官僚資本﹐先是控製中央銀行﹑中國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發行貨幣﹑公債以及通貨膨脹等手段掠奪財富﹐後以開設棉業公司﹑壟斷對外貿易等手段聚集錢財。
　　環球網《47年上海通貨膨脹奇景》披露：抗日戰爭結束時，各地物價和黃金、外匯價格普遍猛烈下跌。國民政府為了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解決龐大的軍費開支，變本加厲地繼續實行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國民政府承認“自1945年起，發行膨脹，速度比抗戰時更快”。“1947年6月增加額比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總增加額還多”，國民政府承認：“印刷機不能生產出足夠的鈔票”，“鈔票不夠”。中央銀行總裁在1947年5月31日報告中說：“連月支應浩繁，鈔票產量有限，生產與支出不能配合，券料輸送已到隨到隨罄之境地”。連法幣的印製，也靠美國，1947年國內僅印58萬億元，國外印刷達137萬億元。“所有運輸工具大都以飛機是賴。當飛機運到目的地，亦因物價上漲不合需要，時有徒勞往返之憾”。1947年11月27日中央銀行監事會決議，剛印好的50元、100元新券因“用途已少，分別煮銷”。國民政府隻得承認，這是“狂奔性通貨膨脹威脅”，法幣“膨脹的惡性循環”，其危險性“比共產黨叛變更為廣泛”，“物價狂漲已推翻了社會秩序和政治信心”。
　　改革的貪腐，貧富分化的加大，在短短的三年內造成了一批跟權力密切連接的官僚資本主義階層短期內暴富，官商勾結日益嚴重，腐敗現象到處可見，可謂是無處不在，積重難返。就連軍隊內部，都出現了很多吃空餉、倒賣軍用物資的可怕情況。蔣經國曾經力挽狂瀾，挾天子之威到上海打虎。其當時的身份是“經濟整頓上海督導員”，並設立了政府性組織“經濟督導員管理處”，設立了11個“人民服務站”，並設置了“告密箱”，要打“反貪懲腐人民戰爭”。但蔣經國的方式卻很要命：一切都是他說了算，他要抓誰就抓誰，然後再去查找證據，並且迅速結案，該槍斃的槍斃，該進監獄的進監獄，速度飛快，根本無法進行所謂的法製過程的。比如王春哲大規模經營各種黃金美元的黑市買賣案件，最後他被槍決，都是在很短時間內坐實的。這些深刻的缺陷，雖然在整頓初期獲得了廣大民眾的叫好擁護，但在麵對更深層的問題的時候——比如觸及到孔令侃那樣的重頭角色的時候——就立即顯得力不從心了，最終走向失敗。11月初蔣經國離滬而去之後，上海的腐敗立即反撲起來，愈加嚴重，很快就隨著國民政府一同終結了大陸的國民政府時代了。（來源：《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原因有三》）
　　貪婪無度的“四大家族”王朝終於在人民的怒火下覆滅。其官僚資本被人民政府沒收，成為人民的公有資產，形成龐大的公有資本。這些資產最初多以“國營企業”的形式管理經營，以後被改為“國有企業”。
　　但是，進入人民政權的舊官僚和新生的官僚在舊傳統的推動下賊心不死，不斷覬覦龐大的公有資本，日侵夜襲不斷將其據為己有，轉化為新的官僚資本。
　　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指出：“我們黨、政府、貿易局、公營工廠，必須主動地聯合資本家，主動地同他們合作。”“在中國的條件下，有些資本家將來還可以同我們一起來走入社會主義。”“在一定曆史條件下剝削是有進步性的。”“不要怕說話，怕被有人說投降了資本家。”（《劉少奇：1949年4月24日在天津市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此後的幾十年間，結果是部分官僚與資本家相結合，重演了官商組合的老戲。“紅頂商人胡雪岩”的書籍與影視紅遍全國，深入官心，官僚資本的複辟已經是今日的不爭現實。黨內的辯護者稱，劉某的願望是好的，是為了穩步實現社會主義。而鄧小平則反思道：“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其實，以劉某人為代表的新生官僚確實穩步實現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就是封建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官僚資本主義，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事實上已經走上了邪路。《共產黨宣言》把這種社會主義列為反動的社會主義之首，稱之為“封建的社會主義”。並且指出“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剌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曆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如今在中國這些“貴族”就是新老官僚勢力。他們的臀部確實帶有舊的封建紋章——封建權力高於一切，封建權力與現代資本密切結合就是他們奮鬥的終極目標：利用權力“先富起來”，實現依據權力的“利益分配”。
　　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討論農業合作社小社並大社的討論中，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在會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個豐產年，增產幾百億斤糧食不成問題，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毛澤東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澤東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麵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在吳芝圃吹牛說大話的影響下，夏收中，當時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陣的遂平縣委副書記趙光，將一塊畝產四、五百斤的小麥，虛報成3200斤，另西平縣城關公社則出現了畝產小麥7320斤。後經調查，這兩個公社的畝產數字是謊報。正當信陽地委準備糾正時，繼《河南日報》之後，《人民日報》大登特登畝產幾千斤的消息。還發了號外。從此浮誇風愈刮愈大，大到猶如12級台風！一些大搞浮誇的人，把這種虛報產量美其名曰“放衛星”，為高指標，浮誇風呐喊、唱讚歌最富有權威性的是當時中共中央具體執政者劉少奇，宣傳口負責人鄧小平、彭真，其所為與其說推波助瀾，還不如說是謊言製作廠。在大躍進中浮誇風盛行，各地虛報誇大宣傳糧食產量。比如在廣西的一個生產隊就把畝產水稻吹到了一兩萬斤，人民日報稱之為”放衛星”。得到人日報的肯定後，各地的吹牛比賽達到了高潮，……文革結束後，鄧小平還追譽吳芝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如此的錯誤對官僚資本的猖狂起了鼓勵作用。
　　1958年底，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一再請求，同意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同時，向二屆人大推薦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時，“大躍進”、人民公社方興未艾，如日中天，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泛濫成災，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農業生產下降，糧食供應嚴重不足，棉、紗、布、糖等日用品，出現從未有過的短缺現象；基本建設發展過快，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調；大辦鋼鐵、大辦工業的直接後果，使農村大批青壯年流入城市，農業勞動力陡然減少，國家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到1960年底，財政赤字高達81.8億元。
　　劉少奇用掀起浮誇比賽的無恥技倆不但整垮了農業生產，也整垮了公有企業的生產。如此情景筆者親曆。58年間我所在的國營玻璃廠原本好好地生產包裝用瓶和玻璃儀器供給醬油、罐頭等生活必需品生產的需求和科學試驗和醫藥的需要，利國利民，生產穩步發展。然而，59年劉少奇任國家主席之後，書記廠長在上級的壓力之下急於要完成“產值翻番”的指標，於是找我幫忙推廣高產值的所謂的“超聲波”發生器等產品。我懷疑所謂的“超聲波”發生器根本不能發生超聲波。廈門大學物理係的教授幫助我查到了該產品的來源——美國某雜誌介紹的一種玻璃增壓器（低端產品）。經過計算該產品即使加以改進也根本不可能發生超聲波。但為了完成上級產值翻番的任務，廠領導硬著頭皮上了那些高產值而無用的產品，結果產生了幾個倉庫的無用之物積壓在那裏，導致企業和國家的嚴重損失。劉少奇這樣的破壞日後竟然成了官僚把公有企業私有化的“根據”。劉某人就這樣代表了官僚的根本利益，凝集了官心，60年來中國新生的官僚集團不斷膨脹，一步步地實現了官僚資本的複辟。
　　改革開放之後，私有化的浪潮一波接著一波。大量的公有企業（國有企業）被官商勾結私吞了，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官僚資本，官僚資本還魂了。新時代的官僚資本繼承傳統，掠奪民財也用老三招。
　　一曰國企國資變官企官財，直接掠奪民財。
　　2012年01月09日《新京報丁書苗發家史：結識劉誌軍 資產兩年增加40億》披露：丁書苗還是扶貧界知名人士，慈善投入累計近5億。最終，因劉誌軍案發，丁書苗接受調查。有熟悉丁書苗的人說，通過依附壟斷權力來獲取利益，終究走不遠。1月7日，鑒於丁書苗涉嫌違法違紀，山西政協常委會議決定，撤銷她的省政協委員資格。丁書苗是山西博宥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博宥集團）董事長，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身家40多億的她，作為扶貧名人，形象還被刻成雕塑，全國巡展。去年1月，丁書苗因卷入鐵道部原部長劉誌軍案被調查。57歲的丁書苗出身於山西晉城，當地一位和她熟識的官員感歎說，“我曾通過其身邊人，幾次提醒她，別與權力走得太近。中國多少商人走上這條不歸路。” 這名官員說，丁書苗從一個農婦發展到身家幾十億，真是不容易。但她通過依附壟斷權力來獲取利益，終究沒能走多遠。——如果別與權力走得太近，沒有了奸商丁書苗與官僚劉誌軍部長的結合，哪來的幾十億的資產？這是中國官僚資本發家的必由之路。
　　2013年01月27日天涯論壇[百姓聲音]河北遵化村官緣何一夜暴富揭露：遵化市大安樂莊村原本是一個農作物多樣、果木繁多、水利設施完備美麗富饒；物產豐富的美好村莊。擁有3000多人口，3000多畝耕地，然而一切的改變源於地下鐵礦資源豐富，巨貪村官劉國青自2006年任村主任後，以租代征大肆出讓土地，從中謀取巨大利益；用於非法盜采，並參與非法盜采，私自出賣采礦所得據為己有，利用職務便利侵吞集體利益非法所得數億元。而村民6年所得補償僅僅8000元，很多村民在貧困線上掙紮，而村主任耗資400餘萬建豪華別墅，擁有高檔轎車多輛，有現代轎車、現代跑車，尼桑轎車，還有價值百萬奔馳轎車。為其子買的司法鑒定的法醫工作。村主任致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民不聊生。全村麥田被選礦廠侵占，尾礦砂堆積吞噬良田；全村稻田被毀，水利設施不複存在，漫山遍野非法盜采礦井50餘處，僅4處采礦點係合法采礦，村集體2000多畝耕地被毀，2萬餘株樹木被毀，良田變溝壑，廢料掩埋良田、果園。部分村民住宅被挖空，地質塌陷時有發生，威脅村民生命財產安全，地下水汙染，汙水沿村內自然河道流淌，兩岸村民患癌、腦血栓等重大疾病者逐年上升，每年10餘人死亡，成了遠近文明的癌症村。殃及子孫後代。村民所吃糧食完全要到市場上去買，而沒有剩餘糧食飼養家畜、家禽。安樂莊失去了以往的安樂與祥和，隨之而來的是恐怖與淒涼。——官僚不侵占國土資源，侵占耕地，轉化為私人財富，如何能買官攬權？如何積累官僚資本盤剝百姓呢？
　　二曰官商勾結私有化國企，化公為私，掠奪民財。
　　2012年12月25日天涯論壇網友“唐崇包青”《廣東羅定製藥廠 原國企廠長官商勾結》披露：官商勾結，借轉製橫吞2.3億國有資產。廣東省羅定製藥廠位於廣東文化之鄉羅定市，原為地方國企。2002年地方貪官汙吏乘國企轉製之機，由原任藥廠廠長吳家泉牽頭，自編自導一出廠長自賣自買國企的把戲。時任該國企廠長的吳家泉，夥同海南省無業遊民陳明興，以極卑劣的手段，與羅定市主要領導官員勾結，用暗箱操作，滿天過海的手法，名義以699萬元，“拍買”了這間占地101.7畝，現代化廠房40380平方米，擁有160個中西成藥品種，12條生產線，並擁有從前西德、日本等國引進的先進製藥廠設備的老牌製藥廠，自80年代起，一直是廣東省重合同、守信用，的製藥名星企業。這一切均在當時時任羅定市市委書記鍾德標，市工業局局長黃樸等人的默許、暗中護航下進行。——此類案例比比皆是。
　　這些官僚與商人哪來的錢購買國有資產呢？那就是空手套白狼，利用權力把還沒有購得的國企當成抵押物向銀行強行借錢購買國企，強行把公有資產賤賣，轉化為官員與商人的共有資產——官僚資本。爾後官僚資本的暴利盡歸所謂的“精英”所有。於是官僚資產階級的聖人厲以寧公然宣稱：“4.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官僚資本的）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劉少奇“剝削有功”的理論已經變成了現實。
　　記者問：你如何看待中國的這些MBO？郎鹹平答：MBO就是一個掠奪國有資產的最好方法。在美國，企業MBO沒有問題，因為是全流通的，既然向股東發行了，也可以收回，但是中國上市公司的MBO是收購國有股，而且還是向銀行借錢，哪有這樣的事情？打個比方，家裏很髒，請了個保姆，結果保姆反過來成了主人。
　　三曰濫印鈔票掠奪民財。
　　2010年11月06日網易財經論壇《43萬億超額印發的鈔票流進了誰的腰包？》指出：據媒體報道，今年我國超額印發的鈔票達到43萬億之巨。無論從官方渠道還是從媒體渠道，人們至今都弄不清中國為什麽要超額印發如此之巨的鈔票，更搞不清楚這些超額印發的鈔票的具體投向、具體用途和具體作用（正負兩方麵的作用）在哪裏。沒有哪個權威部門和權威人士站出來對此作出合理解釋，一切都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一頭霧水！43萬億可不是一個小數字，它稀釋了人們手中持有鈔票的含金量，讓老百姓荷包裏的錢出現了事實上的大幅縮水和貶值。
　　2011年09月14日蔡正確《4萬億鈔票印刷機掠奪走民眾財富進了誰的腰包？》披露：一個國家有多少社會財富，政府就隻能發行多少鈔票。政府多發和濫發鈔票，就會引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同時，還造成民眾的存款和現金大幅縮水等嚴重後果。2008年年底，政府以救市為名，向市場投放4萬億救市資金。在當時，政府的財政總收入中，根本列不出這筆巨款支出。當局隻好用鈔票印刷機，多印刷了4萬億元鈔票。多印刷的4萬億鈔票進入市場後，逐漸推升了物價飛漲，並加劇了通貨膨脹。更重要的是，多印刷的4萬億鈔票造成了民眾的存款和現金大幅度縮水。例如：2008年時，民眾的1萬元存款和現金，到今天雖然仍然是1萬元，但這一萬元的實際購買力，隻相當於2008年時的2千至3千元的購買力。這意味著，7千至8千元錢被政府通過鈔票印刷機掠奪走了。中國131萬縣團級以上官員和其家屬占有中國80%的社會財富；中國股市證券市場中的60000億元，官員及其家屬占了45000億元，占75%；中國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和外國的財產）超過1 億元的人，超過90%是高級官員子女；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5200億元，其中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的個人儲蓄高於40000億元。以上幾組數據說明，政府通過鈔票印刷機從百姓手中掠奪走的4萬億元錢，絕大部分沒有進入國庫，而是被各級官員通過權錢交易、貪汙腐敗和高福利待遇等途徑和手段，將這筆巨款卷進了各級官員的私囊中。——這種手法與當年的“四大家族”濫印鈔票掠奪民財有區別嗎？這就是官僚資本的原罪之一：利用權力印鈔票公開搶奪民財。
　　而中國官僚資本所掠奪的國民財富，還必須進貢給美國華爾街主子，以維係他們權力的存在。2013年01月08日中國網《中科院：中國被剝奪的"血汗財富"相當於GDP的60%》等文章披露：研究顯示，中國每年被剝奪抽走的“血汗財富”大致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0%左右。2011年，美國從全球攫取的霸權紅利達73960.9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96.8%，是攫取霸權紅利最多的國家；中國損失的霸權紅利高達36634億美元，占全球霸權紅利損失的47.9%，是霸權紅利損失最多的國家。這是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組8日對外發布《國家健康報告》第1號中披露的一組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該報告稱，霸權紅利是指霸權國家通過在全球建立的霸權體係，直接或間接獲取的超額壟斷利潤，其本質上具有掠奪性、寄生性、腐朽性等特征。美國從全球攫取霸權紅利的途徑五花八門，主要包括鑄幣稅收益、國際通貨膨脹稅收益、債務收益、海外投資收益、流動性收益、不公平貿易收益、匯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貨收益、知識產權收益等10個渠道。還有報道說，單單美國兩房破產，中國就損失5000億美元。中國官僚資本為何心甘情願地進貢華爾街呢？中國的官僚資本無情盤剝國民，與中國人民為敵，即使依靠武裝到牙齒的“武警”也無濟於事，於是就隻能投靠華爾街以維持自己的統治。
　　1984年10月，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鄧小平實在低估了官僚資本死而複生的能力，這樣的失誤代價相當慘重。在1987年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他開始認為：“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道理很簡單，中國十億人口，現在還處於落後狀態，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隻有社會主義製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會容忍有的人反對社會主義”。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則指出：“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曆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曆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複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複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惶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鄧小平還指出過“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還強調過“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 “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可見鄧小平在不斷的反思中也逐漸看到了官僚資本的可怕及其對中華民族保持獨立的嚴重威脅，警告人們不要走上邪路。就這樣，鄧小平的思想中產生了強烈的震動，隨之使他的思想也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他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和毛主席說的：“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相一致了。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還說過：“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製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鬥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曆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麽輸理的地方。”這也就是認同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誰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人民就可以“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馬”。
　　就這樣，中國人民請的“保姆”、“公務員”竟然搖身一變成了社會的真正主人。官僚牢牢地把握住了社會的兩個把柄——權力與資本，實現了“精英統治”。這就是當代中國官僚資本複辟的最新形式——官僚資本統治。這就是所謂的官僚資本主義，也稱為封建的社會主義。其“昵稱”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此光環之下，中國的官僚資本回光返照。中國官僚資本的回光返照，自然是其走向最後死亡的前兆。中國的封建官僚總是低估人民大眾的力量，尤其是人民武裝的力量，肆無忌憚地盤剝人民，由此它也就必然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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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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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樓] 評論人： lcl555888 查看評論專輯
續：



也就是說，中國的國有企業一旦全部私有化，這些不求進取的私有製企業，隻能成為外國國有企業的附庸，並使中國徹底淪為外國的經濟殖民地。這是毫無疑問的。而經濟上的淪陷，政治上也就不會有什麽說話的底氣了。因為外國跨國集團公司生產的都是上遊產品，人家想讓你怎麽滴你就得怎麽滴。

現在大家都在痛罵這種“官商勾結的官僚資本主義”呢？等有一天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了，這個國家連“官商勾結”的資本都沒有了，那就是徹底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了。到時就會連痛罵的對象都沒有了。即不要對這種“相對進步”的封建資本主義太苛刻了。畢竟在掠奪和腐敗中還能給你弄一個商品豐富呢？當然，這不是說哥在為其唱讚歌，是在沒有別的選擇的情況下，大家就忍耐一下，別把剩下的那點國有企業嘮叨沒了。到那時，大家連痛罵的對象都會沒有的。當然，會把痛罵轉到外國壟斷國企上的。

2013/2/5 11:05:09
[5樓] 評論人： lcl555888 查看評論專輯
續：



在現代的中國，私有製企業的發展基本上是靠挖國有企業的人才、技術和掠奪國有資產起家的，再就是靠銀行貸款購買外國的先進適用技術和國內科研機構的專利技術生存和發展的。其隻是對商品的多樣化生產和增加商品生產量，以及形成競爭機製有一些作用。再就是安置一些就業了。對“社會公共福利保障製度體係”的建立健全是起最大的阻礙作用的。

封建資本主義社會比純種的封建主義社會的進步性，就在於其通過引入“資本主義社會化商品大生產”能給社會提供大量的商品貨物等方麵，但在財富分配方麵是與封建主義社會的財富獨享沒有什麽本質區別的。

封建資本主義社會的國有企業與私有製企業形成了上遊與下遊的相互依存的生存鏈關係。沒有了代表科技進步先進性和強大組織力的國有企業的私有製企業將會日益萎縮並成為外國大國企的附庸。即私有製企業從總體上講，隻能依附在或國內的國有企業，或是外國的國有企業身上吸血的寄生蟲。他們自己不能有什麽大的發展並獨擋一麵。這也是中國私有製企業的特點和屬性。因為中國一盤散沙的私有製企業從來沒有什麽大誌向。都是賺一把就跑的主。

2013/2/5 11:04:48
[4樓] 評論人： lcl555888 查看評論專輯

這是封建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現象。也沒什麽可奇怪的。即“公有製與私有製共存”的社會，這種“掠奪和腐敗”是不可抗拒的。因為國家通過財政和銀行貸款投入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僅財力強，而且組織力和強製力也強。而私有的企業財力小並弱不禁風，所以隻能通過官商勾結來形成私有企業生存和發展的輸血機製。即化公為私。慈禧時期的國有企業與私有製企業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相互依存的的上下遊的共存共處的發展關係。

現在依然如故，沒有什麽太大的變化。所以這種官商勾結的“化公為私”的掠奪和輸血所導致的腐敗也就不可能避免，所謂的反腐敗在這種雙重所有製的社會裏是不可能有什麽大的起色的，隻是以後的腐敗會更加智能化、智慧化一些罷了。

從總體上講，私有製、私有化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推動並不是很大的。特別是在科技創新和發明的技術進步方麵，幾乎沒有太大的作用。因為私有製企業普遍沒興趣對科技發明創造進行投入。因為他們一是沒財力和人才；二是不舍得。

2013/2/5 11:04:23
[3樓] 評論人： 芸芸眾生 查看評論專輯
讀過魯迅小說《狂人日記》的人不知道記得不記得它的序言中有這樣的一句話：【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翻譯一下就是：我錯了，我當初怎麽跟他們幹**去了呢？我改過自新了，又赴某地吃人去也！
【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餘昔日在中學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於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複改也。】
2013/2/5 10:58:28
[2樓] 評論人： RanD 查看評論專輯
以前有“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的“國民黨反動派”，現在有沒有“共產黨反動派”，即名為共產黨、實則背離共產黨宗旨與人民對立的共產黨幫派？
2013/2/5 10:34:55
[1樓] 評論人： 偷閑看花 查看評論專輯
文章敏感啊，沒人敢評論。
2013/2/5 9: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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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與評論 真差 一般 值得一看 不錯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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