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年3月,知識青年大規模返城。我的大姑是俗稱“戧嘎嘎”的最後一撥知青,也回到了縣裏。工人的子弟,單位都得想辦法安排。這是當時的一種慣例。父母退休了,子女可以接班。但是回城的這些子弟,不能安排到廠裏當全民工人,就隻能到單位成立的服務公司去當大集體和小集體工人。全民、大集體和小集體,他們的工資和待遇是逐漸遞減的。我的二姑,1980年接我奶奶的班,她的身份是全民,福利待遇就比我大姑要高一些,因為她捧上了“鐵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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