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洋 文章來源：北京青年報 點擊數：1925 更新時間：2012-3-31 11:52:00 熱 薦
◎本版文並供圖/楊洋
■本期私人別史主人公
楊國剛，是我的父親，1956年生人。遼寧省葫蘆島市下崗職工。1977年知青招工回城，進入錦西縣（葫蘆島原名錦西）木材公司，成為木器車間的一名電工。1993年，企業效益不好，開始由大變小搞“分劈”，企業在退休人員幾乎等於在崗人員的情況下連年虧損，經常不能按時發放工資。2000年，企業徹底破產，父親買斷了28年工齡，總共拿到10080元，從此走向社會。其後，他四處打工，幹過銀行保安、酒吧服務員、牛場管理員、切管工人等多種工作。現在，五十六歲的父親，依然渴望找到一份打更的工作，因為他還有四年的養老保險金需要自己繳納。
這是一個工人家庭的私人記憶，卻是一段不應讓人遺忘的曆史。“工人階級老大哥”風光與沉寂，我們不能簡單用時代潮來潮湧輕輕帶過。時間的靜流不是為了衝淡記憶，而是沉澱理性，讓我們看清曆史，才助於厘清未來。
——編者
我的家鄉，是位於遼寧省西部的葫蘆島市。這個因海濱旅遊而為人熟知的小城，曾經是個工業城市。直至上世紀90年代，這裏還有石油、化工、有色金屬、船舶、水泥、鋼鐵、木材、紡織等多家國營企業。我父親所在的木材廠在80年代還曾是全國學習的典型。而今，除了石油能源這樣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效益不錯，大部分企業破產，工人買斷工齡，流向社會。當年，“工人階級老大哥”意氣風發；如今，他們集體靜默，悄然無聲。我的父親，是一名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買斷（工齡）工人。我們家，有9位親人在廠礦工作。酒酣耳熱的時候，他們會問這輩子到底值不值？重返社會，怎麽幹什麽都不趕趟？清醒的時候，他們會說：“臭工人，誰會在乎呢？”他們已經習慣被遺忘。或許我們遺忘掉的是他們那一代人身上發生的曆史。
■火紅的年代：身為工業局辦公室主任的爺爺，決定讓孩子們都入廠當工人
上世紀50年代初，“錦西縣”（葫蘆島當時的行政區劃）像遼寧大部分工業城市一樣，成立了很多工廠。這些工廠裏，既有日偽時期建立的水泥廠，也有新建設的石油廠、化工廠，還有為人們日常生活需要服務的紡織廠、被服廠等。
1952年，這些工廠招工，我爺爺、奶奶因為都在裁縫鋪當過學徒，順利進入了被服廠。當時被服廠的工作是加工工作服、人民服、中山服、列寧服。奶奶說，四個兜的是人民服，雙排扣、小翻領的是列寧服，加工最多的是針對生產一線的工作服——“壟溝棉襖”。“就是鐵人王進喜穿的那個棉襖，黑的，一道一道的像壟溝。”
1954年，爺爺當上了縣裏的勞模，上了光榮榜。他隨後被調到工業局，提幹到了縣裏。爺爺先後當過鋼管廠的車間主任、釀造廠的廠長，後來又調回工業局擔任辦公室主任，一直在工業口工作。
在爺爺的觀念裏，“工人階級”是老大哥，“工人”是最光榮的。在工廠紅火的那些年裏，工人是姑娘們嫁人的一等一人選。為了孩子們將來的考慮，爺爺決定讓家裏的孩子們都入廠當工人。我的父親是長子，下邊還有三個妹妹。他們最終都依從我爺爺的想法當了工人。
1977年1月份，我的父親招工回城。當時縣裏最好的單位是木材公司和鋼管廠。那年的木材公司沒有招工指標，但我父親執意想去，最終憑借自己的藝術特長，被特招為文藝幹事。那時候的廠礦總是有文藝匯演，一場演出我父親要演三四個節目。可是爺爺還是覺得文藝是不務正業，還是要當工人，有一門技術。“車鉗鉚電焊，走遍全天下。”半年後，父親開始學習電工。電工在當時是緊俏工種，腰上挎著電工包，非常神氣。用一句東北的順口溜說，就是“屁股後麵背塊鐵，到哪兒哪兒是客（讀音是且）。”
我一直不懂，以鋼鐵為主的東北工業基地，為何一個木材公司會那麽牛呢？父親說，計劃經濟有三大材：“鋼材、建材和木材。”他們單位的木材供應站，負責供應各個國營企業廠礦生產用的木材。要有批件，才能買木材。“在那個連馬拉的大馬車都需要批條的年代，廠子能不牛嗎？”在80年代，他們廠還成了木材行業全國學習的榜樣：南方學杭州木材公司，北方學錦西木材公司。
木材公司裏有一個叫202的軍工車間，主要做槍托和彈藥箱。長大後，我問過父親，這些成品都發往何處，父親說除了國內，這些東西還出口到第三世界國家，具體的都保密。他們也不清楚。
1979年3月，知識青年大規模返城。我的大姑是俗稱“戧嘎嘎”的最後一撥知青，也回到了縣裏。工人的子弟，單位都得想辦法安排。這是當時的一種慣例。父母退休了，子女可以接班。但是回城的這些子弟，不能安排到廠裏當全民工人，就隻能到單位成立的服務公司去當大集體和小集體工人。全民、大集體和小集體，他們的工資和待遇是逐漸遞減的。我的二姑，1980年接我奶奶的班，她的身份是全民，福利待遇就比我大姑要高一些，因為她捧上了“鐵飯碗”。
那時候的工廠，不僅要管工人的子女工作問題，還要負責衣食住行各個方麵。工人都住在工廠的附近，聚集成片區。廠子都有自己的幼兒園、醫院、學校、副食商店，基本是按照“蘇聯老大哥”的模式建設的。每天下班後，工人們在工廠周圍的小市場碰了頭，就會彼此親切的打招呼：“買什麽啊？揀塊豆腐？白菜別買，今天的不好。”他們的臉上總是洋溢著意氣風發的笑容。
我的母親，從部隊的衛校轉業回地方，首選的單位就是鋼管廠的衛生所。我曾問她為何不去縣醫院或者衛生局。她說那時候的縣醫院隻有幾排小平房，冬天燒煤爐子，又髒又差。她連公檢法係統都不肯去，因為鋼管廠的衛生所在樓房裏。
我的童年，是在工廠的幼兒園裏度過的。每個早晨，父親帶著我從散發著鬆木芳香的廠區裏溜達一圈，我隨手扯下狗尾草編成小兔子，蹦蹦足達足達的去上幼兒園。幼兒園的夥食是市裏最好的。六一兒童節會得到很多禮品，平時也會發食堂製作的精肉粗火腿帶回家。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父親的單位集資建樓房，給職工分樓房在當地也是第一家。幾乎每周都有父母的朋友來參觀我的家，他們的眼裏現著驚奇，嘴裏發出“嘖嘖”的羨慕聲。由於我父母都在當地最好的企業工作，我們家是在當地最早一批買彩電、冰箱和安裝電話的家庭。小學二年級，我已經有兩台日本原裝進口的電子琴。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父母還為我買了一架鋼琴。
■下崗失業：企業破產買斷，每年補償360元，父親28年工齡，共計10080元，從此走向社會
1992年，在工業口工作了一輩子的爺爺在“計劃經濟委員會”退休。巧合的是，隨著爺爺的退休，計劃經濟時代的這些國營企業逐漸落寞了。
1993年，物資局把下屬的染料、木材、建材、機電、金屬等公司分開再重組成十三個公司，公司自負盈虧。父親所在的木材公司分劈成了七八個分公司。廠裏原來的1300多人，分剩了500人，退休的就占了200多人。企業貸款越來越費勁，銷售渠道不暢，退休人員的工資又是一個大包袱，到1995年的時候，父親的單位開始不按時發放工資了。一部分工人放假回家，按照百分之七十開資。父親這樣上班的，按百分之八十開資。又經常兩三個月不開資。
母親所在的企業鋼管廠也麵臨著減員增效。1996年，母親患了腦垂體瘤，幾萬塊的手術花費單位一時無法報銷。手術後在家休養，工資更是低得可憐。瞬間，家庭陷入困頓之中。那時候，我讀初三，麵臨中考。但是家裏天天吃白菜和土豆。一天終於忍不住，我跟母親說：“媽，咱能不能別吃白菜土豆了？我都快成兔子了。”母親為此哭了好久，不得不去娘家尋求經濟資助。個中冷暖，無人能知。
大姑一家、二姑一家也全是工人，都麵臨著被減員、不發工資的窘境。可以說，誰也幫襯不上誰。退休後的爺爺總是長籲短歎。一次奶奶跟我父親說：“咱家老輩人都不錯，怎麽到了你們這輩，一個不如一個呢。”開始，父親和姑姑們還會說是大環境造成的，後來也就不再爭辯，沉默不語了。
2000年，父親的單位徹底破產了。所有職工都買斷工齡。父親28年工齡，每年補償360元，共計10080元，從此走向社會。10080元，結清了父親和企業的關係。接下來的幾年裏，家裏的親戚都陸續買斷。大姑工齡23年，每年補償600元，拿到了13800元。媽媽是醫生，卻以工人的身份提前退休，就是為了避免買斷。預退後，每個月拿260元的生活費。
這樣的生活，不止我們一家，而是一種普遍的現象。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國有企業”。從這一年開始直到2003年，在這場沒有嚴格規範的產權製度改革中，富豪不斷湧現。一些在原廠當頭頭的人，轉眼成立了企業，有一些現在成了當地的知名企業。與此完全不同的是，像我父親一樣的大部分工人，從此開始了艱難的再就業過程。
清華大學的一個課題組對遼、吉兩地進行過詳細的田野調查，最終於2010年出版了名為《製度實踐與目標群體》的學術著作。書中引用官方統計數據稱，1998年至2003年，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人數，高達2818萬。
■父親的打工之路：我曾唱《從頭再來》激勵父親，但從頭再來沒有那麽容易
人們普遍將上世紀90年代初期視作最早出現下崗職工問題的時間點，為了提高效率，國企開始著手將冗餘人員從原有的崗位撤換掉。曾經一家幾代人接班上崗的工人們，第一次發現自己手裏的“鐵飯碗”也有可能輕而易舉地被人奪走。我曾經仔細的問過我的姑姑們在工廠裏都負責什麽工作。大姑是四車間的核算員，負責記考勤、報生產日報、統計生產數量和發放工人的工資。二姑說她負責按電鈕。“什麽是按電鈕？”根據二姑的描述，我大概明白，在鋼管企業，女工主要是負責大型機械的簡單操作，比如幾分鍾按個電鈕之類的。後來，二姑換了工作，主要負責部門的衛生工作。我坦誠地跟姑姑們說，“你們的工作確實沒有技術含量。”她們也承認，改革開放以後的激烈競爭，讓機構臃腫，負擔沉重的國營企業舉步維艱。“企業也沒有培訓過我們其他的工作技能啊。”姑姑們如此反駁，我便無話可說。
那幾年在大街上，熟識的人打招呼問的話多是：“你們廠子也買斷了吧？一年補多少？”誰要是又找到了新的工作，哪怕是看大門都會讓人羨慕。每家每戶都在討論一樣的話題：能幹點啥呢？我們家搬到了水泥廠附近居住，沒幾天，一到三層走廊裏的木質窗戶就都被人偷走了。誰家都不敢把自行車放在樓下，是百分百會被偷走的。鄰裏時常聽見打孩子罵娘的聲音，有時也能偷聽到大人們談起誰沒能耐，媳婦跟人跑了。
劉歡演唱的《從頭再來》響徹大街小巷。我還一本正經的給父親唱過這首歌，試圖激勵父親自強不息。當時父親歎了口氣：“閨女啊，要是像歌兒唱的那麽容易就好了。”實際上要從頭再來的，何止我們一家呢。
政府在火車站附近建了“下崗一條街”。街兩旁安放了很多有鐵皮櫃子的攤位，免費給下崗人員使用。多是賣一些便宜的服裝，還有擦皮鞋的攤位，兩元一雙。整個城市多半都是下崗職工，這裏的生意寡淡，漸漸地這條街也就沒人光顧了。
在熱鬧的十字路口，會有很多穿著泥漬漬勞動服的工人，手裏舉著一塊牌子，上麵寫著：“刮大白”或者是“鉗工”、“電焊工”。工人們自發地組織了這樣的市場，有手藝的能賺個二三十塊，沒手藝靠力氣的，一天也就十塊八塊。我的二姑父在單位放假的時候，就去勞務市場打短工。幫人挖溝，包吃飯，一天十塊錢。是不是有活兒也得靠運氣。因為工人實在太多了。
父親已經在廠裏的機關工作了很多年，電工技術早已生疏。他隻能選擇簡單的工作。他想過開三輪摩托車，就是北京所說的“摩的”。一輛三輪摩托要五千多塊，投資巨大，最終放棄。很多買不起“摩的”的下崗工人就蹬人力三輪車。我時常見母親單位的“黃大學”在街上蹬三輪。他是鋼管廠分配來的第一個大學生，姓黃，所以有了“黃大學”的外號。此人瘦小枯幹，戴著眼鏡。在有風的天氣裏，每蹬一下，脖子都要向前伸一伸，甚至屁股離了鞍座，挺著身子蹬車。
父親在親戚的介紹下，給銀行當起了保安。晚上又去一家酒吧幫忙。陸陸續續的賺些錢，總算能維持生活。從初中到高中畢業，家裏一直困難。還好學校都是穿校服，家裏無需給我買額外的衣服。但是，襪子都是補了又補的。也不知道為什麽，那些年我還特別容易把襪子磨破。因為這樣，我很少去別人家串門，怕脫鞋。現在想來，一家三口，當時恐怕連三雙完好的襪子都找不出。
高二的時候，學校的音樂老師需要一架二手鋼琴，我就自作主張把鋼琴賣掉了。拿到了四千多塊錢，以添補家用。直到上大學一二年級，每年6000元的學費都要向舅舅家借，湊齊了再還。這期間，銀行清退臨時工，父親的工作又沒了。
我在北京讀書，父母去大東山一個養殖場幫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顛簸在山路上。這些辛苦對當年風光的父母是難以想象的。養殖場主把女兒淘汰下來的衣服都送給了媽媽。媽媽又打包郵寄到北京給我穿。我心裏清楚，視我為掌上明珠的父母如果有一點錢，也不會讓我穿別人剩下的衣服的。
沒到一年，養殖場也不再需要人。父親拿了好煙好酒去走關係，到鋼管廠當了一名切管工人。這時候的鋼管廠已經是私企，工人都是返聘回來的。這是唯一跟父親簽了勞動合同，繳納三險一金的企業。大姑、二姑也陸續返聘到廠裏工作。
2006年，本科畢業的暑假，我去了父親工作的車間。由於機油和泥土混在一起，地麵是黑的。廠棚很高，四處漏風，破了洞的地方透進天光來。空氣裏有一股機油和鐵屑味兒，咣咣的鋼管碰撞的聲音，如果不喊，是聽不到對方說話的。父親從遠處走來，穿著破舊的“壟溝棉襖”，打開休息室的門，一把木凳子，一個鐵櫃子，一張木頭床。父親打開櫃門，拿出一條織的稀疏的藍白條毛巾，還有一塊肥皂，讓我拿回家，說這是發的勞動保護，臉上很開心的樣子。那個暑假，父親總是每天工作12小時，並且多數是夜班。他需要做篩焊藥、上卷料、切鋼管三項工作。這樣，父親能拿到七八百元的月工資。聽父親說，他最多的一個月賺了一千三百元，真不知道他是怎樣工作才拿到這些錢的。
然而好景不長，2008年10月，整個企業隻剩下一個車間在生產。大批的人都走了。工作是斷斷續續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待在家裏。等有人來參觀的時候，工人就被叫去上班，以證明這個企業還在生產。當時就有工人議論紛紛，說這個企業集團是看中了鋼管廠的這塊地皮想搞房地產開發。而今，廠房早已抹平，平地而起了成片的商品房，廣告宣傳語上寫著“福地”字樣。爸爸和媽媽難忘舊情，總說這裏的位置好。他們甚至去售樓處看房子，聽了價錢，深吸口氣就回家了。每平米的單價已經超過了五千，而且不接受貸款。
■每個春節，父親都掰著手指頭算還有幾年到六十歲退休，他就不用再自己繳納養老保險
這之後，父親再沒有找到過工作。除了打更，什麽工作會適合一個五十六歲的老頭呢？每個春節，父親都掰著手指頭算還有幾年到六十歲退休。這些年他一直在自己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每年繳納6700元，已經繳納了8年。回頭想想，他買斷的10080元，遠遠不夠繳納社會保險的錢。《製度實踐與目標群體》一書收錄的官方數據顯示， 2003年遼寧省城鎮就業人員有1002.6萬，其中240多萬未參保的就業人員以下崗職工為主。這些年，下崗職工陸續的補交了養老保險，但是這筆錢，還是自己出的。
有時候，他會發愁，接下來四年的保險錢從哪裏來。我自然勸慰他不要上火，女兒自會承擔。但他總是不肯，還是想找點事兒幹。
像父親一樣的工人，不在少數。下崗工人們有著“紊亂的生命曆程”。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對自己有著準確但揪心的定位：“剛生下來就挨餓，該上學就停課，該畢業就下鄉，該工作就下崗。” 也並不是每一家都會有一個考出去的孩子。很多家庭在父母雙方下崗後，孩子也不再讀書。我也問父母，當年那些同事的孩子們在幹嘛？聽說有的租個服裝攤位賣衣服、有的借錢買輛出租車，還有一些去了外地打工。混得好不好也就不得而知了。
今年春節，喝多了的二姑夫對我說，“我年輕時候羨慕當工人。隻要幹得好就能漲工資、入黨、評先進。我就使勁幹活啊。”他轉而問父親：“都說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你說該怎麽振？”父親和他碰了個杯：“怎麽振都跟咱們沒關係了，咱們這代人是過去了。”二人啜了口酒，眼含熱淚。
■後記
過去，我父親下崗沒有工作，很多人會說他沒能耐，沒本事。我也怨過他。隨著我長大，我越來越能理解他的不容易。寫過此文，我在內心深處和父親達成了諒解。所有的父愛，都偉大！
◎本版文並供圖/楊洋
■本期私人別史主人公
楊國剛，是我的父親，1956年生人。遼寧省葫蘆島市下崗職工。1977年知青招工回城，進入錦西縣（葫蘆島原名錦西）木材公司，成為木器車間的一名電工。1993年，企業效益不好，開始由大變小搞“分劈”，企業在退休人員幾乎等於在崗人員的情況下連年虧損，經常不能按時發放工資。2000年，企業徹底破產，父親買斷了28年工齡，總共拿到10080元，從此走向社會。其後，他四處打工，幹過銀行保安、酒吧服務員、牛場管理員、切管工人等多種工作。現在，五十六歲的父親，依然渴望找到一份打更的工作，因為他還有四年的養老保險金需要自己繳納。
這是一個工人家庭的私人記憶，卻是一段不應讓人遺忘的曆史。“工人階級老大哥”風光與沉寂，我們不能簡單用時代潮來潮湧輕輕帶過。時間的靜流不是為了衝淡記憶，而是沉澱理性，讓我們看清曆史，才助於厘清未來。
——編者
我的家鄉，是位於遼寧省西部的葫蘆島市。這個因海濱旅遊而為人熟知的小城，曾經是個工業城市。直至上世紀90年代，這裏還有石油、化工、有色金屬、船舶、水泥、鋼鐵、木材、紡織等多家國營企業。我父親所在的木材廠在80年代還曾是全國學習的典型。而今，除了石油能源這樣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效益不錯，大部分企業破產，工人買斷工齡，流向社會。當年，“工人階級老大哥”意氣風發；如今，他們集體靜默，悄然無聲。我的父親，是一名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買斷（工齡）工人。我們家，有9位親人在廠礦工作。酒酣耳熱的時候，他們會問這輩子到底值不值？重返社會，怎麽幹什麽都不趕趟？清醒的時候，他們會說：“臭工人，誰會在乎呢？”他們已經習慣被遺忘。或許我們遺忘掉的是他們那一代人身上發生的曆史。
■火紅的年代：身為工業局辦公室主任的爺爺，決定讓孩子們都入廠當工人
上世紀50年代初，“錦西縣”（葫蘆島當時的行政區劃）像遼寧大部分工業城市一樣，成立了很多工廠。這些工廠裏，既有日偽時期建立的水泥廠，也有新建設的石油廠、化工廠，還有為人們日常生活需要服務的紡織廠、被服廠等。
1952年，這些工廠招工，我爺爺、奶奶因為都在裁縫鋪當過學徒，順利進入了被服廠。當時被服廠的工作是加工工作服、人民服、中山服、列寧服。奶奶說，四個兜的是人民服，雙排扣、小翻領的是列寧服，加工最多的是針對生產一線的工作服——“壟溝棉襖”。“就是鐵人王進喜穿的那個棉襖，黑的，一道一道的像壟溝。”
1954年，爺爺當上了縣裏的勞模，上了光榮榜。他隨後被調到工業局，提幹到了縣裏。爺爺先後當過鋼管廠的車間主任、釀造廠的廠長，後來又調回工業局擔任辦公室主任，一直在工業口工作。
在爺爺的觀念裏，“工人階級”是老大哥，“工人”是最光榮的。在工廠紅火的那些年裏，工人是姑娘們嫁人的一等一人選。為了孩子們將來的考慮，爺爺決定讓家裏的孩子們都入廠當工人。我的父親是長子，下邊還有三個妹妹。他們最終都依從我爺爺的想法當了工人。
1977年1月份，我的父親招工回城。當時縣裏最好的單位是木材公司和鋼管廠。那年的木材公司沒有招工指標，但我父親執意想去，最終憑借自己的藝術特長，被特招為文藝幹事。那時候的廠礦總是有文藝匯演，一場演出我父親要演三四個節目。可是爺爺還是覺得文藝是不務正業，還是要當工人，有一門技術。“車鉗鉚電焊，走遍全天下。”半年後，父親開始學習電工。電工在當時是緊俏工種，腰上挎著電工包，非常神氣。用一句東北的順口溜說，就是“屁股後麵背塊鐵，到哪兒哪兒是客（讀音是且）。”
我一直不懂，以鋼鐵為主的東北工業基地，為何一個木材公司會那麽牛呢？父親說，計劃經濟有三大材：“鋼材、建材和木材。”他們單位的木材供應站，負責供應各個國營企業廠礦生產用的木材。要有批件，才能買木材。“在那個連馬拉的大馬車都需要批條的年代，廠子能不牛嗎？”在80年代，他們廠還成了木材行業全國學習的榜樣：南方學杭州木材公司，北方學錦西木材公司。
木材公司裏有一個叫202的軍工車間，主要做槍托和彈藥箱。長大後，我問過父親，這些成品都發往何處，父親說除了國內，這些東西還出口到第三世界國家，具體的都保密。他們也不清楚。
1979年3月，知識青年大規模返城。我的大姑是俗稱“戧嘎嘎”的最後一撥知青，也回到了縣裏。工人的子弟，單位都得想辦法安排。這是當時的一種慣例。父母退休了，子女可以接班。但是回城的這些子弟，不能安排到廠裏當全民工人，就隻能到單位成立的服務公司去當大集體和小集體工人。全民、大集體和小集體，他們的工資和待遇是逐漸遞減的。我的二姑，1980年接我奶奶的班，她的身份是全民，福利待遇就比我大姑要高一些，因為她捧上了“鐵飯碗”。
那時候的工廠，不僅要管工人的子女工作問題，還要負責衣食住行各個方麵。工人都住在工廠的附近，聚集成片區。廠子都有自己的幼兒園、醫院、學校、副食商店，基本是按照“蘇聯老大哥”的模式建設的。每天下班後，工人們在工廠周圍的小市場碰了頭，就會彼此親切的打招呼：“買什麽啊？揀塊豆腐？白菜別買，今天的不好。”他們的臉上總是洋溢著意氣風發的笑容。
我的母親，從部隊的衛校轉業回地方，首選的單位就是鋼管廠的衛生所。我曾問她為何不去縣醫院或者衛生局。她說那時候的縣醫院隻有幾排小平房，冬天燒煤爐子，又髒又差。她連公檢法係統都不肯去，因為鋼管廠的衛生所在樓房裏。
我的童年，是在工廠的幼兒園裏度過的。每個早晨，父親帶著我從散發著鬆木芳香的廠區裏溜達一圈，我隨手扯下狗尾草編成小兔子，蹦蹦足達足達的去上幼兒園。幼兒園的夥食是市裏最好的。六一兒童節會得到很多禮品，平時也會發食堂製作的精肉粗火腿帶回家。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父親的單位集資建樓房，給職工分樓房在當地也是第一家。幾乎每周都有父母的朋友來參觀我的家，他們的眼裏現著驚奇，嘴裏發出“嘖嘖”的羨慕聲。由於我父母都在當地最好的企業工作，我們家是在當地最早一批買彩電、冰箱和安裝電話的家庭。小學二年級，我已經有兩台日本原裝進口的電子琴。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父母還為我買了一架鋼琴。
■下崗失業：企業破產買斷，每年補償360元，父親28年工齡，共計10080元，從此走向社會
1992年，在工業口工作了一輩子的爺爺在“計劃經濟委員會”退休。巧合的是，隨著爺爺的退休，計劃經濟時代的這些國營企業逐漸落寞了。
1993年，物資局把下屬的染料、木材、建材、機電、金屬等公司分開再重組成十三個公司，公司自負盈虧。父親所在的木材公司分劈成了七八個分公司。廠裏原來的1300多人，分剩了500人，退休的就占了200多人。企業貸款越來越費勁，銷售渠道不暢，退休人員的工資又是一個大包袱，到1995年的時候，父親的單位開始不按時發放工資了。一部分工人放假回家，按照百分之七十開資。父親這樣上班的，按百分之八十開資。又經常兩三個月不開資。
母親所在的企業鋼管廠也麵臨著減員增效。1996年，母親患了腦垂體瘤，幾萬塊的手術花費單位一時無法報銷。手術後在家休養，工資更是低得可憐。瞬間，家庭陷入困頓之中。那時候，我讀初三，麵臨中考。但是家裏天天吃白菜和土豆。一天終於忍不住，我跟母親說：“媽，咱能不能別吃白菜土豆了？我都快成兔子了。”母親為此哭了好久，不得不去娘家尋求經濟資助。個中冷暖，無人能知。
大姑一家、二姑一家也全是工人，都麵臨著被減員、不發工資的窘境。可以說，誰也幫襯不上誰。退休後的爺爺總是長籲短歎。一次奶奶跟我父親說：“咱家老輩人都不錯，怎麽到了你們這輩，一個不如一個呢。”開始，父親和姑姑們還會說是大環境造成的，後來也就不再爭辯，沉默不語了。
2000年，父親的單位徹底破產了。所有職工都買斷工齡。父親28年工齡，每年補償360元，共計10080元，從此走向社會。10080元，結清了父親和企業的關係。接下來的幾年裏，家裏的親戚都陸續買斷。大姑工齡23年，每年補償600元，拿到了13800元。媽媽是醫生，卻以工人的身份提前退休，就是為了避免買斷。預退後，每個月拿260元的生活費。
這樣的生活，不止我們一家，而是一種普遍的現象。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國有企業”。從這一年開始直到2003年，在這場沒有嚴格規範的產權製度改革中，富豪不斷湧現。一些在原廠當頭頭的人，轉眼成立了企業，有一些現在成了當地的知名企業。與此完全不同的是，像我父親一樣的大部分工人，從此開始了艱難的再就業過程。
清華大學的一個課題組對遼、吉兩地進行過詳細的田野調查，最終於2010年出版了名為《製度實踐與目標群體》的學術著作。書中引用官方統計數據稱，1998年至2003年，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人數，高達2818萬。
■父親的打工之路：我曾唱《從頭再來》激勵父親，但從頭再來沒有那麽容易
人們普遍將上世紀90年代初期視作最早出現下崗職工問題的時間點，為了提高效率，國企開始著手將冗餘人員從原有的崗位撤換掉。曾經一家幾代人接班上崗的工人們，第一次發現自己手裏的“鐵飯碗”也有可能輕而易舉地被人奪走。我曾經仔細的問過我的姑姑們在工廠裏都負責什麽工作。大姑是四車間的核算員，負責記考勤、報生產日報、統計生產數量和發放工人的工資。二姑說她負責按電鈕。“什麽是按電鈕？”根據二姑的描述，我大概明白，在鋼管企業，女工主要是負責大型機械的簡單操作，比如幾分鍾按個電鈕之類的。後來，二姑換了工作，主要負責部門的衛生工作。我坦誠地跟姑姑們說，“你們的工作確實沒有技術含量。”她們也承認，改革開放以後的激烈競爭，讓機構臃腫，負擔沉重的國營企業舉步維艱。“企業也沒有培訓過我們其他的工作技能啊。”姑姑們如此反駁，我便無話可說。
那幾年在大街上，熟識的人打招呼問的話多是：“你們廠子也買斷了吧？一年補多少？”誰要是又找到了新的工作，哪怕是看大門都會讓人羨慕。每家每戶都在討論一樣的話題：能幹點啥呢？我們家搬到了水泥廠附近居住，沒幾天，一到三層走廊裏的木質窗戶就都被人偷走了。誰家都不敢把自行車放在樓下，是百分百會被偷走的。鄰裏時常聽見打孩子罵娘的聲音，有時也能偷聽到大人們談起誰沒能耐，媳婦跟人跑了。
劉歡演唱的《從頭再來》響徹大街小巷。我還一本正經的給父親唱過這首歌，試圖激勵父親自強不息。當時父親歎了口氣：“閨女啊，要是像歌兒唱的那麽容易就好了。”實際上要從頭再來的，何止我們一家呢。
政府在火車站附近建了“下崗一條街”。街兩旁安放了很多有鐵皮櫃子的攤位，免費給下崗人員使用。多是賣一些便宜的服裝，還有擦皮鞋的攤位，兩元一雙。整個城市多半都是下崗職工，這裏的生意寡淡，漸漸地這條街也就沒人光顧了。
在熱鬧的十字路口，會有很多穿著泥漬漬勞動服的工人，手裏舉著一塊牌子，上麵寫著：“刮大白”或者是“鉗工”、“電焊工”。工人們自發地組織了這樣的市場，有手藝的能賺個二三十塊，沒手藝靠力氣的，一天也就十塊八塊。我的二姑父在單位放假的時候，就去勞務市場打短工。幫人挖溝，包吃飯，一天十塊錢。是不是有活兒也得靠運氣。因為工人實在太多了。
父親已經在廠裏的機關工作了很多年，電工技術早已生疏。他隻能選擇簡單的工作。他想過開三輪摩托車，就是北京所說的“摩的”。一輛三輪摩托要五千多塊，投資巨大，最終放棄。很多買不起“摩的”的下崗工人就蹬人力三輪車。我時常見母親單位的“黃大學”在街上蹬三輪。他是鋼管廠分配來的第一個大學生，姓黃，所以有了“黃大學”的外號。此人瘦小枯幹，戴著眼鏡。在有風的天氣裏，每蹬一下，脖子都要向前伸一伸，甚至屁股離了鞍座，挺著身子蹬車。
父親在親戚的介紹下，給銀行當起了保安。晚上又去一家酒吧幫忙。陸陸續續的賺些錢，總算能維持生活。從初中到高中畢業，家裏一直困難。還好學校都是穿校服，家裏無需給我買額外的衣服。但是，襪子都是補了又補的。也不知道為什麽，那些年我還特別容易把襪子磨破。因為這樣，我很少去別人家串門，怕脫鞋。現在想來，一家三口，當時恐怕連三雙完好的襪子都找不出。
高二的時候，學校的音樂老師需要一架二手鋼琴，我就自作主張把鋼琴賣掉了。拿到了四千多塊錢，以添補家用。直到上大學一二年級，每年6000元的學費都要向舅舅家借，湊齊了再還。這期間，銀行清退臨時工，父親的工作又沒了。
我在北京讀書，父母去大東山一個養殖場幫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顛簸在山路上。這些辛苦對當年風光的父母是難以想象的。養殖場主把女兒淘汰下來的衣服都送給了媽媽。媽媽又打包郵寄到北京給我穿。我心裏清楚，視我為掌上明珠的父母如果有一點錢，也不會讓我穿別人剩下的衣服的。
沒到一年，養殖場也不再需要人。父親拿了好煙好酒去走關係，到鋼管廠當了一名切管工人。這時候的鋼管廠已經是私企，工人都是返聘回來的。這是唯一跟父親簽了勞動合同，繳納三險一金的企業。大姑、二姑也陸續返聘到廠裏工作。
2006年，本科畢業的暑假，我去了父親工作的車間。由於機油和泥土混在一起，地麵是黑的。廠棚很高，四處漏風，破了洞的地方透進天光來。空氣裏有一股機油和鐵屑味兒，咣咣的鋼管碰撞的聲音，如果不喊，是聽不到對方說話的。父親從遠處走來，穿著破舊的“壟溝棉襖”，打開休息室的門，一把木凳子，一個鐵櫃子，一張木頭床。父親打開櫃門，拿出一條織的稀疏的藍白條毛巾，還有一塊肥皂，讓我拿回家，說這是發的勞動保護，臉上很開心的樣子。那個暑假，父親總是每天工作12小時，並且多數是夜班。他需要做篩焊藥、上卷料、切鋼管三項工作。這樣，父親能拿到七八百元的月工資。聽父親說，他最多的一個月賺了一千三百元，真不知道他是怎樣工作才拿到這些錢的。
然而好景不長，2008年10月，整個企業隻剩下一個車間在生產。大批的人都走了。工作是斷斷續續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待在家裏。等有人來參觀的時候，工人就被叫去上班，以證明這個企業還在生產。當時就有工人議論紛紛，說這個企業集團是看中了鋼管廠的這塊地皮想搞房地產開發。而今，廠房早已抹平，平地而起了成片的商品房，廣告宣傳語上寫著“福地”字樣。爸爸和媽媽難忘舊情，總說這裏的位置好。他們甚至去售樓處看房子，聽了價錢，深吸口氣就回家了。每平米的單價已經超過了五千，而且不接受貸款。
■每個春節，父親都掰著手指頭算還有幾年到六十歲退休，他就不用再自己繳納養老保險
這之後，父親再沒有找到過工作。除了打更，什麽工作會適合一個五十六歲的老頭呢？每個春節，父親都掰著手指頭算還有幾年到六十歲退休。這些年他一直在自己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每年繳納6700元，已經繳納了8年。回頭想想，他買斷的10080元，遠遠不夠繳納社會保險的錢。《製度實踐與目標群體》一書收錄的官方數據顯示， 2003年遼寧省城鎮就業人員有1002.6萬，其中240多萬未參保的就業人員以下崗職工為主。這些年，下崗職工陸續的補交了養老保險，但是這筆錢，還是自己出的。
有時候，他會發愁，接下來四年的保險錢從哪裏來。我自然勸慰他不要上火，女兒自會承擔。但他總是不肯，還是想找點事兒幹。
像父親一樣的工人，不在少數。下崗工人們有著“紊亂的生命曆程”。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對自己有著準確但揪心的定位：“剛生下來就挨餓，該上學就停課，該畢業就下鄉，該工作就下崗。” 也並不是每一家都會有一個考出去的孩子。很多家庭在父母雙方下崗後，孩子也不再讀書。我也問父母，當年那些同事的孩子們在幹嘛？聽說有的租個服裝攤位賣衣服、有的借錢買輛出租車，還有一些去了外地打工。混得好不好也就不得而知了。
今年春節，喝多了的二姑夫對我說，“我年輕時候羨慕當工人。隻要幹得好就能漲工資、入黨、評先進。我就使勁幹活啊。”他轉而問父親：“都說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你說該怎麽振？”父親和他碰了個杯：“怎麽振都跟咱們沒關係了，咱們這代人是過去了。”二人啜了口酒，眼含熱淚。
■後記
過去，我父親下崗沒有工作，很多人會說他沒能耐，沒本事。我也怨過他。隨著我長大，我越來越能理解他的不容易。寫過此文，我在內心深處和父親達成了諒解。所有的父愛，都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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