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孔子的這一觀點在現代社會經常受到人們的批判，人們會理直氣壯地說：平均主義會造成普遍的懶惰，使整個社會失去進取心，永遠停滯在貧窮的階段。而“不均” 即不平等則可以刺激人們去競爭，使整個社會充滿活力，最終可以使整個社會擺脫貧窮。
這種觀點看上去好象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分析，孔子的“均無貧”的觀點恐怕也不無道理。因為“貧窮”隻是一個相對的和主觀的概念。“不均”才是現實中一個絕對存在的差距。
我們今天回頭看一百年前的人類的生活，會認為他們是“貧窮”的，但在當時他們可能並不認為自己是“貧窮”的。現在生活在富裕地區的人們也許自以為是“富”的，但是安知在百年之後不被那時的人認為是貧的呢?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貧寡”與“不均”其實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麵，人們之所以會產生貧與寡的感覺，就是因為“不均”的存在，沒有“不均”就無所謂“貧寡”。 比如在采獵人的平等社會中，既沒有富人，也沒有窮人，大家自然誰也不會有貧與寡的感覺。盡管他們的物質生活，在現代人看來好象是很貧乏的。但他們自己並不覺得貧乏。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曾經度過了幾百萬年沒有貧窮的生活。貧窮隻是到了人類開始所謂文明進步的階段之後，也就是人類社會出現了“不均”之 後，才產生的。因此，隻要不均存在，貧窮也就存在。想要通過拉大“不均”的程度來解決貧窮問題，就好比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
當今世界現代文明和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然而即使是在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也仍然存在著貧窮的現象。盡管那裏的貧窮，在極不發達地區的人們看來，差不多已經可以算是富裕；但是對發達國家的窮人自己而言，則實實在在是一種無可懷疑的貧窮。
再從整個世界範圍來看，科學與文明的進步，並沒有使世界各民族各地區均衡地得到好處，富國貧國之間的差距比前工業文明時代更大。甚至在一些極不發達地區，人們的絕對生活水平，都沒有比他們的過去有任何提高，甚至還有所倒退。
從下麵的分析我們將看到，這種世界性的貧困與不均現象，是現代化文明的直接成果。
我們可以拿糧食問題為例，說明世界範圍內的這種貧困與不均現象。
有關世界上一些貧困地區持續性的糧食短缺與饑荒的報導，經常出現於各種新聞媒體中。全世界有近10億人處於某種程度的營養不良狀態。他們當中5歲以下兒童受害尤深，不少兒童或直接死於營養不良，或死於對於營養良好兒童來說不至於死亡的一些疾病。
一種通行的看法以為，人類有史以來就一直有饑餓現象，一直有人吃不飽肚子，人類一直在同饑餓作鬥爭。然而人類學家對這種說法提供不出肯定性的證據。相反，一些民族誌的材料證明，近幾十年來出現於非洲、南亞一些地區的大範圍的、持續的嚴重營養不良狀況，在前工業文明時代是罕見的，至少是在“國家”產生之後才出現的。
這些地區在前工業文明時代，雖然也會發生季節性的饑荒，也有時會遇到全年的自然災害。但是象本世紀出現的這種年複一年的嚴重饑荒，並對大批人群的健康、活力和幸福造成嚴重影響的現象，在前工業文明時代都不常見。
為什麽在現代文明和科學技術，包括農業技術，據稱已經取得前所未有的進步的當今世界上，卻還有一部分人類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食品饑荒，過著一種前所未有的營養不良的生活?
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究竟誰應當對此承擔責任?
對這個問題有兩種常見的不同解釋。一種是直接從“貧富”上找原因，認為是這些地區資源匱乏，人口眾多，造成了糧食的絕對短缺，可以稱之為“貧寡”論。另一種觀點認為無論就整個世界還是就某個國家來說，資源的總量本來足以養活其現有人口，饑荒和貧窮完全是由於對資源的控製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可以稱之為 “不均”論。
持“貧寡”論的人是大多數。他們認為象印度、斯裏蘭卡、馬裏、埃塞俄比亞、薩爾瓦多這些國家，主要的問題就是人口太多。他們有限的土地難以生產出養活這麽多人口的糧食來。在平常年份人民已生活在饑餓的邊緣，一旦遇到自然災害，就必然出現大規模的饑荒。象孟加拉地區在60年代，埃塞俄比亞在80年代發生的 大饑荒，就是由幹旱引發的。總之，這種觀點認為，造成大饑荒的原因無他，人口過剩加自然災害而已。由於人口太多，那裏的人民平時即處於營養不良之中，一旦遇到自然災害造成疾病流行，則大批人口的死亡便不可避免。
在“貧寡”論者看來，這些地區的糧食、水、土地和其他生活資源絕對短缺，所以一切隻能歸咎於這些地區人口增長太快，以及生產力低下，不能開發出新的資源，等等。
另一種看法則與此相反，認為人口、自然災害固然是觸發或加劇糧食短缺和饑荒的因素，但卻不是根本原因。事實上並不存在所謂絕對短缺問題，佛朗西斯·摩 爾·拉貝(Francis Moore Lappé)和約瑟夫·科林斯(Joseph Collins)在他們的專著《糧食第一》和《世界饑荒十二種神話》中，對絕對短缺的神話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任何國家的土地資源本來都可以養活本國人口。造成貧窮和饑荒的根本原因在於對資源的不平等的占有與使用。換句話說，是由於從前西方殖民主義者在這些國家留下了一種極不平等的經濟體係，使資源掌握在少數富人手中。同時，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整個世界經濟秩序，也仍然影響到這些國家資源不平等、不合理的配置與使用，對這些國家的饑荒與貧窮也負有不可逃脫的責任。這種觀點可稱之為“不均論”。
按照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理念建立起來的這些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經濟體係，是根據支付能力，而不是根據本國人民的生活需要，來決定生產什麽以及如何配置與使用資源的。例如，美國人要喝哢啡，要吃糖，他們有支付能力買這些東西。於是中美洲的富有的大農場主們便紛紛把他們的土地用來種植哢啡豆和甘蔗，因為這些農作物可以為他們帶來高利潤，賺到更多的錢。賺了錢以後，他們可能又會拿出一些錢來再買更多的土地，用來種植美國人肯花錢買的東西。至於本國農民需要土地種 糧食養家糊口，則誰也管不了了。
西方大國通過自由貿易及經濟互補等原理來控製其他國家經濟，兩千六百多年前中國的管仲就成功地使用過。他在齊國鑄造貨幣，向周邊國家單一購買某種農產品，迫使這些國家種植單一的農作物。而一旦齊國停止向這些國家購買這種農產品，便使這些國家出現糧食饑荒，不得不聽命於管仲所在的齊國。
“不均”論者並不完全否認“貧寡”論者所說的那些道理，人口的絕對增長和自然災害的出現，也的確會使一國人均糧食擁有量有所下降，乃至引發饑荒。但這隻是部分的原因。人口固然在增加，但是農業技術的改進，資源的合理配置，生產的重新組合等等，本來是可以為所增的人口提供所需的糧食的。
根本問題不在於資源太少，而在於由太少的人占有和控製著太多的資源。即使在那些發生饑荒的國度，如果能將當時所有的糧食進行平均的分配，也還是能夠為人民提供基本口糧，不至於餓死太多的人的。本世紀60年代，在孟加拉地區饑荒高峰時期，該地區的糧食卻仍然在出口。這一現象典型地提示當時發生在那裏的問題，絕不止是糧食的短缺，更重要的是當時那些掙紮在饑餓與死亡線上的民眾，對那些出口的糧食沒有支配權，因為那些糧食控製在少數不愁吃不飽肚子的富人手中。
人類學家威廉·杜爾海姆(William Durham)在其專著《中美洲的貧乏與生存》中，對薩爾瓦多這個國家的饑餓和貧困問題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很能說明資源的“貧寡”與社會的“不均”在促成一國饑荒與貧困中各自所起的作用。
初看起來，薩爾瓦多似乎是一個典型絕對“貧寡”的例子。這個拉丁美洲國家從上個世紀末開始，經過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人口翻了七番，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英裏700人，高於中國和印度。為了增加農田，該國大片森林被砍伐，這又造成了生態環境惡化，水土流失等不良後果。人均糧食生產水平逐年下降。從50年代 開始、糧食進口逐年增加。從這些跡象來看，這個國似乎是一個典型的由於人口劇增導致資源絕對饋乏的例子，可以用來支持“貧寡”論者的觀點。
但是如果再深入細致地分析一下，則會發現上麵所說的這些現象，並非導致大多數薩爾瓦多人貧窮和饑餓的全部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雖然該國的基本糧食(玉米、大豆、大米)的產量自50年代開始是在不斷下降，但是整個農業生產水平還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保持著平衡的。人均糧食產量之所以下降，主要 不是因為土地上的人口增加了，而是因為越來越多的農田不再用來生產糧食，而是生產專供出口的農作物，如哢啡豆、棉花、甘蔗。到了60年代，全國約40%的農田用於種植出口產品，尤其是哢啡，全國用來種哢啡的農田幾乎和種玉米的農田一樣多，而玉米是當地農民的主要食品。
哢啡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高於玉米，種哢啡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利潤，這是導致該國大片農田用於種植哢啡的原因。假如農民種植哢啡掙了錢，然後再用錢去買糧食，那麽種哢啡倒也不是壞事。但是問題在於這些哢啡大部分不是在屬於普通農民的土地上生產的，而是屬於少數富有的農場主的私人財產。
土地所有在薩爾瓦多很不平均。全國有近一半的農場是一些一公頃以下的小農場，由普通農家用於生產維持自己生活所需的糧食。全國隻有1.5%的農場是占地 50公頃以上的大農場，但是這1.5%的農場主們卻占有了全國農田的近一半。這種土地集中在少數富有者手中的狀況是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在後殖民時代仍然繼續加劇。到50年代，全國無土地或土地不足的農業人口占全部農業人口的39%，到70年代，這個比例上升到51%。
在薩爾瓦多大部分糧食是由小農場生產的。占地5公頃以下的小農場隻擁有全國16%的農田，卻生產了全國51%的玉米。而100公頃以上的大農場, 占有全國48%的農田，而生產的玉米卻隻占全國玉米產量的19%。占農場總數85%的5公頃以下小農場的哢啡產量僅占全國8%，而占農場總數0.9%的100公頃以上大農場，哢啡產量卻占全國51%，其中大部分用於出口。顯而易見，靠種哢啡發財致富的隻是那些大農場主。
杜爾海姆的研究還發現，農場越大，其農田的利用率也越低。占地一公頃以下的小農場大多精耕細作，絕大部分田地都每年用於種植。而那些大農場，幾乎有近一半的土地是用來長草養牛。養牛對土地資源的利用率當然比種糧食低，但是掙錢卻比種糧食多。
杜爾海姆總結出兩點結論：
第一：薩爾瓦多的糧食短缺不是因為土地沒有能力生產出足夠的糧食維持當地人的生活，而是由於大片土地沒有充分利用，或用於生產出口作物。
第二：土地資源的短缺，並不是因為人口太多，沒有地方可去，而是因為在不斷的土地競爭和兼並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小農戶被從他們原來的土地上排擠了出去。
總之，人口增長對饑餓和貧困的產生是有影響，但薩爾瓦多的情況說明我們不能將“人太多”看作一切問題的症結。人口增長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經濟背景下發生的。不同的政治、經濟背景影響著人們解決人口和生存問題的方式。因此，決沒有理由認為任何國家單位土地麵積上的人口達到一定數量就必然會發生饑荒和貧困。
發生在薩爾瓦多的情況並不是個特例，而是當今許多不發達國家帶有普遍性的現象。人口增長加上土地兼並，不啻雪上加霜。普通農民即使勉強保住自己的農田， 也會由於自家人口的增加而導致貧困。由於貧困，他們或者向富人租地，或者把自己的地賣掉換錢糊口，或者廉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有這一切都隻會使他們更加貧困。
這是不發達國農村貧困人群帶有普遍性的經驗。這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也很普遍。有鑒於此，中國古代差不多曆代朝廷都花大力氣解決土地兼並的問題，抑製大地主經濟的發展，保護自耕農的利益。曆代田製改革措施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當然這樣做政治上也是為了維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因為大地主勢力的膨漲必然導製地方割據和分裂。
但對大地主兼並勢力的打擊，客觀上對廣大農民有利。所以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往往隻反貪官，不反皇帝。農民起義打出的旗號往往是“均貧富”。而有作為的賢明的皇帝、宰相，往往正是在“均貧富”方麵作出了有效的努力。在政治上曆代開明的朝廷也設法抑製大地主的勢力，剝奪地方地主的武裝，隻讓國家掌握統一的軍隊。實行科舉製度，讓熟讀聖賢書，忠於大一統的人來從政；不讓大地主大商人憑借自己的經濟實力在政治上撈到好處，卻讓出生貧苦農民的讀書人有機會進入最高權力機構。
所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遏止了中國古代社會急驟走向貧富兩極分化，同時也維護了國家的大一統。十七世紀以前，中國社會能有持續穩定的發展，頗得益於這種大一統的穩定局麵。至於十七世紀以後，中國的發展相對滯後，大一統成了“進步”的阻礙，使中國不能盡快進入“發達”的資本主 義，則是一個屬於需要引入外來因素的參數加以討論的複雜的世界史的問題，這裏暫不申發。
但就中國在十七世紀以前自我封閉的社會內部進行自我調節，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而言，中國封建朝廷抑製土地兼並，維護大一統，遏止分裂，縮小貧富差別等等努力和措施，應當說是正確的、明智的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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