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製度內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體，在致命疾患的潛伏期間，根本無從發現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識到自己身體出了問題時，或許已到了疾患的晚期。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積聚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的同時，其實也在積聚著一係列製度性和社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近十年裏，原來潛伏在體製深層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暴露出來，以前可以視而不見或可以暫時擱置的問題，現在已經無法回避。我提出的“中國十問”，並非是我的先見之明，這都是實際存在於中國製度內部，其嚴重性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許多學者，包括執政黨的一部分高層官員，對中國當前麵臨的各種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路徑，是有深刻的認識。不管左中右，對於中國繼續深化改革，通過改革解決問題，也是有共識的。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我不諱淺陋，願意直麵問題，諍言國是。
1、執政黨的合法性問題
理性地客觀地說，執政黨目前麵臨的一係列重大問題，核心是合法性危機。何謂“合法性”？政治學者俞可平有一個簡明扼要的解釋，我認為很恰當。他在《財經》雜誌（2012年6月11日）上撰文認為，合法性“指的是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它與法律規範沒有直接的關係，從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東西，並不必然具有合法性。隻有那些被一定範圍內的人們內心所體認的權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學中所說的合法性。”我的理解是，合法性來源於人民的自覺認可和服從，來源於人民的授權， 來源於人民的支持。毛澤東早就說過：“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現在執政黨也是反複強調，權為民所賦。這說明，在原則上、法理上，執政黨是完全承認它的執政合法性來源於人民的認可和同意。問題是，人民以何種方式予以認可和同意呢？
執政黨目前的執政地位，是通過暴力革命方式取得後自然延續下來的，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能夠徹底摧毀國民黨強大的軍事機器，推翻國民黨的專製統治，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缺乏憲政民主的條件下，戰爭是解決政治合法性的特殊途徑。但是，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之後，政治的合法性就不能再繼續通過暴力的或戰爭的方式加以解決，而隻有走憲政民主之路。目前世界上的絕大數國家，都是通過憲政民主製度來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即使是那些最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其世俗政權的合法性依然是來自於人民的自願抉擇。中國的問題在於，從形式上看，執政黨並不缺少人民的授權，人民代表大會每年例行召開，名義上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最高權力，而實際上，人民對於國家公權力的形成、運行、監督和處置並沒有實質性的授權委托關係，執政黨的合法性是依靠傳統的統治手段、意識形態和其他方式得以維係。在這樣的製度安排下，執政黨的統治能否達到善治狀態，能否長治久安，能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願，現在是否應該有結論了？
2、權力失控問題
按照馬克思的理想，社會在生產出龐大的國家機器之後，最終是要把國家送入到曆史博物館，與青銅器和紡車陳列在一起。這個理想何時能夠實現，現在還無法預測，但馬克思一生都在強調的限製國家權力、控製國家權力的思想則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實際上，這也是啟蒙時代以來符合人類進步的共識，馬克思的思想敵人，從洛克到孟德斯鳩到密爾，他們都主張，要把國家公權力關進民主和法治的籠子裏，不能把它放出來，讓它為所欲為。經過人類近二百年的政治實踐和不同的政治製度的比較，限製國家權力和控製國家權力的思想已經成為憲政民主製度的主要訴求。但是，這個訴求的現實性對於中國而言看來還為期遙遠，國家權力過大，過於集中，不斷越界侵入社會領域，幹預民間生活，非法剝奪私有財產和私人利益，已是當前的主要製度弊端。
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帝國曆史的超大型國家，國家權力一直超常發展，國家權力觸角深入社會各個角落，國家和社會幾乎完全重疊。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製定改革路線時，明確要求各級政府不要再去管那些“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個話已經切入到國家和社會關係的核心，即國家權力是有邊界的，不能越權進入社會領域。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國家權力過大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是在經濟的高速增長中日趨膨脹，各級政府掌握著巨大權力和資源，熱衷於各種開發計劃，直接決定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由此帶來的後果是，不受約束的權力運行，不僅製造出一係列後患無窮的環境、生態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且成為當前社會政治轉型的最大障礙。在社會日趨自主發展的時代，國家主義的製度安排還能走多遠？
3、製度性腐敗問題
在一黨執政條件下能否徹底根治腐敗？現在看來已經是一個偽問題了。從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曆經三代領導人，對於遏製黨內腐敗現象，不可不謂高度重視，幾乎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在各種重要場合反複對社會作出莊嚴承諾，在製度安排上也竭盡全力，采取各種措施，試圖有效製止腐敗的蔓延，徹底根治腐敗現象。但是，事與願違，執政黨的腐敗現象在近三十年裏不僅未見絲毫收斂，反而愈演愈烈，幾成不控之勢，其惡性化的廣度和深度，中國曆代曆朝恐都鮮見。對於執政黨腐敗的嚴重性，社會上不管左中右，都有普遍的共識，可謂同仇敵愾，人神共憤。盡管如此，在執政黨的統計學中，曆來將腐敗分子歸類為一小撮，將他們排除在絕大數優秀者之外，把他們的腐敗行為視為個人行為，無損執政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這樣的解釋何以讓人信服？
權力何以失控？權力何以腐敗？這在政治學原理上已不是難解的秘密了；不受製約的權力必然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這已是被曆史反複證明了的真理。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這篇綱領性文獻中也明確認為，現行黨和國家製度的主要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麽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為此，他還列舉了這種製度弊端的主要表現和危害：“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麵，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複，壓製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鄧的這個講話，在執政黨容許的範圍內已經講到極致了，對執政黨製度弊端的危害性可謂明察秋毫。以他這樣的地位和權威，把話說的這樣重，理應有所成效，為何三十年過去了，這些已經被充分認識到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4、道德危機問題
中國的道德係統近乎崩潰，從執政黨內部到社會各個領域，物欲橫流，寡廉鮮恥，腐化墮落，炫富逐臭，以醜為美，謊言連篇，無視操守，出賣氣節，不重誠信，不擇手段，毫無底線，各種反道德反文明行為，比比皆是，社會幾無淨土，公共場域混亂不堪，文化精神領域普遍淪陷，中國傳承數千年的人倫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壞。這意味著，中國在缺失了製度約束和法律約束的情況下，進一步失去了道德約束。一個缺失製度、法律和道德約束的國家，會有前途嗎？
中國整體性的道德潰敗何以會發生？中國道德危機的根源何在？我看可以從三個方麵加以觀察。首先，執政黨傳統的道德資源幾乎完全流失，以革命理想、紅色動員、雷鋒精神、集體主義、大公無私、艱苦奮鬥、寡欲樸素為內容的革命化道德主義，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發展進程中，已完全失去了凝聚人心整合思想的效力，這些年來執政黨反複提倡諸如“五講四美三熱愛”、“八榮八恥”、精神文明建設、學雷鋒、發揚主旋律、唱紅等各種活動，幾乎毫無實際效果。在新的時期，執政黨陷於傳統意識形態，不能因應市場化和世俗化的潮流提出新的理想化道德尺度，無法引領中國的道德重建。其次，執政黨自身不能以道德正己，沒有垂範社會，無法有效約束各級官員的行為，大量的腐敗現象既是觸犯法律，也是道德淪喪，執政黨的道德狀態要大大低於社會一般的道德水平，國家和社會道德危機的總根源其實是在執政黨內部，是其製度性弊端的必然後果。第三，中國傳統的道德係統被紅色的革命化道德徹底摧毀，原來維係社會正常人倫關係和秩序的道德資源，在權力和市場的雙重侵蝕下已難以為繼，與憲政製度和公民社會相適應的倫理道德建設又在現實中被一再阻止。舊的道德被打碎，新的道德又無從建立，社會處在道德的真空狀態。在此情況下，道德重建何以可能？
5、信息傳播問題
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成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更確切地說，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能夠設想中國的所有電腦全都死機後會是一個什麽後果？對於言說——信息傳播的最初方式——的重要性，中國古人高度重視，謂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毛也說過，要讓人說話嘛。但是，現在看起來很不正常的是，人們不能自由地言說，不能自由地傳播信息。言說，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最大的政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在執政黨的信息傳播上，公開主張是“說真話”，可見有過謊言連篇的時候，有過真相和謠言糾纏難分的時候。人民對各級政府的態度，主要取決於對政府言行的判斷，當政府的發言人一再閃爍其辭時，政府的公信力實際上是在自我消解。一個責任政府，前提就是信息透明和信息公開。和政府不說真話相配合的另一麵，是限製社會的信息傳播，憲法規定的公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被以各種方式限製著。問題是，在互聯網時代，傳統的言論限製方式還能繼續有效嗎？
必須清醒地看到，互聯網是人際交往領域最偉大的革命，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際交往和信息傳播的方式。人際交往從個體到群體，是一個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從個人到家庭到家族到宗族到民族到國家到地區到全球，這是一個人類交往外延不斷擴大的過程。互聯網的出現，人際交往還從實體領域進入到虛擬領域，直接進入了人的心靈和思想，這使得原來控製人類交往的那些傳統手段和方式，比如製度、暴力、自然界限，均都失效，無法阻擋。互聯網的本質是信息交流，是人的思想和心靈的交流，是民意的表達，這是憲政民主製度的精神條件。人的思想和心靈是比製度更強大的力量，它最終是不可控製的。當信息不可控製，知識不可控製時，那就意味著無法再繼續實行愚民政策。在一個主要資源無法控製的情況下，社會的信息傳播製度應該怎麽安排呢？
6、司法獨立問題
近十年來，中國的情況可謂是“發展很迅猛，改革無進展”，尤其是在關鍵領域，改革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政治體製改革基本上是流於空話，光說不練；司法領域是全麵倒退，法治建設舉步維艱，完全沒有落實執政黨在“十六大”上製定的依法治國的大政方針。執政黨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建設。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麵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堅持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執法水平，確保法律的嚴格實施。維護法製的統一和尊嚴，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拓展和規範法律服務，積極開展法律援助。加強法製宣傳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尤其要增強公職人員的法製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黨員和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成為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模範。”現在可以拿司法領域的實際情況和十六大報告的上述觀點逐條對照，有哪一條真正落實了？重慶“打黑”中暴露出來的一係列問題，絕非是重慶的個別現象，其實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貴陽小河區法院至今還在表演公然踐踏法律的鬧劇，其違法行為在眾目睽睽之下居然無法遏製，執政黨從中央到地方居然罔顧這些枉法違法現象，主動或被動地為其背書，這難道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的應有表現？
毫無疑問，依法治國的核心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的實質是法大於一切，任何個人、組織或政黨，都隻能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受到法律的約束。離開了司法獨立，法治國家根本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當前司法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根源就在於沒有司法獨立，缺少合法性的製度安排，政法委統一領導“大三長”，“大三長”統一協調辦案，不是以法律而是以執政黨的意誌為最高準則，黨大於法，政大於法；法律不是公正公平的規範，而是淪為執政工具、維穩手段。為維護執政黨的利益，司法部門公然提倡“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唯獨不講“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律師辯護製度不能有效執行，公民各項權利得不到保障，公權力對公民的各類侵權行為之所以屢屢發生，完全是因為沒有建立法製的統一和尊嚴，放任公權力淩駕於法律之上。司法不獨立，法治國家何以可能建立？
7、公民社會問題
公民社會的培養和壯大，是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必然會形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公民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公民的自組織化運動，是公民自治的體現。由於涉及到執政黨對任何組織化行為的天然警惕和防範，公民社會建設並沒有被納入到執政黨的製度設計和安排之中；相反，從傳統的意識形態出發，把公民社會視為西方製度的一個方麵而加以拒斥，不主張，不研究，不實踐，對民間自發形成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化社會行動多有限製。這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鬥爭思維慣性，是統治而不是治理的概念，以為隻有將社會置於分散化或碎片化狀態，才能進行更有效的統治，把社會的無組織化一廂情願地視為執政黨長治久安的基礎。問題是，社會的自組織化或無組織化，究竟哪一種社會狀況更適合中國的長遠發展，更適合人民的利益，也更適合執政黨的治理和轉型？
中國自秦以來，一直是一個權力垂直型安排的社會結構，從中央到郡縣一以貫之，沒有中間社會體，不像歐洲，是一個權力橫向配置的社會結構，在王權之外，還存在著貴族、教會和城市等不同勢力。
由於缺少中間層，中央集權的製度安排，體現的是最高統治者對社會底層的直接統治關係，沒有中間過渡層和緩衝層，底層一片散沙，看似超穩定結構，但是一旦陷入動蕩，社會無組織的力量會在瞬間形成強大的破壞力，社會變革以革命形式出現，形成革命和專製的周期性震蕩。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均來自於這樣的社會結構，是中央集權製度的必然後果。公民社會建設，本質上是擴大社會的中間層，以中產階級為主導力量，通過社會自組織化途徑，構造社會理性和穩定的秩序，形成社會協商對話機製，對上限製公權力的侵權和擴張行為，對下引領社會底層力量從無序進入有序，上下雙向遏製極端性行為，由此奠定憲政民主的社會基礎。執政黨目前麵臨的選擇：是主動引領和培養公民社會，形成和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推動中國以改革的方式解決轉型問題？還是繼續實行限製公民社會政策，放任社會的無組織化狀態，進而被迫把全社會逼入到傳統的革命動蕩之中？
8、地方自治問題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在執政黨六十多年的執政曆史中，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毛論十大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位列其中，可見執政黨是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曾經實行大區製，這既是為了擴大地方自主權，也是防著諸侯坐大。按毛的想法，這樣的製度安排，是要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實際上，在毛時代，根本不可能提出地方自治的問題，毛是高度警惕所謂地方分離主義，背著這個罪名下台或去職的地方大員為數不少。到了改革開放階段，地方的自主性在客觀上有了很大提高，國家發展經濟的動力主要是通過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得以實現。這幾年，地方湧現出多種發展模式，比如“重慶模式”、“廣東模式”、“浙江模式”、“江蘇模式”，從而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地方各行其是，中央樂觀其成。但是，這些改變僅僅限於經濟領域，涉及事權、財權，最關鍵的人事權仍然集中掌握在中央手裏，作為綜合性的地方自治實驗，尚未破局。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地區差異極大，地方發展不平衡，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製度上究竟應當如何安排？
中國在曆史上已經經曆了兩種不同的製度。西周封建製，是橫向的權力配置，實質是權力的多元化，是地方中心主義，最後是六國分裂。秦統一中國，以中央集權製取代封建製，實質是權力的一元化，是大一統主義。劉邦立漢，最初是想實行郡縣封國並舉製度，即把封建和中央集權結合起來，但七國內亂之後，這個製度實驗即宣告失敗。從此之後，中國分分合合，封建已不再具有製度意義，中央集權專製始終居於支配地方，至今依然沒有根本改變。在缺乏憲政的條件下，封建製所代表的地方主義和中央集權製所代表的大一統主義，是不具有曆史的共時性和製度功能的相兼性，所謂“分合治亂”隻能在中央集權專製條件下得以解決。憲政民主下的聯邦製，為根本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提供了有效的合理的製度安排。聯邦製不僅適合大國，也適合小國，可以充分滿足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同時能夠滿足不同地區的發展要求，在多元發展中尋求和諧統一。而聯邦製的基礎就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實質是，在憲政條件下，實行事權、財權和人事權的最大自主性，由地方人民按民主的方式決定地方發展。目前，在執政黨的執政格局中，地方自治尚未提到議事日程，聯邦製被置入幾個“不搞”之列，如此下去，何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何以解決民族矛盾？何以實現中國的長期統一？
9、重大曆史問題
執政黨建國以來運動不斷，在黨內反複進行路線鬥爭，對不同政見者無情打擊，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在黨外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無產階級專製，尤其是在文革期間，極左思潮泛濫，無法無天，“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執政黨對於自己犯下的錯誤是有深刻反省和總結的，在上述決議中就認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堅持真理，堅持修正錯誤，是執政黨的優良傳統，但是，受製於執政黨的共同利益、客觀條件、認識水平和意識形態，建國以來的一些重大曆史問題，其實並未根本解決。主要是，對毛的錯誤沒有進行徹底清算，對文革災難的深遠影響缺乏足夠的估計，對八十年代末期發生的政治風波尚未給予公正評價。這些重大曆史問題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民族的精神創傷就無法治愈，人民的思想就無法統一，執政黨的政治信用和道德形象就無從恢複。曆史的欠賬究竟要到哪一天才能徹底還清？
曆史的清算和補償，是威權體製政治轉型過程中繞不過去的一個坎。如何平穩地理性地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對執政黨既是巨大挑戰，也是重塑其合法性的重要契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之所以從一開始起就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就是因為這條路線從否定文革開始，和極左路線背道而馳。人心所向，曆史趨勢，都是來自於撥亂反正。現在，又到了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一方麵，在改革三十年之後，毛式社會主義大有卷土重來之勢，極左老左勢力在新左的呼應下，公開主張以文革法統取代改革法統，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取代鄧小平理論，試圖全麵扭轉改革進程；另一方麵，改革停滯不前，人心渙散，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執政黨合法性動搖，政治危機因素日趨積累。在改革不進則退的關口，執政黨要重建社會共識，重新凝聚人心，重新領導改革進程，必須本著對曆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徹底解決重大曆史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別的選擇嗎？
10、普世價值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深刻的精神變化，它直接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是由執政黨啟動，由社會各界特別是理論界廣泛參與的社會啟蒙，以科學、民主、自由這些人類文明史上的主流價值為武器，徹底否定文革，清除極左路線，批判各種僵化思想和理論，重新認識和評價人類共享的精神財富，推動中國進入世界文明大道。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在經濟領域能夠取得重大成績，就是因為它遵循了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按市場機製配置資源。這在計劃經濟時代是無法想象的，市場機製、明晰的產權製度、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均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被拒之門外。思想解放運動，首先是在發展經濟的理念上有了突破，在種種爭議和阻擾中，市場經濟的合法性逐步從意識形態的限定中被解放出來，現在已經成為改革的法統，無可阻擋。問題是，與市場經濟必然相伴而生的憲政民主製度和自由人權理念，為何還要被我們一再擋在中國門外？我們既然已經享有了引入市場機製的紅利，為何卻要對那些保護市場以促進更公平社會的政治製度安排予以拒絕？
近十年來，政治體製改革停滯，思想領域在不爭論中重陷僵化狀態，不該說的不說，該說的也不說，重拾陳舊的意識形態教條，思想解放幾近絕跡，文革極左理論由此重新泛濫，公然與普世價值為敵，縱容那些背信棄義的獨裁國家，不惜挑戰世界主流正義。在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大概隻有極少數國家，才會公開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把普世價值還看作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工具。中國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僅僅是在經濟總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而且還要在製度、道義和價值上給世界以令人信服的表現，要和世界的主流文明走在一起，要讓每一個中國公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自豪地說：我來自於民主的、正義的、富強的中國。我們能有這一天嗎？
原文選自《愛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