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這些罪孽是反文革派操刀的。由作者自己的文字作證：
“當時，我們淮南市有一幫人‘文革’大造反時期沒有過足癮，利用‘批林批孔運動’，說毛某人身邊還有一個比林彪更大的‘定時炸彈’，要‘誓死保衛偉大領袖’，要‘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血戰到底’，又尋死判活地大鬧起來。他們打人、抄家、搗毀政府機關乃至公安局、檢察院、法院，鬧的太瘋狂。後來，北京下命令把這些人都抓了起來，‘打擊刑事案件專案組’就是專門整治這一些人的。他們中間的首要分子都是不知死活的政治歹徒，大腦都像進了水似地特別瘋狂。有的家夥被判了死刑，直到被執行的前夜，還夢想著北京突然‘傳來喜訊’：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那個‘比林彪更大的“定時炸彈”’被公開點名批判了！禍亂中華民族的妖魔確實說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但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沒有來。翌年，這些人該殺的殺了，該判的判了，專案工作實際上即將結束。”
文革中反文革的當權派利用手中的權力和人脈，動用國家機器和親信人馬，殺人立威，借力打力，打擊敢於向其造反的人，以文革名義保自己的特權，同時以文革名義製造罪孽從而通過敗壞文革、搞亂文革達到反對文革、瓦解文革的目的。文革中幾個重要的規模較大的屠殺，無一不是他們做的孽。所以，在反文革派一手遮天的今天，我們在他們攻擊文革的時候，不時聽到這些慘案，但我們始終見事不見人，無從知道決策人的尊姓大名和決策過程，而一切的具體的罪孽都被歸到了毛澤東本人和文革、紅衛兵等這些抽象符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