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王貴秀：“極左”為何大行其道
有些習慣於拿大帽子嚇唬人的“理論家、政治家”（不妨稱之為“左王”、“左頑”）常常故伎重演，把在經濟體製改革方麵用過的“姓社、姓資”的大帽子，又動輒用在了政治體製改革方麵，企圖以此來阻止人們對政治體製改革深入研討。這些人對中國政治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的看法，很適合決策者的口味，或最容易被當權者接受，其影響不可小視。
改革作為一種新的偉大革命，其進程不可能一帆風順，因為它的推進特別是實質性的推進，必然會遇到種種阻力。改革前期（20世紀80和90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極左思潮和極左勢力。改革後期（21世紀以來），改革已進入深化階段，由於市場經濟剛初步形成，還很不規範，而政治體製改革又嚴重滯後，在此情況下，一個強勢的權貴既得利益階層就得以形成。此時，改革的阻力，首當其衝的就是這種權貴既得利益階層的阻撓和壓製；其次也有極左思想及其指導下構建和固化起來的集權體製的禁錮。當前，這兩種阻力突出表現在阻撓（實質性的）政治體製改革上。對於前者，我在《同舟共進》2010年第10期的一篇短文中曾指出：政改的最大阻力來自權貴既得利益階層。這裏著重談談衝破極左阻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一、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關於反“左”防右的論述
20年前，正當“左”的東西猖獗之際，鄧小平針對長期存在的隻反右不反“左”的積弊及其危害，作了深刻總結。主要包括：
1.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左”，而不是右。“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
2.這種危險的具體的突出表現。“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
3.“左”的可怕之處在於以“革命”的名義嚇唬和打擊人。“‘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被他搞掉了。”
4.總的結論是：“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一條帶有規律性的基本經驗，也是長期的戰略任務。
這些論述為我們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排除“左”右幹擾，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指明了方向，為建立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製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這不僅對當時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其精神對當前和今後的改革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華嶽論壇 - \\\\\\\"http://hua-yue.net\\\\\\\"
二、曆史上隻反右不反“左”，越反越“左”的慘痛教訓
隻反右不反“左”或名為反“左”實則反右的思想和做法，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如此這般反對錯誤傾向，必然會越反越“左”，以至達到登峰造極，而造成難以收拾的可怕局麵。
這樣慘痛的曆史教訓，實在是太多了。僅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黨開展過多次所謂路線鬥爭，而每一次幾乎都是反右，實際上沒有真正反過一次“左”。而所謂反右，往往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把正確的當作右的來批，甚至“左”右顛倒，把“左”也當作右來批。有時也不得不表示要反一下“左”，但最終變著法子還是歸於反右，於是就有了一係列極左理論和做法：以反“左”開始而以反右告終（如廬山會議）；有的名為批“左”而實為批右，如“四清”中有所謂批“形左實右”；林彪事件後又批其“極右實質”；粉碎“四人幫”之後還批了一陣子“假左真右”。這就是說，明明是“左”的東西或極左的東西，往往硬要說成（當成）右的東西來批、來整，這就使人談右色變，患上“恐右症”，而“左”和極左卻成了“革命”、“進步”的代名詞。在這種政治生態下，奉行“‘左’比右好”以及怕右不怕“左”，“寧‘左’勿右”，患有“恐右症”者，以往不在少數；而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也不乏其人。
即使是在反對極左比較得力，推進改革比較順利的時期，由於極左勢力的反撲和幹擾，而造成一定的曲折和反複，也時有發生。如屢有利用所謂“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自由化”或反對“西化”、“分化”以及劃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原則界限等等情況，這實際上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無限誇大，拒絕借鑒資本主義中所蘊含著的合理內容。我們知道，任何“主義”或“模式”都不能照搬，但這不等於不能借鑒，汲取其中合理的東西。
三、“左”右概念可否棄之不用
近來有人認為，隨著“革命”的淡出，“左”右問題可以不必管了，其概念也可以淡出，以至棄之不用了。對此，我想談一些個人的看法。
首先，有人對“左”右問題上所犯錯誤及其嚴重後果和惡劣影響，深惡痛絕，急切地期望以後不要再搞此種“鬥爭”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其精神應該加以肯定。然而，這絕非不再提及“左”右問題，摒棄“左”右概念所能奏效的，而且，這會對分析研究曆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帶來很多困難。試想，把“左”右問題上所犯錯誤作為曆史留給我們的經驗教訓，不僅需要牢牢記取，而且需要結合新的情況不斷深化對它們的認知。再試想，在“左”右問題上長期形成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糊塗觀念以及錯誤做法，在現實中仍然這樣那樣地存在於一些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這些人往往繼續用這些理論工具來分析研究當今許多現實問題，並用它們來表達和爭論。如果“左”右概念一旦被廢棄，那我們運用什麽理論工具與他們對話、交流、溝通呢？
再試想，“左”與右的問題，“左”與右的概念，西方國家也在廣泛使用。雖然，他們的用法和含義與我們大不相同（在他們那裏，與右相對的左不加引號；左與右都是中性詞），但我們分析研究西方國家有關左與右問題的社會思潮及其變化，不能不使用左和右這類概念。
其次，“左”右概念或“左”右問題本身異常複雜，加之長期錯誤地開展反右鬥爭，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造成了許多難以厘清的混亂，至今仍然困擾著人們。基於此，當前和今後，圍繞“左”右問題、反“左”反右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討的課題很多，如“左”右概念的由來（為什麽通常我們在“左”字上加引號，而在右字上則不加引號）；“左”傾與右傾的區別和劃分標準；“左”右傾與左右派的區別和聯係；反對“左”右傾向與兩條戰線鬥爭；西方國家所說的左和右（或左派和右派）與我們所說的“左”和右有何區別；等等。要研究這類問題，非使用“左”右概念不可。
再次，當前改革遇到來自極左方麵的責難不可忽視。最近幾年，改革發展到關鍵時期，機遇與挑戰共存，矛盾和問題突顯。而無論是“老左”還是“新左”，幾乎都把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根源歸之於改革開放。當前麵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諸如公權濫用，市場扭曲；權錢結盟，貪腐成風；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官民矛盾加劇，倫理道德淪喪；等等，在極左眼光看來，都是根源於改革開放，根源於放棄階級鬥爭，背離“繼續革命”，使資本主義複辟。因此，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出路隻有一條：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繼續革命”，反對資本主義複辟，回到“文革”時期那種極左的一套，甚至比那時更“左”。
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推進實質性的改革，使改革有所深化，就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正確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確實衝破那些幹擾和抵製改革，特別是政治體製改革的極左阻力。
四、當前的極左最突出地體現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
“左”、極左的具體表現及其危害在不同時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解放思想，衝破極左阻力的幹擾和阻撓在不同時期應當有不同的側重點。當前，“左”的、極左的幹擾和阻撓最突出地表現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衝破極左阻力在這方麵必須特別“給力”。隻有這樣，才能使改革實現重點突破，取得實質性進展。
一個時期以來，有些習慣於拿大帽子嚇唬人的“理論家、政治家”（不妨稱之為“左王”、“左頑”），常常故伎重演，把在經濟體製改革方麵用過的“姓社、姓資”的大帽子，又動輒用在了政治體製改革方麵，企圖以此來阻止人們對政治體製改革深入研討。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有些人對我國政治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的看法，很適合決策者的口味，或最容易被當權者接受，因此其影響不可小視。在他們看來，我國的政治體製本來就是很好的，或者說，經過30多年的改革已經變得很好了，無須進行什麽改革了。
今後的任務隻是進一步“完善”，使之不斷得到鞏固和強化。其奇妙的論證方法和政治邏輯是這樣的：
他們對我國原有（或現有）政治體製（即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給予全盤肯定和高度讚揚，認為它是當今世界上最好、最優越的政治體製，既突破和超越了我國傳統的集權專製（“集中”）體製，也突破和超越了西方民主體製，美其名曰“集權（集中）與民主相結合”的體製。其基本政治邏輯和路徑是：在非常時期，把黨國一體化（一元化）的高度集權（極權）動員體製發揮到極致，大搞突擊性的群眾運動，實現全民動員，不惜在全社會範圍衝擊和打破（打亂）正常秩序，從而取得別的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轟動效應。以此來證明我們的體製無比優越。其“有力例證”就是抗震救災、舉辦奧運會等特殊事件。有的高層領導者，為了使這種體製的“優越性”持續不斷地得到充分發揮，竟然揚言要把這種特殊情況下的非常之舉 “常態化”，真是匪夷所思。有的政治學者為了用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證明我國現有政治體製無比優越，竟然不顧起碼的邏輯常識，硬說北京奧運會與此前和此後的奧運會“完全不同”。請問：北京奧運會與其他所有奧運會“完全不同”或沒有任何相同之處，豈不是說它根本不是“奧運會”嗎？！那它成了什麽呢？！把這種邏輯用在我們的政治體製上，那就是說，我國的現有政治體製與古今中外的其他所有政治體製都“完全不同”，豈不是說它根本不是什麽“政治體製”，而變成了別的什麽東西了嗎？！以如此“左”的思維方式來評估和維護原來的極左體製，推進政治體製改革豈不成了無稽之談？！
當前，深化改革成為熱門話題，但議論的幾乎都是經濟體製改革、行政管理體製改革、社會管理體製改革、文化管理體製改革等，而對政治體製改革偶爾有人提到，也是一帶而過，大都諱莫如深，避而不談。為什麽會這樣？因為正是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用大帽子嚇唬人的極左思潮和勢力，大有死灰複燃、卷土重來甚至變本加厲之勢，使得“識時務者”隻好在這方麵不吱聲。這從個人利害關係考慮，不失為一種明智選擇。但是，從黨、國家和人民利益以及當前麵臨的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考慮，這就很令人擔憂。因為黨和國家麵臨的最大、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正是政治體製改革嚴重滯後，而且有越來越滯後之勢。這已經直接影響到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直接影響到各級領導機關的民主科學決策，直接影響到行政管理體製、社會管理體製、文化管理體製的改革和創新，更加嚴重影響到反腐敗鬥爭的成效和深入，等等。再不從實質上大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現有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必然會加劇，從而引發社會以至政治危機。
五、政治體製改革的突破口和路徑
要從實質問題上推進政治體製改革，首先要警惕和防[第6頁]止由對現實不滿引向自下而上的傳統“政治革命”，而堅持自上而下的“政治體製改革”。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包含著豐富的內容。而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黨內民主建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我以為，中共作為執政黨在整個政治體係中處於極端的特殊重要地位，其自身的民主改革和建設，對國家和社會的民主化改革具有巨大的驅動力；作為全社會的先鋒隊政治組織，其自身的改革和民主建設，理應走在前列，給國家和社會作出示範，發揮帶動作用；作為有嚴密組織係統和嚴格紀律的政治組織，率先實行民主改革，易於掌控和約束，困難和風險比較小，基於這些，把黨內民主改革和建設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突破口應該是最佳選擇。
中共十六大報告把黨內民主提升到黨的“生命”的高度，並強調了黨內民主對人民民主的示範和帶動作用，還具體指出，發展黨內民主，要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基礎，以完善黨的代表大會製度和黨的委員會製度為重點，從改革體製機製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黨組織和黨員意誌的黨內民主製度。這就從“基礎”、“重點”、“入手處”和“目標”諸多方麵為新時期執政黨民主建設描繪出了一幅宏偉而清晰的藍圖。黨內民主建設的當務之急是，按照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精神，著力做好以下工作：
（1）建立健全有關製度，以完備的製度保障黨章規定的黨員民主權利，確實體現和落實黨員的主體地位。而關鍵是實現和保障黨員的思想言論自由權利。這是貫穿於黨員八項權利的靈魂。
（2）改革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製度，加大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製的力度。關鍵是建立黨代會執行機關的常設機構——黨代會常設委員會。
（3）調整和理順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及其領導人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製，改變權力授受關係模糊不清以至顛倒的傾向，把“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製”的思路細化和具體化，逐步見諸實踐。
本文作者王貴秀，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