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河南信陽饑荒慘況:哥哥打死妹妹烤著吃(圖) 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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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河南信陽饑荒慘況:哥哥打死妹妹烤著吃(圖) 炎黃春秋

核心提示:這個公社的南堯大隊,一家老人餓死了,隻剩下兩個哥,一個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裏烤著吃。



本文摘自:《炎黃春秋》 2008年第05期,作者:任彥芳,原題:《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大饑荒》

2000年的5月7日在鄭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歲的張申細言慢語地向我講了他的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經過,他的老部下74歲的周化民在一邊聽著,有些是他們共同的經曆。

張申,1953年後任中共開封地委書記,是焦裕祿的老領導,離休前任河南省委秘書長;周化民在1958年任開封地委工業部部長,1965年任蘭考縣委書記。離休前任商丘地委副書記。

下麵是訪談實錄。

張申:

1955年上半年,鄭州地委改名開封地委,原地委書記張健民調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我繼任開封地委書記。

從我當了地委書記就失去了平靜的日子。

原來農村合作化工作比較順利,1953年,被稱為“農民運動專家”的鄧子恢出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堅持群眾自願入社的原則,步驟要穩;合作社規模宜小些,不同地區區別對待,不要一刀切;農村合作社不僅要發展,更要鞏固。

從我實際工作中體會,這是正確的。

可我錯了!毛主席開始批鄧子恢是“小腳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實現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擔心。可新鄉地委書記耿其昌成了風頭人物,我不想當“小腳女人”也跟著跑吧,省委一些領導已認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遊黃河,到了蘭考東壩頭,省委副書記史向生陪著,到蘭考,也讓我上了專列,蘭考縣委書記程約俊同時上車,拿來蘭考出的西瓜、葡萄讓主席嚐。

我上車,見毛主席穿白大褂(睡衣),正看三國呢。

毛主席要在這兒遊泳,羅瑞卿考慮安全,沒有同意,便從這兒去了商丘。

這之後便是我領豫東幾十萬人到鞏縣、密縣去大煉鋼鐵。

周化民插話:

1958年,黨中央提出要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為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中進入共產主義而大幹特幹,人們提出口號:

“眼熬爛,腿跑斷,連軸轉,活著幹,死了算!”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腳蹬地球手托天,要把產量翻幾番!”

當時頭腦發熱到了極點呀!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叫?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陽。……

張申:

新鄉地委書記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裏營人民公社視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還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國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處辦食堂供給製,吃飯不要錢,過的是“共產主義”生活。我去黑龍江省參觀,看到有“無人售飯處”、“無人售貨處”;到處放衛星,發“號外”,捷報滿天飛。強迫農民說謊話,報高產量。通許練城公社常莊有個50多歲的老農叫常木林,過去給地主當長工,他對本村回家探親的杞縣老縣長說:“現在逼著叫報產量,報不了還得挨打,一說就是黨中央的決定。他媽的‘黨中央’這個人恁壞,我不相信,連毛主席也管不了這個‘黨中央’!”他是個老實農民,把“黨中央”誤認為是個人了。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開擴大會議,決定1958年鋼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1070萬噸。當時開封地區西部5縣是山區,有些鐵礦石,可以煉鐵。我當時兼任地委大辦鋼鐵辦公室主任,要到煉鋼鐵前線去,我去參加省的大辦鋼鐵會,省委書記問:張申到了沒有?你回去告訴他,書記要掛帥上……

張申點頭說是,張申接著說下去:

我掛帥,坐鎮前線指揮部,各縣委書記也都既掛帥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開封地區動員35萬人到鞏縣、登封、密縣、新鄭、滎陽西5縣就地安排,組成各級指揮部,人山人海,人們自帶行李,推小車、帶口糧,沒有煤,就砍樹、運樹。建小高爐需要頭發,便讓女孩子剪辮子,小女孩剪了辮子就哭。高爐需要引鐵,便把群眾家的鍋、門鎖……全砸了。

周化民:

那場麵也真壯觀,白天人海如潮,夜間一片燈火。不管是山區、丘陵,城鄉上下,大小煉鐵爐,一個個,一片片,長形的,方形的到處皆是,一眼望不到邊。長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爐。小的是木製風箱爐。炎天暑熱,汗水和煙塵,每個人臉黑黝黝積滿灰塵,很熟的人見麵都不認識了。

登封當時是全省大辦鋼鐵的“先進縣”。這是從除“四害”(蒼蠅、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衛生開始的。《河南日報》登照片,叫農民為驢刷牙,帶上口罩,讓人啼笑皆非。

張申:

登封在大辦鋼鐵前,曾用土法煉過鐵,這時,登封成了典型,全國都來參觀,哲學家艾思奇也來過。他下放到這兒掛職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是蔡振中。蔡振中虛報產量,搞形式主義,我批評他,他不吭氣。由登封提出“四無”縣後,他讓群眾在廁所裏刨蛆,打蒼蠅,給牲口、羊刷牙……省裏以此典型推廣搞四無專區。我不讚成不行,少數服從多數,地委的領導都同意,我沒辦法。毛主席來河南搞農業40條,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問說:三年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1958年冬天,大煉鋼鐵進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準取消商丘地區建製並入開封地區,原開封地區西部5縣劃入鄭州市,新開封地區共轄21個縣,1100多萬人口,我任地委第二書記。

1958年冬,糧食沒有了。那年糧食豐產沒豐收,浪費驚人。商丘就更為嚴重,上邊還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鄲城還開糧食豐收現場會,是“反瞞產”。可我看到大大的糧食囤,隻在上頭有一層糧食,下邊全是麥秸、麥糠嗬,可“反瞞產”卻越反越厲害。

這年春節以後開始餓死人了。

周化民:

商丘地區五風嚴重,原地區專員任秀鐸和地委組織部長馬振藻兩人一同指揮修“潘口水庫”,毀滅了幾十個村莊,組織男女勞力幾萬人,在數九寒天挖此水庫,還組織幾十個女孩子參加“秧歌隊”扭秧歌,穿著裙子跳舞。大批莊稼被毀,大塊土地荒蕪,生活極端困難,勞動強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年,他們在商丘北郊挖了個“東風湖”,是馬振藻帶著醫護人員、設計人員到蘇州、杭州參觀回來後親自指揮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橋和假山。三九天裏,北風刺骨,馬振藻住在離“東風湖”不遠的醫院裏療養,逼著機關幹部、工人、農民,跳到齊腰的水裏,挖湖抬泥,結果也餓死、凍死、累死一些人……

張申:

這年冬天,副省長趙文甫和地委書記陳冰之一人帶一個秘書到下邊私訪,到禹城杜集,一進村口,就見人們浮腫厲害,老百姓哭著說:再不來糧食,就都餓死了。陳冰之從村西頭走進一家,見一老人在草窩裏睡,看不見糧食,見屋裏有個小缸,淹著一缸肉,問:是什麽肉哩,狗肉?貓肉?老人哭了,說那是我孫女的肉哩!

餓的人吃人肉了!陳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趙文甫,一塊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我想說一點真話,講了點真實情況,還沒敢說多嚴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那時,我是分管工業的地委第二書記。

1959年8月……

周化民的敘述,比張申本人記得具體。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開工業會議,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業的書記和工業部長參加。我和當時地委第二書記張申同誌出席了會議。會議本來是研究如何組織工業大躍進問題,但後來變成“反右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務書記主持會議,說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實反映一下大躍進中的缺點和問題、困難,對省委有什麽意見都可以提,對當前形勢有什麽看法也可以講……

參加會議同誌都經曆過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餘悸,但聽省委領導啟發,也便你一言我一語的提了一些問題,說了一些看法和建議。張申同誌比較係統而如實地作了概括發言,我記得你發言內容大概是:上去幾十萬人大辦鋼鐵,也煉出了些鐵,但質量不高,問題很多。平原群眾到山區很不習慣,不斷發生逃跑,有幾個群眾逃跑時掉進水庫淹死了;賠錢很多,我們財政上也解決不了,要求省委給我們彌補一些。

農業形勢本來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樣,豐產了沒有豐收,糧食浪費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時間就發展為公社化了。步子要穩些就好了。……

在張申說到大辦鋼鐵的問題時,我補充了許多事例:登封縣“衛星號外”是假的,是將煤田地麵的表皮一剝離,根本就沒有往下挖,更沒有見煤,就報成產量發出“衛星號外”了。鐵的質量很差,中央物資部來一處長調我們的鋼鐵,我把他帶到登封縣現場一看,他嘴裏不敢說是鐵的質量差,因有顧慮怕說是“右傾”,但拒絕按計劃調撥……我還談到大辦鋼鐵中有許多問題……

我們發言後的第二天下午三時許,一位副省長和一位省委副秘書長來到我們駐地。他們說張申的發言有錯誤,讓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禮堂作檢討。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務書記,二把手楊蔚屏主持會議,他說:“今天召開這個會議,是安排開封地委第二書記張申做檢討,他有‘大煉鋼鐵得不償失論’,還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係列錯誤言論,下麵由張申做檢討。”

張申上台做檢討,他講了些思想情況,承認思想“右傾”,承認發言中有錯誤,他講到犯錯誤的階級根源時說:

“我是信陽人,出身於小土地出租者,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劣根性在黨內的反映……”

主持會議的楊蔚屏立即打斷說:“張申,你把那個‘小’字給勾嘍!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

張申講完,楊蔚屏便讓各地市發言批判,看來批判的人思想也認識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軟綿綿的。

主持人楊蔚屏做總結講話,他說:“現在正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給毛主席上了萬言書,他跳出來了。中央這次會議正批判他們!張申的思想和彭德懷一樣,也是大辦鋼鐵得不償失論,和彭德懷遙相呼應。張申也反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這是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們要堅決與張申劃清界限,鬥爭到底……”

從省裏開會回來後,省委立即派書記處書記李立,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張健民到開封地委坐陣,親抓反右傾運動。將開封地區的反右傾作為全省的典型,首先從張申的“右傾”開刀,批判張申,是在地直機關召開各部門負責幹部會議,組織對張申的揭發檢舉,接著是批判鬥爭。再接著就是批判續凱(副專員)、楊體澤(副專員)、王向明(地委組織部副部長)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傾”。

不久,地委副書記耿化武找我談話:“經地委研究決定,省委批準你要停職反省,老實交待,徹底揭發檢舉張申,接受批判鬥爭,爭取從寬處理。從此後,在地委機關工業交通係統召開大會,對我進行無數次批判鬥爭。

開封地委二十一個縣,批了我們半個多月,回地區輪流批,上掛下聯。

從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約半年的時間,對我進行批判鬥爭,多少場次則不計其數,而且還有人看管,當然沒有什麽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準,劃周化民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其地委工業部副部長職務,工資待遇降兩級。

批鬥結束我在等待處理時,曾令我隨一個救災工作組到永城縣檢查災情,安排群眾生活。我們一行8人到永城後,縣委書記韓某安排我們到縣委小灶吃飯,被我們拒絕了。這時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這個書記終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辦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著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勢的個人照片,看起來叫人惡心。

當時永城縣60萬人口,已活活餓死10萬之多,韓書記決定:不準群眾外流要飯,不準叫喊無糧無款。他向我們封鎖消息,隱瞞實情,說永城群眾生活沒有問題,拒絕國家發放糧款。我們親眼在城北一個小村的小廟裏見有8個人餓死在那裏,回縣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認是永城人,說是安徽人到永城來餓死的!他瞪著眼說:“那是冒充我們永城人,給我抹黑!你們不要謊報災情!不要上當受騙!不要右傾!”

我頂著“右傾”帽子,回來還是如實報告了實情!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長將我叫去,責令我:“你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下放勞改要將“工作證”和“公費醫療證”一兩天內送到行政科,以後不能享受國家幹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費醫療!”

第二天我將兩個證明,將這兩件關係我的政治生命和身體健康的證件交給他了!

3月25日,通知我去鞏縣孝感鋼鐵廠勞動改造,整整一年零九個月……

張申:

我被批鬥之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從行政10級降到12級,然後去杞縣付集農場勞動改造。

個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麽,最痛心的是:從此在黨內沒有了民主,不敢再說不同的意見,和57年反右之後,知識分子再不敢說話一樣,整個國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災難,這才在我的家鄉信陽出現了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因為說天大的謊言,造成天大的災難。

我的老父親夏佑銘是民主人士,原來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傾機會主義,他便回到了家鄉信陽,成了這事件的目睹者。1961年,我平反後,他又回到開封,是開封市文史館館員,民主人士開會,他提出信陽事件就激動不已:死的人到處都是啊!比我們解放信陽市打國民黨兵團司令張軫時兩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據當時統計,光信陽一地,餓死百姓一百多萬!

張申說到這兒,說不下去了,他眼裏含上了淚花,雖然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說來還曆曆在目,如在昨日!

我聽著,心裏很沉重,我向老周說:誰能詳細說說信陽事件嗎?我要寫謊言的悲劇,應該不忘這民族的大悲劇。

老周說:住在我樓上的是開封市紀檢委書記姚學智,已離休,他最了解。回去,我們去訪訪他,他也很願把這情況告訴別人,讓人們記住這段曆史……

回到開封,老周領我認識了原開封市紀檢委書記姚學智,他80歲,身體好,腰板直挺,滿麵紅光,說話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參加工作,當過“愚公移山”移動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學校長;1955年任省委農村工作部生產處處長兼辦公室副主任。

姚學智的職務,使他親眼目睹、親自調查了河南信陽所發生的那場曆史大悲劇的前前後後…

提起那段往事,這位80多歲老人記憶猶新。

姚學智:

信陽遂平縣??山人民公社,是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也就是在這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農業的副省長彭笑千、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趙定遠讓我去省政府談生產問題。我到後,見在遂平??山人民公社蹲點的信陽地委秘書長趙光手拿一把麥穗正匯報哩:“這是??山公社韓樓大隊的麥子,兩畝9分地畝產3800多斤哩,這千真萬確,沒有錯的!”

我聽到這數字大吃一驚:咱整天和農業打交道,平時一畝地麥200多斤就不錯,咋會冒出個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現吃驚,可誰也沒說“不信”!

趙定遠說:“老姚,你把趙光同誌安排在省招待所,讓他寫個報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領趙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寫報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報告拿來交給了趙定遠副部長。第二天,就在《河南日報》頭版頭條登出來了!

這就是全國放出的第一個小麥高產“衛星”。

1958年秋天種麥,省委組織工作組,我是組長,去新鄉檢查生產。人們去大辦鋼鐵了,麥子種不上,越說謊話越要表揚,叫“氣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饅頭扔的到處都是。我問生產隊長:“這麽吃,能吃幾個月?”生產隊長說:“吃三個月。”“吃完後咋辦哪?”“有國家管哩,都要共產主義啦,還能叫餓著嗎?”

我到濟源縣王屋公社,見縣委書記,我問:“你這勞力都大辦鋼鐵了,沒人種地,你還吃飯不吃飯?”

他不吭氣,後來,他小聲告訴我說:省裏點他的名字,我不去大辦鋼鐵,行嗎?

新鄉獲嘉縣委書記看到勞力情況嚴重,把大煉鋼鐵的勞力調回來了。地委書記把他叫去。問他為何這麽辦?他說:吃不上飯,不種地,吃鐵疙瘩能行嗎?地委書記讓他寫檢查,他說:中啊!隻要讓老百姓吃上飯,咋讓我檢查都行啊!

這在當時可不容易呀!

1958年夏、秋兩季的糧食征購,讓??山區的老百姓們大難臨頭,驚恐不安!遂平縣實際糧產2440萬斤,可下來的征糧任務是9000萬斤。因為縣賬麵上是100279萬斤,比去年增長3.1倍。

這能怪誰呢?這數字不是你們吹出來的嗎?產量人均糧食已達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給國家幹什麽?

這個9000萬斤的征購指標是河南省委召開的征購會議定的。省委書記吳芝圃主持會議說:今年全省糧食放了衛星,人均糧食超千斤,已向中央報了數,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揚。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糧食征購,在征購糧食中要大放“衛星”,加強領導、書記動手,政治掛帥,大辯論開路,對任何遲疑、畏縮、瞞產、耍滑的行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逼著縣委表態報高產量,規定不能低於畝產500斤。誰報低,路憲文便組織人辯論,這一鬥,把產量鬥上去了。縣委書記蔡中田和同來開會的人商量:報低了過不了關,報9000萬斤,說不定還過不了關哩。可把糧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說:先過今天這一關再說吧。

和興鄉十一分隊隊長吳國祥是硬漢子,會計問他咋辦,他說:“先留下種子和口糧,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務咋辦?他說:“天塌下來我頂著!讓老百姓餓肚子,沒門兒!”他硬是留下萬把斤種子和口糧,上級一次次催交糧,他隻說沒有,上級急了眼帶找糧隊半夜裏偷襲進村,挖出存糧,把吳國祥五花大綁帶走了。他臨走對含淚的鄉親們說:老少爺兒們!我對不起你們啊!

天啊!是誰對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無奈,交糧摻假,把當年對付日本鬼子的辦法都使出來了!

終於9000萬斤任務完成,家家戶戶家徒四壁,在縣大禮堂鞭炮齊鳴慶勝利時,老百姓啼饑號寒,搶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山食堂喝著越來越稀麵湯,人人臉上浮腫之時,沒想到遠在天邊的廬山開個什麽會,之後,莫名其妙開展反右傾運動,更使人心神不寧了!

公社先是集中開會。開始,人們互相打聽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麽犯這麽大錯誤,後來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誅之。

可批判會總不熱鬧,幹部著急,便要每個小隊找出個“小彭德懷”來站在中間,聯係實際。遂平縣委高度評價這做法。361名大小隊幹部,莫名其妙被當成“小彭德懷”,鬥個鼻青臉腫;有458名群眾因偷吃牲口料被當小右派鬥。

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陽地區在反右傾追逼糧食中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處處都有閻王殿,隻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

1960年冬,我參加信陽地委領導在駐馬店參加縣委第一書記會議。我和正陽縣委書記住一個房間,他說:“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邊餓死的人厲害得很哪,光正陽縣就死了幾萬啦……”

我回來問蔡中田:公社餓死多少人?他回答說:死300人。我問陳炳寅書記,他也回答:死300人,原來是縣裏布置統一了口徑。

省委副秘書長打來電話問我:??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聽縣委書記、公社書記說300人。晚上,省紀檢委書記焦祖涵來電話也問我:??山到底死多少人?我還是做如上回答。他說:一定要搞確實。

我看省委如此重視,我不能隻聽匯報,要親自去調查。

我先到一個村,村幹部說:俺村就死二人,還是老頭,該死了。我出了隊辦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婦女,卻哭著訴說他家裏餓死人,這一統計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個村,也死了幾十個人。

這樣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專門叫各村支書來匯報死亡人數,可支書卻不在了!

這個公社的南堯大隊,一家老人餓死了,隻剩下兩個哥,一個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裏烤著吃。當家叔叔聞到烤肉味兒,過來一看,哥兒倆正燒妹妹的大腿撕著嚼呢。便大罵他們,他們像沒聽見,還撕著吃,把啃完的頭骨放在窗台上,叔叔報告了,公安局來人抓他倆,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來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餓死了。

我去調查,有兩個村已死絕了,屍體倒在街頭,沒人掩埋,真是慘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裏,向省領導做了匯報。先找到副秘書長王秉璋,他問死了多少人?我說:根據我獨自調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說:已給中央寫報告,報了300人,這咋辦?

在省常委會上,我匯報了死人實情。

楊蔚屏感到問題嚴重,派管農業的副秘書長崔光華跟我一塊再去調查;讓我先寫個情況,由機要室打印了。把我寫的情況上報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來了陳正人、陶鑄、吳芝圃、李立副書記,從信陽乘大轎子車直奔(原文空缺)山去,我也到了那裏。

陳正人問縣裏幹部:這個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說:一千多人。

陳正人說:工作組報告三千多人,怎麽回事?

這是指我寫的報告,到底是誰說假話,欺騙中央?我說召開全公社各村的貧下中農代表會,一個村一個村的報,就把死人的蓋子揭開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讓會議延長一天,把死的人名單拉出來,看著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鄉親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隱瞞真相的人還有什麽話說?

(選自任彥芳著長篇紀實《焦裕祿身後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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