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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縣誌》：50年代末大饑荒實錄 該《縣誌》記載：1959年全縣糧食實產8,300多萬斤，虛報1.8億斤，征購3,800多萬斤，人均年口糧20斤。能吃的和不能吃的全都啃了嚼了，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柳樹皮也剝下來烤幹磨成粉咽了下去，蕎麥皮也燒成灰，和在水裏喝下去，連棉絮也扒出來吃了。人腫得不成人樣。1959年僅上半年就餓死了6,000多人，一直到1960年冬季，人還在繼續餓死。 但省、地、縣委不承認通渭災情，反而認為是地、富分子搗鬼，組織“千人整社團”，召開萬人鬥爭大會。他們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櫃、掘地挖牆地搜刮糧食，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許多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如此滅絕人性的惡行，當時的工作組記下了128種。 該《縣誌》記錄了大量人吃人事件。一戶農家隻剩下父親和兩個娃。父親偎在炕上，餓得隻剩下一口氣。一天，他歪斜地撐起了身，給鍋裏添上水，女娃被趕了出去，等她回來，弟弟不見了，鍋裏白花花的，灶邊是堆白骨頭。隔了幾日，父親又給鍋裏添上水，女娃嚇得渾身發抖，哭著說：“大大，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1959年入冬，餓死的人更多。人餓極了，什麽也不想，什麽也不怕，就想吃，餓死老人的，餓死婆娘的，把人煮了吃，肉割來吃。還有的把娃娃吃了，把外逃來的人殺了吃的。吃了自己的娃娃，吃過就後悔了，恨自己。人們普遍浮腫、中毒，人不像人。那時候，人餓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們怕事，相信政策，想共產黨會把人救出來，不會把人往死裏餓。 《通渭縣誌》主要編纂者張尚質當年是《甘肅日報》的記者。災後，他隨省委工作組到通渭放糧，寫了通渭饑荒死人的內參，為此險些被扣上“右傾”的帽子。當時他回到家鄉，路邊、田裏，到處都是死人，遍地白骨無人收，老百姓一想起就流淚。張尚質所在村，人餓死了三成，他一家就死了3口。幾十年過去了，仍然記憶猶新，決心要編纂這部縣誌。 共產黨總是說1958年至1960年是“天災”，而《通渭縣誌》用事實記錄了災難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禍：1958年5月，中共通渭縣委書記席道隆以“先進縣代表”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共八屆二次代表會議；6月，全縣抽調農村近20%勞動力參加引洮工程；8月，響應毛澤東的指示，大刮共產風，辦公共食堂2,759個；9月，為迎接中央檢查團，全縣調集近40%的勞動力，大搞形式主義的水利工程；10月，縣委又組織6萬多人，用“野戰兵團作戰法”大搞深翻地“放衛星”。 《通渭縣誌》記載：當地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後，縣政府曾草擬了挽救局麵的布告，受到群眾歡迎。但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後，被視為“右傾”思想，召開“萬人鬥爭大會”，錯整了一批幹部和群眾。老百姓隻有兩個選擇：要麽整死，要麽餓死。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隻能活活餓死。當地流傳下來一個順口溜：“吃飯舔碗，通渭人的出產”，便是當年這一慘劇的曆史見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