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革”中的人格問題
“文革”正式開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會上聽了石西民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告之後，郭沫若立即發言。他說：我“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他說這些話的含義，大家都不理解，包括當時的周恩來。1967年8月25 日他在給讀者徐正中的信中作這樣的解釋：“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以後在接見日本客人時，他也這樣回答。
其實，這種解釋和答問是不真實的，如他說願意把書“燒掉”一樣是假話，是偽而辯；真正的原因是出於恐懼。他感到這場“文革”風勢一定非常猛烈，像他這樣的人，如不徹底否定自己，借以縮小目標，必將在劫難逃。此後整個“文革”期間，他都像驚弓之鳥，終日惶惶然、東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偽裝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證明了這一點。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進六所，“不告訴機關，不帶秘書，不帶司機”，住了一個月，待形勢緩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 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 他不敢過問，見到周總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兒子後來被打死了還是不敢說一句話，隻是默默地抄寫愛子留下的日記。
此外，他對政局的風雲變化，無時無刻不在密切注意著。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權勢上升， 就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討論會上當眾朗誦口號詩：
親愛的江青同誌，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報》）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他馬上又寫了《水調歌頭》：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黃粱。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和)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誌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解放軍報》1976年11月1日）
他對江青是這樣，而對鄧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編《水調歌頭》“狠批”過鄧；（見1976年6月號《詩刊》）旋即又說“鄧副主席的講話，我表示衷心的擁護和熱烈歡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報》）
他在這一時期內言論行為的準則是：有可能遭災引禍的話一概不說，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話都可說，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給他一個“風派人物”的綽號，說他“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諷刺他“大風起兮雲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報》）
（六）人格表現綜述
以上諸多方麵說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偉大人格。如果把他與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則更顯得不足和灰暗，使我們更覺得在他的人格表現中缺乏一種風骨精神，一種道德勇氣，一種人格力量。例如：
——詩人拜倫，不怕丟掉貴族頭銜，在英國議院勇敢地為失業工人辯護；
——站在野蠻而殘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雖已七十三歲高齡，還是堅定地大聲說“地球仍然在轉動”；
——法國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罰款、被流放的危險，為普通猶太籍軍人德雷斯特申冤，寫下了為正義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訴——致法國總統的公開信》，無情揭露法國軍事當局製造謊言、陷害無辜的罪行，使這一臭名昭著的國家罪惡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十月革命後，正當彼得格勒逮捕幾十位極為著名的俄羅斯學者時，正當知識分子被蔑視、排斥、甚至暴力對待，被塞進監獄，被置於“因意識到自己的權力而變得蠢笨的白癡們的拳頭之下時”，高爾基立即向列寧發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場。他在信中說：“弗拉基米爾·伊裏奇，我要站在他們（被捕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一邊，而自己寧可被捕入獄，也不參與——哪怕是默默地——對俄羅斯人民的最優秀、最寶貴的力量的殺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寧）
中國也不乏此類光輝的範例。如屈原、譚嗣同、魯迅等。特別是魯迅，他在那大夜彌天、黑暗如磐的時代所表現的英雄主義和脊梁精神，無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類似的個人義勇行為方麵，整個一生幾乎等於零。
在這裏，一定會有讀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陰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無度的十年。國家主席劉少奇身上插著三根管子還要被批鬥，死了連條短褲也沒得穿；北京副市長劉仁鐐銬雙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獄中凍餒而亡；明史專家吳晗，頭發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時，屍骨在哪裏，至今無人知曉；彭德懷元帥一次被打斷三根肋骨，也不準呻吟一聲；賀龍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說真話的遇羅克喪了命；堅持真理的張誌新被割斷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麵臨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時代，我們怎麽還能要求已屆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飛的海燕，去鬥天鬥地呢？我們怎麽還好嘲笑他是“風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們應該寬容，應該為他留點靈活周旋的人生空間！但丁也曾為了得以從流放地回到故鄉，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為了緩和同沙皇貴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靈》第二卷中進行道德說教嗎？就是我們之中的什麽“家”，什麽“戰士”，“諡號”美妙得很，在那時不也三緘其口，或“裝死躺下”嗎？你筆者本人又怎樣呢？在那樣的曆史條件下，社會環境中，誰也不要自吹自擂，誰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傑有幾許人也，現在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是否有勇氣敲敲自己的天蓋，拷問一下自己的靈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嗎？況且，李一氓也說，郭沫若的錯誤是在黨犯錯誤的時候出現的！
是的，“文革”是誣陷成風、暴虐無道、喪失理性的時代，那時的權力無法無天，有無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國上下肅殺恐怖，人人自危，誰要想維護人的尊嚴，保有人的良心，做一個正直的人，他隻有去自殺——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樣去投湖，像翻譯大師傅雷一樣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廣田一樣自沉翠水……
這一切是否能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原諒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態度呢？在國家危機、人民倒懸之時，每一“匹夫”尚有赴難獻身的責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為什麽可以逃避呢？他為什麽不學習高爾基，不學習魯迅？為什麽沒有勇氣“拆下自己的肋骨，當作火把，點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彌爾屯——這個盲者還敢於向把國王送上斷頭台的克倫威爾提出“個人不得獨裁”的警告；海瑞——這個封建時代的官吏還表現出“脫卻烏紗帽，敢作南包公”的大無畏氣概；普希金——這位曾在“這殘酷的時代”歌頌過自由，並且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們，祈求寬恕和同情的偉大詩人，在沙皇的權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頭顱、挺起他的胸膛，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個臣民，甚至做一個奴隸，卻永遠不願做個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麵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紀的共產黨員，受黨的教育多年，膽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詞、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貴的品格，更需要我們敢於自我犧牲，他本人也表白過：“我不進地獄，誰進地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兌現，如果洪水一來，隻知道搶船；樹葉一落，作鳥獸散，將以何麵目立於天地間？
總之，不管於公於私，於家於愛，於子女於親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識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點。他沒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他缺乏個性，缺乏操守，他進退行止的原則是個人利益；為了這種利益，他對環境總是一味適應。無論是新文藝主張的提出，還是對一些問題看法的改變，都是為了適應環境。為了這種適應，他變“為文藝而文藝”的思想為提倡“標語口號”，甘當“留聲機”；為了這種適應，他在武訓批判中違心地檢討；為了這種適應，他否定“百家爭鳴”；為了這種適應，他對“言者無罪”的問題胡亂詮釋。其他又如組詩《百花齊放》、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和難以數清的、言不由衷的講話、文章、詩詞等，無不是為了這種社會適應。適應成了郭沫若的主義，適應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學理念的第一準則。
郭沫若在職高位顯之時，“也沾染了不應有的鄙俗、虛偽的感情和情緒”，（黃侯興《論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說，他經常虛偽造作、裝腔作勢，帶著假麵具表演。
他精神衰變、頹敗、常處於自我抑鬱、苦悶、惶恐和憂懼之中。他雖是文化名人，有時卻顯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憐，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覺不到還有青春火焰的燃燒，還有勃勃的生機存在；他的脈搏似乎停止了跳動，胸間也消失了波瀾起伏的激情；他像海邊的沙石，被無數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無。他對公理、對正義，對於社會的責任，太缺少熱情，太缺少道義精神，我們如要在他的整個人格架構上覓得一根熠熠生輝的“骨頭”，真是難上又難。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確沒有突出的建樹，沒有為我們留下什麽可貴遺產；但念及他在文學、史學、考古、文字學方麵做出的成績，還是應以寬容的態度，把恩格斯關於歌德的名言拿來，就算作我們對他的初步認識和小小總結：“歌德有時候是非常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他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謹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狹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視的生活環境中，然而他始終被圍在這個他所能活動的唯一環境裏麵。而且年紀愈老，這個偉大的詩人，就愈是疲於鬥爭，愈是向平庸的魏瑪大臣讓步”。
這個評價，也許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靈，因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況。(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