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曆史】“重慶模式”一詞，首創於2009年，曾熱遍山城，火遍全國，在2011年達到了火熱的頂峰。當下卻隨著薄熙來去職而變得飄搖不定，有人認為重慶模式已然倒了，也有人認為重慶模式不會說倒就倒，還是會有部分得到肯定而被沿用。值此全國火熱討論之時，我們回顧一下重慶模式是如何提出的。
重慶模式的提出
2009年，《亞洲周刊》曾就“重慶應對金融危機的係列舉措”特別組織專題報道。其資深記者紀碩鳴發表長篇文章《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反攻新路徑》，並首次提出“重慶模式”概念。
該刊主編邱立本先生在當期社論中特別評價道：“今天中國經濟的 重慶模式，帶來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希望。中國不再是靠全球化的紅利，隻為西方人的消費而服務；也不是靠城鄉二元化的紅利，不斷剝削農民工來賺取巨大的利潤。 中國還是回歸自己內部的巨大市場，開發那些長期被忽視的能量，並且是要落實“以人為本”的自我期許，讓重慶精神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2010年6月，中央七部委聯合推出“重慶模式”，隨之引起了熱議。雖然“重慶模式”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也引起了學者、媒體的紛紛解讀，但對於何為“重慶模式”，至今未有定論。
何為重慶模式？
所謂重慶模式，簡而言之就是“（大規模）打黑反腐”、“唱紅”、“建立公租房”、“官員下基層同吃住”（三進三同）、“嚴厲打擊食品藥品行業的犯罪行為”、“啟動戶籍製度改革”……重慶官方表述就是“宜居、森林、暢通、健康、平安”五個重慶建設。
“唱紅打黑”有兩層意思，唱紅，即“唱讀講傳”，即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打黑即反腐、打擊社會黑惡勢力，重慶出動3萬名警員打黑，成立204個專案組，7000人參與打黑。抓獲“涉黑涉惡”人員4781人，67名黑惡首犯和骨幹被抓捕、12名廳官涉黑落馬。
重慶率先在全國建設公租房，計劃3年建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解決200多萬人的住房問題。而且公租房麵向三類群體：農民工、新生代大學生、家庭 住房麵積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原住民。公租房租金的基本定價原則是不超過中低收入群體家庭收入的1/6，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大於銀行利息， 可基本平衡銀行貸款。
重慶率先啟動了戶籍製度改革，是中國唯一的省級行政單位的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2011年內，實現當地338萬農村人口轉戶進城。
三進三同：即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三進三同要求全市機關幹部每年一周、新擔任的領導和新招錄的公務員在試用期1個月，到最艱苦、最邊遠、最基層的貧困村，入住貧困農民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農民負擔。
重慶啟動打擊食藥品安全犯罪百日專項行動。警方集約上萬警力，主動出擊食品藥品安全犯罪，首次集中清查行動就檢查生產經營場所627個，刑拘7人，處罰16人，掌握違法犯罪線索917條。
“重慶模式”產生的背景
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改革，其經濟發展迅速，而社會問題卻積累下來很多，如官民結構嚴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並掌握著大量的資源，貧富兩極嚴重分化；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能源問題，跟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矛盾，社會保障缺失、醫療問題、教育問題扭結在一起，使得上訪成潮，群體性事件每年以成萬起的規模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有一種辦法，不改變政體，不開經濟的倒車，卻可以把事情擺平，這是多麽令人鼓舞的事情。重慶模式的出台，不僅令全國的左派歡欣鼓舞，也給中共的當權者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選擇。盡管有些人不喜歡薄熙來這個人，但他們卻不能不喜歡重慶模式。這就是為什麽一時間舉國上下都在學重慶，不惟唱紅處處，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慶這樣運動嚴打式的打黑，也相當盛行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