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 台灣目瞪口呆
20世紀70年代初，在中美關係解凍之後，中日關係的發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更觸動了台灣當局的敏感神經。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引起台灣當局的極度焦慮和恐慌。當時台灣《中央日報》駐日本東京記者黃天才，見證了那個令他終生難忘的時刻。
“知日派”做出錯誤判斷
在台灣，有一部分長期與日本打交道的“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由於他們對日本相當了解，人稱“知日派”或“親日派”，黃天才就是其中之一，1972年中日建交時，他已在日本駐了11年。這些人自以為是“日本通”，他們認為，中日兩國已有百年恩怨，要在短時間內消除隔閡，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幾乎不可能。
就在田中訪華之前，日本幾位國會議員曾經向台方人員透露，此次周恩來邀請田中訪華，日本外務省擬定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稱之為“一舉建交案”，即雙方一次完成談判，實現正常化；第二個方案稱之為“二段交涉案”，即通過談判，雙方隻發表一個聯合聲明，其他問題逐步再談。外務省一再叮嚀田中，到北京後必須堅持第二方案，因為“一舉建交”，日本會吃大虧。這一切，都堅定了“知日派”的判斷：中日建交不會馬上實現。而這一判斷，又對台灣當局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相信日台關係不會因田中訪華而立即破裂。
台灣記者密切關注談判進程
盡管“知日派”對談判結果持樂觀態度，但是，他們對談判中是否會出現變數，並沒有十分把握，必須密切關注談判的進展。
1972年9月26日，中日雙方開始正式會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舉行“高峰會談”，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與外交部長姬鵬飛舉行“外長會談”。27日，毛澤東主席又在中南海會見了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這些消息很快傳到東京。但由於中日雙方對會談內容高度保密，外界隻知道會談日程，而不知道進展。駐東京的台方人員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不斷往返於日本的外務省和新聞機構，打探消息。黃天才兩夜沒有合眼，房間裏的電話響個不停，但有價值的消息寥寥無幾。
9月28日夜裏，黃天才突然接到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法眼晉作的電話，告訴他30日上午8時，法眼將邀約駐日的台灣記者在東京帝國飯店四樓“桂之室”共進早餐，主要通報今後的日台關係問題。黃天才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斷定是從北京傳來了談判的消息。他立即給台駐日“大使館”打電話，詢問情況。“公使”鈕乃聖告訴他，法眼已經來過電話，讓“大使”彭孟緝於29日上午9時到外務省，有事麵議。鈕乃聖說：“看來，情勢十分嚴重，大家心裏應該有所準備。”放下電話，黃天才打開電視機，觀看當日“新聞速報”。新聞中說，中日聯合聲明定於29日上午11時在北京發表。他把這一突發情況報告了台北，自己則一夜未眠。
中日聯合聲明讓台方震驚
9月29日一大早，黃天才驅車趕到台駐日“大使館”，了解情況。此時，彭孟緝已去了外務省，鈕乃聖的辦公室大門緊閉，整個“大使館”氣氛十分凝重。10點鍾左右，彭孟緝從外務省歸來，他陰沉著臉，連忙召集各單位主管到二樓開會，傳達剛剛獲悉的中日雙方簽署的《聯合聲明》的前言及要點，隨後向台北做了報告。黃天才預感到，可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局。他立刻跑到新聞處電視機前，等待收看北京的現場轉播。11時，東京電視台現場采訪記者以旁白的形式，詳細報道了中日雙方簽訂《聯合聲明》的過程，同時報道了《聯合聲明》的內容。接著，電視鏡頭切到了大平正芳召開的記者會現場。大平對《聯合聲明》做了補充說明。他說：“雖然《聯合聲明》中並未提及，但由於日中關係正常化的結果，日台和約已喪失其存續意義，可認為已終止。這是日本政府的見解。”大平的話，使在場的台方人員目瞪口呆，有些人竟大聲譴責日本政府。當日午後，台灣“外交部”發出“對日‘斷交’聲明”。
幾天後，台灣當局駐日“大使館”舉行“雙十節”慶祝酒會，會上已無往日的喜慶氣氛，到會人員強作歡顏，草草應付。此酒會也就成了這些“外交人員”在東京的“最後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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