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80年代一樣，當今麵臨的問題: 一邊是社會政治理想主義的興起，另一邊則是每況愈下的黨政官員的腐敗。現在的社會群體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訴求， 不再有對未來的共識。甚至有不少人認為30年的改革是完全錯誤的。中國社會又一個回歸，回歸到需要改革，但前途又渺茫的時期。社會政策沒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線的情況下，政策的執行及其力度出問題。沒有改革的共識，哪會有改革的執行力? 中國因此需要再一次“南巡”，不僅拯救改革，拯救社會，更是拯救執政黨。
信源：鄭永年博客
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講話”，是中國當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曆史事件，是裏程碑。人們今天所看到的改革開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關。“南巡”的意義在哪裏？簡單地說，它解決了當時中國改革所麵臨的兩個最大的難題，即改革路線的確定和改革路線的執行。
改革讓中國與中共擺脫困境
“南方講話”主題詞可以概括為改革、發展和穩定。通過改革得到發展，通過發展而達到穩定，穩定又促使改革的深化，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上世紀80年代末因為改革遇到困境，止步不前，社會不滿情緒越來越甚，出現不穩定狀態。在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全方位地製裁中國，國際環境極其惡劣。更為重要的是，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在內外壓力下，中國領導層中的一些人開始對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產生懷疑，改革迅速往回走。“中國改革的旗子要倒下了！”這是海內外很多人當時的感覺和憂慮。實際上，當時西方很多人開始討論的問題，不再是中國會不會繼續改革問題，而是共產黨什麽時候會倒下，中國什麽時候會像蘇聯那樣地解體的問題。
但是，不久中國所發生的證明他們錯了。證明他們錯誤的是中國人的改革智慧，而這一改革智慧主要表現在鄧小平的政治判斷上。鄧小平認為，蘇東共產主義政體解體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因為那裏的政權無能推行經濟改革，不能為人民提供經濟成果。經濟改革不能推行而導致了政權的解體，因此改革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執政黨生存和發展的問題。那麽，為什麽經濟改革難以推行下去呢？這裏既涉及到經濟改革的策略問題，更涉及到政治改革的問題。問題不是政治改革需要不需要，而是什麽樣的政治改革。從蘇東經驗來看，人們看到以西方式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改革，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在民怨沸騰的時候搞西方式民主化，政治改革很快就會失控，走向改革的反麵。實際上，1989年中國本身的經驗，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仍然需要經濟改革，而經濟改革仍然需要政治改革來推動。經濟改革不僅是要推動經濟發展，更是為了執政黨的生存和發展。十四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就是要實現這些目標。要確保這一路線的實施，政治是關鍵。近年來，人們為中國的改革提出了“頂層設計”這個新概念。但實際上，這個概念早就存在，隻不過沒有明確 提出來。鄧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層麵進行，他當時強調“誰不改革誰就下去”。
這種政治意誌促成了高層的轉型，很快從1989年之後的保守轉型到積極進取。十四大之後，執政黨很快形成了一個旨在改革的強大的領導層。高層有了政治意誌，有了改革共識，餘下的就是執行問題了。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決定黨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的是路線和執行兩大因素。較之其它任何政體，共產黨最強大的優勢在於在路線確定之後，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促成政策的執行。
今天的中國需要確定與執行新改革路線
而改革路線的確定和執行，正是今天的中國所最需要的。今天，中國在很多方麵也麵臨類似“南巡”前的狀況，有一些方麵形勢則更為嚴峻。方方麵麵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沒有突破口，有些領域甚至出現倒退現象。在政治層麵，無論在黨政官員那裏，還是在社會群體中，人們對改革缺少有意義的共識。缺少共識是有代價的。在政府層麵，人們隻知道什 麽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夠做什麽、如何做。在社會層麵，各種具有意識形態化的思潮（大多是進口而來）泛起，不僅沒有為人們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帶來了更多的 困惑。
社會改革在政策層麵已經進行了多年。如果從十六大確定算起，已經有十來年了。不能說沒有做，能做的也做了，就是沒有重大的突破。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麵都是如此。沒有突破口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把社會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線的高度。盡管提出了包括諸如“小康社會”、 “全麵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等社會改革的目標，但沒有把這些整合成為一攬子社會政策，就像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把“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執政黨的政治路線一樣。
在社會政策沒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線的情況下，政策的執行及其力度肯定會出問題。沒有改革的共識，哪會有改革的執行力。
經濟改革方麵，也類似於“南巡”前出現的停滯不前的情況，在很多方麵甚至出現了倒退的現象。今天，中國的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內需之間的失衡，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失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失衡，等等，所有這些失衡的結果，就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嚴重失衡。這一切的核心問題，就是很多 年來的國有企業大擴張。
1990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導下，中小型國有企業被民營化或者說中國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國有企業一方 麵得到整合而成為企業集團，另一方麵也收縮戰線，從一些競爭性領域退出，集中在那些對國家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同時，國有企業的改製也比較成功，主要是企 業化和法人化。但是，國有企業此後在改製方麵沒有進步，國有企業的市場化和企業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場上的競爭，而是通過政治和行政權力而壟斷市場。再 者，企業發展已經走偏了方向。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有企業已經不再局限於國家戰略領域，而擴張到原來民營企業的領域，造成“國進民退”的現象。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已經演變成為中國的“華爾街”問題，大而不能倒，挾持政府的經濟政策。我一直強調，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模式是兩個極端的模式，美國是“（市）場內國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國是“（政）府內市場”(market in state)，就是說，美國的政府是必須服從市場原則的，而中國的市場必須服從政府原則的。在美國，如果市場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政府失去對市場的規製，那麽經濟危機必然發生。相反，在中國，如果政府占據了完全的主導地位，而市場完全被政府所控製，那麽經濟危機必然發生。如果美國的危機出在華爾街，那麽中國的危機必然出在國有企業。
政治改革方麵又怎樣呢？今天的情形和上世紀80年代的也極為類似。簡單地說就是，政治理想主義又回來了。 80年代被視為是中國的政治理想主義的時代。對很多人來說，理想主義就是拋棄蘇聯式的極左思潮和貧窮社會主義，轉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場經濟。當時的理想社會表現為兩句口號，即“經濟的市場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所以，80年代表現為（西方）自由主義成為主導或者主流話語。當然，在這個自由主義話語體係 裏麵，官方更多強調的是經濟層麵的自由主義，而民間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員中間，政治自由主義也擁有相當的市場。
這種理想主義維持到1989年事件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前麵討論過，在蘇聯東歐事件發生之後，鄧小平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判斷，即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於蘇東領導集團不能進行有效的經濟改革，不能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結果導致了人民的不滿和執政黨合法性的衰退。“南巡”之後，中國社會開始大轉型， 主要表現為政治空間收縮，而經濟空間大擴張。
重要的是經濟空間的擴張。
市場經濟的被合法化，給中國社會創造了無限的經濟空間。這樣，整個中國社會就麵臨一種選擇：政治空間小並且風險極高，經濟空間大並且利益極大。在這樣一種選擇麵前，人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即退出政治領 域而進入經濟領域。政治理想主義的激情很快被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國很快從一個意識形態型的社會轉型成為利益導向型社會。此後的20多年間裏，整個中國社會便步入了一個人們所說的物質主義時代。
現在的情形: 對未來缺乏共識的理想主義
那麽，現在的情形又如何呢？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在20多年的經濟擴張之後，這個社會原來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會。當不同社會群體發現自身在這個社會生活得不舒適甚至不安全的時候，就自然出現了各種“反現狀”的“理想主義”。今天，對每一社會群體來說，理想主義就是要改變目前的社會形態，使得其能夠符合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說，現在的理想主義已 經不是80年代的理想主義了。在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裏，不同群體展現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義。或者說，現在的社會群體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訴求， 不再有對未來的共識。
與80年代一樣，一邊是社會政治理想主義的興起，另一邊則是每況愈下的黨政官員的腐敗。所不同的是，現在的腐敗規模不 是80年代所能相比的。80年代的腐敗集中在價格雙軌製下的“官倒”，規模並不大。但那個時候，整個社會的經濟水平仍然很低，腐敗導致人民對政府的不滿， 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不過，現在的一些官員一腐敗就是幾個億，甚至幾十個億。腐敗對執政黨造成的危害誰都很清楚。曆任的領導人一直在強調，腐敗會亡黨亡國。 這是曆史經驗。在社會層麵，人們所提出的問題就是：執政黨執政的道德基礎在哪裏呢？尤其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道德幾乎是執政者之所以能夠執政的基礎。一旦 道德基礎喪失，合法性危機必然接踵而來。
改革舉步維艱、社會政治理想主義的回歸、黨政官員腐敗每況愈下，所有這一切何其與80年代末相似。執政黨的回應似乎也相當的類似。盡管很多人隻知道“不能做什麽”，但黨內改革派所傳達出來的信息，和80年代末的沒有多大的差別，那就是要通過政治改革來推動其他方麵的改革。
中國社會又一個回歸，回歸到需要改革，但前途又渺茫的時期。中國因此需要再一次“南巡”，不僅拯救改革，拯救社會，更是拯救執政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