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沉痛代價。”當年在《四川省誌》中都有這樣的記載：“沈陽、武漢、南京、濟南、成都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協助四川運糧。”
文章提到：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壩賓館召開全省地委書記會議，討論全省糧食供應和群眾生活安排等問題。恰巧李先念打來電話要求四川繼續調糧。李井泉立即反問道：“還要調？再調一億斤死的人就要過萬，你問他還調不調？”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的調糧決定。中央領導認為，問題發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經濟和各方麵的影響總比發生在京、津、滬要小一些！長期積壓的鬱憤已經難以再控製，李井泉的情緒處於崩潰狀態：“你是個國務院，我這裏也是小國務院呐。你調糧怎麽不聽聽我們的意見。”......。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腫時有發生，到秋後猛增，死亡迅速增長。1960年初，四川140個縣浮腫病流行，死亡率達53.9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2.23‰。
後來李井泉在七千人大會上檢討過不了關，還是上麵承擔了責任才算沒事。周恩來說：“四川糧食調多了，責任在國務院，我是總理，責任在我。”鄧小平講話了：“調糧的問題，井泉同誌檢討了。中央也有責任，這個問題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調糧調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責任。”朱德專門召開四川地委書記以上幹部的座談會，語重心長地說：“井泉同誌檢討兩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大家要團結一致，振作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工農業生產盡快恢複和發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