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兩位知識分子革命家(百度百科)
(中宣部新出版的中共黨史委婉地提到1960年間中國非正常死亡大約是一千萬左右;烏有鄉人士對黨不服撰文反駁,爭辯說死人多應有大的起義,因為中國曆史曆來如此。烏有鄉人士看不到的是,黨和它的軍隊對中國的控製超過曆代封建王朝何止百倍)。
李井泉(1905—1989),江西省臨川人;1926年在省立第三師範讀書時參加學生運動;翌年春加入共青團;8月組織農民參加南昌起義隊伍,後留廣東豐順一帶堅持鬥爭;1930年夏進入中央蘇區,同年轉為中共黨員。曆任紅一方麵軍總司令部政委辦公室秘書長、紅三十五師政委、紅軍獨立第三師政委,紅三軍團第一、第三補充師政委。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八旅副旅長、政治委員,率部挺進晉西北岢嵐、五寨一線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參加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
1958年起,一場禍國殃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席卷中國大地,全國上下都處在狂熱、亢奮的狀態,李井泉的極左作派在那個時期表現得最為充分。 首先,李憑主觀臆斷大搞胡誇風、瞎指揮,全然不顧起碼的常識,在四川全省掀起畝產萬斤的“萬斤畝”運動。在李的狂熱慫恿和高壓下,成都郊區竟然放了一顆“畝產稻穀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那時稻穀畝產8百斤就算高的了),這是當時全國之最,立即上了報。這種天方夜譚般的假貨色,李卻不準別人懷疑,誰懷疑就要挨整。李在動員會上對幹部們蠻橫地說:“我就不相信搞不出來,我搞不出來,我的兒子也要把它搞出來”。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揮農業生產,在四川硬性規定必須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水放不幹,造成小麥播種時積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無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減產,兩頭失落。糧食減產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糾正過失,反而進一步弄虛做假,硬撐麵子:他下令在鐵路、公路交通沿線搞所謂的“高產路”,大搞“一平二調”,把遠離交通路線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產路”沿線做給人看。那時不斷有從中央和各地的代表們到四川來參觀“取經”。
李還在四川大搞“一個樣 ”,規定拉繩插秧搞密植,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那時共產黨官員們儼然都成了“農業專家”,強迫世世代代務農的農民們按照他們發昏的頭腦想出來的辦法去耕作。這樣瞎搞胡搞的結果使糧食大大減產。
另一方麵,1958年大規模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農村強壯勞力都被抽去“煉鋼”(實際上土爐子煉出的都是些沒有價值的鐵渣疙瘩),使許多地方成熟的莊稼爛在田地裏收不回來,這更加大了糧食的缺口。這裏且不說大煉鋼鐵時濫伐林木、強迫農民砸鍋砸鎖等等所造成的嚴重破壞。
1960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峻,從1950到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1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
可是,李井泉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李為了撈取向上爬的政治資本,妄顧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約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和。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舒同 (1905.11.25~1998.5.27) 字文藻,又名宜祿。男,江西省東鄉縣人。書法大師。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陝西省委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一任主席、名譽主席,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被毛澤東稱讚為“黨內一枝筆,紅軍書法家”。舒同1905年12月14日(農曆11月25日)出生在江西省東鄉縣孝岡鎮(縣城),1998年5月27日在北京病逝。5歲學書,14歲即有鄉譽。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1920年6月在家鄉與進步同學成立“金蘭同學社”,傳播新思想、新文化。1921年8月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撫州),與李井泉等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積極研讀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30年9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曆任紅4軍政治部秘書、紅11師秘書長、中共贛東特委秘書長、紅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紅12師政治部主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10師政治部主任。
舒同在山東的經曆
《中共山東曆史大事記》(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山東省檔案館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一書,記載了舒同在山東期間“極左”的一麵:
反右派
反右派中:本來57年反右已結束了,他又創造性的發明了“整風補課”多打了許多的人。在省直機關54個廳局中,有補課任務的廳局有47個,受到重點補課的廳局級幹部占21.55/100、處級幹部占14.17/100、縣委委員一級的占12.9/100、共打右派34800餘人、開除黨籍11900餘人,1980年全部“改正”,一個右派都沒有。
在農業上
1958年後,在全省大放高產衛星,虛報糧食產量,造成全省供應緊張,濟寧(含現在的菏澤地區)地區尤甚,從1958.1.開始,每天有上萬農民外逃行乞,最多時(3.18.)一天竟達5.7萬餘人,造成周邊省、區緊張,紛紛上報中央,要求山東采取措施,不要禍及他們。
同年4月,省委發出緊急指示:自去冬以來,全省不少縣社相繼發生營養性水腫病,在某些地區還有急劇上升的趨勢,僅濟寧地區就達54萬人之多。
1958.4.30 中央監察委員會通報批評濟寧地區“拔白旗,插紅旗”的錯誤。
1959.9.21 毛澤東來到山東,舒同匯報過去幾年山東綠化造林的成績時,毛說:“你們年年說植了多少樹,造了多少林,怎麽我從北京到上海,在飛機上看不到?”
當舒同匯報到1959年秋後,全省計劃組織900萬勞力上陣,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時,毛問:“能組織這麽多人嗎?”
9月,全省開始整黨整社運動,以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為指導,在全省公社以下的三級幹部中批鬥11.12萬人,開除黨籍38400餘人。
1960.10.20.---22.省委舉行擴大會議。針對山東農業存在的嚴重問題,由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向中央匯報後,根據中央指示,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到會講了話並宣布中央決定:撤銷舒同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由華東局第二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同誌擔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
會議認為:山東的農村工作違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破壞了生產力、破壞了生產規律、破壞了黨的正常的組織原則,以至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瞎指揮風)越刮越凶。工業有成績,農業問題很大,估計本年糧食產量大概隻有160億斤到170億斤,下降到1949年的水平。會上舒同作了檢討。
1960.11.7 省委發出開展生產救災運動的緊急指示:由於原省委主要領導人對農村工作的錯誤領導,加上連續兩年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減產,口糧嚴重不足;各種疾病大量發生,人口外流和死亡率大量增加;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受到嚴重損害,群眾生產積極性十分低落的嚴重局麵。
1960.12.5----25 省委擴大會議和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舒同在會上作了兩次檢討。會上針對幹部中存在的對前途感到渺茫,對克服困難信心不足,在貫徹執行政策上“左”比右好,在整風問題上怕受牽連等思想進行了說服、教育和批判。
1961.4.1 中共中央決定:譚啟龍同誌擔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同誌回安徽省擔任第一書記;舒同同誌仍保留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暫時下放到縣擔任縣委第一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