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zhongyin/01/11045907/20071226/14578290.html
1、給養困難
記得以前到四川上大學的路上曾經遇見過從四川到西藏打工返鄉的農民，他們是去給駐藏邊防哨所背糧食的，1斤糧食給4塊錢的運費 ——這已經遠遠超過了糧食的價格本身。而在89年，4塊錢並不是小數目。據他們說他們一次背大概50斤左右的糧食，然後在高海拔地區翻山越嶺，經過2~3天達到目的地後返回。由此可見，維持給養的困難程度。往前推近30年，當時的給養困難程度大概要壞很多。我曾經在青海牧區工作過4年，現在也常去牧區出差，盡管現在公路建設成績斐然，但是假如沒有公路係統，運輸將非常困難，一些高山不花一天多時間是根本不用指望翻過去的，如果身上還帶有物資，那就更難說了。不過，高原的大部分地區還是很適合大兵團作戰的，關鍵是高山縱橫的地區，隻能靠人和飛機來作戰——尤其適合武裝直升飛機。至於大炮坦克之類的，是很難發揮作用的。但是在印度一方，情況則要好得多，他們的軍事運輸至少不需要像中國這樣穿過數千公裏青藏高原，盡管在高山地區他們的軍隊同樣麵臨無法展開的局麵，但是至少在把軍事物資運送到戰區方麵，他們占有絕對優勢。什麽意思呢？即中國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本無法在後勤上保證長期大規模作戰。因此，假如中國不後撤，那麽回過神的印度就可以通過長期的小規模侵襲戰來消耗中國，中國實際上是很難確保不被迫後撤的，而這對於國家的聲譽是很大的損害。而主動後撤，算是給足了印度麵子，印度在法理上難以找到繼續長期戰爭的條件，而中國則可以贏得沒有霸權野心的好名聲，是非常有利於團結對霸權主義深惡痛絕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因此，由於給養困難導致的主動後撤使中國避免了陷入長期被動局麵的境地，
2、美蘇的壓力和中國的核計劃
當時中國剛剛度過3年困難時期，國力空虛，而在1962年中印戰爭期間，美蘇及其集團都公開站在印度一方反對中國，如果戰爭長期化，在美蘇集團的支持下，中國很難在中印邊境地區維持長期的戰爭，而且可能麵臨來自蘇聯的侵犯（當時蘇聯就重兵壓境使人不得不防）。因此通過主動後撤，不僅使印度失去了繼續戰爭的借口，而且也讓蘇美集團無話可說，避免了陷入被動的局麵。同時，中國當時正在全力以赴研製核武器，在這一過程中美蘇都在威脅要對中國“采取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息事寧人，有助於核計劃在較小的風險下順利完成。我們設想一下中國前推之後並不後撤，與在美蘇集團支持下的印度交火，美蘇集團對中國所能采取的當然是更尖銳的對立態度，此時中國的核計劃受到打擊的可能性就要遠遠大於較和平的狀態。
3、中國打破封鎖走向世界的戰略需要
當時中國的處境是非常艱難的，一方麵是西方集團的封鎖，另一方麵是蘇聯集團的敵視，同時國內剛經曆3年困難時期急需恢複，因此中印衝突並不是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中國需要爭取長期的和平發展時期來恢複和發展生產，增強國力。同時通過後撤而平息戰爭，中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息西方集團對中國的敵視，使強加在中國身上的邪惡的性質多少得到點澄清，有利於擺脫孤立的處境。實際上，中印邊境衝突後不久，1964年1月，中法之間就建立了外交關係，打開了中國與西方正式交往的大門。我們設想如果中國當時仍舊陷入與印度的持久戰爭中，這種局麵是不會出現的。由於戰略目的的需要，不僅蘇聯，西方國家恐怕還會采取嚴厲的措施打壓中國為數不多的窮朋友，使中國更加孤立，對中國重返國際舞台的戰略是極其不利的。另外當時中國正在輸出革命，對於來自印尼之類的國家對中國試圖控製其國家的說法而言，主動後撤之類的也算是回擊。
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戰爭中的徹底失敗，使尼赫魯(時任印度總理)亂了方寸。他不與任何人商量，獨自向美國總統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轟炸機和軍隊與中國作戰。印度國民也從未經曆過如此失敗情緒的衝擊，全國陷入一片混亂。可就在這個時候，中國軍隊卻單方麵宣布停火，並主動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實際控製線後20公裏，希望以此推進談判，恢複中印兩國的友好關係。
而印度政府卻未能理解中國的善意。他們認為中國軍隊的“懲罰”大大傷害了印度的自尊和體麵，並把中國主動釋放全部被俘人員、所繳武器和軍用物資也說成是陰謀。印度政府對中國的誠意根本不予理睬，並拒絕任何形式的談判，反而指使其軍隊重新占領被中國軍隊趕出去又後撤的全部12.5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
中印戰爭後，印度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麵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不結盟政策”，並迅速向美國靠攏。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與蘇聯簽定了為期20年的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雙邊條約。條約明確規定，雙方“保證不向與另一方發生武裝衝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進攻或進攻威脅時，應立即共同協商。”當時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說，如印發動戰爭，蘇聯將在軍事、外交上全麵支持印度，並牽製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與此同時，印度為了報邊界戰敗的一箭之仇，開始了全麵的擴軍備戰，並專門組建了針對中國軍隊的“山地師”部隊。“中國威脅論”也從此籠罩印度大地，中印關係進入了冷凍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迫於國內外局勢發展的需要，表示願與“中國進行有意義的會談，以尋求中印爭端的解決”。中國政府自然表示友好的回應。1970年“五·一”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辦米什拉時說：“我們總要友好的，不能老是這麽吵下去麽。”毛澤東當時還請米什拉代為問候印度總統和總理。
但此時印度國內的反華勢力卻依然活動猖獗。他們支持西藏叛亂分子在新德裏舉行活動，還把“西藏問題”和“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議案提交聯合國大會。與此同時，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邊界東段9萬平方公裏土地由“東北邊境特區”上升為“阿魯納查爾中央直轄區”。此時，中印關係雖有解凍跡象，但印度並沒有誠意采取實質性的舉動
八十年代中後期小平同誌在一次軍委會議上說“中國人民解放軍要活動活動了……”。由於涉及到一些機密，我不能多講，隻能簡單跟大家說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軍隊曾計劃對印度的軍事行動“藏雷行動”。總參從1986初就開始為軍事行動慎重而詳細製訂縝密的作戰方案。1987年底作戰方案完成，鄧小平等一批軍委領導看過後表示同意，紫陽同誌也知情。1988年中國開始秘密的對軍事行動進行準備和部署，原計劃是1989年夏季（青藏高原在夏季節容易進行運兵和後勤補給）對中印邊界的印軍發動閃電戰，規模要大於1979年的中越戰爭。也許是天意，後來發生的事情在我們的意料之外。1989年夏，北京發生的一大事件拯救了印度。很多中國軍隊調往北京戒嚴，打亂了原來的對印軍事行動計劃的部署。1989年夏，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了全麵製裁，中國當時與蘇聯的關係並未實現正常化，中國在國際上又一次麵臨不利局麵。時間進入1990年，當中國權利機構交於江總書記的第三代領導班子的時候，國內的各方麵開始穩定，但是印軍在實際控製線上的挑釁並沒有停止，而且情報顯示印度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展核武器，如果一旦印度有了核武裝，那麽對印度發動戰爭的顧慮將會更大。對印軍事行動再次擺上了中央領導的桌麵進行討論。可惜天不遂人願，當軍事行動再次即將開始時。九十年代初東歐巨變，美國再也不需要聯合中國對抗蘇聯了。中國麵臨的國際環境以及中美關係已經遠遠不如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那樣有利。打破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孤立和製裁發展經濟成為中國的首要工作，權衡利弊後，對印軍事行動被迫取消，也許是永遠的取消，同時也造成了九萬平方公裏永久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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