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製文化背景下的王朝更迭
謝橋
在繼往一些專門研究王朝更迭的曆史敘事中，大部分論者都歸責於皇權專製的製度缺陷，以及一些似是而非、大致相同的統治弊端。但對另外一些原因，則不是熟視 無睹、就是泛泛而談。概括起來，無非就是一以貫之地遵循老一套的“內因、外因說”，以此論證一個朝代由盛轉衰直至滅亡的過程，就是皇權專製下階級矛盾日益 加劇、統治階級日益腐朽沒落，被統治階級日益不滿、健康力量日益壯大，然後順應曆史潮流取而代之的過程。
這一解釋如果符合曆史的真實，那隻能說明在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大背景下，中國曆代皇帝或統治者卻不僅無視這種進步，反而逆流而動，刻意重複前朝的錯誤和悲 劇，最後自甘亡於恥辱。但無需爭辯事實卻是：即使是末代皇帝，他們都是接受過良好教育、才智不俗、善於總結曆史經驗、一肚子治國權謀的人中之龍。他們大多 對皇權專製保有憂患意識，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順勢而為，主動化解內部矛盾，避免統治根基有絲毫的動搖。但是除此以外，一切外在的因素——包括自然力的破 壞、外族與外部勢力的挑戰與侵擾，都不是一國一朝的統治者所能左右的，對此他們也隻能聽天由命。特別是一個缺乏認同感、歸屬感和凝趣力的專製王朝，其分崩 離析恰恰可能是廣大國民樂見其成的最好結局。
在中國，如果說傳統文化為專製主義長盛不衰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那麽為專製體製保駕護航的封建科舉製度，就應該強化了傳統文化的核心地位。然而令人不解 的是，雖然這個民族國家內部發生過一次次變革與革命，封建帝王與科舉製度早已不複存在，但專製主義仍然暢行無阻、傳統文化依然根深蒂固，一切和風細雨般輸 入的外來文明，除了馬列教條，都在這裏遭遇同樣的噩運。幾千年以來，我們這個民族改朝換代了不知多少次，疆域在擴展——收縮——擴展中固定在九百六十萬平 方公裏之上，人口不斷增加已占全球總數的五分之一，生產力水平也與世界同步發展，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並在名義建立了所謂自由市場經濟體製。但是，作為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地區性大國，我們不僅沒有發現這個民族已經擺脫了專製文化的束縛，更沒有發現在製度現代化建設領域，究竟在哪方麵取得了實質性進步。
事實上，中國的專製體製幾千年裏依然如故，且“穩如泰山”。特別是在當下，當統治者們不斷改變策略，願意把它當做一道菜肴，做得越來越精致、越來越適合愚 民口味時，伴隨快速提高的國民收入和個人福利，已完全征服了這群物質的奴隸，使他們越來越心存感激、忠心耿耿。至於這種體製的終結，一時卻還難於看到希 望，更無人可以預測將來的曆史會不會重蹈覆轍，因為它畢竟要受製於一種特殊的民族文化傳統——在中國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所以在本人看來，專製體製的 最終覆沒，並不是其內在矛盾和內在邏輯的一種必然；普世價值能不能如期取代極權意識，也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麽樂觀。正因為如此，指出結束這種體製的其它重 要條件，就自然成為本文需要解決的課題。
我們拋開文化背景，細細觀察中國的曆史光譜，便可以發現一種有趣的現象：外部壓力對於一個封建王朝或者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重要性、甚或是決定性作 用，與曆史自身一道出現“多普勒效應”——隨曆史的藍移，外部壓力會越來越明顯地表露出它的強大；反之，則出現衰減。
這裏，為了便於敘述，將把我們選取的曆史，固定在專製文化這一大背景下，分三個部分試行諸如此類的詮釋。
一、從貞觀之治到鴉片戰爭——中古時代王朝更迭的外力作用
如果以兩漢為界，從李唐王朝算起，我們可以發現從前那個盛唐不可謂不威風。然而那個以重農抑商為安邦之本、以自給自足為太平之象的王朝，也有貌似強大無 比、實則弱不禁風的一麵——接二連三的把皇室公主外嫁蕃王就是明證。即便號稱古代第一英主的李世民，他敢於首開強奪“董狐筆”之先河，卻數度對外、尤其是 在突厥麵前俯首稱臣。如《資治通鑒.唐紀》中記載，“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麵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此記載雖是李世民指責對方不守約，但說 出的是事實——筆者注）已略見一斑。而從“貞觀之治”及至武則天的承上啟下和玄宗所創的“開元盛世”近150年間，唐帝國雖然內治有方，但為了與外族—— 外國勢力如東、西突厥、吐蕃、契丹、高麗等國的和睦相處，卻不得不長期采取密集而屈辱的和親外交、“金帛”外交(參見範文瀾《中國通史》1949第一 版)。但是一場表為內憂、實為外患的安史之亂，便使大唐由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後內亂頻發、邊犯不絕，大唐帝國轟然坍塌、分崩離析。其碎片在嚴重縮水後的 版圖上，飄蕩了差不多一個甲子才又歸於統一。強唐實際上是一種“他弱我自強”式的強，並非皇帝眼皮子底下史官記錄的那種強。
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兩宋可謂矯枉過正，重文輕武大行其道。雖然它在中國古代史上堪稱政治昌明、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典範，朝野上下也相對穩定而少有內亂。用 陳寅恪的話來表述：“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但由於朝廷害怕軍人篡政而一味孤立軍事將領、削弱軍事力量，應對來自外部勢力的 侵犯，不是割地求和、就是花錢消災。殊不知文明的資源再豐富，也不能滿足野蠻的吞噬——這個自以為是的趙氏王朝以及他的子民們，最終還是被北方遊牧民族徹 底征服，以漢族為代表的中土之國蕩然無存。隻是這個民族有阿Q精神且又善於自圓其說，始終不肯承認“崖山之後，再無中華”這一事實，並假裝這個純種的外來 蒙元帝國，也是我們自己建立的朝廷——理由不過是它在中原建了個“大使館 ”。縱觀北、南兩宋舉凡300餘年，對外用兵鮮有勝績，好不容易謀得和局，也以大宋年貢絹、獻銀若幹為代價。
如果說宋之前那些封建王朝的覆亡，勉強可由內憂、外患各擔半責，那麽趙氏王朝則是徹頭徹尾的亡於外族。亡國百年，即十三世紀晚期至十四世末，在遙遠的歐 洲，偉大的文藝複興運動正高舉人文主義大旗，積極追求自由、平等和個人幸福，崇尚理性，反對蒙昧，從此逐步進入近代資本主義。而在中國，一個繁榮的帝國在 被外族政權統治近百年後，本土勢力終於趕走了實際上的侵略者，蒙元朝廷被迫北歸。不過由此建立起來的，卻是一個更加自我封閉和慘無人道的朱明王朝。這個王 朝幾乎全程陪伴著文藝複興時期，其中包括地理大發現的大航海時代。隻是它從來沒有打算真正看一眼外部世界——即便是鄭和七下西洋，也不過讓虛榮心在更大的 空間滿足一回而已，沒有任何社會政治學、哲學和自然科學等能夠促進中華文明向前發展的進步意義。
隨後而來的滿清王朝作為一個外來政權，雖然最後在所謂文化上為大漢民族所融合，乃至重要的文化特征也被融合成為漢民族文化的所謂“博大精深”。但不管任何 人，他都無法否認大清帝國取代了朱明王朝這樣一個事實，也無法否認滿族文化對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因為就算是一種弱勢文化，它與強勢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都是 雙向的、存毀相雜的。今天保留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口語(普通話)、文字，都是很好的例證。甚至有人統計，單在《康熙字典》中，就清除了八萬多漢字。
當然，明、清兩朝的敗亡，不可能沒有其他一些綜合因素。但就結果而言，他們與宋元毫無二致，皆為異族統治者所取代或推翻。可以說，沒有外力的擠壓，內部的 變化終歸隻是個未知數。需要補充一點的是：明朝的滅亡，最直接的原因固然是李自成的大順軍。但曆史地看，大順軍又在某種意義上依然是明朝的延續和過渡，它 畢竟沒有建立有效的統治機製，因此隻能把它看成是明朝的殘餘。
二、“野蠻的文明”與“征服野蠻的文明”——外國勢力決定中國的政治版圖(1)
我們知道，對於大清帝國而言，真正的悲劇是從1840年開始的，這也是中國近現代化的發端。如果說在這之前的清朝政府，還能夠多少揚起一絲征服者的傲慢、 還可以為封疆鎖國尚能自給自足而津津樂道，那麽此後歐、美、日、俄等列強的堅船利炮，無論是作為“野蠻的文明”還是作為“征服野蠻的文明”，都將成為大清 帝國的噩夢。滿清王朝在與這些早已完成工業革命和開啟殖民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較量中，已經徹底喪失了其在“家奴”麵前那種不可一世的自信和輕狂。曆次戰 爭中屢戰屢敗，必然需要通過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來換取外交上的暫時承認，從而獲得相對安定的外部環境，以便進一步發展經濟、增強國力。
恰在此時，大清帝國出現了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為代表的 中興能臣。他們合力剿滅了臭名昭著的太平天國、平定了社會動亂，又開啟了意在振興中華的 洋務運動，終於迎來了所謂同治中興。在這當中，由太平天國運動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損失雖然難以計數，但終究未能撼動大清帝國的根基，而中國的政治版圖也 幾乎原封未動。這又一次說明，專製體製具有其自身強大的活力，它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麽脆弱。
曆史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中華帝國的外部環境又一次發生了巨大變化。雖然剛剛過去的中日甲午戰爭導致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帝國聲望日落千丈，但是清政府依然沒 有喪失守土護國的決心和信心，中央集權的統治仍然強大而有效，於是才有初得慈禧太後認可的戊戌變法與預備立憲。清庭試圖通過全方位學習西方，來加速發展民 族工業，振興國民經濟，走出一條富國強兵、重整河山之路。隻是，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偏偏在這個重要的曆史時刻，與我們古老的民族和忍辱負重的慈禧老太太 開了個絕無僅有的玩笑：專製孵化器不失時機地孵化出一個二十世紀最野蠻的邪教組織----“義和團”。在“扶清滅洋”的震耳欲聾的口號下，“義和團”一邊 毫無節製地虐殺自己的同胞，一邊肆無忌憚地取下作為文化與文明使者的傳教士的頭顱，以他們無辜的生命和鮮血，染紅這幫暴徒高高舉起的愛國主義大旗。
這一切令人發指的野蠻行徑，無論作為個人罪惡還是政府行為，都已經大大突破了人類文明的底線。當然也不會為發達國家在越來越頻繁的國際交往中逐步建立的行 為規則和國際公約所能容忍，更不可能讓受害國政府善罷甘休。由“義和團”一手挑動的八國聯軍武裝侵華事件由此而起，並勢如破竹般直搗大清帝國的心髒——北 京。而“義和團”——這一特殊文化孕育出來的怪胎，則最終作為人類公敵，落得個死有餘辜、遺臭萬年的可恥下場。
今天我們回顧八國聯軍的武裝幹涉，在當時的背景下，以其說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公然侵略，倒不如說是大清帝國的自取其辱。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從1840年 算起，伴隨列強發動的每一次武裝侵略，我們這個古老帝國也恰好一步步地走向現代文明。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沒有列強在華強行主張他們的貿易利益，就沒有大 清帝國的覆亡、更沒有中國近現代化的開始。
我們再回顧“國父”孫中山的成功。同樣的，如果沒有列強——包括沙俄與日本帝國的現實存在，沒有強大的外部壓力和外國勢力的直接支持，沒有袁世凱的精兵強 將，單憑孫中山和他那些高調鼓吹革命的先行者，必定是一事無成、當然也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的。隻是清帝的退位、民國的成立，僅僅昭示著一 個時代的結束——在皇權專製被打倒之後，中國的政治版圖反而變成一盤散沙。
這裏無意貶低“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曆史作用。不過，孫中山先生在推翻了皇權獨裁的帝製之後，並沒有致力於清除中國的專製主義殘餘，這卻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也許是由於缺乏理論和時間儲備)。甚至他的個人觀念，也在那個時候發生質的改變——他不僅放棄自由、民主的建國思想，反而極力效法斯大林體製，與共產國 際眉來眼去，直到創建了民國時期“以黨治國”的黨國體製。而這一體製，在大陸也一直被別有用心地利用至今，使中華民族又一次跌入極權專製的深淵而無緣製度 現代化建設。
三、“軍人與小醜同行、烈士共炮灰一穴”——外國勢力決定中國的政治版圖(2)
在眾多的曆史循環中，直接由外部——外國勢力決定內部紛爭的無疑就是二戰結束之後的國共大戰。七十多年前，當日本軍國主義發動野蠻的侵略戰爭、中華民族麵 臨生死存亡的緊急時刻，全國範圍內所有中央與地方軍事集團——包括昔日畫地為牢的各路“諸侯”、民間武裝與政治團體，無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空前一致地 放棄成見、緊密團結在國民政府周圍，自覺接受中國戰區司令蔣中正先生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一心抗日、浴血奮戰，不怕犧牲，最後在美英等同盟國的戰略配合 下，取得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來侵略的完全勝利。
但在一場曠日持久的全民戰爭中，中國人民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空前慘烈的。為爭取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多少國軍抗日將士為民族獨立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犧牲了寶 貴的生命；又有多少共產黨眼裏的所謂軍閥勢力拚掉了最後一兵一卒，使地方自治、鄉村自治毀於一旦、全麵倒退。唯獨共產黨軍事集團，在國家民族遭遇滅頂之災 的烽火歲月，不僅可以“保存實力”、而且可以“發展壯大”，由抗戰初期的二、三萬人，擴展到1947年的近二百萬人。直到公然投靠蘇聯斯大林匪幫，唯法西 斯頭子馬首是瞻；以喪權辱國的賣國承諾，換取斯大林集團的軍事物資和軍事技術的支持；在各大“根據地”大肆招募抗戰結束後被遣散的偽滿、汪偽武裝，煽動、 欺騙急需休養生息的下層民眾和下層軍人，在剛剛取得“民族獨立戰爭”偉大勝利的艱難時刻，不昔一切代價發動一場所謂“民族解放戰爭”，誓與合法選舉產生的 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尤其喪心病狂的是：在整個內戰期間，先是利用戰場亂局，殘酷屠殺那些在抗戰中人員和物資遭受巨大損失的各類武裝，對僥幸留下而被改編的 部隊，則又於韓戰期間送往朝鮮前線，使無數抗日戰爭中的偉大軍人，被迫充當了斯大林匪幫與金家王朝侵略戰爭的炮灰，這無疑是中國軍人巨大的恥辱。這種恥辱 甚至曆經了半個多世紀仍然未能洗脫，當局者仍然讓“軍人與小醜同行”、“烈士共炮灰一穴”。
為紀念中共建黨九十周年，這個國家再度變成了紅色海洋。毛澤東也再次登上了神台，重新成為社會運動的革命家、軍事鬥爭的戰略家、經國濟世的政治家。這當然 可以看作是傳統文化極大的反諷——向來將“仁義禮智信”作為律他而安排的道德教化，使毛澤東成為一個超常地諳熟個中三味的老手——誰更堅決地不擇手段、誰 更徹底地寡廉鮮恥，誰就更有機會在現實世界取得成功(毛在這方麵的成功可參閱戴晴係列文章《真如神》)。事實恰恰就在於作為無神論者的毛澤東敢於大膽地身 體力行、而作為基督徒的蔣介石卻將信將疑，結果是勝利的天枰一再朝共產黨那邊傾斜。
今天回看毛澤東、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根本原因，我們並沒有發現哪怕在當時亦可稱其為神奇的地方。軍事上，無非就是利用起死回生的“西安事變”，假借抗日之 名，在此後所形成的全民抗戰的形勢下，一邊心安理得地領取國府軍餉合法養軍擴軍，一邊卑鄙無恥地製造摩擦、堅持所謂敵後遊擊，殘忍綁架淪陷區民眾，擴大地 盤、收買人心、打好基礎；不折不扣地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中坐收漁利、在斯大林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中甘做走卒。政治上，則一再瞞天過海、戲弄天 下，高舉自由、民主旗幟，欺騙民主黨派和青年學生，抹黑國民政府，極力製造麻煩，在國民黨政權失去美國軍事支持的時候，以二千萬人的生命代價，建立起蘇聯 共產集團的附庸國。
以上那些曆史事實早已為人們所熟知。這裏重新提起，無非是為了在今後的曆史敘述中，避免過度渲染有害無益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避免被極權專製口中的所謂 “人民”、“民心”與“大多數人民群眾”等詞句所蒙蔽；避免在愈來愈緊密的國際交往中，附和極權專製以所謂“幹涉內政”為由惡意醜化友邦——特別是大國友 邦對本國政治事務所能產生的積極的、決定性的影響；避免以“侵犯主權”為由，挑起友好國家間的敵對情緒。
上述曆史還提醒我們：即使在充滿激情、崇拜英雄和不怕犧牲的年代，人們尚不能準確把握理性世界，改變傳統的專製思維，完成自己對真理的追求。在那個年代， 一些為了某種信念而放棄自己生命的思想者固然值得我們崇敬，但在一個愚民化的國度，在動蕩不安的歲月、在極權肆虐的年代，有一些生命其實是被無謂地犧牲 了！他們或許犧牲於愚昧與無知、或許犧牲於陰謀與陷阱。或許，他們的犧牲就隻是簡簡單單的犧牲——比如十年浩劫中的紅衛兵和其他造反組織。人們隻有重溫曆 史、以史為鑒，才能對此保持全麵、深刻而清醒的認識，才能克服社會情緒在焦躁與衝動中爆發，才能避免民粹主義被政治野心家所煽動，才能避免中國曆史在固有 的模式內循環往複、周而複始。
四、極權專製與長治久安
作為一個正在進行有效統治的極權政權，“長治久安”當然是其極力追求的政治目標。在中國，毛澤東荒謬地想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結果鬧得民不 聊生；鄧小平為了“維穩”，不惜動用軍權罷黜兩任共產黨總書記，人為地製造了特殊利益集團，並且最終成為屠殺學生的儈子手；江澤民之後，“維穩”壓力越來 越大，如果沒有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矛盾將會進一步擴大而爆發。為此，中共領導層不惜犧牲自然環境、自然資源和社會公平，以保證GDP有兩位數的增長。這 當然不是什麽靈丹妙藥，國內外大部分學者也並不看好這些措施的長期效應。但是在中國，這些舉措卻似乎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全體國民在經濟生活得到較明顯的 改變之後，政治熱情隨之煙消雲散，自願按中共的要求“娛樂至死”。而極權專製，便可以繼續以獨裁的方式壟斷公共權力和社會資源，這個國家也可以繼續由一個 自稱能夠代表人民利益的意識形態集團掌控一切。
這似乎成了生活在中國極權專製之下的人們無法逃離的宿命。不過在我看來也不足為奇，因為這是在中國。不管較早之前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還是最近發生在突 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的民主變革，他們的成功尚且需要強大的外部壓力。像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如果沒有思想文化的徹底啟蒙、沒有外來文明毫不留情的 衝擊，我想我們很難及時地融入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潮流。甚至會在某個可能的曆史時刻，我們將不得不成為這個文明世界之中、文明力量的累贅。
我不以為這是危言聳聽。特殊的文化傳統，決定了我們天然地缺少變革的動力。前麵我們提到了“內因、外因說”，這裏不妨從技術角度給予分析：如果說“人民” 的、“健康的力量”能夠決定曆史進程，如果說前朝的終結，是封建製度腐朽沒落的必然，那麽後朝由“人民”選擇的統治者，又為何一次再次地建立一個同樣腐朽 沒落的封建王朝？而且一個王朝從建立至覆沒，少則上百年、多則三百餘年可以屹立不倒。在這中間，作為統治者的朝廷，堅持的仍然是複製過來的、換湯不換藥的 “祖訓”、“祖製”；而作為被統治者的黎民百姓，除了無緣新帝的真麵目，對新朝的統治之術應該並不陌生。但奇怪的是，這兩者卻能夠長期處於相安無事的狀 態，最多也隻是“小摩擦、大和諧”，直到新王朝又一次變為舊王朝，並再一次建立同樣一個更“新”的王朝。
我們就這樣陷入一種無窮無盡的循環。當然，維護這種循環，恰恰是後起的統治者、特別是近現代國家民族的執政當局一種低成本、高收益和明目張膽的欺騙術—— 前朝是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統治者，但我們不是。我們代表的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隻要在我們的統治之下，你們一定會謀得更大的幸福.....於是人們又一次 把自己的命運，毫無戒備地拱手留待新一輪盲目而不確定的統治周期。而在新一輪的統治之中，統治者又將據此聲稱得到了人民的信賴，並順理成章地使其統治合法 性獲得長期的、毋容置疑的自我肯定。
出現在中國的這種極權本質不變、統治架構翻新的王朝輪替現象，將不得不引發人們更深刻的文化與政治哲學思考：為什麽作為龐大帝國主流文化的史官文化，會一 再保存“亡國隻當辭舊帝、為奴猶作迎新主”的記錄？為什麽在中國曆史上，這樣一個地域與人口同樣龐大的帝國，無論是元取代宋、明取代元、還是清取代明，及 至大清帝國的一朝崩潰、特別是中華民國在大陸全麵淪陷，都隻能借助外部勢力才能解決內部紛爭？為什麽沒有外部力量的介入並發揮關鍵性和決定性的作用，本國 人民就隻能逆來順受？為什麽僅靠一而再、再而三的的內亂，從來就無法導致統治集團最後走向終結？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有過真正意義上的覺醒和革命嗎？
中國的曆史學家們似乎不屑於回答諸如此類的問題。他們的存在，似乎也隻是為他們的祖國作出為上所好的特殊貢獻。這些養尊處優的史學家們其實並不是一群具有 批判意識的曆史研究者，他們從來不敢說出這樣一種事實——所謂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其實就是專製文化；而所謂勤勞、勇敢、智慧的中華民族，事實上從未擺脫 專製文化的束縛；因此文化精英雖然層出不窮，但從來就沒有在這片土地上，誕生過一位能夠引領這個民族告別蒙昧、走向近現代文明、具備世界眼光的、偉大的思 想家；從來就不會有人在痛定思痛之後有過自省，人們也隻會跟著鼠目寸光的精英們盲目膨脹，成為一群自大狂。
但是，如果我們的思想文化是多元的，我們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多元的，我們的價值也是多元的，那麽我們認識世界以及認識我們自身，就不會離真理、真相越來越遠 而落入陰謀、謬誤和陷阱；我們就會在人類既有的文明成果中，摘取那些具有普遍的道德價值與最高的工具價值、能夠體現真正的善與公平、正義的那一部分，來造 福我們的人們，建設我們的家園，極權專製才有可能走出我們的視野、走出我們的曆史地平線，我們的人民才有可能生活在真正意義上的長治久安之中。
2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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