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學運，直到六四悲劇的發生，不能說沒有學生和社會自身的問題的責任。作為親曆者，前十幾年一直在反思這個問題。學運後期的組織混亂，泛民主和偽民主現象，對於民主的理解和認識程度，尤其是實踐程度的問題，對於民主作為概念的理想化問題，民主與法律的關係的理解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的問題，學運領袖的個人性格，素養和動機問題，政治鬥爭的智慧問題，等等等等。這些其實都隻能事馬後炮。沒有實踐，誰都不是聖人。在中國這個曆史上就缺乏民主（指科學的民主），人權，和自由概念背景下，尤其是建國以來對民國時期的思想進行了以革命的名義閹割過濾然後灌輸給紅旗下的蛋們，就是知道它們是好東西，也僅此而已。西方被認為是天堂。民主被認為是可以一夜實現（而不需階段和學費）的（就像當年的共產主義者認為封建和落後可以靠共產主義一夜得以改變一樣）。人人都在主張民主，都在指責政府，但具體如何操作卻莫衷一是，或簡單化理想化，甚至罔顧法律。對於後果更是沒有認真思考。學生中很多更是出於對於動蕩的亢奮，對於‘革命’動蕩的正義化，情緒宣泄的風光出口，甚至個人虛榮心對於時勢造英雄的一拍即合，有些學生也不排除有個人野心。（其實，現在已西方文化看來，放在一個正常的多元化社會，有野心並不是壞事，因為社會有完善並相對公正的法律和製度，提供個人在正常渠道的任何發展，包括從政。大多數情況下會將個人對利益，權力等欲望納入積極發展的軌道疏通，一舉兩得。）有些人於是認為這就是一場鬧劇。不錯，這的確不像是一個有組織有目的有預謀的運動獲事件，否則CIA或任何背後勢力就太小兒科的。我也不否認運動風起雲湧後，會有很多勢力和背景有興趣，會積極關注，甚至試圖介入。但最後的混亂和幼稚，足以證明當時還沒有任何勢力能完全操縱這場運動—除了所謂的堅持不從廣場撤離（其實後來堅持在廣場的幾乎都是外地進京，剛趕上末班車的學生）。事後諸葛亮一回，如果當年的學運見好就收，尤其是在比較開明親民主的政府官員出麵後回撤，達到了政治訴求的目的，也造成的相當的正麵社會輿論，更能提供給黨內民主派黨內擁護和實力，為進一步的政改做鋪路。這才是成熟的政治。可惜當年我們都血氣方剛，頭腦簡單，像個倔脾氣的孩子，自恃政府是父母，不依不饒要討說法。結果是政府不是父母，可不是打一巴掌的事，那是敵我矛盾。這樣也好，徹底從中國人的父母官情結中清醒過來，現代社會是很現實的，政府不可能是父母。我們也不要以孩子自詡。這倒是個好教訓，隻是代價太血腥悲慘。
現在很流行的論調是看那你個學運/民運代表六四表現，現在的表現，以及海外學運/民運現在的表現，六四不是被別人利用了就是被這些人利用了。其實我一直遠遠在看這些當年其實未必比我高明到哪裏的學運領袖。有些我的確很失望。海外學運/民運也是更多地延續了中國政治鬥爭得的慣例而不是真正意義的民主標杆。不過客觀地將，殘酷的流放現實（經濟，心理，社會輿論，政治壓力，等等），也更容易扭曲他們。比如魏精生。我還是很敬佩他當年在四化之後首先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主張和勇氣。但是對他出來後的表現也很失望，同時也比較理解：一個初中生，很早就被投入監獄，幾乎與世隔絕。就連我們這些一直與社會正常接觸的人都在八九學運時期是那末的幼稚，又怎能苛求他與社會隔絕著末多年，能有比我們更好更深刻的認識，更成熟的思想和表現？站出來嘲笑那些當年的學生領袖的人，你在同時代能比他更高明嗎？你遭遇了與他相同的經曆後還能笑出來嗎？
關於柴玲，李祿和吾爾開西，不錯，這幾位是學運後期的比較激進的學生領袖。也正因為比較激進，在風起雲湧的動蕩或大革命時代，才更能凝聚民眾的革命激情（反而是理性溫和的主張和人往往就被邊緣化了）。這也許也正順應他們的政治興趣，個人英雄主義情節，或許也有些小小的虛榮心和野心。但是背景是矛盾劇烈的社會想象。否則無論如何他們也是不能聚集起那末多的力量堅持在廣場合那末多的北京人民的自發支持。他們都有人性中的弱點，就像他們身上也有一些普通人不具備的閃光點一樣。如果真的是一場陰謀，要學生和民眾流血犧牲來成就自己，那怎莫解釋他們自己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般東躲西藏，僥幸逃脫，而且各自沒有聯係。清場的命令並不是個秘密。他們，也許正如同我們中的大多數，當真正麵臨死亡可能時，首先想到的是要逃生。我對他們失望，但不怨恨，因為理解他們，就像理解自己。但對於他們出來後，始終不願為六四悲劇承擔任何責任，我的確耿耿於懷。畢竟他們是當年激進的學生領袖，即使什莫也不應該成為政府軍向自己的學生和人民打開殺戒的理由，從自己對學生應付的責任來說，也應該有所反思和反省。反倒是後期一直主張回撤校園而漸被邊緣化，而之後一直身陷囹圄的王丹首先願意承擔部分責任。
我想說，民主，與具體的某個民主運動不能等同，更與某些所謂的民運領袖不能等同。指摘，批判某些學運領袖的道德瑕疵，個人素養，民主精神的缺失，反思某個民主運動的過當，過失，錯誤，甚至是謬誤，並不能刷洗或模糊事件的焦點和主要責任。國人不應該像一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作壁上觀人一樣，迎著政府方麵很願意提供的單向探照燈方向品頭論足，而忽視了探照燈來源方麵更肮髒見不得人的勾當。畢竟，一個政權的公權力，政府暴力工具的濫用要遠比幾個公民的道德不完善可怕的多。如果政府公權力和暴力工具致力的都是將自己隱藏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打起探照燈尋找自己公民的瑕疵以治罪的話，恐怕我們都要人人自危了。 比如，艾未未即使真的偷稅漏稅，即使他的所謂藝術真的讓很多人反感，但這與他致力於為弱勢者追討一點點社會公道的個人行為有什末關係呢？而義憤填膺堅決要幹涉艾人權的政府官員們中，又有多少許宗衡之類的真正腐蝕著這個國家的人而不被追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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