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wsj.com/gb/20110422/rec084739.asp
中國飛速發展的經濟、嶄新的基礎設施和在世界舞台上日益提升的地位,這些都可能使人假定中國人對目前的生活感覺很好。
蓋洛普(Gallup)的最新民意調查數據顯示,事實並非如此。
與此同時,蓋洛普的數據顯示,隻有38%的美國人說他們生活艱難,而整整有59%的人認為自己生活美滿。
即便是考慮到中國飆升的房價和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也很難理解中國怎麽會有近四分之三的人認為自己生活艱難,特別是考慮到在去年全年都遭受著兩位數失業率的美國,大多數人感覺還算好。
蓋洛普的調查結果出人意料,還因為這與皮尤的全球態度調查結果相矛盾。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中國人對生活的感覺要樂觀的多。
皮尤和蓋洛普的調查都請受訪者根據坎特裏爾量表(Cantril Scale)── 也就是皮尤所稱的“生活階梯”(Ladder of Life)──給自己的生活打分,進而衡量受訪者對生活的滿意度。坎特裏爾量表是對目前和未來生活質量的衡量,評分從0到10,其中10分代表最理想的生 活。在皮尤的調查中,有31%的中國人給目前的生活打了高分(7到10分),有74%的人說他們預計未來會過上非常滿意的生活。(蓋洛普將目前和未來生活 的打分合在起來,它的生活“美滿”一檔大致相當於皮尤調查中的“高”分。)
不是很清楚為什麽皮尤和蓋洛普對中國狀況的調查結果會如此不同。皮尤調查的中國人數是蓋洛普的三倍以上,因此樣本量可能是一個原因。調查的地域也可能是一個原因,因為皮尤調查的城市居民居多,而城市居民通常比農村居民更富有。
有趣的是,蓋洛普的研究顯示,在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中,並不隻有中國民眾對生活悲觀:隻有17%的印度人和16%的越南人對生活非常滿意,比例均低於全球21%的中位數水平。
的確,亞洲作為一個整體得分稍低於全球中位數,而同時歐洲(25%)和美洲(42%)民眾對生活滿意的比例則大大高於全球中位數。
隻要看看人均GDP就可以簡單地解釋地區樂觀差距的原因。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迪頓(Angus Deaton)在分析蓋洛普公司2006年全球幸福調查時發現,生活滿意度和人均GDP之間幾乎呈正相關關係:國家越富裕,人民越幸福。分析同時發現經濟增長實際上對人民的幸福感有著負麵影響。
其他經濟學家試圖解釋為什麽經濟增長和生活滿意度之間呈現這種被稱作“伊斯特林悖論”的負相關關係。他們的理論解釋是個人的幸福感是由相對而非絕對收入決定的。這種解釋在經濟學界引起了爭議,但也可能有助於理解中國現實樂觀度較低的原因。在中國,財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導致社會緊張局勢的不斷加劇。
盡 管蓋洛普的調查沒有觸及這個問題,但卻可以從文化的角度解釋中國人現實的悲觀。中國有著長期繁榮與蕭條循環交替的曆史,中國人往往重視謙遜,對預期的管理 相對較嚴。而美國則不同,至少從19世紀以來,美國就被 “天命論”(Manifest Destiny)的樂觀理念所推動。
中國人對生活的態度可以從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中看出:即使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經濟實現了創紀錄的繁榮,但共產黨的終極目標隻是建立一個“小康社會”。
換句話說,或許中國人隻是更喜歡用“艱難”來形容自己的生活。
Josh C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