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
他們的晚年
由於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
周木丹，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不久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學大家，薛波怎麽也沒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裏：上海南昌路282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
周木丹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一台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錢家當。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範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裏的地方，周木丹度過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後，由於沒有房子，周木丹隻得回到上海。
現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隻是實現了在戶內曬曬太陽的願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先生家裏，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裏。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麵對另一位1944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五個扣子，竟然都不一樣。
也許，19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1957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先生，是晚景最為淒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麵，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裏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裏。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隻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台裏。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49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
被改變的命運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後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製》等。後被打成“反革命”，被判處在甘肅勞改10年，後因宋慶齡說情，6年後才被釋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麵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最後他沒要。
俞偉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曆次政治運動中被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1980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裏，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隻有七八平米。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抗戰後的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後，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製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製重建殫精竭慮。1999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裏，《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81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係友。（編輯：薑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