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冷戰之後，西方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成為全球主流意識形態，但在中國，以“多黨、普選、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征的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已日益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不讚同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原因很多。有的從國家統一的角度認為，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如果還沒有形成有效的民族共識，一旦實行民主極易導致國家分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的解體以及伴生的觸目驚心人道性悲劇，就是前車之鑒。可資對照的是，台獨、疆獨和藏獨都極力主張中國民主化。因為這是他們達到分裂意圖的唯一機會。當然也有的國家通過和平的方式一分為二，如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現在正處於解體過程中的比利時。但對於一個有著極其悠久和強烈“大一統”民族訴求的中國來說，國家分裂的前景必然是第二個南斯拉夫而不會是捷克和斯洛伐克。
還有的從國民性的角度，認為任何民族都有其文化和傳統基因的。這種基因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對於中國來說，傳統上就反對競爭性的政治集團博弈。強調的是和諧，君子不爭。《荀子》的《國富》篇有這樣的論述：“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不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近 代學者王國維曾有中國文化的三十字真言：“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於天，爭乃不生”。中國民間頗為流傳的故事“三個和尚挑水喝”，就是這種典型的民族基因的表現。因此在一個講究中庸、和諧、不爭的文化氛圍中要想讓競爭性的政黨製度生根發芽，是幾乎不可能的。
當然中國的民族劣根性，也將令西方的民主在中國完全走樣變型。魯迅曾說過：“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似的，無不失了顏色”。而海外異議觀點則更為尖銳：“中國的意識形態的惰性或慣性簡直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共產主義到中國走了樣，資本主義到中國也全走了樣。基本規律是，去菁華而取糟粕！變神奇為腐朽！”綜合來說，中華民族強調靈活變通，但缺乏規則意識。現在民間一方麵把高房價列為民怨之首，另一方麵當國家出台調控措施時，卻又排著隊離婚以規避，就是典型的一例。
還有的從宗教的角度出發，認為民主搞的成功的都是基督教文明國家。曆史上，由於神權和皇權的競爭，西方社會已經習慣於權力的多元。再加上宗教改革之後，逐漸形成了寬容和妥協的文化。而這都是中國欠缺的甚至完全相反。比如儒家文化的中國是現世的，無神論的。盡管許多自由派學者自己身體力行信仰基督教，但誰都明白要想把中國變為一個基督教國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此外，西方是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製度，可以說是從種子長成大樹。英國如果以1688年的“光榮革命”成功為起點，到出現政黨、再到最終實現普選用了兩百多年的時間。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基本如此。美國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權，瑞士1971年 才實現普選。這個過程經過漫長的充分發育和演變，是伴隨著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製化等發展起來的。但是，自從西方徹底完成民主化後，這種情況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所有轉型國家都是采用瞬間突變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謂整樹移植：開放報禁、黨禁，立即實現普選。像韓國、台灣、俄羅斯、東歐、印尼等等，無一例外。其代價之高昂，令人瞠目。大國俄羅斯不得不重新走向威權。在這一波民主化過程中，波蘭是一個曾試圖進行漸進式民主轉型的特例，但結果卻超出所有人的意料。1989年， 麵對困難的局麵，波蘭共產黨與團結工會進行圓桌會議，分享權利。一部分席位進行自由選舉，波共則掌控其餘大多數。結果在選舉時，波蘭民眾拒不投波蘭共產黨候選人的票，甚至團結工會出麵呼籲都無濟於事。最後獲選的波共代表均退出了波蘭共產黨，團結工會瞬間取得了執政權。然而，並沒有做好執政準備的團結工會很快便陷入執政無能、內部分裂和腐敗的境地，並迅速被選民拋棄，而過去的共產黨改組後重新執政。但這個輪回過程中，整個社會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個原因可用一句話作為總結：高級民主一但產生，就不會再提供低級的合理性。以中國為例，如果現在實行民主化，能否像過去的西方一樣以財產為由不給農民投票權？以性別為由，禁止婦女投票？
當然，中國模式曆經三十年檢驗的成功以及西方長達三年尚未結束的經濟危機，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沒有理由放棄自我而轉向西方。雖然中國也存在著貧富差距、腐敗等問題，但放眼世界，這卻也是全球性的現象，非中國所獨有，而且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國家如印度、俄羅斯都遠比中國嚴重的多。
不過如果認真觀察全球各國民主化轉型的過程，我們會不得不承認，這種轉型普遍產生的高成本，在今天全球化時代，已經無法再重演，中國也根本無法承受這種代價。
無論是西方還是其它區域，轉型代價最小的隻有盎格魯撒可遜文化的英美兩國。英國經過一次內戰和克倫威爾的獨裁，隨後通過光榮革命就從此走向民主化的坦途。美國由於是移民國家，沒有任何封建傳統，除了獨立戰爭和一場內戰以外，再也沒有經曆過全局性的衝突和流血。更何況這兩場戰爭實際上和民主轉型並無多大幹係。一個是為了獨立，一個是為了統一。但除了這兩個國家，任何國家的民主化轉型進程都充滿了跌宕起伏、嚴重的社會衝突，這包括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戰爭和政變。
不妨以西方另一個主要成員法國為例。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今天，法國經曆了五個共和、兩個帝製、一次複辟、兩次君主立憲，還有一次巴黎公社。平均每二十年就發生一次大的製度變革。而每一次變革都是暴力：戰爭、革命、政變、起義。第四共和是二戰勝利後建立的，結果僅僅十四年，就走向崩潰：政府完全靠借債（外債、內債）和銀行透支維持。政治上則由於阿爾及利亞危機，發生了傘兵軍事政變，後來漫延到科西嘉島，中央政府派去鎮壓的治安警察倒戈。這個時候，總統科蒂向議會發表諮文，指出內戰正在迫近，呼籲軍事強人戴高樂將軍組閣。最後建立今天的第五共和，才最終化解危機。顯然這個轉型模式的代價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接受的。這也是為什麽，我2009年在台灣觀選時，一位學者講：台灣民主是一個奇跡。因為從威權向民主製度演變沒有發生流血和暴力。不過奇跡都是概率極小的事情。大陸如果進行民主化嚐試，必然難以避免暴力與流血。可是以大陸的規模，將是什麽後果呢？
如果說法國轉型過程付出的代價更多的限於本國，那麽德國的轉型成本則造成了全球性的災難。一戰結束後，戰敗的德國發生了革命，並建立了魏瑪共和國。魏瑪共和國擁有一部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憲法，但最終卻令希特勒借助魏瑪共和國的民主獲得了德國的統治權，演變成法西斯國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幾乎毀滅世界的同時也徹底毀滅了自己。後來在西方國家的占領下進行重建，才發展到今天的民主國家，日本也經曆了相似的過程，也是在給世界帶來空前災難和自我毀滅之後，才在美國的軍事占領下實現了民主轉型。盡管德日是民主轉型的例外，但付出巨大成本卻是共同的。
不僅天主教、新教國家如此，就是同屬基督教的東正教國家也如此。這又以俄羅斯最為典型。
一戰末期，俄羅斯發生二月革命，成立臨時憲政政府。但由於無法滿足人民“停戰和麵包”兩大訴求，盡管給了民眾甚至比西歐政府更多的政治自由權利，但仍然迅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正如普列漢諾夫在其封塵八十年才公布於眾的遺囑中對布爾什維克成功走向曆史舞台所做的分析所言：但由於食不果腹，一貧如洗，而且還被迫繼續做戰。甚至（民眾）都沒有發現這一點（民主權利）。要是戰爭在1917年春天結束，要是臨時政府毫不拖延地解決了土地問題（實際還是麵包問題），哪麽列寧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就沒有任何機會了。而他本人也將永遠被從肩負曆史使命的行列中一筆勾銷。結果短短幾個月之後，民主憲政體製的臨時政府在無力解決俄羅斯麵臨的嚴峻挑戰之後，就被承諾帶來和平與麵包的布爾什維克幾乎兵不血刃的輕而易舉地取而代之。對於“二月革命”，即使到今天的俄羅斯，包括普京、剛剛過世的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索爾仁尼琴都持否定態度，普京的智庫首領尼科諾夫則宣稱：二月革命“毀掉了一個偉大的國家”，因此不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然而，這一次失敗的民主化嚐試卻在七十多年後再次在俄羅斯上演。上世紀八十年中期戈爾巴喬夫開始的改革最終再次導致俄羅斯擁抱西方民主，於是又付出了十年的民主慘重代價：休克療法使國民經濟縮水一半，國家瀕臨崩潰，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任憑西方欺淩，甚至出現和平時期人口減少的罕見悲劇。直至普京上台，重新修正葉利欽的做法，出現了西方國家眼裏的民主大倒退，才使國家擺脫危機，重新複蘇。正如西方也不得不承認的是，普京挽救了俄羅斯，恢複了俄羅斯的秩序和大國地位。對於這十年，普京有一個評價：這是俄羅斯三百年曆史最黑暗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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