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中國，幾乎每一個牽涉到毛澤東的話題都會引起熱議，其實無論是讚成者，還是用無以複加的惡毒語言詛咒他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都隻是把他看做是一種象征符號而已。
恐怕袁騰飛當初不會想到自己在課堂上的言論會引起這麽大的風波，在當前思想界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中，他很“幸運”地被雙方選中，既有很多
人讚揚、熱捧他，也有很多人批判他，甚至還呈請有關部門處分他。目前，袁騰飛通過網絡視頻發表聲明，表示“相信黨，相信人民政府，相信法律給出一個公正的裁決”，這表明“黨、政府和法律”已經介入了這一純民間的爭論。盡管這件事情將怎樣了結還無法逆料，但恐怕將仍然像以前曾經發生過的類似事件一樣，民間力量再次在內鬥中兩敗俱傷，而得益者將是雙方都對之又愛又恨的第三者。
毛澤東的再造中華之功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
毛澤東無疑是影響中國20世紀最為深遠的人，是他把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狀態的中國重新通過信仰和力量凝聚成了一個整體，建立了一個初期確能保持廉潔並且高度強有力的國家政權，以此為手段，毛澤東為了急速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價，這必然使他“譽滿天下，謗滿天下”。
任何稍有曆史感的中國人都能夠明白，工業化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急迫的任務，不如此我們就有可能像印第安人那樣被亡國滅種，更談不上自立自強於世界。從鴉片戰爭以來的曆次反侵略戰爭中，除了抗日戰爭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犧牲並在同盟國的援助下取得了慘勝外，基本都失敗了。不能說中國軍人不夠勇猛，也不能是說中國人的愛國精神不夠虔誠，這與近代任何一個國家相比都毫不遜色，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建立完整的近代工業體係的中國，在每次戰爭中都不能給軍人們提供與他們的對手大體相當的武器裝備。晚清海軍看似強大，但那種靠金錢買來的力量對中國來說根本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不僅在日新月異的技術革命中很快就會落伍，而且一旦在戰爭中遭受損失，很難給予修複和補充。技術越進步，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的差距也就越大，表現在軍事上，歐洲移民利用火繩槍屠殺幾千萬手持木棒的印第安人花了上百年的時間，可是如果使用機關槍和其他“大殺器”的話，恐怕幾個月就足夠了。
中國要救亡圖存就必須開展工業化，這是中華民族必須完成的任務。可是，落後國家要開展工業化已不可能像早期歐洲國家那樣依靠對我掠奪進行原始積累，他們隻能通過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國家政權把全國所有的經濟剩餘集中起來，向國外購買機器設備，為工業化提供原材料等等。
這就在政治上向落後國家提出了必須滿足的兩個條件，並且與先進國家的差距越大，這兩個條件就越要求得到強化：
第一，打破地方分裂狀態，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要麽像塑料那樣由政府直接集中全國資源開展工業化，要麽由政府提供國內弱小產業起步階段所必需的外在保護，典型的如德國、日本；
第二，掌握大量資源以及政策製定權的政府必須保持廉潔狀態，否則有限的資源會被無端耗盡，某些集團還會勾結國外勢力從事危害國家整體利益的行動。
很不幸的是，中國在鴉片戰爭後進入近代曆史整整109年的時間內，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晚清中央政府的權威在太平天國之後已嚴重受損，到八國聯軍攻陷首都時，東南沿海省份儼然獨立於中央。況且此時的大清帝國已進入王朝衰亡期，政治上的腐敗不堪隻能使它濫用自己的權威，盡管晚清的財富總量仍占世界很大比重，但大量的資源被用於揮霍，而不是去謀求國家的強大和國民的福利，根本無法承擔起中國工業化的重任。民國年間中央權威的缺失使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時代，連年戰亂不僅無法將全國力量統一起來應對外部危機，有限的資源也都消耗在了內鬥上；蔣介石在1930年初步結束了此種局麵，但他的統一仍然是極其有限的，有效控製地域仍局限於長江中下遊，其他省份處於半獨立狀態，從時間上看，也僅有短短的幾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即被打破，況且掌握政權的國民黨受黃炎培“曆史周期律”的支配而迅速腐化了。
毛澤東的政府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能擔負此重任，除了其強大的組織能力外，還在於中國共產黨是近代最富有理想色彩的政治集團。馬克思主義為人類社會描述的大同前景與毛澤東根據當下形勢發展而製定的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實現了完美對接，極大地激發了它的組織成員的活力。雖然間或也摻雜著個人權力鬥爭的因素，盲目激情的極左政策也造成過嚴重的局麵，但這種理想主義氛圍的形成一方麵保證了它的迅速發展壯大，另一方麵也增強了對“曆史周期律”的免疫能力，基本使其掌權後的三十年裏仍保持了廉潔。這就保證了集中起來的社會資源的有效使用，而不是被腐朽化的官僚集團所無端消耗。
中華民族為毛澤東的急速工業化政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畢竟是毛澤東徹底扭轉了這個古老民族進入近代後一直沉淪的趨勢，為後代留下了航天、核潛艇、原子技術，使我們徹底擺脫了遭敵地麵入侵的可能性。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曆史上，能創立如此之功業者僅寥寥數人而已，而像他那樣受到全民族瘋狂崇拜的情形，也許以後永遠都不會再出現了。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強勢崛起的旗幟不會輕易被人拔掉的，今天那些肯定毛澤東者應該對此有足夠的自信心。
毛澤東的雙重身份是今天思想混亂的總根源
毛澤東是這一體製的創建者，他也隨之成了這一體製的符號象征，毛澤東自然要分享這一體製在推動國家工業化方麵的偉大成就中最大的一份功勞，但同時他也要為這一體製的內在弊端所造成的負麵作用承擔責任，不管他本人為此做過什麽，也不管他的個人意願如何。
毛澤東大約在五十年代中期就開始注意到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所造成的權力製衡的缺失其後果是極其嚴重的，革命激情的自然延續固然能稍稍延緩“曆史周期律”的可怕陰影，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後果將是不僅他一生所反對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會卷土重來，而且國家民族複興的進程也會被打破。從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看來，毛澤東的這些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可以說是天才性的預言。改革開放後國門的打開，革命激情很快被世俗性的升官發財欲望所取代。所以他必須在他有生之年采取措施，嚐試用群眾性的“大民主”來打破官僚集團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地位，最終毛澤東在晚年又成了自己所創建的體製的反叛者。
毛澤東的這種雙重身份是造成今天一切思想混亂的總根源。他的每一種身份都是真實的，這種真實性在於它客觀地存在於社會的不同群體中，每一個群體都隻抓住他的某一個方麵，而忽視甚至否定與此對立的另一個方麵。這是中國的悲劇，這一悲劇現在看來還難以通過自由的辯論來解決，但它最終會在曆史的長河中自然消融。
毛澤東熱衷於“大民主”，並不意味著他就徹底反對“小民主”
在信奉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以及更多的年輕人看來，今天一切體製性的問題都要歸結為毛澤東的“錯誤”，都要由毛澤東來負總責。
比如1957年的反右運動，從今天看來，當年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都很難稱其為右派，甚至他們與後來的毛澤東有不少相通之處。這件事情的起因本來就是毛澤東看到一部分進城幹部開始官僚化、腐敗化，此時他還沒想到用文革那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還是力圖將運動範圍縮小，僅發動知識分子對黨的工作中的問題提出批評意見。知識分子們所提出的“外行領導內行”問題，就是官僚集團與試圖對其權力進行監督的黨外民主力量的第一次交鋒，如果不是後來的悲劇，此後官僚集團所做出的明顯違背科學常識的錯誤決策完全可以得以避免，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也不會發生。即使他們所提出的“輪流坐莊”也是希望有更廣泛的群體參與政府權力的行使，也可以說是對斯大林體製弊端的校正。但毛澤東顯然此時還沒有把對官僚集團的權力進行監督製約的問題擺到首位，他擔心權力的分散化會妨礙工業化的進程，所以毅然發動了反右運動。
但當文革期間，中國工業化已經有了一定基礎，毛澤東感到自己時日無多開始反叛體製時，他並沒有為與自己此時思想已殊途同歸的那些右派知識分子們平凡。固然毛澤東和這些知識分子在民主問題上有諸多分歧，但這種分歧主要表現在民主的形式及其範圍上，而不是表現在民主的有無上。具體說來，在從建國到他內心開始醞釀文革的大約十年時間裏，毛澤東更多地表現出與官僚集團的一致性，他力圖通過革命化的共產黨“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體製外的知識分子們則表現出了更多的獨立自主傾向，這種傾向在1957年時不能被官僚集團所接受，這種局麵到今天依然沒有多大改變，就是毛澤東也不能容忍這種傾向的發展。但隨著毛澤東對官僚集團本質的認識逐步深入，並且試圖通過內部教育來解決問題的希望破滅，毛澤東也開始訴諸於“由民做主”。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與1957年“右派”知識分子們在精神實質上的一致性，即他們都對官僚集團不受約束的權力深感不安。但此時的毛澤東又超越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民主範圍的期待，他主張通過人民大眾的直接行動來對官僚集團進行監督製約，而不是知識分子們要求借鑒西方比較成熟的民主製度將權力分散化而擴及自身的希望。這也許是毛澤東此時仍不願意為“右派”知識分子平凡的深層次原因，即他們雖然都認為應該擴大政治權力的參與範圍，但在這種範圍的大小上仍有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在文革期間，直至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都掩蓋了毛澤東與知識分子們在中國需要民主問題上的一致性。以致給今天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留下了毛澤東發動“反右”、文革都僅僅是為了奪取、鞏固自身權力的印象，加深了今天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與在毛體製下政治經濟地位都較高的老工人群體以及同情他們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之間的分裂。
袁騰飛事件隻是已經出現過的他們之間的又一次爭論而已。筆者在看了袁騰飛的一些視頻，其中牽涉毛澤東的內容並不多，但其對自由、民主的向往清晰可辨。即使那些針對毛澤東的話，並不意味著他們有什麽私人恩怨，更多的恐怕是因為繼承毛澤東“道統”的現體製越來越表現出封閉性，而且在權力運作方麵又嚴重缺乏透明度，這在任何體製外人看來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少數知識分子的要求，而是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所必需。我們現在所麵對的形勢是一部分掌權者的腐化以及日漸嚴重的貧富分化已開始威脅社會穩定，社會緊迫問題也已開始從之前的經濟發展向經濟發展成果的共同分享方麵轉變。
這一次轉變的難度將遠遠大於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原因在於當時除了少數文革造反派之外，幾乎所有人都能夠從中受益，工人增加工資，農民增加產品，官僚集團的自主權也擴大了；而我們這次的轉變卻要求對強勢集團進行限製，除了其中個別開明人士外，他們是不願意主動順應這一潮流的。前一次轉變僅有政權上層集團采取順應民心之舉即可成功，而這次轉變則要求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參與。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社會利益分層結構已經基本形成，但他們在權力方麵是嚴重不對等的，少數官僚集團與國內外大資本集團相互結成了緊密聯盟，相應的農民工、農民以及小資本因經濟上、製度上的內在缺陷而呈原子化狀態。這種狀況在短期內造成貧富分化、內需不足，不得不發展外向型經濟而增加了對外依存度，如果長期得不得校正，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的裂縫將越拉越大，社會將難以長期保持穩定，惡性案件層出不窮，目前各地頻發的襲擊校園事件就是征兆。
要順利實現這一轉型，就必須縮小各社會群體在政治權利上的差距，這隻有在弱勢群體克服目前的原子化狀態，使他們能夠以一個整體的聲音表達出自己的要求才有可能。這是中華民族當前最為迫切的任務，這道坎如果邁不出去，那麽我們可能就不得不麵對另一次王朝末期的社會大混亂，在社會進步速度遠超農業社會的今天，我們恐怕要付出比以前百倍的代價，也許這是我們民族所支付不起的。袁騰飛的個別語言盡管尖銳，也有人身攻擊之嫌，但畢竟是這種聲音在當前形勢下的一種曲折表達。
毛澤東之所以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就是因為他不以個人榮辱得失所縈懷，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將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置於首位，即使在他進入中南海，甚至在受到盲目崇拜時仍然如此。他當年之批判右派知識分子的“小民主”並不是他不認可“小民主”，而是因為他根本不屑於“小民主”，他自信在他的領導下完全可以創造一種更高形式的“大民主”。如果將其置身於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我深信一生竭力為民謀利的毛澤東會成為堅定的民主派，不管大小民主之間有怎樣的差異，但總比沒有民主要強得多。在抗戰期間，蔣介石企圖以此為契機實現“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時，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就曾經發表過無數篇要求民主反對國民黨壟斷政權的文章。他當時能夠這麽做，自然可以想見在類似情況下，毛澤東作為講求“實事求是”的政治家，不會有別的選擇。
毛澤東之遭人辱罵僅僅是因為他被人貼上了“標簽”而已，而他自己恰恰是反對這個標簽的，為此他不惜與昔日的戰友決裂。曆史老人是公正的，我們的後人會比我們今天對所有這些爭論都看得更清楚，更能分辨一切是非，我們無需為後人擔憂。假如毛澤東蘇醒過來與袁騰飛見麵，他也許會申辯幾句，但恐怕更多的是表示理解。
恐怕袁騰飛當初不會想到自己在課堂上的言論會引起這麽大的風波，在當前思想界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中，他很“幸運”地被雙方選中，既有很多
人讚揚、熱捧他，也有很多人批判他，甚至還呈請有關部門處分他。目前，袁騰飛通過網絡視頻發表聲明，表示“相信黨，相信人民政府，相信法律給出一個公正的裁決”，這表明“黨、政府和法律”已經介入了這一純民間的爭論。盡管這件事情將怎樣了結還無法逆料，但恐怕將仍然像以前曾經發生過的類似事件一樣，民間力量再次在內鬥中兩敗俱傷，而得益者將是雙方都對之又愛又恨的第三者。
毛澤東的再造中華之功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
毛澤東無疑是影響中國20世紀最為深遠的人，是他把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狀態的中國重新通過信仰和力量凝聚成了一個整體，建立了一個初期確能保持廉潔並且高度強有力的國家政權，以此為手段，毛澤東為了急速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價，這必然使他“譽滿天下，謗滿天下”。
任何稍有曆史感的中國人都能夠明白，工業化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急迫的任務，不如此我們就有可能像印第安人那樣被亡國滅種，更談不上自立自強於世界。從鴉片戰爭以來的曆次反侵略戰爭中，除了抗日戰爭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犧牲並在同盟國的援助下取得了慘勝外，基本都失敗了。不能說中國軍人不夠勇猛，也不能是說中國人的愛國精神不夠虔誠，這與近代任何一個國家相比都毫不遜色，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建立完整的近代工業體係的中國，在每次戰爭中都不能給軍人們提供與他們的對手大體相當的武器裝備。晚清海軍看似強大，但那種靠金錢買來的力量對中國來說根本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不僅在日新月異的技術革命中很快就會落伍，而且一旦在戰爭中遭受損失，很難給予修複和補充。技術越進步，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的差距也就越大，表現在軍事上，歐洲移民利用火繩槍屠殺幾千萬手持木棒的印第安人花了上百年的時間，可是如果使用機關槍和其他“大殺器”的話，恐怕幾個月就足夠了。
中國要救亡圖存就必須開展工業化，這是中華民族必須完成的任務。可是，落後國家要開展工業化已不可能像早期歐洲國家那樣依靠對我掠奪進行原始積累，他們隻能通過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國家政權把全國所有的經濟剩餘集中起來，向國外購買機器設備，為工業化提供原材料等等。
這就在政治上向落後國家提出了必須滿足的兩個條件，並且與先進國家的差距越大，這兩個條件就越要求得到強化：
第一，打破地方分裂狀態，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要麽像塑料那樣由政府直接集中全國資源開展工業化，要麽由政府提供國內弱小產業起步階段所必需的外在保護，典型的如德國、日本；
第二，掌握大量資源以及政策製定權的政府必須保持廉潔狀態，否則有限的資源會被無端耗盡，某些集團還會勾結國外勢力從事危害國家整體利益的行動。
很不幸的是，中國在鴉片戰爭後進入近代曆史整整109年的時間內，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晚清中央政府的權威在太平天國之後已嚴重受損，到八國聯軍攻陷首都時，東南沿海省份儼然獨立於中央。況且此時的大清帝國已進入王朝衰亡期，政治上的腐敗不堪隻能使它濫用自己的權威，盡管晚清的財富總量仍占世界很大比重，但大量的資源被用於揮霍，而不是去謀求國家的強大和國民的福利，根本無法承擔起中國工業化的重任。民國年間中央權威的缺失使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時代，連年戰亂不僅無法將全國力量統一起來應對外部危機，有限的資源也都消耗在了內鬥上；蔣介石在1930年初步結束了此種局麵，但他的統一仍然是極其有限的，有效控製地域仍局限於長江中下遊，其他省份處於半獨立狀態，從時間上看，也僅有短短的幾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即被打破，況且掌握政權的國民黨受黃炎培“曆史周期律”的支配而迅速腐化了。
毛澤東的政府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能擔負此重任，除了其強大的組織能力外，還在於中國共產黨是近代最富有理想色彩的政治集團。馬克思主義為人類社會描述的大同前景與毛澤東根據當下形勢發展而製定的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實現了完美對接，極大地激發了它的組織成員的活力。雖然間或也摻雜著個人權力鬥爭的因素，盲目激情的極左政策也造成過嚴重的局麵，但這種理想主義氛圍的形成一方麵保證了它的迅速發展壯大，另一方麵也增強了對“曆史周期律”的免疫能力，基本使其掌權後的三十年裏仍保持了廉潔。這就保證了集中起來的社會資源的有效使用，而不是被腐朽化的官僚集團所無端消耗。
中華民族為毛澤東的急速工業化政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畢竟是毛澤東徹底扭轉了這個古老民族進入近代後一直沉淪的趨勢，為後代留下了航天、核潛艇、原子技術，使我們徹底擺脫了遭敵地麵入侵的可能性。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曆史上，能創立如此之功業者僅寥寥數人而已，而像他那樣受到全民族瘋狂崇拜的情形，也許以後永遠都不會再出現了。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強勢崛起的旗幟不會輕易被人拔掉的，今天那些肯定毛澤東者應該對此有足夠的自信心。
毛澤東的雙重身份是今天思想混亂的總根源
毛澤東是這一體製的創建者，他也隨之成了這一體製的符號象征，毛澤東自然要分享這一體製在推動國家工業化方麵的偉大成就中最大的一份功勞，但同時他也要為這一體製的內在弊端所造成的負麵作用承擔責任，不管他本人為此做過什麽，也不管他的個人意願如何。
毛澤東大約在五十年代中期就開始注意到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所造成的權力製衡的缺失其後果是極其嚴重的，革命激情的自然延續固然能稍稍延緩“曆史周期律”的可怕陰影，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後果將是不僅他一生所反對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會卷土重來，而且國家民族複興的進程也會被打破。從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看來，毛澤東的這些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可以說是天才性的預言。改革開放後國門的打開，革命激情很快被世俗性的升官發財欲望所取代。所以他必須在他有生之年采取措施，嚐試用群眾性的“大民主”來打破官僚集團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地位，最終毛澤東在晚年又成了自己所創建的體製的反叛者。
毛澤東的這種雙重身份是造成今天一切思想混亂的總根源。他的每一種身份都是真實的，這種真實性在於它客觀地存在於社會的不同群體中，每一個群體都隻抓住他的某一個方麵，而忽視甚至否定與此對立的另一個方麵。這是中國的悲劇，這一悲劇現在看來還難以通過自由的辯論來解決，但它最終會在曆史的長河中自然消融。
毛澤東熱衷於“大民主”，並不意味著他就徹底反對“小民主”
在信奉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以及更多的年輕人看來，今天一切體製性的問題都要歸結為毛澤東的“錯誤”，都要由毛澤東來負總責。
比如1957年的反右運動，從今天看來，當年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都很難稱其為右派，甚至他們與後來的毛澤東有不少相通之處。這件事情的起因本來就是毛澤東看到一部分進城幹部開始官僚化、腐敗化，此時他還沒想到用文革那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還是力圖將運動範圍縮小，僅發動知識分子對黨的工作中的問題提出批評意見。知識分子們所提出的“外行領導內行”問題，就是官僚集團與試圖對其權力進行監督的黨外民主力量的第一次交鋒，如果不是後來的悲劇，此後官僚集團所做出的明顯違背科學常識的錯誤決策完全可以得以避免，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也不會發生。即使他們所提出的“輪流坐莊”也是希望有更廣泛的群體參與政府權力的行使，也可以說是對斯大林體製弊端的校正。但毛澤東顯然此時還沒有把對官僚集團的權力進行監督製約的問題擺到首位，他擔心權力的分散化會妨礙工業化的進程，所以毅然發動了反右運動。
但當文革期間，中國工業化已經有了一定基礎，毛澤東感到自己時日無多開始反叛體製時，他並沒有為與自己此時思想已殊途同歸的那些右派知識分子們平凡。固然毛澤東和這些知識分子在民主問題上有諸多分歧，但這種分歧主要表現在民主的形式及其範圍上，而不是表現在民主的有無上。具體說來，在從建國到他內心開始醞釀文革的大約十年時間裏，毛澤東更多地表現出與官僚集團的一致性，他力圖通過革命化的共產黨“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體製外的知識分子們則表現出了更多的獨立自主傾向，這種傾向在1957年時不能被官僚集團所接受，這種局麵到今天依然沒有多大改變，就是毛澤東也不能容忍這種傾向的發展。但隨著毛澤東對官僚集團本質的認識逐步深入，並且試圖通過內部教育來解決問題的希望破滅，毛澤東也開始訴諸於“由民做主”。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與1957年“右派”知識分子們在精神實質上的一致性，即他們都對官僚集團不受約束的權力深感不安。但此時的毛澤東又超越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民主範圍的期待，他主張通過人民大眾的直接行動來對官僚集團進行監督製約，而不是知識分子們要求借鑒西方比較成熟的民主製度將權力分散化而擴及自身的希望。這也許是毛澤東此時仍不願意為“右派”知識分子平凡的深層次原因，即他們雖然都認為應該擴大政治權力的參與範圍，但在這種範圍的大小上仍有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在文革期間，直至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都掩蓋了毛澤東與知識分子們在中國需要民主問題上的一致性。以致給今天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留下了毛澤東發動“反右”、文革都僅僅是為了奪取、鞏固自身權力的印象，加深了今天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與在毛體製下政治經濟地位都較高的老工人群體以及同情他們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之間的分裂。
袁騰飛事件隻是已經出現過的他們之間的又一次爭論而已。筆者在看了袁騰飛的一些視頻，其中牽涉毛澤東的內容並不多，但其對自由、民主的向往清晰可辨。即使那些針對毛澤東的話，並不意味著他們有什麽私人恩怨，更多的恐怕是因為繼承毛澤東“道統”的現體製越來越表現出封閉性，而且在權力運作方麵又嚴重缺乏透明度，這在任何體製外人看來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少數知識分子的要求，而是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所必需。我們現在所麵對的形勢是一部分掌權者的腐化以及日漸嚴重的貧富分化已開始威脅社會穩定，社會緊迫問題也已開始從之前的經濟發展向經濟發展成果的共同分享方麵轉變。
這一次轉變的難度將遠遠大於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原因在於當時除了少數文革造反派之外，幾乎所有人都能夠從中受益，工人增加工資，農民增加產品，官僚集團的自主權也擴大了；而我們這次的轉變卻要求對強勢集團進行限製，除了其中個別開明人士外，他們是不願意主動順應這一潮流的。前一次轉變僅有政權上層集團采取順應民心之舉即可成功，而這次轉變則要求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參與。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社會利益分層結構已經基本形成，但他們在權力方麵是嚴重不對等的，少數官僚集團與國內外大資本集團相互結成了緊密聯盟，相應的農民工、農民以及小資本因經濟上、製度上的內在缺陷而呈原子化狀態。這種狀況在短期內造成貧富分化、內需不足，不得不發展外向型經濟而增加了對外依存度，如果長期得不得校正，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的裂縫將越拉越大，社會將難以長期保持穩定，惡性案件層出不窮，目前各地頻發的襲擊校園事件就是征兆。
要順利實現這一轉型，就必須縮小各社會群體在政治權利上的差距，這隻有在弱勢群體克服目前的原子化狀態，使他們能夠以一個整體的聲音表達出自己的要求才有可能。這是中華民族當前最為迫切的任務，這道坎如果邁不出去，那麽我們可能就不得不麵對另一次王朝末期的社會大混亂，在社會進步速度遠超農業社會的今天，我們恐怕要付出比以前百倍的代價，也許這是我們民族所支付不起的。袁騰飛的個別語言盡管尖銳，也有人身攻擊之嫌，但畢竟是這種聲音在當前形勢下的一種曲折表達。
毛澤東之所以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就是因為他不以個人榮辱得失所縈懷，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將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置於首位，即使在他進入中南海，甚至在受到盲目崇拜時仍然如此。他當年之批判右派知識分子的“小民主”並不是他不認可“小民主”，而是因為他根本不屑於“小民主”，他自信在他的領導下完全可以創造一種更高形式的“大民主”。如果將其置身於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我深信一生竭力為民謀利的毛澤東會成為堅定的民主派，不管大小民主之間有怎樣的差異，但總比沒有民主要強得多。在抗戰期間，蔣介石企圖以此為契機實現“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時，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就曾經發表過無數篇要求民主反對國民黨壟斷政權的文章。他當時能夠這麽做，自然可以想見在類似情況下，毛澤東作為講求“實事求是”的政治家，不會有別的選擇。
毛澤東之遭人辱罵僅僅是因為他被人貼上了“標簽”而已，而他自己恰恰是反對這個標簽的，為此他不惜與昔日的戰友決裂。曆史老人是公正的，我們的後人會比我們今天對所有這些爭論都看得更清楚，更能分辨一切是非，我們無需為後人擔憂。假如毛澤東蘇醒過來與袁騰飛見麵，他也許會申辯幾句，但恐怕更多的是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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