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否定毛澤東的理由，不該是傳說中玩弄了多少女人，不該是楊開慧還在監獄，沒辦理離婚，就與賀子珍重婚的史實，而是以殘暴的手段，以封建禮教統治自己的國民，全方位以不切實際的標準要求國民，以空洞的口號迷惑民族，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評價毛澤東的關鍵在於，他信仰共產主義還是崇拜封建專製？數次路線鬥爭是為了主義還是為了個人權利？他使中國進步還是倒退？前三十年成就中，他是動力還是絆腳石？簡單兩點就可以否定毛澤東，為了個人權利不惜犧牲民族利益，逆社會潮流讓中國倒退到封建專製。簡單地概括毛澤東，那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鄧小平正好相反，一生走過，為人低調，做事很多，卻落了諸多不是。
基層百姓最瞧不起的，鄧小平第三次複出時承諾“永不翻案”，結果很快就出爾反爾。中國官場權術傳統影響，共產黨體製缺陷以及斯大林黨內殘酷鬥爭示範，中共中層以上官員或多或少都與權術脫不了幹係。鄧小平也不例外，也說過很多違心的話，也向邪惡勢力做過某些妥協，因此鄧小平在複出以後做了什麽，成為評價他的關鍵。鄧小平複出後，初步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錯案，讓共產黨回歸人性化，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廢除幹部終身製，改善了黨內鬥爭以往的殘酷氣氛，以及他晚年務實的理論體係和不辭辛勞的南巡，為扭轉毛澤東培育的封建專製，和平向民主社會過渡奠定了基礎，經濟發展讓老百姓普遍獲得了實惠。
六四風波不僅加劇了基層民眾的誤解，還讓民運人士把鄧小平和毛澤東通統列為專製魔頭，連趙紫陽秘書鮑彤先生都認為鄧小平和趙紫陽在六四期間是死對頭。通過六四前後的蛛絲馬跡冷靜分析，筆者以為胡耀邦、趙紫陽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左膀右臂，隨著二人的先後落馬，楊家將的臨陣背叛，六四標誌著以鄧小平為首的民主改革派在黨內的潰敗。鄧小平多次講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筆者認為那隻是為了應付黨內既得利益集團以及毛派嫡係。在文革期間，鄧小平身受民族愚昧之害，顧忌八九群眾運動再次導致社會動蕩，再加上民主改革派受到多麵圍剿，為了保全民主改革派在黨內的力量，最終隻能向黨內反對勢力妥協，秦基偉六四上午才代表鄧小平看望戒嚴部隊，意味著黨內各派達成妥協。
眾所周知，時任人大委員長的萬裏，改革開放的代表人物，在美國訪問時旗幟鮮明地反對部隊戒嚴，回國取道上海並受到市委書記江澤民的迎接，二人交換意見後萬裏更改了表態，也對後來鄧小平倉促選擇江澤民接班有著重大的影響。如果鄧小平內心反對民主政治，李鵬和姚依林在當時是“反自由化”先鋒，順理成章應該接班，可是鄧小平在八九期間阻止了那一勢頭，並在黨內傳達的文件中反複叮囑二人要支持江澤民工作。六四時新聞報道了軍人被害的背景下，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將領時強調，“看看我們的人民軍隊，麵對手無寸鐵的群眾，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可見鄧小平心目中理想的軍人形象，以及他向部隊宣揚的是非觀。
六四的血腥始終是鄧小平的軟肋，無論鄧小平是主謀還是妥協，對中華民族來講，六四都是一場災難，沒有贏家。從六四的格局看，學生臨時領導層出現分歧，誰也不知道那次運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什麽，已經沒人能夠駕馭群眾的熱情，隻要政府不答應學生請求就很難取得善終。換位思考，站在鄧小平的位置，既然已經在黨內妥協，筆者的智慧真想不到更好辦法，如何確保時局穩定。如果鄧小平不妥協，或者民主改革派全軍覆沒，或者中共出現大分裂，中國也隻能以更加血腥收場。改革開放後，鄧小平一直致力於淡化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為中國順利進入民主政治鋪墊氣氛，六四妥協的深意也在於此。當時北京的大街上人滿為患，如果不是鄧小平的智慧和愛民，換任何其他人坐鎮，都很難以最小代價，驅散狂熱民眾，重新回歸國家安定局麵。
六四給人的感覺是恐怖， 6月20日的北京，公共汽車上聽不到言語，沒有歡笑，上車就有座。根據社會調查分析判斷，六四大致輪廓如下，部隊刻意虛張聲勢，甚至動用坦克，營造恐怖氛圍，隻求驅散群眾。六四隻有小股部隊在西長安街動武，向天開槍為主，槍聲不斷，但還是傷害了少許群眾；東長安街的部隊，高喊口號營造氣勢，緩慢向天安門推進；不知什麽原因城南的部隊被群眾衝散，個別軍人被憤怒的群眾傷害；城北的部隊被群眾溫和地阻止在馬甸橋以北；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群眾，在劉曉波等勸說下，主動撤離了廣場。西長安街小股部隊打過去後，群眾又重新聚集，出現了燒軍車現象，次日上午馬甸橋也出現類似情況，一些部隊在旁邊對燒軍車現象沒有進行幹預製止。
不少輿論批評鄧小平垂簾聽政，認為他跟毛澤東一樣，是迷戀權利的惡魔，八九前後在中共高層可以呼風喚雨，是老年政治的根本。鄧小平在六四後宣布退休時曾經說過，“我一直想找個合適的機會退下來，可是現在看來這個機會等不到了，所以這次無論如何要退休”，“現在看來顧問委員會積極作用不大，建議下屆中央全會時取消”，從中可以看出鄧小平對老年政治的強烈不滿。先是倡導組建顧問委員會，八九又給中顧委拆台，可見鄧小平在抵製中國老年政治過程中所做的貢獻。六四後鄧小平為了保存黨內民主改革派力量，維護改革開放的旗幟，積極搶占“第二代領導人”高地，而且忍辱負重，掩蓋了六四期間的真相，默默承擔了民族對他的誤解，強烈顯示出他對中國穩定向民主社會過度的願望。
六四以後，政府雖然打著鄧小平理論、改革開放的旗幟，實際上政府基本被楊家將左右，甚至江澤民與楊尚昆一起看演出時，還要谘詢他是否有必要站起來謝禮。國家一直籠罩在極左思潮之中，輿論媒體的重心放到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經濟政策左右搖擺。六四時有勢力建議要開除趙紫陽黨籍，遭到鄧小平強烈反對，“1984年至1988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趙紫陽的問題，應該交由後代去評價”。胡耀邦剛下台時，黨內有股勢力主張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同樣遭受到鄧小平的強烈反對。六四後鄧小平曾經說過，“歡迎海外的知識分子積極參與祖國經濟建設”，甚至包括六四期間逃離出去的民運人士，可見在鄧小平的骨子裏，從來沒有把民運分子當成自己的敵人。
南巡講話，是鄧小平在政治上的強出頭，與毛澤東文革時的強出頭有著本質的區別，鄧小平純粹是為了路線之爭，為了糾正黨內極左思潮，在沒有血腥的前提下，回歸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從人民日報初期拒絕報道鄧小平南巡，直至中共政治局常委遲緩的認可，可見鄧小平在八九時期的官場失敗。南巡精髓就是“三個有利於”，反對做事情姓資姓社的爭論，膽子大一點，步子快一點。這些理論與他早期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反映出鄧小平內心世界對民主社會的向往。可是打掉楊家將後，黨內民主改革派力量依舊受到既得利益集團和毛派嫡係的束縛，所以隻能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模糊政策，暫時隻求把蛋糕做大，等待民族素質提高以推動民主進程。
中國曆史從來模糊，幾乎一直被政客把持，被後人根據需要肆意解讀，近代史和中共黨史也是如此。曆史的模糊以及是非評判標準的缺失，讓官員從不計較榮辱，難說今天的清廉是否會在未來斷送子孫的幸福，因此透明地記載曆史事件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之一。鄧小平的坦蕩胸懷，三起三落，隻做人民的兒子，充分地體現在實踐之中，在中國高官中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理應成為民族之魂。如何評價鄧小平，完全可以成為民族選擇高官的標準，惡性兩極分化不是鄧小平的本意，是既得利益集團在毛澤東精心培植的體製下變本加厲的結果。民族期待中華後有更多來者，少些權術表現，發展不再模糊，繼續和平推動民主政治，讓中國早日走進世界文明之列。
莊民
201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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