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偏右防左，不同意自由派反感強硬派 皆因文革經曆和認識

鄧對中國的作用，不亞於毛對中國的建國，而且基本是比較理性。但本文有些一廂情願地相信等對民主自由的向往（胡耀邦溫家寶到是類似此類。）鄧經濟上毫無疑問是傾向於開放。但政治上，應該並沒有類似俄國戈氏或葉氏的想法。應該是有限條件下的寬容，或者說是被動的寬容，也就是不願意隨便扣帽子打棍子，或肉體到精神的施暴。但這不等於主動追求政治體製改革變革下的主動尋求民主和自由。

鄧之於六四，的確從一開始並沒有想強硬，而且應該公平地說一直也沒有想象強硬派那樣的態度。但是一是事件演化到後來改革自由派已經失去了影響能力，二是事實上開始向無序無務實目標的混亂發展（當然這與人民日報4.26的強硬社論引起的反彈很有關係。）既然自由派已經不能施加影響給事件一個妥善結局，又處於對國家動亂或內亂的憂慮（一部分是對社會矛盾的擔心，更多可能是對黨內，軍內各種派係勢力的借勢而起的擔心），隻好借助強硬派收拾結局。所以說，如果從個人立場看改革自由派和強硬派，鄧本意其實還是對改革自由派更有好感。這可以解釋為什麽當人民日報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不久，鄧就發表文章說不必爭64性質，而且也避談暴亂二字。更有可以佐證的是，李鵬陳希同並未如預期的那樣獲得大量權力或地位的提升。政治局常委基本是左右平衡。 江那時就可以看出是個庸才，竟然連鄧的心思都不明白，竟然真的左起來。這就導致了鄧的南巡和憤怒。可是畢竟鄧手下胡耀邦趙紫陽都剛被廢黜，恐怕在拿掉江就太說不過去了，而且江此人倒是會見風使舵，而且也無膽挑戰鄧，鄧也就觀其後效了。這不，又隔代指定了胡錦濤。江其實心知肚明，裝聾作啞，先立穩足，慢慢扶持自己親信，部署自己人馬，想一直風頭下去。無奈自己才智和能力還是太有限，包括曾慶紅也都不及胡錦濤的韜晦之一半，更沒有黨內足夠的人脈和人緣。還是無可奈何地交權給胡。

話說遠了。鄧對六四處理，並不情願。但也談不上忍辱負重。不過是認為自己做了當時必須作的決定。總體來說，鄧偏右防左，不同意自由派反感強硬派 皆基於對文革的經曆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