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年光似鳥翩翩過，世事如棋局局新。
今天的google事件讓我想起了當年的司徒雷登。60年前，司徒雷登先生代表的美國政府其實很不想撤出中國，很想和贏了內戰的共產黨打交道，奈何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全麵倒向蘇聯，最後還是一步三回頭地走了。連同司徒雷登一起走的還包括美國花旗銀行等許多大公司、傳教士、二戰老兵、國民黨的顧問等等。這一走，就隔了近三十年，直到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關係，才迎來了新的中美全麵接觸交往的時代。
作為三座大山代表之一的美帝，以及美帝支持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政權，都被趕走了，那是何等的揚眉吐氣啊！然而，即使如雄才大略的毛太祖，在書寫“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邁詩篇時，在《別了，司徒雷登》的檄文中宣告推開美國倒向蘇聯來歡送司徒雷登的時候，恐怕也並沒有完全明白這個決策的全部意義。之後，中蘇親如兄弟，一前一後，並肩作戰，和美國在朝鮮對決三年；然而，中蘇兄弟關係不過十年就完全破裂，而美帝則繼續在越南步步緊逼，這一南一北的夾擊，再加上內部連年不斷的路線鬥爭，也讓步入晚年的毛太祖力不從心。既要在國內鬥修批私封資，又要在國際上反帝反修，抗美援越，此時的主席才完全明白，原來意識形態隻是一張皮，而國家利益才是骨，既如此，何不聯合資本主義的美帝來抗衡社會主義的蘇修？湊巧的是，陷入越戰泥潭的美國也有點力不從心，於是也降低了反共的高調，聯合紅色中國，共同對付咄咄逼人蘇聯。在這個巨大的三角格局中，中美是戰略贏家，而蘇聯是輸家。
一句話，國家之間競爭的唯一法則就是利益。凡是有利於中國發展的戰略、思想、理念、政策、技術，都要堅定不移地執行吸收利用；凡是阻礙中國發展的東西，都要毫不猶豫地拒絕。近代科學技術源於西方，因為對中國有利，所以引進來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理念也是源於西方，因為對中國發展有利，也在中國生根發芽了；依法治國的戰略有利於中國，因此也在步步落實；互聯網源於美國，因為對中國有利，也蓬勃發展起來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舉。我們可曾問過，因為它們源於西方，源於美國，因此要拒絕？唯一問過的時候是在極左的文革時代，而文革也恰恰是最愚昧的時代。
現在，很多人反對民主和自由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美帝在全世界推銷民主和自由，同時和某些不民主不自由的中東國家結成盟友，因此，民主自由絕不是什麽好東西。其實世界上的民主政治製度有很多不同表現形式，美國的，日本的，台灣的，新加坡的，香港的，當然還有經常被我們鄙視的拉美、印度和東南亞的，差別很大。中國應該建立什麽形式的民主政治製度，是一個值得研究探索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但是，中國要不要建立民主政治製度，則絕不是需要研究的。
現在美國又打算推行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外交政策了，很明顯是針對中國這類威權國家的。有很多人認為，因為美國推行這一套，肯定不安好心，所以要堅決反對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其實，按照上麵的立論基礎，正確的問題應該是，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有利於中國嗎？如果有利，管它是美國推行的還是美國反對的，我們都要用。注意，實行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並不否認政府依法管理互聯網，並不等於人人就可以在互聯網上傳播色情、暴力、誹謗、侮辱、造謠、種族主義、恐怖主義以及其他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的信息。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以電腦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革命是人類近代史上第三次革命，中國在這方麵並不落伍，取得後來居上的領先優勢並不是不可能，關鍵就是采取什麽樣的技術政策和產業政策。中國是否遵循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將深刻地影響互聯網產業本身的發展，也會影響中國的發展。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原則其實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原則的技術延伸，因此也就是憲法賦予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說白了，通過互聯網發布和接受信息，就像我們平時的說話和聆聽，寫作和閱讀一樣，屬於最基本的思想言論範疇。互聯網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就是平時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技術延伸，唯一的區別是沒有空間和時間限製。因此，從落實憲法權利、依法治國的角度來看，我們沒有理由不實行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除非我們不準備落實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人權。
現在回到Google事件來。我在先前的幾篇文章中強調過一個基本觀點：目前的商業競爭失利並非是促使google打算離開中國的因素；而潛在的巨大商業利益則是促使Google堅守中國的唯一因素。
對於Google來說，它的核心問題是，怎樣在中國開拓市場才能最大化地實現商業利益。
對於中國來說，怎樣管理互聯網，尤其是要不要實行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才是應對Google事件的核心。至於其他因素，諸如 Google的聯想搜索侮辱中國人、和美國政府聯係多、是美國反華的馬前卒、為藏獨提供gmail服務、侵犯作家版權、利用Google事件進行操作等等，實在是雞毛蒜皮無足重輕的小事。
Google堅持留下，對google有利，也對中國有利。我並不指望單靠Google的堅守，就能改變中國政府嚴密監控互聯網、過度屏蔽信息的僵化政策。但是，作為代表互聯網開放自由的一方，因為有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所以終究會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和支持，也終究會勝過代表嚴厲壓製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保守一方。
類似的是，中國三十年的改革曆程，在價格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物權立法等各個重大領域，無不遵循同樣艱難的博弈曆程。對保守派來說，碰撞，後退，再碰撞，再後退，最後到了退無可退的時候，改革也就水到渠成了，於此同時，中國的發展也揭開了新的一頁。
因此我要說，“Google，歡迎你堅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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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google事件讓我想起了當年的司徒雷登。60年前，司徒雷登先生代表的美國政府其實很不想撤出中國，很想和贏了內戰的共產黨打交道，奈何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全麵倒向蘇聯，最後還是一步三回頭地走了。連同司徒雷登一起走的還包括美國花旗銀行等許多大公司、傳教士、二戰老兵、國民黨的顧問等等。這一走，就隔了近三十年，直到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關係，才迎來了新的中美全麵接觸交往的時代。
作為三座大山代表之一的美帝，以及美帝支持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政權，都被趕走了，那是何等的揚眉吐氣啊！然而，即使如雄才大略的毛太祖，在書寫“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邁詩篇時，在《別了，司徒雷登》的檄文中宣告推開美國倒向蘇聯來歡送司徒雷登的時候，恐怕也並沒有完全明白這個決策的全部意義。之後，中蘇親如兄弟，一前一後，並肩作戰，和美國在朝鮮對決三年；然而，中蘇兄弟關係不過十年就完全破裂，而美帝則繼續在越南步步緊逼，這一南一北的夾擊，再加上內部連年不斷的路線鬥爭，也讓步入晚年的毛太祖力不從心。既要在國內鬥修批私封資，又要在國際上反帝反修，抗美援越，此時的主席才完全明白，原來意識形態隻是一張皮，而國家利益才是骨，既如此，何不聯合資本主義的美帝來抗衡社會主義的蘇修？湊巧的是，陷入越戰泥潭的美國也有點力不從心，於是也降低了反共的高調，聯合紅色中國，共同對付咄咄逼人蘇聯。在這個巨大的三角格局中，中美是戰略贏家，而蘇聯是輸家。
一句話，國家之間競爭的唯一法則就是利益。凡是有利於中國發展的戰略、思想、理念、政策、技術，都要堅定不移地執行吸收利用；凡是阻礙中國發展的東西，都要毫不猶豫地拒絕。近代科學技術源於西方，因為對中國有利，所以引進來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理念也是源於西方，因為對中國發展有利，也在中國生根發芽了；依法治國的戰略有利於中國，因此也在步步落實；互聯網源於美國，因為對中國有利，也蓬勃發展起來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舉。我們可曾問過，因為它們源於西方，源於美國，因此要拒絕？唯一問過的時候是在極左的文革時代，而文革也恰恰是最愚昧的時代。
現在，很多人反對民主和自由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美帝在全世界推銷民主和自由，同時和某些不民主不自由的中東國家結成盟友，因此，民主自由絕不是什麽好東西。其實世界上的民主政治製度有很多不同表現形式，美國的，日本的，台灣的，新加坡的，香港的，當然還有經常被我們鄙視的拉美、印度和東南亞的，差別很大。中國應該建立什麽形式的民主政治製度，是一個值得研究探索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但是，中國要不要建立民主政治製度，則絕不是需要研究的。
現在美國又打算推行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外交政策了，很明顯是針對中國這類威權國家的。有很多人認為，因為美國推行這一套，肯定不安好心，所以要堅決反對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其實，按照上麵的立論基礎，正確的問題應該是，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有利於中國嗎？如果有利，管它是美國推行的還是美國反對的，我們都要用。注意，實行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並不否認政府依法管理互聯網，並不等於人人就可以在互聯網上傳播色情、暴力、誹謗、侮辱、造謠、種族主義、恐怖主義以及其他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的信息。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以電腦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革命是人類近代史上第三次革命，中國在這方麵並不落伍，取得後來居上的領先優勢並不是不可能，關鍵就是采取什麽樣的技術政策和產業政策。中國是否遵循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將深刻地影響互聯網產業本身的發展，也會影響中國的發展。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原則其實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原則的技術延伸，因此也就是憲法賦予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說白了，通過互聯網發布和接受信息，就像我們平時的說話和聆聽，寫作和閱讀一樣，屬於最基本的思想言論範疇。互聯網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就是平時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技術延伸，唯一的區別是沒有空間和時間限製。因此，從落實憲法權利、依法治國的角度來看，我們沒有理由不實行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除非我們不準備落實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人權。
現在回到Google事件來。我在先前的幾篇文章中強調過一個基本觀點：目前的商業競爭失利並非是促使google打算離開中國的因素；而潛在的巨大商業利益則是促使Google堅守中國的唯一因素。
對於Google來說，它的核心問題是，怎樣在中國開拓市場才能最大化地實現商業利益。
對於中國來說，怎樣管理互聯網，尤其是要不要實行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政策，才是應對Google事件的核心。至於其他因素，諸如 Google的聯想搜索侮辱中國人、和美國政府聯係多、是美國反華的馬前卒、為藏獨提供gmail服務、侵犯作家版權、利用Google事件進行操作等等，實在是雞毛蒜皮無足重輕的小事。
Google堅持留下，對google有利，也對中國有利。我並不指望單靠Google的堅守，就能改變中國政府嚴密監控互聯網、過度屏蔽信息的僵化政策。但是，作為代表互聯網開放自由的一方，因為有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所以終究會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和支持，也終究會勝過代表嚴厲壓製互聯網自由傳播信息的保守一方。
類似的是，中國三十年的改革曆程，在價格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物權立法等各個重大領域，無不遵循同樣艱難的博弈曆程。對保守派來說，碰撞，後退，再碰撞，再後退，最後到了退無可退的時候，改革也就水到渠成了，於此同時，中國的發展也揭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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