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為何不能成立聯合政府？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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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兩黨為何不能成立聯合政府？
——讀《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年-1946年間國共政爭》

簡東方/文

一個政府，能否由兩黨組成聯合政府共同執政，或者朝野輪流執政，期以實現兩黨製民主政體呢？從中國近現代史上看，這種可能微乎其微，尤其是五十八年前的那場真誠的兩黨合作試驗是以失敗告終的。

在當時的中國，麵臨著四方麵的力量：執政並實施“一黨訓政製”的中國國民黨，擁有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其餘各黨派如民盟等和無黨派組成的第三方麵，以及幫助中國取得抗戰勝利的美國參與調停。美國的用意是製止中國內戰，而內戰的原因在美國人看來主要是未能實現西式民主政體，因此，爭取在中國推行若幹西式民主製，成為美國人解決中國問題的入手之處。

時為1945年12月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提出幫助國民黨和共產黨簽訂協定，組織一個聯合政府，希望“建立一個兩黨政府體製，以共產黨為少數派成為處於合法地位的反對派”。這些言論在《杜魯門回憶錄》中有記載，當時美總統委派原美軍總參謀長馬歇爾將軍出任總統授權的駐華特使，擔此重任。

很快，國民黨方麵得到馬歇爾使華的消息，反應如下：陳立夫當即向蔣介石表示反對意見，一是“國共間的問題，宜直接商諸蘇聯，反易解決”，二是“美方對於共黨問題，見解不深，易受其欺”，三是“國共問題，據餘推測，調解成功之機會極小”。
而共產黨方麵的表現是，要使馬歇爾在中共問題上“知難而退”。因為中共對國、共、美、蘇四方關係有了這樣的認識：國民黨的打擊目標是中共，中立目標是蘇聯；而中共的打擊目標是國民黨，中立目標的美國。這種中立都是從屬於打擊的。此即是國共對美蘇的基本政策（見鄧野著《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
有了這個前提，以及後麵發生的事實，可以看出美方希望建立的國民政府基礎擴大，容納國內其他主要政治分子，進一步使中國走向和平、統一、民主道路的計劃就難以實現了。雖然國共兩黨一直沒有放棄這種非常認真的努力。

1945年12月16日，周恩來飛抵重慶，18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國民黨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將軍隊交給政府，再由政府給一點民主。我們認為現在的政府還是一個一黨專政的政府，把抗日的軍隊交給一個一黨專政的政府，也就是使人民抗日的軍隊，變為國民黨的黨軍了，於是政府再用請客的方式，請幾個人去參加政府。這個辦法是行不通的”。周主張“把政府改組為各黨各派、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這個政府去統一全國的軍隊”。鄧野在專著中解讀了周的這番話，說周的意思就是首先政府民主化，然後軍隊國家化，至於“合作的政府”一詞，顯然是為恢複聯合政府這一口號而做準備。總之，杜魯門聲明發表後，中共的政治態度明顯地得到改善。

12月17日，國民黨在《中央日報》上發表社論《讀杜魯門總統聲明》，國民黨對這個聲明所采取態度與中共大致相同，也就是將該聲明中對國民黨有利的詞句抽出，以示美國支持國民黨，凡不利之處則一概回避。

為了幫助國共兩黨盡快達成一致意見成立聯合政府，馬歇爾辛苦地擔當著政治監護人的角色。可是，隨著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發現1945年9月10日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時提出的“談論和平建國方案、召開國民大會、為所謂解放區之地方政府問題”已時過境遷，三大議題不適合年底的政治形勢了。最後，政協議題確定為五項，五項設立五個小組：改組政府組、施政綱領組、軍事組、國民大會組、憲法草案組。各有國共和第三方麵參加，著名人物有王世傑、羅隆基、陳立夫、王若飛、陸定一、沈鈞儒、傅斯年、陳布雷、董必武、張申府、黃炎培、郭沫若、張冬蓀、張群、邵力子、周恩來、梁漱溟、章伯鈞、鄧穎超、孫科等人。

實際上，政協的五項議題都是圍繞著同一個中心問題展開，即廢除國民黨一黨訓政國家政體，建立聯合政府。中共在1945年12月20日《新華日報》上發表社論認為“這個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中國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會議’。由十年前在一黨專政下產生的‘代表’所構成的所謂‘國民大會’決不能冒充代表全國人民的會議。在中國還沒有經過全民普選而產生的民主國會前，這個政治協商會議在現在是最適宜於代表全國人民來決定國家大事的”。

同時，國民黨也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強調政協不能取代國大，隻是一種權宜的重大措施。所以，在此條件下，政協很難有一個準確的定義。但如果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聯合政府將成為空談，會議將流於形式。

由於民盟等第三方麵非常支持建立國共合作的聯合政府，所以國民黨在輿論不利於自身的情況下，其高層人士傾向於采取妥協政策。1945年12月2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道：“晚約政治幹部研討對內對外形勢。至於對共方針，若準其成立地方政權，不如準其參加中央政府”。允許中共參加中央政府，為此就是促使中共取消解放區政權，這是蔣對政府改組問題的基本考慮。　

政府改組，會影響到國民黨的利益嗎？蔣介石和毛澤東能夠握手言和，進一步合作讓兩黨攜手聯合執政嗎？一切都很難說，因為早在1943年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時就宣稱：“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亦就無所依托。沒有了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而自從延安時期，流傳至今的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原來的歌詞也是“沒有了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兩個領袖，都希望其領導的黨真正獨一無二地領導並統一中國。所以在此情況下，聯合政府的前景是不是很難樂觀呢？

據鄧野披露的材料，1946年1月10日，剛剛過了新年的重慶，有了新的氣象。蔣介石和毛澤東同時下達停戰令，同日，政協會議開幕。
會議就擴大政府組織方案進行發言，國民黨提出在政府委員中要占四分之三的多數，即國民黨實際把持一切。共產黨和其他與會黨外人士代表表示反對，延安也指示國民黨露骨的要保持一黨專政不能接受。1月16日，中共還在“和平建國綱領”中要求“多數黨在政府主要職位中所占的名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改組後的政府，應脫離國民黨的直接領導，任何一黨經費不得由國庫開支”。

由於一黨訓政製遭到各黨派的抨擊，1月18日，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發言說“國民黨以黨治國是效法蘇聯，今天大家以多黨製的理論來批評一黨製，那麽什麽也不能解決的”。他的意思是以蘇聯的名義來封堵中共的抨擊。為此，陸定一反駁道：“蘇聯並不是一切事情都由黨包辦，而是黨領導人民工作。在中國則一黨專政是辦不通的，中國隻應實行多黨政治”。此段見鄧野著作285頁，原文出處是《政治協商會議紀實》。

在這次舉行的政協會議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軍隊國家化，和怎樣實現軍黨分離。周恩來主張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時進行。陸定一也發言介紹，“中共之所以有軍隊，可比諸‘迫上梁山’之故事，倘此後政治民主化，即不致再上梁山。”

邵力子發言認為做事慢慢一步步來，“軍隊要脫離黨，我們已把軍隊黨部取消……我們對整編中共軍隊，第一步也並非要中共都脫黨。”關於軍人脫黨，梁漱溟在全集中也有記載：“在軍事小組會上，我要求現役軍人都要脫離黨派，不論任何黨派不應有軍人黨員。我費了很大力量來講明所以這樣做是必要性，1月21日的小組會上居然把這一點通過了。在通過的時候，邵力子先生就說：‘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實上做不到的。’我拍桌子說：‘做不到也得做。’想不到第二天，1月22日竟推翻了。21日通過的時候，是因為中共代表隻陸定一在場，而陸並未堅決反對。那天政府釋放了廖承誌，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去接他，所以周臨時未在場。第二天，周恩來一入場就說：‘昨天通過的統統不算，讓我們的軍人脫黨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過的根本不能算。’陸定一這時麵紅耳赤，一句話也說不上來。邵力子對我說：‘你看怎麽樣？還是我說得對吧。’周、邵一唱一和，我看無法堅持，也就隻好聽憑他們的，結果我的話就被推翻了。”看看這段有趣的話，可見梁先生這樣的大儒不知道中國的潛規則，軍人脫黨是根本無法實現的，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雖然後來的政協決議通過的軍隊國家化，政委、黨部、黨委被取消，黨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但會議的力量真能決定中國的命運與前途嗎？當時的現實是殘酷的，曆史的記錄也是無情的

1946年4月，隨後發生的一切又都亂了聯合政府的陣腳。中共要求結束一黨獨裁訓政實現憲政，不同意修改政協憲草決議，再加上反對國民黨增兵東北問題，兩黨又開始敵對。4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胡喬木撰寫的社論《駁蔣介石》，指“蔣以接收東北主權的名義，撕毀了3月27日的東北停戰協議，完全顯出他的一幅嗜殺成姓的猙獰麵目”，提出反對內戰。當日，毛澤東指示中共重慶代表團在當地轉發此文。由於蔣介石在政協已宣布言論出版自由，4月8日，《新華日報》全文轉載此文。4月9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稱該文“ 編排字典上所有惡劣的名詞，侮辱我中國民國政府主席蔣先生。……這是共產黨即將一百八十度叛國而三百六十度造亂的宣言書。”這一態勢的形成，標誌著雙方都沒有回旋餘地了。政治的繼續隻能是戰爭。

再回到當初杜魯門對華聲明的三個要點上：“停戰，政治改革，軍事改革。”按照這三個要點，從1945年12月下旬到1946年2月下旬，馬歇爾以兩個月的時間，一口氣促成國共簽署了三個協議：停戰協議，政協協議，整軍協議。可是無論如何，美國人也沒能理解，他幾乎使所有重大原則都達成了協議，而這些協議最後又都無疾而終。

馬歇爾將軍是懷抱著他的政治理念出使中國的，他的一個基本設想是，把美國的兩黨製政體移植於中國。馬歇爾對周恩來說，“我惟一的目標是在中國終止衝突和建立一個兩黨製政府，必須要有一個反對黨，因為這是保證一個像我們美國所理解的那種民主政府成為可能的惟一途徑。……沒有一個真正的反對黨作為競爭對手、提出批評、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現國民政府或國民黨的任何改革。國民黨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須要有反對黨。因此，我曾想到，關心農民、關心中國這個最大階級的共產黨，可以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合法的反對黨而為中國人民做出非常重大的貢獻。”

馬歇爾是將民主的核心解釋為必須要有一個反對黨，他是以美國式的反對黨的觀念來認識並設計中共的未來地位的。然而，馬歇爾關於在中國建立兩黨製和反對黨的設想本身就難以成立。因為，在一個武裝的執政黨之下，沒有武裝便沒有“真正的反對黨”，如果有那麽一個或幾個非武裝的反對黨，其反對黨的地位隻能如蔣介石所說“不能算數”。這樣，馬歇爾自己給自己出了一道解不開的題：沒有真正的反對黨，這不符合美式民主製；而真正的反對黨則必須擁有武裝，這又不符合美式民主製。這就是說，馬歇爾的這道命題其實連假設的基礎都沒有。原本希望的“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麵，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似乎已經很遙遠了。

政治的發展趨勢都是有其規律的，尤其是中國，這一規律是極其複雜的。按照鄧野在其著作《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中所總結的，1944-1946年間，在多種背景、多種方式、多方參加的多種條件下，國共兩黨時斷時續地進行了兩年的政治談判，最終兩黨並未能取得雙贏的結局，隻能由政爭走向戰爭。鄧野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攻中國民國史，著述頗多。他在這部立論嚴謹、富於創見的著作裏，打破了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傳統範式，首次將 1944-1946年視為國共關係的一個完整的政治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的政治主題集中體現為兩種國家政體之間的對立：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之間的對立。

回過頭來看，開始於1936年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方式，原本是一種成立於原有的一黨訓政內的合作方式，表現為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的、不對等的“朝野”合作方式。這一合作方式隨著抗戰末期國共力量對比的改變而不能不有所改變。而1944-1946年間的政治形勢使然，所謂為了聯合政府而談判，但實際上又製造了一個為了消滅對方的“談談打打”的圈子，循環往複。究其原因，正如作者在該書的結束語中寫道：“任何曆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進行的。民國政治的基本特征在於，政治與武力高度統一，政黨作為政治集團的同時，又是一個武裝集團，武力是政治的出發點和最終依據。這一點構成了民國政治的基本邏輯。同時，這個邏輯本身又構成了民國政治的基本的曆史局限。1944-1946年間，國共圍繞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的對立，展開了長達兩年的較量。這一對立的發生、發展與終結，都是這個邏輯直接或間接的體現，同樣，也都是這個邏輯本身的曆史局限直接或間接的體現……政協會議的議程及其結果，都是與民國政治的邏輯相背離的，這種現象可以是一時的，但不能是最終的。當政協會議以雄辯的方式，引經據典、酣暢淋漓地將民國政治的邏輯排斥殆盡之後，國共政爭的方式驟然間返璞歸真，重新回到邏輯上來……企圖剝奪武力的和談，反過來，最終卻被武力剝奪。這個結果無非說明，在曆史局限的條件下所產生的問題，一般說，隻能以曆史局限的方式而解決，曆史的局限是難以超越的。”

當然，曆史是不能假設的，國共采取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方式，卻使中國政局在1944-1946年間國民黨推行一黨訓政製以來，呈現出一段少見的多元化的政治現象。以民盟為主的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方麵發展到其曆史的巔峰，為政治上爭得一席之地。再加上美、蘇兩國的直接介入，形成民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強大的國際幹涉力量。這些力量對於中國政局的走向構成相當的製約作用，由於這種製約，中國政治呈現出少見的多元化現象。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年-1946年間國共政爭》，鄧野/著　社科文獻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定價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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