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重溫孫中山先生的建國理念
北京火車站軟席候車室內的“貴賓室”，大批乘客隻能站著候車。大約三年前，被興業銀行奪走，變為“白金卡”貴賓室——也就是說，這裏沒有“市場價格”不論你願意支付多少元。我詢問那位年輕人可否用50元購買半小時休息時間，得到的回答是：“我們這裏不收錢，隻看白金卡。”。類似地，大連火車站軟席候車室內無法容納數百名乘客，但候車室旁邊新增了一排“聯通”或“移動”貴賓室——白金卡用戶。這些貴賓室的麵積，大約是軟席候車室麵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裏麵空無一人，偶爾見到有人，也像是服務員的親朋好友。這些年輕人，現在都喜歡在工作場所與親朋好友聊天。西湖南岸和北岸，近年來，有許多私人會所”，幾乎占盡了沿岸的土地，更延伸至西湖周邊的公園裏，例如植物園鄰接西湖的地區，我曾受邀訪問過那裏的私人會所。杭州的這些私人領域，表麵上仍維持“飯館”或“酒吧”的形象，不過，價格貴到無人問津（根本不打算有“市場”），這正合了店主的原意——公共設施私有化。一個最新的案例是北京頤和園和四環路“頤和園與中央黨校”出口之間，原計劃修建一片街心公園，但海澱區某位領導因在這塊地產上的舞弊案被捕之後，這裏居然興建了幾幢兩層別墅，儼然在兩條大街之間綠化帶的中心。據一位知情人士說，這幾幢別墅，最貴的，要賣1億6百萬元。
我列出的這些案例隻表明，西方社會常見的市場經濟，在中國，日益被擠壓到官僚壟斷私有經濟的邊緣。如果經濟學家們仍研究和鼓吹市場經濟，那麽，看看我們周圍真實發生的事情，應可意識到，這不是我們當初預期要有的那種市場經濟。但是，回顧近代以來的中國曆史，同樣不難意識到，這恰好符合中國近代以來反複出現的官僚化的私有經濟模式。
總之，體驗著中國的發展，今天，我越來越同情孫中山先生當年建國理念所含的兩大要素：節製資本，扶助工農。回顧我和《財經》雜誌十年以來的辦刊方針，很遺憾，正與孫先生的誌向相合，與經濟學理論的預期相左。隻是，“節製資本”，它的理論論證遠比“扶助工農”弱得多。即便是後者，也還需要在經濟理論方麵有更好的論證。我相信，這樣的論證，歸根結底可由“幸福”概念及其原理推演而來。
中國社會和中國改革與發展的複雜性在於，當我們要節製資本的時候，我們很容易被牽引到“剝奪剝奪者”的道路上去。就如同當我們要鼓勵資本的時候，事情很容易就演變為今天這樣“資本統治一切”的局麵。
所以，任何不滿都可以理解，任何診斷都可以正確，難的，是怎樣醫治這個社會的疾病。我自己的辦法，是寧可緩慢些，不可急於根治。改革，最根本的辦法，永遠不是孫中山闡釋的“軍政”。後者是革命，不是改革。孫文深知革命之後，社會之底蘊未變，不可不有“訓政”階段——事實上，後來多次“憲政”失敗的過程表明，這一階段相當漫長。何以如此？究其理由，我相信，仍是“教育”之不足或失敗。教育，真是可以救國的（當然也可以亡國）。因為，軍事或實業，不能解決文化思想的危機。若文化和思想已經陷入危機，且陷入危機百年之久而無路可尋，那麽，早如梁漱溟所言，未聞已斷絕文化精神而仍能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者。
北京火車站軟席候車室內的“貴賓室”，大批乘客隻能站著候車。大約三年前，被興業銀行奪走，變為“白金卡”貴賓室——也就是說，這裏沒有“市場價格”不論你願意支付多少元。我詢問那位年輕人可否用50元購買半小時休息時間，得到的回答是：“我們這裏不收錢，隻看白金卡。”。類似地，大連火車站軟席候車室內無法容納數百名乘客，但候車室旁邊新增了一排“聯通”或“移動”貴賓室——白金卡用戶。這些貴賓室的麵積，大約是軟席候車室麵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裏麵空無一人，偶爾見到有人，也像是服務員的親朋好友。這些年輕人，現在都喜歡在工作場所與親朋好友聊天。西湖南岸和北岸，近年來，有許多私人會所”，幾乎占盡了沿岸的土地，更延伸至西湖周邊的公園裏，例如植物園鄰接西湖的地區，我曾受邀訪問過那裏的私人會所。杭州的這些私人領域，表麵上仍維持“飯館”或“酒吧”的形象，不過，價格貴到無人問津（根本不打算有“市場”），這正合了店主的原意——公共設施私有化。一個最新的案例是北京頤和園和四環路“頤和園與中央黨校”出口之間，原計劃修建一片街心公園，但海澱區某位領導因在這塊地產上的舞弊案被捕之後，這裏居然興建了幾幢兩層別墅，儼然在兩條大街之間綠化帶的中心。據一位知情人士說，這幾幢別墅，最貴的，要賣1億6百萬元。
我列出的這些案例隻表明，西方社會常見的市場經濟，在中國，日益被擠壓到官僚壟斷私有經濟的邊緣。如果經濟學家們仍研究和鼓吹市場經濟，那麽，看看我們周圍真實發生的事情，應可意識到，這不是我們當初預期要有的那種市場經濟。但是，回顧近代以來的中國曆史，同樣不難意識到，這恰好符合中國近代以來反複出現的官僚化的私有經濟模式。
總之，體驗著中國的發展，今天，我越來越同情孫中山先生當年建國理念所含的兩大要素：節製資本，扶助工農。回顧我和《財經》雜誌十年以來的辦刊方針，很遺憾，正與孫先生的誌向相合，與經濟學理論的預期相左。隻是，“節製資本”，它的理論論證遠比“扶助工農”弱得多。即便是後者，也還需要在經濟理論方麵有更好的論證。我相信，這樣的論證，歸根結底可由“幸福”概念及其原理推演而來。
中國社會和中國改革與發展的複雜性在於，當我們要節製資本的時候，我們很容易被牽引到“剝奪剝奪者”的道路上去。就如同當我們要鼓勵資本的時候，事情很容易就演變為今天這樣“資本統治一切”的局麵。
所以，任何不滿都可以理解，任何診斷都可以正確，難的，是怎樣醫治這個社會的疾病。我自己的辦法，是寧可緩慢些，不可急於根治。改革，最根本的辦法，永遠不是孫中山闡釋的“軍政”。後者是革命，不是改革。孫文深知革命之後，社會之底蘊未變，不可不有“訓政”階段——事實上，後來多次“憲政”失敗的過程表明，這一階段相當漫長。何以如此？究其理由，我相信，仍是“教育”之不足或失敗。教育，真是可以救國的（當然也可以亡國）。因為，軍事或實業，不能解決文化思想的危機。若文化和思想已經陷入危機，且陷入危機百年之久而無路可尋，那麽，早如梁漱溟所言，未聞已斷絕文化精神而仍能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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