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鐵春 文
稍了解中國冶金工業曆史的人，都會明白宋必達三個字的分量。
我的父親宋必達首倡“兩參一改三結合”，創立舉世聞名的《鞍鋼憲法》，參加我國酒鋼，包鋼等特大企業的籌建，解決南京江橋裂紋，馬鋼輪箍白點等課題，是冶金工業著
名專家。
當代的青年關於《鞍鋼憲法》的了解大都來自網上崔之元先生那篇《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和高華先生《鞍鋼憲法的曆史真實與“政治正確性”》的文章，而我清楚地記得幼年時父親工廠大牆上寫有“《鞍鋼憲法》萬歲”，“兩參一改三結合” 標語的字跡。那麽，這究竟是怎樣一段曆史呢？
生於窮苦
我的父親宋必達生於1925年1月25日，那天正好是春節，卒於1991年6月17日，那天正好是端午節。能追隨詩人屈原而去，也算是父親一生坎坷的遭遇感動了上蒼吧。
1925年1月25日，父親出生在遼寧省遼陽市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裏，宋家人雖然日子過得清貧，卻很重視孩子的教育，無論男孩子還是女孩子，都要送去讀書。爺爺當年是賣掉了六畝肥田和奶奶的嫁妝送爸爸和叔叔去讀書的。
上世紀的中國內憂外患，飽受國內戰亂和日本侵略的痛苦。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是很難理解“民不聊生”這四個字的含義的。當活命成為人的惟一願望的時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
1948年，我們家鄉來了“八路”，這是當時東北百姓對民主聯軍的通俗稱呼，此前父親的中學同學劉雲光就已經向他宣傳過很多共產黨的主張，而這個劉雲光實際上是解放後第一任鞍山市委書記劉雲鶴的胞弟。當時遼沈戰役還沒有結束，很多人對國民黨還心存顧慮，父親是瞞著家人去鞍山“讀書”的。讓他沒想到的是，因為學業優異，一讀就是五年。
1953年，父親從東北工學院畢業，來到了鞍鋼。
重振鞍鋼
日本人離開鞍鋼時留下一句著名的預言：“三十年後，你們要在這裏種高粱！”
解放初期的中國冶金工業，是一個日本人留下的爛攤子。日偽時期鞍鋼的技術工作幾乎全都由日本人把持，以至於很多日本人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才陸續遣返回國。而中國在冶金工業方麵的工程技術人才幾乎為零。可以參考的隻能是老工人的經驗和少量殘缺不全的日偽時期的資料。
父親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來到鞍鋼的。
他擔任鞍鋼第一初軋廠值班技術員兼值班工長。150萬噸的生產能力，幾乎就是中國的全部鋼產量。
天性善良的他和工人似乎有著一種天然的親和力，而受盡日本人欺淩的老工人對這個待人和氣的年輕“幹部”也很喜歡。很快，他和工人們成了朋友，生產中有了什麽問題工人們也願意和他商量，一起來想辦法解決。
我們國家很多技術規程、規範、標準，一些鋼種(如AP1即鞍鋼1號平爐鋼的意思)都是父親他們那時搞出來的。
1956年，隨著“156項”的引進，中國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父親被調任鞍鋼第二初軋廠的籌建工作。出色完成了從基礎施工到安裝調試開工生產的全過程，贏得了上級領導的滿意和蘇聯專家的高度讚揚和尊敬。
作為一個受黨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父親和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懷著對黨的無限熱愛把全部精力都投身到工作中去。
這時候，很多蘇聯專家來到了中國，隨同專家回來的是一批到過蘇聯學習的幹部。同時也帶回了蘇聯“三大件”——皮夾克，波羅的海收音機和俄國老婆。不知不覺中，當初那些穿著破棉襖，腰係麻繩的“進城幹部”也漸漸地洋氣起來，隨著“一長製”的推行，領導幹部的脾氣也越來越大，變得難以溝通了。
應當客觀公正地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期，蘇聯對中國的幫助是很大的，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化基礎。尤其是在重工業方麵。但同時，由於當時實行的“一邊倒”政策，蘇聯的集權化管理方式也被同時引進到了中國。現在回過頭來看，蘇聯模式對中國的影響是很壞的，而在當時，蘇聯的經驗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聖經，是沒有人敢於提出半點懷疑的。
作為一名基層幹部，他是不會不意識到這些的。
破土而出
上世紀50年代後期，廣大基層的幹部、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已經開始對社會上盛行的長官意誌，一言堂，不尊重科學，浮誇蠻幹等官僚主義行為產生反感，尤其對蘇聯式“一長製”極為不滿，迫切需要一種人性化、科學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取而代之。《鞍鋼憲法》的嚐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50年代的鋼鐵生產工藝是高爐——平爐——初軋——精軋的流程，鞍鋼生產是由十座高爐煉出鐵水，運到三個煉鋼廠的幾十座平爐中煉成鋼，經過鑄錠後運到兩個初軋廠的兩台初軋機中開坯，然後送到幾十個精軋廠製成絲、板、管、帶和各種型材發往全國各地。也就是說，鞍鋼除生鐵，焦炭外的全部產品，都必須經過初軋。
前麵已經說過，一初軋廠是日本留下的德國克魯伯軋機，年產150萬噸，二初軋廠是蘇聯烏拉爾重型廠1150軋機，年產180萬噸。解決初軋機產能不足的問題，成為提高鞍鋼產量的瓶頸。解決這個瓶頸的就是初軋機超壓下實驗。
1959年，計劃中的“大酒鋼”下馬，父親從酒泉回到鞍鋼。在二初軋廠搞起了“技術表演賽”和“聯合表演賽”，他率先提出以“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形式開展技術革新活動。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工程技術人員、工人聯合攻關，開展技術革新活動。把“人”的因素與技術工作和管理工作結合起來，立足技術革新為突破口，通盤考慮以人為本的原則。
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領導幹部的參與支持，是什麽事情也做不了的。這是大工業生產對各部門協調的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管理體製的必然。同時，離開工人的參與和積極性的發揮，任何好的想法都隻能停留在紙麵上。
“工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一旦得到發揮，會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來。”這是父親的一句名言。
而工程技術人員的工作在技術進步中則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當今時代的任何社會進步都是由技術進步為手段所發起和推動的。
前蘇聯馬格尼沃托爾斯克(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是俄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對工廠的管理有一套完整的規程、規範，甚至上升到法律的高度，這就是著名的《馬鋼憲法》。鞍鋼當時實行的就是這套蘇聯標準。
蘇聯的管理規程是很嚴格的，對軋機的壓下量有著十分嚴格的規定，對壓下規程的修改要冒很大的風險，作出了成績卻鮮為人知，可是如果出了事故，將意味著必須負法律和政治責任。
父親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那一年他34歲。
應當指出的是，蘇聯的《馬鋼憲法》是建立在“專家治廠”的基礎上的，這就意味著是對專家權威的肯定，而當時我們國家的現狀是奉行“政治掛帥”，這就注定了“瞎指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說《馬鋼憲法》還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使用空間的話，那麽把蘇聯的僵化管理同官僚主義結合後的所謂蘇聯模式，則完全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
非常難得的是，當時二初軋廠的孟廠長對初軋機超壓下實驗非常支持，這是一位解放前經常領著工友到鞍鋼大白樓鬧罷工的老工人，雖說沒有什麽文化，卻對工廠十分了解，是一個十分正直的老人，對這個年輕人十分重用和信任。“你們放心大膽地幹吧，出了事我來擔著。”正是有了這樣的幹部參與，才使得初軋機超壓下實驗有了前提和成功的可能。
二初軋的實驗受到了上級領導的高度關注，父親甚至接到過周恩來總理親自打來的詢問電話8943;8943;
初軋機超壓下實驗終於結出了果實，這便是雙錠軋製和七雙經驗。初軋機的產量幾近翻番地增長，達到年產320萬噸。鞍鋼鋼產量逼近700萬噸，此後將近30年再沒有重大突破。
經驗推廣到鞍鋼全公司，各廠紛紛響應，一場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活動開展起來。
這就是鞍鋼“雙革”(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的由來。
後世詮釋
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鞍山鋼鐵公司《關於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宣稱“《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
現在看來，毛澤東對《鞍鋼憲法》的批示是有其當時的曆史背景的。1960年，中蘇兩黨的分歧已經接近公開化，《鞍鋼憲法》是對蘇聯的《馬鋼憲法》的否定,也就是對蘇聯權威的否定。用意當然不言而喻。
四十多年過去了，《鞍鋼憲法》經曆了“牆裏開花牆外香”的過程，先是日本，隨後是歐洲和美國，許多工業管理學家漸漸認識到了它的價值。而遺憾的是，在“鞍鋼憲法”的發源地，人們今天卻很少再提起它了。
按一些學者的看法，《鞍鋼憲法》具有經濟民主的傾向，而我認為這僅僅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是當時政治民主的訴求在特定的經濟空間裏的釋放。《鞍鋼憲法》的實質是知識分子和工人對企業管理權的要求。也是對人(主要是工人的創造力和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的推動力)的價值的肯定。
然而當時這種傾向隻能置於某些框架之內，經過包裝的“《鞍鋼憲法》”，終於以“在某路線指導下的革命運動”的麵目推向了全國，離開了“管理權” 和“人的價值”這個核心，《鞍鋼憲法》也就注定了它隻開花不結果的命運8943;8943;
《鞍鋼憲法》隻剩下了一個空殼。
以毛澤東批示為分界，《鞍鋼憲法》可以分為了前後兩個階段。前期由工人自發形成的《鞍鋼憲法》實踐和後期由領袖發動的《鞍鋼憲法》運動。前者是用技術手段謀求技術進步和群眾自發性的，對民主化管理的探索，後者則是以群眾運動為形式的，旨在貫徹某種政治理念和為政治服務的一場運動。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麽當代學者中會有一部分人認為《鞍鋼憲法》具有“積極價值”，而另一部分人認為《鞍鋼憲法》是又一場勞民傷財的政治運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