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號下午，天安門西側的六部口一帶曾發生了一起群眾堵戒嚴部隊彈藥車的事件。就在這前後的幾個小時裏，這批彈藥的主人，三十八軍萬餘名官兵陸續徒手進入人民大會堂。這支部隊的一部分負責了對天安門廣場西側的包圍。據中共自己的宣傳材料記載，先後進入人民大會堂的各兵種部隊共有萬餘人。可笑的是，這個數字是因為寫文章的一個部隊文官為了說明戒嚴部隊條件如何艱苦，在人大會堂裏廁所不夠用而在文中透露出來的。
六部口圍堵彈藥車的事件證明，人民大會堂裏的武器全部都是用麵包車等偽裝運進人民大會堂的。也有人認為是從地下運進的。這分析是否屬實待查，但人民大會堂原來就有地下通道則是肯定的。令人琢磨不透的是，六部口的那輛彈藥車為什麽就那麽輕易地被市民發現了。而萬餘人的部隊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其武器彈藥遠不止一車，怎麽運進去的呢？如果是從地下通道運入的，為什麽就那麽一車彈藥要從外麵運？
另外還有一支部隊是在開槍前一天就陸續進入了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公安部大院。這支部隊負責了對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包圍。一位軍官告訴我，進入天安門的這支部隊不知為什麽，武器彈藥到五號才運進去。但是，在曆史博物館方向執行清場任務的部隊卻全部是荷槍實彈。所以，如果這位軍官的話是可靠的話，曆史博物館方向的部隊可能也是從西線開著槍打進去的一部分。清場開始時，也正是這支部隊最先衝上紀念碑基座並朝紀念碑上架著的高音喇叭用衝鋒槍掃射的。
武警部隊沒開槍
關於武警部隊是否在"六·四"中開槍殺人了，事後也有許多爭論。我專為此事調查的結果證明，起碼上文中提及的四個地方的大規模開槍殺人不是武警部隊幹的。
六月三號中共給其武警下達的命令是：部隊進城不惜一切代價，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因為當時武警歸公安部門領導，所以這個命令由北京的地方行政長官陳希同向北京武警總隊傳達。
自李鵬下達"戒嚴令"後，武警各部門的領導就意識到這回要有麻煩，所以將其戰備值班電話同普通電話全部更換成錄音電話。陳希同的講話傳達下去以後，武警領導立刻感覺這裏麵玩了文字遊戲。結果，命令逐級下達到團一級，就再傳不下去了。下級軍官紛紛表示沒法理解這一命令的精神，直接問上司："到底是不是可以開槍？"
北京市武警總隊又將部隊基層軍官的疑問轉述給陳希同，陳回答到："按你們理解的執行。"
陳希同的這句話再次傳達下去，武警部隊領導自作主張：執行任務隻帶警具，一律不帶槍。
這個決定是北京武警總隊領導作出的還是國家武警總隊作出的不得而知，但事後中共撤換了國家武警總隊的全部高層指揮官的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據中共自己的宣傳材料記載，"戒嚴指揮部"事先曾安排了一支隻有五十人的武警防暴部隊為國防軍進城開道。但是，這支隊伍剛剛開出駐地不遠即有一輛汽車翻倒在路旁，另一輛車隻載了二十七人準時開到了"平暴"現場。
這二十七名武警全部配有玻璃鋼盾牌和帶有機玻璃罩的防暴頭盔。他們分三人一組，背靠背互相掩護，雖然行進中受到了市民群眾的攻擊，但全部都到達了預訂位置。一路上，他們每個人都中了無數的石頭，磚塊，原本是綠色的頭盔和盾牌都被砸成了白色。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被打死或打成重傷。中共要想收複天安門失地是不是除了開槍殺人再沒有別的辦法，這個事實很能說明問題。
我本人六月四號從天安門廣場出來後，一路上所見武警不多，但見到的手裏確實沒有槍。持槍的隻是在一些重要部門正常值勤的武警。但他們平時值勤時槍裏都是沒子彈的。
與我在監獄裏同號的"暴徒"告訴我，被他們打死的武警手裏也確實沒有槍。
我所見到的所有現場目擊者也沒有一個人向我提供出武警開槍殺人的情況。
我在調查中聽許多目睹"暴亂"場麵的群眾說：六月三號晚上和六月四號早上，最慘的是大學生和老百姓，然後就是武警。因為武警大都在衝突現場或離衝突現場最近，但沒見有開槍的。但在那種情況下，市民們已經良莠不分了。再加上天黑，大家也分不清哪是武警哪是戒嚴部隊，所以竟鬧出了開槍殺人的部隊基本上沒有挨打，沒有開槍的一些部隊和武警反而被打得慘不忍睹的悲劇。
但是也必須說明，在中共事後對"動、暴亂分子"的搜捕過程中，進駐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武警表現很壞，真正的幹警一般不打人，打人的主要是戒嚴部隊士兵和武警，我同號的一個從西城分局"悠"來市局的"暴徒"對我說：他被一群武警圍在中間，輪流拳打腳踢，甚至用衝鋒槍的槍托打他的頭部。他被打得受不了以後就什麽都交待了。
和我在一個監獄裏的另一個從西城分局"悠"上來的"暴徒"是因為窩藏槍枝。他在派出所裏曾被一群戒嚴部隊士兵用槍托打壞了頭，到我們那以後，天天頭疼得大哭小叫。他說有一次他被打得受不了鑽進桌子底下，喊著"解放軍叔叔我就是您的一個屁呀，您就把我放了吧！"但解放軍叔叔到底也沒有把他這個"屁"給放了。
還有一個與我同號的"暴亂"嫌疑分子（實際沒有任何事情）在派出所時曾被戒嚴部隊士兵把匕首架在脖子上威脅："再不說老子宰了你，宰了你給死難的戰友報仇。"
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時的情景我自出獄後已有兩篇文章說明。如果有記者仍然感興趣的話，我建議不妨找一下現在美國洛杉磯的原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梁二和程真（女）。"六·四"後，他們二人先後被中共公開和內部通緝，在國內潛藏了一段時間後才輾轉逃了出來。現在逃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天安門勇士"很多，但在天安門廣場最後清場時我見到的隻有他們兩人。其他人有的是我可能沒有見到，有的幹脆就根本不在現場。這兩個同學在廣場上一直幫助我們一起組織動員大學生和市民群眾撤離，但出來後卻從沒聽說過他們如何往自己臉上貼金。與一些不顧國內獄中人死活的人表現相反，程真每次接受記者采訪時都要談及我們四人如何進行和平撤離組織動員的。除了尊重曆史的考慮外，她想的是這種消息傳入國內，可能會減輕中共對劉曉波的處理。的確是真誠可嘉！這是題外話。
六月四號淩晨，我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沙濤是最後撤出廣場的。在曆史博物館西南側，我和程真、沙濤等人勸說一些死不肯離開，要與隆隆開近的坦克講理的市民和少數大學生向南撤離。這段過程很慢，但我們身後的坦克一直比較理智地等待我們。我們撤一點，它們進一點。等我們勸到前三門大街中央的前門箭樓東南側時，從南邊湧過來的大群市民與我們勸出天安門廣場的人會合，挽起手來齊聲高喊："法西斯、法西斯！"這時，就是前麵提到的那支空降兵部隊突然起立，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號朝我們的上空開槍。我身邊的一位大學生當場頭部負傷。但這一陣槍絕大部分都打得較高也是事實。
人群四散逃命後，前門箭樓東側穿便服的隻剩下我、程真、沙濤三人。我看了看表，早晨六點整。
這時，由北向南的坦克與空降兵會師，雙方狂呼勝利口號，似乎在慶祝共產黨四十年後重新占領北京。
四十年前中共占領北京時未發一槍一彈就收編了全部美式裝備但卻沒有任何抵抗力的敵方部隊。四十年後中共重新占領北京卻要用坦克加衝鋒槍，麵對的卻是手無寸鐵但卻寧死不屈的北京市民和大學生。
六部口才是真正坦克碾人的地方
天安門廣場很大，我們絕大部分人都和平撤出去後，廣場內還剩下個別人是很可能的，但絕不可能很多。中共的宣傳是軍隊士兵把剩下的個別人都抬走或架走了。不管中共的這一宣傳是真是假，但坦克進廣場後碾人的事情我傾向於認為沒有。因為首先是無人可碾，其次是從當時進廣場的士兵情緒看，隻要沒有抵抗行為和叫罵，他們不大可能會主動朝人開槍。 另外，有人在海外宣傳士兵用刺刀挑人的事我想極有可能是中共宣傳日本鬼子如何殺人的電影給他們的印象太深，由此才附會出來或者說由於受了精神刺激把看過的電影場麵和親身經曆的場麵記混了。
我們在天安門萬餘名大學生和市民群眾麵臨生命危險，同時也不願由於天安門的抵抗給士兵造成生命損失的時候，理智地選擇了妥協與和平，包圍天安門廣場的部隊在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和平主張的前提下應該說表現的是比較理智的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負責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的部隊主要不是從西線開槍打進來、已經失去理智的部隊，而是從人民大會堂等處出來的。沒有遭到過抵抗的部隊當然也就沒有開過槍的部隊。
但是，長安街上的戒嚴部隊並沒有因為我們的和平主張而全部理智起來。當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的大學生和市民陸續到達六部口地區時，一些慘無人道的士兵竟開槍掃射並駕著坦克衝向最多向它們扔了幾塊石頭的人群。
我和程真、沙濤因最後撤離所以幸免在六部口遭難。當我們三人手拉手步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樂堂時，一群剛被打回來的市民勸我們："學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麵的大兵一見你們這樣打扮的就開槍。"
我讓程真和沙濤摘下頭上的寫有"絕食"字樣的布條，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師範大學校徽，三個人還是硬著頭皮朝六部口走去。到達時，我們正好見到最後兩具屍體被抬上一輛北京１３０卡車。這輛車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門箭樓東側勸住運傷員的。當時，這輛車打著一麵白底紅十字旗對著駛近的坦克朝天安門廣場裏麵衝，我們勸阻時程真險些被碾在車輪下麵。
六部口的群眾告訴我們，在我們到達這裏之前已經運走了一批屍體，連坦克碾加機槍掃一共死了十三個人。事後有目擊者告訴我是十一個人。
橫穿過長安街後，我和程真、沙濤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輛坦克離我們不足兩米，但這時它們已不再殺人了。也可能我們不罵它們法西斯的緣故。
從監獄裏出來後我了解到，六部口遭難的十餘人裏，尚有一個坦克履帶下的幸存者。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職員，六月四號早上他聽到中共開槍鎮壓的消息從家裏出來，剛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學生隊伍。他告訴我："當時坦克駛近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他們會朝人群裏碾，所以也沒有趕緊躲避的思想準備。從坦克開到我臉前的那一刻，我就什麽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後，我在醫院裏醒過來，醫生都不敢看我。"
他的右胳膊從肩膀處永遠沒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處傷。剛被坦克碾過後頭皮和一隻耳朵被撕開，慘不忍睹。
他在住院治療期間，一位"同情者"誘騙後又拋棄了他的未婚妻，這個可憐的姑娘因為深感負疚和愧悔而自盡身亡。臨死前留下遺書，請求他的寬恕並希望他能為自己料理後事。 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坦克履帶下的唯一幸存者時，正好是他剛從原來未婚妻的追悼會上回來。
六部口圍堵彈藥車的事件證明，人民大會堂裏的武器全部都是用麵包車等偽裝運進人民大會堂的。也有人認為是從地下運進的。這分析是否屬實待查，但人民大會堂原來就有地下通道則是肯定的。令人琢磨不透的是，六部口的那輛彈藥車為什麽就那麽輕易地被市民發現了。而萬餘人的部隊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其武器彈藥遠不止一車，怎麽運進去的呢？如果是從地下通道運入的，為什麽就那麽一車彈藥要從外麵運？
另外還有一支部隊是在開槍前一天就陸續進入了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公安部大院。這支部隊負責了對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包圍。一位軍官告訴我，進入天安門的這支部隊不知為什麽，武器彈藥到五號才運進去。但是，在曆史博物館方向執行清場任務的部隊卻全部是荷槍實彈。所以，如果這位軍官的話是可靠的話，曆史博物館方向的部隊可能也是從西線開著槍打進去的一部分。清場開始時，也正是這支部隊最先衝上紀念碑基座並朝紀念碑上架著的高音喇叭用衝鋒槍掃射的。
武警部隊沒開槍
關於武警部隊是否在"六·四"中開槍殺人了，事後也有許多爭論。我專為此事調查的結果證明，起碼上文中提及的四個地方的大規模開槍殺人不是武警部隊幹的。
六月三號中共給其武警下達的命令是：部隊進城不惜一切代價，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因為當時武警歸公安部門領導，所以這個命令由北京的地方行政長官陳希同向北京武警總隊傳達。
自李鵬下達"戒嚴令"後，武警各部門的領導就意識到這回要有麻煩，所以將其戰備值班電話同普通電話全部更換成錄音電話。陳希同的講話傳達下去以後，武警領導立刻感覺這裏麵玩了文字遊戲。結果，命令逐級下達到團一級，就再傳不下去了。下級軍官紛紛表示沒法理解這一命令的精神，直接問上司："到底是不是可以開槍？"
北京市武警總隊又將部隊基層軍官的疑問轉述給陳希同，陳回答到："按你們理解的執行。"
陳希同的這句話再次傳達下去，武警部隊領導自作主張：執行任務隻帶警具，一律不帶槍。
這個決定是北京武警總隊領導作出的還是國家武警總隊作出的不得而知，但事後中共撤換了國家武警總隊的全部高層指揮官的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據中共自己的宣傳材料記載，"戒嚴指揮部"事先曾安排了一支隻有五十人的武警防暴部隊為國防軍進城開道。但是，這支隊伍剛剛開出駐地不遠即有一輛汽車翻倒在路旁，另一輛車隻載了二十七人準時開到了"平暴"現場。
這二十七名武警全部配有玻璃鋼盾牌和帶有機玻璃罩的防暴頭盔。他們分三人一組，背靠背互相掩護，雖然行進中受到了市民群眾的攻擊，但全部都到達了預訂位置。一路上，他們每個人都中了無數的石頭，磚塊，原本是綠色的頭盔和盾牌都被砸成了白色。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被打死或打成重傷。中共要想收複天安門失地是不是除了開槍殺人再沒有別的辦法，這個事實很能說明問題。
我本人六月四號從天安門廣場出來後，一路上所見武警不多，但見到的手裏確實沒有槍。持槍的隻是在一些重要部門正常值勤的武警。但他們平時值勤時槍裏都是沒子彈的。
與我在監獄裏同號的"暴徒"告訴我，被他們打死的武警手裏也確實沒有槍。
我所見到的所有現場目擊者也沒有一個人向我提供出武警開槍殺人的情況。
我在調查中聽許多目睹"暴亂"場麵的群眾說：六月三號晚上和六月四號早上，最慘的是大學生和老百姓，然後就是武警。因為武警大都在衝突現場或離衝突現場最近，但沒見有開槍的。但在那種情況下，市民們已經良莠不分了。再加上天黑，大家也分不清哪是武警哪是戒嚴部隊，所以竟鬧出了開槍殺人的部隊基本上沒有挨打，沒有開槍的一些部隊和武警反而被打得慘不忍睹的悲劇。
但是也必須說明，在中共事後對"動、暴亂分子"的搜捕過程中，進駐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武警表現很壞，真正的幹警一般不打人，打人的主要是戒嚴部隊士兵和武警，我同號的一個從西城分局"悠"來市局的"暴徒"對我說：他被一群武警圍在中間，輪流拳打腳踢，甚至用衝鋒槍的槍托打他的頭部。他被打得受不了以後就什麽都交待了。
和我在一個監獄裏的另一個從西城分局"悠"上來的"暴徒"是因為窩藏槍枝。他在派出所裏曾被一群戒嚴部隊士兵用槍托打壞了頭，到我們那以後，天天頭疼得大哭小叫。他說有一次他被打得受不了鑽進桌子底下，喊著"解放軍叔叔我就是您的一個屁呀，您就把我放了吧！"但解放軍叔叔到底也沒有把他這個"屁"給放了。
還有一個與我同號的"暴亂"嫌疑分子（實際沒有任何事情）在派出所時曾被戒嚴部隊士兵把匕首架在脖子上威脅："再不說老子宰了你，宰了你給死難的戰友報仇。"
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時的情景我自出獄後已有兩篇文章說明。如果有記者仍然感興趣的話，我建議不妨找一下現在美國洛杉磯的原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梁二和程真（女）。"六·四"後，他們二人先後被中共公開和內部通緝，在國內潛藏了一段時間後才輾轉逃了出來。現在逃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天安門勇士"很多，但在天安門廣場最後清場時我見到的隻有他們兩人。其他人有的是我可能沒有見到，有的幹脆就根本不在現場。這兩個同學在廣場上一直幫助我們一起組織動員大學生和市民群眾撤離，但出來後卻從沒聽說過他們如何往自己臉上貼金。與一些不顧國內獄中人死活的人表現相反，程真每次接受記者采訪時都要談及我們四人如何進行和平撤離組織動員的。除了尊重曆史的考慮外，她想的是這種消息傳入國內，可能會減輕中共對劉曉波的處理。的確是真誠可嘉！這是題外話。
六月四號淩晨，我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沙濤是最後撤出廣場的。在曆史博物館西南側，我和程真、沙濤等人勸說一些死不肯離開，要與隆隆開近的坦克講理的市民和少數大學生向南撤離。這段過程很慢，但我們身後的坦克一直比較理智地等待我們。我們撤一點，它們進一點。等我們勸到前三門大街中央的前門箭樓東南側時，從南邊湧過來的大群市民與我們勸出天安門廣場的人會合，挽起手來齊聲高喊："法西斯、法西斯！"這時，就是前麵提到的那支空降兵部隊突然起立，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號朝我們的上空開槍。我身邊的一位大學生當場頭部負傷。但這一陣槍絕大部分都打得較高也是事實。
人群四散逃命後，前門箭樓東側穿便服的隻剩下我、程真、沙濤三人。我看了看表，早晨六點整。
這時，由北向南的坦克與空降兵會師，雙方狂呼勝利口號，似乎在慶祝共產黨四十年後重新占領北京。
四十年前中共占領北京時未發一槍一彈就收編了全部美式裝備但卻沒有任何抵抗力的敵方部隊。四十年後中共重新占領北京卻要用坦克加衝鋒槍，麵對的卻是手無寸鐵但卻寧死不屈的北京市民和大學生。
六部口才是真正坦克碾人的地方
天安門廣場很大，我們絕大部分人都和平撤出去後，廣場內還剩下個別人是很可能的，但絕不可能很多。中共的宣傳是軍隊士兵把剩下的個別人都抬走或架走了。不管中共的這一宣傳是真是假，但坦克進廣場後碾人的事情我傾向於認為沒有。因為首先是無人可碾，其次是從當時進廣場的士兵情緒看，隻要沒有抵抗行為和叫罵，他們不大可能會主動朝人開槍。 另外，有人在海外宣傳士兵用刺刀挑人的事我想極有可能是中共宣傳日本鬼子如何殺人的電影給他們的印象太深，由此才附會出來或者說由於受了精神刺激把看過的電影場麵和親身經曆的場麵記混了。
我們在天安門萬餘名大學生和市民群眾麵臨生命危險，同時也不願由於天安門的抵抗給士兵造成生命損失的時候，理智地選擇了妥協與和平，包圍天安門廣場的部隊在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和平主張的前提下應該說表現的是比較理智的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負責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的部隊主要不是從西線開槍打進來、已經失去理智的部隊，而是從人民大會堂等處出來的。沒有遭到過抵抗的部隊當然也就沒有開過槍的部隊。
但是，長安街上的戒嚴部隊並沒有因為我們的和平主張而全部理智起來。當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的大學生和市民陸續到達六部口地區時，一些慘無人道的士兵竟開槍掃射並駕著坦克衝向最多向它們扔了幾塊石頭的人群。
我和程真、沙濤因最後撤離所以幸免在六部口遭難。當我們三人手拉手步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樂堂時，一群剛被打回來的市民勸我們："學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麵的大兵一見你們這樣打扮的就開槍。"
我讓程真和沙濤摘下頭上的寫有"絕食"字樣的布條，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師範大學校徽，三個人還是硬著頭皮朝六部口走去。到達時，我們正好見到最後兩具屍體被抬上一輛北京１３０卡車。這輛車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門箭樓東側勸住運傷員的。當時，這輛車打著一麵白底紅十字旗對著駛近的坦克朝天安門廣場裏麵衝，我們勸阻時程真險些被碾在車輪下麵。
六部口的群眾告訴我們，在我們到達這裏之前已經運走了一批屍體，連坦克碾加機槍掃一共死了十三個人。事後有目擊者告訴我是十一個人。
橫穿過長安街後，我和程真、沙濤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輛坦克離我們不足兩米，但這時它們已不再殺人了。也可能我們不罵它們法西斯的緣故。
從監獄裏出來後我了解到，六部口遭難的十餘人裏，尚有一個坦克履帶下的幸存者。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職員，六月四號早上他聽到中共開槍鎮壓的消息從家裏出來，剛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學生隊伍。他告訴我："當時坦克駛近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他們會朝人群裏碾，所以也沒有趕緊躲避的思想準備。從坦克開到我臉前的那一刻，我就什麽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後，我在醫院裏醒過來，醫生都不敢看我。"
他的右胳膊從肩膀處永遠沒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處傷。剛被坦克碾過後頭皮和一隻耳朵被撕開，慘不忍睹。
他在住院治療期間，一位"同情者"誘騙後又拋棄了他的未婚妻，這個可憐的姑娘因為深感負疚和愧悔而自盡身亡。臨死前留下遺書，請求他的寬恕並希望他能為自己料理後事。 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坦克履帶下的唯一幸存者時，正好是他剛從原來未婚妻的追悼會上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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