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文懷沙先生頻繁亮相於電視、報紙、網絡各種媒體，故事越講越生動，名頭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響了。在各媒體發表的自述或專訪中，此公生平的耀眼傳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點：一，自稱出生於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體稱作‘百歲老人’；二，自述‘文革’經曆，係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鋃鐺入獄，同時，又因寫藏鋒詩‘反江青’而被視為‘英雄’。三，被譽為國學大師、文史大家、楚辭泰鬥。事實果真如此嗎？”
今天，傳記作家李輝根據多年文化曆史研究和不同反映以及文化老人的回憶，通過本報，提出觀點，發出詰問——
李輝，1982年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現供職《人民日報》編輯文藝副刊。主要從事傳記文學和隨筆創作，先後發表論著《巴金論稿》、曆史紀實《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以及蕭乾、沈從文、黃苗子、鬱風等人傳記等。1994年起，先後在《收獲》雜誌開設文化隨筆專欄“滄桑看雲”、“陳跡殘影”，隨筆集《秋白茫茫》獲首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類)。1998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李輝文集》(五卷本)，2001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個人圖文係列“大象人物聚焦書係”10種。主編“金薔薇隨筆叢書”20種、“滄桑文叢”24種、“曆史備忘書係”6種，參與策劃“火鳳凰文庫”24種。另有《福斯特散文選》、《走進中國》等譯著出版。
1910年出生，還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或演講中，文懷沙都自稱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寫出生時間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況，卻大相徑庭。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懷沙工作過的單位與呆過的地方主要有三處：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2，約1953年調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現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並為中國國家話劇院)任劇本編輯；3，1963年底入獄勞教至1980年釋放回原單位，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離休。
據查人民文學出版社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冊，文懷沙的出生時間填為“1922年”；據中國國家話劇院記錄，其出生時間填得更為具體：1921年1月15日； 1963年12月被判勞教時，年齡記錄為“43歲”，推算一下，出生時間也在1921年初。三處記錄的出生時間雖略有差異，但相差不到一年。
當年社會，尚無六十歲退休之憂，似不必把年齡說小。與如今的講述相比，當年相對嚴謹的檔案記錄無疑更為可信。因此，有一點可以明確，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謂“百歲”老人，真實年齡應是88歲左右。
年齡虛報近一輪，是為了便於給早年經曆加上一個又一個耀眼光環。
突出的一個光環：文懷沙多次自述中稱章太炎是其老師，故與魯迅是前後弟子。
據查，1934年秋天，67歲的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1936年6月14日，病逝於蘇州。但在1963年文懷沙的勞教記錄中明確寫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學院肄業”。如果他出生於1921年，1936年才15歲。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後，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是否繼續辦，文懷沙“肄業”的“上海太炎文學院”與之是什麽關係，是否為同一學校？也有待考證。即便是同一所學校，也應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由蘇州遷至“孤島”上海。按此時間推算，當文懷沙入學時，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見過？
另有一個光環：相關年表寫到，1928年18歲的文懷沙，“受聘擔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後任上海劇專教授”。按1921年出生計算，這一年他才7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身擔此任。
由於年齡提前了近12歲，抗戰期間的經曆也就容易豐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記：“1938年 二十八歲秋，於重慶作《聽雨》詩：‘滴滴更絲絲，江樓聽雨時。一燈紅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亞子評曰‘詩出王摩詰而勝之。’”實際上，此時他還在上海念書，隻有17歲，如何在重慶與柳亞子交往，得柳亞子如此嘉評？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飄動，步履輕盈，思路敏捷，皮膚滑潤，已相當了不起，足可誇耀，大可不必多說一輪十二年。虛擬年齡，於天，於父母，似均為不敬。如果僅僅限於自家庭院，別說虛增十二歲，就是自稱二百歲、五百歲，也是個人之事，不必較真。但是，如果以 “百歲”之假，行大做商業廣告之實，對消費者無疑有誤導和欺騙之嫌。一旦進入文化史範疇，人際交往與學術軌跡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細加訂正，予以澄清。
到底為何入獄？
文懷沙的“文革”經曆，特別是多年牢獄之災，受他的自述影響，媒體的不同版本大同小異，故事神奇，繪聲繪色，被渲染為英雄般的壯舉。
關於其入獄原因，一篇報道說：“文懷沙曾經在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為在一次公開場合說了鄙視江青的話，於是被抓到秦城監獄，之後又被流配到西北。”另有一處報道稱：“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
這些敘述都不符合史實。
首先，文懷沙不僅從來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時表現得十分積極與激烈，吳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對人說過，他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諒的人之一就是文懷沙。劇作家杜高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與文懷沙同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作為“吳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員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憶說：“在1957年批判吳祖光和我的大會上，文懷沙表現得非常積極，慷慨激昂。他指著吳祖光的鼻子說：‘你就是現代的西門慶，專門玩戲子。’他這是拿吳祖光與新鳳霞的結婚說事。當時把我們氣死了。”(2009年2月10日與李輝的談話)
其次，所謂“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的說法，同樣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懷沙早在“文革”爆發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經被判處勞教。其罪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其它原因。
據知情者回憶，逮捕文懷沙的宣判大會，1963年年底在東單的青藝劇場(上世紀90年代因修建東方廣場而拆除)舉行，青年藝術劇院的不少人都參加了那次大會。查閱史料，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其罪詳情為：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與周恩來、陳毅很熟，與毛主席談過話，以此猥褻、奸汙婦女十餘人)。先是判處勞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後長期在天津茶澱農場勞教，勞教號碼：23900。他從來沒有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80年4月解除勞教。沒有聽說他的勞教是冤假錯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卻寫為：“1978年，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由此可見，“文革”期間文懷沙並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入獄，也沒有被關押在秦城監獄。
關於文懷沙在“文革”中的經曆，敘述得最生動的莫過於寫藏鋒詩“反對江青”的勇敢之舉。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異，取其中之一如下：
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這個名字，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幫“四人幫”說話、發表言論、攻擊對手的寫作班子，正好梁效寫作班子缺人手，一個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讓文懷沙給江青寫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這個朋友將會幫助文老結束監禁和勞改生涯，並且可以進入梁效寫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當優厚。文懷沙的母親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趕到西北，希望兒子能夠在絕境之中服個軟。文懷沙那時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著母親蓬亂的頭發、消瘦的麵容，心中萬分難過，但他還是說：“媽媽，我不能寫啊，我不能違心啊。”母親沒有再說下去，隻是叮囑兒子別往槍口上撞。當時文老滿懷心酸地點了點頭，但沒過多久，文老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實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寫下這樣一首詩，“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連起來讀乃是“龜主江青”。當時江青看後隨手就把這首詩扔到了沙發上，可能覺得沒什麽，這一點卻被王洪文看出來了。
故事實在太生動了！無法考證其真實性。讓人生疑的是，按照當時他的處境，即便真有此詩，又如何能到達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將之“扔到了沙發上”，她沒有看出這是一首“藏鋒詩”，王洪文反倒看出來了？
關於這一“英雄”般的吟詩行動，徐晉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見聞錄》中有雲：“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梁效，且報以詩雲……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據雲至今懸於文家書房。然此事純係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曆史也。”
我讚同徐先生的判斷。
層累曆史固然可以為編造者增添光環，但我們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們的在天之靈？
是國學大師、楚辭泰鬥嗎？
一個人是否為國學大師或文史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似不必過於較真。的確，所謂“大師”，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原輕工部在評選工藝美術師時將名稱定為“工藝大師”的頭銜後，“大師”的含義已有所演變，早已失去神聖感，誠如王謝堂前燕飛入百姓家一般。此乃皆大歡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懷沙或自詡、或被人封為“國學大師”、“新中國屈原學開創者”、“楚辭泰鬥”，是否如此，學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我外行者評說。何況，尋遍圖書館和網上舊書店，難見一本他的學術專著，故隻好放棄研究他的學問的念頭。
將文懷沙稱為“國學大師”、“楚辭泰鬥”的主要依據，是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過《屈原集》以及隨後陸續出版的《九歌今釋》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發表過不同看法。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作家、學者舒蕪先生，與文懷沙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共事，一同參與了整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工作。據舒蕪在《老吾老》(載《萬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憶，當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馮雪峰先生，安排編輯部同仁各選一種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馬列主義指導古典文學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這些名著包括《紅樓夢》(汪敬之校注)、《水滸傳》(張友鸞校注)、《三國演義》(顧學頡校注)、《西遊記》(黃肅秋校注)、《李白詩選》(舒蕪編選校注)、《陸遊詩選》(李易協助遊國恩先生編選校注)等，文懷沙負責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蕪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內的顧、汪、張、文、李、舒、黃幾位整理者，都不是作為專家被聘請來，而是作為本社編輯人員被交派下編輯任務。從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說是新中國整理某書的第一人，但這個‘第一’完全不包含價值意義，不是開辟者、創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還說：“ 這幾本書陸續出版，除四部長篇小說外，其實都隻是薄薄一本，注釋完全是簡單通俗式的，那時講究普及，談不上什麽學術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問世後，隨即受到過其他專家的批評，而“文先生一出手就這樣砸了鍋，隨即調離人民文學出版社”。
關於文著《九歌今釋》等書，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發表“:紅塵過眼錄之十”《文懷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糾”、聶紺弩、江青》，其中寫道：
雖然，沙之白髯飄飄，仙風道骨之貌，極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學界知其底數的人則都明白，文的楚辭學問至多可抵一名中學教員。
僅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繹》(以下簡稱《今繹》)為例，即遭到諸多學者質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辭研究論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對文懷沙的《今繹》提出批評。
李一氓說文的“譯文非常不連貫，僅是有一句譯一句，前後句無照應，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脫節。有些地方譯者更是沒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則對沙的《今繹》有如下批評：“還必須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麵二人所談，均依據史實，且有當年黑白文字為證，當不謬也。
最近，我請湯序波先生編選其祖父湯炳正的書信集以備出版。湯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寫給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湯先生是學界公認的楚辭專家，曾任中國屈原學會第一任會長。湯先生1988年在致湯序波的信中，這樣提到文懷沙：“從報刊上看，不少人的學術成就並不大，卻由於大事宣揚，名氣很高。我一向反對這一套，現在看來，應當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懷沙’，此人學術水平不高，僅僅翻譯了幾篇屈賦，怎能與郭(沫若)，遊(國恩)二公並稱呢？”
湯先生所言，與舒蕪、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幫助我們解開疑竇。
如今，口述實錄盛行於各媒體報道及出版物，為曆史研究、傳記寫作等提供了許多重要素材。但是，魚目混珠，良莠不齊，同樣讓人感到憂慮。在此情形下，人們特別是媒體中人特別需要認真甄別，嚴肅對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編造並以此混淆視聽。
於是，草就此文，求教於文懷沙先生，求教於讀者和各媒體同仁。並希望拋磚引玉，使時間脈絡漸趨清晰，曆史盡可能接近於真相。
完稿於2009年2月12日，北京
2009年2月18日 北京晚報
今天，傳記作家李輝根據多年文化曆史研究和不同反映以及文化老人的回憶，通過本報，提出觀點，發出詰問——
李輝，1982年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現供職《人民日報》編輯文藝副刊。主要從事傳記文學和隨筆創作，先後發表論著《巴金論稿》、曆史紀實《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以及蕭乾、沈從文、黃苗子、鬱風等人傳記等。1994年起，先後在《收獲》雜誌開設文化隨筆專欄“滄桑看雲”、“陳跡殘影”，隨筆集《秋白茫茫》獲首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類)。1998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李輝文集》(五卷本)，2001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個人圖文係列“大象人物聚焦書係”10種。主編“金薔薇隨筆叢書”20種、“滄桑文叢”24種、“曆史備忘書係”6種，參與策劃“火鳳凰文庫”24種。另有《福斯特散文選》、《走進中國》等譯著出版。
1910年出生，還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或演講中，文懷沙都自稱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寫出生時間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況，卻大相徑庭。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懷沙工作過的單位與呆過的地方主要有三處：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2，約1953年調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現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並為中國國家話劇院)任劇本編輯；3，1963年底入獄勞教至1980年釋放回原單位，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離休。
據查人民文學出版社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冊，文懷沙的出生時間填為“1922年”；據中國國家話劇院記錄，其出生時間填得更為具體：1921年1月15日； 1963年12月被判勞教時，年齡記錄為“43歲”，推算一下，出生時間也在1921年初。三處記錄的出生時間雖略有差異，但相差不到一年。
當年社會，尚無六十歲退休之憂，似不必把年齡說小。與如今的講述相比，當年相對嚴謹的檔案記錄無疑更為可信。因此，有一點可以明確，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謂“百歲”老人，真實年齡應是88歲左右。
年齡虛報近一輪，是為了便於給早年經曆加上一個又一個耀眼光環。
突出的一個光環：文懷沙多次自述中稱章太炎是其老師，故與魯迅是前後弟子。
據查，1934年秋天，67歲的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1936年6月14日，病逝於蘇州。但在1963年文懷沙的勞教記錄中明確寫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學院肄業”。如果他出生於1921年，1936年才15歲。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後，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是否繼續辦，文懷沙“肄業”的“上海太炎文學院”與之是什麽關係，是否為同一學校？也有待考證。即便是同一所學校，也應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由蘇州遷至“孤島”上海。按此時間推算，當文懷沙入學時，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見過？
另有一個光環：相關年表寫到，1928年18歲的文懷沙，“受聘擔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後任上海劇專教授”。按1921年出生計算，這一年他才7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身擔此任。
由於年齡提前了近12歲，抗戰期間的經曆也就容易豐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記：“1938年 二十八歲秋，於重慶作《聽雨》詩：‘滴滴更絲絲，江樓聽雨時。一燈紅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亞子評曰‘詩出王摩詰而勝之。’”實際上，此時他還在上海念書，隻有17歲，如何在重慶與柳亞子交往，得柳亞子如此嘉評？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飄動，步履輕盈，思路敏捷，皮膚滑潤，已相當了不起，足可誇耀，大可不必多說一輪十二年。虛擬年齡，於天，於父母，似均為不敬。如果僅僅限於自家庭院，別說虛增十二歲，就是自稱二百歲、五百歲，也是個人之事，不必較真。但是，如果以 “百歲”之假，行大做商業廣告之實，對消費者無疑有誤導和欺騙之嫌。一旦進入文化史範疇，人際交往與學術軌跡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細加訂正，予以澄清。
到底為何入獄？
文懷沙的“文革”經曆，特別是多年牢獄之災，受他的自述影響，媒體的不同版本大同小異，故事神奇，繪聲繪色，被渲染為英雄般的壯舉。
關於其入獄原因，一篇報道說：“文懷沙曾經在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為在一次公開場合說了鄙視江青的話，於是被抓到秦城監獄，之後又被流配到西北。”另有一處報道稱：“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
這些敘述都不符合史實。
首先，文懷沙不僅從來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時表現得十分積極與激烈，吳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對人說過，他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諒的人之一就是文懷沙。劇作家杜高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與文懷沙同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作為“吳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員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憶說：“在1957年批判吳祖光和我的大會上，文懷沙表現得非常積極，慷慨激昂。他指著吳祖光的鼻子說：‘你就是現代的西門慶，專門玩戲子。’他這是拿吳祖光與新鳳霞的結婚說事。當時把我們氣死了。”(2009年2月10日與李輝的談話)
其次，所謂“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的說法，同樣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懷沙早在“文革”爆發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經被判處勞教。其罪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其它原因。
據知情者回憶，逮捕文懷沙的宣判大會，1963年年底在東單的青藝劇場(上世紀90年代因修建東方廣場而拆除)舉行，青年藝術劇院的不少人都參加了那次大會。查閱史料，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其罪詳情為：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與周恩來、陳毅很熟，與毛主席談過話，以此猥褻、奸汙婦女十餘人)。先是判處勞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後長期在天津茶澱農場勞教，勞教號碼：23900。他從來沒有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80年4月解除勞教。沒有聽說他的勞教是冤假錯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卻寫為：“1978年，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由此可見，“文革”期間文懷沙並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入獄，也沒有被關押在秦城監獄。
關於文懷沙在“文革”中的經曆，敘述得最生動的莫過於寫藏鋒詩“反對江青”的勇敢之舉。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異，取其中之一如下：
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這個名字，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幫“四人幫”說話、發表言論、攻擊對手的寫作班子，正好梁效寫作班子缺人手，一個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讓文懷沙給江青寫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這個朋友將會幫助文老結束監禁和勞改生涯，並且可以進入梁效寫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當優厚。文懷沙的母親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趕到西北，希望兒子能夠在絕境之中服個軟。文懷沙那時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著母親蓬亂的頭發、消瘦的麵容，心中萬分難過，但他還是說：“媽媽，我不能寫啊，我不能違心啊。”母親沒有再說下去，隻是叮囑兒子別往槍口上撞。當時文老滿懷心酸地點了點頭，但沒過多久，文老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實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寫下這樣一首詩，“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連起來讀乃是“龜主江青”。當時江青看後隨手就把這首詩扔到了沙發上，可能覺得沒什麽，這一點卻被王洪文看出來了。
故事實在太生動了！無法考證其真實性。讓人生疑的是，按照當時他的處境，即便真有此詩，又如何能到達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將之“扔到了沙發上”，她沒有看出這是一首“藏鋒詩”，王洪文反倒看出來了？
關於這一“英雄”般的吟詩行動，徐晉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見聞錄》中有雲：“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梁效，且報以詩雲……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據雲至今懸於文家書房。然此事純係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曆史也。”
我讚同徐先生的判斷。
層累曆史固然可以為編造者增添光環，但我們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們的在天之靈？
是國學大師、楚辭泰鬥嗎？
一個人是否為國學大師或文史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似不必過於較真。的確，所謂“大師”，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原輕工部在評選工藝美術師時將名稱定為“工藝大師”的頭銜後，“大師”的含義已有所演變，早已失去神聖感，誠如王謝堂前燕飛入百姓家一般。此乃皆大歡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懷沙或自詡、或被人封為“國學大師”、“新中國屈原學開創者”、“楚辭泰鬥”，是否如此，學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我外行者評說。何況，尋遍圖書館和網上舊書店，難見一本他的學術專著，故隻好放棄研究他的學問的念頭。
將文懷沙稱為“國學大師”、“楚辭泰鬥”的主要依據，是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過《屈原集》以及隨後陸續出版的《九歌今釋》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發表過不同看法。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作家、學者舒蕪先生，與文懷沙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共事，一同參與了整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工作。據舒蕪在《老吾老》(載《萬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憶，當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馮雪峰先生，安排編輯部同仁各選一種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馬列主義指導古典文學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這些名著包括《紅樓夢》(汪敬之校注)、《水滸傳》(張友鸞校注)、《三國演義》(顧學頡校注)、《西遊記》(黃肅秋校注)、《李白詩選》(舒蕪編選校注)、《陸遊詩選》(李易協助遊國恩先生編選校注)等，文懷沙負責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蕪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內的顧、汪、張、文、李、舒、黃幾位整理者，都不是作為專家被聘請來，而是作為本社編輯人員被交派下編輯任務。從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說是新中國整理某書的第一人，但這個‘第一’完全不包含價值意義，不是開辟者、創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還說：“ 這幾本書陸續出版，除四部長篇小說外，其實都隻是薄薄一本，注釋完全是簡單通俗式的，那時講究普及，談不上什麽學術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問世後，隨即受到過其他專家的批評，而“文先生一出手就這樣砸了鍋，隨即調離人民文學出版社”。
關於文著《九歌今釋》等書，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發表“:紅塵過眼錄之十”《文懷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糾”、聶紺弩、江青》，其中寫道：
雖然，沙之白髯飄飄，仙風道骨之貌，極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學界知其底數的人則都明白，文的楚辭學問至多可抵一名中學教員。
僅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繹》(以下簡稱《今繹》)為例，即遭到諸多學者質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辭研究論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對文懷沙的《今繹》提出批評。
李一氓說文的“譯文非常不連貫，僅是有一句譯一句，前後句無照應，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脫節。有些地方譯者更是沒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則對沙的《今繹》有如下批評：“還必須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麵二人所談，均依據史實，且有當年黑白文字為證，當不謬也。
最近，我請湯序波先生編選其祖父湯炳正的書信集以備出版。湯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寫給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湯先生是學界公認的楚辭專家，曾任中國屈原學會第一任會長。湯先生1988年在致湯序波的信中，這樣提到文懷沙：“從報刊上看，不少人的學術成就並不大，卻由於大事宣揚，名氣很高。我一向反對這一套，現在看來，應當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懷沙’，此人學術水平不高，僅僅翻譯了幾篇屈賦，怎能與郭(沫若)，遊(國恩)二公並稱呢？”
湯先生所言，與舒蕪、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幫助我們解開疑竇。
如今，口述實錄盛行於各媒體報道及出版物，為曆史研究、傳記寫作等提供了許多重要素材。但是，魚目混珠，良莠不齊，同樣讓人感到憂慮。在此情形下，人們特別是媒體中人特別需要認真甄別，嚴肅對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編造並以此混淆視聽。
於是，草就此文，求教於文懷沙先生，求教於讀者和各媒體同仁。並希望拋磚引玉，使時間脈絡漸趨清晰，曆史盡可能接近於真相。
完稿於2009年2月12日，北京
2009年2月18日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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