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魯鄭
現在西方對民主比較主流的看法是，民主就是要解決“主權在民”、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這是民主的唯一的目標。至於腐敗，是法製要解決的問題。經濟發展是市場要解決的問題。然而如果環顧中國的曆史和傳統，我們會發現中國雖然曆來也重視政權的合法性，但理解上和西方大為不同，通俗的講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但另一方麵更注重的是政權運作的有效性。這種例子在中國的曆史上比比皆是。被稱為世代帝王楷模的唐太宗李世民，他一手發動玄武門政變，親手射死已是太子的哥哥李建成，殺死弟弟李元吉並殘忍的將兩兄 弟家室滅門，以武力逼其父退位。應該說李世民的政權根本不具合法性，甚至人性都已喪失。然而就是他卻開創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貞觀之治”，曆史對其的評價 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文學家、書法家和詩人、偉大的民族英雄、卓越的領袖、影響中華乃至世界進程的傑出人物， “是繼孔子之後中國數一數二的偉人”以及“千古一帝”的稱號。另一個例子則是通過“靖難之役”奪得皇位、修建北京城和編纂《永樂大典》、開創偉大鄭和時代的明成祖朱棣。而相反的例子也同樣地說明了這一點：西漢末王莽篡權，但由於實行新政慘敗，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無窮災難，最終被釘上曆史的恥辱架。
如果仔細研究西方製度運作的現實，我們會發現西方已經走向一個誤區，過於偏重政權的合法性，把有效性當作目的，而忽視政權的最終目標是治理的有效性。甚至合法性與有效性完全脫節，從而造成嚴重的後果。
2001年，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以美國曆史上少有的“豐功偉治”離開白宮，結束其總統生涯。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民進黨如此成功的有效治理卻無助於民主黨的競選。結果共和黨候選人布什最終贏得大選。結果八年下來，美國幾乎已經麵目全非：克林頓把權利交給布什的時候，美國尚有五萬多億財政贏餘，而現在則是負債11萬多億美元。2001年的時候，美國是一個全球都受到尊重的國家，現在則是全球都受到指責和反對的國家。哪個時候美國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現在則淪為全球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而布什的無能在第一個任期就已暴露無遺，然而，卻仍然以明顯優勢取得連任。盡管美國有新聞自由，反對黨的批評和三權分立的製約，然而，這八年來都起不了任何的積極作用，眼睜睜著看著美國衰落至此。而原因就在於民主製度過於偏重政權的合法性，隻要具有了合法性，就有了任期保證。不管你四年或八年做的多麽差，就是象“曆史上最差”的總統布什，也依然可以穩穩執政。所以在這八年間，當出現如下一幕的時候，我們不必大驚小怪：2005年美國發生傷亡慘重的卡特琳娜颶風時，無所不知的布什正在度假，災難發生後的第三天下午才中止度假，前往災區視察。而接連三天美國國務卿賴斯則專心在紐約以奢侈品牌雲集著稱的第五大道上試穿各式高跟鞋、看音樂劇，甚至第三天在災區情況惡化到頂點的時候，有“黑人的女兒”之稱的賴斯卻在網球俱樂部裏和美國前世界冠軍塞萊斯切磋技藝。而這種現象不獨美國所獨有，可謂是民主國家的慣例：2003年8月初，當法國遭受罕見高溫襲擊造成上萬人死亡時，高層官員依然故我沉浸於度假之中。甚至法國總統希拉克直到三周假期結束後的8月20日才悠然返回巴黎。就是被布什譽為“亞洲民主燈塔”、後起的民主社會台灣，也不例外。台灣著名的媒體人南方朔（長期從事政治時評與報道，也是台灣黨外運動時期的反對派，與台灣曆界領導人均有直接的接觸和觀察）有過一個對比：“我年輕的時候，蔣經國正在當行政院長，我專采訪蔣經國新聞。台灣哪裏有淹水，你縣長還沒到，蔣經國先到。台灣每年夏天一定旱災，他老兄情報靈通，聽到哪一個水庫幹了沒水了，他老兄先到。每次淹水他去巡查，前麵一堆水，所有跟班西裝筆挺怎麽辦？他褲腳一卷，穿著皮鞋就走過去。下麵那些人一看老板走了，也不得不跟。以前的人政治不怎麽開明，可是我們叫做中國儒家，視民如傷，關心老百姓的痛苦，這部分蔣經國還是有的。 民主化以後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都對老百姓沒有反應，老百姓遭淹水沒有人管。以前台風要來，蔣經國一定親自到氣象局等著聽簡報，了解台風嚴不嚴重，了解哪裏會淹水，回去就拿起電話，叫縣市長小心一點。這一點人家還做到。”看看不由讓人感歎：真是比小說還離奇！
我們無法想象，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中國。如果去年中國震災的時候，國家領導人可以象美國總統布什一樣去度假三天，象賴斯一樣去購物，去看歌劇，去切磋球藝。在中國會出現什麽樣的後果？我們知道當抗震時，某家銀行以抗震的名義發了一雙名牌運動鞋，這個單位的領導立即就被撤職，款項全部收回。（而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罪魁禍首的華爾街，卻在2008年的分紅達到184億美元，比上年更高。除了奧巴馬口頭批評兩句外，起了什麽作用？而且華爾街還頗為不服—--他們不服的理由我是明白的，我高盛這麽困難還在選舉時拿出3.7億美元的政治獻金，沒有我你奧巴馬還選得上總統？）
可以說,由於西方民主製度過於重視合法性超過治理的有效性,導致施政的好壞與現政權的合法性無關，從而使得執政黨上台後，治國往往成了第二位的。從而無法避免類似美國金融危機這種治理失效的重現，這也是為什麽民主國家頻頻一而再地發生最高國家領導人腐敗的醜聞：日本首相、意大利總理、法國總統、德國總統、德國總理、以色列總理不一而足。而新興的民主國家如亞洲的菲律賓、印尼、泰 國、韓國以及東歐的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都是如此。這顯然不能用個案來解釋，更不能說由於可以一個接一個的抓出最高領導人（象日本、意大利、德國、以 色列都是一個總理倒下了，另一個總理又前“腐”後繼站出來），就是民主優越性的體現。恐怕相反，恰恰是由於民主製度造成的。當然，危機發生後，美國也會出現偉大的政治家，如羅斯福，但這恐怕與這些領導人的本身素質有關，而不是製度因素（如果羅斯福上台時搞法西斯主義，也絕不會有人反對。但他自己選擇了民主。這已是澄清了的曆史公案）。西方民主製度這種過於偏重政權的合法性的做法，往往會產生一個非常荒誕的現象：全國耗費巨大人力、物力和社會成本選出一個合法性的政府，然後再讓它去搞亂國家。搞亂之後，就再把他選下去，然後再自豪的講：看，我們可以把做的不好的領導人選下去。可是我們是不是應該想，為什麽會把這樣的人選上去，而且可以一幹四年或八年？如果說合法性的目的是為了治理的有效性服務，而不是為合法性而合法性，這種製度也許不會走到今天這種尷尬的局麵。西方是到了要問一問，想一想，政權的合法性是為了什麽的時候了！
我們再看中國。中共是當今中國唯一的主導性政治力量。絕對權利的背後是絕對的責任，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治理的有效性，無可辯駁。這就是為什麽當“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後，中國對肇事者、包庇者嚴懲不貸，對受害者全力搶救，並迅速在法律上尋求解決之道。在這次事件中，兩位部級高官辭職或免職，石家莊市市長被撤職，其它相關受到懲處官員 更是不計其數。而肇事的三鹿奶粉則被停業整頓，董事長被依法逮捕。同時對數十萬受害兒童實施免費救治和檢查。而在製度層麵上，被認為對事件發生有關的“食 品衛生免檢”製度迅速予以廢除，並以最快的速度出台了對“三聚氰銨”檢測和含量的法規。同時為徹底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加速起草《食品衛生法》。同是，對國內外進行道歉。溫家寶總理甚至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進，向全球道歉。這也是為什麽，當汶川地震發生時，幾個小時間溫家寶總理就抵達震區，整整七十二小時現場指揮。三天之後，國家主席胡錦濤接替全力指揮了三天的溫總，繼續指揮救災。這和美國、法國、台灣等民主政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事實勝於雄辯，至少在這件事情上，兩種製度孰優孰劣，一清二楚。當然對於某些堅持“寧要美國的玩忽職守，寧要美國的經濟危機，也不要中國的勉力親為，也不要成為解決經濟危機支柱的中國模式”，是不起作用的。
當然，本文並無意要證明中國的製度優於美國，事實上不同的國家是無法進行製度對比的。盡管我們可以拿中國和印度比，和發達國家比。如果是吸取他人長處避免他人短處，做一參考，這樣的對比還是有意義。實際上，我們既不能說中國優於美國，更不能說中國的製度適用於美國，反之亦然。本文要說明的是任何製度都有其曆史合理性和優越性，也有其曆史性弊端。評價一個製度的優劣在於這個製度是否適合這個國家。而不是抽象的什麽標簽，更不是非黑即白、要麽全盤肯定、要麽全盤否定的極端思維。
現在西方對民主比較主流的看法是，民主就是要解決“主權在民”、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這是民主的唯一的目標。至於腐敗，是法製要解決的問題。經濟發展是市場要解決的問題。然而如果環顧中國的曆史和傳統，我們會發現中國雖然曆來也重視政權的合法性，但理解上和西方大為不同，通俗的講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但另一方麵更注重的是政權運作的有效性。這種例子在中國的曆史上比比皆是。被稱為世代帝王楷模的唐太宗李世民，他一手發動玄武門政變，親手射死已是太子的哥哥李建成，殺死弟弟李元吉並殘忍的將兩兄 弟家室滅門，以武力逼其父退位。應該說李世民的政權根本不具合法性，甚至人性都已喪失。然而就是他卻開創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貞觀之治”，曆史對其的評價 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文學家、書法家和詩人、偉大的民族英雄、卓越的領袖、影響中華乃至世界進程的傑出人物， “是繼孔子之後中國數一數二的偉人”以及“千古一帝”的稱號。另一個例子則是通過“靖難之役”奪得皇位、修建北京城和編纂《永樂大典》、開創偉大鄭和時代的明成祖朱棣。而相反的例子也同樣地說明了這一點：西漢末王莽篡權，但由於實行新政慘敗，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無窮災難，最終被釘上曆史的恥辱架。
如果仔細研究西方製度運作的現實，我們會發現西方已經走向一個誤區，過於偏重政權的合法性，把有效性當作目的，而忽視政權的最終目標是治理的有效性。甚至合法性與有效性完全脫節，從而造成嚴重的後果。
2001年，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以美國曆史上少有的“豐功偉治”離開白宮，結束其總統生涯。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民進黨如此成功的有效治理卻無助於民主黨的競選。結果共和黨候選人布什最終贏得大選。結果八年下來，美國幾乎已經麵目全非：克林頓把權利交給布什的時候，美國尚有五萬多億財政贏餘，而現在則是負債11萬多億美元。2001年的時候，美國是一個全球都受到尊重的國家，現在則是全球都受到指責和反對的國家。哪個時候美國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現在則淪為全球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而布什的無能在第一個任期就已暴露無遺，然而，卻仍然以明顯優勢取得連任。盡管美國有新聞自由，反對黨的批評和三權分立的製約，然而，這八年來都起不了任何的積極作用，眼睜睜著看著美國衰落至此。而原因就在於民主製度過於偏重政權的合法性，隻要具有了合法性，就有了任期保證。不管你四年或八年做的多麽差，就是象“曆史上最差”的總統布什，也依然可以穩穩執政。所以在這八年間，當出現如下一幕的時候，我們不必大驚小怪：2005年美國發生傷亡慘重的卡特琳娜颶風時，無所不知的布什正在度假，災難發生後的第三天下午才中止度假，前往災區視察。而接連三天美國國務卿賴斯則專心在紐約以奢侈品牌雲集著稱的第五大道上試穿各式高跟鞋、看音樂劇，甚至第三天在災區情況惡化到頂點的時候，有“黑人的女兒”之稱的賴斯卻在網球俱樂部裏和美國前世界冠軍塞萊斯切磋技藝。而這種現象不獨美國所獨有，可謂是民主國家的慣例：2003年8月初，當法國遭受罕見高溫襲擊造成上萬人死亡時，高層官員依然故我沉浸於度假之中。甚至法國總統希拉克直到三周假期結束後的8月20日才悠然返回巴黎。就是被布什譽為“亞洲民主燈塔”、後起的民主社會台灣，也不例外。台灣著名的媒體人南方朔（長期從事政治時評與報道，也是台灣黨外運動時期的反對派，與台灣曆界領導人均有直接的接觸和觀察）有過一個對比：“我年輕的時候，蔣經國正在當行政院長，我專采訪蔣經國新聞。台灣哪裏有淹水，你縣長還沒到，蔣經國先到。台灣每年夏天一定旱災，他老兄情報靈通，聽到哪一個水庫幹了沒水了，他老兄先到。每次淹水他去巡查，前麵一堆水，所有跟班西裝筆挺怎麽辦？他褲腳一卷，穿著皮鞋就走過去。下麵那些人一看老板走了，也不得不跟。以前的人政治不怎麽開明，可是我們叫做中國儒家，視民如傷，關心老百姓的痛苦，這部分蔣經國還是有的。 民主化以後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都對老百姓沒有反應，老百姓遭淹水沒有人管。以前台風要來，蔣經國一定親自到氣象局等著聽簡報，了解台風嚴不嚴重，了解哪裏會淹水，回去就拿起電話，叫縣市長小心一點。這一點人家還做到。”看看不由讓人感歎：真是比小說還離奇！
我們無法想象，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中國。如果去年中國震災的時候，國家領導人可以象美國總統布什一樣去度假三天，象賴斯一樣去購物，去看歌劇，去切磋球藝。在中國會出現什麽樣的後果？我們知道當抗震時，某家銀行以抗震的名義發了一雙名牌運動鞋，這個單位的領導立即就被撤職，款項全部收回。（而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罪魁禍首的華爾街，卻在2008年的分紅達到184億美元，比上年更高。除了奧巴馬口頭批評兩句外，起了什麽作用？而且華爾街還頗為不服—--他們不服的理由我是明白的，我高盛這麽困難還在選舉時拿出3.7億美元的政治獻金，沒有我你奧巴馬還選得上總統？）
可以說,由於西方民主製度過於重視合法性超過治理的有效性,導致施政的好壞與現政權的合法性無關，從而使得執政黨上台後，治國往往成了第二位的。從而無法避免類似美國金融危機這種治理失效的重現，這也是為什麽民主國家頻頻一而再地發生最高國家領導人腐敗的醜聞：日本首相、意大利總理、法國總統、德國總統、德國總理、以色列總理不一而足。而新興的民主國家如亞洲的菲律賓、印尼、泰 國、韓國以及東歐的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都是如此。這顯然不能用個案來解釋，更不能說由於可以一個接一個的抓出最高領導人（象日本、意大利、德國、以 色列都是一個總理倒下了，另一個總理又前“腐”後繼站出來），就是民主優越性的體現。恐怕相反，恰恰是由於民主製度造成的。當然，危機發生後，美國也會出現偉大的政治家，如羅斯福，但這恐怕與這些領導人的本身素質有關，而不是製度因素（如果羅斯福上台時搞法西斯主義，也絕不會有人反對。但他自己選擇了民主。這已是澄清了的曆史公案）。西方民主製度這種過於偏重政權的合法性的做法，往往會產生一個非常荒誕的現象：全國耗費巨大人力、物力和社會成本選出一個合法性的政府，然後再讓它去搞亂國家。搞亂之後，就再把他選下去，然後再自豪的講：看，我們可以把做的不好的領導人選下去。可是我們是不是應該想，為什麽會把這樣的人選上去，而且可以一幹四年或八年？如果說合法性的目的是為了治理的有效性服務，而不是為合法性而合法性，這種製度也許不會走到今天這種尷尬的局麵。西方是到了要問一問，想一想，政權的合法性是為了什麽的時候了！
我們再看中國。中共是當今中國唯一的主導性政治力量。絕對權利的背後是絕對的責任，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治理的有效性，無可辯駁。這就是為什麽當“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後，中國對肇事者、包庇者嚴懲不貸，對受害者全力搶救，並迅速在法律上尋求解決之道。在這次事件中，兩位部級高官辭職或免職，石家莊市市長被撤職，其它相關受到懲處官員 更是不計其數。而肇事的三鹿奶粉則被停業整頓，董事長被依法逮捕。同時對數十萬受害兒童實施免費救治和檢查。而在製度層麵上，被認為對事件發生有關的“食 品衛生免檢”製度迅速予以廢除，並以最快的速度出台了對“三聚氰銨”檢測和含量的法規。同時為徹底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加速起草《食品衛生法》。同是，對國內外進行道歉。溫家寶總理甚至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進，向全球道歉。這也是為什麽，當汶川地震發生時，幾個小時間溫家寶總理就抵達震區，整整七十二小時現場指揮。三天之後，國家主席胡錦濤接替全力指揮了三天的溫總，繼續指揮救災。這和美國、法國、台灣等民主政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事實勝於雄辯，至少在這件事情上，兩種製度孰優孰劣，一清二楚。當然對於某些堅持“寧要美國的玩忽職守，寧要美國的經濟危機，也不要中國的勉力親為，也不要成為解決經濟危機支柱的中國模式”，是不起作用的。
當然，本文並無意要證明中國的製度優於美國，事實上不同的國家是無法進行製度對比的。盡管我們可以拿中國和印度比，和發達國家比。如果是吸取他人長處避免他人短處，做一參考，這樣的對比還是有意義。實際上，我們既不能說中國優於美國，更不能說中國的製度適用於美國，反之亦然。本文要說明的是任何製度都有其曆史合理性和優越性，也有其曆史性弊端。評價一個製度的優劣在於這個製度是否適合這個國家。而不是抽象的什麽標簽，更不是非黑即白、要麽全盤肯定、要麽全盤否定的極端思維。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