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談科大精神

我談科大精神

盧文全(5802)

    作者簡介:盧文全,1939 年生,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58 級技術物理係磁學專業畢業。現為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 34 研究所退休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前幾天在中國科大 5802 阮耀鍾同學的 BLOG 裏讀到他寫的《談談我對“科大精神”的理解》一文，頓時腦心都非常興奮和激動，久久不能平靜下來，仿佛把我們這些年近古

稀的早年科大學子，又帶回到了近 50 年前的情景。在“理解”一文中，作者把“科大精神”歸納為“艱苦奮鬥，勤奮學習；求真務實，勇於創新；民主自由，團結互助”這樣“24

字”。毫無疑問，這些就是“科大精神”的主體或核心內容。

    記得 1958 年 9 月 9 日，當我到達北京玉泉路 19 號甲時，已身無分文。母校馬上解決了我 (當然不隻是我一個)  的吃飯與住宿等基本生存問題。接下來，利用郭沫若校長的稿費，母校發給了我們過冬的棉衣和棉鞋；教俄語的老師給我買了練習本；生病在永定路醫院動手術，不僅自己沒有花一分錢，還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悉心照料；5 年中一直享受甲等助學金；葉安民等同學還給過我一些購買學習與生活日用品的零用錢等等。這些除使我終生難忘而外，更使我總是對黨和國家與人民、對母校、對老師和同學懷有深切的感激之情。

    也記得一進母校大門，便受到“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個大字的熏陶；剛開學不久，學校就開展了“紅專”大辯論，從許多同學的“大字報”裏受到了不少如何做到 “又紅又專”的啟發與教育。同時，又不斷接受“加強基礎，注重實驗”的專業訓練和嚴格的外語教育，這正是當時郭校長提出的“紅專並進，理實交融”這一校訓的生動體現。

    還記得在一年級時，在一個臨時搭的木板房裏，老師就帶著我們做從煤煙灰裏提取半導體材料 “鍺”的“研究工作”；大約是二年級時，我們就到科學院物理所去做幾周燒製計算機用鐵氧體記憶磁芯的實驗；其間在科學院一個算不上好的禮堂裏,聽蘇聯《量子力學》教材作者布洛欽采夫作有關“原子能”的學術報告時，講到了一個與匈牙利寓言相關的內容，翻譯都譯不出來了，錢三強先生站起來說，他講的是“上帝掉進大海裏了”，真有意思。中國科大一、二年級的學生，就可以得到科技前沿的訓練，不能不說是一大幸福。

    也還記得大約是在 1961 年，北京市為了了解“國家三年困難時期”高等學校教與學的質量狀況，便在北大、北師大和我們科大各抽一個班參加“統一”考試。我參加了物理課的考試，在這次考試的口試時，物理所的蒲富恰老師問我：“單擺有幾個自由度？”，我答：“有兩個”；老師又問：“電磁場有幾個自由度？”，我想了一會答： “說不清楚”，老師說：“你恐怕也是說不清楚，因為電磁場有無窮多個自由度”。後來得知，這次考試分數個人最高的在北大，一個班平均成績最好（好得不是一點點）的是科大，這就把中國科大學生“團結互助”精神給充分體現出來了。同時還說明，在大學裏這些瞬間發生的事，幾十年都忘不掉，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是多麽的寶貴，實在值得當今的大學生、年輕的朋友們珍惜。為了與母校還在校的年輕校友的交流，下麵寫兩個我在科大的帶隱私性經曆。

    1．1958 年 9 月 20 日，在學校旁邊解放軍政治學院（我在該院的一幢宿舍樓 301 房間一直住了 3 年）大禮堂，召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成立暨開學典禮大會。會上郭校長在他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話（大意）：同學們，你們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就是準備要做祖國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你們知道，我郭沫若是搞“文”的，所以我要講一講“文”對你

們的重要性。科學家和工程師是要用自己的成果與別人交流的，如果自己的成果都表達不清楚能行嗎？因此我要求你們在學好數理化和外語，做好科學實驗的同時，一定還要注意

自己在“文”，例如寫作能力方麵的修養與鍛煉。我來自四川省涪陵高級中學 58 級一班，雖然高中時總的成績還算不錯，但是教我們語文的班主任段嘉玉老師給我的作文成績總

是 60-70 分，甚至還有不及格的。郭校長的這段講話對我觸動很大。為了鍛煉自己的寫作能力，在大一時我就給母校校刊寫稿。一次一篇通訊被錄用發表，還給了我 2 元錢的稿費。之後常注意寫作，並成了校刊的正式通訊員。回過頭來看，這個經曆使我終生受益， 40 餘年來我在各種場合已發表科技論文 60 餘篇。

    2．才在大一時，不知怎麽搞的就與同班一位一起做物理實驗的女同學產生了戀情。一個假期後，這位同學（她高中畢業後教過兩年書）從家裏回來明確告訴我，她母親不同意

她與她原來的男朋友分手。也就是說，我與她應該了結了。得到這個消息，我獨自鬱悶和思考幾天後，突然想到，我從遙遠的四川省烏江邊的大山區裏來到首都北京，是為了求學

而決不是為找女朋友，這樣一想，心情豁然開朗。從此便專注於自己的學業，並在以後的幾年中，與這位女同學仍保持著良好的同學關係。地球就這麽大， 1988 年她出差來到桂林，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我作完報告後下來，她突然叫我：“啊！盧文全，是你呀！”，我便請她到我家裏做客並用餐。我覺得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用這樣的方式處理類似問題為好。

    2008 年母校要舉行 50 周年校慶。從曆史的角度看，50年是短暫的。但是作為中國科大的曆史，50 年也差不多算是新中國的同齡人了。開頭所述“24 字”表達的“科大精神”

，之所以讓我們這些科大早年的畢業生感受甚深，是因為這些精神是在科大創辦初期就已經基本上確立起來了。據我從各種渠道和方式獲得的有關科大的信息，科大的 50 年曆史或許還可以大致分為 1958-1968 年（這一年因“文革”而停止招生）；1968-1977 年（這一年恢複了高考招生）和 1977-2008 年（這是改革開放的 30 年）這樣三個時期。進一步分析研究一下“24 字”描述的“科大精神”在這三個時期各有怎樣的體現，應該也是有意義的。前 10 年形成這些“科大精神”既有時代背景（建國不久，又遇三年困難時期），又

有老一代革命家（郭沫若校長、陳毅和聶榮臻元帥等）的精心引導與培植，才使這些寶貴的精神得以確立。中間 10 年涉及“文革”和“遷校”，我想如果沒有這“24 字”表達的“科大精神”的支撐，中國科大現在還是否存在恐怕都是一個問題。正是在這些精神的鼓舞下，後 30 年伴隨國家的“改革開放”，中國科大獲得了蓬勃發展，才使她在國內和國際

上的地位與影響力得到了充分的認可。

    一所學校與“校風”或“校訓”有關的“精神”,要表明的是這所學校和她所培養出來的人具有什麽樣的特質（征）。中國科大的特質是什麽呢？首先她有中國科學院“全院辦校，所係結合”這一辦學特質；其次是中國科大建有國內唯一的國家高能同步輻射光源；再其次是科大畢業生獲兩院院士的比例大約是千分之一。在後 30 年她還有以下幾個特質：（1）科大有個少年班；（2）科大畢業生出國比例特別高；（3）科大擴招人數有限。這些特質與“24 字”所述的“科大精神”有沒有和又有什麽樣的關係？答案是肯定的。“少年班”是一種辦學上的“勇於創新”；畢業出國比例高是科大學生“勤奮學習”，特別是科大對外語要求

特嚴的結果；有限擴招是“求真務實”。未來再如何保持和發揚這些“科大精神”，將是科大人不斷努力和探索的課題，可以相信已有的這些精神一定會在科大發展史上永放光芒。

    最後，還談一下前麵兩次提到與一所學校“精神”有關的“校訓”問題。據我所知，北京大學的校訓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北師大的校訓是“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我不太清楚母校是否把郭校長提的“紅專並進，理實交融”正式作為中國科大的校訓在用。我認為表達“校訓”的文字既有提出時的時代特征，又應具“永恒價值”。提出“紅專”時的“紅”有當時教育方針“德、智、體”全麵發展中“德”的內涵； “專”則是“智”的體現。進一步在“智”中還要求“理實交融”。按照這樣的理解，“紅專並進, 理實交融”應該是滿足校訓具“永恒價值”這一要求的。所以，借母校 50 周年校慶之際，可否對中國科大的校訓進行一些探討與確認。

    1963 年畢業離校後，與母校的聯係非常少，隻記得 1979年準備出國進修時,通過我們在校時常叫的“嶽幹事”的幫助,參加過科大(當時在北京林業大學內)的日語培訓；後又曾安排給母校一位碩士生作過一套要用光纖的激光實驗裝置；還收到過母校 40 周年校慶紀念章；最多的便是隻要到了北京，一有時間總會到玉泉路 19 號去獨自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當年在這裏的美好學習與生活。現在，在母校 50 周年校慶前夕，借討論“科大精神”之機，我寫以上這些文字，是想讓老年的、中年的、年輕的、還在校的、已不在校的，所有與中國科大有過關聯的人們知道，幾十年來，科大學子是時刻想念著中國科大的。

    所述文字與事實如有不當之處，敬請大家批評指正。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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