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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人民日報》——爭取三年左右把全體農民的生活提高到富裕中農的水平
在這裏看昨天 2024-02-27 18:00 貴州
譚啟龍就山東農村情況說明合作化的巨大優越性
我完全同意周恩來總理的報告。我想就有關農村問題提供一些情況和意見。
合作社不是辦壞了，而是辦好了
山東省農村同全國一樣，經曆了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省96％的農戶已經加入了農業合作社，其中85％的農戶加入了高級社。這些合作社，經過去年秋冬的生產、整社工作，已經鞏固下來。這樣就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產生資本主義根源的個體經濟，建立了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製度，徹底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和國家工業化開辟了寬廣的前途，提供了可靠的基礎。去年是農業合作化後的第一年，大家幾乎都是在沒有領導集體生產的經驗、又是在遭受較大的各種自然災害的情況下，全省還獲得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豐收，提前一年超額完成了五年農業計劃指標，糧食總產量達到三百億斤，完成了中共山東省委所提出的增產三十億斤的要求。農田基本建設，去年一年僅水澆地就增加了一千八百多萬畝（去年以前隻有八百多萬畝）。80％左右的合作社增加了生產。除災區外，一般合作社70％以上的社員增加了收入。絕大部分貧農、下中農和一部分富裕中農的生活都較前有所改善，他們表示要在合作社裏一心無二的堅決幹下去。無可懷疑，農業合作化是一個偉大的成功，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如果對於這一方麵認識不足，是要犯大錯誤的。可是去年秋收前後，山東黨內外有不少人反映“農村情況緊張，農民口糧不夠吃，柴草不夠燒，沒有零錢使，日子沒法過。”一句話，合作社辦壞了。為了澄清人們的思想認識，把合作化運動更好地推向前進，中共山東省委曾於去年10月、11月先後召開了兩次委員（擴大）會議，12月召開了省人民代表大會，具體分析了農村合作化後的基本情況，實事求是地肯定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巨大成績，嚴肅地檢查了工作中的缺點，保護了幹部和農民搞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批判了那種消極指責、向農民和幹部潑冷水的錯誤思想；並且決定從各級領導機關抽調了二萬多名幹部，在中共各級黨委書記率領下，深入農村領導秋冬生產和整頓合作社的工作。會後三個多月實際工作和合作社1956年年終分配，事實否定了人們形形色色的、總之是合作社辦壞了的說法。事實也證明這次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有關農業合作化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
當然，不是說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沒有問題和缺點。像這樣一個偉大的群眾運動，如果沒有任何問題和缺點，那倒是很奇怪的。那麽究竟有些什麽問題呢？經過我們的調查分析：第一、合作社中有一部分上中農（約占上中農這個階層的20％—30％），原是在合作化熱潮中抱著隨大流的態度入社的，他們入社不是有真正的覺悟。本來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對於這一部分農民，是以等待和啟發他們真正自覺要求入社時再吸收他們入社為好的。可是在運動高潮中，他們堅決要求入社，又不好拒絕。他們入社後，由於合作社尚在初創時期，有的還不能較入社前增加收入，有的感到不如入社前自由自在，有的雖也增加了收入，但又說貧農增產主要是沾了他們的光，說他們自己入社“好像長蛇遊進竹筒，進退兩難”。第二、合作化頭一年，幹部都缺乏辦社經驗，有些宣傳說得不切實際；要求過急過高；經營管理上對副業生產和多種經營注意不夠；有些社對勤儉辦社注意不夠，頭一年基本建設搞得過多；使一部分社員感到控製過緊，零用錢困難。第三、年終分配工作遲緩，許多社員說：幹了一年，究竟能分多少東西？大家摸不著合作社和自己收入的家底，引起一些不安情緒。第四、還有約占總農戶15％的農戶，因原來家底很薄，或因人口多、勞力少，或因遭受臨時災害等等，入社後生活也還有不同程度的困難。這些困難戶合作化以前原就存在，合作化以後解決了一部分（“五保”戶、“三定”戶等），但是還有一部分困難戶。對此，領導上預計不足，缺乏及早安排。第五、有相當一部分幹部作風不夠民主；辦了一些外行事，如有些地方打井和技術改革不從實際出發等。這是農民最有意見的。第六、個別幹部確有違法亂紀現象，引起有些地方社幹和社員關係緊張。
采取四項具體措施解決合作化中的問題
根據上述調查分析，山東各級黨政領導從去年10月以後，就按照中共山東省委和省人民委員會的部署，采取了如下幾個主要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一）加強思想教育，提高幹部和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各地都召開了縣、區、鄉、社幹部和積極分子大會，通過傳達中共“八大”決議精神，總結當地一年生產、辦社經驗，肯定成績，指出缺點，支持幹部和群眾堅決辦好合作社的積極性；結合整頓幹部作風和總結介紹民主辦社及勤儉辦社的典型經驗，提高幹部領導水平；並有分別地處理了個別違法亂紀分子。（二）從去年11月以後，各級黨政領導集中力量抓合作社年終決分，在分配中一般都執行了黨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合作社的扣留連農業稅在內隻能占總收入的30％—40％，社員實際所得應占總收入的60％—70％的基本原則和按勞取酬原則。現在全省合作社的全年決分工作大體上已經搞完，隻剩一些遺留問題，正在繼續處理中。（三）對占農戶15％左右的困難戶，各地在去年年終分配時，除災區加強全麵生產救災工作外，在一般地區采取了不少照顧辦法，其中根本的辦法是：把困難戶分配到各生產隊裏去，由各生產隊從安排全年勞動中加以照顧，包給他們一些可幹的輕活，並根據勞動能力固定他們全年應做勞動日，給以較高的工分，鼓勵他們積極勞動。這個辦法今年都在普遍推行。個別基礎較好的社在開始試行進一步的辦法，即在訂出全年的生產計劃後，接著搞成本核算、勞動定額和包工包產，訂出全年的用工方案和預分方案，各戶全年幹多少工，分多少糧款，在確定定額和包工包產時就大體定下來。對收入少、生活可能發生困難的戶，就及早從勞動上加以安排。我們相信，在一般年景下，依靠合作社這一優越製度，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農村最後一部分困難戶的問題，將會逐步地得到徹底解決。（四）在合作社全年決分一解決，黨政領導緊接著全力抓生產，抓今年增產和增加收入的計劃，抓包工包產，進一步建立生產秩序，具體組織生產行動。
經過上述措施，現在全省合作社已經初步鞏固下來。總之，從山東農村情況來看，總的說來是很好的，但問題和缺點確實不少，有的還相當嚴重。為了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中共山東省委在上月下旬召開了有全省縣委書記參加的第四次委員（擴大）會議，根據黨中央在2月間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的指示，采取了一係列相應的措施，來求得進一步鞏固農業合作社和爭取今年農業的全麵豐收；並提出爭取在三年左右（從今年起）農村平均每人全年糧食占有量達到七百斤，農副業總收入達到七十元，把全體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提高相當於富裕中農的水平。目前大家都在滿懷信心地為實現這些要求緊張的工作著。
農民的生活不是不好了，而是好多了
這裏我反映一下山東農民近年來尤其是合作化後一般的收入和生活狀況。我舉這樣幾個實例：今年春節期間，中共山東省委辦公廳有七個幹部回家過春節，他們在家住了一個多月，調查了自己家庭和親鄰共計十九戶社員的收入和生活情況。這十九戶中有十戶老中農、四戶新中農和五戶貧農。他們在抗日戰爭前的1936年，每口人的平均收入是五七點六四元，平均消費額是五四點三三元。1949年的平均收入是六九點四九元，平均消費額是六五點四九元（1936年和1949年的金額都是按1956年實物價格折算的）。而在去年，每人平均收入是七三點三六元，比1936年增長27％強。每人平均消費額是六八點一六元，比1936年增長25％強。在十九戶農民中，1956年收入和消費額都比戰前顯著增加的有十五戶；收入增加、消費額略為減少的有一戶；隻有三戶因為人口增長太快，或是戰前因雇人勞動，入社後又喪失了勞動力，而收入、消費都有減少。這裏我簡略談一下省委辦公廳秘書景如琴同誌回家了解的情況。他家在萊蕪縣香山區趙嘴村（山區），是上中農成份。他回家前，家裏不斷寫信向他訴苦要錢。他到家時，他的哥哥、前後院的嬸子和大娘，一見麵就眾口齊聲地說：“入了社，遭了殃，每人三百六十斤口糧，一甕子還不滿，好就吃過正月，春天非紮著脖子不行，跑不了挨餓”等等。但是過了幾天，家裏準備了酒菜請他吃飯。他問：“家裏這樣困難，還弄這個幹什麽？”他哥哥才說：“實話告訴你吧，咱去年分的糧食舊曆10月才開始吃，10月以前吃的是陳糧，每人口糧不是三百六十斤，是五百斤。你放心吧，保險夠吃的。”他全家七口人，生活原來過得很好，1956年共買布一百七十尺，每人平均二十四尺，而1936年每人平均隻二十尺，1949年每人平均隻十三尺半。過春節時自己宰了一口豬，七十多斤肉，除送人十斤外，全部自己吃了。零用錢從來沒有斷過。燒柴確有些不足，但有個煤爐子，也沒有困難。景如琴同誌問他家裏： “生活這樣好，為什麽還訴苦說困難呢？”他家人說：“別人比咱好的都說難辦，咱為啥不說困難呢！”又說：“大家叫苦，都是想叫上級再多給留點糧食，多照顧一點；有的是怕露富，怕向社裏投資。”類似這樣的戶，在該村一百零四戶中約占20％。其實，這種情況也不是萊蕪縣一地所獨有的，它對於其他各地都有相當大的代表性。其次1956年底，我們調查了六十三個縣（市）、七百九十個農業合作社、三萬戶入社農戶的收益分配情況，據已審查的二十四個縣、三百七十二個社、一萬零三百六十戶調查材料的基本情況：總收入二千一百四十四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元，其中交納國稅占總收入的8.07％，生產費用占27.71％，管理費用占0.42％，提存公積金3.44％，提存公益金1.14％，勞動報酬54.88％，生產資料報酬3.73％，其他支出0.61％（按：這三百七十二個社的分配中，合作社的扣留還是過緊了一點）。糧食每人平均占有量全年六百零七斤，比1955年每人平均占有量（五百五十九斤）增加8.6％；每人平均實分糧食四百二十三斤。這一萬零三百六十戶社員中，比去年增加收入的占69.7％，不增不減的占10.5％，減少收入的占19.9％。減少收入的主要是富農和原來的上中農。再次去年12月我親自在曆史上非常貧苦的費縣（山區）了解，全縣平均每人糧食占有量：1953年為四百一十六斤，1954年為四百六十七斤，1955年為四百七十一斤，1956年已達到五百七十一斤。這個縣過去很多農民用糠菜當飯，現在可以全部吃糧食了，雖然還包含不少粗糧。我在臨沂專區（這個專區農民生活水平在全省是較低的）還訪問了七個社（平原、丘陵、山區的都有）二十三戶農戶（原來的貧農、中農都有）共一百三十人，總收入折合現金全年平均每人五十八元。莒南縣山區石泉湖村，過去是一個很窮的村，1956年全社平均每人全年純收入八六點六六元。
此外，對於物資供應的緊張問題，我們也作了一些調查研究：全省平均每個農民的購買力，據統計1949年為一一點九四元，1953年為二二點六八元，1954年為三三點七元。全省幾項主要生活用品的供應情況：豬肉——1952年為三千五百零六噸，1956年為四千六百七十二噸，增加了33.27％。食油——1952年為三萬一千六百一十三噸，1956年為九萬八千一百九十七噸，增加了210.62％。棉布——1952年為五百七十五萬匹，1956年為一千四百三十八萬匹，增加了150％。煤炭——1952年為一百七十六萬噸，1956年為五百二十萬噸，增加了194.16％。很顯然，供應緊張的原因不是物資供應的數量減少了，而主要是中共“八大”決議所指出的“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廣大人民消費需要增長的速度，超過了消費資料生產增長的速度。很多農民過去紡土紗、織土布，現在改穿細布、好布了。臨邑縣五星農業社的婦女這樣反映：做件上衣得三天，如果參加社裏勞動，三天至少幾元錢，幾乎可買一件上衣。因此，她們不願自己織布做衣服了，市場上的衣服也就供不應求。這個社五百一十九戶，過去洗衣服幾乎全是用灰水，現在大部分用肥皂。很多社員買了衛生衫褲，有些婦女還要求供應小腳的毛襪子。老年婦女和小孩戴的帽子，過去農戶都是自己做，現在很多都是購買的。青年人很多戴“幹部帽”。很多社員購買質量較好的花瓷盆、熱水瓶等等。這個鄉的供銷社門市部，1956年銷售襪子二千二百五十三雙，比1955年（銷售一千零二十二雙）增加了120.4％；毛巾銷售了一千四百七十七打，比1955年（銷售七百二十八打）增加了102.8％。莒南縣石泉湖這個僅有四十二戶、二百零二口人的山村，1955——1956兩年，就新添棉被八十多床，膠鞋、球鞋一百二十雙，竹殼熱水瓶三十一個，手電筒十五個。
當然，某些物資供應緊張與我們工作上的缺點有關係，個別地區也曾發生過某些不應有的人為的緊張，但是，這僅僅是次要的。今後供應工作需要很好的改進，但是某些物資的緊張情況仍然是難於完全避免的。因此，我們認為關鍵在於教育廣大幹部和群眾正確了解這一情況，從而努力增加生產，發揚我們勤儉樸素的優良傳統，厲行節約。隻有在生產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廣大群眾生活消費的需要才能逐步地得到改善。
以上是我提供的幾點情況和我對這些情況的看法，是否有當？請大家批評指正。
1957年3月12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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