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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複始，萬象更新。這一天既有收獲的喜悅，更有對未來的企盼，故而成了中國人最盛大最古老的傳統節日。
而將正月初一定為春節，才是100多年的事兒，命名春節者竟然是貴州省貴陽市開陽縣的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貴州紫江兩流泉（今貴州省開陽縣雙流鎮）人，字桂辛，號蠖園。舉人出身，曆任道員、京師大學堂譯書館監督。1904年（光緒三十年）任北京外城警察總廳廳丞、內城警察部監、東三省蒙古事務督辦、津浦鐵路督辦等。1912年至1915年，連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內務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等要職。那麽，這位民國要員與春節有什麽關係呢？這還得從曆史的變遷說起。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徹底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帝製，建立了中華民國。1912年，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隨後通電各省：“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目的是為了“行夏正，所以順農時；從西曆，所以便統計”。“黃帝紀元”是一種以傳說中黃帝誕生年為元年的紀年法，現在台灣省仍在實行這種紀年法。
1912年1月13日，孫中山發布《臨時大總統關於頒布曆書令》，責成內務部編印新曆書。隨後又規定陽曆（公曆）1月1日為“新年”，但不叫“元旦”，主張廢除農曆的大年。《曆書令》剛頒發不久，時局發生變化，孫中山讓出最高權力，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袁世凱上台之初，還表示遵循孫中山的一切政令，包括繼續推行新曆。於是，在國內就出現了兩種曆法體係，一種是官方推行的西洋陽曆體係，以耶穌誕生年為元年，亦稱公曆，作為公共行政、執法、國際交往的時間標準；一種是傳統的農曆體係，人們按習慣沿用，服務於農時與日常社會生活。袁世凱終究是有野心的，“遵循孫中山的一切政令”，是暫時的，是為了掩人耳目，另搞一套是必然的。於是，這個任務就落到了朱啟鈐的肩上。
1914年1月21日，擔任民國政府（亦稱北洋政府）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在致袁大總統的《定四季節假呈》中寫道：“竊自新邦肇造，陽曆紀元，所以利國際之交，通定會計之年度，垂為令甲昭示來茲。但乘時布令當循世界之大同，而通俗宜民應從社會之習慣。故日本維新以來，改正曆法推行，以漸民間風俗所關，悉屬因仍未改春秋佳日，舉國嬉嬉，或修祓禊，或隆報饗歲，時景物尤見唐風，良以征引故事，點綴承平。不但資生計之節宣，且助精神之活潑。我國舊俗，每於四時令節，遊觀祈獻，比戶同風，固作息之常情，亦張弛之至道。本部征采風俗，衡度民時，以為對於此類習慣，警察官吏未便加以幹涉。即應明白規定，俾有率循。擬請定，陰曆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凡我國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員亦準給假一日。本部為順從民意起見，是否有當理合，呈請大總統鑒核施行。（引自《紫江朱氏家承·蠖園文存》）。
袁世凱當天即批曰：“據呈已悉，應即照準，此批。”1914年1月23日，內務部轉發各省執行。於是，在1914年1月26日(農曆正月初一)，中國人第一次度過了一個名叫春節的農曆新年，而且在喜慶的氛圍中上班的公務人員也有了一天的假期。
朱啟鈐在擬定春節這件事情上，不難看出其用心之良苦，一邊是孫中山已頒布的《曆書令》，要將國人的新年全盤西化，一邊是袁世凱的完全複古，為他做洪憲皇帝作鋪墊，一個是在野的，一個是執政的，作為內務總長的朱啟鈐並沒有一邊倒，他經過認真思考，並結合自己1907年做東三省蒙古事務督辦時，在日本的實地考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之所以“舉國嬉嬉，或修祓禊，或隆報饗歲，時景物尤具唐風”，舉國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原因就是“未改春秋佳日”，況且“固作息之常情，亦張弛之至道”，警察官吏都不能加以幹涉。言之鑿鑿，入情入理。
這一點與朱啟鈐一生的幹練務實是一致的。朱啟鈐從一個清政府的八品官步入仕途，曆經清光緒、宣統時期，直至民國初年任政府交通總長、內務總長、代理國務總理，地位之高，權力之大，到了極點。“是寫民國史前半頁的主要人物”（曹聚仁語）。除了貴人提攜，主要還在於朱啟鈐的勤勉好學，辦事幹練，為人機警，通權達變，以及他的一腔愛國熱情。而縱觀朱啟鈐一生，他的輝煌並不在仕途上，其功績主要體現在如下的幾方麵。
一是興辦實業，振興社會經濟。朱啟鈐離開政界後於1921年遊曆歐美，歸國後接任瀕臨倒閉的山東棗莊中興煤礦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職位，使該礦起死回生，一躍而成為僅次於遼寧撫順、河北開灤的全國第三大煤礦。
他在上海創辦的中興輪船公司，是我國第一家以民營資本形式投資的遠洋船運公司。解放初，有九艘輪船滯留香港，朱啟鈐號召起義歸來，成為新中國遠洋船運事業的基礎力量之一。
二是創建中國營造學社，培養古建築研究人才。1929年，朱啟鈐自費建立“中國營造學社”，親任社長，這是中國第一個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和保護古建築遺產為宗旨的民間團體。
營造學社成員梁思成、劉敦楨、梁啟雄、單士元、林徽因等都是中國一流的古建專家學者。朱啟鈐親自組織出版了《貴陽甲秀樓建築調查紀略》等30多種古建專著，極大地推動了古建築學的深入研究。
三是親自主持對北京城區的改造，為北京城市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1914年，擔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呈《修改京師前三門城坦工程呈》，不久獲得批準，從此拉開對舊北京城的改造。
直到解放初，擴建天安門廣場和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時，周總理指示有關部門征求朱啟鈐的意見。朱啟鈐為此提出三條建議：一、在天安門廣場的四周，不要修建高於天安門城樓的建築；二、擴建廣場，移動華表時要注意保護，特別是西邊的華表在庚子年（1900年）遭到八國聯軍的破壞，底座纏有鋼箍，移動時須小心謹慎；三、廣場上的東西兩麵的“三座門”盡量不拆，而東西“三座門”之間南麵花牆是為與東交民巷外國練兵場隔絕，在改建新華門時修建的，並非古跡，可以拆除。人民政府采納了上述建議。朱啟鈐對北京城的改造，為今天北京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是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開發建設北戴河。1916年，朱啟鈐首次親臨北戴河，深感北戴河開發建設混亂無緒，各外國列強企圖霸占海濱。於是，朱啟鈐號召在海濱避暑的中國上層人士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1917年8月10日，公益會成立，朱啟鈐被推為會長。公益會的宗旨是統籌北戴河的地方公益事業，統一領導、規劃、管理北戴河的開發與建設。從1918年至1932年的15年中，朱啟鈐領導的公益會重點致力於北戴河的交通、衛生、教育等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加強對慈善事業、公共捐助、土地調查、保護風景古跡的管理力度。如今的北戴河早已成為避暑勝地，朱啟鈐功不可沒。
朱啟鈐在任內務總長時，曾支持參與袁世凱複辟帝製活動，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曆史性錯誤。袁世凱死後，為此他遭通緝，直至1918年2月4日，代總統馮國璋才取消了通緝令。
著中華帝國一等祭服的內務總長朱啟鈐
從此他決心擯棄官場，走自己的路，如下事實足以說明朱啟鈐棄官的決心：1918年8月，朱啟鈐獲選安福國會參議院副議長，未就任；1919年，他應徐世昌總統之邀出任南北和談北方總代表，和談破裂後即隱居天津；1921年，他作為徐世昌總統私人代表赴法國，代徐接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旅歐期間，他捐巨款支持勤工儉學學生，為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做出了貢獻；1930年，張學良委他為北平市市長，他堅決不就任；抗日戰爭時期，他拒絕漢奸江朝中、王克敏等人的利誘、拉攏直至威脅，保持了民族氣節。
朱啟鈐與黎元洪張學良等在其天津別墅
朱啟鈐利國利民的所作所為，崇高堅毅的人格魅力實在令後人景仰，這是中國人、貴州人、貴陽人、開陽人的驕傲。每當春節來臨時，黔城君總會想起這位可欽可佩的曆史老人，這個德高望重的開陽先賢。
朱啟鈐夫婦與五個女兒
來源：國士無雙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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