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p.weixin.qq.com/s/hdyaKoiBkUfN1qUbQohfqQ
觀點｜中國環境史視角下的尼克鬆訪華
生態與國際關係
談到尼克鬆訪華，我們都會將它視為冷戰的轉折點
不過，除了地緣格局的變動與國內政策的轉向外
尼克鬆訪華也有一個“意外之功”
它緩和了中國早已瀕於崩潰的生態失衡
從此，中國的農民不必再向山坡、草原和熱帶森林進軍
將邊疆森林與草原景觀改造成脆弱的農耕灌溉係統
並飽受糧食危機與人道災難的折磨
▲
尼克鬆在長城
為什麽這麽說？其中的關鍵要素是：化肥
20 世紀初，德國的科學家成功合成了富含氮的肥料
德國的企業家則實現了對化肥的大規模商業化生產
到了 50 年代，以合成氨為基礎的化肥生產緩慢推廣開來
化肥的大規模應用提高了自然資源對人口的承載量
有學者估計，如果沒有合成氨方法的發明和相應的化肥生產
全世界的人口不會超過 25 億太多
換言之，化肥養活了 35 億多人口，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中國人
▲
“肥料工業之父”德國馮·李比希（Justus Freiherr von Liebig）男爵
然而，對於建國初期的中國來說
化肥卻是不折不扣的工業奢侈品
1949 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隻有兩家化肥廠
受製於技術和資源，新廠的建設遠遠無法滿足農業的需要
而中國的人口卻在短短 30 年間增長了近 2.5 億
為了避免大規模的饑荒與人口滅絕，提升農業產出
唯一的方法是隻有增加勞動力投入或耕地數量
▲
建國後的農業生產
於是，建國初的 30 年見證了規模浩大的拓殖活動
填不飽肚子的農民向東北的森林、蒙古的草原
雲貴的熱帶森林甚至新疆的綠洲進軍
在 1949 年到 1976 年間，中國的耕地麵積增加並不大
但播種麵積則從 1.2 億公頃增加到了 1.5 億公頃
新墾耕地的數量幾乎相當於第一個千年期間（漢代至宋代）所開墾土地的總數
▲
尼克鬆訪華
農業向邊疆和山地的拓展不僅激化了族群間的矛盾
也造成了自然生態的急劇退化
塵暴、內澇、鹽堿化和沙漠擴張成為自然的新景觀
不過，這一生態災難被解除的方式也頗為突然
1972 年，尼克鬆訪華簽署的第一份商業協議
就是為中國引進 13 套世界最大規模生產氮基合成化肥的合成氨裝置
此後，中國陸續購置新設備並形成自主生產的能力
到 1990 年代基本實現自給自足
因此，從環境史的視角來看
中美建交的一個直接結果是緩解了中國環境的緊張狀況
ISBN：978-7-300-29896-2
著者：馬立博（Roberts Marks）
譯者：關永強、高麗潔
定價：109 元
出版時間：2022 年 1 月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馬立博｜著
化肥：
一部共和國環境史
2022/03/ 16
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原材料的約束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一個由國家意誌推動迅速實現工業化的新時代的開始。盡管是建立在一個農村占絕大多數、飽受森林砍伐和環境退化之苦、曆經戰爭蹂躪的舊中國基礎之上，但毫無疑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在60年中已經從一個農業社會轉變成為全世界規模最大，然而也可以說是汙染最嚴重的工業經濟體之一。到21世紀初，全世界汙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
然而，中國的工業化有賴於農業產生的盈餘，但農業自身也處於困境之中。早在漢代，華北平原的小麥和小米等旱地作物可能就已經達到了產量的頂點，而水文問題引起的內澇、鹽堿化、泥沙淤積和土壤沙化，更是降低了這些作物的產量。水稻的收獲量雖然要大得多，但也已經在不遲於18世紀達到了極限。最基本的問題還是土壤中關鍵養分特別是氮的耗竭。
1.土壤的耗竭
盡管人們采取了各種讓養分循環回農田的措施，但到1949年時，中國幾乎所有的耕地都處於缺氮的狀態。當中國共產黨1949年掌握政權時，農民們通過既有的方法，已經很難繼續向耕地中增加氮肥以提高糧食產量了，因此既不能為工業化提供盈餘的資金，也無法提高現有人口的生活水平，甚至連繼續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都很成問題。事實上，20世紀前半期就已經有證據表明糧食供應不足以維持現有人口了：高達15%的男性都因非常貧困而結不起婚，因而也就無法生育子女從而實現自我的再生產。總之，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農業生產力因缺乏合成肥料而無法迅速提升的狀況，嚴重製約了中國工業化的努力。
2.外國勢力的反對
第二個製約因素來自國際環境。即使新政府擁有外匯或信用貸款從國際廠商那裏購買化肥，但美國當時正打算抑製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威脅，再加上中國幫助朝鮮在朝鮮戰爭（1950—1953）中抗擊美國，這顯然意味著中國加入了美國敵對的陣營，所以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的措施，切斷了中國從資本主義世界獲得信貸和技術的渠道。蘇聯於是成為中國工業化唯一的外援，然而這些援助最終證明不僅數額很小，而且時間也很短暫。
3.龐大而且不斷增長的人口規模
更複雜的是，中國領袖認為，一個龐大且不斷增長的人口規模是件好事，他在1949年新政府還不知道確切的人口數字時曾寫道：“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多的勞動者，他們的勞動和創造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他們認為，通過迅速實現農業集體化，不僅可以釋放農民壓抑已久的社會主義熱情，還可以在不需要化肥投入的情況下，大幅提高農業的生產率。。
當1953年中國第一次現代人口普查得出全國人口為5.83億時，領袖們非常高興。除了可以形成更多的勞動者，他們認為眾多的人口還是一項軍事資產，即使是美國的核打擊也無法完全消滅中國。新政府鼓勵家庭生育，對那些子女多的家庭配給更多的口糧，因此，在三十年間期間，中國人口增長了近2.5億，在1976年已經超過了8億。然而這一時期的農業生產率並沒有——在沒有化肥投入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增長，農業總產量確實增加了，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是以向更加邊緣地區拓展農業生產和進一步破壞森林、草原和水域環境為代價的。
無論中國要尋求怎樣的工業發展，它在數十年的時間裏都要依靠農業的生產力，並受限於農業的客觀條件。正如經濟學者巴裏·諾頓（Barry Naughton）所指出的：“這裏形成了一種體製，使得所有戰略性和體製性政策都為最大程度地讓資源流入工業部分而服務。這一體製的決策權集中在頂端，因此，中央領導人可以根據自己認為的輕重緩急來調撥資源。換句話說，這一體製可以使‘躍進’的潛能最大化。但是，每當這一體製真正開始加速運行的時候，都會出現根本性的問題，導致經濟因超調而撞上天花板。那麽，什麽是這個‘天花板’呢？這個‘天花板’就是農業無力迅速生產出足夠的糧食盈餘。”
工業瓶頸：化肥的短缺
化肥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並不是說毛時代的中國領導層不知道去增加人工合成化學肥料來解決農業問題，而是因為，這本身就是工業化的一部分，需要建設可以生產化肥的現代工廠。20世紀初，德國的科學家用化學方法成功合成了富含氮的肥料，德國的企業家則實現了對化肥的大規模商業化生產。由於20世紀上半期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的破壞，直到1950年，以哈伯-博施法（“the Haber?Bosch”process）合成氨為基礎的化肥生產才緩慢地推廣開來。
斯密爾估計，如果沒有合成氨方法的發明和將氮轉化成一種可利用的形式被農民用於作物施肥，全世界的人口不會超過25億太多。換言之，化肥使用帶來的食物增加，養活了另外的35億多人口，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中國人。
當中國共產黨1949年奪取政權時，中國隻有兩家化肥廠——其中一家是日本人在1930年代占領東北時建立的；另一家在南京附近，是由一位曾經留美的中國化學家創辦的。中國雖然製定了相關計劃來擴大這兩家化肥廠的產量，也在1960年代“大躍進”期間啟動了幾家新的化肥廠建設並進口了一些昂貴的原材料，但由於幾乎所有的農田都需要補充氮肥，國內的產能仍然無法供應足夠的化肥。這種物質條件的限製意味著，隻有增加勞動力投入或耕地數量才有可能提升農業產出。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的確看到了兩種巨大投入的結合。
雖然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來鼓勵農民投入更長的勞動時間和更大的勞動強度，可能會使農業生產力有所增加，但正如“大躍進”所表明的，這種高度的勞動熱情隻能保持很短的時間就會耗盡。因此，要真正增加農業產量，以維持既有人口增長並實現盈餘、為工業生產提供投資，就必須擴大耕地麵積。
在中國共產黨人所繼承的農業經濟中，有大約8000萬公頃（近2億英畝）的耕地，其中約40%是稻田。到1980年時，耕地總量增加了50%左右，達到1.2億~1.3億公頃。如斯密爾所指出的，這些耕地數據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中國官方統計中則對耕地和播種麵積進行了區分，這些數據表明，在1949年到1976年間，中國的耕地麵積增加並不大(停留在1億公頃左右)，但播種麵積則從1.2億公頃增加到了1.5億公頃。
這些新增的耕地主要來自中國東北和西南地區（特別是雲南）的森林，以及北部（內蒙古）和西北（甘肅和新疆）的草原。換言之，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中，新墾耕地的數量幾乎相當於第一個千年期間（漢代至宋代）所開墾土地的總數。
早在18世紀末，中國農民對邊緣地區土地的大量開墾，就已經對環境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破壞。在共產黨人建立政權時，山坡、幹旱草原和熱帶森林的麵積都已經出現了下降。盡管如此，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裏，毛澤東還是把農業進一步推向了更加貧瘠（至少對農業而言是這樣）的地區，而這——我們將在後麵幾節對森林、草原和水資源的考察中看到——也成為一個繼續改變中國環境的重要力量。
總之，由於缺乏足夠數量的化肥，加上思想和政策上傾向於擁有龐大且不斷增長的人口規模，以及以最快速度推進工業化發展的願景，共同促使著新中國的領導人采取了迅速增加農業耕地的政策。然而新土地的開墾，就像前文所述丘陵、坡地或草原一樣，還是會導致環境的退化。
就中國人與環境的物質關係而言，1949年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構成一個分水嶺。事實上，共產黨的勝利造就了一個強大的新國家，它擁有實現工業化的意願和能力，也提供了和平與安全的保障。新中國與前一個世紀的一個顯著差別在於，政府高度穩定和有能力掌握自己的邊界與命運。但是，養活不斷增長人口的需要——或者用李明珠的話說，“征服饑餓”——以及持續了數百年之久的土壤養分耗竭、清除森林和草原以種植農作物、將農場推向更邊緣的地區包括坡度超過40度的易侵蝕的山坡，這些都沒有變。而且，還要加上美國因朝鮮戰爭而施加的貿易禁運的影響，認為龐大且不斷增長的人口是一件好事的信念，以及從農業積累盈餘資金以促進工業化的需要。
由於貧困、技術落後和國際孤立（除了蘇聯，但其援助也隻持續到1960），中國人基本沒有什麽選擇，隻好把工作重點放在盡可能迅速發展農業上。全國僅有兩個化肥廠，幾乎沒有任何農業機械設備，缺乏驅動水泵的電力或小型發動機，這些現狀意味著隻有期望農業和農民來肩負起改造中國經濟、實現工業現代化的重任。當然，這也意味著自然環境將不得不為此而付出代價，不幸的是，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缺乏化肥，使得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整個1970年代。
人口的增長與農業技術的停滯不前加劇了饑荒的威脅，在1959—1961年，從各地饑荒的報告來看，包括河南、河北和安徽等省份的狀況確實非常悲慘。用賈斯珀·貝克爾的話說：“（信陽的）農民除了樹皮、野草和野菜以外，沒有什麽可吃的。”在淮河平原的安徽部分，公社食堂隻有野草、花生殼和紅薯皮，甚至還有人吃人的報道。據李明珠的研究，河北省“人們吃野菜、野草、樹皮、玉米芯和穀殼，其他的糧食替代品……包括黃豆粉、紅薯梗、棉籽餅以及用樹葉和草磨的粉。農民們會把玉米芯和樹皮等‘代食’磨成粉，再經過蒸、煮，這樣才能吃得下去，綠草、葉子和草根則可以直接煮著吃。由於感到肚子裏太空，饑民們往往會去吃那些無法消化的東西，結果導致了更糟糕的後果。其中之一就是觀音土，其他還有棉布或木屑。這些饑荒中的食物隻能提供暫時的飽腹感，但會對消化係統造成極其嚴重的影響”。農村至少華北地區的農村極其貧瘠，連老鼠都找不到，農民們甚至用棍棒四處戳搗以尋找老鼠洞和它們存儲的任何食物。所有這些關於尋找食物的報告都表明華北平原的自然環境已經極為退化和貧窮。除了農田，已沒有足夠的土地或棲息地來維持任何其他野生動物的生存，我沒有見到任何報告提到人們吃青蛙、鳥類、蜥蜴、昆蟲甚至蠕蟲。就算有的話，肯定也已經被抓住吃掉了。野生物種的缺失，不僅證明了這場人類引起的饑荒的殘酷，也意味著整個自然生態係統的徹底崩潰。
尼克鬆訪華與環境變遷
化肥的不足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的改善和為工業投資積累資金，而這一約束被解除的方式也頗為突然。
這個故事與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1972年對中國的曆史性訪問有關，尼克鬆訪華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地緣政治背景導致的結果：美國深陷越南戰爭，因而急欲擺脫這一狀況，同時也希望能以某種方式對蘇聯施加壓力，迫使其接受更多的核軍控協議；而中國當時也與蘇聯存在軍事方麵的矛盾。因此，“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的邏輯，常常被用於解釋理查德·尼克鬆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總理與毛澤東主席之間曆史性的會晤。
從環境史的視角來看，中美建交的一個直接結果是緩解了中國環境的緊張狀況。尼克鬆訪華後立即簽署的第一份商業協議，就是為中國引進13套世界最大規模生產氮基合成化肥的合成氨裝置。中國在1970年代還購買了相關的其他設備，並在1980年代形成了自建化肥廠的能力，到1990年代基本實現了自給自足，新千年之際已經開始出口化肥了。瓦格納·斯密爾認為，正是通過進口的合成氨和尿素生產設備，中國開始突破他提出的“氮肥障礙”，通過大量使用化肥成功實現了農業產量的大幅增加。這一突破恰好遇上了毛時代的結束和改革開放時期的開始，也為中國此後的高速工業化提供了農業生產力大幅提升這一必要條件。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這一切並非偶然，中國在1970年代最急於尋求這項技術，也正是為了解決環境狀況對快速工業化的限製這一根本問題。事實上，這一突破發生在毛的任期之內。
/ 作者簡介/
馬立博，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博士，Whittier College曆史係教授，主攻東亞地區的曆史與環境研究，是西方東亞環境史研究的領軍人物，早年研究廣東海豐縣農民革命。其著作包括：《虎、米、絲、泥 : 帝製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South China ）,《現代世界的起源 : 全球的、環境的述說，15-21世紀》(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和《中國環境史》( China: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
/ 內容簡介/
《中國環境史：從史前到現代（第2版）》是由西方學者撰寫的第一部中國環境通史，在廣泛吸收西方學術界有關中國各曆史時期各地區自然環境及其與人類社會關係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綜合會通，對中國的長時段人與環境互動關係進行了全景式的動態考察。書中指出，在數千年改造自然環境的過程中，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經由市場聯係的中央政權和農業家庭相結合的方式產生了關鍵的影響；而中國發達的農業在養活大量人口的同時，也加劇了生態係統的單一化。作者還發現，中國文化中雖然很早就形成了道法自然、水土保持、節製開發資源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等思想觀念，但與經濟和政治等因素相比，這些思想卻並沒能發揮應有的影響。這在環境保護日益得到重視的今天，尤其值得我們深思。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